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概论范例(12篇)
时间：202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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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完满闭幕，法国文化年”即将在北京拉开序幕：印象派画展”和法国时尚展”令人期待，酷爱中国文化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也于10月8日早早抵达北京。然而，就在这一晚，就在这个中法友谊再度升温的时刻，从网上传来噩耗，法国当世最伟大的哲学家德里达，因胰腺癌在巴黎一家医院去世。2001年9月来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头发已全白了的德里达精神矍烁，步履轻盈，丝毫看不出71岁高龄的迹象。在座聆听大师讲座的人都说，他至少可以活到90岁。德里达从中国回国不久，人们就得知德里达身患重病的消息。按照法国的医疗条件，谁都未曾想到三年后德里达就会撒手人寰。一觉醒来是清晨，世间已无德里达”。
德里达无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是啊，在过去三十年间，有哪个词语能象解构”一词这样能激发人们的激情和想象力呢？有哪一个哲学家能象德里达这样在世界范围内激发起人们的哲学思考呢？有哪一个哲学思想能向解构主义这样打破学科的界限渗透到所有的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呢？能够激发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的激情，这是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你可以说德里达的学问不能令你信服，他的表达不能让你舒服，但是，他永远能激发人们对司空见惯的事情重新进行哲学思考，德里达就是哲学在当代的化身。德里达的哲学的确也能被归纳为几个教条或学说，比如延异”、踪迹”、播撒”、替补”、游戏”、不在场”、书写”、文本”、他者”……这也是解构主义能畅通无阻地在全球流通的一个前提。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德里达的哲学是一种艰深的哲学技艺”，是一种持之以恒的读与写的活动”，这就无法被化约为那些教条或学说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很容易就能模仿和重复那些词语和话语，却很难学会解构分析技巧的原因。
解构是一种批判”，正如伽谢（RodolpheGasché）所说。但是，这种批判的目的并不是从解构”的字面上所理解的摧毁形而上学”，即批判某个哲学家的思想并终结它。正相反，德里达对某个哲学家的解构总是进入到其文本之中，揭示其文本内在逻辑的悖论、矛盾和断裂之处，揭示其思想隐秘的前提、隐含的修辞或可能性条件，揭示其陷入某种中心主义（在美国习惯叫做本质主义”）的思想困境。因此，解构并不是简单地以非主题”的方式在前人的哲学文本中揭示出前人所未曾见到的东西，比如说那些语言学的、精神分析的、人类学的、女性主义的新洞见，而是以一种使经典文本被激活的方式重新阅读和进入传统的经典文本。德里达对某个经典哲学家的解构总是能激起人们以新的方式和新的视角重新阅读这些哲学家的激情，解构使那些庞然大物复活了。解构就是批判，而批判就是激活”，这就是德里达的伟大之处。罗蒂愚蠢地假想他要和海德格尔、德里达去争谁是最彻底反形而上学的哲学家”的皇冠。实际上，他并没有看到，海德格尔与德里达都不是不学无术之辈，这两个引领二十世纪哲学潮流的人对哲学传统的熟悉和珍视，远非一个颠覆形而上学的尾随者和狂热分子所能理解。与通行的印象相反，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不是为了彻底摧毁西方形而上学，而是为了激发西方哲学传统的新生。德里达正是以这种方式捍卫着哲学传统，并将自身归之于其中。德里达总是精心地选择自己与之对话的哲学家：柏拉图、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索绪尔、海德格尔等。就象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一样，德里达通过对那些经典哲学家的文本解构性的分析，激活了那些哲学家的思想，激发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进入那些经典和传统之中，激发人们在哲学之中和哲学的边缘”重新进行哲学思考。德里达的文本给人的那种精神的愉悦就在于，尽管你很难读懂他的文字，但是，你所读懂的和读不懂的都能激发你真正的哲学思考。
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的结构主义研讨会上一举成名之后，他在法国的形象一直是作为五、六十年代鼎盛一时的结构主义运动的分裂者和终结者。多斯（Fran?oisDosse）在两大卷的《结构主义史》（1992-94）中，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一词来标志结构主义时代”之后的整个一个时代。而费里和雷诺（LucFerry&AlainRenaut）在《六八年的思想》（1985）中则把德里达定位于与福柯、阿尔都塞、布尔迪厄、拉康这些思想家同属于法国六八年学潮的那一代激进的反人道主义”的哲学家。他们给德里达戴上一顶法国的海德格尔”（德里达＝海德格尔＋德里达的风格）的帽子。到了八十年代，德里达在法国的影响已经减弱了，而在法国之外他的影响却远远要比在法国本土大得多。耶稣说：先知在本地是没人尊重的”。德里达在法国一直被学院派人士认为是一个诡辩论者，一个智者，一个怀疑一切的怀疑主义者，一个鼓励随意阅读的不严肃的人，一个不学无术的骗子，一个犬儒主义者，一个保守主义者……人们不禁会问：难道他们竟无视德里达的思想的激进、对现实的积极关注、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和严密论证、对一种负责任的伦理和政治的捍卫吗？他们难道从不去读德里达的书就肆意攻击他人吗？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解构呢？现在，大师已去，当年索邦大学和那些大学学院中保守的教授也已耆耆老矣，与大师之间的种种恩怨也该化解了。他们应该将对后现代主义的厌恶与对德里达的尊重区分开，以重新审视德里达对于法国和我们的时代的意义。随着福柯、阿尔都塞、巴特、拉康在八十年代初的五年间相继辞世，当年叱咤风云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大师们还剩下谁了？到现在，他们应该发现，是谁带给人们如此多思想上的惊喜和震动？是谁堪当法国二十世纪哲学的辉煌”中的最后一位大师”？还有谁能在德里达的身后继续捍卫着法国哲学的光荣与梦想？所以，他们应该珍惜德里达，把他视为法国的国宝。可以预想，新的一轮对德里达思想的研究将在法国本土兴起。这就是德里达的死亡所带来的和解。
德里达之死使他成为呼唤我们去聆听和理解他思想的允诺的幽灵”。他活着时候的形象带给人们影响的焦虑”，并妨碍了人们心平气和地对待他。现在，哲人日已远，应该还德里达一个公正”了，不是法律上和名誉上的公正，而是向德里达的思想敞开友好的胸怀的公正”，是给予一个死者无条件的宽恕”的公正”。现在，德里达将作为一个幽灵”而不断重新来到人们的思想之中。因此可以说，德里达的死亡是他的生命的替补”。德里达在《永别了，列维纳斯》中曾说过，从始至终，列维纳斯的整个的思想就是沉思死亡。”永别”就是对他者的必死性的承认。让我们说：永别了，德里达！”
我们重复”他思想的踪迹”，我们接受他赠与我们的思想的礼物，我们也在灰烬”中看到他的必死性，看到了他的思想被消抹、被覆盖的不可避免和脆弱性。因此，保留他的死亡留下的终必消亡的思想踪迹”，这是我们对这位再无法与之面对面交流的人的记忆”和哀悼”，也是我们在背叛的可能性”之中对这位永远不可能”在场的死者无条件的忠诚”和责任”。这是他教给我们的。把德里达思想的踪迹实体化，把作为激发人思考并纠缠于人的思考的幽灵可见化、肉身化，甚至给他披戴上解构主义之父”的皇冠和新装，把他激进的思想彻底学院化、教条化、经典化、官方化、安全化，再把他送入哲学神圣家族的殿堂的神龛之中，这些闹剧无疑都消解了哀悼”本身，是最糟糕的一种哀悼”。哀悼必须恰如其分，那就是以进入德里达思想之中的方式守护着他的思想的灰烬和踪迹。因为死亡带来了哀悼和友谊，所以，在德里达之死之时，适宜的是与德里达一起去沉思哀悼”与友谊”。
二、解释德里达的三种模式：海德格尔、德曼与列维纳斯
德里达的幽灵”无法被划归为某个特定的学院制度或思想体系之内，其思想内部也存在着矛盾的、悖论的、异质性的甚至是自我颠覆性的成分，这些都不应该被简化为某种单一解释模式，而应该为其保留其文本的可写性和无限再解释的权利。对德里达思想流行着三种解释模式。第一种是在前面讲过的把德里达视为彻底地颠覆传统形而上学之人。这种解释模式我称之为海德格尔式解释”，比如哈贝马斯、费里和雷诺就把德里达视为尼采－海德格尔”的解构形而上学事业的传人。这种解释模式认为德里达的事业在于解构传统的形而上学，尤其是它的语音中心主义，能指中心主义，阳性中心主义，在场中心主义等等。德里达关于不在场对于在场的优先性、将来对于现在的优先性、有限性的悖论等思想无疑来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其实更依赖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对索绪尔语言学的重新解释。此外，也很难说尼采在这方面对德里达的影响就比海德格尔要小。
第二种解释模式是把德里达视为打破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身处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准哲学家。这种注重文本的互文性、自我解构和自由游戏，以及意义的延异－播撒－增补－踪迹－重复－涂抹的解释模式我称之为保罗·德曼式解释”。在《六八年的思想》中，在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差异”的视角对德里达的延异”和播撒”的概念做了一番假充内行的考察之后，费里和雷诺说，德里达在解构了主体”之后，所有剩下的就是文学了”。这个理解大成问题，但他们也道出了一个基本现象：德里达在八十年代之后的影响力主要在美国而不在法国，而且主要在文学领域而不在哲学界。德里达对文字与声音”、书写的踪迹”与意义的播撒”、二元对立的替补、文学与白色的隐喻”、文本与差异、双重场景”的思考，对萨德、马拉美、卡夫卡、乔伊斯、塞林纳、贝克特、阿尔托、博尔赫斯、巴塔耶、布朗肖、蓬热、热奈的解读，还有德里达的写作那种决不混同于他人的鲜明的文体风格，以及著有《明信片》和《丧钟》这样的超级文本，再加上罗兰·巴特以及文学批评中的耶鲁四人帮”（德曼、米勒、哈特曼、布鲁姆）、芭芭拉·约翰逊、乔纳森·卡勒、罗蒂的呼应和推波助澜，人们很容易得到与费里和雷诺相似的印象。
的确，现代文学经验更好地证成了德里达所钟爱的关于哲学、文学、语言学、文本和写作的那些主题：语言的差异性和创造性、文本性或文本事件、文本的游戏与愉悦、写作实践或可写性、能指的自主性、踪迹和意义的播撒、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交互性、修辞性与虚构性、反讽性和隐喻性、签名的独特性与自传等等。德里达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看到了那种通过透明的、无歧义的语言，即几何学的、数学的、科学的、现象学的纯粹语言再现历史的梦想，他转而向那些现代作家以隐喻性的语言、复杂的修辞、多义与歧义、虚构和自我解构的形式去重现和包容历史的努力致敬。德里达深深迷恋于现代文学作品及其自我意识，他从中看到了一种颠覆哲学、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禁忌、边界和制度的力量、激情和愉悦，一种文学事件的独特性与重复性、虚构性与文本性。德里达对文学文本的解构不仅给出了一种不同于新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或读者反应批评”等等的文学批评的技艺，而且还揭示了那些写得好”的文本的自我解构性”，正如德曼经常做的那样。尽管如此，文学在德里达的哲学中也并不拥有什么对抗哲学的特权，因为德里达通过那些表现的危机”、语言的危机”和文学的危机”中的现代派作品提出了文学是什么？”或文学从哪里来？”等等关于文学本体论、文学建制”或文本的法则”的问题。德里达对文学及其建制、文学史及其同形而上学观念、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样报以解构的态度，质疑其历史性构成，追问文学事件以其独特的书写方式对历史事件的独特的责任和义务。德里达看起来象他那些文学批评家朋友一样钟爱文学、文本和文字游戏，但是他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不过他的哲学语法”更接近于文学和文学批评而已。
对德里达思想的这两种解释模式（海德格尔模式和德曼模式）涵盖了德里达的早年哲学，到此为止，我们会得到就剩下文学了”的印象。而第三种流行的解释模式更多地把晚年德里达的思想考虑进来，这就是德里达的关于他者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一解释模式我称之为列维纳斯式解释”。这种模式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与海德格尔模式和德曼模式能截然分开，而且，它也使得德里达能避免海德格尔事件”和德曼事件”的陷阱。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聚拢”和同一性思想的批判就来源于他的老师列维纳斯的他者、差异、异质性、不可还原性、非关系性等思想。在捍卫他者、差异和异质性这方面，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远远地走在了德勒兹、福柯、利奥塔、拉库拉巴尔特、南希、马里雍这些法国新潮哲学家的前面。列维纳斯强调他者的不可还原的、不可总体化”的原初的给予性和无限异质性：他者的踪迹，他者的不可见的面孔”，他者的外在性”，他者的超越性，他者的死亡，对他者的义务，总之，绝对的他者”。德里达从列维纳斯及其好友布朗肖的思想中发展出他自己的幽灵政治学”、记忆政治学”，非关系性的他者伦理学”以及没有肉身和精神的幽灵、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没有本体化和目的论的末世论”、没有宗教的正义”等思想。从列维纳斯的思想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德里达晚年思想中的那些核心概念：宽恕、友爱、好客、到来的民主、新国际等。
三、友爱的政治：好客、到来的民主与新国际
德里达曾因秘密讲学而在捷克被捕入狱，他反对南非种族歧视、支持曼德拉的解放事业，他为建立国际作家议会而奔走，在七十年代他发起哲学教学研究小组（GREPH）运动、创立国际哲学学院，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事业失败的时候他站出来谈论马克思……尽管如此，德里达并不是一个萨特式或福柯式的知识分子。长久以来，他的政治姿态都基于他的怀疑主义的与修辞学的解构立场。不过，长达二十年的解构实践磨练了他的技艺，使他可以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一种非政治化、非教条主义的方式面对政治”，质疑何谓政治”以及政治的限度，质疑何谓法律”以及何谓法律之外的正义”（《从法律到哲学》（1990）、《马克思的幽灵》（1993）、《法律的力量》（1994））。德里达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十多本大大小小的著作表明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解构的政治转向”或伦理转向”。
在这些著作中，唯一带有政治”字眼作为标题的著作是《友爱的政治》（1994）。这本书由噢，朋友们，没有朋友”（Ophiloi,oudeisphilos/Omesamis,iln'yanulami）这句被蒙田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箴言所引出千变万化的解释分析编织而成，展示出德里达高超的解释技巧和不羁的思想灵感，出版之后就成了九十年代西方哲学的一本经典。德里达在《多义性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与《永别了，列维纳斯》中所表现的对德曼和列维纳斯的友谊以及对这一友谊的沉思堪称《友爱的政治》所描述的友爱的典范。然而，《友爱的政治》在思想上却与《马克思的幽灵》是姊妹篇，构成了德里达的政治哲学的两个核心文本。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路数是通过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进入到无限的他者政治之中，通过一种完全不同于整个西方传统友爱观的新型友爱来谈论一种新型的政治，通过对他者的无条件的好客”来谈论到来的民主”和新国际”。而新国际”正是《马克思的幽灵》的主题。在向德里达之死表达哀悼和友谊的场合，富有教益也倍增悼亡之感的是回忆他如何谈论友爱的政治”（Politiquesdel'amité）。
在《友爱的政治》中，象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一样，德里达更多地从布朗肖那里吸取思想的灵感，以阐发他的友爱观，并解构整个西方传统的友爱观。通过解构从希腊、罗马到基督教，从法国大革命到尼采的西方传统男性中心主义的友爱观念，德里达质疑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把友爱作为一种政治参与经验的传统民主概念，进而质疑以权力、民族、主权、合法性、代议制等为核心的政治的概念，提出了他自己的好客”、到来的民主”和新国际”的新政治哲学。对于德里达来说，整个西方传统的友爱概念实际上息息相关于民主的政治修辞学，而从日常生活到国际政治中，民主政治修辞学无疑都具有的核心地位。这就是德里达在《友爱的政治》中为什么要谈论友爱”，为什么要谈论政治”。
在西方传统思想史中，友爱（philia）是政治哲学中的边缘性概念，它更多地属于伦理学范畴。亚里士多德是在《伦理学》中讨论了友爱的德性。虽然《伦理学》中最高的友爱是基于德性的，是两个有德性人之间的友爱，是非政治的，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其政治学的一部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友爱是正义和城邦民主政治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义离不开城邦中平等自由的公民间的友爱，它才是城邦的基础。然而，德里达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友爱的德性是年轻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友爱，而非男女之间和女人之间的友爱。而罗马的公民共和友爱就象现代的同志”般的友爱一样，也是男人之间的公共的友爱”。至于基督教的友爱，同样是上帝子民之间的兄弟之爱，法国大革命的博爱”是这一概念的世俗化形式。通过对友爱的解构性的谱系学”的分析，德里达认为，整个西方传统的友爱概念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对于德里达来说，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质疑就已是一种政治行动了。因为男性中心主义的友爱概念完全基于某种政治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非常明显的是城邦”及其公民”的概念，在其它情况下是国家、民族、地域、主权、阶级等概念。德里达认为，基于这些认同的政治就是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纳粹和保守主义的共同起源。因此，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友爱以及象海德格尔哲学对存在的爱，是解构这些根深蒂固的政治概念的前提；而解构这种爱有差等的友爱又依赖于解构有限数量”的友爱所依赖的政治共同体的自然根基。
德里达解构友爱的政治”也要确立自己的敌人”，这个敌人既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不是蒙田、尼采、海德格尔，而是书中以四章的篇幅着重讨论的德国公法学家和政治神学家施米特及其敌人的政治”。在德里达看来，施米特是二十世纪最顽固不化的国家主权论的倡导者和蛊惑者，其政治的概念乃是自由民主最大的敌人。因此，要呼唤一种新的政治的概念和新的国际法的概念，就必须解构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既要解构其作为政治的标准的敌友之分”的概念，也要解构其基于国家和主权概念的政治的概念。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认为，政治的”是国家的”，国家是政治的统一体”，只有国家才能决断战争和敌人”。德里达认为必须解构这种建立在国家主权概念之上的政治的概念。于是，德里达以他者和将来之名跨越各种固有的自然限制（如民族、国家、阶级、地缘、政制等），允诺和呼唤一种承认无限的异质性、尊重无限的差异的到来的民主”：一种无限友爱的民主，一种无限民主的友爱。于是，到来的民主”就成了为无限的异质性疲于奔命的解构”。当然，到来的民主”并不是期待什么未来民主”，而是指出民主是一个事件性和历史性的过程，是对超越公民概念、民族国家概念、主权概念和大国制定的国际法的概念以及对与从政制、主权、组织来理解民主全然异质的民主的允诺和呼唤，是积极承担民主的责任和紧迫感。德里达的到来的民主”的根据在于从本体论上来讲的对他者的无限的责任和对他者无限敞开的好客”，这是将列维纳斯的伦理学的神圣的他者”政治化了。
对于施米特来说，政治中最重要的不是绝对的他者”，不是对陌生人好客”的友爱”，而是政治中的敌人”。政治行动不能取消敌友之分”，人类日常语言也清楚地显示了所有根本性的政治概念的敌对性，甚至基督教的爱你的敌人”也愈加清楚地预设了敌友之分”。如果取消了敌友之分”，尤其是取消了主权国家之间的敌友之分”的话，战争与和平、内政与外交、武力和文明的区分，以及国家、主权、战争、敌人等概念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这实质上就是以人类”、权利”、和平”、秩序”、责任”、未来”、正义”等名义消除了政治”。徳里达认为，施米特犯了自由主义的老毛病，他总把政治领域视为独立的、纯粹的、自律的、与其它领域有着根本的区分原则的政治”本身。正因如此，施米特才坚持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甚至不惜为政治而决断”出至少一个敌人。
施米特认为：在一个彻底消除了战争可能性的世界上，在一个完全实现了和平的世界上，将不存在敌友之分，因而政治也将不复存在。……战争作为最极端的政治手段揭示了那种支撑着所有政治观念的可能性，即敌友之分。”在徳里达看来，施米特并没有追问战争和敌人的起源，因为不仅存在着在敌对性的概念之间无限播撒的语汇，而且也存在着大量的敌友之间无法绝对分立的延异，难道一定要将其极端化为战争状态吗？而施米特从战争和敌人来定义政治，无非是对国家的主权的认同的极端化，它仍然建立在对祖国、大地、人民、血缘、种族以及政治共同体的其它自然属性的认同之上，从而隐含地建立在传统的友爱的概念之上。徳里达认为，施米特用战争的可能性”或政治的严峻性”这一含混的哲学概念掩盖了敌友之分的复杂性。施米特认为政治统一体区别于其它组织的特征就在于它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德里达认为，如果这样，那么敌友之分”必须推到彼此杀死对方的可能性上才可能让敌人成为真正的、严肃的、政治上的、公共的敌人。这种在道德上并不邪恶、经济上并不竞争、审美上并不丑陋、人性上并不缺乏尊严甚至是更有尊严的敌人，最后只能是为了生存和种族而与之斗争。然而，这就意味着存在着超出敌我之分”之外的政治标准，即自然的生存或种族的生存。施米特最终仍然是诉诸作为政治统一体的民族或国家的绝对性，而这正是德里达的新国际”政治学所要解构的首要目标。
德里达质疑了整个西方男性中心主义的友爱概念的限度，尤其是作为这种友爱概念的政治基础的城邦概念和公民概念；德里达也质疑了施米特的敌友之分”的可能性，尤其是其决断敌人的基础和权力，即现代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象哈贝马斯那样，德里达从康德的永久和平”学说中也学到了世界公民权利”的概念以批判施米特。德里达特别借用了康德的好客”概念，并将其世界公民的政治学”（cosmopolitanism）的谱系一直追溯到晚期希腊的斯多亚派和圣保罗的四海一家”的观念。按照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好客”就是无条件地接待他者，允许他者进入我的空间，无论他人是公民同伴”，还是非公民同伴”，甚至尤其是后者。于是，建立在世界公民权利”上的好客”就颠覆了整个西方传统的友爱的伦理学和友爱的政治学。这种无条件的好客”的世界公民权利的政治学”提供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国际”概念，这就是《马克思的幽灵》中批判自由市场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新国际”概念。新国际”并不是说不同国籍的人以新的方式联合起来，而是说要以新的没有政治的政治”去重新理解人权、国籍、国家、国际法和民主等司空见惯而在今天已经大成问题的观念。这就是德里达的新的友爱的政治”所允诺和呼唤的东西。
【注释】
1RodolpheGasché."DeconstructionasCriticism",InventionsofDifference:OnJacquesDerrida.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ass,1994.p22.参见，TheTainoftheMirror:DerridaandthePhilosophyofReflection.Harvard: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
2参见，Fran?oisDosse.Histoiredustructuralisme(2vol).Paris:éditionsLaDécouverte.1991.HistoryofStructuralism.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7.《从结构到解构》，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当然，没有多少人会同意多斯把德里达当做"超结构主义者"的提法。
3LucFerry&AlainRenaut.LaPensee'68:Essaisurl'antihumanismcontemporaine.Paris:Gallimard,1985.FrenchPhilosophyoftheSixties:AnEssayonAntihumanism.trans.MaryCattani.Amheret:The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Press,1990.德里达十分恼火他们给他扣上的头衔。显然，没人会喜欢"法国的尼采"（福柯）、"法国的马克思"（布尔迪厄），"法国的弗洛伊德"（拉康）这些标签。
4德里达论尼采，参见，JacquesDerrida."TheQuestionofStyle",trans.RubenBerezdivin,inTheNewNietzsche:ContemporaryStylesofInterpretation.ed.DavidB.Allison,Cambridge,MAandLondon:MITPress,1985.p.176-89.Spurs:Nietzsche'sStyles.trans.BarbaraHarlow.ChicagoandLondon:UniversityChicagoPress,1979.TheEaroftheOther:Otobiography,Transference,Translation,trans.PeggyKamuf.Lincoln:UniversityNebraskaPress,1988."InterpretingSignatures(Nietzsche/Heidegger)",inLookingAfterNietzsche.ed.LaurenceA.Rickels.Albany:SunyPress,1990.p.1-18.德里达与尼采、海德格尔的渊源，参见，AlanD.Schrift."Derrida:NietzscheContraHeidegger",NietzscheandtheQuestionofInterpretation:BetweenHermeneuticsandDeconstruction.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1990.p95-119.ErnstBehler.Confrontations:Derrida,Heidegger,Nietzsche,trans.StevenTaubeneck.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1.贝勒尔，《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李朝晖译，文献出版社，2001年。
5LucFerry&AlainRenaut.FrenchPhilosophyoftheSixties:AnEssayonAntihumanism.trans.MaryH.S.Cattani.Amheret:The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Press.1990.p146.
6德里达的"法律之外的正义"的概念来自于列维纳斯的定义："正义，就是与他者的关系"（Larelationavecautrui－s'estàdirelajustice）。EmmanuelLevinas.Totalitéetinfini：essaisurl'extériorité.TheHague:Nijhoff,1961.p62.
7德里达这种政治姿态往往被人误解保守主义或犬儒主义。伊格尔顿倒是把德里达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但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悲观主义者"。显然，这个英国人对欧洲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极其饱和的情况下的新探索非常隔膜。德里达对政治、法律、正义、人权、国际等概念的解构正是对欧洲政治的新思维。在对抗美国、捍卫欧洲的大政治这方面，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这两位彼此长期对对方不满的"欧洲思想家"也走到了一起，握手言欢。
8参见，SimonCritchley.TheEthicsofDeconstruction:DerridaandLevinas.Oxford:BlackwellPublishers,1992.RichardBeardsworth.DerridaandthePolitical.NewYork:Routledge,1996.里拉在《法国政治哲学新思想》中收入了费里和雷诺的几篇文章，却对德里达的政治哲学只字未提。参见，MarkLilla.ed.NewFrenchThoughtPolitical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在《鲁莽的心灵：知识分子与政治》中，里拉把德里达列在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科热夫、福柯这些"鲁莽的心灵"的最后，称解构是一种无限悬搁政治判断的"普遍怀疑主义"（universalskepticism）的学院哲学，而德里达的"到来的民主"无非是一种"非理性的信仰"，一个"弥赛亚之梦"。参见，MarkLilla.TheRecklessMind:IntellectualsandPolitics.NewYork:NewYorkReviewBooks,2001.
9JacquesDerrida.Politiquesdel'amitie.Paris:Galilee,1994.PoliticsofFriendship.trans.GeorgeCollins.London:Verso,1997.
10德里达，《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11参见，NancyJ.Holland.FeministInterpretationsofJacquesDerrida.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7.
12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8，153，163页。CarlSchmitt.TheConceptofthePolitical.trans.GeorgeSchwab.NewBrunswick:RutgersUniversityPress,1976.GeorgSchwab.TheChallengeofException:AnIntroductiontothePoliticalIdealsofCarlSchmittbetween1921and1936.NewYork,1989.GopalBalakrishnan.TheEnemy:AnIntellectualPortraitofCarlSchmitt.London.:Verso,2000.
13参见，迈尔，"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载于，刘小枫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65－300页。
14施米特《游击队理论》（1963）指出，依赖于大地的游击队员的不合法的非正规战争否定了绝对的敌人”。没有绝对的敌人，只有实际的敌人”，这看起来很后现代。甚至可以说，施米特预见到了二十一世纪国际恐怖主义这一新的非正规战争的形式。施米特，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载于，《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9－440页。
15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需要考虑到1927年和1932年两个不同版本的《政治的概念》。参见，迈尔，"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载于，《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9－70页。
关键词：不干涉含义挑战
不干涉内政原则(principleofnoninterventionofinternalaffairs)是从国家原则中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该原则指国家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也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自己的意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该原则也包含国际组织不得干涉成员国国内管辖事务之义。
一、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产生
不干涉内政原则源于原则，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是国家固有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国家，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其内涵包括对内具有最高统治权和对外具有独立权两个方面。一个国家根据其，享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他国的干涉，这样，一国范围之内不受他国干涉的内部事务就是内政。
国家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最早是一个宪法学（国内法）上的概念，法国著名古典法学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让·博丹于1577年在其名著《论共和国》一书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国家学说”。其后，洛克和卢梭等思想家分别提出“议会”和“人民”概念，但他们所强调的还只是国内法范畴，没有涉及到国际法的问题。
1648年欧洲各国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国家的诞生。它第一次以多边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所有与会国的独立与法律上的平等，概念正式应用到国际法领域中。18－19世纪，在反对欧洲封建统治和反对他国干涉的斗争中，欧美国家学者的著述和政府文件都强调了国家的原则。20世纪，国家在反对武装干涉、维护民族自决和促进国际友好合作中发展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主要表现在1919年《国际联盟盟约》和1945年《联合国》对国家原则的确认和强化，该原则确认各国有权决定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保证各国处理其国内外事务的独立自主，禁止外来的侵略和干涉，尊重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权益。
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含义
（一）内政的含义与范围
内政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793年法国宪法中，该宪法第119条规定，“法国人民决不干涉别国的政治，他们也不容许别国干涉自己的政治”1945年《联合国》对内政的表述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内管辖之事件”，该表述后经1965年《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与之保护宣言》、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1981年《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等国际文件的确认和沿用，成为权威的表述。一些国家在某些公开的国际场合对“内政”的解释也类似于《联合国》的解释。
但何为“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国内外未有一个公认的确切说法。正如阿库斯特在《现代国际法概论》中指出的那样：联合国中对内政解释引起的争论比的任何其他规定都更多，但是，在实践中，这一条的解释迄今始终是不确定的。为什么对内政的解释始终是不确定的呢?有学者认为原因有三个：(1)内政的范围不断发生变化，这样给内政下定义比较困难；(2)各个国家由于社会制度、国家利益不同对内政的解释也就不同。
国际法上的内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属于一国内政，其标准是既要符合国内法，更要符合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二者都符合，尤其是在不违反国际法及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前提下，才是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只符合国内法，而不符合国际法及国际条约规定的应履行的国际义务的行为，就不是内政。
必须指出，内政的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及国际法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及发展的。
（二）“干涉”的界定
实际上，在国内外许多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当中，对干涉正式进行界定的并不多见，而且至今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法界定干涉的困难。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精华即禁止干涉的主体是国家和国家集团，包括联合国及其所辖机构；禁止干涉的范围是内政、外交事务和各国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权利；禁止干涉的方式是武力、经济、政治等措施。从国际法上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界定，可以看出国际法上不干涉内政原则有两层意思：1．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不能列入议事日程，也就是说不能讨论；2．是对于在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之事件别国或国际组织无权介入。
三、不干涉原则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挑战
全球化的直接结果是使整个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各国利益相关体，使得原本属于一国内政的事项变为国际共同关心事项，如在人权、关税、汇率、反恐、禁毒、网络、环境、能源、疾病预防和惩治犯罪等，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其范围和影响都是世界性的，在全球化时代“集体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对于上述任何关涉全球利益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协调合作，而合作的形式就是签订双边的或多边的条约，明确彼此的义务和责任，这又使得本属国家内政问题变成了国际问题。
四、结语
国家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石，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概念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仍然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得以维系的核心价值。
198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更是强调该原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实现《》的宗旨和原则都最为重要。”可见，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件对国家内政的维护是明确的和一贯的，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干涉他国内政提供法律依据。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切实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既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障，又是发展国际合作的基础。
注释：
［1］贺鉴．“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冲击．河北法学．2006（11）．
［2］李伯军．论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存在的问题—以《联合国》为视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
［3］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
［4］王庆海，张蓝图．国际法上的内政及不干涉内政原则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7）．
关键词：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情感；政治理论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215-03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作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新方案的主干课程之一，是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按照总书记关于“力争在几年内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有明显改善”的指示，袁贵仁部长“建设一支让党放心、让学生满意”的高素质教师队伍的讲话要求，为了上好《概论》课，把它开成“让中央满意、学校满意、学生满意”的课程，本文结合自身的《概论》课教学实践，总结新课程开课过程中的几点认识，认为必须要坚持以情优教，以理入境，情理交融、内外兼修，坚持让情感与政治理论教学同行，是提高《概论》课教学效果的重中之重。
一、情感唤起与思想政治理论教学
人的学习，是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人能否有效地学习，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创造性的能力，与个体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有很大关系。现代认知科学提出，感情系统处于认知系统和行为控制系统的中间领域。认知系统从上一个层次支配人类行为，感情系统从下一个层次支配行为，要使行为控制系统成为有效的活动状态，必须有感情的唤起状态作为前提。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是充满自信还是相当厌烦，对学生是热情答疑还是冷漠相待，这体现了教师对教学工作的情感；学生对政治理论课是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对政治理论课教师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体现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构成了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的情感气氛。因此，在《概论》课教学过程中，提高教学效果，师生双方情感唤起在政治理论教学中尤为重要。
二、以情优教，让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在认识活动中，坚韧的意志，饱满的热情，坚定的信念，往往能激起精神力量，而轻松的情绪，欢愉的心境，又常使灵思泉涌。良好且有效的教育正如学者肖川在《教育的理想与信念》一书中所说：“良好的教育一定能够给无助的心灵带来希望，给稚嫩的双手带来力量，给蒙昧的双眼带来清明，给孱弱的身躯带来强健，给弯曲的脊梁带来挺拔，给卑琐的人们带来自信。”[2]《概论》课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与每一个中国人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这种实际需要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最终动力，也是学生认识活动的内在动力。但是，这种内驱力的信号必须具有一种放大的媒介才能激发学生去行动和认识，起这种放大作用的就是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如果没有对需要信号的放大，这种需要的驱动力就往往不足以使主体及时地按照认识目标去反映客体，于是会出现“目标消失”的现象。情感在思想认识形成和发展中起催化和推动作用，在日益个性化和民主的当代，能取得更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怎样使《概论》课的教学成为良好且有效的教育，就必须坚持以情优教，让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1.加大情感投入，了解学生思想动态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一方面，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教育者是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要求的表达者和教育过程的组织者，也是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积极性的激发者。另一方面，受教育者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并转化为自教自律方面来说也发挥着主体作用。因此在《概论》课的教学中，要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必须首先了解学生对这门课的理解程度及主观态度。为此，笔者在堂上堂下做了大量工作。在上第一次的时候，为了解学生对《概论》课的态度，笔者让学生以不记名的形式写下关于对这门课的认识及现在对《概论》的期望。学生纷纷畅所欲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能反映大部分学生想法的问题与期望总结如下。
对于《概论》课的认识集中在以下方面：学生普遍认为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的《概论》课是很重要的，但缺乏学习的积极性。一些大学新生会为大学里继续学习政治类课程感到不解。他们认为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学这些课程，到了大学还要学，既显得重复、枯燥，又挤压专业学习时间，有这个必要吗？更有“你越要我学，我越不学”的态度存在。由于缺乏对历史纵向的了解而又同时多了对世界横向的比较，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内心否定了开设《概论》课的必要性。于是，便把上课当成一项无聊的任务简单应付，从而使得教学要求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也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对《概论》课期望如下：期望改变枯燥无聊的纯粹的灌输式教学方式，使课堂不再沉闷，并在有趣、活跃的氛围中学到政治理论知识；期望能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防止流于形式；期望不要回避社会敏感话题，要敢于大胆分析；期望理论能解决实践问题，不断彰显理论的生命力。
上述的列举虽然挂一漏万，但是它们却能真实地反映出当代大学生对《概论》课程的感受。了解这些动态对于授课教师而言极其重要，它要求教师再也不能视学生的情感与期望于不顾，照本宣科地一味说教。
2.带情授课，让理论走近学生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斯洛和罗杰斯都强调学习中人的情感因素，他们认为，必须尊重学习者，把学习者视为学习的主体，重视学习者的意愿、情感、需求和价值观，“亲其师，信其道”，在教学过程中，当教师对学生怀有赤诚之心，浓浓的爱意，学生经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看出教师的善意和对自己真诚的爱护，就会敞开心扉，乐于接近教师并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当学生带着积极的情感去学习时，学习动机就会增强，思维、记忆等认知功能就会活跃起来，从而大大提高教学效果。但是，要让学生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教师首先必须是一个富有情感的人。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谁要是自己还没有发展培养自己的情感，他就不能发展和培养好别人的情感。”《概论》课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特别强的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否具有丰富的情感，对教学效果有很大的影响。课堂，不仅有信息的交流，更有情感的互动。师生，不仅有智慧的碰撞，更有心灵的交织。从培养人的目标来看，任何知识的获取都不及美好情感的养成重要。情感，对教育而言，不仅是目的，还是过程，更是载体。真正好的教育过程，教师不是训导者，而是以自身的高尚道德情感去感染学生。处于情感教育环境中的学生，受到教师亲情的感染和定向陶冶，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的真善美，感受到人间的真情和爱心。目前，很多教师在不断地充电，在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与教育技能，但我想最需要充电的不是知识，也不是教育技能，而是教师的情感。如果一个对教师职业没有情感，对自己的学生没有情感，对自己所教的学科没有情感的教师不可能有情感教学，也不可能让学生做到相信理论并去践行，实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较好效果。正因为认识到情感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的重要性，因此，在《概论》课的教学活动中，笔者与学生一起，怀着对革命导师的崇敬和怀念，追寻伟人走过的路。从、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激发青年学生学习《概论》的热情。通过讲解世纪伟人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式政治生涯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激发大学生对邓小平尊敬之情和对邓小平理论的审美情感，使学生感觉伟人离我们很近，科学的理论并不遥远，同时不断加强学生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解决困难的信心。巴甫洛夫把情感称为模糊的力量，通过教师带情授课，就可能有效利用模糊的力量，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三、以理入境，让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
人的情感总是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得到发生和升华的。所谓“知之深，爱之切”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在《概论》课的教学中，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首先，在教学中，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大实际，如改革开放理论与中国实际和经济全球化实际结合起来，让学生充分理解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困难及腐败问题的成因、中国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及国家采取的相关政策、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中国人口大国与资源小国之间的矛盾、生产力落后与人口素质和科技落后之间的关系。让学生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道路的曲折性、任务的艰巨性，减少偏激情绪，增强理性认识。在《概论》课的教学过程中，笔者还对学生期待的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及时予以解答，如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重庆九龙坡区的拆迁户不满开发商补偿问题，我们组织了一次关于“‘钉子户’是不是公民维权的典范？”的课堂辩论；针对中国纺织品在北美和欧洲市场出现的贸易摩擦问题，我们组织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的课堂讨论。在这些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过程中，笔者一直注意保持微笑的眼神，以示对学生行为表现的确认和表扬，使学生感到温暖，也使学生受到鞭策和鼓舞，唤起学生积极的情感，实现成功的情感投资，达到教学效果和效率的大大提高。通过对这些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的讨论与参与，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多次因为参与学生太多，以至于本来2学时的讨论时间不得不增加课时，也正是通过这些能提起学生兴奋点的教学活动，大大增强了当代大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其次，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学生的小实际，如高校扩招的利弊分析及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高校扩招对中国高等教育和人口素质的影响，进而分析我国与发达国家关于高素质人口比例之间的差距及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国力的影响。坚持理论与学生的宏观实际与微观实际相结合，既使学生对国家相关的方针政策有个全面的了解，同时也取得学生的情感认同。既提高了学生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同时又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感情，使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
四、情理交融，注意课堂内外兼修
《概论》课教学“难”之所在体现在个体生命的发展不在抽象的世界里，而在富有人性的完整生活世界里；人的道德品行的养成与体现发生在每个具有真实生活的情境中，其实现的重要途径就是教师与学生一起走进教育中的“理解的王国”——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理解，进而提高教学的实效性。在《概论》课教学中，笔者坚持情理交融，注意课堂内外兼修，积极参加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诸如参加学校组织的大型校园辩论赛“社会进步靠竞争还是合作”，与学生一起策划，反复锻炼，不断提高，在活动的过程中，与学生越来越熟悉，关系越来越融洽。笔者还参加学生会的许多活动，如学校的环保社团，与他们一起研究各种社会调查的内容及方法，撰写社会调查报告等，通过与学生近距离聊天，探讨各种理论与实际问题，使他们感觉老师不再是高高在上，理论也不再是枯燥无味。有的学生甚至愿意谈及情感及家庭方面的烦恼，把老师当知心人。另外笔者还充分地利用网络的便捷性，与学生网上联系，及时解决学生内心的苦恼。有学生在信中写道：老师，最近我有一门课考试作弊，感觉万念俱灰，不知该如何是好？有学生写信告诉我，父母关系不和，自己不知如何与父母相处？等等类似的问题，把老师当知心人、当贴心朋友。面对此类问题，笔者常常是耐心地听、细心地劝、贴心地说服，收到的效果也确实不错。许多学生毕业若干年后仍不忘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国近代教育家夏尊说：“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为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可以说，教师对学生的爱，是创造师生间良好情感关系的基础，是教育的前提。而思想政治教育更要求“教师要关爱学生，关心学生的心灵世界，体现教育者的宽广胸怀和仁爱之心；要尊重学生，以平等的身份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体现出教育者的平等与民主精神；要以知识武装学生，让学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发出智慧的理性之光，追求完美的人生。”[3]因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语》而闻名遐迩的于丹老师说，我们让孩子读经典，并不是要僵死地背一些词句做功利的使用。对经典的理解要靠觉悟。觉悟一词，佛家说，有所觉是一个瞬间，有所悟则是一个过程。经书能让人有所觉，但人的一生如何去应对要靠有所悟。生命本身的成长一方面是智性的成长，另一方面就是灵性的丰盈。知识的缺乏与心灵的干枯皆是人生的局限，幸福的人生就在于拥有对生命的热爱之心、对知识的追求之心、对社会的奉献之心、对他人的善良之心、对生活的感恩之心。因而关注学生心灵世界的启迪，就是启开生命之花的绽放。教师的理解、兴趣和喜爱，可以引发学生的理解、兴趣和喜爱，即发生情感的共鸣和转移，这既是教学成功的关键，也是优质教学的重要标准。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5卷（第2版），1988：117.
关键词：五年制高职；概论；课堂教学；问题现状；对策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284-02
五年制高职是中职教育与高等教育融合的一种教育形式。教育部曾提出，招收初中毕业生，实行五年一贯制的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专科层次的五年制职业教育就已经兴起，随着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的迅猛发展，五年制高职教育已初具规模，日臻成熟。由于只招收初中毕业生，大部分五年制高职学生年龄在15至20岁之间，正处于青春期发育高峰期，学习心理困惑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期，易受不良社会思潮影响，叛逆心理较强，价值观念淡漠。高职院校五年制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仍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怎样有效地适应网络信息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怎样“对广大学生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精神”[1]，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涉及五年制高职学生切身利益的各项改革复杂多样、具体深邃，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概论课所能承担的教学任务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是解决这一特殊群体现实利益的迫切需要。
一、五年制高职学生“概论”课堂教学问题现状
就概论课程本身而言，理论性极强，需要较为扎实的政治基础常识和良好的政治修为，但五年制高职学生政治基础知识普遍薄弱，学习态度不甚端正。在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师更多更易于采用传统的“物化式”“满堂灌”“限制”等授课方式，但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式”的“两课”教学模式，使德育与现实生活严重脱离，学生无法产生真正的学习动机和热情，无法进行也不愿意进行道德的自我实践和道德的自我教育[2]。这种教学方法单一，以教师为中心，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这些五年制高职学生们对概论课教学的可信度、说服力产生质疑。
高职院校专业课程地位凸显，“概论”课程居于次要从属地位，往往被一些学校领导和其他学科教师群体忽视，其应然地位与实然处境的产生了巨大落差，如概论课授课时间几乎不可能安排在一天的黄金时段，或晚上或周末或连堂或大班教学，无法考虑学生与教师的体能与注意力问题，授课时间与其他专业课程学习时间发生冲突时，往往成为舍弃对象。
五年制高职学生对“概论”课存在困惑，学习动力不足，兴趣不高，甚至产生厌学情绪等。为此“概论”课堂旷课现象较为严重，迟到早退现象较为普遍，教师在讲台上讲得天花乱坠，讲台下的同学正昏昏欲睡，很大一部分学生课堂表现五花八门，聊天的、玩手机的、读报的，看其他书籍的，他们的行为与课堂授课内容完全是另类。此外，含“概论”课在内的课程，学生“裸考”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学生干脆就放弃了这门课的学习，部分学生因学习基础差心有余而力不足，学习态度端正、兴趣浓厚的学生，可谓寥寥无几。
二、五年制高职学生“概论”课堂教学的对策
教学是一种尊重学生理性思维能力，尊重学生自由意志，把学生看作是独立思考和行为的主体，在与教师的交往和对话中，发展个体的智慧潜能，陶冶个体的道德性格，使每一个学生都达到自己最佳发展水平的活动[3]。“概论”课堂教学就是要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依据五年制高职学生的个性特点和“概论”课程标准，制定出最佳教学方案、传授应用该课程理论知识和提高升华五年制高职学生思想品德的过程。在课堂教学中“概论”课教师要不断思考每种教学方法模式的优势和不足，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创新，找到适合自己风格以及学生需要的课堂教学策略，是时代赋予的重要责任。
（一）课堂教学的对策方法要以学生为本
以学生为本就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尽全力解决五年制高职学生面临的学习实际问题。在“概论”课堂教学过程中应依据五年制高职学生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合理调节和充分地利用他们的情感和非智力因素，付出真情
爱心，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全面提升这些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理论水平，使之成为思想觉悟高，道德素质好的基层医学领域的有用人才。
以学生为本就是要酿造平等、和谐、合作和公平、民主、正义的和谐课堂氛围，通过良性互动的师生关系传递价值信念、思维方式和人文关怀的正能量，才能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与时俱进的价值理念、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能充分地体现出“概论”课独特的思想因素和政治内涵。
以学生为本，就是要深入了解学生，做到因材施教。平等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五年制高职学生，善于倾听他们的不同意见，熟悉每一个学生、关爱每一个学生，根据五年制高职教育的特殊性和职业要求，把握学生的思想脉络，满足他们的合理需要，对于他们的正确意见和合理建议必须认真研究，提出整改措施并抓紧落实；以学生为本，就是要根据高职院校的实际以五年制高职学生为中心开展自主学习自我提高。交给他们自我管理的行为规范、方法技能和善于预测的步骤，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能谋善断，制定出学习计划，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策略。
以学生为本，就是要不断地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和教学水平。“概论”课教师要熟练掌握多媒体技术，善用网络交流交流平台，融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开展教学工作，整合教学资源，创设教学情境，选择恰当教具，呈现精彩内容，有序组织课堂，科学考评作业，甚至精神饱满的情绪，形象生动的语言等，无不展示概论课教师的综合水平；以学生为本，就是要善于学会尝试多种教学方法，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其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吸引学生注意力，因为任何一种教学方法的手段特点各有不同，应扬长避短，博采众长。（二）课堂教学的对策方法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要“概论”课堂教学中做到事中求理、理中求事、事理相融、理事服人，要实事求是地从事实中剖析理论，归纳理论，从理论中推论演绎事实，彻底弄清楚历史事实和逻辑理论的辩证统一，让五年制高职学生从中领悟到蕴含在事实论据中的思想道理。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4]概论课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实事求是的理论，其逻辑最为严密。
实事求是就是要处理教学资源，端正教学态度、选择教学手段、探求教学风格，以校园文化为有利载体，进行高品位高质量教学，实事求是地培养五年制高职学生敬业奉献、开拓创新，业精德诚的高尚品德，他们的思想态度就会严谨求实、行为方式也就会严格规范。
实事求是就是要关注五年制高职学生所思、所想、所需；实事求是地将教学内容形象化，教学素材典型化，授课方式多样化，根据五年制高职学生的思想特点和职业性质及时捕捉他们的反馈信息，根据他们的反馈意见来调整教学内容，调取教学素材，整改教学方法，把职业规划、生活要求、利益需要、兴趣爱好、重要关切融入到课堂，实事求是地引导他们面对现实、面对社会，面对未来。
实事求是就是要结合教材吸纳实践中的新情况，新信息，新发展，客观地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旁征博引，案例事例实例必须真实可靠，时政热点信息必须丰富新颖，确凿有力，“概论”课教师务必率先知晓，及时涉猎学科前沿知识；实事求是就是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大量社会知识、专业知识和自然常识等用作实证，用最大限度的课堂信息量去适应当今高度信息化社会的五年制高职学生的需求。
实事求是就是要搞好课堂思想政治教育。当今时代，没有良好的政治教养，没有牢固的政治知识，要提高道德尊严感和社会责任感是不可思议的；“概论”课堂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课堂上对五年制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每个“概论”课教师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他们在课堂上对政治知识边学边用，活学活用，才是“概论”课教学的最终目的，理性回归。
（三）课堂教学的对策方法要联系实际
联系实际就是要坚持所学理论与五年制高职学生客观需要和具体实际的辩证统一，与高职院校的目标要求和校园文化的辩证统一，与社会生活和现实现象的辩证统一，与国家路线方针和职业教育政策的辩证统一。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既要让五年制高职学生们学理论，吃透理论，掌握理论，形成理论的逻辑思维，又要把所学理论知识用于现实生
活中去，帮助五年制高职学生解决生活现实问题。
联系实际就是要了解五年制学生对“概论”课的学习需要，学习情感和学习态度。遵循学生的学习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讲授，以旧见新地对专题理论巧做类比，善做提升。在一定条件下，要为学生创设开放性与互动性的学习环境，必要时走出学校去开展课堂实践活动，在课堂实践中领略红色文化，同时可以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联系实际就是要五年制高职学生将课堂教学中所学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的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观点和实践过程结合起来，能独立分析正确对待社会的难点热点问题，因为很多的社会现象就是政治理论的缩影，如国内社会问题：人民币贬值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又如国际社会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通过对上述实例的分析认识能增强五年制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也能及时地理解消化党和国家的最新方针政策。
联系实际就是要“概论”课教师能熟练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工具，增加五年制高职学生课堂信息摄取量，图文并茂地把“概论”课理论与五年制高职学生实际生活现状都形象地展现出来，就是要概论课教师结合教材内容，贴近学生生活，贴近学生实际地开展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使学生发自内心地产生理解与认同，使学生能创造性地体验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这也是培养专业领域中未来的学习和劳动基本思维方法的客观需要，从而增加课堂教学中的含金量，增强概论课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檀传宝.论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2.
[2]李丽.新时期大学生道德素养的研究[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90-92。
[3]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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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安全；传统安全；人本安全；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03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016-07
对政治安全的研究，学者们习惯于从政治安全的主体、政治安全的核心议题、维护政治安全的手段和途径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与国家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研究进行区分并重新定位，以期政治安全的议程设置更加明确具体，从而为维护政治安全的行动逻辑提供理论支持。而在总体上，较少有人把政治安全的理念价值与政治安全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结合起来讨论。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必须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就国家内部安全与发展而言，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免于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恐惧，才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国视角和欧洲视角的安全理论而言，其主要是源于西方语境的阐释，这些理论无疑对研究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提供了多元的借鉴路径，但由于西方各种安全理论的侧重点以及价值理念的差异。对安全的界说重点以及实现路径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如何以更具包容性的视角，吸收西方安全理论的合理成分。以推进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的深入研究，对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安全研究的学术语境定位
要研究政治安全问题。首先要理解“安全”的内涵。根据巴瑞・布赞（BarryBuzan）等人的界定，“安全是关乎生存的。当一个问题被作为对一个特定的指代物构成存在的威胁（existentialthreat）提出时，它就是安全”。当一国政治体系被作为指代物时，安全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秩序的威胁。具体来讲，政治安全是指一国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维持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执政党执政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衡量。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把国家视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地位独立是国家实体存在的具体表现，对这三者体现的价值的维护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其针对的主要是来自外部的极具破坏性的军事威胁和武力侵略。而政治安全除了要考虑来自外部的威胁外，还涵盖了国家内部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即要确保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可见，政治安全与传统国家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其内涵和外延无疑大为拓展了。
后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不断重组，随之而来各国的经济版图和辐射力也得以重新调整，一些非军事性的威胁和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各国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诸如大范围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生态危机、金融危机、人口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民族冲突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这些危机的突然爆发可以极大地摧毁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它所带来的破坏力和心理阴影有时甚至比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更为严重和持久。如果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幸造成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急剧倒退。有可能还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造成新的社会动荡并直接威胁到国家现政权的稳定。因此，作为一种安全的新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替代军事安全而成为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安全大敌。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security）就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它是一种广义安全，与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和单纯侧重于军事安全议题相比，非传统安全主要关注“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其重心侧重于非军事安全问题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两者的差别详见表1）。如2003年突然爆发的SARS疫情，不仅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同时给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和中国造成了持续性的心理恐慌，给人们正常的社会活动造成了障碍，更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再如2008年始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犹如一场大地震，使美国遭遇了长达一年的经济衰退，这一金融动荡还直接影响到欧洲的银行，其因参与美国抵押贷款而举步维艰，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出口需求减少而身陷困境。这次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体制，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得大批知名企业破产，失业率随之大幅增加，银行业出现信贷危机，实业同样也大受影响。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势必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安全战略议题，其关注度甚至超越了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在这些新问题的侵扰下，虽然国家实体并没有受到别国的直接武力侵犯，但是民众却依然普遍缺乏安全感，由此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构成严峻的考验。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非传统安全因素将日益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其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强化。因此，对政治安全的维护逐渐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叉领域。对政治安全理论的研究也将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而开拓新方法，从而不断丰富政治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观察的视野。
二、安全研究范式演变推动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
从研究逻辑来看，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是安全研究范式演变的必然要求，其演变过程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变相伴随。如果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是非传统安全理论产生的外部条件，那么由全球化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民族认同、国家内部冲突等各种社会问题则直接成为人们超越国家本位主义对安全理论进行反思的内在动力。
伴随着传统安全理论研究的日渐式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并分化为不同的流派和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人的安全研究等。布赞和汉森（LeneHansen）把这些理论范式大体分为“美国路径”（大部分常规建构主义及批判建构主义）和“欧洲路径”（批判安全研究和哥本哈根学派），而女性主义同时向欧洲和美国的传统视角提出了挑战（不同安全研究范式的主要差别详见表2）。比较而言，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领土的安全作为评判的标准，表现为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而非传统安全观更趋向于关注人类自身的安全和伦理关怀，力图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本文试图从安全研究视角的指涉对象是优先关注国家还是个体，以及安全研究范围是否偏重于军事一政治领域两个层面，把国际安全研究的诸多理论流派大致作一个概念图谱的描述，以厘清各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及其演变轨迹，并思考这种范式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之间的某种内在逻辑。
传统安全研究。在冷战结束之前，安全研究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它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把视角聚焦于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工具理性方面。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由于行为者能正确预见其某种行为的结果，而结果又可以通过理性预测来解释，因而只有那些按理性行事的行为者才有机会获得成功。他们认定国家的最高目标不是权力就是安全，拥有权力就获得安全，因此，国家必须采取理性的策略追求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利益，而这种理性常常倾向于想方设法地增强自身实力，震慑和削弱对手，从而获得国家安全。
而传统安全研究即是由理性主义所主导的，在传统安全研究视角中，普遍认为国家面对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国家间军事武力的威胁，这种局限于武力使用的过于狭隘的安全研究范式常常忽略文化、道德、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导致其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传统安全研究片面强调国家和军事中心主义，而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不断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建立联盟才能与更具威胁的国家相抗衡，如此一来，军事竞赛和军事联盟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一旦成为常态。就意味着国家总是处于不安全的境地。时刻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威胁，而这种隐形的威胁极易形成循环的不安全或对抗心理。
以冷战的结束为界限，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逐渐增多，除了军事一政治因素外，还有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随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传统主义者已经不能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挑战，安全研究关注的范围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占据安全研究中心议题的不再是军事事件或传统主义者所定义的大国事件了，因此，传统安全研究范式也必须寻求突破。20世纪90年代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将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安全领域由高政治转向低政治。但高政治问题和低政治问题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军事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
建构主义学派。与传统安全研究不同，建构主义超越了理性主义路径，特别强调了观念因素的重要性。奥努夫（NicholasOnuf）1989年第一次将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把语言和规则作为理论核心，倡导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世界政治。在建构主义学派看来，安全并不是外在于国家而客观存在，等着分析家和政治家去发现的，相反，它是由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创造的，正如社会世界是由生活于其中的人构建和重构的。⑧虽然他们仍然关注军事、国家中心议题，但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把文化、身份、规范、理念、认同等作为重要的分析变量，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因而使传统的安全议题有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视角。
建构主义内部分为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两个分支。1996年，卡赞斯坦（PeterJ.Katzen-stein）将建构主义的方法用于国家安全研究，其代表作《国家安全的文化》更是成为常规建构主义的标志性著作。他在书中指出，建构主义者能够证明安全的观念因素能够更容易地解释那些“超越军事问题或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安全概念。常规建构主义这一安全范式主要流行于美国，它在扩展安全概念上最不激进，总是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较为传统、范围较为狭小的安全研究。虽然仍然关注与国家中心和军事中心的议题，研究重心看似与战略研究相似，但它“选择通过观念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来解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从而使安全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路径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主义，从理性主义走向文化建构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期批判建构主义开始从常规建构主义流派中分离出来，它主要源于美国，在欧洲比较流行。批判建构主义主要关注军事安全，但也开始更多地面向国家以外的集体行为体。
建构主义也招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如传统主义者以及其他安全流派认为建构主义并未在指涉对象上超越传统论者，它只是对传统安全理论进行了补充，并认为它“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依此观点，常规建构主义并未对“安全”进行批判性的建构，而且它在规范意义上依然接受国家是安全的指涉对象以及坚持军事的优先性。但也应该看到，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认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安全与否取决于各国不同的身份认同，不同的文化认同造就了国家间不同的安全状况。这无疑也为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研究拓展了视界。
哥本哈根学派。这一学派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代表人物是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OleWaever），他们出版了大量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关系研究方面的著作。这一学派对拓展安全研究贡献了两个有价值的概念：社会安全（societalsecurity）和安全化（securitisation）。
社会安全被定义为“在变化的条件中以及在面临潜在或实际的威胁下，一个社会保持其基本社会特征的能力”。这意味着，在国家作为政治、军事、环境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的同时，社会也成为社会安全的指涉对象。总体上，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的指涉对象上。采取的是较为保守的立场，既对两个可能性的集体指涉对象即国家和社会进行了限制，又将安全拓展到个人和全球层面。而安全化的过程是对安全指涉对象建构一种存在性威胁，并号召人们采取特殊的应对方式去消除这种威胁。安全化“将一些问题要么设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议题，要么居于政治之上”，因此，它也是一种限制安全概念过度扩展的手段，它通过话语的形式将安全的定义固定下来。
当然，哥本哈根学派也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有学者认为它错误地将安全和生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主导的、保守的、政治上被动的研究范式。另外，在方法论上，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一行为”。使安全问题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修辞结构或安全逻辑，使得安全化理论也存有一定的模糊性，“安全”的界定变得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标准。
批判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冷战后在英国比较兴盛。它奠基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在政治规范意义上批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并在规范性目标上强调了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在概念层面，批判安全研究认为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国家并非安全的可靠提供者。相比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国家间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威胁程度也更低。这导致了一个全球安全的悲观主义观点：国家导致个人不安全，而不是创造稳定和繁荣。
批判安全研究的批评者认为，坚持将个人作为指涉对象并与国家相对立，不过是重复了那个非要在两者中选择其一的经典型错误。所有的政治概念都阐明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而一个仅仅指向个人的指涉对象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个人必须被置于集体层面的解决方案中，认为个人层面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性别缺失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传统的军事一国家中心取向的安全研究没有为性别与安全留有空间，一系列以性别为特点的安全问题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因此，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反对传统安全研究。强烈呼吁要更少地从国家中心和军事方面来考虑安全问题，号召将“女性”和“性别”作为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这种基于女性经验的研究视角在国际安全研究中自成一体。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同批判安全研究一样都号召安全研究要分析一个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包括个体层面的“女性”以及非军事安全的领域。这深化了安全的指涉对象，扩大了安全的适用领域。然而，大多数关于性别与安全的研究并非理论性的，也并非直接涉及安全的概念，而只是一些低理论的、经验性的类型。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事件来推动的。
人的安全研究。联合国发展署在1994年提出了“人的安全”概念，将安全概念扩大成为一个包含“发展”的概念。联合国发展署最初对人的安全界定的逻辑是，应该在领土防卫、国家利益及核震慑基础上拓展至“普世关注”与冲突预防以及更为紧要的展开全球合作以消除贫困与不发达。与批判安全研究相近，人的安全研究议程包括贫困问题和对人类的其他潜在威胁，因此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
人的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从民族一国家转移到了“人民”，关注人在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自由选择、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取市场与社会机会以及生活于冲突还是和平之中。这意味着扩大了安全威胁的类型与领域，意味着安全也适用于环境、人口增长、经济机会不平等、移民以及恐怖主义等领域。正因为如此，“人的安全”因其过于宽泛，导致学术与政治上的“空洞”而遭到质疑。如帕里斯（RolandParis）指出，如果“人的安全”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东西，那么它其实什么都不是。还有一些批评者如布赞认为，“安全”与“人”联结，其实质是一个人权议程，并无多少新的内涵以助于理论的分析，也无多少与人权讨论的区别以体现实际的价值。无论“人的安全”的指涉对象是“集体”还是“个体”或者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有可以替换的与之对应的概念。因此，“人的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缺乏作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价值。人的安全确实是一个宽泛的议程，在人的安全的边界不断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人的安全”概念之后，欧盟、加拿大、挪威和日本等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加拿大政府甚至为“加拿大人的安全年会”提供经费支持，并自2002年起不断出版“人的安全”电子期刊。总之，在人的安全的争论中，极为关键的或许是它既体现了制度化的价值（其概念由联合国发展署提出，并被多国采纳），也证实了一个概念的成功与失败并非完全由学术标准所决定。
以上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几种主流范式。除了上述理论范式之外，还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等等其他理论流派，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呈现其理论特点。总体上看。这些理论范式都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语境，寻求后冷战时期从多角度对安全概念进行拓展。安全研究是一个多种理论并存与竞争的领域，然而，无论这些理论流派如何争鸣，都反映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社会群体对于安全的各不相同的主观感知。毫无疑问，这些学术争论受大国政治所影响，它们所讨论的安全概念范围、安全议程必然存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性也客观上促进了国际安全研究路径的拓展与深化。
严格说来，这些安全研究范式的演变并不遵循理论逻辑和发生时间上的衔接性和延续性，但是这种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有着必然的联系。如，安全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凸显了传统安全研究范式的局限；建构主义把规范、理念和认同等分析变量引入安全研究，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性；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社会安全和安全化概念：批判安全和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强调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认为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应该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人的安全的提出，直接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等等。这些安全理论成果给中国政治安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国家安全研究向政治安全研究转变，传统安全研究向非传统安全研究转变，促使了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
三、人本安全：新时期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多，传统国家安全研究者已经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不能从容地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实安全问题。在此意义上，政治安全研究已然突破了军事的和国家中心的安全议题的狭隘性，正在寻求安全概念的扩展路径，这是对国家安全研究指涉对象和范围上的超越。国际安全理论流派对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最大的理论贡献莫过于研究者在思维观念上的变化，即安全的落脚点究竟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抑或是全球的安全，安全研究的范围是军事中心的或是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在批判地吸收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各流派合理构想的基础上，也许中国政治安全理念和范式的确立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中国的政治安全不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复合的和交互的，即人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政治安全。政治安全需要有效地维护的人的安全。概括来讲，就是必须树立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政治安全观。在此，我们特提出“人本安全”（humanisticsecuri-ty）的概念，以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humansecurity）相区别。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指向。当然，人可以理解成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作为类存在的人。政治安全体系的构建，在本质上就是以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为本原起点和价值目标的，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以及人的自主自由发展是政治安全的最终评判标准。我们所倡导的人本政治安全观既不属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文化，也不同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理论，因为其指涉对象不局限于人类个体的安全，而应是人本安全和政治安全互为促进的和谐统一。概括来讲，政治安全为人本安全提供切实的保障，因为个人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下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而人本安全则是政治安全的目标和最终归宿。因此，人本安全就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第一，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国家的认同感，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民众基础。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度，注重发挥民众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聪明才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能有效增加对国家的认同感。关于国家和人权的争论由来已久。传统安全论者认为，生存和安全是每个国家的利益核心，只有在生存和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安全地追求其他利益（目标）。但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显，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权、公正、生态平衡等公共价值，甚至有西方学者开始极力宣扬人权高于的理念，这虽然有一种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他国事务的嫌疑，但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言，“国家必须不再被用作粗暴践踏人权的挡箭牌”。
必须承认，安全实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所面临的一种状态，因此，要重视社会化的个人所获得的保障或受到的威胁，不能一味以“国家至上”解决问题。而要考虑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这意味着既要承认国家的权威，又要看重社区和个人的独立声音：既要承认物理层面加强的意义，又要看重体制层面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价值。应将国家总体的安危与公民个体的安危结合起来，或者说，将个体安全作为总体安全的基石。只有个体认同国家的合法权威，国家才有权界定个体安全的范围，因此，个体安全概念和集体/国家安全概念无法割裂。
第二，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个体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是政治安全之本，中国共产党要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与执政能力，必须实施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确保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宁，切不可本末倒置，以牺牲人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来获得执政安全。没有民众从内心认同和支持的执政安全只是无源之水，这种安全其实只能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安全，而这恰恰是最不安全的。人民群众是共产党执政的服务对象，只有强化安全问题的人本关注和社会关怀，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群众的内心诉求和需要，才能依靠广大群众，获取群众的支持，确保执政党的执政安全。
第三，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利于促进民众有序参与，确保政治秩序安全。政治秩序安全体现为政治结构和政治体系保持基本稳定并有效运转，政治参与活动有序进行。在网络时代，微博等传播工具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社交性和自媒体性，如果网民没有其他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及时表达个体或所属群体的政治诉求，就很容易转向微博等自媒体工具满足其参与动机。当网民的言论或披露的不确定信息涉及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或敏感事件时，这种自媒体就很容易转化为公共媒体，引发围观。由于网络海量信息的即时扩散性，利用网络舆情监测工具实行实时监测进而进行有效疏导和控制毕竟是一个事后措施，终究不是网络化治理时代的优选方案。在社会贫富悬殊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树立人本安全观，真正尊重民意，以民生为本，将极大地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而对于这种安全感的依赖将有效缓解广大民众在参与政治生活时的焦虑感。保持克制，促进理性有序参与，从而确保政治秩序的长久稳定。
第四，树立人本安全观能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社会正能量的持续积累有利于维护政治制度安全。坚持人本安全观，首要的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社会个体的安全和群体的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政治安全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提高人民的社会权利并增强人民的满意度，才能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使全体人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只有确立广大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也只有构建以人为本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和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才能有效推进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维护政治制度安全。
第五，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助于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创新。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从政治的本原来看，“任何政治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应是人本身。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便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人民的政治认同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尊重人民群体的政治主体地位，以提升社会个体的满意度为目标和根本动力，加强政治意识形态创新，才能确保政治意识形态的优化。
在后传统安全时代，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和破坏行为对于国家或社会安全价值观的威胁并不亚于国家行为体的军事侵略，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发生在2012年9月13日的由美国宗教电影引发的利比亚美国大使馆骚乱及全球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浪潮，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警告国际社会，必须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利益。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正在使传统安全理论的窄化研究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结合的全面研究回归和提升。只有树立人本安全观，尊重社会个体和特定群体的利益和安全需要。国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才可能被最大程度地认同和接纳，才能最终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
结语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利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对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形象的概念进行初步界定，对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进行初步分析。从上述角度分析，国家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处于国际社会大系统中；其形象的形成过程类似于单纯的物质的形成过程，但是国际社会的复杂性造就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国家形象其实是一种映像的输出。【关键词】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学界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国家形象已经不是什么新概念。然而细细考察开来，对于这一概念及其研究过程中的几个概念却一直没有较为仔细和认真的界定。为了便于论述，笔者不揣冒昧对国家形象研究中的有关概念进行初步的界定。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国家1648年维斯特伐里亚条约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始。“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已经普遍形成”。①在其后300多年中，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最有组织的政治经济实体，是国际上最为活跃，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体。”②这一基本事实使我们考虑任何国际关系问题时，都离不开对国家定义的思考。“国家”一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层面和角度。从国际政治层面分析，“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国家理论：韦伯理论，多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③。韦伯学派认为，国家是具有主权的组织，能在其领土内对使用有组织暴力具有垄断权利的实体；多元主义给国家的定义是某一特定的时间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具体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其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国际法层面，学者们强调的是国家作为“国际人格者”所具有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国际法上应具备四个要素：定居的人民、确定的领土、政府和主权。”④在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对于国家概念的界定各有特点。但是，纵观所有相关概念，我们应该有几点共识：国家是具有主权、社会(定居的居民)、领土，使用有组织暴力、具有特定制度和法律秩序的政治组织。然而，我们研究国家形象问题时，如果仍然把国家的概念固定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范畴中，以权利和利益以及暴力等学术话语来表述形象，形象将永远处于一个没有边际、虚无飘渺的空中。人们时时处处感觉到形象的作用，却无法评估。于是传统的政治学者总是把国家形象作为一种附属品而不是政治学或者国际政治学的层面上单独的一个概念进行看待。国家形象的相关论述也因此而苍白无力。本世纪40年代以来，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为人类提供了观察、解释世界的新途径。这种理论认为，系统“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中”⑤。系统论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虽然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学者们对于系统科学所能够达到的效果一直存有争议⑥，但是利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社会问题被学者们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之中。“系统论前提是世界可以分解成系统和亚系统，然后组成一个有动态反映的整体，并予以认同”。⑦国家则是一个“大系统”⑧。这个大系统由很多交叉重叠相互建构的子系统或亚系统构成。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我们把国家看作信息源，意即把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看作是一个又一个的系统“信源”(informationsource)。这些信息源不是单独存在的，他们由于互相联系而存在，并最终形成一个信息互相作用的特大系统，这就是国际社会。这个特大系统中，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大的信息链条中，即是信息的发出者，也是信息的接收者和反馈者。国家系统的基础是最基本的生态和物质亚系统，一般认为包括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等，这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而是相对恒定的，当然这里的人口因素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但在多数国家相对稳定。如果要给此亚系统所产生的信息一个名称，可称之为“核信息”，这些信息是内化核心信息，是其他系统核信息基础。国家系统第二层次是社会组织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的环境，也就是政治学层面上所说的制度、法律秩序以及有组织的暴力制度等。该部分是极为庞大、复杂部分，它包罗了一个国家客观存在的一切。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形态奠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大社会系统的基础。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国家系统的生态、物质基础，这个部分应当是信息形成过程中人类之后的第二决定者，是国家系统中信息身份的认定者。该部分运动中产生的信息构成国家系统的第三个层次也就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层面。很多政治学者力图将国际系统的第二到第三层面简化，建立“政治模型系统”。他们认为“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它是社会科学家用来整理资料、创立理论和进行预测的。”⑨“在政治系统模型中，很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就像生物系统一样运作。”⑩在众多的政治系统模型中，伊斯顿的模型应用较为广泛。但是，这一系统模型也存在很多缺陷。主要问题是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以及转换过程中的“黑箱操作”。例如，在水门事件中，是不是美国公民让尼克松的工作人员在民主党的总部安放窃听器呢?不。但是当1973年掩盖的细节被披露时，反馈链才开始起作用。这里面也许还有政党斗争以及其他政客的个人因素，而并不单单是民众对众议院施加压力而能够发生的。因此，罗斯金等人在撰写和研究中对上述模型进行了改动，形成了“政治系统的修正模型”(11)。修正后的模型中加入了“内部输入”的概念。“伊斯顿把来自政府不同部分的压力——政府主要是与自己进行对话从而形成简短的反馈循环——称为“内部输入”(12)。这一概念的引入使这一系统更为复杂，也说明了现实的复杂性。在分析国家系统的第二层面时，同时涉及到了该系统的第三层面。在第二层面的基础上，一国系统内部人类的活动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层面进行的。在这个层面上，上述两个层面的信息最终被标识并被传输。形象及其形成过程形象的源本体是物质世界，次级本体是物质世界的综合表征。抛开人的因素，我们不妨把两者都看作是客观存在。前者必定是物质的，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后者虽然未必是物质的，但是也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物质世界的“形”。当然，我们研究的关键在“像”，也就是在具体概念环境当中通过一定媒介(medium)形成的通常意义上的“形象”。物质是作为世界的本体，决定了能量、信息和意识的最终形成。从物质到能量发生了一个守恒的变化，变化出现在形式上；当进入信息转变之后，变化规律变为不守恒，而意识变化过程中，由于很多因素的不可测性，信息变化更加复杂。也就是说运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差异，这些特征变化也是客观存在；物质运动过程中，形成信息；作为物质属性的信息也是客观存在；信息实质上就是“形象”中的“形”。那么“意识”是否是“象”呢?否!意识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和观念，意即大脑对信息进行加工的工具。当人们将加工后的信息这种“像”通过一定的方式“输出”之后才形成“形象”。这是“形象”最基本、最简单的形成过程(如图所示)。物质(运动)信息传输(被噪音影响)人脑被加工像(输出+噪音)变形形象图1形象形成过程简图由此，笔者试图将“形象”界定如下：形象是物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被人脑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结合上面对于上述几个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表1：由表1，我们可以分析出形象的特点：1.形象的物质本原性。形象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没有了物质的本源，形象无从谈起；2.源像的客观性。物质的运动变化产生信息，这是形象的“源像”，也就是形象的次级本体；源像是客观存在的，是惟一的，但是具有不可描述性；3.形象的主观性。由一些符号组成的意识是信息的“加工厂”，加工厂首先生产出的是“模板”，出厂销售时根据不同客户或者是其他具体环境的要求进行“深加工”并形成最终的“形象”。根据以上对于形象特点的界定，笔者试图将形象形成的过程细化(如图2图3所示)：物质运动产生不同类型的信息Ia(14)，Ib……I(n+1)，这些就是平常所说的“形”，也可以成为“源像”。作为物质运动及其表征的信息进入传输领域之后必须有一定的中介，于是符号介入进来。由于“社会中人们共有的都是符号的形式、符号的指说对象和符号的部分意义，而不是全部意义”(15)，信息发生第一次变形，并生成Ia(information)，Ib‘……I(n+1)’，我们可以把其称为“讯息”，即“传达一个具体内容的一组信息符号”(16)。讯息传输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来自于外界其他符号系统或类似噪音的影响，于是发生二级变形。经过两次变形的信息进入大脑。大脑中存在固有的符号系统成为一个加工工厂，这个工厂对进入大脑的信息进行深加工形成某种“模板式”。这个过程中，信息第三次变形生成模板a/b/c/……以及对于特定事物形成的总模板S。这些也就是在大脑中的映像。这些映像生成之后不会立即输出。只有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情况适当时(时间、地点等所有相关条件)以主体独有的方式将这种映像输出。由于输出过程中有符号介入，同时也收到各种不同传输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所以这里有第四次变形并形成了IMa(image)，IMb……IMn+1以及对特定事物总的形象IMC(imagecomprehensive)。形象就此形成，但是形象的使命没有终结。它会在特定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对物质本身产生影响，也就是对于物质及其运动产生反作用。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试图做以下假设：第一，第一级和第二级信息变形是不可控制的。也就是在“源像”到达大脑之前不可控制。但是当源像信息一旦被人类符号化并进行了编码，就给予外界一种控制的可能。第二，可以假定：不同社会制度、生活背景给特定的人以至特定族群以特定符号和符号序列以及编码系统组成的意识工厂对进入大脑的各种符号进行品评，根据信息符号序列与所储存相关序列进行对照，原有符号编码被进一步强化、削弱以至更换，当然也有被完整传递的可能。(17)其变化程度与信息进入的数量、原有符号序列的“坚硬”程度、两种编码的相似程度有关。(18)
表1物质、信息、意识、形象的区别与联系(13)加以比较的各个领域的存在方式事物、基本成分等过程守恒原理熵度量物质电子、有机细胞、生产力等扩散过程，发展过程等存在于物理领域结构熵数目、数量单位等信息信号、信号序列通过媒介传输，通讯、信息的存储等没有守恒原理(因为I=I′+噪音决不是守恒原理)信息熵(例如因为早已(14)介入而产生的信息熵)信息量度(例如根据信息流量)意识观念、概念等抽象、逻辑推理等不守恒(因为噪音过多)存在，形式多样无具体方式和方法形象众多概念、多种意识的合成通过中介(media)的反映像过程不守恒(因为噪音过多)存在，形式多样无具体方式和方法图2形象形成过程细图(19)第三，由于模板输出过程及其具体内容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包括舆论环境、政治经济条件等，模板内容输出时会因为噪音的影响而发生第四级变形。第四，形象形成后，对于物质及其运动过程会产生能动的影响。这是形象之作用所在。由于其各种影响方式与媒介都有人与媒介的参与，因而具有可控性。第五，由符号所标识的信息根据其最终的传输效果，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核信息”，这种核信息在形象形成过程中相对稳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不会发生变化；另一种被夸大的信息；第三种是被缩小的信息。
国家形象及其形成过程国内新闻传播学者支庭荣认为：“国家形象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并没有明确提出，因为在实践上早就利用其发达的宣传机器，鼓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且也十分讲究宣传技巧，更多的运用心理战术和舆论垫付手段，搞‘和平演变’”。(20)因此，国家形象概念多由国内学者提出。在国内学者中，最早进行国家形象问题研究的是中国新闻学院徐小鸽教授，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21)90年代以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的两个教授也对“国家形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伟芬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22)。李寿源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23)。另外，成都科技大学管文虎教授等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体现”(24)。可以看出，在“国家形象”概念界定时，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学者界定层面也不同，但是离不开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国家形象的外向性，此其一；其二，国家形象是国家实力的反映，也就是承认国家形象的物质本源性。结合以上对于国家和形象的界定和分析，笔者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主权国家系统运动过程中发出的信息被公众(25)映像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媒介(medium)的输出。在国家关系与大众传播层面上，我们主要分析一国的国家形象在外部公众中形成的映像的输出。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国家系统的3个信息层次。根据国际关系学中系统论的观点(26)，每一个发出信息的国家系统最终组成国际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国家系统面对的是外部的国际社会、国际公众或者说他国公众以及国际组织(27)。假定某个国家子系统为一个单独的抽象信息源，我们就可以把其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于是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就有类似于普通物质形象的形成过程。所不同的是国家形象的形成是国家系统发出信息综合作用的结果，系统本身就十分复杂，系统之中对于信息身份的认定不断发生变化，外部公众也处于不断变化中，相比单纯的物质形象的形成过程，具有相当强烈的复杂性；另外，国家系统本身不是单纯的物质，而是存在大量的意识因素，因而，很多信息在国家内部已经进行了相当的加工(虽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这一加工的作用在逐渐缩小，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消失)，因而第一信息变形实际上在系统内部已经发生，而且上文中所说的二级变形也已经发生。这些变形的发生和系统之中的第二和第三层次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国家形象的描述必须引入政治学的系列概念，例如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政策机制等等。同时，由于上述原因，信息被控制的可能性有了很大的加强。如果说，单纯的物质形象形成过程中人是通过符号以及固有意识形态来加工经过一级变形的信息，在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外部公众加工的则是经过n级变形的信息，这种变形有的是夸大，有的是缩微，当然不排除变形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信息的可能。考虑到以上4点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形象的形成有这样一个过程(如图3所示)：国家系统内部由于内部物质运动、政策调整而发出信息，这些信息被系统内部加工，发生n级变形，各类变形信息通过多种不同信道被传送。外部公众所在的国家和组织通过信道以及传播者进行的控制、传播者本身意识形态工厂的加工、信息的接收者的接受方式等使信息在这里又发生n级变形。信息发生了n+1次变形后，为“公众”加工形成映像并在特定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信道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输出，并再次为其所在的国家系统和组织所影响而再次发生变形。映像输出后最终形成形象。由此，类似于物质本身，国家形象有自己的“源像”，也就是国家系统3个层面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信息相互作用，形成国家系统的“源像”。类似于单纯物质的源像，这种源像具有不可描述性；源像经过国家系统的主控族群(28)的描述和加工输出，这种形象带有强烈的该组群意识形态色彩，带有主控族群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实质上这就是国家系统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自我认定的过程)；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源像又部分地为国际信道中的传播者以及其他的国家系统中的主控族群直接描述，这种描述受到了意识形态、国际关系格局和体系、国际形势等更多因素的影响；上述两种描述在国家系统的外部受众中被接收并被加工，形成形象；一旦这一映像和其生活产生联系时，他们就会通过自己所能够达到的信道传输出来，并最终形成一国形象。这一过程在国际社会实际上在不断地进行着。我们可以找到三种国家形象了：一种是具有不可描述性的国家形象的“源像”；一种是本国系统中主控族群所力图树立的形象；第三是国际信道传输和其他国家主控族群所描述下的一国的形象。后两者将为了争取在受众中的合法化而展开博弈。笔者认为，一国的国家形象就是这种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的过程中涉及到一国的国家信息实力，一国系统所传播信息与对象国主控意识形态切合的程度；一国系统信息改编他国主控族群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一国系统信息在其他族群中合法化的能力和速度等。关于信息博弈的具体过程分析，笔者将在以后的论文里加以阐述。图3国家形象形成过程图注释：①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第一卷，“本卷前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②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③［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54页。④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6页。⑤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⑥P·切克兰德著，左小斯、史然译：《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中“科学面临的问题：社会科学”一节，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7页。⑦陈卫星著：《传播的表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⑧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⑨⑩(11)麦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罗斯、沃尔特·琼斯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12)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95；转摘自麦克尔·罗斯金、罗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你罗斯、沃尔特·琼斯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13)根据克劳斯著：《从哲学看控制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转引自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7-88页(改编)。(14)informationa(15)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16)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17)由于文章主题所限，笔者不对此假定进行详细论证。(18)参考传播学效果研究理论以及传播心理学相关内容。(19)据胡正荣著：《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83-119页；LisaTaylor/AdrewWillis著，简妙如等译：《大众传播媒体新论》，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台湾)1999年版3-117页；［法］罗兰·巴特著，许绮玲译：《神话—大从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7-191页；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导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6-45页相关内容做出。(20)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支庭荣：《国家形象传播——一个新课题的凸现》。(21)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22)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23)李寿源主编：《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24)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25)这里，公众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国际受众个体等在内。(26)卢明华著：《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27)这一看法来自于“新现实主义”对于国际体系的理解和分析，但是笔者认为将这种系统论和信息论的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更加容易说明问题。有关的内容可以参阅［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28)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对于物质力量从而对于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再生产具有控制能力的族群(group)。这一概念参见TerryEagleton，1991“Ideology：AnIntroduction”VersoLondon，转引自LisaTaylor/AdrewWillis著，简妙如等译：《大众传播媒体新论》，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台湾)1999年版，第38页。
从字面意义上看，人权即属于人的权利，并无深奥难解之处，但是在对“人”与“权利”的理解问题上，无论观念史还是政治史都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人权观念中的“人”，与人类历史上所有传统社会理解的人有本质的不同:人权概念中的人，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鲜活生命，而是被理论抽象后的理性主体。这种“理性人”除了其鲜明的主体性标志:独立、理智与个体化之外，还与现代政治中的自由、平等理念密不可分，其理念的生成与一些核心理论共识的最终达成也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同样，此“权利”亦非彼“权利”，其内涵不仅与主体性的人的概念一样必须结合现代政治观念来理解，而且，人权中的权利无论从具体内容还是从划分标准的庞杂，都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的各种权利概念。对于民族的概念，学界尚未达成全面共识，但如果限定在政治研究领域，强调民族概念中体现出的现代意涵，恐怕不会有太多学者反对这样的观点，即，民族(无论国族、民族国家、语言文化体抑或与民族有关的各种主义)是一个现代性产物。民族与民族主义无法脱离概念单独理解，而的现代性则基本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了。“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把领土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会变得毫无意义”。人权观念反映政治学者对人性普遍、同一性的执着看法，而民族概念则强调人类多元与差异性的一面，表面看来两者存在明显的理论张力，然而世界政治的现实告诉我们，对人权的申张与保护离不开对民族因素的重视，而且这种重视已经在人权领域导致了集体人权理念的出现。为什么这两个表面看起来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概念在现当代政治中却几乎同时产生，并且两者的互依伴生关系变得愈发密切呢?换言之，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个体人权与民族权利两者是如何结合起来，并一同构成了人类现代政治思想与政治中的重要篇章。对此问题的全面回答需要更扎实的理论基座支撑，而尝试用有限的篇幅对两者的相关性作一个回溯性分析则是有一定必要性的。人权与民族源于现代性观念本身，因此，两者的内在理论相关性已经有了本体论相似的意味，当然，本文无意在此延续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探讨，但对两者同属现代性观念的质性原因，则需加以说明。人权的现代性质不仅源于其出现的时间特殊，更基于其某些颠覆性的主张。人权最早以“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的形式被讨论与提倡，并直接得益于西方早期启蒙主义思想家的努力。英国思想家洛克强调权利的自然属性，认为人的理性与道德来自上帝并依照上帝赐予的自然法则享受属于人的权利;法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则坚称人类具有权利的同时这种权利有一个更高阶的存在理由，即更多地来自于社会契约:“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问题在于要懂得这些约定是什么。”除去这些侧重点的不同，启蒙者们在结论上却是异常地一致，即存在一种属人的权利，这种权利神圣并不可被以任何非权利的理由剥夺，权利的拥有者只要是人就不需要在实现权利时附加任何的条件，这些论点已经和传统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差序权利、权利的行使需附带一定前提等观点有了巨大的差异。人权自出现之初已经具有现代性质，但对这种现代性权利的来源却需要进一步说明，也就是说，如果想借人权来申张诸多自由权、财产权等现代权利，就必须将人权与封建神学中的天赋观念完全隔断，现实政治中的诸多革命性宣言解答了类似问题。依时间顺序排列序列，体现美国立国之初人权理念的《独立宣言》(1776年通过)早于法国革命后的《人权宣言》(1789年通过)。在这两篇已经被载入人类政治史的文献中，两篇宣言都对“人权”来源尝试作了“去神学化”的解答。其中，美国宣言继承了英法等国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洛克的自然权利思想，而在历史上占居更重要地位的法国宣言则除了承袭自然权利的思想之外，吸取了卢梭关于政治结合的目的和人民的思想。自《人权宣言》之后，人的权利根源不再直接来自于自然法或者神法，而是来自于人之为人的事实。民族，尤其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属性同样不仅仅是关于其产生时段的问题，更确切地讲，现代民族的出现离不开人权理念的推展。从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来讲，主要在两个层面与人权相关。一是国内政治层面，民族在标定着种族或族群范围的同时，往往也标定了其民族权利边界。二是在国际政治层面，民族不仅意味着民族国家，同时在现代政治中更有强调殖民地国家反对压迫、通过独立保障自身权利的一面。在国内政治领域，对人权与民族权利关系的问题，西方启蒙思想者已经有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论证，民族与人权的关系也比较容易理解:保护个体人权与保护民族权利在内的集体人权之间并不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多民族国家内部针对民族权利的保护往往比直接宣称保护个体人权来得真实有效。
人权问题与民族问题相勾连，回溯起来有其一定的必然:民族国家的公民成员至少在理论上应当拥有某些抽象的平等权利，非此则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将受到极大动摇。故而，西方政治家与思想家们在追求构建起统一、匀质的民族国家时，情理之中地发现了人权理念对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极端重要性。以法德两个现代国家为例，无论是从法国思想还是从德国思潮的理论进路来看，在理念与现实政治中，人权与民族的交汇看起来都不可避免。现代国家必须保护其疆域内的成员，但一个人类成员依凭何种标准才能得到这种保护呢?如果人人都自愿同意受某个现代国家的保护，则一个国家如何决定是否将这些都揽入怀中呢?民族概念，尤其是民族国家理念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受不受这个国家保护的标准之一，至少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初的标志之一就是民族性。从法国革命的思想与实践来看，人权最终与民族权利相联系是借助国家的概念来完成的。“普遍人权被宣称乃是全体人类共同的传承，是各个民族的遗产;另一方面，各个民族被要求服从人权以及国家的法律———亦即最高的法权。这种矛盾性带来的结果是，自此以后，人权必须由国家所保护，而且被视之为一个民族的权利”。而在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看来，虽然这部分思想家在理论上反对法国启蒙的“理性原则”，但他们的论证同样把对人权的获得与民族相挂钩。德国人认为，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源与基础来自民族的灵魂，国家当然要保护人民的人权，但国家更须代表民族的灵魂，如果无法代表民族的灵魂则失去了其治理的正当性。因此，人权的法治原则就被集体的民族意志所取代。在国际政治领域，这种关系则因民族国家的出现而略显复杂一些。民族国家之间至少在理论上必须奉行平等的原则，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权平等的逻辑延展，国家间的平等，是国际社会和平的前提，只有在此前提下，民族国家才能更好地履行保护公民人权的义务，这是西方政治史已经为人们提供的理想解决方案: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的历史意义在于将17世纪以来政治思想家理论上建构的自然法则与自然权利转变成为国家权力必须履行的义务责任，而类似观点在美国革命中同样被明确地表达出来。民族国家拥有保护自己公民个体人权的义务，这种对人权的保护同样是国际社会和平存在的重要理由，问题在于，现代政治中两次世界性战争，尤其是纳粹针对犹太族裔的大屠杀的事实揭示了理论逻辑的苍白无力，人们不得不在民族国家之外寻找新的政治力量。在这次新的探寻开始之时，人们同样将目光投向了人权理念本身。在国家与国际社会政治力量都声称要保护人权的情况下，对民族国家及其的存在意义就有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将问题引向两个方面:民族国家的是否需要以及如何保障、对多民族国家内部以族性显现的那部分人群，尤其是弱势民族群体人权的保护如何进行?人权与民族在理论上存在的相互关系在这些问题中得到了具体的呈现，而又由于这些概念的现代性特征，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直接构成了哲学界现代性反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代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显著特征，在于有关‘人’的崭新观念———人权说的生成”。人权与民族的互动，在现实中同样展现出一种明显的同步性关系。
二、人权与民族权利保护的现实同步性
人权理念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其理论逻辑的完整自洽，还在于当其与民族因素叠加，并作用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时，仍能不断地给现实层面提供理念滋养。从国内政治领域来看，人权保障与民族权利(在国家内部有时也表现为种族等弱势群体)保护基本同步，理论上衔接有序，因此，在政治上往往能够相互声援，比较典型的表现在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权运动与黑人解放运动、发生在晚近的印度以保障人权为目标对种姓制度中的所谓贱民群体实施保护，等等。在类似政治事件中，对种族或族群的正义与进步要求与人权的申张完全融合在一起，这基本上是对启蒙以来人权思想家理论的再次强调或印证。在国际政治领域，人权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也呈现高度的重合，这突出表现在二战后大批殖民地国家的反殖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既然现代国家，尤其是民族国家的立国之基是人权的最高法权地位，那么，将此原理平移至世界政治的层面，同为人类构成部分的其他弱小民族成员当然也应拥有人权，自然也有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治体，拥有独立自主地位的权利。因此，人权运动在当代国际政治生态中通过民族自决权等权利理论与民族权利保障运动联系密切。如果说人权与民族权利，尤其是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在西方启蒙思想家那里还需要论证的话，那么两者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以及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则根本无需争论:人权的实现必须以民族权利的获得与保有为前提，这种逻辑推论体现在政治中结果就是，没有独立的民族国家，根本无法奢望对人权的保护。因此，在现实政治中，人权的觉醒必然需要族权的觉醒与确立，这个过程伴随传统帝国主义国家的兴起和衰落反而更加明显，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出现了人权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借助国际化趋势席卷全球的新趋势。人权在具体权利内容上的增多与人权保障实践国际化的步伐亦属同步:如果说在张扬自然权利的时期，人权的斗争与获得还主要是一国内部问题的话，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在人权理念成为现念之后，人权保护问题的国际化与人权内容的不断扩展是极具同步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人权问题基本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并受到国际法的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专门保护人权的国际人权法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为了更好地实施国际人权保护，根据《联合国》和有关国际人权公约，国际社会设置了一些国际人权机构。”人权理念伴随着人权保护实践的国际性而一步步发展、深入人心，而人权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同步国际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联合国的建立以及“国际人权法案”的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带来的惨痛后果让整个人类意识到，必须有一个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国家认同的人权标准，人权的问题不再是某个阶级、某个国家或某种文明体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基于此，联合国诞生与其政治地位的确立过程中，也伴随着对人权问题的新一轮认识与争论。最终一系列当代人权相关文件的通过，成为人权领域标志性的事件。
三、人权与民族权利面临共同挑战，亟待理论与现实的突破
联合国的成立与国际社会对人权、民族权利的重视成为未来世界政治和平的重要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人权与民族问题上，人类达成了一劳永逸的共识。以人权与民族权利关系为例，新的矛盾与挑战正在不断产生之中。这些矛盾与挑战最集中地表现在“集体人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权本身的“代际性”问题上，而此问题又突出地与民族概念、民族问题联系起来。作为联合国“国际人权法案”中第一个系统性提出保护人权的国际性文件，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定稿通过于1948年，但在这份由多个国家参与起草，反映了二战后多种文明在人权问题上的共识性文件中，基本上都是对个体人权的申张，并没有提到任何有关集体权利或集体人权的内容。直到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部公约中，才对发展中国家倡导的自决权、发展权等集体人权予以确认。具体到“民族”这一事关集体人权的核心概念问题上，联合国文件也一直是语焉不明，直到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方才明确地使用民族一词来界定与集体人权相关的人权保障话题。可见，民族概念在国际社会的少数群体权利保障理念与实践中被认识与重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如何认识人权的性质，尤其是如果看待集体人权的问题。在当代人权研究中被学术界讨论最多的焦点问题:人权与集体人权问题，是在人权保护实践进入现当代，民族问题成为重要探讨主题之后出现的，并且，对此问题的讨论不仅大大丰富了人权理论内涵与具体实践标准体系，同时，对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质言之，人权是一种个体性权利，对集体性权利的保障最终也必须要落实到对个体性权利的实现中来，基于此，很多学者认为集体人权是一个没有必要出现的词汇。但随着人权问题在欧洲与世界范围内困局的出现，人们逐渐意识到集体人权存在的合理性，并对集体人权的保障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研究。围绕此问题的讨论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在现实政治中的概念更替究竟是理论发展的结果还是政治斗争的产物。集体人权中包括了国家、民族自决权、民族发展权等，这些权利毫无疑问属于民族权利。而集体人权的出现也极具启示意味:该概念最早是在非洲国家制定的《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中，以“人民的人权”形式被提出的。这种说法被提出之初，颇为当时的西方学者所不屑，但是后来在联合国层面，以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通过为标志被国际社会加以确认。而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也被公认为是集体人权概念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文件。这一事实也许更能说明，集体人权本身不仅是理论探讨的产物，更是发展中国家与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努力争取的结果。二是民族自决权这一重要集体人权与个体人权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当代人权研究领域争论的比较激烈的话题。民族自决权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思想家也支持此种权利。从这点上看，民族自决权至少与传统的权利观念及自由平等思想没有本质矛盾，这也是民族自决权在近现代史上的两次勃兴。一次是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另一次则在弱小国家反西方殖民主义浪潮中的理论逻辑原因。换言之，民族自决权属于集体人权，因此亦属于人权范畴，西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以其为理论武器在国内政治中展开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与制度的斗争，但在追求全球公平与正义的当代，自决权同样可以演绎至国际政治领域，变成殖民地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公平权益的有力工具。
民族自决权在联合国国际人权法案中有明文提及，并得到多次确认与重申，因此表面看来，国际社会对此种权利似乎并无太多的分歧，但正像其在现实政治中表现出的上述矛盾性一样，对民族自决权来讲，更大的问题在于，民族自决权这一重要的集体人权固然可以在国内充当反封反专制的理由，但在当代政治背景下，也可以轻易成为民族分裂的有力说辞;在国际政治中，后发国家可用其来实现独立与自主建国的目标，但一旦新的国家建成之后，自决权属于人权范围这一理论事实，又使得西方强国可以借人权高于的理由实施干涉。出现这种情况的理论原因在于，西方国家更倾向于强调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必须以实现个体人权为前提性目标，故而可以用此种借口来掩盖各种干涉主义的现实政治考虑。而后发国家则强调此种集体人权不受外部干涉的一面，坚持自主选择自己发展道路与模式的重要性。除开政治分析，关于集体人权中的自决权的讨论在理论逻辑上还涉及:自决权与个体人权之间的关系;自决权、个体人权与国家的关系;自决权的行使主体与个体人权的行使主体是否存在矛盾;自决权在本质上究竟能否被视为个体人权之一种，等等。三是包括民族权利在内的集体人权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在政治学理论中，个体人权在发轫之时即与民主主义密切相联，而民族权利则毫无疑问与民族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回到政治理论范畴，对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两种政治思想关系的理论分析是否能从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复杂关系中找到一种新的思路，这是研究者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四是更具体一些的诸如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理论与现实逻辑关系分析。比如，在民族问题领域对集体人权的提倡与保护会不会导致对主体民族成员产生“反向歧视”，从而使少数民族的群体权利成为一种“特权”;主要体现在国内范围中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等具体权利的保护与集体人权的关系问题，具体如多元文化主义参与讨论的少数人族群文化权利的保护，等等。以上讨论展现出的矛盾与张力由于第三代人权论的出现而有所缓和，这种论点认为，依照产生的时间顺序与内容划分，人权总体上可以分为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为代表的第一代人权，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为代表的第二代人权以及以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为代表的第三代人权，亦即一种集体人权。第三代人权的提出虽然在理论上将人权代际化，但从整个脉络上讲，集体人权与人权概念本身仍然是完整不可分割的，第三代人权的提出者与倡导者也都认可这一观点。上述问题基本是现实政治过程中在人权问题上遭遇挑战与疑问之后的思考结果，在时间上有先后接序性，在理论上有逻辑承继。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集体人权与个体人权之间关系的讨论，无法离开对民族概念与视角的借用。
四、结论
Abstract：Asanimportantpartofacountry'spoliticalsystem,nationalpoliciesisthefundamentalguaranteeofdealingwithethnicissues.Chinahasadoptedtheregionalautonomyofminoritynationalities,whichisconsistentwiththeactualconditionsofourneeds.However,Facingthenewchallengesofnationalquestiontoday,China'snationalpoliciesisstillnotperfect.Thispaperproposedsomesuggestionsfortheestablishmentofbetternationalpoliciessystem.
关键词：民族问题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
keywords：Nationalpoliciesethnicissues
一、民族政策相关理论概述
民族是长期历史形成的社会统一体，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各种族（或部落）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历史发展上的不同而形成的。针对于民族制订的民族政策是指国家和政党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等的总和。
中国现在实行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它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二、中国民族政策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㈠、中国的民族问题
在国家民族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的民族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和抑制。但近两年来不断涌现的一些民族问题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问题。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则出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民族意识”的出现，随着自身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西方某些思想观念的引入，中国部分少数民族“民族意识”逐渐培养起来，产生与汉族割裂起来的思想；二是在少数民族干部中出现了“代际更新”现象，传统感情纽带出现变化；三是“民族”概念的误导：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统称，而并不就等于汉族，但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所惯用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华夏民族”等词都局限了中华民族的定义，这些宣传不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㈡、中国民族政策的问题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缓解了民族矛盾，增强了民族团结，但我们也不可回避地看到它的缺陷和不足。制订政策时的片面思考、民族政策贯彻不到位、制订的一些政策名存实亡甚至无法落实就是中国现今民族政策存在的三个突出问题。
三、完善中国民族政策的相关建议
针对上述中国新时期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缺陷等，完善民族政策、缓和民族矛盾、解决民族问题就成为了我们现在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㈠、正确定位民族概念，消除民族隔阂
1、宣传倡导正确的民族概念
我们应该及时纠正在宣传和定位中民族概念的错误定位，积极宣传倡导中华民族即是56个民族的统一的正确民族概念，以消除由此产生的少数民族的不认同和排斥心理。
2、淡化民族概念、消除民族隔阂
淡化民族概念要以充分保障尊重各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为基础。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应该尽量避免因为民族不同造成的隔阂和分化，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的思想深入人心，而绝非是独立的毫无关联的一个国家56个不同民族。
㈡、确保民族政策符合各民族发展需要
1、结合地区实际制订民族政策
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应该切实结合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的差别和实际制订不同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要切实保障制订的民族政策符合各民族地区的实际发展需要，符合各民族地区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能从根本上促进各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2、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正完善民族政策
由于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制订的民族政策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要不断根据各民族各地区实际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及时淘汰和补充政策，以保证所实施的民族政策是真正符合发展实际需要的。
㈢、保障民族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
要使民族政策真正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就必须要保障民族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在这一点上：
1、强化民族政策的重要性。
要保障好民族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首先我们应该强化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使大家意识到贯彻民族政策的艰巨性和必要性，从思想上让人们特别是让相关的领导干部有自觉地贯彻好民族政策的意识，从而使其积极实施民族政策。
2、建立健全好监督机制。
民族政策的实施情况还需要接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这才能保证好它的全面落实。监督机制应该包括来自于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监督，要广泛接受得起自于政府上级、人民群众以及舆论的监督。
参考文献：
[1]红波.民族政策简论[J].广西民族研究,1998,(03)
[2]李瑞.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06)
【关键词】毛概实践教学策略途径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毛概”）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课程，是大学生必修的公共基础课，也是一门融思想性、理论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政治理论课。该课程的主要理念是运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武装学生的头脑，使学生能够更好了解社会发展动向，更好把握住基本国情、党情和世情。那么，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市场经济化的今天，面对及其复杂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如何提高本门课程的实效性就成为摆在高校思政课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笔者根据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深有体会，颇有感触，开展实践教学刻不容缓。作为两课教师，主要从理论策略和实际途径两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索和全方位的剖析。
理论策略
毛概课是一门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军事、党政等方面内容的理论性较强的课程。这就需要对高校思政课教师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尤其是需要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政治修养及社会阅历等方面。但是，作为两课教师，往往只侧重于文史哲、政经法等专业方面的知识。由于受到学科知识领域的约束和限制，在授课过程中，往往偏重于某一学科知识的阐述，而忽视了其他理论知识的分析和讲解。但是，对于“毛概”这门政治课，其教学要求和教学目标要求教师对于各方面的知识融汇贯通，向学生讲解要深入浅出，列举案例要恰如其分，结合实际要活灵活现。因此，在平时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着手，才能真正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1.提高理论素养，拓展知识领域
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提出的中国梦作为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要想把握住其理论精髓和科学品质，两课教师必须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观点吃透、理解、消化，最终加以灵活运用。因此，教师在平常的教学过程中，首先，要熟读马列主义的经典文献著作。比如毛选1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选2卷《新民主主义论》、邓选2卷《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尤其要熟悉带有典型时代感的著作，比如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邓小平的《1992年南巡讲话全文》和的《“中国梦”系列讲话原文》，代表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从而指导全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这些内容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理解。其次，要认真研究党在成长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带有标志性的重要历史文件和珍贵的历史资料文献，如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以及、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重要讲话等。同时，还可以拓展其他的知识领域比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所涉猎的相关理论著作等。通过大量阅读相关的理论著作，才能真正领会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主要内容，准确理解理论发展的逻辑性、规律性、时代性，从而进一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挖掘，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
2.增强政治修养，强化政治意识
“毛概”课不仅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理论课，而且还是一门思想性很强的时政课。理论学习的落脚点和归宿点就是要运用到实践中，转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以此来提高大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作为两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突出理论知识的传授，更要将最新、最快、最有价值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穿插到理论知识的讲解中，使课堂内容更加丰富、生动、课堂气氛更加活跃、课堂效果更加适宜，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之外要多多关注一些与政治课相关的重大国际、国内外的时政事件。比如国际上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失联、欧元区经济再度受挫、2014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失败等，国内更是关注重要的时政热点，尤其是十以来，上任后所提出的最近的理论观点。比如“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时政动态必须要第一时间进课堂、进头脑、进教材。一方面，扩大了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了政治境界;另一方面，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提升人文内涵，加强社会实践
教师的人文素养是教师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以及在教师的日常活动中体现出来的思想、道德、情感、心理、性格、思维模式等方面的气质和修养。教师人文素养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教育教学的质量，更影响到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那么，教师的人文素养又从哪些方面得以体现，主要是教师要走出课堂、走出学校，充分参与一系列的社交活动和实践活动，作为两课教师，不仅要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质和教学水平，还必须拓宽自身的知识视野。比如：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青年骨干教师培训班研讨活动，通过这种学术交流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努力取得在知识领域的新突破。当然，青年教师还可以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培训基地，以此来不断进化自身的心灵，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更为关键是思政教师要有一颗火热的爱心、责任心、感恩的心来回馈社会，比如社会上组织的“送温暖、献爱心”大型公益活动，都值得我们去付诸行动来做好学生的楷模，力争做一名有思想、有灵魂、有人格魅力的思政课教师。
实际路径
通过强化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课外社会实践的锻炼，使得思政课教师从很大程度上不断地超越自我、提升自我、丰富自我。但是，政治理论课不是“闭门造车”，它迫切需要与社会实践接轨。这就需要教师在充分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将其恰如其分地运用到平时的课堂教学中，不断改变教学方法，更新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在思政课开展实践教学的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互动式探究法
互动式探究法是“毛概”课教学活动中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发挥教师主体性的一种常用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互动既包括课内的互动，也包括课外的互动和网上的互动。互动的方式包括课堂讨论、主题发言、专项引导、问题点评、案例分析、角色互换等。在诸多高校中都得到了两课教师的广泛采纳和学生的普遍认可。这种教学方法运用到教学中，很大程度上能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切身感受到自己能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抓住有利的学习时机，不断开挖自身的学习潜能，激发学生自我学习、主动学习的兴趣和能力，可谓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师生互动不但能够唤起学生的参与热情、情感体验、思想交流和平等对话，不断提高学生的话语权、主动权和参与权，而且能够形成一种师生彼此尊重、爱戴、包容、理解、平等，课堂民主、活跃、热烈与和谐沟通的课堂气氛。因此，互动探究式教学法在“毛概”课堂教学中非常值得借鉴，对传统教学起到了推波助澜式的作用。
2.音乐教学法
在“毛概”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做到图、文、音有机结合，起到声情并茂的作用。当然多媒体教学最显著的效果就是运用音乐教学法，就是根据相关的教学内容，将一些学生喜爱且有助于理解教学内容的音乐或歌曲有意识地穿插于课堂当中，以此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从而增强课堂教学的感染力和亲和力，真正实现音乐育人的作用。比如在介绍时播放摇滚歌曲《语录》、《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等革命红色歌曲;从这些歌曲中让学生能真正领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尚的思想品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及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再比如讲到改革开放时播放《春天的故事》，让学生了解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重大抉择的历史背景和缘由，这就为我们具体介绍改革开放作了内容上的铺垫。还有，我们在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章节时，首先以两首形成鲜明对比的经典歌曲来拉开这一章的序幕，比如国外著名的影视剧《大长今》的主题曲《呼唤》以及国内脍炙人口的民族传统音乐《喜洋洋》，让学生从这两首歌曲中深受启迪，引发内心深层次的思考来关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学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
3.演讲比赛法
演讲比赛法也是“毛概”课堂教学中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也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和热烈赞赏。它是一种依据相关章节内容与社会时政动态紧密相连、与学生思想实际密切结合、在学生中提倡采取围绕某一具体主题而展开演讲比赛活动的一种教学方法。比如在介绍第八章第四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章节时，作为思政课教师，就可以动员学生围绕“和谐”二字展开，在取材方面学生可以以“和谐校园”、“和谐班级”、“和谐宿舍”、“和谐自身”等为主题结合自身的思想实际和学习实际在班级中开展生动有趣的演讲比赛活动。然后，教师对此进行适当的点评。通过实践教学的课堂尝试，在学生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反响。首先，它锻炼了学生的胆量，克服了学生胆怯的心理，给予了学生充分展示表现自我的机会;其次，它提高了学生的文字书写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最后，通过演讲比赛也让学生增强了自身主人翁意识，敢于表现自我、提高自身的自信心树立了一面精神旗帜。这些都为今后学生走入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长期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教学效果的体现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但是作为一门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社会责任教育的思政课程，它是对大学生育人不可或缺的必修课程。所以，作为一名高校政治课教师，一定要坚定信念，提高理论修养，丰富思想内涵。同时通过多种教学手段增强学生学习兴趣，使这门课程更加丰富、生动，真正成为大学生终生受益的一门课程，这是思政教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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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移山：《提高“思想概论”课堂教学实效性的几个原则》，《辽宁教育研究》2006年第8期。
[3]左明贵：《“思想概论”课教学实效性探析》，《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4]曲澎：《高校“概论”课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探索》，《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6期。
[关键词]《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学效果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0-0221-02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以下简称“概论”课）是宣传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主阵地和主渠道，重点培养大学生的政治素质，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阶级立场。高职院校作为中国高校的半壁江山，为国家的建设培养了大批高技能、应用型一线技术人才。“概论”课主要培养高职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为党和国家把好政治关，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本文着重探讨高职院校学生在学习“概论”课中容易出现的各种问题，分析思政课教师在“概论”课教学中的教学难点和困境，探讨提高本课程教学效果的有效教学方法。
一、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概论”课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教育学之父夸美纽斯在其著作《大教学论》里指出，教育教学必须抓好“教”与“学”两个方面。笔者认为首先要了解“学情”，这是上好“概论”课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不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兴趣点以及学生在学习中的难点和困惑，教师就做不到有的放矢，很难有好的教学效果。
首先，“95后”的高职学生有其鲜明的心理和行为特点。有些学生思想独立，价值观多元化，有时候带有功利性色彩；有不少学生很自信，思维活跃，上课愿意积极参加课程的讨论学习，但是这些学生课堂实践教学和翻转课堂教学活动中说得多，做得少，不愿意做深入的学习研究，“概论”课的自主探究学习开展有难度；还有些学生，他们经济不独立，沉迷于手机和互联网，人际交往能力不强，心理抗压能力差，表现在课堂上就是“低头族”，玩手机，不愿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对老师的讲课内容不感兴趣，对“概论”课表现出冷漠，甚至是逃课。总体来说，高职院校大部分学生对“概论”课不够重视、存有偏见，上课是为了拿学分，想要高质量地开展教学，难度很大。
其次，从现在高职院校生源情况来看，学生来源于高考招生、各高职院校自主招生、“3+2”中高职招生、中专升高职等方式，可以说生源的质量参差不齐。学生在上“概论”课时是混合排班，学生的教育背景文理科都有，高考生、单招生、中职生合班上课非常普遍。学生的学习基础又千差万别，很难做到因材施教、因人施教。
第三，高职院校“概论”课是大班教学，每个大合班学生数在100人以上，这给教师上课带来很大困难：一方面课堂管理困难，教师一面组织开展教学，一面还要维持课堂秩序；另一方面，在国家教育部新一轮教改强调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要求提高“概论”课中学生的参与度。无论是开展课堂实践活动还是推行翻转课堂教学，都应该以小班教学为主。而现实情况是，一个大合班（平均100―150人）分学生学习小组就要20个小组左右，在课上没有足够的时间给学生开展讨论和展示成果，课下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指导和考核在时间上也是捉襟见肘（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每学期基本教学学生人数是200―300人，有的学校更高达500人）。这种情况下思政课教师对学生的一对一指导基本上不可能，即使是以小组为单位组织教学实践活动，老师也是疲于奔命；而学生觉得增加的只有作业量却感觉不到有多大收获，甚至认为只是走走形式，增加了抵触心理。
二、思政课教师在“概论”课教学中面临的难点和困境
（一）“概论”课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难点
首先，“概论”课内容广泛、理论性强。“概论”课教学要求思政课教师要熟练掌握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准确把握党和国家最新的理论和国家政策；洞悉国内外政治时政，了解世界热点问题和主要国家历史政治情况。“概论”课教材近几年来以两年一版的频率修订，党和国家的新理论不断充实更新，国情、党情、世情的发展变化使得“概论”课教学内容无止境，这对思政课教师来说教学压力巨大，需要不断学习、理解和消化新知识；对高职学生来说，学生们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有限，很多同学不能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
其次，“概论”课教学内容与高中所学理论内容多有重合，理论知识枯燥，对高职学生吸引力不足，教学内容抽象且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联系不大，导致其缺乏学习动力。
再次，高职院校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与“概论”课教学内容难易程度难以平衡，高职院校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是高技能一线专业人才，对公共课教学强调“实用、够用”，有很多高职院校压缩“概论”课学时，要求教学中少讲理论，多做活动。笔者认为“概论”课是对学生道德、素质等深层人格的培养，关键是信仰的传递。“概论”课的理论具有很强的系统性、逻辑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对“概论”课理论的系统认识，完成知识目标的要求，就无法达成对学生能力目标和态度目标的培养。“概论”课要做到“实用、够用”，就需要进一步思考。总之，“概论”课教材内容多、深，在教学中要讲得精、浅很困难，需要思政课教师从提高教学效果上下工夫。
（二）思政课教师在“概论”课教学中的困境
首先，高职院校注重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对“概论”课重视不够。“概论”课教学要依据各系部人才培养方案开展教学，各系部安排的校内、校外专业实习实训常常挤压、打乱“概论”课教学计划，思政课教师忙于调课补课，按照教学计划开展的课堂和课外实践活动得不到保障。此外，“概论”开展形式丰富多样的“第二课堂”教育十分必要，但是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第二课堂”开展得并不好，有的高职院校只是在合作单位挂个实习、实训基地的牌子，组织学生参观观摩也只是少数学生，走马观花，从教学效果和受益学生范围上来看，都达不到“概论”课教学的要求。
其次，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滞后，相对于专业课教师，思政课教师有很多劣势。高职院校重视“双师型”教师的培养，鼓励教师顶岗社会实践，取得专业技能资格证书。思政课教师因为学科性质的原因，很难有专业对口的顶岗实践机会。此外，高职院校强调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鼓励教师与企业合作科研研发，专业课教师在横向课题申报、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教师技能比赛以及知识产权申报等方面优势明显。而思政课教师教学任务重，忙于上课，科研课题少，科研奖项少，称评定晋级困难。有些思政课教师偏重职称评定，轻视教学，难以在教学中找到乐趣和成就感，影响了“概论”课的教学效果。
三、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提高“概论”课教学实效的思考
“概论”课开展一定要立足于高职院校学生的实际学情和“概论”课教学目标来设计教学过程。本文主要从思政课教师师德师能、教学内容设计和教学方式方法探讨如何提高“概论”课的教学实效。
（一）思政课教师师德师能是提高“概论”课教学实效的决定性因素
1.“概论”课对教师师德方面的要求
“概论”课的内容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理论深奥，逻辑严谨。而高职院校学生学习基础差，对“概论”课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不高。要弥补“概论”课教与学生学的巨大差距，需要思政课教师的辛勤努力。“概论”课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目标不仅仅是知识技能层面的要求，而是要让学生树立科学的信仰，是对学生道德、素质等深层人格的培养。身教重于言教，只有师德高尚的教师才能够克服在教学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迎难而上，以坐冷板凳的精神苦心研究上好“概论”课的各种理论知识和教学技能，有耐心地和几百名学生利用各种途径进行交流和教学指导，激发和鼓励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深厚的理论功底、饱满的教学情感和积极的师生互动，这些可以拉近师生的心理距离，形成良好的教学默契。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可以说思政课教师的师德是“概论”课教学实效的根本保证。
2.“概论”课对教师师能方面的要求
高职院校“概论”课教学要立足于课程和学生的实际，解决好两个问题：一个是将“概论”课的理论由深入浅，让高职院校的学生听得懂、听得进去。另一个是将“概论”课的内容由远及近，让高职院校的学生觉得贴近他们的生活、对他们有用、愿意思考和参与。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必须提高思政课教师“概论”课理论学识的深度和教学技能的广度。
从提高思政课教师“概论”课理论学识的深度角度看，“概论”课教学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保、外交与国际关系、党建理论等等。要想将“概论”课的理论讲得由深入浅，必须提高思政课教师对“概论”课理论的研究深度。吃透理论才能融汇贯通，整合“概论”课全课内容，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国家大事和社会热点事件进行贴近“概论”课理论教学的深入分析和解读，用多角度、启发式的教学让学生深深体会到科学理论的逻辑魅力和巨大的现实作用。目前，互联网时代是个知识碎片化的时代，各种理论观点和言论形形浩如烟海，思政课教师在“概论”课教学中一定要坚守政治立场，和党中央的观点步调保持一致。要系统化地研读知名学者的专业论著，把握理论的逻辑脉络和系统观点，做到对“概论”课理论“知其所以然”。
从提高思政课教师教学技能的广度看，思政课教师要熟知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理论，勇于探索和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比如翻转课堂教学、慕课；要掌握计算机技能，会利用各种软件制作课件、教学视频；善于利用先进的教学软件（比如蓝墨云班课）实现师生课上课下、线上线下的实时交流。只有贴近学生，营造自主学习的教学环境，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概论”课，才能提高“概论”课的教学效果。
（二）对“概论”课教学内容的整合和多种教学方法运用的探讨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高职院校“概论”课理论要想由浅入深，让学生听得懂，教学内容由远及近，让学生感兴趣，就要对“概论”课进行精炼，运用专题教学法对课程内容整合，在教学方式上，运用案例教学法、翻转课堂模式、多种形式的课堂实践活动，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程教学中来。
首先运用专题教学法实现对“概论”课教学内容整合，每个专题围绕2―3个重点问题开展。对每个重点问题进行教学设计，对于理论性强、学生难以理解的内容，以思政课教师讲授为主，结合运用案例教学法，案例要选取经典的、典型性和社会关注度高的时政事件，让学生讨论思考，由老师总结和讲解；对于贴近学生实际、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则可以运用翻转课堂模式和课堂实践方法，让学生自学，在课堂展示表演，教师总结评价。
【⒖嘉南住
[1]莫岳云.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高等教育，2008（18）.
[2]蒋荣，代礼忠，胡同泽.专题式教学法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的运用[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
[3]马晓英.“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J].科技创新导报，2015（09）.
考试时间
考试专业及课程
7月9日（星期六）
7月10日（星期日）
上午
8：3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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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8：30—11：00
下午
2：00—4：30
序号专业代码及专业名称课码课程名称课码课程名称课码课程名称课码课程名称公共课
共同课公共课0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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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9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普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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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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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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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基础0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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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一）
高等数学（工专）
高等数学（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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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
英语（一）
英语（二）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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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理论与实务00041基础会计学0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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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77法理学计算机类02316计算机应用技术04730
02326电子技术基础（三）
操作系统
面向社会开考专业(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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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专业代码及专业名称课码课程名称课码课程名称课码课程名称课码课程名称1A020105金融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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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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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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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概论4A020223会计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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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05677法理学7A030301行政管理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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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写作与处理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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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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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00530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00529文学概论（一）
12C050207英语语言文学00595英语阅读（一）00794综合英语（一）00522英语国家概况00795综合英语（二）13A050409美术教育00429教育学（一）
00031心理学14A080701计算机及应用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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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组成原理0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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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0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0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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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概论15A080704电子技术
02198线性代数
04729大学语文16A080801房屋建筑工程02391工程力学（二）0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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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学02396混凝土及砌体结构02400
02389建筑施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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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29大学语文20A082207计算机信息管理02316计算机应用技术02384计算机原理0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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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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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27A020245酒店管理03963酒店管理实务03957形象塑造03955旅游基础英语03958饭店服务心理学
面向社会开考专业(本科)
28B020224会计0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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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学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00160审计学00162会计制度设计29B020228市场营销0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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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法（选）31B020115经济学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32B030302行政管理学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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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概论（选）00315当代中国政治制度00067财务管理学（加）00144企业管理概论（加）33C050105汉语言文学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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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选读（选）34C050201英语语言文学00840第二外语（日语）（选）00836英语科技文选（选）00094外贸函电（选）00600高级英语35B080702计算机及应用02331
02333数据结构
软件工程02326操作系统04735
02197数据库系统原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04741计算机网络原理36B020102统计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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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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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02238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49B080708计算机通信工程0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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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光纤通信原理0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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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系统原理0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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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英语50B100702护理学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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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护理学04436康复护理学（加）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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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导论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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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51B020121调查与分析00058市场营销学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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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工程
0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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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原理55B082208计算机信息管理0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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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0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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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原理56B020229物流管理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15英语（二）57B040125义务教育
（初中语文方向）09338课程设计与评价（选）
09288
09277义务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导论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加）09290初中语文学科基础58B040125义务教育
（初中数学方向）09338课程设计与评价（选）
09288
09277义务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导论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加）09293初中数学学科基础59B040125义务教育
（初中英语方向）09338课程设计与评价（选）
09288
09277义务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导论
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加）09296初中英语学科基础60B040125义务教育
（小学教育方向）09338课程设计与评价（选）00465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0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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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加）
合作开考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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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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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段）00245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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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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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64B030109监所管理
（独本）
00015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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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表公布后，若报名前有所调整，请按有关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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