对双减政策的认识范例(12篇)
时间：202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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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以来,我局积极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以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双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按照市双拥工作的具体要求，立足实际，狠抓落实，营造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人的社会氛围，为国家和部队建设，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现将工作汇报如下：
（一）领导重视，建立健全机构，完善规章制度
卫生局领导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切实把双拥工作作为事关全局，涉及长远利益的大事来抓，把双拥工作列入本单位的重要议事日程，并由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成立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双拥工作的统筹协调。由局长担任组长，其他三位副局长任副组长，办公室、人事科及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任组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同时进一步健全组织网络，要求各下属单位建立相应的机构，确保双拥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统一思想，全员参与
结合实际，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国防教育活动，使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做到双拥工作制度化、经常化。
一是利用“八·一”建军节、神舟“五号”、“六号”飞船发射成功等时机，开展国防教育，讲授国防知识，充分认识军队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高职工的国防意识和拥军意识。经过学习教育，大家一致认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就不可能赢得应有的国际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受致于人。作为医务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军队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优良传统和顽强作风，以扎实细致的工作，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实现卫生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是国防教育以卫校为重点，从学生抓起。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和基地，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每年组织学生在清明节，五四青年节，国庆节到新四军纪念馆和烈士陵园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活动。
三是把征兵体检作为双拥的一项重要工作，每年配合人武部门做好全市的征兵体检工作，保证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
四是强化宣传力度，每年八一建军节，张贴宣传标语，专题制作宣传栏，把地方建设和部队建设紧密结合，增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优抚工作形式多样、扎实有效，双拥工作有序开展
一是做好拥军优待标识工作。在各医院挂号、取药、收费、就诊等窗口均设立军人优先标牌，落实军人就医优先政策。
二是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广泛开展面向革命功臣、军烈属、革命伤残军人、在乡老复员军人等重点优抚对象的“献爱心活动”，进一步建立健全优抚对象医疗保障体系。各医疗单位开设健康门诊，坚持免费体检，凭“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证”就诊，可享受“四优先”（优先挂号、就诊、取药、住院）、“两免”（免交挂号费、注射费）、“三减半”（减半住院床位费、三大常规检查费、外科换药费）等优惠待遇。
三是认真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工作。3年来，我局克服困难，认真做好转业干部、退役士兵及随军家属的安置工作，共安置转业干部1人、退役士兵7人、随军家属1人，按照专业对口，方便生活的原则，把他们安置在效益较好的在城单位，并进行政策倾斜，鼓励他们爱岗成材，现在已有多人成为单位的骨干。
四是开展结对共建活动，我们切实把为部队排忧解难作为开展军民共建工作的立足点，把为部队办好事、办实事当作共建工作的重要内容抓好落实，做到组织健全、政策落实、活动经常、关系融洽、注重实效。市人民医院与市消防大队结成共建对子，市疾控中心把健康知识送进军营，不定期地到部队开设卫生知识、心理咨询等讲座，为驻军部队官兵建立健康档案，每年为他们免费体检。
一、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1、缺少相关政策法规的扶持
国际上职业教育“合作模式”典型的当属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国家之所以校企合作能够长盛不衰，效果明显，主要应归功于国家建立了完善的保障校企结合的法律框架。反过来看，我国在这方面主要依靠《职业教育法》。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强制性惩罚措施和引导性鼓励措施同时缺乏，要建立起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稳定机制根本就无从谈起。近年来，中央政府和地区政府也为校企合作了一些有利政策。但这些还不够，政府还应该出台更多的相关政策来引导、指导和支持校企合作，促使职业院校与本地企业进行全方位合作，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搭建校企合作的平台。
2、企业社会责任的缺乏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回馈社会的自觉意识比较强烈，企业对应该承担的环境保护、教育支持等责任认识比较到位。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社会责任认知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利用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正确认识作为校企合作利益机制的一种补充，还有待于经济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企业文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3、缺乏利益结合点
目前，多数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仅停留在校内模拟、企业参观或短期实习的层面上。中小企业很需要职业教育为其提供后备人力资源，但是又没有能力参与深度的特别是全面深度的合作，而有能力的大企业往往不愿参与合作。企业所实现的是利益最大化，能减负决不增负，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训，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增加企业负担，增加成本开支，短期内的“无效益”，使企业没有合作积极性。校企双方没有形成利益结合点，校企合作就难于形成稳定和长效的机制。
二、优化中职教育中校企合作
1、深化认识
鉴于中职教育实行校企合作模式所创造的社会效益，中职院校和企业都应该转变观念，深化对校企合作模式的认识，并积极参与其中。中职教育定位在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培养上，其在教育领域的地位与作用不容忽视。我们应该看到中职教育的特点及优势，用客观、理性的目光视之，并积极、主动支持其发展。在国家政策与法律的引导下，企业应该主动寻求适合自己的合作伙伴，明确双方平等互利的关系，并与之努力突破屏障，认真解决好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积极承担自身职责的同时减轻中职院校的压力和负担。在此基础上，中职院校则需要加大对校企合作的宣传力度，让广大师生意识到实训练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与他们进行沟通，树立他们正确的发展理念，从而激励其主动参与到合作活动中来。中职教育实行校企合作模式，需要政府、学校、企业、教师以及学生的有效配合，才能顺利进行。转变校企合作观念认识需要从这几个方面人手，明确各方职责及义务，并深刻分析合作各方的收益，以促进各方主动、积极参与。
2、完善制度
(一)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的内容
与会者认为，布什执政期间，美国不重视军备控制，将政策重心放在防扩散问题上，而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美国在军控政策上做出了比较明显的调整，提升了军控问题的重要性，并将军备控制作为防扩散的手段之一，通过军控进展推进防扩散这个核心目标。奥巴马在布拉格讲话中提出了无核世界的概念，将军控与防扩散结合在一起，这是军控观念的重要变化。
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的调整具体表现为：一是明确提出了无核世界的倡议，并且加强了宣示的力度。除了布拉格讲话外，美国还在八国峰会、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等国际舞台上争取在核裁军问题上的国际共识。2009年9月24日，奥巴马将主持召开主题为不扩散核武器和核裁军的安理会特别会议；2010年3月还计划召开一次核安全峰会。二是重新重视美俄裁军。美俄在7月初的峰会上已经就《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的后续条约达成了框架性的共识，两国可望在年底前完成条约的谈判。三是做出在导弹防御问题上调整政策的姿态。一方面仍强调导弹防御系统是防扩散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提出美国将加强其他制度安排以减少导弹威胁。四是在地区防扩散问题上改变了以往的强硬姿态，强调多边合作而非单边主义，重视接触而非对抗。五是在涉及军控和防扩散问题的人事安排上任命了具有丰富的裁军谈判经验的专家型人物。
多数与会者认为，这些变化是奥巴马政府军控与防扩散政策的重要调整，而且可能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核世界倡议的意义被夸大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俄罗斯施压，推动俄进一步裁减核武库。美国国内在核裁军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是否真正倡导无核世界将取决于未来美国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批约、可靠替代弹头、导弹防御、延伸威慑等问题，特别是美俄是否准备将核武库裁减到1000枚以下以及如何界定核武器作用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
(二)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的原因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与布什政府相比，导致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军控和防扩散政策做出显著调整的原因较多。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布什政府重视核武器、强调防扩散、推行单边主义的政策没有取得成效，反而使得美国的软实力受损。因此，奥巴马就任总统后通过调整美国的军控和防扩散政策以修复美国国际形象，重建美国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的领导地位。从实际的效果来看，美国通过无核世界的政策宣示等姿态扭转了美国在相关议题上的被动地位，重新获得了在军控议题上的“道德高地”。其次，美国国内决策环境的变化是政策调整的另一个原因。由于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拟削减用于导弹防御的预算，而同俄罗斯谈判削减庞大核武库也是降低开支的方式之一。另外，国内舆论也在反思过去几年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的成败得失。其三，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也提供了美国政策调整的契机。地区安全问题的持续升温，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上升，核走私问题和地区核扩散问题久拖不决等，美国需带头推动核裁军才能够取得各国对美国政策的支持与合作，共同应对这些安全挑战。其四，精确打击的常规武器已经可以实现过去只有核武器才能完成的使命，而核武器的威慑前提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各国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更趋于理性，因此美国可以考虑调整其核裁军政策，并以此作为调整大国关系、特别是美俄关系的突破口。
也有学者指出，目前美国的政策调整仍仅限于凝聚国际共识，美国最终能否实现这些调整仍然取决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美国国内在此问题上的认知。
(三)美国在地区防扩散问题上的政策
与会学者认为，奥巴马就任以来，在朝核和伊核两个地区防扩散问题上采取的政策有别于布什总统。在伊核问题上，美国展示了更多的对话意愿。在朝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在过去的半年中经历了朝鲜核试和导弹试验的几次挑战，但没有做出过度的反应，随后又有前总统克林顿前往朝鲜解决被扣押的记者，美国对朝“两手政策”更趋明朗。奥巴马政府一方面主张继续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下谈判解决朝核问题，同意与朝鲜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双边的会谈；另一方面，美国仍在推动对朝鲜的制裁和施压。目前，美国对朝的总体政策仍在形成过程中，双方也在相互试探。多数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奥巴马总统将会延续布什政府后期采取的对朝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适当的调整。朝核问题目前不仅仅是美朝之间的防扩散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地区安全问题，朝核问题的未来解决将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各国在此问题上均有自己的安全利益。虽然朝鲜期待美朝双边谈判，但美国不会轻易摆脱解决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这个多边框架。经过两次核试验后，美国对朝政策目标是否发生了变化?有学者认为，美国现在更加侧重防扩散，而将元核化放在第二优先的地位，因为朝鲜核计划尚未对美构成直接威胁。鉴于朝鲜拥核对周边国家的“溢出效应”，美国仍会继续承诺对日韩等盟国提供核保护伞的政策。
对于伊核问题，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期间一再表示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但不排除其他政策手段。目前伊朗总统选举已经结束，内贾德再次当选，新总统也表现出了谈判的意愿，但美国和伊朗能否真正实现谈判仍不确定。另外，美国也准备在伊朗不对谈判倡议做出积极回应的情况下，继续推动对伊朗的制裁，伊核僵局能否短期内化解仍不确定。
(四)美国军控与防扩散政策调整对中国的影响
(一）双溪镇伍河村的位置、人口状况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双溪镇伍河村位于双溪镇西北部，距离镇政府约7.5公里，是全镇比较偏远的村之一。西与汉滨区沈坝镇接壤，北与汉阴县田禾乡接壤，东南与本镇兴红村相连。全村是2001年村组并村改革时由3个行政村合并而成的。现在全村总面积约6.8平方公里，辖11个村民小组，村民267户，共有人口1018人。
（二）双溪镇伍河村的经济、教育发展状况近年来，该村紧紧依托地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发展蚕桑、魔芋、畜牧、劳务输出促进农民增收，取得了显著成效。该村教育的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自2000年以来，随着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该村适龄儿童都顺利进入了学校，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基本上消除了辍学现象。每年考入高中和大学的人数也逐年递增。同时，很多农民也接受了各种技术培训，增加了知识和劳动技能。
二、退耕还林对安康市汉滨区双溪镇伍河村教育的影响
退耕还林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切入点，自1999年开始在安康市汉滨区双溪镇伍河村实施。10多年来，退耕还林政策在对双溪镇伍河村生态环境、生产结构、就业方式等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对该村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有效分析退耕还林对双溪镇伍河村教育的影响，笔者抽取了双溪镇伍河村165户村民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调查。本次调查于2013年1月在双溪镇伍河村的267户村民之间展开。共发放了问卷165份，问卷有十六个选择题和一个问答题。本次调查问卷回收162份，回收率约为98%，有效问卷158份,各组问卷数量的发放比例和回收比例基本相同。
（一）退耕还林对双溪镇伍河村教育的积极影响第一，退耕还林后农民收入和素质得到提高。退耕还林工程自在全国实施以来，已经深入人心，对农村的经济、农村的就业结构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1、退耕还林引起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关于退耕后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问题，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自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以后，由于大多数农户的农耕地变为生态林或者是经济林，农民的可耕地在减少。大多数农民以外出务工作为自己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以农作物收成作为自己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只占少部分，非农业收入和其他只占极少的一部分。2、退耕还林使农民工劳动培训比例上升。双溪镇伍河村原来以种植业为该村的支柱产业，农民的主要收入为农作物收成，而外出务工、非农业收入和其他的收入方式只占很少的一部分。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看到自退耕后，外出务工人员的主要劳动方式和接受技术劳动培训情况都有所变化。由于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外出务工农民的数量不断增加。为了提高大量涌入城市农民工的质量，政府或者是企业组织有秩序的农民工技能培训。外出务工方式也由以前的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参加技能培训后劳动为主；脑力劳动的人数比例也有所增加。由此可见，退耕还林后外出务工农民劳动方式的改变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知识。3、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月收入呈正相关关系。综合分析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学历的工资收入是不一样的。从总体上来看，农民工普遍认为学历的高低和工资收入的多少之间呈正比例的关系，即学历越高，工资也越高。因此，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的观点，我们可以分析出未来农民会重视教育对于农村生活的影响，从而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第二，退耕还林后从事经济作物人口数量上升、素质提高。退耕还林工程使得从事经济作物人口的数量上升，并且在调查中大多数样本农户都比较重视知识在从事经济作物活动中的作用。但是，该村从事经济作物的劳动方式主要是直接投入劳动力和原材料，经过相关培训后从事劳动的只占小部分。据调查分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该村的基础设施薄弱、政府的重视力度不够、农户的文化素质和理解能力比较低。从整体上来说，退耕还林工程在该村实施以后，从事经济作物劳动农户对知识在从事经济作物活动中的促进作用作了肯定。第三，退耕还林有利于农村孩子就近入学。双溪镇伍河村村民在退耕还林前大多分散居住在大山深处，交通非常不便利。山路崎岖不平，孩子上学很不方便，儿童失学现象很严重。村民们仅仅依靠山上几亩贫瘠的土地维持家人的生活。耕地退耕后，许多的青壮年劳动力无活可干，最好的去处就是外出打工。据调查，这些外出打工者再回到家乡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选择在交通便利、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建房成家。可以设想，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会导致地无人耕种，居住条件差的区域的人口自觉地向生存条件好的地方迁移，而这也是自然移民和生态移民的必然结果。同时，政府给予那些无力自然移民的村民的补助也有助于移民工程的开展。正在实施的“新农村社区拆迁补助”政策对于生态移民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使得那些居住在大山深处的村民们有机会搬迁到交通比较便利的社区居住。无论是自然移民还是生态移民都会促使人口集中居住，不仅村民的交通状况得到了改善，而且小孩上学也不用再走十几里的山路，可以在家附近的学校读书。
（二）退耕还林对双溪镇伍河村教育的负面影响第一，退耕还林引起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在我国城乡之间，每天流动着上亿农民，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存在于大中城市的各个角落。退耕后，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加，流动人口及农民工子女的数量也将不断增加。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随着农民工子女数量的不断增加，他们的教育问题也随之出现。首先、按照现行标准，农民工子女不管上什么学校，都要交费。在公办学校借读要交借读费。而私立学校的收费标准不统一，也不透明，统计起来比较困难。其次，农民工子女的心理上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因此，由农民工子女增多引起的“入学难、上学难”的教育问题不容忽视，亟待采取措施予以解决。第二，退耕还林引起双溪镇伍河村学校规模下降。通过调查退耕后学校规模变化情况和退耕后农民子女就读情况并作整体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退耕还林工程在双溪镇伍河村实施以后，将近一半的外出务工人员将子女带到外地上学，使本地学校的生源减少，从而影响到了本地学校规模的扩大，或者是相对于那些规模扩大了的学校而言相对减小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当地教育事业的开展和可持续发展。第三，退耕还林引起双溪镇伍河村留守儿童数量增加。由于村里的劳动力大多数都到城市或者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打工，而这些农民大多数没有经过专业的技术培训，仅仅依靠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比较低，加上城市生活开支、教育投入比较大。所以大多数外出务工者选择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家乡上学，寄托给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照看。这种现象的长期发展，使村里的留守儿童数量增加，孩子的教育监管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退耕还林区教育发展的基本对策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基本了解了退耕还林政策在双溪镇伍河村的执行情况以及对该村的教育发展方面产生的一系列影响。我们可以总结出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对该村教育的发展有着双重影响。综合农户意见和本次调查分析结果，分别从社会方面、政府方面、个人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一）社会应发挥扶持和监督作用，为教育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第一，加大对经济的扶持力度，为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有无支柱产业已成为退耕还林成果的关键。”因此建议社会根据当地退耕后村民流动经济发展不足以支撑教育发展的问题，在该村开展鼓励村民发展特色经济，销售企业投资发展退耕相关产业的政策，扶持退耕还林区龙头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使该村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形成“留得住人、稳得住人”的可持续的模式，从而扩大当地的学校规模，在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子女读书问题等一系列教育问题。第二，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确保教育政策公平性。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推进义务教育是关乎国家和民族进步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工作，各级政府应真正落实研究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确保弱势群体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因此，社会各界应大力发挥对退耕区教育政策实施的监督作用。并严格监督学校不得乱收费用，不得给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设置“门槛”，防止增加农民和外出劳动者的负担。使农民子女接受到与城里人同等的教育，让他们不输在起跑线上。第三，敞开胸怀，消除对农民工子女的偏见。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存在“入学难，上学难”的问题。因此，建议社会对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这一现象抱着欢迎的态度，人人多一份关怀、多一份爱护。并且，积极主张提高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的福利水平，加强义务教育师资队伍管理和建设，提高农民工子女的整体受教育水平。
（二）政府应加大宣传和资金扶持力度，为教育发展提供物质支撑第一，加强宣传和引导，防止社会失衡现象发生。调查显示，退耕区农户对于教育的重要地位认识不到位，部分农户基本不了解退耕还林政策究竟有什么样的政策规范，对教育究竟有什么影响。要使农户从根本上理解教育的重要地位，从心底里对它产生认同和认可。建议当地政府或者是村组织采取措施加大对退耕还林区教育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加大对党员的培训和发展。让农民在思想上从传统的思想观念上转变过来，以更好地促进退耕还林区教育的发展，防止社会失衡现象的发生。第二，经济方面给予补助，加大对农民的扶持力度。有无政府的支持决定着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成效。“农户的‘钱补、粮补’是农户开展退耕还林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动力。”双溪镇伍河村村民整体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主要原因除了思想观念比较落后保守外，“缺钱”是其主要的原因。所以，在农民自食其力、政府规范退耕补助兑换工作的基础上，再对那些基础薄弱，无力移民的农户在经济方面给予补助，加大对农民的扶持力度，切实促进退耕区教育的发展。第三，完善教育体系，加大对当地农民的培训力度。双溪镇伍河村的教育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调查显示，74%的农民愿意接受免费的技术培训，想让孩子接受学校教育。因此，当地政府应采取措施完善双溪镇伍河村的教育基础设施，改善孩子读书环境，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提高退耕区的整体教育水平。
（三）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第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思想一旦为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因此，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明白“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从内心深处对教育的重要地位产生认同和认可，积极推行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使退耕区形成良好的乡村教育氛围。第二，积极参加各种教育培训活动，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退耕还林政策减少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农民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进行选择。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农民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就业能力，通过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实现长期就业和异地就业。因此，建议农民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劳动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的劳动素质和适龄孩童的入学率。
四、结论与启示
一、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加大了对支农促农政策的宣传力度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召开专题会议及时传达了中央、省、市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三个“一号”文件精神，二是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对农村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三是拓宽宣传渠道，以扳报宣传栏的形式把中央、省、市新的农村政策和要求、各项支农促农的优惠政策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让我区农民了解政策、理解政策、用足政策。
二、加强领导，狠抓落实，进一步巩固了农村减负成果
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央、省、市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从践行“三个代表”的高度出发，真正把减轻农民负担当作为人民群众服务办实事、办好事来抓，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让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党和政府爱民、富民政策。我区积极行动，落实各项减负政策，继续扩大并巩固税费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截止到目前，（1）继续保持我区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为0的税率；（2）粮食直补资金以及良种补贴资金已全部落实发放到农民手中，（3）农民特困家庭子女就读已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三、继续抓好了村级财务管理和村级财务公开工作，积极推进了廉政建设
govyi.com为进一步规范街办、管理处及村级财务管理和村务公开工作，在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上半年已完成了街办、管理处的会计人员及各村报账员的培训工作；5月，会同有关部门对街办、管理处及各村对这两个文件的实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对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方面给予了肯定，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通过此次检查，逐步完善了村级财务管理和村务政务公开及民主理财制度等各项制度的建设；
四、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全力以赴做好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疫病的防控工作
今年，是做好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最关健的一年。近期，周边许多国家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形势日趋复杂，并伴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有继续全球蔓延扩散之势。10月20日以来，我国的内蒙古自呼和浩特、安徽天长和湖南湘潭等地相继报告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我区立即召开了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紧急会议，并对全区的防控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及时调整了机构，建立了网络机制。责任层层落实到每个自然村，并且组建了专业技术队伍及应急小分队。
2、落实防疫经费，做好了物资储备工作。今年区财政安排专项经费10万元，用于防控禽流感；储备防护服200件，口罩、手套350双，喷雾器34只，雨鞋180双，消毒药品80箱，纺织袋2000个，铁锹150把等物资。
3、加强免疫注射，确保免疫密度。在市防禽办大力支持下，我区已发放禽流感H5N1、H5N2疫苗各1。5万ML，注射密度100%。
4、加强疫情监测，完善值班制度。全区对所有的养殖户和散养户进行了登记造册，及时掌握了解疫情动态，并于10月24日恢复了24小时值班制，做到疫情发现及时，确保疫情在2小时内上报。
5、加大宣传力度。把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明白纸和宣传画及时发放到各村（场）、社区，同时要求每个村各村（场）、社区务必张贴1—2条宣传标语。
6、加强督导。11月19日，市委常委、副市长，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第一主任卢晓健，管委会副主任黄学观及街办、管理处人员对相关村委会进行督导，在听取了汇报和察看现场后，表示满意，同时要求务必要高度重视，把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当作全区一项首要工作来抓，一定要打赢、打好此次攻坚战。
五、高度重视、及时开展了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为做好今年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进一步加强村级干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推动村级财务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我区及时地开展了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主要工作如下：
1、及时转发市5家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全市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审计的通知》。
2、制定了《对XX村进行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
实施方案》。
3、10月20日—11月10日，由新区社发局、财政局、监察室联合组成的审计组对全区12个村（场）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进行专项审计，村级审计面达100%，重点审计农村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财经法纪执行情况及农民群众关注的集体资产处置、债权债务管理、土地发包承包、专项资金管理、财务公开等热点问题。并且配备5名会计师以上职称的会计人员担任主审。
4、及时地将审计结果进行张榜公示，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六、通力合作，及时处理了区内、外受灾、受损农田的生产自救和补偿问题
由于我区范围内部分农田因多种原因被块状分割和农田水利排灌系统被破坏，加上上半年雨水频频，造成新区内、外部分农田严重受灾、受损。为切实维护好新区的稳定，新区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召集社发局、国土分局、城建局、财政局、信访办等各部门负责人多次到现场查看灾情，对受灾、损农田进行了详细地调查摸底，针对受灾情况提出了生产自救的方法，并及时下拨救灾款，让老百姓尽快恢复了生产。
七、统一思想、行动迅速，及时完成了“绿色通道”工程的建设
根据市有关文件要求，在昌樟高速公路两侧20米外进行绿化，为确保及时完成市政府有关建设“绿色通道”的任务，我区领导高度重视，立即行动，到现场进行了察看并与红角洲管理处签定了责任状。在3月底就已完成了苗木种植工作，共植树3000余棵，此项工作已验收通过。
八、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及时做发好了林业纠纷的调处工作
近年来，由于新区开发建设征用部分山林，就此引发多起山林权属纠纷事件。为了好维护新区稳定及工程建设能顺利进行，区领导高度重视，曾多次到现场察看并和双方村民进行交涉和协调，对调解不成功的纠纷又邀请了市林业局和市法制局等专业人士对此纠纷进行调处，切保了全区无一起因此纠纷而发生的恶性事件。
明年工作计划
1、继续贯彻落实各项惠农政策，进一步加强对减轻农民负担的监督和管理工作，确保在全区不出现任何乱收费、乱摊派等违纪违规的现象，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切实促进农民增收。
2、继续抓好村支书“双带”工程，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基础上提升档次，突出重点，打造出一至两个品牌。
关键词：现金股利；融资约束；成本；公告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6；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2-0140-05
引言
股利政策信号传递理论认为，股利政策能够传递公司未来盈利的信息[1]。孔小文和于笑坤（2003）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公告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并且不同的股利政策会引起不同的市场反应[2]。廖理和方芳基于理论进行的实证表明，相比于非过度投资公司，过度投资的公司股利公告的累积超额收益更高[3]。但也有学者研究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陈浪南和姚正春对不同配股方案的市场反应研究表明，现金股利不能成为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4]。徐国祥和苏月中的研究表明，现金股利在我国并不一定能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反而可能增加了控股股东与公众投资者之间的成本，损害公众投资者的利益[5]。
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过多的自由现金流量会加剧成本，现金股利则可以有效缓解成本，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当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时，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就尽可能满足自身融资需求的条件下进行现金股利的分配。因此，现金股利的分配将面临成本和融资约束的双重制约。Chae等、陆贤伟和王建琼研究证实了当融资约束和成本同时存在时公司治理水平对现金股利支付率的影响[6，7]。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现金股利公告数据，考察成本、融资约束以及两者不同组合下现金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
1文献综述
理论认为，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减少成本。Jiraporn等研究发现，由于成本的存在，公司治理越好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股东发放更多的股利[8]。吕长江和王克敏的研究表明，公司成本越高，股利的支付水平就越低[9]。肖珉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假说，认为股利政策可以降低成本[10]。李礼等对我国非国有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表明，现金股利政策可以降低成本，缓解冲突[11]。融资约束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企业内外部融资成本的差异。Myers和Majluf认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公司受到外部融资约束，公司应该持有一定的现金流用于投资[12]。Jensen研究表明，股利发放可以通过控制管理者可利用的现金流来降低成本[13]。Chay等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现金股利支付并不会随着自由现金流的增加而增加，反而会存在负相关的关系[14]。李金等研究表明受到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持有更多的现金，降低融资成本[15]。张纯和吕伟研究证实当公司面临较多外部融资约束时，公司将更多依赖内部资金，即使公司当期没有适合的投资项目，公司也会减少现金股利的发放以储备更多的现金用于以后的项目投资[16]。李延喜和研究发现受到融资约束的公司，其约束程度和公司持有的现金流的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且两者的显著程度远远高于没有受到融资约束的公司[17]。当成本和外部融资约束两者并存时，公司将怎样制定合适的股利政策来缓解冲突的同时降低融资成本？Rozeff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股利政策能够降低由非对称信息引发的成本，但由于融资约束的存在，支付现金股利将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即公司内部可用资金的减少导致公司外部筹资成本的增加[18]。因此，最优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应综合考虑外部融资约束和成本。Chae等研究证实当这两种约束同时存在时，公司倾向于减少现金股利的支付[6]。陆贤伟和王建琼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同时面临问题和外部融资约束时，公司治理较好的上市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7]。李长青等通过对“半强制分红政策”颁布后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成长性、行业竞争性对于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有不同影响[19]。
2研究设计
2.1累积异常收益率计算
4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证券市场现金股利公告数据，考察成本和融资约束双重制约下现金股利政策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融资约束样本和低成本样本的现金股利公告，非融资约束样本和高成本样本的现金股利公告对市场的负向冲击更弱；在融资约束与成本的相互组合不同样本中，现金股利政策公告对市场的冲击在同时存在高成本和非融资约束时冲击最小，对市场冲击最为强烈的为同时存在低成本和融资约束下进行的现金股利发放。本研究结论认为，现金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发挥需要考虑到融资约束和成本的双重制约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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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廖理，方芳.股利政策理论的实证检验[J].南开管理评论，2005（5）：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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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陆贤伟，王建琼.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相关性研究——基于成本和融资约束双重视角[J].金融评论，2011（5）：91-98
[8]JirapornP，Kim.DividendPayoutsandCorporateGovernanceQuality：AnEmpiricalInvestigation[J].FinancialReview，2011，46（2）：25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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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肖珉.现金股利、内部现金流与投资效率[J].金融研究，2010（10）：11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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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yersSC，NSMajluf.CorporateFinancingandInvestmentDecisionsWhenFirmshaveInformationthatInvestorsdonotHave[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84，13（2）：187-221
[13]JensenMC.AgencyCostsofFreeCashFlow，CorporateFinanceandTakeovers[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6，76（2）：323-329.
[14]ChayJB，JSuh.PayoutPolicyandCash-flowUncertainty[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9，93（1）：8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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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延喜，.融资约束是否影响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政策——来自现金与现金流波动性敏感度的经验证据[J].当代会计评论，2008（2）：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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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陆贤伟，王建琼，董大勇.多席位独立董事会损害股东价值了吗？[J].金融评论，2012（5）：34-44
关于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有四种观点:彻底支持者、有条件支持者、温和的反对者、激烈的反对者。面对环境资源压力持续加大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有所作为,有条件支持者的观点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他们认为,尽管产出增长会对环境质量造成潜在的威胁,但经济增长可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经济增长是环境政策实施的前提,主张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鼓励环境政策的实施。
现有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与有条件支持者的观点一致,并综合考虑环境外部性及环境政策等因素。Huang&Cai(1994),Ligthart&vanderPloeg(1994),Schou(2002)将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以刻画清洁环境的经济外部性;Gradus&Smulders(1993),Smulders&Gradus(1996),Mankiw,N.G.,(2000)分别比较分析了环境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研究秉持同一个观点:只要环境质量对企业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适宜的环境政策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这些观点,Bovenberg&Smulders(1995)和Bovenberg&deMooij(1997)进一步提出,环境政策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的双重红利,只要环境的生产外部性足够大。以此为基础,国内外学者就环境政策对经济与环境关系展开了广泛研究。孙刚(2004)将环境保护引入Stokey-Aghion可持续发展模型讨论可持续增长条件,结论表明,加大环保投入、促进环保技术进步,采用污染较少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目标;彭水军、包群、赖明勇(2005)构建含自然资源的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揭示了内生技术进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讨论了稳态增长率与各经济变量以及环境政策参数的关系,并据此给出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彭水军、包群(2006)纳入环境质量构建带有环境污染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建议政府加大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投资、制定严厉的环境标准、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彭水军(2007)以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分别从FBA和CDE的模型角度,研究长期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技术进步的关系,讨论人口增长和资源约束下均衡解和可持续增长的条件,揭示环境政策规制下内生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Gupta.M.R.等(2009)假定政府征收污染税并用于生产性支出和污染减排支出,通过最优均衡分析求得两者的最佳分配比例,实现鞍点稳定的均衡增长;刘凤良等(2009)通过建立考虑环境质量和环境税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存在最优环境税率及其配套政策,使得环境与经济能够达成双赢;袁富华(2010)则认为,低碳约束与人口转型下,现有生产模式不足以吸收减排政策造成的冲击,为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型至关重要。
上述研究就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多角度的探讨,但是,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是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各有侧重,单一环境政策不足以反映环境政策实施的实际。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互为因果,环境政策外生设定的不足有待改进;二是环境政策实施的成本效应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技术研发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影响,两者同时作用于经济,最终效应是促进抑或是抑制经济增长;三是随着经济与环境矛盾凸显,各部门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CDE模型难于实现环境经济双赢,而基于社会计划者立场的FBA模型又过于理想,能否寻求两者的均衡?
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主要三大类环境政策引入并将其内生化,建立Hamilton优化模型,以凸显内生环境政策对经济环境双赢的必要性;将污染性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源头清洁技术一并引入模型,基于内生增长框架分析环境政策激励下各要素的增长率,以揭示环境政策促进经济环境双赢的作用机理;基于数理分析和数字模拟,比较CDE与FBA模型的差距、分析其原因,探讨两模型可能的均衡点、分析其政策含义。
二、分散竞争均衡分析
考虑一个六部门封闭经济体。最终产品部门只生产一种同质的最终产品,相应的生产性投入要素包括人力资本、中间产品、源头清洁技术投资、污染性投入要素①;中间产品部门通过购买研发部门开发的设计方案以生产中间产品;研发部门基于已有的研发技术、雇佣一定人力资本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设计;除去用于最终产品生产和研发设计外,所剩人力资本用于人力资本的自身积累;代表性家庭通过物质消费、人力资本提升获得效用,同时因环境质量下降而降低效用;为改善环境、将环境的外部性内化,政府征收污染税并用于末端环境治理支出,实现预算约束平衡。
1、人行为
同样,因为研发部门的完全竞争性,因此,均衡状态下,专利价格应等于垄断的中间厂商所获收益的贴现值,假定在时刻s、t之间平均利率为r,则有:
(7)′式表明,为确保经济与环境双赢,环境征收力度必须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污染排放的速度相匹配,体现了环境政策制定内生化的重要思想,这是模型设定的改进之二。由(7)式还可以看出,以为税基,充分体现了鼓励源头清洁投资与惩罚污染排放(资源消耗)的“奖罚分明”激励机制,这是模型设定的改进之三。
(6)环境质量。环境质量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生产的清洁技术程度。借鉴Gradus&Smulders(1993),本文清洁技术程度取决于环境清洁技术投资和污染投入要素的强弱对比-,即环境质量随P的上升或A的下降而下降;二是末端治理的政策力度,本文以末端环境治理支出I的环境贡献R(I)代表环境政策力度,R(I)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三是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参照Jhy-hwaChen(2008),假定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为η,即在环境的自我调节系统没被破坏的情况下,以η为速度污染存量逐年递减、环境质量逐年上升。类似于Aghion&Howitt(1998),我们定义环境质量E为实际环境质量与上限值之差,而上限值只有当所有生产活动都被无限期停止时才能达到,从而E恒为负值。因此,环境质量运动方程为:
(7)代表性家庭。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除纳入物质消费与环境质量外,还包括人力资本,因为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家庭而言,具有工资收入效应和精神提升效应,通过这些效应居民的消费效用水平随之提高(Boonprakaikawe&Tournemaine,2006)。就家庭而言,环境质量不可控制。因此,代表性家庭在无限时域上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2、分散竞争均衡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当经济系统处于BGP上各变量的稳态增长率。
分散竞争均衡达成时,要求同时满足如下条件:生产部门最大化自己利润,即满足(1)′、(3a)~(3d);代表性家庭最大化终身效用,即满足(11a)~(11e),(12);政府实现预算约束平衡,即满足(7)和(7)′;环境质量遵循运动方程,即满足(8)。
三、社会最优均衡分析
1、社会最优均衡模型
由上面分析知,CDE下居民环境意识偏好参数ω对经济增长率没有产生任何积极影响。而FBA模型下,决策者站在社会计划者的全局立场,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人力资本发展和环境改善。因此,本文构建FBA模型,将污染性投入要素P增加为决策变量使环境质量外部性内化,以弥补CDE未能实现效率最优的不足,改善帕累托最优非效率化问题。构建社会计划者的现值Hamilton函数如下:
因此,与CDE模型相比,FBA模型经济增长动力源自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外,还源自居民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偏好,因而对人力资本与技术研发的压力更小,即为达成同等环境保护与增长目标,所需的人力资本与研发增长率无需太大。而且FBA模型下,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得以充分发挥,所需的污染排放征收率的增幅更小。两者综合效果即为:为达成同等环保与增长目标,CDE模型所需污染征收率的增幅大于FBA模型,且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更高。
命题3得证。
2、数字模拟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数字模拟进行比较,以直观显示CDE模型与FBA模型的区别。参数设定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为增加可比性,CDE模型与FBA模型下相同参数赋值相同。已有实证文献表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取值在0.2(Kortum,1993)~0.70(Mankiw,2000)之间,本文设定人力资本在最终产品和研发部门的产出弹性分为
表3的CDE模拟中,借鉴刘凤良(2009)关于我国消费资本比和CatarinaR.P.(2010)关于亚洲及发展中国家消费产出比的设定,本文设定参数Y/K=
命题3再次得证。
3、CDE与FBA两模型的差距成因分析
由数理分析和数字校正比较知,两模型根本区别在于,CDE模型下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没能像FBA模型一样被激励,居民被动接受外在环境,而将终身效用寄托于物质消费,为改善福利要求不断提高消费增长率,几乎造成“高消费、高污染、高税率”的恶性循环局面。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增大,污染排放越多、环境破坏越严重,为保护环境,所需的污染征收率必须以更大的速率增长;与此同时,在政府环境政策激励下,为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清洁型”人力资本积累和专利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随之加大。
为缩小两模型的差距,寻求两模型的均衡点,关键在于加大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政府环境政策的宣传与实施力度,逐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决策者的立场由完全分散均衡适当考虑环境保护的分散均衡局部范围内的次优均衡全局范围内的社会最优均衡,而这整个过程最终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政策实施者、政策受用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Hamilton动态模型,本文分析了内生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作用机理。环境政策激励下,“清洁型”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作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弥补因“污染型”投入要素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本文比较、分析了CDE/，！/模型和FBA模型下均衡增长率的差距及其产生原因,并通过数字模拟得到了更为直观的结论。两种模型下,为达成经济与环境双赢,都要求环境税率内生决定并以一定的速率正向增长;与FBA模型相比较,为达到同等经济增长率和环保水平,CDE模型要求更为苛刻。因为CDE模型下居民环境偏好未对模型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1)实行“动态累进”的污染税收政策,充分发挥其在环境规制中的主导作用。数理研究发现,经济环境双赢要求污染税率稳态增长。“动态累进”指随着经济稳态增长,环境税率也以某一固定常数稳态增长。BGP上,产出按固定常数稳态增长,必然要以资源投入增长为条件,以污染排放增加为代价,仅仅实施固定的污染税率,不足以阻止企业加大资源投入和污染排放的步伐。“动态累进”的污染税率激励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清洁投资等“清洁型”要素以大于经济的速率加速增长,以抵消自然资源、“污染型”投入要素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发挥“动态累进”税在内生经济增长机制中的激励作用。
(2)发挥公众参与机制、使之落到实处。居民环保积极性和环境意识偏好对环境改善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努力拓宽民众诉讼渠道、搭建公众环境保护监督平台,改进落实群众来信来访制度,使广大群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充分体现,甚至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公众关于环境问题的来信来访、各级各类诉讼的受理与解决,直接加大企业的环境压力、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而且,给广大群众以参政议政积极性,增强大众环境质量与环境保护意识,激发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清洁”型投入要素的投入,启动内生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
(3)加大教育和技术创新投资,是永恒而又关键的主题。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增长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大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和,超额部分足以抵消甚至超过“污染型”投入要素负向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大教育和技术创新投资,以激发更深层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加大“清洁”型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自然资源消耗或污染排放等“污染型”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走“经济环境”双赢的发展路线。
(4)贯彻落实“市场+行政”与“源头+末端”混合环境规制政策,充分发挥政策配套的组合功效。由前面分析知,源头型清洁技术投资作为生产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有重大贡献,其投资额直接影响污染税基,投资越大税基越小,属市场型环境政策,关注生产前的投资激励,降低污染总量规模,减轻末端减排支出的压力。与此相对,末端减排支出借助行政职能部门的权威,关注生产后的污染减排问题,在排放之前进行污染处理,以弥补源头清洁技术投资的不足。最终发挥环境政策配套在经济与环境双赢中的组合功效。
一、对干部开展以宪法为主要内容的学法活动，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觉性和能力
领导干部的认识和思维是决定工作走势的航标，切实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觉性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保障的关键环节。领导干部依法推进新农村建设，依法处理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种各类问题，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从始到终自觉纳入法制的轨道健康发展，必将减少许多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
在领导干部学法活动的形式上，可对乡（镇）、村两级主要领导举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制学习班。其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学习宪法，增强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认识和依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旨在努力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县委及上级对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和安排，对新农村建设的各方面具体内容研究制订出相应的法律保障措施，做到方法法制化、形式规范化、内容合法化。杜绝行政命令、形象工程和工作随意性。
二、对农村上学难、看病难、打官司难三难问题配套与政策相适应的法律保障措施依法推进
对农村上学难问题适用逐年减免杂费，照顾贫困学生的政策，可采取政府与学校、学校与家长双层签订协议的办法，约束双方，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到100%。
对农村看病难问题，继续完善推行政府引导，农民自愿，协议管理的方法推进。可考虑从加入农村合作医疗和不加入农村合作医疗两个层次均签订书面协议，明确两个不同层次的权利和义务，既减少不加入合作医疗可能发生的社会问题，又以法律措施和手段推进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进程。
对农村打官司难的问题，一是适当放宽法律援助政策，扩大援助对象范围，二是从严把握法律援助案件审查关，对确属因为财产和生产经营权遭受侵害者减少或免除费用。三是可能研究完善败诉免援协议制，即办理法律援助时签订协议，约定胜诉者给予援助，如经法院审理认定争议事实属受援助方过错而败诉者免除法律援助。从而使法律援助真正起到既救助弱势群体，又支持正义、惩戒邪恶的作用，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大城市的机动车保有数量快速的增长，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管理经验却相对滞后，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完了西方国家三百年的发展过程，同时，西方国家三百年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在这三十年之中集中的爆发，以汽车为例，中国的老百姓还没有完全享受到汽车所带来的便利，就要开始为其所产生的问题来埋单。随着交通管理理论的不断成熟，决策者们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完善路网和增加道路容量的这一类以增加交通供给的治堵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先进的旨在控制交通需求的交通需求管理理论(TDM)取而代之，并在交通行政法决策中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以单双号限行为代表的交通管制措施近年来频繁的出现在“中国式治堵”的舞台之上，其中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的单双号限行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自单双号限行政策出台以来，争议不断。其成本与效益之疑，临时性与长期性之争，合法性与合理性之惑都持续而广泛的存在着。其赞成者与反对者针锋相对，各执一词，意见纷呈的背后实际上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博弈。
一、单双号限行行为性质的界定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交通部门于2008年奥运会期间下达了临时禁令，进行了汽车尾号的“单双号”限行规则，保证了奥运会期间城市交通的顺利运行。2008年9月28日，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将“尾号限行”做进一步调整并延续下来。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对于“违反单双号规定上路，将被处以100元罚款;擅闯奥运专用车道等交通管制路段，将被处以200元罚款，如强行闯入，见到交警示意停车手势拒不停车，或不听交警劝阻，罚款额度将高达1800元，并处拘留。”
单双号限行措施是具有行政权能的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产生法律效果并且表之于外部的行为。北京市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通过通告的形式设立了行政法律关系。符合行政行为成立所需要具备的主体要件、权力要件、内容要件和形式要件，是一种行政行为。进一步看，单双号限行是北京市政府针对不特定的相对人，做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并能够反复适用的行政行为，符合抽象行政行为的一般特征，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
单双号限行措施出台以来就争议不断。学者们就单双号限行措施的性质和其究竟有没有侵犯到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的学者站在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角度，认为“限行措施的本质上并不是对私人财产权(汽车)的限制，车主仍然完全占有汽车的所有权。限行措施只不过是对作为公共资源的道路的一种“分配”，其目的在于保障交通通畅等公共利益。在公共资源有限性的前提下，无限扩张的私人财产及其自由就不再具有确定的正当性，而必须接受某种分配性的限制”笔者对此表示怀疑。首先，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权能，对其任何一方面的剥夺都可以构成对所有权侵害。对于车辆的尾号限行，“从物权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禁止车主在限行的时段和路段行使自己对于其汽车的使用权，这直接影响了私家车主所有权的价值和效能的实现。本质上就是行政机关运用其行政权力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物权人的权利行使之上，因此使得物权人对物的排他性支配受到了干扰甚至于剥夺。”其次，笔者认为，不能将对汽车的使用和道路的使用完全隔离开来。毋庸赘言，对汽车的使用正是基于对道路使用的基础上，以此来作为没有影响公民对汽车所有权的借口无疑为一种诡辩。退一步讲，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在强调公民权利本位和国家义务本位的今天，国家当然的承担着公共物品的兴建义务。公共物品的稀缺与紧张不能成为对一部分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理由。
也有学者认为，限行实际上是改变行政许可的设定内容。根据该观点，在存在交通拥堵的情况下，道路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需要对其进行重新的配置。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对于公共资源的配置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该观点还认为：“车主购车后，要想实现车辆的使用价值，必须到车管所登记，车管所所做的登记，即为一种行政许可这意味着，车主对车辆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实现，是行政许可的结果，而不是购车行为的必然结果”。笔者认为该观点同样值得商榷。首先，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4条和第15条的规定，能够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文件仅限于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决定、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规章，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而北京市的限行令是以北京市政府为主体，以通告的形式发出。性质上应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范畴，进而不具有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其次，前文已经提到，限行措施是一种抽象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的设定和改变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综上，限行措施不是一行政许可行为。
笔者认为，单双号实际上就是禁止车主在限制的时段和路段行使自已对于汽车的使用权，是行政机关为了追求特定的行政目的而对车主所有权的使用权能的一种限制，车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额外承担的一种财产上的不利益，是一种公法上行政限制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限行并非是对车主物权的损害，而是对道路通行权的限制，针对的是道路，不是机动车本身，因此，限行与物权法并无关系”。笔者认为，限行并不是对道路通行权的限制，因为对于道路通行权的限制，根据平等原则应当平等实施，不仅包括机动车辆，而且还应当包括非机动车辆，甚至是行人。而尾号限行所限制的仅仅是机动车。综上所述，限行措施属于北京市政府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该抽象行政行为构成了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
二、单双号限行的利益结构的分析
支持与反对限行的双方立场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双方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限行措施能够减少环境污染、缓解交通拥堵，这是政府和公众所能够获得的最大的公共利益。但是，限行措施无疑会损害车主的利益，因为限制了他们对车辆的使用权，并相对地增加了停车和养车的成本。而且，继续限行也可能会损害汽车产业及相关的车辆检测、驾驶员培训等行业的利益。单双号限行措施涉及到政府、无车族、有车族、汽车厂商等各种利益主体。运用利益分析法，拨开这种利益交错的纠结，我们会发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博弈，是单双号限行措施利益关系的主线。
(一)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优位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尽管该至理名言常被用以引证权利限制权力的合理性，然而笔者认为它同样可以应用于对权利的限制。权利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有条件的。而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是限制私人利益最具有正当性的理由。《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从我国宪法和部门法的字里行间之中，我们不难推断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位阶关系，公共利益较之于私人利益拥有更高的价值位阶。这不仅体现在法律的规定之中，而且在我国的政策和文化宣传中也多有体现，比如我国强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集体主义原则的主要内容则是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相结合，促进社会和个人的和谐发展、倡导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尊重和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当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公共利益的优位有理论与现实的支撑。首先在数量上，公共利益的总量上势必会超过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是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个人利益只是单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所有社会成员个人利益总和势必大于单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其次，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服从也有其必要性。社会之所以把个人利益聚合形成公共利益，目的就在于保障个人利益的安全，最终实现个人利益的增长;公共利益的发展，对社会成员来说只会意味着利益的扩张。况且个人利益只有在国家和平安全、社会秩序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现实化。最后，我国当前处正处在一个矛盾多发期，经济过快增长带了如社会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等诸多负面影响。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政府的重要任务。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应当更加注重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过分强调有些不合时宜。
在当双号限行措施中，政府为了提高空气质量，缓解交通拥堵这一公共利益采取了限行措施。根据相关民意调查，“对于北京限行可能带来的影响，95.2%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空气质量”，成为提及率最高的答案;第二位的是“有效缓解交通压力，保障路面畅通”，比例达到88.8%。”减少环境污染，保障交通通畅这种正面效益惠及了社会不特定的、绝大多数的相对人。正是对于这种公共利益的最求为单双号限行这一行政措施提供了依据和合法性。而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也成为了对个人利益进行限制的最具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依据。
(二)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补偿
任何一个社会，对于个体利益的不尊重就会导致更多个体的背叛。民主不仅包括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导向，而且还应当充分尊重少数人的利益，尤其应当重视那些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其私权受到限制的权利主体。如果漠视私人利益的存在，公共利益就可能衍化成为对少数人暴政的工具。针对国家对所有权的限制，“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征收或具有征收效果的干预列为所有权人“特别牺牲”的情形，并规定相应的救济。”
单双号限行这一行政措施实际上就是禁止车主在限行的时段和路段行使自己对于其汽车的使用权。这实质上是对车主物权上的一种限制，是车主基于公共利益而额外承担的一种财产上的不利益，应纳入一种广义征用的范畴。对征收或征用，我国法律都有相关补偿的规定。
“在北京奥运单双号限行中，北京市政府决定对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停驶的车辆相应减征车船税和养路费。据介绍，由于北京奥运期间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实施，北京市交管部门对停驶的车辆相应减征了三个月的车船税和养路费，减征的税费数额达13亿元。在广州亚运会举办期间，广州市政府也推出了包括十大惠民项目的“亚运大礼包”，其中包括向市民发送感谢信并赠送亚运相关纪念品、亚运及亚残运期间增加放假3天、30个工作日免费享受公共交通服务、免费赠亚运会及亚残运会门票、15万人免费参观亚运主要场馆、向特殊群体发放500元补助等。”对于私权利主体的补偿，不仅是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一种平衡，而且也是实质合法性的应有之义，亦或者是一种合法性的补强。随着现代社会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从管理行政走向服务行政，形式意义上的合法不再成为合法性的惟一内涵，实质合法性的应当成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不懈追求的目标。
(三)比例原则之下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
在分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时，比例原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理论。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也称禁止过度原则，“一般认为具体包括必要性原则和合比例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不可替代原则、最温和方式原则，是指行政权的行使应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损害保持在最小的范围内，也即所采取的手段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所绝对必要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合比例性原则，又称相称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不得超过所追求的行政目的的价值，两者之间必须合比例或相称。”单双号限行措施长期存在着长期性与临时性之争，以北京奥运期间的限行为例，在奥运会期间，逾九成的北京市民支持限行方案。北京奥运事关国家形象，其成功举办能够提振民族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将其纳入公共利益的考虑范畴，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要在短时间内提升北京的空气质量和交通环境，限行无疑是最为立竿见影的措施之一。因此，在奥运会期间，单双号限行措施符合必要性原则和和比例原则的要求。这也是限行措施在奥运会期间拥有超高支持率的原因。然而在奥运会后，该措施缺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实际上，奥运会结束后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改善大气和交通环境的寻求虽然存在，但已经丧失了紧迫性和措施的不可替代性。限行措施也失去了民意的支持。奥运结束后，北京将限行改为每周一次实际上是对比例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重新去向平衡。一种理想的“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关系结构应该是，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作出基于合意的让渡，公共利益给予这种让渡以公正的补偿，这一切都建立在相称的手段和目的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比例模型之上。
三、对单双号限行措施进路的思考
对城市交通拥堵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任何一项城市拥堵治理措施的出台，最终都要上升为政府的公共行政决策与执行层面。每一项治理措施的决策出台都会涉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法律的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均衡。因此城市拥堵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政策选择的政治法律过程，在政策措施的决策，执行和保障的全过程应当引入有效的原则和制度保证其民主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一)民主性的实现：公众参与制度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实现“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的目标。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包括“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公平地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当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时，应当避免采取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为之”。
“公众参与是实现各种利益充分表达、进行富有意义的交流以及协商的制度过程。”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参与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各种利益的充分表达和富有意义的交流以及协商。“公众参与的核心实际上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民主的协商。行政过程的民主化主要体现为公众参与。公众为行政过程提供多元的、分散化的决策基础信息与公众偏好结构。”充分的讨论和论证对于一项行政决策的出台是必需的。在其各个环节比如议程设定、方案草案准备、公众参与评论，都需要充分的讨论和论证，如果建立了充分的公众参与，合理考虑公众的利益诉求，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就会有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也才会真正地实现公共利益。表面上看，没有民主参与程序的政策制定与加入民主参与程序的政策制定相比，也许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但却可能在方案在出台后遭到很多关于民主性和正当程序的质疑，这样决策者又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弥补性的弹性化措施，反而破坏了行政决策的安定性，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决策的权威性。
“单双号限行措施涉及到政府、有车族、无车族、汽车厂商等多个利益主体。在参与式行政决策的模式之下，公共利益实际上是多元利益的合成。”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听取来自社会群众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行政机关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应通过座谈会、协商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的参与方式保障公民的意见能够得到顺利表达，使受行政权力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参与到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之中。这不仅是参与行政决策模式的要求，也是行政程序正当原则项下的行政参与原则的应有之义。
(二)科学性的保障：专家咨询制度
专家是掌握与公共议题有关的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在某一领域具有权威性，可以以其专业知识在行政决策的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事实认定时。专家具备专门性的分析工具，在公共决策体制结构中拥有相对独立的角色空间。当遇到价值偏好的选择之时，应当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由公众充分地表达他们的价值偏好，而在事实认定之时，则需要专家的职业性和专业性的判断。专家论证不是民主决策的体现，而是科学决策的要求。“民主决策强调民众的感受和各方利益的平衡，然而却未必是最明智的选择。”
行政决策程序包括重大决策程序、一般决策程序、建议决策程序和应急决策程序。专家论证是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决策要达到的终极目的是决策结果的科学性。民主性和科学性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试想，如果一个决策经过了民主程序，最终是不科学的，那么这样的决策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多数人的价值偏好可能会导致对事实的认定产生偏差。而专家论证制度在则用理性的观点和思维防止全民的暴政的悲剧。专家的意见应当得到尊重，对合理的意见应当予以采纳;未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作为一项程序法律制度，专家论证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重大的行政决策没有经过专家论证，不能做出决策。以此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是一项复杂和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经济学、交通管理学、交通工程学等诸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而单双号限行作为城市交通治理的一种手段，自然具备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一般大众由于专业知识所限和易受到价值偏好的影响，其选择未必是科学和明智的。因此，在交通拥堵治理的过程中，专家应当运用其专业知识，发挥对公众的引导作用，将决策的依据充分公开，这样才能获得民意的理解与支持，最终形成科学性与民主性的良性互动。
(三)民主性与科学性的基石：依法决策制度。
依法决策是指行政决策应当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依据，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定程序作出决策。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决定。民主性和科学性是决策正确性的保证，而决策的法定化则是民主性与科学性的保障。没有法律的保障，无论是专家咨询还是公众参与，都可能会成为流于形式的过场。实现决策的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必须使民主决策程序和科学论证的程序法律化和制度化，因为通过法制化，人民群众才能通过法定的权利参与到政府的决策过程之中，如果其权利受到侵犯，也能够运用法律手段及时的获得法律救济。专家咨询制度只有法制化，专家的意见才具有法律效力，进而成为行政决策的重大依据。
决策是决策者的主观行为，人的意志因素在决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意性和片面性就难以避免。而决策程序具有客观性，是制约决策中主观随意性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就要使决策程序法制化，使行政机关严格的遵守程序，依法决策。
【关键词】新供给经济学供给需求主流经济学【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
2013年以来，面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挑战，以及结构调整面临的瓶颈制约，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新供给”新在哪里？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属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概要总结：一是新在其“破”，即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基于反思的扬弃与突破；二是新在其的“立”，即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与国际经验启示提出的理论创新进展；三是新在成体系的思路设计与政策主张。
“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第一，指明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客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直率批评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直陈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可圈可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基础理论层面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
第二，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中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而需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作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其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该思路设计的视野，是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问题。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了其局限性。今后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因素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已不切实际，较高水平“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解除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参考文献】
关键词：声誉；软预算约束；硬预算约束；混合所有制经济；逆向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18-07
一、问题的提出
“软预算约束（SoftBudgetConstraint，SBC）”由科尔奈首次提出，经过学者们长期的研究及拓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软预算约束理论体系，对各国尤其是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今后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对此，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然而，混合所有制是一个复杂的融合过程，需要足够的资金注入，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为了获取资金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可以利用自有资金和无形资产。也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还可以谋求政府支持。此时，资金预算的软硬程度显得十分重要。硬预算约束有助于融资主体规范投资行为，努力降低混合所有制投资成本，提高项目成功率。相反，如果存在严重的软预算约束，容易导致融资主体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混合所有制项目投资，将风险转嫁给贷款主体，诱发外部性问题，从而扰乱资本市场，降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质量。与此同时，软预算约束一直以来都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难题之一。虽然经过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隐形的软预算约束依旧存在，成为制约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障碍。因此，有必要从软预算约束视角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问题，为“十三五”规划目标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动力。目前软预算约束理论已经比较成熟，其体系大体可以分为产生的原因、影响和治理三个层面。
关于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原因，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可以分内生性解释、外生性解释和综合性解释三种，广泛涉及到政策性负担、国有产权和动态承诺不一致性等方面。一是外生性解释。部分学者将软预算约束的产生归因于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等外生因素，例如科尔奈提出的“父爱主义”及争取政治支持，Hillman和Rosenberg提出的保障就业目标，林毅夫等认为的政策性负担。这些学者虽然都是从外生性角度分析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原因，但就公有制是否是产生软预算约束的根源这一问题上。仍存在一定的争议。Li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软预算约束更为严重的原因可能在于公有制，而林毅夫等与Desai和Olofsgard认为所有制与软预算约束并没有必然联系。二是内生性解释。Dewatri-pont和Maskin着眼于经济系统内部。从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视角探讨软预算约束发生的机制，将软预算约束归因于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造成对一个坏项目的再融资。这一分析思路很快被其他学者所借鉴，Segal从垄断视角、Qian和Ro-landt从财政集权视角、Bai和Wang从政企不分视角深化了软预算约束理论。三是综合性解释。谢作诗和李善杰将各种内生性与外生性软预算约束产生原因置于一个包含项目筛选成本和替代选项的动态承诺不一致模型。罗长林和邹恒甫认为过去所有关于软预算约束原因的解释都存在一个“硬”的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其实并不存在。
关于软预算约束的影响，受科尔奈等的影响，人们往往将软预算约束与低效、盲目投资相关联。学者们从多个视角研究了软预算约束对国有企业行为的影响。主流观点是软预算约束会导致国有企业低效。从微观层面来看。主要表现在科尔奈认为的短缺以及Jefferson与Song和Gao认为的在企业重组、投资、公司治理、业绩等方面的低效；从宏观层面来看，Qian和Xu认为软预算约束会危害宏观经济稳定。但Huang和Xu认为软预算约束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取得比硬约束更好的绩效。
对于解决软预算约束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一是以科尔奈为代表的私有化。二是以林毅夫等为代表的消除政策性负担。三是以Segal与Qian和Roland为代表的财政分权、分散化的银行体系、企业重组、新项目的进入和非垄断化等基于内生性的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大多数研究将借贷双方的金融契约看做是一次性博弈和静态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声誉显得无关紧要。在一个更为现实的动态环境下。借贷双方必须要考虑当前决策对未来的影响，进行自我约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每个企业和个人都有自身的声誉函数。在行动中都会关注自身声誉，而声誉作为一种复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会将融资双方的博弈长期化，对硬化软预算约束、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和提升社会福利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借方会认识到获得一个好的声誉会增强未来获取再融资的可能性。贷方会想通过获得一个强硬的声誉来遏制借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加利润。即使没有政府的规制政策。声誉考量也会推动预算约束的硬化。对此，仅有很少的学者注意到声誉在抑制软预算约束上的重要性。Alexeev和Kim认为借方可以通过声誉来了解贷方类型（硬或软），贷方声誉具有抑制软预算约束的作用。同时，与集权的信贷市场相比，在分散化的信贷市场中，声誉能够更好地发挥这一作用。Deviatov和Ickes研究了借贷双方声誉与软预算约束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他们认为声誉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软预算约束的负面影响，但仍能够硬化软预算约束并且提高社会福利。当仅有借方拥有差别声誉而贷方声誉同质的时候，声誉对于软预算约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果引入贷方声誉，贷方为了吸引好的借款者，会倾向于形成一种强硬的声誉，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这些思想和研究方法为软预算约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借贷方声誉。但已有成果仍局限于静态分析，未将声誉置于一个动态环境中考察。
3.惩罚的有效性
惩罚力度、及时性和有效性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声誉功能的发挥。Bulow和Rogoff研究了国家之间的外债问题，认为借款给小国家要以对借方直接有效的惩罚措施，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偿付声誉来支撑。如果贷方能够施加给借方的惩罚力度很低。那么声誉对软预算约束可能就没有什么重要作用。贷方对借方能否进行可置信的惩罚，很大程度上在于整个市场法制建设的完善程度。
三、声誉视角下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中的软预算约束
在中央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各级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纷纷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存在过急和“一刀切”等问题，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严重，逆向选择问题突出，不利于改革目标的实现，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声誉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一）市场经济不成熟，信息不对称严重
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制度建设上已经初具规模。但由于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制度并没有发挥预期效果。总体来讲，中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企业和政府信息透明度差，公平交易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充斥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市场价格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使声誉抑制软预算约束的功能大打折扣。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涉及到巨额国有及非国有资本的流动，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混合所有制投资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借贷双方声誉行为的收益和成本不对称，导致贷方和借方不顾及声誉进行决策。贷方通过隐瞒信息获取投资资金，当项目失败时利用信息不对称推卸责任，同时由于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和信息传递不顺畅，对未来的项目融资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政府和国有银行等贷方由于其垄断地位也不必担心短期软预算约束行为对未来收益造成太大影响。
（二）政企不分，国有企业投资决策扭曲
一方面，国有企业领导者选拔任用机制不健全，投资决策行政色彩浓重。虽然大多数国有企业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领导者选拔任用机制仍不完善，重要岗位需要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其选拔、考核和晋升都由上级人事部门决定，也就是说领导者的声誉是由政府而非市场决定。这容易导致经营决策行为受行政力量的扭曲，很多情况下追求政绩而不是效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仍承担政策性负担。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国有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政策性负担。哪怕会影响到企业利益。当项目失败时，国有企业决策者可以将责任归于承担政策性负担，由于信息优势在企业一方，政府无法准确判断真伪，导致政府及其控制的国有银行不得不承担一部分改革成本，代价之一是诱发了软预算约束。这主要源于国有产权结构所带来的政企不分。国有企业没有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经营决策仍受到政府行政力量的影响。
（三）清算成本高
一方面，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其混合所有制改革关系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投资，一旦出现大范围、大规模的失败，将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此时，政府将借贷双方的声誉放在次要位置。助长了企业利用信息优势谋求软预算约束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当前很多行业的市场壁垒依旧很高，一旦进人会产生大量沉淀成本。当混合所有制投资项目在第1期失败时，如果沉淀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即使考虑到声誉因素，政府和银行也继续融资，产生软预算约束。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声誉与混合所有制投资项目中软预算约束的内在作用机理，在一次性博弈中，借方声誉对软预算约束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但从长期博弈来看，借方声誉有助于硬化混合所有制投资中的软预算约束，抑制逆向选择。声誉能够使借方了解贷方类型，并增加强硬的贷方的未来收益。在利率低于均衡水平的情况下，强硬的贷方能够吸引声誉好的借方，比软弱的贷方获得更多的利润，实际上是增加实施软预算约束的借方成本，进而激励所有借方都倾向于强硬，进一步推动软预算约束的硬化。但市场完善程度、清算成本和惩罚的有效性制约着声誉功能的发挥。当前中国在市场成熟度、政企关系和清算成本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影响了声誉抑制软预算约束的功能。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加强市场机制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价格机制，合理界定并规范政府行为，为通过声誉抑制混合所有制投资中的软预算约束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具体包括构建可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坚持市场公平原则，减少市场准入及退出的行政审批程序，给予企业足够的进入和退出自由。防止混合所有制投资项目掉入沉淀成本陷阱；对于易产生沉淀成本的大型能源开发设备和技术等资源，培育统一、有序、规范的二手交易市场和租赁市场，减少项目清算时的贷方损失：加强市场运行的信息化建设，以制度形式促进企业信息的公开化，严惩故意隐瞒、篡改信息的行为：大力发展经理人市场，为国有企业领导者形成有效的外部竞争压力，以抑制其机会主义行为。
（二）健全声誉机制
声誉机制能够通过提供交易双方的声誉信息来降低不确定性，从而硬化软预算约束。与法律机制相比，两者都是约束行为主体的重要手段，但声誉机制成本更低，需要在硬化软预算约束的过程中给予足够的重视。政府要大力扶持声誉中介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将其培养成为缓解混合所有制投资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桥梁：构建科学合理的声誉评价体系，确定有效的指标和测量方法，科学准确地测量企业声誉；建立有效的声誉识别机制，采用合理的技术和标准。选择合适的测量工具和方法，保证识别的动态性，以保障识别的准确度和时效性，将声誉差的国有企业排除出市场；国有企业领导者要以身作则。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打造崇尚诚信、积极进取的企业文化，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坚守声誉。
（三）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由于缺乏强制力，声誉机制难以单独对软预算约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需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实现与声誉机制的相辅相成，共同维护好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国有资产投资立法。加强资本市场融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健全金融契约，实现对融资全过程的动态监管，为融资双方提供一个良好的融资法律环境；加大惩罚力度，对混合所有制投资过程中各种有损于国有资产安全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威慑。
（四）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
笪桥镇沙田小学积极推进育人方式改革，优化课堂教学，创新课后服务，让“双减”工作掷地有声，让教育理性回归校园。
一、凝心聚力理念先行
我校迅速成立领导小组，制定方案部署落实“双减”工作。陈汝坤校长在专题会议上领学了“双减”文件，并结合学校教学实际分析解读，要求全体教师提高认识，从减负、提质、服务等多方面入手，为学生搭建全面健康发展的平台。
二、家校沟通同心筑梦
为扭转家庭教育观念，加强家校联系沟通，学校及时召开全校家长会，宣传“双减”政策。通过致家长一封信、美篇公众号推送、宣传橱窗等载体，对“双减”政策、“五项管理”、“课后服务”以及学校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解读，让家长第一时间了解教育政策和学校新举措。
三、唤醒教师赋能“双减”
教师是学生“减负”的主体，是落实“双减”政策的主力军，学校力促教师成长与发展，多举措激发教师教学的内驱动力。每月开展一次“读书分享会”，引导老师多读书读好书；定期开展“三星”（学习之星、礼仪之星、卫生之星）评选活动，让榜样引领激励成长；还通过教师培训、奖励教研成果，专家讲座等方式，打造敬业乐业精业的教师队伍，为“双减”赋能。
四、活力课堂提质增效
“双减”，减“量”但要提“质”。只有教师真正提高教学意识，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课业减负。一是落实教研备课改革。抓实备课组教研，找准单元重难点，研讨突破教学难点，构建“三学一反思”活力课堂新模式。二是树立名师典范引领。发挥学科带头人、实中名师的辐射作用，努力提升教师业务能力。三是示范课公开展示。学校的“党员教师”和”优秀教师”带头示范，示范课公开展示推广。四是改进创新教学策略。教师运用先进高效的教育方式，采用学生展示、小组合作等方式，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做到应教尽教、提升到位。每学期组织青年教师讲过关课，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水平，促其快速成长为中坚力量。
五、作业布置有效有趣
一是健全作业管理机制。教务处做好作业统筹管理，备课组每周研讨作业内容，班级调控各学科作业量，落实作业全批全改及时反馈。二是校本作业设计提质。推行校本化作业设计，加强日常作业、假期作业的整体设计研究，精选作业教师试做，提高作业质量和效果。三是分层作业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学情分层设计布置，把作业设为“A类”基础性作业；”B类”研究性作业；”C类”拓展性作业，因材弹性施教，让作业成为学生学习“爬坡”的阶梯。四是严控作业完成时长。保证学生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40分钟。五是“红色”育人作业，布置学生办“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的手抄报和黑板报；“绿色”自然作业，组织学生清明踏青、重阳登高活动；“感恩”劳动作业，要求学生为父母做一顿饭、做一次家务。六是作业监控科学规范。严格落实“十不准”，通过学生座谈、家长寻访，学校检查等多种形式，坚决杜绝教师随意乱布置作业的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六、优化课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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