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资源回收市场前景(6篇)
时间：2024-03-19
时间：2024-03-19
原材料价格低、加工利润率高
废旧塑料的来源很广，目前国内有3个知名的废旧塑料集散地，第一是河北省文安县，第二是浙江省的东阳地区，第三是浙江省的台州地区。据报道，吉林长春市每年产生的132万吨垃圾中，约9%为废旧塑料。仅此一项，长春每年会“埋掉”价值1000多万元的财富。
现在，全国已有各类废旧物资回收企业5000多家，回收网点16万个，几乎遍及每一个乡镇和大、中、小城市，回收网点有大量的门类齐全的各类废旧塑料，适合批量购买。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各地活跃着一支为数极为壮观的废旧物资收购大军，定点收购他们手中的废旧塑料，可相应降低原料的采购成本。废旧塑料的回收价格约为2000元/吨，而再生颗粒的市场销售价格约为6000元/吨，毛利润率远远超过同行业的其他环节。
市场需求量大、产品供不应求
据了解，一个中等城市一年产生的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后可满足20家中小型塑料制品企业的原料需求。而我国这方面做得显然还不够。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大约有1400万吨废旧塑料没有得到回收利用，回收利用率只有25%，直接资源浪费高达280亿元/年。
再生粒料等废旧塑料再生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如今已经超过了2000万吨。而目前只能满足40%～50%的供给量，这还包括了品质极低的再生粒料。巨大的市场缺口，让很多加工企业有了“货卖出价高者”的机会，产生高额利润也就不足为奇了。
信息渠道不畅、行业进入者少
(一)指导思想
以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和提高空气质量为目的，通过开展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环境安全集中整治和创建省级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不断推进我区再生资源行业环境污染整顿工作深入开展，改善环境质量，优化人民群众生活环境，消除安全生产隐患，提升城市形象，推进幸福南城建设步伐，为我区创建省级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城中村结合部环境安全整治目标的顺利完成做出贡献。
(二)整顿目标
以国家商务部〔〕第8号令为依据，市有关文件精神为指导，广泛宣传，采取自纠自改和“依法打击”的手段，对全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和整顿，切实纠正再生资源回收过程中存在的违法经营、惊民扰民的行为及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坚决取缔无证经营(或证照不全)及占道经营，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和居民生活的废品回收站点;取缔我区二、三环和主干道(一、二类道路)及其与三类道路连接处50米内、文物古迹、涉外宾馆、风景名胜区等影响市容市貌以及法律法规禁止设立的地点设置废旧物资回收站(点);清理整顿居民区内存在安全隐患的回收站点;加强对走街串巷的流动收购人员的管理，整顿期间对我区废旧物资流动收购人员进行登记、审核，流动收购人员不得在城市一、二类道路进行流动收购;争取3年内老模式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全部消失，对于出现的回收盲点地区逐步采用专用回收汽车进行定时定点交售(关于废品收购专用汽车，目前北京、天津等地正作为试点运行，我市将开始投放)，形成独特的亮点。
二、整顿时间及范围
年8月20日至年10月19日，这次全面整顿的范围为全区所有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企业和个人。
三、工作任务
区旅游局：负责对行业管理进行指导，协调各部门开展工作。负责制定和实施我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参与市场整顿，落实有关扶持政策，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并对再生资源管理工作进行总结汇总，报市商务局和区政府。
区城管执法局：负责查处非法占道、违反城市市容的行为，对非法废品回收站(点)进行关闭、取缔;加强对走街串巷的流动收购人员的管理，整顿期间对我区废旧物资流动收购人员进行登记、审核，流动收购人员不得在城市一、二类道路进行流动收购;加强对回收网点周边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
区建设局、规划分局：负责将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纳入城市规划，依法对违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和清理整顿。
公安分局：负责再生资源回收市场整治活动的治安管理，并依法查处整治过程中阻碍执法、暴力抗法等行为;清查处理违法、违规收购和收赃、销赃行为，对未按照规定要求从事流动废品收购的车辆进行整顿。
工商分局：负责牵头取缔无照回收网点，对统一设立的回收站及再生资源交易市场经营户登记注册或变更，并加强市场监管。
环保分局：负责对再生资源回收过程中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对违反污染环境防治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
国土分局：负责按规划功能做好再生资源市场用地的供地落实工作，查处非法占用土地从事废旧物资收购活动的行为。
各街道办事处：负责对辖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进行拉网式排查整顿。在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的同时，重点对占(租)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闲置厂房和居住房等无照收购再生资源的回收站(点)开展清理整顿工作，对辖区内存在安全隐患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进行整改或取缔。负责对所辖社区、村进行有效宣传，任何闲置厂房、院落、门面及空闲地不准增设新的再生资源废旧物资回收站(点)，并将出现的再生资源废旧物资回收盲区及时同区旅游局再生资源管理办公室沟通。对辖区范围内的流动收购人员加强监管。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克服困难，认真落实。全区有大小站(点)300余个，任务重，时间紧，各单位要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并有专人负责，按照各自职能大力开展工作。
(二)突出重点，加大力度，多方合作。在整顿过程中，要严格执法，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一切有悖于这次整顿精神的行为，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查处，坚决予以取缔。
作者：周炜
众所周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对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环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湖北省一直高度重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工作，通过大力构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带动和促进了全省再生资源行业走向规范和健康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湖北省共回收废旧通迅设备21.81万t、废家电371.55万台，其中通过家电以旧换新规范回收的废旧家电230万t、废钢铁707.13万t、废有色金属159.56万t、废纸257.1万t、废橡胶16.19万t、废塑料90.11万t，湖北省已建、在建、筹建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地共有30家，年回收及循环利用有望达到1260.22万t，循环利用产值有望达到323.11亿元，在湖北省循环经济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武汉、襄阳、荆门、宜昌等4个城市先后被商务部批准为全国第一、二、三批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其中襄阳、武汉两市已于2010年、2011年分别获批财政部、商务部城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项目，并分别获得中央专项支持资金3400万元和4900万元。2010年，湖北兴业钢铁炉料公司、湖北鑫丰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还被财政部、商务部批准为区域性大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地项目，各获得中央专项支持资金1800万元。
在我国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中，湖北愈发显示出强劲的中部力量。
全省总动员作为第一批试点城市之一，武汉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起步较早。2010年1月1日，《武汉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武汉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场所建设与管理技术规范》作为武汉市地方标准正式实施，填补了湖北省在该领域的空白。
此后出台的《武汉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规划》明确，2012年武汉初步建成覆盖全市、布局合理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规范化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达到2200个，建成9～10个规范化的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和1个再生资源产业园，培育一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龙头企业，92%以上回收人员纳入规范化管理，92%以上的社区设立规范的回收点，90%以上的再生资源进入规范化市场进行交易和集中处理，基本消除二次污染，再生资源主要品种回收率达到80%以上。
按照规划，至2015年，武汉规范化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达到2553个，建成60个分拣中转站、10个规范化的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和2个综合性再生资源产业园，武汉市95%以上回收人员纳入规范化管理，95%以上的社区及乡村设立规范的回收点，95%以上的再生资源进入规范化市场进行交易和集中处理，全面消除二次污染，再生资源主要品种回收率达到82%以上，规模化经营水平大幅提升，行业技术水平显著提高，行业良性运行机制基本形成，节能减排的水平显著提高，成为全国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的典型示范城市。
据了解，到今年年底，为期三年的武汉市回收体系建设将基本完成。其中，规范化回收点新增400个，累计达到2200个，新建成8～9个规范化的再生资源交易市场，九成以上回收人员将纳入规范化管理，九成以上的社区设立规范的回收点，九成以上的再生资源进入规范化市场进行交易和集中处理，二次污染基本得到消除，再生资源主要品种回收率达到80%以上。
综观湖北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的热络景象，岂是武汉一家独美？
2009年，襄阳市成为全国第二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试点城市。截至去年年底，襄阳市共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1480家，年回收量达到175.6万t，年回收总值约122亿元。
近年来，襄阳市再生资源行业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去年襄阳市829个标准化回收网点、4个分拣中心、1个再生资源集散交易市场已基本建成，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中心已经投入使用，提前一年时间完成了试点城市项目建设任务。再生资源行业龙头企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2011年襄阳市商贸企业前10名纳税大户中，再生资源企业占5家，为襄阳市申报国家再生资源基地起了重要作用。
今年2月，经过国家商务部的评审和公示，湖北省宜昌和荆门两市成功入围第三批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城市。
城市里的“金山”
提起湖北的再生资源回收，就不能不提格林美。2008年成立的武汉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在湖北省、武汉市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废旧电池和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模式，成为开采中国城市矿山资源的示范模式。武汉格林美于2010年8月9日成功中标湖北省家电以旧换新回收企业，对全面推进湖北省电子废弃物回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已进入高成长期。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城市矿山资源储量日渐增长。目前，我国正处于产品技术提升和产品更新换代的高峰期，电视等主要家电的综合报废数量年均为7000万到8000万台。汽车的报废量也逐年增加，2011年汽车报废量近300万辆，由此可见，我国城市矿山储量渐趋充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可再生资源具有较强的节能减排优势。
为此，我国政府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支持可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推进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并把“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示范”作为七项重点工程之一。此外，还出台了一系列的财政扶持政策，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确定了以销量计缴的原则，每台家电征收额在10元左右，并保留了适时调整征收标准的空间，从而对处理企业的补贴从每台十几元大幅上升至85元/台左右，这必然会驱动着我国可再生资源朝着规模化和环保化方向大发展。
关键词：战略成本管理；资源再生企业；应用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据《中国再生资源行业发展报告(2014-2015)》统计，2013年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在23307万吨，回收总价值6421.4亿元；2014年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在24470.6万吨，回收总价值6446.9亿元。2015年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将26000万吨，回收总价值7000亿元。我国的十三五战略发展目标明确提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实施循环发展引领计划，推进生产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加快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进城市矿山开发利用，做好工业固废等大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建设城市餐厨废弃物、建筑垃圾和废旧纺织品等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系统，规范发展再制造。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的衔接。”但是，目前再生资源行业普遍存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管与监督机制；企业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居民的资源综合利用认识不到位；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回收、加工、分拣处理的成本控制缺乏有效方法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资源再生企业面临一个亟待解决的发展性难题：如何更好地控制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分拣处理等成本？本文就再生资源利用企业的作业链结合战略成本管理的相关知识进行业务探讨，希望借此推动再生资源利用行业创新成本管理方式、方法，借以提高企业的经济及社会效益，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为促进全社会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及绿色环保事业的发展尽力。
一、战略成本管理介绍
(一)战略成本管理的优势
再生资源利用企业的传统成本管理聚焦于回收环节，是基于回收环节占销售成本的50%左右，而忽略了加工、分拣、废弃物处理等环节的成本管理。企业要适应外部市场竞争环境，取得稳定、持续性的竞争优势，企业就必须把经营管理放到制定竞争策略上来，而传统的成本管理只局限在单纯的降低成本上，但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竞争是时时处处存在的，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竞争加剧、信息沟通快速、互联网加的推波助澜的竞争态势下，企业更应当以差异化竞争为重点，达到取得竞争优势的目的。再生资源企业的战略成本管理就是要对企业的价值链进行分析，对企业的成本数据、成本信息进行一系列的研究，为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提供战略性成本管理方法，具体到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工作人员甚至是每一个数据，真正的做到将成本战略化管理。
(二)战略成本管理对资源再生企业发展的具体影响
战略成本管理可以改变企业传统的成本模式，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帮助公司各部门员工加深对企业成本的构成与自身工作关系的理解，企业结合当前经营的实际情况，找到成本控制点。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从全局综合考虑，才能真正地达到降低成本的目标；有利于企业形成本公司独特的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整个企业员工共同做到对成本的控制。
二、如何具体地应用战略成本管理
(一)进行战略成本分析
1.再生资源行业战略环境分析
利用SWOT分析方法对再生资源企业在目前的行业战略成本的竞争地位——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等进行列举和分析，以决定企业发展、或退出再生资源行业的某一段价值链活动。如企业在回收环节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有哪些，分别进行列举和分析，潜在的竞争对手的资源配置、行业整合度、规模等进行研究，确定企业是否加大回收环节的投资或外包或退出。再生资源利用企业价值链可按照作业链进行分析，分别为收购-运输-加工-分拣处理-销售等环节，这些环节由相应的作业特性所决定。上述每个价值链既会产生价值，同时也要消耗资源。针对作业链的各环节进行分析，据以确定单元价值链上的成本和效益。再根据企业的经营实际及发展目标而进行价值作业之间的权衡、取舍，或调整各价值链之间的权重关系。在战略成本管理中，要把企业置身于行业价值链中，从战略高度进行分析，对标同行业、同类企业的标杆数据，和企业的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力求低于其他竞争对手的成本，利用上、下游价值链进一步降低成本或调整企业在行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及范围，以取得更大的成本优势。
2.成本动因的分析与研究
成本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因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称之为成本动因。主要包括：与生产作业相关的成本动因，如废旧屋子的回收途径、价格，运输、加工、分拣这些资源所需要的资源成本，废弃物处理的隐性成本等；与企业管理有关的战略层次的成本动因，如加工可回收再利用资源的规模大小，本企业人员的管理成本，对市场的深度调查与研究，销售产品的途径与推广等等。笔者认为，成本控制管理必须综合多个方面多种因素共同分析，才能更好的控制成本，达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真正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进行发展战略成本规划
准确且行之有效的战略成本管理目标有利于企业长期综合稳定的发展，有利于在竞争企业中凸显自身的优势，要从战略化目标长远发展进行考虑，针对国家对资源再生企业提出的发展要求，制定切实的发展目标，真正做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发展模式。
(三)进行战略成本管理的实施与控制
在战略目标实施的过程中，因仍具有多方面不确定的因素，难免实际结果和预期的效果产生一些偏差，所以应该进行适当的战略控制以寻求最大化地按照预期结果进行调整。战略成本管理的控制需从成本动因的偏差分析入手，如果某一价值链的作业成本动因与实际有巨大偏差，就要进行分析和纠偏，以确定是否重新进行战略化目标的制定。总之，市场必然是时时变化的，各作业成本动因的变化对整个企业的成本控制都有较大影响，对控制因子的变化分析，确定控制标准、及时处理与传送控制信息，就需企业坚持战略化成本管理的模式，适时进行调整，尽可能的降低成本费用。
(四)对战略成本管理的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再生资源利用企业还要对战略成本管理的效果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综合评价，通过检讨战略成本管理的流程，与企业同期、行业先进企业的成本进行对比分析，确定战略成本管理的效果是否符合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在实施的过程中，部门的协调配合是否通畅，是否增加了运营成本，是否真正做到了成本的有效控制，达到了企业发展的目标。
三、资源再生企业的战略成本管理的发展前景
再生资源行业市场广阔，因其紧紧围绕循环经济这一着力点，有利于改善我国农村及城镇资源大量浪费的情况，减小了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再生资源行业推行战略成本管理控制不仅可以分析影响企业的运营成本的各个环节的内在关系，还可通过战略成本管理方法的运用促进企业的战略规划的落地和有效实施，因此，笔者认为再生资源利用企业实施战略成本管理能改善再生资源企业的经营状况，促进企业进一步健康稳定的发展。
四、结束语
资源再生企业有必要实施战略成本管理方法，结合本企业实际的发展状况，综合考虑外部的竞争因素，寻找发展最有利于本企业的经营模式。
作者:蒋亮单位:上海燕龙基环保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李俊.浅谈战略化成本管理的趋势[J].研究与探讨，2007(7)：42-45.
1.上市公司在海外或香港二板市场分拆上市。分拆上市是指已经在主板市场上市的公司将其现有的资产分拆,或对其以风险投资形式控股的企业进行改造,实现在即将开设的二板市场上市的资本运作方式。在二板市场即将推出和风险投资日趋深入的今天,主板上市公司的分拆上市这一全新的资本运作模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2.买壳或借壳上市。买壳上市是指非上市公司通过证券市场收购上市公司的股权,从而控制上市公司,再通过各种方式向上市公司注入自己的资产和业务,达到间接上市的目的,然后将风险资本从资本市场逐步退出。
借壳上市是指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借助已拥有的上市公司,通过资产重组将自己的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并逐步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的目的,然后将风险资本从资本市场退出。
3.并购退出。并购退出是指风险资本可以通过由另一家企业兼并收购创业企业而收回投资,这种方式相对其它方式较为便捷。并购的方式为收购方收购被收购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一旦风险资本对应的股权部分或全部被收购,风险资本便顺利退出。
4.创业企业回购。为了避免因并购会失去公司的独立性,于是产生了创业企业进行股权回购这种发展很快的方式。创业企业回购的方式主要有三种:(1)管理层收购。创业企业的管理层通过融资方式将风险投资部分的股权收购并持有,收购完成后,公司就由管理层和股东所有。其优点是可以保持公司的独立性,避免因风险资本的退出给运营造成的震动。(2)员工收购。创业企业的员工将风险投资的部分股权收购并持有,一般在操作中要组建一个员工持股基金作为收购资金的来源。(3)管理层与员工收购。管理层与员工共同出资将风险投资的部分股权收购并持有。(4)卖方期权与买方期权。卖方期权,是指风险投资者可以在签订协议时要求创业企业在未来以预先商定的形式与价格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买方期权,是指创业企业拥有的以预先商定的形式与价格回购风险投资者所拥有的股票的权力。
5.清算退出。对风险投资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投资项目的失败。据统计,美国的风险投资项目大约有20%～30%是完全失败的,有60%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只有5%～10%的项目是成功的。目前,以清算方式退出的风险投资大约占风险投资总额的32%左右。其操作方式分为亏损清算和亏损注销两种。
风险投资各种退出方式利弊分析
1.上市公司在海外或香港二板市场分拆上市。通过分拆,使分拆出去的子公司可以从外部筹集资本,资本来源不再局限于母公司这一渠道;通过分拆使得子公司的管理人才对财务和投资决策承担主要责任,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和挖掘他们的工作热情;通过分拆,可以保留公司业务发展所稀缺的人才;通过分拆,将有关投资、研究开发和资产收购开支的决策大部分移交给分拆出去的子公司处理,极大地增加了公司的资本和研究支出,使公司从资本投资中获得极大的价值;在迅速变动的经济技术环境中,依赖集权和层级组织进行决策可能会丧失市场先机,而分拆正是基于分拆决策,特别是在投资和购买资产的决策中采用分权决策有其独到的好处。
对于在海外或香港二板市场上市和上市公司在海外或香港二板市场分拆上市两者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创业企业上市后,需要定期披露大量的内部信息,使竞争对手对其经营状况掌握较多;一旦企业业绩下滑,股民会争相抛售股票,使得股价一路下跌;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企业首次公开上市后,风险投资者不能立即售出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而变现撤资。同时股市变幻莫测,当股市不振时,这种退出方式就难以获得高额回报。
2.买壳上市和借壳上市。可以绕开公开上市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各种要求,间接实现上市的目的;可以获得新的融资渠道,通过配售新股可以低成本融资,缓解资金压力。其风险表现在:壳资源是有限的,资本市场上并不是有充足的壳资源等着风险投资者去买或借。而且一般的壳资源都是一些经营困难的上市公司,在买或借壳上市后,一般不能立即发配新股,不仅如此,还要负担改良原上市公司资产的责任,负担较重。
3.并购退出。使投资双方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增加了退出方式的灵活性和吸引力。其风险表现在:除了收益较公开上市低以外,创业企业的管理层会由于企业失去独立性而设置障碍。另外,如果并购是股权与股权进行交换,则收益的变化要在交换的股票售出之后,且实际收益会受该股票市价波动的影响;如果是其它混合方式交换股权,则交易结构的复杂性将使风险投资者面临多种不同的风险。
4.寻找第二期收购。既可以让风险资本顺利退出,又可以避免由于风险资本退出而给企业带来太大的影响,因此,对投资双方都有一定的诱惑力。这种方式的风险主要在于寻找第二期收购者,可能使创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价值等发生转变,从而可能会遭到公司管理层的抵触。
5.清算退出。其优点是能阻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和资金低效率运营。其风险表现在:本来失败的项目已给投资者带来了收益的负增长,而企业的破产清算又是有成本的,而且耗时长,这些会使风险投资者感到雪上加霜。
我国风险投资退出的合理选择
(一)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
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可以根据创业企业的发展情况和自身的优势侧重于以下几种退出渠道:在海外或香港二板市场上市、买壳或借壳上市、并购退出、寻找第二期收购等。
1.当创业企业的投术含量很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很广,且其收益已超过了风险投资公司的预期时,风险投资公司一般应采用在海外或香港二板市场上市的方式退出。因为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除了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外,对海外或香港二板市场的运作经验使他们敢大胆采用这一方式,因为,他们对这一方式的退出风险已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防范措施。
2.在创业企业没有达到直接在海外或香港二板市场上市的标准,但其业绩表现已使风险投资公司的账面收益远远超过预期时,风险投资公司可以选择买壳或借壳上市的办法收回资金。由于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对资本市场的娴熟以及对现有上市公司的充分了解使他们能很快地找到有价值的“壳”资源,实现创业企业的间接上市,从而撤出投资。
3.有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所培育的创业企业的好的口碑是其节省退出费用,轻松利用并购方式退出的胜筹。因为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从其介入创业企业之日起,一直以其比较成熟的投资运作经验培育着创业企业的成长和壮大,这样的创业企业所产生的综合魅力已足以使想涉足高新技术领域的其他投资者竞相追逐。在并购条件合理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公司会很乐意采用这一方式收回资金。
4.以上几种方式都无法实现时,外资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可以发挥其优势寻找第二期收购。因为,风险投资公司借助于其在资本市场的关系网络和雄厚的外资背景会很快找到二期收购者,从而撤出资金。
(二)具有自身优势的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自身的优势使其更愿意采用在海外或香港二板市场分拆上市。因为,上市公司对主板市场强大的融资功能已深有体会,再加上它对主板市场法律法规的熟悉,是其顺利撤出投资且获得较高收益的保证。当然其自身在主板市场的优秀表现是主板市场的投资者愿意追捧其分拆出去的公司股票的筹码。一般地它会把高科技部门或子公司剥离出来借“主业突出”等优势实现上市的目的,同时也是其向高新技术行业渗透的计划得以落实,以促进整个公司的运作并提高其竞争力。
当然风险投资公司也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撤出投资,如通过上市公司的其他子公司的“壳”资源买壳上市;创业企业的回购在保证其利益的基础上,也是其乐于接受的一种资金撤出方式。上市公司在主板市场的良好表现和可人成绩,使风险投资公司对其培育的创业企业进行宣传和包装,使想涉足高新技术领域的其他投资者有可能会作为二期收购者接手创业企业,使风险投资实现撤出。
(三)其他资金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
虽然我国目前其他资金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在资金撤出的方式选择方面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但其各自的优势将成为其选择撤出方式的主要决定因素。
使现行“一轨”行政垄断供地向政府与市场“一主多辅”体制转变，
通过增加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作用以实质性提升
房地产供给对需求变动的反应弹性
在消化房地产过量库存成为中国经济政策要务背景下，近期少数大城市楼价飙升引发广泛关注。楼市回暖本应有利于减缓经济下行压力，然而楼价过度飙升对房地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探底回升弊大于利。新一轮楼价异动的认识价值，在于它以近乎自然试验的方式，再次提示传统行政垄断供地体制不利于中国房地产行业与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应对政策固然需采用短期调控措施遏制楼价过度上涨势头，同时更应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针，着力改造传统行政垄断供地体制，以实质性提升房地产供给对市场需求变动的反应弹性与效率。
楼价异动与调控政策
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一段调整，近期出现快速分化走势。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深圳2015年上半年开始的房价反弹行情，去年底向其他一线城市以及个别二线城市快速蔓延，近来出现少数大城市楼价大幅飙升的局面。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0个中国大中城市商品房价格呈现总体回升趋势：环比价格指数2015年5月由此前下降转变为正增长，同比价格指数变动也于去年12月由负转正。不同城市房价走势分化明显，尤其是少数大城市楼价猛涨出乎预料。如3月份一、二线城市同比增速分别上升到31.5%和5.3%，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收窄到-0.5%。从房价月度环比增速看，3月一、二、三线城市房价增速分别上升到3.5%、1.5%和0.4%。市场机构提供的百城房价也显示类似房价走势特点。
一线城市之间房价升势差别很大。北京、广州楼价从2015年底开始回升，今年1月同比增速达到10%-11%，大体属于增速较低组别。深圳在新一轮楼价上涨中一马当先，涨价最早并涨幅最高，1月楼价平均增速达到52.7%。上海处于中间状态，1月房价同比增速达到21.2%。到3月份，京、沪、广、深同比房价进一步分别飙升到17.6%、30.5%、15.3%和62.5%。
从月度环比楼价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今年1月增速分别为1%、2.2%、0.8%和4%，3月分别为3%、3.6%、2.9%和3.7%。除了深圳环比价格略有回落外，其余三个一线城市环比价格都大幅上升，环比房价折年率都显著高于3月同比价格。可见一线城市房价猛涨势头如不加调控，还可能继续发展并面临失控风险。
伴随房价猛涨，一些城市再现销售火爆与反常抢购现象。据报道，春节前后深冬时节有的城市出现“披着棉被连夜排队买房”的情况，还有两千多人拥挤认购导致售楼酒店“出入口几乎瘫痪”和附近交通堵塞场景。在房价猛涨的背景下，为购房者调动头寸提供各类短期融资的违规市场操作滋生蔓延。房价异常波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并对理解与实施政府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带来疑虑与干扰。
购房者售楼处排队买房
针对上述形势，3月下旬以来上海、深圳、北京、南京、武汉等城市侧重从需求管理方面出台楼市新政，内容包括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提升非户籍人口购房缴纳个税与社保年限，下调公积金最高额度，排查监管首付贷、首付众筹、过桥贷、装修贷等楼市曲线融资交易等等。这些措施有其务实合理性，然而仍需在深入分析新一轮楼价异动原因基础上，采取供求两侧共同调节、短长期措施相互配合方法标本兼治，为中国房地产业与城市化发展行稳致远创造必要条件。
供地收缩是关键根源
对症下药治理楼市异动，需切实理解其发生根源。一般而言，楼价猛涨无疑是供求关系失衡的产物。具体看，房价飙升源自需求快速增长；同时，行政供地大幅收缩使得楼市供求关系脱节。供地收缩是楼市异动的关键根源之一。
多方面因素推动近年一线城市楼市需求快速增长。过去一年多，央行五次降准与六次降息，“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市场资金充裕、利率较低。去年夏季股市调整后大量资金寻求新投资机会，楼市成为重要选择对象。尤其是2014年“930”以来，住建、央行、财政、银监等部门联手，在购房信贷、公积金、营业税等方面出台四波楼市利好刺激政策，对房地产需求回升产生重要推动作用。在房价升势已成背景下，首付贷之类新金融工具加大杠杆推波助澜。
数据显示，受大城市集聚规律与楼市购买投资力“虹吸效应”作用，近年一线城市房地产需求增速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2015年全国城市商品房销售额年均增幅为10.5%，一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额年均增幅约为16.4%，比全国平均增幅高出一半以上。同期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年均增幅分别为9.7%、18.2、27.7%、13.6%，除北京由于维持限购等原因略低，广州、上海、深圳增幅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0%、173%和263.8%。
从本轮房价飙升根源讨论看，分析人士对需求面条件理解比较接近，有关部门官员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上海市政府“325”楼市调控新政新闻会上，主管部门官员解释去年“房价上涨非常快”原因时，也是列举了货币“流动性相对宽裕”、楼市“信贷税收政策”、“供求关系存在矛盾”、“部分企业违规操作”等因素。
然而需求增长需结合特定供给面条件才会导致价格飙升。上述官员从“供求关系存在矛盾”角度分析上海楼价猛涨也体现这一逻辑：他认为本地刚性需求集中释放带动一些购房者提前入市，同时投机性需求回潮，但“商品住房的供应面积和商品住房可售面积相对来说有所下降”造成供需矛盾。这个分析有道理，不过问题在于：为什么楼市需求走高之际供给不升反降？是房地产行市场机制调节失灵？还是缺失正常市场机制的反常现象？
观察房地产行业供给面条件，供应链大体包含策划设计、融资、获取土地、采购建材、施工建造、市场销售等环节，房地产企业管理协调供应链并承担财务盈亏的开发投资主体职能。一般来说，供应链竞争性越高，越可能通过自发竞争机制对市场需求与预期价格变动做出反应，越有助于通过供求互动调节促成市场比较平稳有序运行。
就商品房供应基本环节而言，无论是钢铁、水泥等建材行业，还是开发商市场都具有较高竞争度，唯有房地产用地供给例外。由土地制度与管理体制决定，中国商品房用地一级市场供给受行政垄断，供地数量由行政部门年度计划决定。如果在需求快速上升时供地数量调节滞后甚或逆向调节，有可能引入或放大供求失衡并促成房价飙升。观察近年实际情况，这个简单分析逻辑在相当程度上是新一轮房价飙升成因的真实写照。
基本事实是，近年一线城市不约而同地大幅降低住宅供地数量。数据显示，广州住宅供地面积从2010年1505万平方米下降到2014年297平方米低谷，2015年虽回升到408万平方米，然而仍比2010年降低约73%。北京住宅供地面积从2010年2310万平米下降到2015年422万平米，降幅高达81.7%。上海从2010年3148万平米下降到2015年663.6万平米，降幅约为80%。深圳则是从2010年398.9万平米下降到2015年140万平米，降幅约65%。
供地数量与土地价格反向变动：不同数据来源的土地价格近年都不同程度大幅上涨。例如各城市国土资源部门公布的住宅供地挂牌价格数据显示，四个一线城市2015年价格比较2010-2011年都有成倍上涨：涨幅最低的广州和上海约在1.6-1.7倍，深圳与北京涨幅在5-6倍惊人水平。
又如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各城市分季度“居住用途平均地价”显示：北京住宅土地均价从2011年每平米13533元上升到2015年每平米47581元，2015年是四年前3.52倍。广州住宅地价从2011年每平米6255元上升到2015年每平米26983元，2015年是四年前4.31倍。上海住宅地价从2011年每平米20517元上升到2015年每平米33435元，2015年是四年前1.63倍。深圳住宅地价从2011年每平米20225元上升到2015年每平米39337元，2015年是四年前1.945倍。
土地价格高涨推动楼面均价飙升。各城市国土资源部门数据显示，北京楼面均价从2011年每平米4984元上升到2015年每平米16625元，2015年是四年前3.34倍。广州楼面均价2015年是2911年的2.49倍，上海2015年是四年前2.84倍，深圳2015年是四年前的6.11倍。楼面价格猛涨推高房价，“面粉价推高面包价”。
一方面，宏观、行业、地区等因素推动中国少数大城市楼市需求走高；另一方面，行政部门出于自身行为逻辑大幅收缩供地，两方面相反作用力量派生供求失衡并推动楼价飙升。城市化背景下中国房地产需求增长是被广泛认知的客观趋势，也是经济长期前景看好的重要支撑条件之一；然而在需求增长同时收紧供地则是特殊现象，与转型期特殊土地管理制度存在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收缩供地是新一轮房价飙升的关键供给侧因素，垄断供地则是关键体制条件。
楼市波动需标本兼治
目前中国经济双重调整处于探底与转换阶段，楼市回暖本应发挥助推经济企稳向好的积极作用，近来某些经济指标回升一定程度也应与楼市变动有关。然而近期楼价过度飙升，异动难以持续。价格过度飙升刺激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购买甚至反常抢购，相关市场机构通过“金融创新”违规融资推波助澜，房价飙升预期与市场主体行为相互激荡使楼市再次面临资产泡沫化风险，由此派生不确定因素对宏观经济转向下一轮景气成长前景投下阴影。
应对新一轮楼市异动需标本兼治。短期政策需从供需两方面入手遏制房价猛涨势头。在需求方面要改变近年频密出台房地产刺激政策状态，近期不再推出新的全国性刺激政策。需科学区分金融创新、投机炒作、庞兹骗局的关系与内涵，客观认识互联网金融的潜在利益与风险，切实加强楼市融资审慎监管以防范新金融风险。在资产价格上涨体现通胀相对重要性提升的大背景下，货币政策需更加重视宏观审慎原则，避免偏于宽松在客观上助推资产泡沫。
短期供给政策需尽快增加楼市供地数量，改变一些城市住宅供地过度收紧状况。对地方十三五规划涉及未来长期供地方针偏紧表述需适当调整。在房地产开发企业获取土地已受到市场价格竞争约束的背景下，总体应实施较为宽松供地方针，以减少房地产业发展额外数量限制，并使价格信号更为灵活有效地反应土地资源的真实社会成本。
特定地区楼市波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空间范围特征性因素，因而楼市管理需更加重视因城施策，赋予地方与城市更大权限，同时加大对局部性地区性楼市异常波动的问责力度。在广大三四线城市继续稳健实施消化房地产过量库存政策同时，也需关注楼市飙升虚火向更多城市蔓延发展，防范楼市波动对宏观经济企稳回升产生负面影响。
近期楼价异动再次提示传统行政垄断供地体制内在局限及其改革必要性。楼市新政不应止步于诉诸短期调控措施解决突出矛盾，而应立足十八届三中全会深改决定基本原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针，通过供给侧改革使现行“一轨”行政垄断供地向政府与市场“一主多辅”体制转变，通过增加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作用以实质性提升房地产供给对需求变动的反应弹性。
第一，打通工业存量闲置用地用于住宅及其他建设用地的转换通道。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比重远高于国际通常水平，住宅用地相对比例偏低。近年不少城市特别是比较发达城市部分低端二产企业退出形成富余土地，有必要向包括住宅在内的其他建设用途转换。受制于相关政策门槛过高目前这类转换很难成功，形成一些城市工业用地大量闲置而楼市供地不足局面。需调整相关利益关系，打通工业存量闲置用地用于住宅及其他建设用地的转换通道，通过盘活存量工业用地以提升楼市供地灵活性。
第二，推进对小产权房有序确权与合法化进程，适度放宽住宅建造容积率管制，边际提升城市房地产供地弹性。需历史而理性地看待小产权房现象产生背景，直面现实矛盾并积极探索通过改革调整相关体制政策推动小产权房逐步合法化，实现“最大限度使人们经济活动合法化的”的目标。同时可研究适度放松过于严格的商品房建筑容积率管制政策，与小产权房有序合法化共同作用，提升城市商品房供给反应弹性，并释放推进投资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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