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科学(6篇)

政治经济科学篇1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关系；科学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经济建设的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尽管个别经济学家试图以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但从中央决策层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看，没有过丝毫的动摇。这一点，可以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寻找到最有力的依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从纵向来看，实际上就是对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一、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侧重于强调生产关系的调整

建国初期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城市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建立人民公社，变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和农业个人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1949年到1952年，国家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存在。国家利用其补充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不足，供应部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利用其维持和吸收职工就业；利用其利润增长，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部分转变为国家积累。同时，国家通过劳动保护、价格、税收政策，对原料、市场、货源的控制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利润分配等，把资本主义的剥削、无政府状况和投机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利用和限制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能解决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生产无政府状态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始于1953年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就是要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至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实现了公私合营，城市已基本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1953年春，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其目的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上消灭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农业合作化经过了换工联合劳动的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三个阶段。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合作社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由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经济组织，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自留地。

然而，私人或个人所有制向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历史动因不是当时城市或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理念支配下，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观选择。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其首要动因不是源于增加粮食生产、发展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而是为避免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及雇佣劳动、高利贷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毛泽东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建国后，中国农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苏联式集体农庄”，在党内早已达成共识。土地改革使党更相信变革生产关系的巨大作用，以为公有化程度愈高就愈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农业合作化“提前”开展，在极短期内由初级社变为高级社乃至人民公社。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追求大而全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的前头，会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生产关系比生产力更先进”与“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一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仍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它导致亿万农民失去经营自主权和身份自由，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农业无法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国家不得不一再调整工业生产规模，降低基本建设投资，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1953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农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52年的57元增加到1978年的133.6元，平均每年增长不到3元”。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仍有2.5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前侧重于追求生产力发展

1978年，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方针，从而实现近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总量，为今后工业反哺农业、关注民生问题及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打下了物质基础。然而，如果单纯追求生产力增长，把GDP等同于生产力，把它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是片面和短视的，是不可持续的，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诸如：

政治经济科学篇2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214-03

科学发展观是指“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将导致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发展,即政治发展,“政治思想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大的作用”[1]。

一、科学发展观阐明了政治发展的性质及主体

1.中国政治发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发展。第一,它由中国共产党提出,这从根本上规定了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特征。”[2]二是党的性质决定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它提出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通过科学发展,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维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要求”[1]。另一方面,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先进生产力是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它日益要求生产资料使用、占有和生产过程、产品等社会化,进而分别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三大特征,“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3];先进文化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政治文化的性质和内容对于政治制度的维系或变革,具有深刻的影响”[2];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明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切都表明了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三是由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为其思想特征”[1]。第二,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表明了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本身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以它为基础建立的科学发展观也必然为社会主义服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把……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各项工作中”[4]。二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的显著特征和根本标志”[4]。三是唯物史观既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又是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而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第三,其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即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的多方面需求,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2],这表明其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

2.中国政治发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发展主体……是其成果的享有者”[5]、“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主体当然是全国各族人民”[5]、“一切工作都要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是人民……答应不答应。”[4]

二、科学发展观分析了政治发展的主导、推动力量和领导核心

“政治发展……其推动的主导力量是代表着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要求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1]。对此,科学发展观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推动力量和领导核心。

从党的性质和宗旨看:一是它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能正确处理和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凝聚和团结各族人民,领导和推动政治发展,“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6];二是它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永葆先进性,有资格去主导、推动和领导政治发展;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能掌握和运用政治文化及其发展规律指导和促进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的嬗变必然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2];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成为领导核心,“共同利益……是人类社会全部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基础”[1];三是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现阶段人民的最大愿望就是促进经济政治等全面发展,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政治等生活需要,从而主导和推动政治发展。

从党的地位和职能看:它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夺权后,其主要职能是利益表达、协调和整合,是“整合的工具”、“整合导向型的党”[6],这就要求疏通、扩大和增加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使参与扩大,“政治发展就表现为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2]。同时,要巩固执政地位,“归根结底还是要求执政党……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民主政治发展”[6]。

从党的指导思想看:它以揭示了人类社会和中国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能始终正确把握、运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规律,制定、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断取得胜利,从而领导和推动政治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党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就有了科学指南。”[6]

从党的任务看:现阶段任务是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要求推动民主政治建设,而“民主是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7];其历史任务是实现包括政治解放在内的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政治潜能的全面发挥、提高和人在政治上的彻底解放”[7],这要求推动政治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阐述了政治发展的动力和必要性

“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2]对此:

1.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背景要求政治发展。第一,提出它的根本依据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要求政治发展。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身就表明了中国政治体制不完善,且提出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推动经济等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政治的发展”[1]。二是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要解决这对矛盾,必须发展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发展。第二,提出它的现实基础是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这要求政治发展。一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这要求变革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导致利益、权力和权利关系的变革与调整,即政治发展,“利益是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动因”[1];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这要求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政治发展;三是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协调发展取得成绩,但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差距依然存在,这要求缩小各种差距,导致利益、权力和权利等关系的变革与调整,即政治发展;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但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这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完善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8]。第三,它还汲取了当代世界发展的经验教训,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这要求政治发展。

2.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要求政治发展。首先,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本身就包括政治发展。其次,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这要求并包含政治发展。一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包括政治需要在内的多方面需要,这要求实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而“政治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7]。二是以人为本要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实现人权,而“人权是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3]。再次,其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要求并包含政治发展。一是“全面发展,就是要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发展”[4],协调发展,就是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见,它包含并要求政治发展。二是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做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等,这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9],而政府职能转变就是政治发展的内容之一,“在政治发展的内容中……也不能没有政府效率的提高”[7]。最后,其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而坚持统筹兼顾,将导致利益关系,进而导致权力和权利关系的变革与调整,即政治发展。

3.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而“政治是由社会经济决定的,是社会经济的集中反映”[1];社会发展导致利益群体和社会结构分化,引起利益、权力和权利关系和结构的变革与调整,导致政治发展,“社会结构的生存、转型、变迁给政治发展提供丰厚的动力资源”[7]。

四、科学发展观指出了政治发展的内容和形式

从政治关系的变革与调整看:一是发展“以物为中心”调整为“以人为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在反思发展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把视角从‘物’转向了‘人’”[4];二是从只注重经济发展调整为注重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全面、协调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9];三是从不平衡、眼前和暂时发展调整为平衡、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四是从人统治自然界调整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满足物质生活需要调整为满足各方面生活需要。

从政治结构的变革与调整看:一是增加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各级领导小组或办公室;二是成立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种社团;三是调整并扩大了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职能;四是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各地纷纷疏通、增加和扩大了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并根据各地实情变革和调整了政治结构等。

对于政治发展形式,科学发展观强调了“民主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监督机制”等形式。

五、科学发展观论述了政治发展的实质和目标

1.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它提出的背景看:一是提出的根本依据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既表明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表明正处于初级阶段,政治体制不完善,要不断完善政治体制,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二是提出的现实基础是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而它在政治上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但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这就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2]。

从其内容看:一是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包括政治发展,而中国的政治发展就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简要地说,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要……不断完善基本政治制度,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2]二是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即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和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国家”[3];三是其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要求要不断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2.对于目标,科学发展观指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要充分实现人民民主和人权,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9]

六、科学发展观阐明了政治发展的主要措施

1.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素质、领导、工作和执政水平、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政治发展的关键,“政党一经产生,便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推动近现代政治发展。”[7]

2.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科技进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实现、发展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政治发展的切入点、着眼点和中心,“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4]

3.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多方面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政治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落脚点和归宿,“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方向……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们几千年孜孜以求得出的共同结论”[4]。

4.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

七、科学发展观是政治发展的行动指南

政治经济科学篇3

一、制定和颁布《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

起草、制定、颁布《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属于人民供养的各类机构和人员，需要定岗定员、规定标准、建立指标体系、严格经费拨款、制定审核监督办法和增加供养人员的程序，将供养机构和吃皇粮人数膨胀用法律的形式死死控制住。我们面临的危机是，如果对吃皇粮的规模和人员不从法律等制度上设计一个非常严格的控制机制，一是政权体制就会凭借权力自由、任意地进行扩张，大家都不想创业、不想受制于人，都想吃无风险的皇粮，都想有点权力用一用，再过几十年，我们的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吃皇粮的社会，老百姓和企业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整个社会就会崩溃。二是我国社会还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建国以后计划行政经济更加强化了人们的官本位意识，聪明人、文化素质高的人、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智商较高的人，社会精英都想方设法往政权里挤，都去吃皇粮；剩下不太聪明的人、文化素质较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智商不太高的人，都在办企业、搞农业。聪明人、有文化水平的人、智商高的人，在办公室里制定法律，要审批、要收费、要特别许可，来捉弄不聪明的人、文化水平低的人、智商不太高的人。试想都想去吃皇粮、要权力，而没有聪明才智的人去创业、投资、发明，这样的社会能发展吗？

需要研究一个课题，就是人民供养的吃皇粮人员的比例数量怎样确定？是以各级政权的框架确定供养人员，还是根据别的因素确定供养人员。我们认为，首先，应当定义财政供养人员的范围，哪些属于人民应当供养的，哪些不属于人民应当供养的。比如精干的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两院、部队、武装警察、民事警察、义务教育、基础科学、公益性卫生等事业，这些应当由人民来供养，他们为人民提供服务。而那些可以社会化和企业化经营的党政机关后勤和事业不应当由人民来供养。

但是，供养人员规模的确定，必需考虑这样一些因素：一是城市化趋势。乡村人口要向城市人口转移，因此，政权的运作任务量在城乡讲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城市中的任务越来越重，乡村中的任务越来越少。从趋势上讲，以农业和农村为特征的政权应当越来越精简。二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单位数量及财富生产规模。过去往往用人口数量因素确定吃皇粮人员的比例和数量，然而，农业社会人口的负担能力最弱，而工商业人口的负担能力较强。并且，农业社会和农业生产方式的社会管理事务较少，而工商业经济法人和城市人口的社会管理事务较多。因而，需要从人口、经济法人和事业法人数量、经济发展的负担能力来确定吃皇粮食人员的比例和规模。而不应当是发达地区有什么样的政权设置，不发达地区也有什么样的政权设置；也不应当城市中有什么样的政权设置，农业县中也有什么样的政权设置。三是还要考虑吃皇粮人员的工资水平，工资水平太高，吃皇粮人员的人数就应当减少。当然，还有一些扶贫、卫生教育需要，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政权管辖的地理面积，中央给予的转移支付力度等等因素。但是，政权规模的设置，首要的是以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和政权的低成本和高效率为准。而不应当成为人民和企业的沉重负担。从人民中收取的税收，应当更多地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卫生、科技、环境等方面的开支，而不应当大部分和全部用来发放吃皇粮人员的工资，用来养人。

据有关资料，中国目前吃财政饭的人与人口比例是1:27，如果按此计算，吃财政饭的人为4800万人。但是，实际是除了财政负担的吃皇粮人员外，还有村、乡、县各级不吃财政皇粮，而向农民和企业收费负担的吃准皇粮的人员。中国有74万个村，4.3万个乡，2700个县，如果吃准皇粮的人员每个村、乡、县分别按照各自负担10人、200人、1000人计算，则又出来还是由老百姓和企业供养的吃准皇粮的1870万人。因此，吃皇粮和准皇粮的人员规模达6670万人。这样人民就不是27个人养1个人，而是19.5个人养1个人。如果这些人的工资、福利、奖金、办公、出差、车马、招待、办公楼等等费用，按每个人

3万元计算，消耗2万亿国民收入，占整个20__年10万亿gdp的20%。也就是说，占总人口1/20的吃皇粮和吃准皇粮的人，消耗了全国总的gdp的20%。

中国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机构越减越庞杂、吃皇粮的人员越减越多，改革一次，膨胀一次，处于机构改革、人员精简和机构膨胀和人员趋多的恶性循环之中。结果：机构越来越多，官员越来越多，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政权成本越来越高，政治效率却越来越低，人民和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纳税的钱越来越不够用，都基本上用来吃了皇粮，而不是为老百姓去办事业。机构和人员为什么控制不住？就是因为没有《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的制约。因此，应当根据研究的成果，制定和颁布一项《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将其与财政预算、党政事业编制、供养人员增减程序等法律法规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的对吃皇机构和人员规模的严防死守机制。将由人民供养的政党、其他党派、人大政协、政府、两院、安全、军队、武装警察、其他警察、事业等等所有的机构和人员规模，严格控制在人民能够承担和不影响经济发展的范围内。

同时，要有改革方案和办法，党政社团机关的后勤社会化、企业化，事业单位尽可能地实行自收自支和企业化经营，精简吃皇粮的机构和人员；制定各种法律、法规、政策，促使和鼓励更多的社会精英去投资、创业、发明，增加社会的财富，而改观大部分社会精英都往政权机关和其他吃皇粮单位挤的风气。

二、规定法律和法规形成的民主化方式和程序

要研究法律和法规形成的民主化与其执行的监督程序，消除许多部门法律和法规中的审批、收费、特别许可等寻租设置，理顺各个部门法之间的冲突，使法律和法规的制定达到促进经济发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各方行为、节约交易和社会管理成本等目的。法律和法规是规范人们关系和行为的游戏规则。从制度经济学讲，法律和法规是界定法人和自然人有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各自责任和各自权利的契约，这种契约能降低社会和经济关系析交易成本，提高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效率。从经济发展来看，法律和法规要适应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农业经济向工商业经济的转变；从经济体制来看，法律和法规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并且要促进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从民主和利益最大化讲，法律和法规要满足最多数人的利益，其运行的成本要低，并且要讲求法律和法规运行的效率。

就目前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来看，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法律和法规的起草、制定充满部门和机关特征，许多部门通过立法的形式，随意设置审批、特别许可和收费等规定，将部门甚至处室的利益内含其中。中国目前的法律形成过程为，部门的政策法规部门起草，交国务院法制局审，并与其他相关部门协商，再交人大审议，有从本部门退居人大的领导，也有本部门的人大代表，在人大中呼吁，于是代表们表决，委员长签字，便被通过。实际很多通过的是充满了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法律。并且，法律一般都很原则，需要由部门制定实施细则，或者实施法规，这种法规不需要交人大审议，更是充满了偏向自己部门利益和权力的细化和解释。法律和法规中充满了寻租设置。二是各部门法律和法规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各部门在制定法律和法规过程中，都想扩大自己的行政事务的管辖范围，都想扩大自己的审批权力。比如，涉及土地的有国土资源部、建设部、规划部门、农业部、水利部、房产管理部门等等，它们都有各自有关涉及土地管理的法律和法规。于是，一项涉地事宜，当事人就要跑许多个部门，使法律和法规的实施效率大大降低。三是许多法律和法规带有明显的高度公有、计划经济和僵化的行政管理色彩，而许多新的事物和社会及经济关系还没有被法律和法规所管辖。一些部门法律和法规就包含着一种我就是管束人民的这样一种理念。所以，法律和法规都加强审批、许可、收费、罚款等这样的条款。由于审批和收费式的法律和法规轨制，使得整个经济的运行成了一种审批和收费经济。四是法律和法规制定得较为原则性，这为随意解释法律和法规留下了余地，甚至有的法律和法规不可操作，并且一些法规审批、收费和罚款的范围弹性太大，一方面形成执法不严，法不责众；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可以从轻处理，或者法外处理，为执法腐败设置了条件。比如，有的部门的法规规定，修理家电的修理店，有一年以上修理业务的才能开业。这样除了原有的家电维修店可以维持运营外，新的家电维修店一个也开业不了。因为还没有开业，哪里来的一年以上的修理经验呢？那么请问，如果随着城市的扩大，新建一个小区的家电维修店，从哪里诞生出来呢？五是部门的一些法规违法。比如有关政府部门出台了关闭一些中小企业的法规，按此法规关闭了一些高污染、浪费资源的一些企业。但是，这些企业有的当时也是在政府的工商部门合法注册的，也有政府有关部门的开工和采矿许可，在关闭时，政府是否能强行关闭，是不是要赔偿。如不赔偿，有违于工商登记、开工和采矿许多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

立法程序和过程需要这样一些改革：1、法律和法规的形成，可以由政府部门提议，也可以由居民和企业动议，由立法机关召集，一定要有有关的各方人士参加，形成法律法规起草专门小组和联系人。比如土地法起草，一定要有农民、村长、建设者、房地产商、政府人员、法律专家、经济学家、规划专家、涉地的有关各部门人员等等参加，使形成的法律真正代表各方的利益。2、法律和法规草稿应当公开广泛征求意见，重大的法律和法规，应当实行听证制。即法律和法规的制定要公开、透明、民主。3、许多法律和法规是规范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及自然人双方行为的契约，可能法律和法规在公开民主制定过程中，否决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和收费设置，并加大了政府部门的责任，这时，要避免政府有关部门阻挠和否决法律和法规的形成。4、各部门法律，要与其他已经出台的法律进行协调，避免相互冲突；部门所出台的法规，也要由立法部门进行审议，一是避免各部门法规相互矛盾给法规管辖的企业和自然人带来不便；二是防止部门趁制定法规之机，设置审批、收费等寻租性条款。5、过去出台的法律法规，其中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之间相互冲突的，有不合理审批和收费的，甚至损害企业和自然人权利的等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和修改。6、制定《立法法》，对法律起草召集人、形成各方参加的法律法规起草和联系组、公开征求意见、重大法律法规听证、避免法律法规冲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程序等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三、市县主要领导的政绩考核体系、方式和程序

要按照公共服务和

公共管理的政权职能，重新设计市县级领导政绩的指标考核体系、考核办法和考核程序。把为官一任的政绩取向，用科学的指标、办法和程序引导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层在地县两级，主要要考核地县两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人。现行的许多政绩考核体系、方式和程序有许多问题。一是注意力放在gdp上，甚至干部出数字，数字干部。由于将经济发展目标看得过重要，gdp增长、gdp总量排位、人均gdp指标、农民人均收入等等，成为一个地区干部政绩的主要反映指标。于是虚报数字情况很严重，数字中水分很大。各省的gdp增长速度要比全国的高，各地市的增长速度要比全省的速度高，各县的增长速度要比全地市的高，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农民纯收入，更是容易造假。二是由于参观考察看表面的多，出现了很多政绩工程。比如假的小城镇、假的农业科技基地、假的养牛大户等等。可能办公大楼、培训中心、大厦、广场、草地等等显眼的工程开工建设较多，而低收入者不能得到正常保障，社会保障资金短缺，教育投入薄弱。三是借债搞gdp，或者借债搞政绩工程，这一任领导欠的债要下一任领导来还。许多地区和城市，曾经借钱由政府搞企业，后来由政府借钱搞城市建设，一些企业破产倒闭，一些城市建设是非收益性项目，后来的领导不仅要还本，还要付息，使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考核地县两级主要领导干部，关键要从生产建设型的指标，转型到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型指标上来。要把发展经济是党和政府执政之第一要务与党政不直接发展经济区分开来。加大就业及失业率、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治安、政府行政人民满意程度等等加入地县两级主要领导考核指标体系中。只有这样，地方两级党政工作，才有可能从可能造假到不造假上来，才有可能从做表面文章到干实事上来，才能从做工作给上面看到为下面百姓做工作上来，才能从以官为本、形式主义到以民为本、为民办事上来。

实际上，衡量gdp政绩有它很大的缺陷：可能修路、修广场，上几个大项目（资本密集型的），借债搞工程，都可以在短期内将人均gdp拉上去，但是，长期的就业在哪里？失业率很高，失业和养老保障不了，就是gdp增长很快，这样的干部对于人民来说也是严重失职。因此，需要研究一整套考核地县两级主要领导的客观和科学的考核体系，以此衡量人民的父母官。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考核一把手，还是考核集体领导班子？我们认为，主要还是要考核一把手。但是，从体制上讲，要加大一把手选副手的一定的意见参与程度。否则，考核集体，就是成绩是集体的，但是出了问题也是集体的，谁都找不到。集体负责，在很多时候就是谁也不负责。需要推进副职由上级任命为主向一把手组阁为主的改革，这样责任清楚、矛盾减少，有问题拿一把手是问，才能使考核落到实处。二是考核党委，还是考核政府？我们认为要各有侧重。党委方面主要考核这个县的发展战略、大政方针等等确定的怎样？保证工作做的怎样？而政府则要考核实的，考核就业、社会保障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因此，党要改变执政方式，不能代替政府去行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以政府的行政去体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三是谁来考核？我们认为，除了过去常规的考核办法外，要加大人民代表、民意调查、一般群众干部对地县党政主要领导的考核比重。以扩大人民的民主，加大人民对地县主要领导的评价和监督，使干部的官位很大程度上握在百姓的手中。这样，主要领导才能为民办事。而如果说，仅仅由机关干部来评价，由各局局长来评价，则地县主要领导就会成为为这些干部谋利益（甚至这些部门的一些乱收费、乱审批等等也不敢动）的官员。

现在，中央和省的各部门都要求自己部门的工作地县一把手负责制，各个上级部门下达的目标太多，而各种目标之间相互冲突，甚至一些目标根本是达不到的。这样的考核，或者是太繁杂，无法实行，或者是一些指标达不到，法不责众。新设立的指标体系要简单可行，易于操作，成本较低，要考核到要害和关键方面。考核指标要与科学的考核方式和合理的考核程序结合起来。不能光有指标，而方式不妥，或者程序不合理；否则，即使有科学的指标体系，考核结果也会走样。考核要与干部的使用和赏罚结合起来。提拔干部要论实实在在的政绩，要讲干的怎样，而不论考核以外的因素，不论说的或者跑的如何。

要使地县两级干部考核法制化和民主化。实际上，官吏的使用也是一种利益。这种利益是个人的，是党的，还是人民的，是不同的官吏观。地县主要领导政绩考核指标、方式、程序，应当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其法制化和民主化。越是县一级的政权，其政治活动越接近于基层百姓的利益；因此，越应当加大人民考核和评价的力度。

党对市县两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考核与人大的选举、任命、监督等结合起来；纵向的组织考核和横向的人民考核结合起来。在民意调查的基础上，可以放开县级党政主要领导的公推力度，实行差额选举，可以在党代会和人代会上阐述自己的施政想法，让代表们去评判，由代表们选举决定党政一把手的人选。另外，也可加大地一级党政主要领导民意决定的权重。党政干部主要由上面任命时，其工作主要是做给上面看的，精力放在跑上面上；而如果其政治命运由下面决定时，其就会将工作放在实实在在的为当地人民服务的宗旨上。人民直接接触的就是这些县一级的领导，如果将他们的政治命运很大程度上交由人民来决定，促使他们为人民老老实实工作，会使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更加信任和拥护。

总之，如果以民为本为（失业率、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吃穿住行、教育卫生、政府的文明程度等等）内容考核地县两级主要领导，让人民来考核他们的政绩，并且考核与使用和责罚结合起来，才能促使地县两级主要领导勤学习、善思考、干实事，把自己的政治前途与为民做事结合起来。

四、发育和发展民间组织

大力发展民间的商会、协会、中介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发挥它们在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中的政治和经济功能。民间商会、协会和中介组织，实际是一国和一个成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功能在于：1、建立政权与人民之间的对话、协商和勾通机制，形成党和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桥梁；2、成为社会自律和自治，并且相互制衡（比如会计、律师、资产评估、工程监理、资信评估等事务所，就是一种社会性的监督机构）的社会团体，可以将传统体制下政府的许多事务转移给这些商会、协会和中介组织去从事；3、节省政治成本。这些民间性的组织是自收自支性、或者盈利性的组织（如会计、律师事务所等），在从事这些事务时，他们会尽可能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从而减轻了政府管理社会的财政负担。

实行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我们禁止结党自由、多党竞政。但是，可以放宽对结社的限制，大力发展各种民间的非政治和准政治组织。使这些结社主要为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服务。

中国目前在发育和发展这些非官方社会组织方面还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1、一些协会是政府的一些部门派生出来的，协会的领导不是行业推选出来的，而是部门领导退居二线或者退休后再干若干年的场所，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并且由财政供养，工作方式仍然是政府行为，工作重点不是为同行业服务；2、有的协会既得不到部门的财力支持，又没有溶合于行业之中，得不到行业会员的支持，

成为维持会，一年开一次会，旅游一下，或者因为经费问题，不进行任何活动；3、有的协会依着部门的权力，经常开会、办班、卖书、订报刊等等，进行协会创收，或者将部门的一部分收费权力下放，向企业收费，但是没有给企业和会员提供应有的服务，成为企业的负担；4、由民间内生的协会发育不畅，并受到社团登记等方面的限制；5、一些盈利性的会计、律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造假成风，中介组织的监管有待于加强。因此，需要从积极发展民间组织的取向，对其进行改革和建设的框架性设想和安排。

从设计的框架来看，一是要发展各类工商技术协会。比如服装同业协会、打火机同业协会等等，作用为制定行业内部的技术标准、行为规范，与政府管理部门就有关建议进行勾通和协商，就国外的商业歧视、反倾销等等进行集体诉讼，为行业会员提供政策、市场、价格、技术等信息等等。政府过去的一部分行业标准的制定，行业资格准入等等，都可以转移给行业协会进行。二是要发展非工商技术类协会。比如孔子学术研究会、钱币研究会、书法书画协会、体操协会等等，丰富民间文化体育等生活。三是发展社区性的自治组织。比如城镇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它们不是政权的一级组织，而是民间受政府指导的自理性组织。主要用来协调社区居民社会关系，制定社区内行为规则，规范社区居民行为，达到社会的自我性管理。四是会计、律师、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工程监理、资信评级、企业投资经营咨询、广告服务等等中介性组织。政府过去的一部分功能，如审计、工程监督等等，都可以由它们来从事。五是民间慈善组织。由它们进行社会募捐，举行公益活动获得收益，用于帮助城乡贫困家庭救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学、灾民救助和灾区重建、贫困地区教育卫生等事业建设等等方面，形成除了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外的社会性的再分配，实现社会的公平。

从改革和建设的过程来看，一是要改革目前行政性的协会，转变它们的职能，从管理性改变成服务性，财政逐步减少和取消其支出，并制定协会组织法，协会领导不再由政府部门领导退居，而是由会员选举产生。二是要放宽社团和中介组织登记的限制，特别是协会准入的登记限制，使各类经济、技术、学术等方面的民间团体能充分得到发育。三是转变村委会和城镇居委会的组织形式和职能，使它们从似乎是政权的一级延伸，真正转变成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为民服务，并成为居民与政府勾通的桥梁。四是对中介组织要宽进严管。一方面要放宽一些中介领域的准入，一些如资信评级等方面的中介组织空白要填补。加强中介组织之间的竞争，使有规模、服务好、有诚信的中介组织能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另一方面，制定中介活动游戏规则，规范中介行为，对造假的中介组织和经营者，要严厉打击，视其危害程度取消其中介资格，并规定其永远不得开办中介组织进行经营。对民间慈善组织的财务也要进行审计，并进行严格监督和管理，使社会捐助的财物真正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结论性看法和意见

从中国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农业经济向工商业经济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向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我们面临着地区发展差距有可能拉大、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需要解决，贫富差距和城乡贫困等需要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社会保障需要化大力气建立；而且，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人均800美元到3500美元的发展阶段上，社会矛盾和问题较多。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政治上较为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权来控制和解决。而且，经济发展也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保持它的持续和连续性。因此，有这样一些结论性的看法和意见。

首先，政治改革的总体框架，应当是政治上集中的体制与经济上分散的市场体制相搭配，即借鉴东亚模式。在未来二三十年，甚至一个还要长的时间中，政治上实行、新闻适当管制，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前提下高中层实行间接选举为主。政治上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的目的，是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解决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形成的诸多的复杂难题，维护和保持国家和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其次，对目前的政治体制进行渐进型的改革。1、，但是多党参政和议政，特别是重大事项和决策，要多党协商和监督；2、中国共产党从过去的以党代法和代政，向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向通过融入现代政治体制和现代公司形式等，体现其领导和执政转变。3、坚持党对新闻的领导和进行新闻体制的改革，少一点会议领导新闻，多一点人民关心的社会新闻；少一点形式主义、对大好形势宣传过度，杜绝虚假报道，多一点新闻批评。4、党管干部，对县市与百姓生计相关的领导的任命，不能完全由纵向的组织考核、任命，而要加大人大、普通群众的民意，党的组织部门推荐、候选人述职竞争、公示、人大选举、民意调查等结合起来。特别是县一级主要领导，可加大权力给自于横向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制度设计。

再次，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中，是忽视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着重点放在纯粹的政治部分改革上，还是重点放在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上，这是不同的改革战略选择。我们认为，未来的二三十年中，或者更长的一个时期中，重点应当放在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上。比如减少对经济发展、经济效率影响较大的政府各部门的审批、许可、收费和行政垄断；改革对农民和企业负担越来越大的村乡县政治体制，特别是取消乡一级政权；理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税和事权关系，避免县以下财政和债务危机；使土地制度适应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新的土地制度与社会保障挂钩，并使村乡县政治体制失去膨胀的土地制度基础。

我们认为，将精力放在改革这些阻碍经济的发展的体制改革方面，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降低政治成本、提高政治管理的效率，也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寻租的制度设置，从而大大减少腐败的制度性机会和条件，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实际上，人民群众意见较大的腐败问题，大部分是因政府各部门的寻租设置太多造成的；如果进行纯粹的政治层面上的改革，不改革这些阻碍经济发展和充满了寻租条件的政治体制，而且这种制度性的腐败越来越多，还加大所谓的新闻自由，会使强权的寻租制度与新闻自由之间引起广泛的冲突，政治上可能引起混乱，并且这种影响社会稳定、但又不解决根本问题的改革，结果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益处。

第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应当从下到上逐步扩大，比如居民自治体制中，甚至在县一级，可以进行直接选举和扩大直接选举的程度；法律和法规制定的民主化，应当从上到下扩大，

并加大对高中层政治体制的民主监督力度。这种改革的意图重点也在经济发展上，主要目的：前者促使市县一级领导真正以民为本，将过去关注gdp、注重表面成绩，转变到着力解决绝大多数居民吃住行、就业、社会保障、因病致贫、子女就学、生态环境、社会治安、投资经营环境等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来；后者主要是抑制政府各部门将部门、机构，甚至个人的权力和利益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合法化，并且要彻底改变过多的审批、许可、收费和行政垄断，限制企业的开办和经营，限制就业机会的扩大，增加居民和企业的成本，并且办事的效率越来越低等这些由“坏”的法律和法规造成的局面。

第五，政治体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不仅要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还应当建设一些保证经济发展、降低政治成本的政治体制。四个关键的部位是：1、制定和颁布《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将吃皇粮的机构和人员膨胀的势头以法律的方式从制度上扼制住，以避免庞大的吃皇粮的机构和人员将国家和民族拖入经济发展受制、食皇粮者比纳皇粮者多、最后社会崩溃的陷阱和灾难之中。2、法律和法规的起草、制定和颁布过程民主化，以制约政府各部门将部门、机构，甚至个人权力和利益法律化的行为，使法律和法规真正成为“合理”的法律和法规，而不要成为绝大多数居民和企业很反感，并被认为是“坏”的法律和法规。3、完善市县两级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其考核和评价民主化，并与干部使用结合起来；4、要发育和发展民间商会、协会、学会、中介、慈善等组织，这些组织对社会自律、促进经济发展都有相当大的作用，并且可以减少政府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阻碍经济发展的审批、许可、收费等等，使其能真正转变为一个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政府。

第六，要对目前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所导致的未来危机进行分析，并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及实行新政治体制的阻力、成本、不确定性、风险等等进行分析和评估，并进行不改与改革的比较，改革也进行多方案比较。以此来选择成本较小，能控制风险、预期效果较好的改革方案。一是要分段进行，逐步而又坚定地进行改革；二是要进行试点，总结经验，避免失误，完善方案，逐步推开；三是对于几乎不支付成本，但是成效会显著，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会碰到很大阻力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比如《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的立法和实施，市县两级主要领导政绩考核指标、办法和程序，法律和法规形成民主化，应当毫不迟疑地坚决推进。

政治经济科学篇4

（一）教材编写落后

教科书是高校教学的重要工具也是教师授课的重要载体，但当前我国高校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较为落后，其主要内容陈旧，未能紧密联系实践，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脱节，因而学生在学习中没有热情，形成了恶性循环，甚至出现厌恶政治经济学的现象，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未能通过实践的检验。而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经济学原理，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未能推陈出新，因此，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有效展开。

（二）教学方式落后

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存在照本宣科现象，未能从历史的高度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演化与发展，从而使学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政治经济学的考核方式也较为单一，存在过多的死记硬背式考核方式，未能有效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进行考查，使得学生未能真正掌握政治经济学的真谛，即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西方经济学具有较强的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这也是其吸引学生的所在，政治经济学同样具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但是较为隐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需要使得学生感受到其内在逻辑的严密及内在的逻辑美。

（三）学校重视不足

由于西方经济学在高校经济学科中的广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已有所衰落，而年轻一代的高校教师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已较为罕见，已经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同时各大高校普遍存在师资力量不足、研究经费削减、课时减少等问题，体现了各高校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存在重视不足问题。这与对政治经济学的忽视及对西方经济学的过分重视是紧密相连的，因而各大高校需要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问题，为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

（四）学生学习热情低落

目前，各大高校学生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不高。现有研究表明，众多因素影响了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但主要原因在于其与其他专业课（例如西方经济学）相比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不强，与现实联系不紧密。目前学生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今后走向社会及学术研究不能起到重要的影响，因此忽视对此课程的学习。

二、多维视角下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现实路径

（一）教材改革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教材作为授课的重要工具，对于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政治经济学教材必须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总结其规律，使其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纳入其学科内容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新的生命力。同时需要自觉运用中国的优秀文化与语言阐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需要从历史入手创造性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演化与发展，做到逻辑清晰、语言流畅。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改革还需要与时俱进，与西方国家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例如调节学派、社会结构学派、以及《21世纪资本论》）相结合，联合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界共同推进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创新与发展。

（二）教学方式改革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动力

教师的理论功底与教学方法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改善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功底及科研水平。一方面，各高校需要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培训力度与水平，建立激励机制，督促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充足的动力。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考核方式需要跳离死记硬背的考核模式，应偏重于考核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课程，需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让学生理解其理论体系。更主要的是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的创新，实施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互动型教学模式，从而为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三）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引力

学生学习能力及学习积极性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将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引力。教材与教学方式的改革都将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另外，授课教师需要提高课堂互动的频次，理论联系实践，努力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使得高校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从而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学校的重视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推力

我国各大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视无疑会推动政治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引导授课教师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加大投入研发资金，鼓励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建设与研发积极性，增加、改进与完善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同时需要邀请知名教授进行访问讲学，从而提高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值得强调的是，以上四个视角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教学方式、教材改革、学生学习热情、学校重视都有利于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同时，通过教材改革也可以推动教学方式的改革，因为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依教材而改变，而教学方式中的创新同样有利于教材的改革；教学方式的创新与改变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情，反之，高涨的学习热情会使授课教师更加认真备课，从而提高教学水平；学生学习热情的提高必然会引起学校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视，反之，学校的重视也同样可以引起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与积极性；各大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重视可以推动高校携手合作组织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创新性编写，而教材的改革将会重新引起学校对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重视。因此，以上四个视角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

三、结语

政治经济科学篇5

【关键词】思政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问题；着力点

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其他各类课程“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至此，“课程思政”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高校各门课程建设与改革的重要实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础课程来说，“课程思政”的改革推进与建设实践工作，不仅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思政”理念的实施，同时，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础课程为依托，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研究，也能进一步促进“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理念的转变和实践的深入推进。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是以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为基础，结合马克思《资本论》等相关原著内容而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开设的目标在于引导大学生全面、系统、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与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与方法，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历史形态所取代的基本趋势，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实践。如何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推进在思政专业基础课程中的“课程思政”建设实践，对于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后，强调不仅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要不断深入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政治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承担的不仅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使命，更需要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代性、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特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作为思政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政治经济学在践行“课程思政”理念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强化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在课程的设计中更加关注党中央提出的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着眼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创新，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命题，探讨如何通过对新常态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内容整合、教学方法创新，提高教学效果，培育大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优秀复合型人才。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三者一以贯之，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知识掌握运用欠缺，就无法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法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内容。当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在“课程思政”改革整体建设中，教学与研究结合不够紧密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理论解释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迫切需要涌现更多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应运而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进行了更有力的解释和引领。政治经济学课程改革需要注重理论引领性和实效性，深切关注当前资本主义风云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实践，不断关注新形势、新问题，为学生提供强大的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由此，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學与教师的科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而当前课程建设实践中，还存在教学与研究结合不够紧密、没有更好地推进以学科建设支撑课程建设的问题，教师对学生的理论传授偏重于经典理论的传授，而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调整、全球治理格局的变迁、非传统安全领域风险的急剧演变等重大议题的高度关注和研判，教师的研究性教学能力还需要不断提升。

（二）在教学内容设计上侧重资本主义部分、忽视社会主义部分

政治经济学课程关于资本主义部分的基本理论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而其中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演变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难度较大，容易因为教师理论水平、知识结构、信息掌握程度等原因造成讲课内容的空洞化和教條化，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同时，还容易因为教师知识结构和对思政专业相关课程整体设计认知上的缺乏，造成在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内容设计上，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内容之间的简单重复。因此，在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上，更多的老师趋向于注重资本主义部分，而轻社会主义部分，致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片面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把握难以系统化，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难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理论成果有效地理解和把握。

（三）在教学方法上更多采用传统讲授法

传统的讲授法对于教师本身来说便于掌握教学进度，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较多的知识信息，对于讲解抽象性、逻辑性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多媒体，尤其是自媒体飞速发展、知识日益多元化、信息日益无界化的时代，面对新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拥有迅速掌握各种信息能力的大学生群体，传统的讲授法无法适应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难以真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在“课程思政”育人资源的挖掘上缺少生动性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内容中原理的理论性强，理论知识点多，知识体系庞杂，提出的命题宏大，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相关知识体系的支撑，很难理解，教师在课程建设和教学设计中，往往因为注重知识体系的完备性和理论知识的系统梳理，而忽视“课程思政”育人资源挖掘过程中的生动性、形象性，从而降低了学生的接受度。

三、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的着力点

当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应着力于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不断推进课程、学术、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凸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三位一体”建设理念，进一步挖掘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的育人资源，丰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断完善学生学习评价指标与体系，真正做到“对话经典、多维阐释、跨越学科、融合视域、根植理论、观照现实”，[2]通过政治经济学这一思政专业基础课程的建设，践行“课程思政”理念。

（一）着力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

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使政治经济学课程切实融入“全课程育人”格局中，发挥专业基础课程在育人方面的核心引领作用，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以“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为契机，突出专业基础课程的育人导向，充分挖掘育人资源，探索学科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方向与路径问题；二是以专业知识体系构建为基础，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育人等三个方面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课程教学目标始终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三是以科学的育人评价体系为依托，打造良性的师生互动教学模式，更好地激发学生自觉学习的潜能，更好地发现教师教学环节和知识体系的不足之处，教学相长。四是以同向同行、协调发展为目标，[3]将政治经济学课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西方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等专业课程打通，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践行新时代教育理念，自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着力推进课程、学术、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

没有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支撑，课程建设就会成为没有根基的大树，“课程思政”理念的贯彻也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难以支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正树立和巩固。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逐步强化、思政教育不断强调教育手段多样化、突出教育效果实效性、思政教师来源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一些高校在不断强化和践行思政教育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理念的过程中，片面将高校思政教育专业课程与在各专业学生中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划等号，将思政公共课程的建设理念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的建设理念相混淆，既弱化了公共课程的教育效果，也弱化了思政学科的建设。思政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强化学术与学科思维意识。

对受众群体学生来说，要在注重学生政治素养提升的同时，强化对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培育，让学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养成过程中，产生更多的获得感，并进一步促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深刻理解，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建设与普及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混为一谈，对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区别形成深刻的认知，促使学生自觉投身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的深化和面向不同受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对于教师来说，要不断开拓学术视野和学科发展路径，打造思政专业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群的建设，实现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支撑，从而将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落实到学科发展中，以学科搭平台，以平台组团队，以团队建设人才梯队，为教师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促进教师充分运用学术和学科群平台的研究和建设成果打磨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学科群组中相互分享相关课程建设经验，实现课程、学术、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

（三）着力践行“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通过调整“课程思政”建设的教育教学方法，践行“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理念，优化和提升教育教学效果，确保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育人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课程教学目标的贯彻落实。

一是深入挖掘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育人资源。通过对思政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育人导向的进一步明确、核心素养培育能力的进一步确立，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重大原则和重要研究议题，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深入挖掘课程育人资源，使学生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建立更直观、形象的认知，深化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等的认知，引导学生牢固树立“四个自信”。

二是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与相关专业课程在内容设计上的“无缝衔接”。强化思政专业基础课程的有机体理念，以点引线，以线带面，在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维的基础上，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程，使学生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几大组成部分的整体性认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来源及人口发展规律，分析资本积累及其必然历史趋势，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尤其是深刻理解资本与劳动力相关议题，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中资本所焕发的活力与生机，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未来历史发展趋势，促使学生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使其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是丰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课程思政”受众参与度。在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图片、视频等辅助工具和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做到“线上线下结合、课堂内外结合”，采用参与式、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通过设计学生课堂专题分享、分组问题讨论、问题思考总结等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在理论讲授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将专业学习与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思政核心素养的培育等有机结合起来，践行“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真正发挥课堂主渠道的培养和育人作用。

四是完善学生学习评价体系，提升教学育人效果。在专业基础课程平时成绩加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平时成绩的组成结构，通过平时对学生课堂参与互动程度、知识掌握程度、知识分析应用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和读书笔记写作能力、课前课后思考题的分析能力等的比例设计，对学生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打破单一的平时成绩评价体系；进一步优化考试试卷的设计，优化主客观试题的比例，使试卷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确保能够客观反映“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改革的成效。

四、结语

政治经济科学篇6

我国高校招生人数分别为27.3万（1977年）、108万（1998年）、275万（2002年）、335万（2003年）、475万（2005年）、567万（2007年）、629万（2009年）、657万（2010年）、675万（2011年）、686万（2012年）、685万（2013年）。这是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次重大的变革，是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是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和对应用型人才大量需求的明显标志，其现状主要表现为：（1）大众化教育带来的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导致越来越多的受教育者的基础出现了明显降低的状态；（2）新生的整体素质偏低，在抽象思维能力、理解能力、逻辑性与学习自觉性等方面普遍较差；（3）这样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从数量上来看，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因此，应用型本科学院必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为己用，并在制度上保障和促使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健康可持续发展。

2应用型本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学目标定位

2.1应用型本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学目的

政治经济学教学目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2）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功经验。（3）掌握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经济理论。（4）掌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更好地理解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5）为学好其它经济学学科的打好基础。

2.2政治经济学教学应体现“应用型”特征

（1）应用型人才是指把成熟的技术和理论应用到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去的知识应用型人才。（2）其培养目标为：围绕着知识结构和能力来进行培养，打造动手能力强、专业技能和专业素质高、成熟的技术与基础性理论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3）要求政治经济教学内容上要体现出基本理论的应用，以提高学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3应用型本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现状

3.1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不能满足应用型人才培育要求

（1）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与同中小学课堂教学教师一样，根本不考虑已为成年人的大学生思维和兴趣，依然采用“填鸭式”的课堂教学模式，并往往是“照本宣科”或者“照屏宣科”，导致大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求知欲望和兴趣被抑制，其学习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2）政治经济学考核方式一般是还是采用应试教育下的闭卷考试，主要考核大学生对教材中的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掌握程度。闭卷考试方式容易导致当今的大学生依靠考前“临时抱佛脚”，以“囫囵吞枣”式的死记硬背而过关，考完试后就马上忘记。

3.2缺乏案例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不能满足应用型人才培育要求

应用型本科学院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偶尔也尝试将为数不多的案例纳入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但仍然不能改变“满堂灌”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不能让大学生真正参与到内容丰富、数量广泛和应用能力培养明显的案例教学过程，因而，这样为数不多的案例教学当然不能满足应用型人才培育要求。

3.3薄弱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不能满足应用型人才培育要求

（1）由于政治经济学课时较少，应用型本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师只能开展正常的课堂教学，很难组织并实施政治经济学校内教学实践；（2）由于政治经济学社会实践经费缺乏，应用型本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师当然不能满足大学生进行政治经济学社会考察、调研等的求知欲望。

4应用型本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改革

4.1应用型本科学院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环节改革

（1）教学内容适应应用型本科学院人才培养要求处理好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普遍与特殊、基础性与先进性、经典与现代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将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各个领域蓬勃发展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为实现应用型本科学院人才培养目标而添砖加瓦。（2）案例教学满足应用型人才培育要求搜集“斯巴达克起义”、”经济学家的假设”、“价格歧视等”、“海尔是怎样让石头漂起来”等案例，并建立相应的案例题库。在上一次课结束时预先发放给大学生进行提前预习。在课堂教学中，将教师讲授与大学生自学和研讨相结合，实现提高大学生学习理论知识与分析案例、解剖社会的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培育目标。

4.2应用型本科学院政治经济学实践教学环节改革

（1）校内实践

①进行课堂讨论、观看音像视频、请企业家或经济学家到学校作报告、写小论文、小品表演、辩论活动、在网上开设在线讨论区等教学形式；②开展多媒体教学，增强教学的直观性；③开展网络环境下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活动，如学生自行研制的“政治经济学”课件以及案例习题设计等。

（2）校外实践

根据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要求，尽量争取学校经费支持和相应的企业单位的赞助，让大学生带着政治经济学学习过程中的一些疑问去进行社会调查实践，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大胆争论，在此基础上撰写心得体会、调查报告或小论文。

4.3应用型本科学院政治经济学考核环节改革

（1）改革政治经济学期末闭卷考试成绩作为政治经济学期末考核成绩的考核方式，将平时成绩（占30%）、口试与实践报告（占20%）和政治经济学闭卷考试（占50%）三项成绩作为政治经济学期末考核成绩。（2）改革闭卷考试中客观题比例偏大的问题，将试卷中客观题和主观题的比例控制在1：1左右，同时增加能考查政治经济学知识应用能力的辨析题、分析题等题型。

4.4应用型本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

针对应用型本科学院大学生状况，提出相应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体现在浅、宽、新和用等方面。（1）所谓浅就是政治经济学各部分内容的知识深度、难度要浅，要求要降低，知识细节不过多强调，练习题要求掌握基本题，难题偏题不要求。（2）所谓宽就是政治经济学内容的知识面要宽；不局限原有传统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的内容；不局限理想化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知识面扩大到政治经济学所展现的线性和非线性的概念与思维；增加一些20世纪新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内容。（3）所谓新是指在不打乱基本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的基础上，遵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更新知识，增加20世纪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主要为：①增加对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地位的论述；②增加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差距及其调节的论述；③对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经验作进一步论述和总结；④突出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论述；⑤增加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内容。（4）所谓用是突出政治经济学思想在一切知识、哲学、世界观等方面的应用，应用政治经济学思想去指导学习、工作和整个人生。通过政治经济学教育，建立学生基本科学观念、思维方式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4.5应用型本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知识拓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