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历史论文(6篇)
时间：2024-04-28
时间：2024-04-28
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科学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要想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过去的时间里，中美两国的历史学家都根据各自的需要对对方国家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是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的。
美国研究中国学的著名学者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过去一些美国学者对中国人民过去的经历和最近的革命的观察是“近视”的，像“在盲人国用一只眼睛”看问题。[1]他所写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第一版出版于1948年，最新的第四版出版于1979年。翻翻这本书可看出，在这30年中，作者随着时间的前进而不断修改自己的著作，力图在历史和环境的脉络中去评价中国。在最近的新版本中，更加强调要对中国进行现实主义的观察，这种认真态度是值得赞赏的。近年来，不少美国学者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基础上，开始重新评估中美关系的历史。例如，亚洲学会的中国委员会所组织的“中美关系的历史透视”专题讨论会，就有许多专家参加，并出版了论文集。［2］他们对中美关系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已改变了用一只眼睛看中国的态度，在方法上也有某些改变，冷战的意识形态已经基本消除。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将有助于加强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
在中国方面，解放以来有关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掌握的资料还不很丰富，研究的主题几乎全部集中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的历史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倾向一个方面，因此研究的范围比较狭窄，也缺乏系统性。在今天看来，有一些问题也应该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研究，有广泛的问题则需要开始进行研究。
略论早期中美贸易关系
中外关系史以中华民族同别的国家和民族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交往中，阶级斗争和国际关系异常复杂，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很大的变化，从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必然呈现出异常错综复杂的情况。二百年来的中美关系史也是如此。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驶来中国到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这是中美两国初步建立贸易交往的时期，两国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和友好的。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到1899年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追随英国对中国进行商业扩张的时期，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不平等条约毒化了中美关系，特别是排斥华工问题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紧张关系。“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渗透，这种侵略政策一直继续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美国帝国主义被逐出中国为止。在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变化，交织着美、日、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斗争，并穿插了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两国的结盟关系。从1949年到70年代初，由于美国上层统治者某些集团敌视中国革命的胜利，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从而使中美两国处于直接对抗状态，这是两国关系最恶化的时期。70年代初，美国政府改变了这种政策。随着中美邦交的正常化，两国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总之，两国的关系既不是一贯友好，也不是一贯敌对，而是随着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必须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就说过去两国关系一切都好，也不能在两国关系恶化时，就说过去两国关系一切都坏。
就拿早期中美关系来说吧。这是中美两国开始建立接触和相互认识的最初阶段，内容比较单纯，主要是贸易联系，引起争议的问题似乎不多，因此可说是中美关系史上较易处理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有些著作中却认为从美国建国的第一天起，从“中国皇后”号通航中国，美国就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剥削——“海盗式商业资本主义剥削”。据此，不但二百年来的中美关系都应该被完全否定，而且恐怕连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的正常国际贸易交往的作用和意义也要被否定了。我们认为，对这个历史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必然从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这六十年间，美国的历史特点是：它刚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是一个政治上独立而经济上尚不独立的新兴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但仍保持着独立富强的东方头号大国的架子。新诞生的美利坚共和国同中国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与当时中国同欧洲老牌殖民国家葡、西、英等国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有相同的一面，即都是在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趋于瓦解的形势下同中国发展贸易；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弱小国家参加欧洲国家争夺东方市场的角逐，又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
中美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始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1783年9月美国同英国签订和约之后不满3个月，一艘小帆船“哈里特”号就载运人参等物驶向广州，但未到中国即半途返回。1784年2月，从纽约港驶出了第一艘直抵中国的美国船——“中国皇后”号，开辟了中美关系的纪元。为什么美国人刚赢得独立就不远万里要到中国来通商呢？当时这个新共和国是一个农业国，地处北美大陆大西洋沿岸，背靠阿巴拉契亚山，越过此山一直到密西西比河岸，满眼是森林和有待开发的大片处女地。这时美国外贸资源尚不丰富，资金缺少，13州又各自为政，财政紊乱，在经济上仍未摆脱英国的殖民地地位，独立以后，大量英国货涌入美国市场。而美国货的传统市场加勒比海等地，却被英国阻止难以进入。这个刚赢得独立的新民族不可能再依赖别人，必须开始自己经济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于是，它一方面披荆斩棘，向西部内陆进军；一方面深入大洋，去寻找新市场。就这样，美国一独立其商船就开始参加了欧洲国家商船的行列，涌向当时对西方国家最具有诱惑力的中国市场。从波士顿到纽约，原来定期行驶于加勒比海的双桅帆船，开始乘风破浪，远涉重洋，开辟了通往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的新贸易航线。
“中国皇后”号是一艘不大的木制帆船，重360吨，由私掠船改装而成。它装载约30吨人参、2600张毛皮、316担棉花及其他货物，由纽约起程，经好望角驶向中国。沿途停留一些口岸，历时半年，于1784年8月28日抵广州黄埔。当时停泊在港口的欧洲国家的船只对第一艘美国商船的到来，莫不感到意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直接同美国人打交道。在此以前，中国人分不清美国人和英国人。当知道英美两国之不同后，就把这远方来的客人称为“新国民”。美国人拿出地图指明自己国家的地理位置等情况后，受到中国商人的友好接待。这次航行的管货员、陆军少校山茂召（亦译作山姆肖）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中美人民友好问候的记载：
“你不是英国人吧？”
“不是。”
“但是你讲英文，所以当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说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现在我很明白了。在我向英国人讲价钱的时候，他说：‘这么多，——买吧，算了吧。’我告诉他说：‘不，朋友，我给你这么多。’他看着我：‘滚开，瘪三；怎么！你到这儿来——给我的货订价钱吗？’的确，大班先生，我看得很清楚，你不会是英国人。所有中国人都很喜欢你们的国家。”
“至此为止，”山茂召写道：“我敢说这个人的评语是使我满意的。可是为公道计，我还不得不加上他的结语：‘人们初来中国，都是非常好的君子人，都像你一样。我想你多来广州两三趟，你也变得跟英国人一模一样了。’”[3]
这段对话至今读起来仍然是很亲切的、发人深思的。
“中国皇后”号在广州呆了4个月，年底返航，满载茶叶、棉布、瓷器、丝、肉桂等货物。1785年5月11日船抵纽约港时，向城市鸣炮13响致敬。第一批由美国船运回的中国货物受到纽约居民们的热烈欢迎。这次首航的投资是12万美元，赚利30727美元，利润率为25%。但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垄断被打破，中美之间的航线被打通。正如山茂召给国务卿的信中所写的：“对每个热爱乡土的人和那些与贸易有密切关系的人来说，我们有幸打通同地球极东部地区的联系，这必定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息。”[4]当时这个新国家处处都受英国的歧视，因此首航中国传来的好消息特别令人鼓舞，受到国会内外的极大重视，参加首航的山茂召在1786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
此后，在美国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华“贸易热”。要知道，当时这种远洋贸易绝不是什么轻松的旅行。美国参加远东贸易的帆船一般不超过300吨，有的甚至不到100吨，没有详细的海图，航海工具也很简单，航行途中要冒极大风险。往返一次常常要一年多时间。但是，远东贸易的优厚利润吸引了大西洋岸富于冒险精神的小伙子。在这一时期，美国沿海城市的商人对于伦敦大街、里斯本的码头和广州商行的景色，比对于美国西部的森林和清除树桩的工作还更为熟悉。美国参加早期中美贸易的商船，很多是过去搞走私贸易和有过海盗生涯的私掠船。但在早期对华贸易中基本上是按正常国际贸易交往进行的，因此，不能把美国对华贸易说成是“海盗式的掠夺”。至于说美国商业资产阶级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惟利是图，资本的来到美国也沾满血污，这在美国历史学家自己写的著作中也是不加以粉饰的。但不论美国的商业资产阶级怎样贪婪牟利，敲诈勒索，都不能抹煞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正常国际贸易的作用和意义。
美国是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西方国家中到得很晚的一个国家，但它的对华贸易却发展得很快。从1791年到1841年50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达6倍之多。[5]由于美国船小速度快，特别是飞剪快船这种改进的帆船参加竞争之后，经营效率提高，船员们又富于冒险精神，因而后来居上，很快就越过法、荷、丹、葡等国，居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在早期贸易交往中，美国商人基本上能遵守中国的限令，声誉比英国商人好。中美商人间的关系也较友好。有一艘美国飞剪快船，以当时广州著名的中国行商伍浩官的名字命名为“浩官”号，由此可见一斑。
1821年发生美船“急仑”（emily）号一水手扔罐砸死一中国船妇的人命案，在中国当局的强硬要求下，美船被迫交出该水手，后被中国法律审判并处死。中国当局对此案的处理完全行使了自己的。而随即发生的英国水手在混斗中杀死中国人一案，英国当局却拒不交出凶手。这多少也反映了当时美英两国态度和处境之不同。
通过早期对华贸易，美国商人赚取了大量利润。这对摆脱大西洋贸易面临的窘困处境，促进东部一些商业城市的发展，都起过积极作用。对于中国来说，这一贸易往来也是有利的。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同美国的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美国是中国的茶叶和棉布等商品的市场。在1805年至1815年10年间，美国输往中国的金银价值2270万多美元，货物仅值1000万美元。这就是说，金银两倍于货物的进口。[6]不仅中美贸易的情况如此，当时中国同欧洲国家的贸易也是中国连年出超。据估计，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尤其是到1830年左右，至少有5亿元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7]同西方的贸易也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茶、生丝和丝绸等的发展。这说明，在正常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是互利的。如果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不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限制中外贸易往来和竭力隔绝同西方国家的正常交往，而是适应世界历史的潮流而改弦更张——哪怕是处于被迫的形势下改弦更张，中国的发展前景也必然会是另一种样子。
早期中美贸易往来在两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都很小，但这六十年的历史变化却富有意义。它既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腐朽的封建中国急剧衰落的一个侧面。在这一时期中，美国从对华贸易中赚取的大量利润转化为资本，在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地积累起了一系列商业资本家的财富。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西方纺织技术的革新，中国的手工业制作的棉布在国际市场日益受到排挤，本来棉布由中国输往美国，现在反而变成由美国输往中国，从内部瓦解中国的农村手工业。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8]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看不见这一切新事物和新变化，仍然自我封闭，竭力限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对外贸易商人不仅在政治上受人歧视，他们赚取的利润可能很大部分都未能转化为资本，而是被封建王朝及其庞大的官僚压榨机器所吞食掉。这样，在同一时期，美国从经济附属地位走向独立富强，而中国却从独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两相对比，岂不发人深省！
批判地、全面地探索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
美国（欧洲国家也是一样）同中国的贸易，由于鸦片贸易的兴起而发生了质的变化。鸦片贸易不仅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从出超一变而为入超，而且根本改变了这一国际贸易的性质。我们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关系史以帝国主义侵华作为中心内容，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美国商人是鸦片贸易的参加者；鸦片战争以后美国是英国侵华政策的追随者和小伙伴；19世纪末美国占有菲律宾并控制古巴，这是美国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在亚洲和中国的地位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地区不再从属英国，而是提出适应美帝国主义扩张需要的独立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对远东和中国的国际政治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在有些问题上甚至起了支配作用。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要研究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史却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课题。因为这段历史时期不仅是美国本身经历极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本身经历极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就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来说，这是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向亚非拉深入渗透的时期，中美关系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矛盾交织变化中发展的，因此必须具体地分析各种复杂的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才能对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作出全面的正确估价。
过去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一般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而很少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这样往往容易使我们的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甚至难免不自觉地受到闭关自守的因袭观点的影响。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的角度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观察世界的任何局部地区的斗争时，总是从世界的全局进行观察的，他们在观察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触发生的变化时，也是如此。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谈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而不是中国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国家侵略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西方国家。正义是在中国一边。因此，在研究中外关系史时，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方面，这是中国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反帝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也必须指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同中国接触发生的关系毕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侵略和被侵略是这个关系的一个方面，一个主要的、支配的方面，但除此以外，也还有别的其他方面。因此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同中国的冲突，除了殖民主义侵略与中国人民反侵略这对矛盾之外，还包含有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与中国封建的主要是儒家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往往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就是在这些矛盾的交互作用中行进的。
中国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接触始于16世纪，当欧洲殖民者东来之时，当时的中国不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科学技术、航海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化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并不落后于西方，甚至超过西方，因而当时是欧洲人赞羡东方。在此后两个世纪中，西欧资本主义才突破封建主义的束缚而取得长足的进步。在这个时期中，中国仍凭借自己的强大的封建主义内部结构有效地抵抗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蚀，妄自尊大，并隔绝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之外。只有鸦片战争才用炮舰加廉价的商品摧垮了中国闭关自守的万里长城，使独立自主的中国变成许多帝国主义角逐的半殖民地。但是，中国之所以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并不仅仅是由于几次帝国主义战争和一些不平等条约，同时也在于清政府在闭关政策破产之后仍继续因循守旧和盲目排外，以致一误再误，既不能阻挡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堵塞了学习19世纪西方工业化的经验而迎头赶上的机会。这才使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突然间迅速增大。众所周知，日本与西方接触与中国差不多同时。日本宣布锁国（对外贸易仅限于中国人和荷兰人）是在17世纪30年代末，即差不多比中国还早一个世纪。而日本被迫取消锁国政策与西方国家通商是在中国之后。1853年，美国的炮舰轰开了日本的大门。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成为促使日本变革维新的契机。13年之后，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仅仅30年光景，一个连3000万人口也养不活的贫弱的农业和手工业的日本国，就一跃而为东亚的强国，成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在亚洲的劲敌。中日两国是具有相似历史背景的东方国家，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大致相似的冲击，但两国对待西方冲击的态度和对策却大不相同，其结果也就迥然不同。这一对比说明了资本主义侵略下各国发生的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进行的。这样说，决不是要洗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而是意在指出在揭露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的同时，必须结合研究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传统势力如何应付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才能更好地揭示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深刻根源。
鸦片战争以来中美关系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争论的问题，恐怕应是对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及其作用的评价问题。这些年来，在我国方面，吹捧“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对中国表示友好，是保护中国不被欧洲列强瓜分的一类说法，早已没有人提及了。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政策，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就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的说法，却流行一时。
本文并不打算论述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这里只想指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结合美国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放在它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特点中加以考察。美国是一个年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和战略安全地位，远离欧洲国际纠纷，有比较和平的发展环境，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弱小，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国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和平、贸易、同一切国家友好、不同任何国家结盟”的对外政策原则。这一政策原则显示了以经济扩张为特征的某种“和平”、“进步”的外貌，在早期带有某种自我保护的性质。这同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例如英国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时的历史条件是不同的。19世纪末，美国才登上霸权政治的国际舞台。由于南北战争推迟了美国向海外扩张的步伐，到美国参与向海外角逐时，主要是向太平洋和远东方向进行扩张；而这次扩张正好碰上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狂潮。当时美国绝没有力量与在中国占有巨大优势的欧洲国家进行直接的较量，因而适应美帝国主义利益的需要而提出了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原则。
“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即由追随英国政策变为奉行独立的帝国主义大国政策。这是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什么民主主义的对外政策。众所周知，美国在美洲奉行的对外政策原则是门罗主义，它的特点是门户关闭，排斥欧洲插手美洲事务，本质上反映了殖民垄断主义。而在亚洲，美国却奉行门户开放政策，即共同分享欧洲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一“关”一“开”，都是以美国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绝不是为了别国的利益。所不同者仅在于，“开放”政策是适应工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提出来的，它比商业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裸的排他性的殖民垄断，似乎要“文明”一些。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指出：“门户开放”照会象征着公司资本主义新秩序的胜利。[9]
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如何认识，如何估价，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但有一个关键性的史实问题，想在这里简单地提一下。至今我国出版的一些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论著中，还说什么海约翰提出的这项原则中包含了保持中国领土及的完整的内容。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错误。事实上，不论在1899年9月6日的第一个照会中或是1900年7月3日的第二个照会中，都没有“保持中国领土及的完整”的字眼。在第一个照会中，明确提出美国要争取在同其他列强所控制的在华“势力范围”内的平等地位，这本来就是侵犯中国，美国当然不可能提出什么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问题。只是在第二次照会中，才写进了“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的话。注意，照会中使用的是“实体”（entity）而且是“行政实体”（administrativeentity），根本没有所谓“”的字眼。这字里行间实在是大有文章。[10]美国外交史专家贝米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这句话时，使用的是斜体字，以引起人们的注意。[11]他还指出：一直到1908年美国同日本签订《罗托-高平协定》时，协定中还只提“中国的完整”，而不提中国领土的完整，意在允许日本人在东北自由行动。[12]可见，美国在开始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时，并没有反对欧洲列强宰割中国，甚至也不反对它们瓜分中国的局部领土，而只是反对它们把中国全部肢解，反对它们完全排斥美国的利益。大概一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九国公约时，才冠冕堂皇地提出“尊重中国之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这一提法为什么要改变以及怎样改变的，是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根据“中国的完整”等字眼，就进行逻辑推论，硬说它意味着美国要独占整个中国，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门户开放主义尽管完全是根据美国利益的需要提出来的，但并不能以此而简单地否定它在中国的国际政治中起过某种微妙的历史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并非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而是由于国际政治斗争极为复杂，因此某种对外政策在实施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有时并不取决于某个国家的主观意图，而是取决于各种交织的相互矛盾的力量的合力。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或者是达到某种势力均衡，或者是达到谁也不曾预想到的后果。19世纪初期美国的“门罗主义”政策在拉丁美洲所起的某种作用就是如此。[13]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实际后果，必须把它放在既定的国际斗争的全局中去进行考察。由于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成为东亚国际矛盾的焦点，俄、日、德、英、法诸国都急于瓜分中国的领土，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使欧洲和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复杂化，形成多角对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例如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制衡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远东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美矛盾上升。日本的背后有英日同盟为后盾。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英日同盟对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是一个威胁，因此美国是反对英日同盟的。这样，就在远东形成了新的三强鼎峙的局面。美国为了调整远东国际关系，召开华盛顿会议并重申了“门户开放”诸原则。这次会议拆散了英日同盟，暂时抑制了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维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
“门户开放”的侵华政策和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侵华政策是有很深的矛盾的。从3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发动并逐步扩大侵华战争，日美矛盾就进一步激化。这一时期，美国企图牺牲中国某些局部利益同日本达成妥协，只是日本把炸弹扔到了珍珠港，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才促成了中美两国第一次结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未预料到、也十分不愿意的。在整个战争的进程中，美国仍然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虽然仍然无视中国人民的真正的独立自主和，但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是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由此可见，由于帝国主义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绝不能把不同的国家的对华政策等量齐观，对于它们的对华政策的目的和意图以及在国际斗争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应该根据客观事实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总结出切实的而不是虚夸的经验教训，这有利于更好地分析观察当前的复杂的国际斗争。
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出版的某些著作中，对美国在中日战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政策问题，例如，对日本侵略者的制裁不力，把石油和废铁出售给日本，一直企图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在战争中奉行“欧洲和大西洋第一、亚洲和太平洋第二”的政策，等等，有过许多的评论。作为总结如何防止侵略战争、避免重蹈绥靖主义的覆辙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确是值得探讨的。但是，有些文章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往往只分析中国一方的情况和资料，而不大注意分析美国内部的情况，不十分了解美国国内对中国以及中国发生的事件存在的分歧看法。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美国广大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事实上也并不比中国公众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更多，而且有许多误解和歪曲。据说，乔治·华盛顿一直到1785年才知悉中国人不是白种人，并为此感到很惊异。甚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很少，美国舆论最关心的是欧洲事务。据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某次美国民意测验，有60%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地图上的确切位置。[14]在20世纪30年代中，美国在远东的全部投资不过占它的全部国外投资的百分之五六，其中五分之二是对日本，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左右是对中国的。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欧洲总是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在它的对亚洲的政策方面，也总是要把对日本的关系摆在中国的前面。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道德原则出发的。美国在远东的实际利益决定了美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必然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而且是有利于日本的“中立”。其次，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是很复杂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孤立主义势力相当强大，而根据美国的政治制度，宣战的决定权在国会，不在总统和政府部门，美国人民又从来都不愿意卷入外国战争，而没有国会和强大的舆论支持，美国政府是很难作出战争决策的。不管我们对罗斯福本人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在这次大战前夕的态度是：既不愿日本独占中国，又决不愿为中国而与日本发生战争，因而它在战前对日政策中表现出长期的妥协、态度暖味和犹豫不决。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以争取战争的胜利这一中心目标，由此促成了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在前些年中，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缺少可靠资料。最近以来这段时期美方文献资料开始较多地披露出来，这对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大有用处。
无需赘言，在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课题中，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必须占有应有的地位。过去对政府之间的交往讲得太多，事实上人民之间的交往是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友人在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流传下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过去早有种种传颂。中国革命的亲密的朋友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人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遗憾的是，过去一个时期有关这方面的史料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更不用说很好的研究了。华工远涉重洋参加美国西部建设的史迹，过去美国有过一些出版物，其中不少渗透了排华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在美国已有不少人开始重新研究。如果今后中美两国的史学家能实行合作，必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果。
尊重历史，如实地研究美国
为了认识美国，了解美国，仅仅从中美关系史这个有限的范围去研究美国是非常不够的；况且即使要深入地研究中美关系，也必须全面地了解美国，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人民恢复交往的新形势下，加强对美国史的研究更是显得迫切了。
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论述到中外关系时明确指出：“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15]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必须承认每个国家不但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而且还有自己立国的特长，从而在国际交往中，必然有其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合作的一面，而不可能只是相互排斥、敌视和对抗，即使是我们的敌人也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如果在研究外国历史时不采取尊重历史的态度，而是硬把自己的价值尺度强加于人，甚至把事物的一个片面并推到极端，那么历史必将变成一团荒谬。这并不是说要去掩盖一个国家的缺点、短处、阴暗面，不是这个意思。
拿美国这个国家来说，它有许多污秽和丑恶的东西，而且可说是应有尽有。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专门名词，叫“muckraker”（清粪夫），专指20世纪初美国报刊上对美国垄断资本和社会的污秽的黑幕的揭发者。当时揭发黑幕达到如此盛行，以致美国历史学家把20世纪的头10年称为“清粪夫的纪元”。但是，美国的丑恶的黑暗面决不能代表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不能说明它的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也不能反映它的人民的思想风貌。美国人民自己也谴责这些丑恶的东西。有些东西属于一种社会制度的痼疾，对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但它们不能说是代表某个民族的基本特征。谈到一个国家的基本特征，斯大林曾经说过：“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自己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16]
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历史中引起我们兴趣的问题非常之多，而过去我们很少注意的问题，正是这个民族的“本质上的特点”即它的长处和优点，以及这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内在力量。大家知道，如果同中国的历史作一比较：当我国明朝灭亡的时候，北美大陆还是刚刚开始殖民的不毛之地，当我国处于清王朝乾隆的极盛时代，北美13州才刚刚取得独立，仅仅领有大西洋岸一条狭长的地域。但是，这个新诞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中就超越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用几十年工夫就完成了英国用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变革，一跃而为拥有世界财富约五分之一的头号超级大国。世界上很少有比美国的历史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难道具有这样重大历史意义的课题还不值得我们认真地深入研究吗？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了解美利坚民族的某些特征有所帮助。
恩格斯早就注意到美国历史的某些特征，他在1888年10月10日给在美国的战友左尔格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对美国很感兴趣，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比商品生产的历史悠久，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乐土，应该亲眼去实际看一看。我们通常对它的概念是不真实的，就像任何一个德国小学生对法国的概念一样。”[17]他果然亲自远涉重洋到美国去实地看了看，从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知道，他对美利坚民族所具有的智慧与勇于进取的精神，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惊人发展速度，对美国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美国工业生长中出现的新现象——托拉斯，等等，都有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列宁也是这样，非常重视对于美国政治经济的研究，并写出了《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这部专著。这些都为我们研究美国提供了示范。我们在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有关美国史的专著，其中谈到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迅速等问题，大都比较一般化，满足于美国剥削全世界暴发起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一类的公式化的论述。就是对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政治腐败、贫富对立、社会腐败等方面的论述，也多是揭露现象，而缺少深入的分析。
美国人民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具有一种独立自强、勇于进取的求实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和阶级斗争中长期培养形成的。美国人民追求自由、反抗宗教迫害的斗争，反抗重商主义的英国殖民压迫的革命，披荆斩棘开发西部的群众性大移民运动，在荒原上个人奋斗、白手起家创建自由企业的业绩，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培养美国人民的独立精神和勤劳、勇敢的性格。就是前面提到的美国开辟对华远洋贸易的历史，也表现了美利坚这个年轻的资产阶级民族的进取精神。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远东贸易中，来自美国的人参等物在中国市场上的需求量是很有限的。为了发展同中国的贸易，必须不断开辟新货源。从18世纪末对华贸易开始后，美国人就不断寻找适合中国市场的货源。这是美国人向远西部太平洋岸以及向太平洋进行探险和扩张的年代。早在18世纪40年代，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率领的舰队在太平洋的美国西北海岸探险，从印第安人手中搞到水獭皮，携到广州高价出售。这种新货源和秘密被美国人探知后，立即多方设法寻找通往西北海岸的途径。当时西北海岸还不属于美国。到80年代末，美国人终于绕道南美合恩角，开辟了一条新航线到西北海岸，找到了皮货的产地。一时之间，就好像发现了一条新“黄金海岸”。顺便指出，中国人的足迹是早在1788年就随同英国商人的船只到了这里。1785年，“阿尔戈”号船驶往奴特卡海峡建立皮货贸易站时，受雇的中国人达26名之多。[18]美国商人在西北海岸贩取皮货的活动，开辟了绕道南美-西北海岸-广州-好望角-美国的环球航行。后来，在航行途中又在夏威夷发现了一种贵重的木材——檀香木（檀香山即由此得名），在福克兰群岛等地发现海豹皮。这样，美国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随着它的商业利益而向前推进。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人就从大西洋岸扩张到太平洋岸，到达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又进而向太平洋扩张，从夏威夷到菲律宾，在太平洋上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
清朝末年，我国维新派人士梁启超、黄遵宪等对美国向亚洲的扩张都曾有过尖锐的揭露，但是对美国人自强立国的精神却表示赞赏，认为值得国人学习。黄遵宪写过这样的诗句：“立国赖民强，自弃实天孽。不见美利坚，终能脱羁绁。”[19]梁启超在20世纪初漫游美国，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习俗等各方面都进行了考察，并发表了许多有见解的评论。他对美国在太平洋贸易中日新月异地建造大货轮，赢得商战之胜利，颇有感触。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此太平洋上之航权，实我国应染指者也。而以吾招商局开设四十年，曾无丝毫之远虑，而其余商人，亦更无有起而图之者，吾侪亦复何颜以责备政府耶……。”[20]
两百年来美国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不仅仅是依靠美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进取精神，也不仅是由于它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等等，还需要有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和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直接掠夺殖民地。美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资金和劳动力，则是按它自己的方式解决的。美国的劳动力来自大量的欧洲移民和贩卖来的非洲黑人，这是任何欧洲国家所没有过的新经验。欧洲移民也带来了技术的进口，并给此后美国的历史发展打下鲜明的烙印。非洲黑人的输入则给美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以深刻的影响，并终于带来了第二次革命——美国内战。奴役别的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美国必须自己吞食和慢慢消化这一苦果。至于美国解决资本短缺的办法，是大量依赖外资输入。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始终处于负债地位。但是，美国并没有因为借外债而受人奴役并永远依附于人。美国一开始就根据美国工业底子薄的特点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保护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又通过大量修建铁路，为自己的工业品开辟了广大的国内市场；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实行了农业革命。美国具有地广人稀的特点，土地属国家所有，劳动者只要付极少费用即可取得大片土地。美国农场主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式的经营。生产的粮食和棉花国内市场用不了，正好可满足工业化欧洲的需要。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弥补了美国对外贸易的逆差，使美国有可能继续输入资本以发展工业。著名的美国经济史学家哈克认为：“农业是美国前进中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救星。”[21]这很可能就是美国能大量借用外资来发展本国工业的奥秘之所在。美国在这方面提供的成功的经验，特别是美国农业革命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美国历史上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的问题很多。由于美国是在一个没有旧的封建传统的新环境中独立地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因而就更加值得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注意。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可能较易于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明确的线索，探索出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成功？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需回避，应该遵循经典作家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该肯定的东西就肯定，该否定的东西就否定。我们知道，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曾经把美国视为自由乐土、追求幸福的乐园，甚至企图在那里进行社会主义试验。但是，历史的实践表明：美国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的“样板”绝不是什么自由乐土，美国的物质财富愈是增长就愈加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克服的痼疾和深刻的危机。但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美国的经济在帝国主义阶段仍然以相当高的速度在发展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不能不影响美国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社会生活、对外政策、思想意识等都发生相应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初期阶段的美国历史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对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历史的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探索。研究美国不仅对于剖析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对于观测世界资本主义的去向和前景也具有重要意义。再说，为了加速我国的现代化，我们要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外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东西。在科学技术方面，美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过去我们对美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是不对的，现在如对美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当然也会出错误。19世纪后期中国的洋务派有过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经验，当时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质上是认为不需要全面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经验，不需要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单纯地引进洋枪洋炮、移植技术，就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方面的失败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总之，今天中国已以一个独立的伟大国家自立于现代世界国家之林，并第一次以平等的地位同西方国家建立和发展邦交。我国既然已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研究也应该相应地提高到新的水平。对美国的研究和认识也是如此。我们相信，我们对于美国史和中美关系的研究，必将适应时代的前进步伐，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注释：
[1]费正清：《美国与中国》（johnkingfairbank:theunitedstatesandchina）,1958年英文版，第2—3页。
[2]《龙与鹰：美中关系的过去和未来》（dragonandeagle,unitedstateschinarelations:pastandfuture），1978年英文版。
[3]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tylerdennet:americanineasternasia）,1992年英文版，第89页。
[4]福士达：《美国远东外交》（johnw.foster:americandiplomacyintheorient）,1909年英文版，第28页。
[5]杜勒斯：《旧时中国贸易》（fosterr.dulles:theoldchinatrade）,1930年英文版，第114页。
[6]杜廷绚：《美国对华商业》，1933年万有文库本，第2页。
[7]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1973年中译本，第3卷，第2页。
[8]《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4页。
[9]威廉·阿·威廉斯：《美国历史概要》（williama.williams:thecontoursofamericanhistory），1961年英文版，第417页。
[10]克莱德编：《美国对华政策百年来要件选读》（paulhibbertclyde:unitedstatespolicytowardchina,diplomaticandpublicdocuments），英文版，第213、216页。
[11]贝米斯：《美国外交史》（samuelf.bemis:adiplomatic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947年英文版，第487页。
[12]同上书，第496页。
[13]参阅拙文：《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14]《龙与鹰》，第55页
[15]《选集》，第5卷，第285页。
[16]斯大林：《在欢迎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午宴上的讲话》，《消息报》，1948年4月13日。
[17]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5页。
[18]巴特：《苦力：美国华人史》（guntherbarth:bitterstrength），1964年英文版，第185页。
[19]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钱仲联注，1957年，第405页。
关键词：高考历史试题问题对象材料
在高考文综试题中，历史试题是难度相对较大的题目。主观题的得分更是拉开距离的关键，是考生成长为高手的必经之路。
一
高考历史主观试题的设问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归纳、概括类，这一类题目的设问主要考查考生阅读材料、概括材料观点及文字表达等相关能力；二是比较异同类。这一类题目的设问主要考察考生就材料所提供的历史事物进行对比并归纳异同点的能力。三是背景影响类，这一类题目主要考察考生分析历史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原因或意义、影响的能力。这一类题目除了综合考查考生阅读、概括归纳、比较分析、文字表达等能力以外，更注重考查考生辩证思维的能力，即如何揭示历史事物之间潜在、隐性联系的能力。这种能力对考生而言，是一种较高的能力要求，也是高中历史教学的目标之一。本文针对这种类型的题目展开论述，为广大考生指出一条战胜“主观题”的有效途径。
二
本文所指的“以问题牵涉的对象为中心”的解题主要思路，是要求学生认真审察和准确分析题目设问，弄清设问所规定的条件及挖掘设问隐含的信息，以问题所牵涉的对象为中心，并结合材料回答问题。下面以近年来的几道高考主观题为例展开论述，印证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例一：2012年全国高考（大纲）39题
材料一
……（前略）汉武帝决心彻底解决南越国问题，要求南越王赵兴入朝，“用汉法，比内诸侯”。南越国相吕嘉等杀汉朝使者及主张“内属”的南越王、王太后，“发兵守要害处”。公元前111年，汉军十万分数路越岭，平定南越并将其地分设为九郡，实行与内地统一的制度法令。――据《史记》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汉朝对岭南地区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12分）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汉平定南越的历史意义。（8分）
解析：第（1）问的第二小问：指出汉朝对岭南地区政策变化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按照一般的解题思路，考生可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寻找原因。政策变化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是属于政治领域的事物，主要受政治本身的变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变动的影响。根据材料分析，汉朝对岭南地区政策的转变发生在汉武帝时期，结合这一隐含的历史条件，解答这一问题，就应该从汉武帝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情况寻找答案。这样，一般水平的考生所得出的答案，往往只有参考答案的前两点，即（经济的发展）汉朝社会经济状态从凋敝到繁荣；（政治的变化）汉朝政治上从分封诸侯王全面解决诸侯王问题；能力较强的考生可能还会想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从而考虑到军事因素的影响，因此得出第三点答案：北方匈奴的威胁基本解决；然而这样却导致考生漏掉了答案的第四个要点。
采用“以问题牵涉的对象为中心”的解题思路，则可以比较全面地获取答案要点。“汉朝对岭南地区政策变化的原因”这一问题牵涉的对象有“汉朝”、“岭南地区”这两个对象，“政策变化的原因”就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首先从汉朝的角度考虑，是什么原因促使政策转变？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从汉武帝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状况分析，可以比较顺利地得出前面三点答案要点。其次，从岭南地区角度考虑，汉朝之所以对岭南地区采取武力统一的政策，肯定是因为岭南地区分立或独立的倾向日益明显，威胁国家统一，得出第四个答案要点：南越国经济发展，分立的趋势明显。
第（2）问“说明西汉平定南越的历史意义”牵涉的对象主要有：西汉中央政府、南越、整个国家、中原（其他地区）。由此，对西汉中央政府的影响：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管理；对南越地区的影响：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的影响：结束了南越的分立局面，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中原（其他地区）的影响：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再看一个题目：广东2013年高考文综第38题（27分）。
有学者在研究世界经济贸易关系时提出了以下论点，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早在13，14世纪，连接欧亚非地区的世界贸易网已经形成，欧洲在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这不仅因为欧洲的经济总量远远无法与亚洲的中国、印度相比，还由于欧洲人在从亚洲输入香料、丝绸、瓷器、棉制品等商品时，能向亚洲销售的产品极少，多数情况下只能以金、银等贵金属交易，欧洲的贵金属货币日益紧缺。16世纪欧洲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这种处境开始改善。但一直到18世纪，原有的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仍没有改变。随着欧洲人越来越广泛深入地融入和利用既存的经济贸易体系，并在其中发挥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到19世纪欧洲终于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据《白银资本》等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与18世纪相比，19世纪欧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分析促成这一变化的政治、经济原因。（12分）
解析：欧洲与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从材料中比较容易分析得出：欧洲上升，中国下降。
第二小问：促成这一变化的政治、经济原因。首先要弄清这一变化是指欧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其次，要明白经济地位的变化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变化，经济实力的变化又与经济本身、政治领域的变化相联系。再次，根据前述“以问题牵涉的对象为中心”的解题思路，得出促成变化的原因这一问题牵涉的对象有欧洲、中国。确定解题思路：分别从欧洲、中国的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分析为什么“欧洲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地位上升，而中国的地位下降”。这样，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欧洲在政治方面：建立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对外殖民扩张。经济方面：进行工业革命；充分利用既有的经济贸易体系。
【关键词】中国/全国市场/1500—1804年
【正文】
一、1840年以前是否有一个中国的全国市场（注：本文所讨论的全国市场，即nationalmarket，国内早先有人据西方文字直译为“民族市场”，后来又有人称之为“国内市场”。但是这两个名称均有缺陷。前者因与欧洲的民族国家之形成有密切关系，故可称为民族市场；但在中国，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相类的历史进程早已完成，因此把“民族市场”这个具有特定的欧洲背景的概念搬到中国来，是不恰当的。至于“国内市场”（domesticmarket）这一概念，则是与国外市场相对而言。国内市场并不一定是统一的，在较早的时候是一些分散的区域市场（故英文中亦可用复数domesticmarkets）。但本文讨论的“全国市场”则是整合的市场，也就是国内一些学者所说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为简明起见，本文不采用“民族市场”或“国内市场”这两个旧有名称。）
近代以前的世界市场，占统治地位的是地方市场和区域市场。到了近代早期，在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跨地区贸易方有长足发展。随着这一发展，众多的地方市场和区域市场逐渐结合为一个全国市场。这种市场整合并非自发的，而是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一种经济整合的形式。全国市场的形成代表了近代早期某些西欧国家在经济所取得的成功，并成为后来更大的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段历史，各国史家都已耳熟能详（注：FernandBraudel:ThePerspectiveoftheWorld-Civilization&Capitalism,15[th]-18[th]century,vol.3,(EnglishVersion),Harper&Row(NewYork),1986,p.276.）。
近代早期欧洲的三大历史发展进程——全国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出现，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成为了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由于在世界史研究中欧洲经验一向被置于中心的地位，因此全国市场的形成也被视为明显地具有“近代”特征的现象。然而在非西方地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带去的；在许多情况下（如印度），甚至统一国家的形成也是假西方殖民主义者之手完成的。因此这些地区的“全国市场”，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副产品。由此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西方来到之前，非西方国家没有全国市场。这个结论虽广为接受，但并未经充分论证，至少是对世界上最大的非西方社会——中国——而言，上述结论还是一个尚待证实的假设。
中国的“近代早期”的经历，在一些方面异于欧洲。一方面，在1500—1840年这段成为中国的“近代早期”的时期内，中国并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类似的进程早就完成了。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即已统一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拥有一个十分有效的文官制度。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所要做的大部分事情，中国都已做了。另一方面，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出现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就是到了被称为“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非常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因此在1840年以前，即使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也必定极为弱小，在国民经济中起的作用微不足道。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中国的经历又与欧洲颇为相似。近年来的研究已证实：在1500—1840年中，中国经济有颇大发展。按照麦迪逊的计算，17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到1820年，这个比重上升到三分之一（注：Au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DevelopmentCentreoftheOgr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Paris),1998,p.40.）。也正是因为这个发展，所以这三个多世纪才被视为中国的“近代早期”。王国斌更指出：推动明清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的动力是相同的，都来自地区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注：R.BinWong:ChinaTransformed-HistoricalChangeandtheLimitsofEuropeanExperience,CornelUniversityPress(Itha-ca),1998,ch2.这个动力，即所谓的“斯密动力”。）。而地区专业化与劳动分工都只能在一个整合的市场中才能良好运作。孤立的市场代表的是停滞的经济，如果经济要成长，这种市场就必须向外部开放。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因鸦片战争中战败而被迫向西方“开放”以前，中国是否已有一个全国市场？由于此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化至为关键，因此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中国大陆，为此展开的争论已进行了半个世纪，而且还将延续到下一世纪。一派学者认为在1840年以前，由于中国尚处于封建社会，而全国市场是一种资本主义现象，因此中国不可能有全国市场。当时中国确实存在着商品经济，但都是地方性的或地区性的局限于本地农副产品的交换。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在1840年以前很久就已形成了全国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的形成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赖以发展的前提之一。
在海外，学界意见也同样严重分歧。一些学者强调明清中国经济的地方“自足性”，并认为这种自足性导致了中国经济区域的自给自足（注：G.WilliamSkinner1980:"MarketingSystemsandRegionalEconomies:TheirStructureandDevelopment",
paperpresentedfortheSymposiumonSocialandEconomicHistoryinChinafromtheSongDynastyto1900,Beijing,Oct.26-Nov.1,1980,pp.43～44.）。中国的国内市场，正是一个由无数这类彼此孤立、基本自给自足的地方小市场拼凑而成的意大利馅饼。此外，中国疆域的巨大也使得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变得非常困难。布罗代尔说：在全国市场的形成方面，法国是“其幅员的牺牲品”，因为与在此方面更为成功的英国相比，法国的疆域是“过大”了。疆域的广大使得法国各省之间的交往很困难，从而也使得全国性的市场运转不易（注：FernandBraudel:ThePerspectiveoftheWorld,p.315,p.325.）。但是，与施坚雅划出的清代中国九大经济区中的任何一个相比，法国的幅员却又显得太小。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则与上述看法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国内的长途贸易有迅速的发展，这个发展将中国国内主要的区域市场连为一体。正如王业键关于这几个世纪中中国粮价变化的研究所揭示出来的那样，中国各主要区域市场价格变化的指数的一致性程度非常明显（注：Yeh－chienWang(WandYejian):"SecularTrendsofRicePricesintheYangziDelta,1638-1935",inThomasRawski&LillianLieds.ChineseHistoryinEconomicPerspectiv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92.）。这一结论显示出：在1840年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统一的全国市场。
这个争论的长期延续，表明了中国全国市场形成问题的重要性。它不仅对中国史研究，而且对“近代早期”世界史研究，都至为重要。尽管西方在近代早期的世界史上扮演了主角，但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的规模仍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依然超过欧洲、美国和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注：Au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p.40.）。仅只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在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研究中，中国的经验同西方的经验同样重要。
二、中国全国市场形成的基础
1500—1840年，中国发生了若干意义深远的变化，为全国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变化包括：
（一）贸易的政治环境的改善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国家变得比过去更加强大和更加中央集权化了。近代早期欧洲人指望一个“民族国家”在推动全国市场形成方面去做的大部分事情，明清中国国家都做了。在明清时期，中国内地极少贸易障碍。内地与边疆地区之间传统的贸易限制，在清朝的统治下，也在逐渐削弱乃至消失。各地在度量衡方面虽然还自有特色，但是一套正式的（或者说标准的）度量衡制度已在全国普遍通用。这套制度不仅在国家的财政活动（特别是赋税征收）中是唯一合法的制度，而且在私人商业活动（特别是长途贸易）中也被广泛接受。在此时期，中国的货币制度也统一并“白银化”了。此外，一般而言，明清国家很少干预国内贸易，相反倒常常鼓励粮食和其他一些商品的长途贸易。
（二）交通运输的发展
在此时期，中国的水运系统大大扩大了。中国内河航运的总里程增加了好几倍，在1840年前达到了5万公里左右；沿海航运里程也有很大增加，在1840年前已约有1万公里（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45、247～2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这个巨大的水运网覆盖了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区。在水运里程增加的同时，航运能力也提高了。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水域中航行船只超过20万艘，总载量达400～500万吨。与此相对照，19世纪世界海上霸主大英帝国在1800年仅拥有1700艘船，总载量185万吨。到1841年，其总载量增至283万吨，但仍远逊中国（注：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47～48、82～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中国陆运的发展也十分显著。到19世纪初，一个由12条商业干道组成的陆运网已形成。这些干道不仅将中国所有的内地省份和大多数主要城市连接了起来，并且也把蒙古、新疆、、青海等边疆地区和内地连接了起来（注：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63～226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
（三）地区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发展
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在19世纪以前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经济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这三个地带之间的关系，颇类似于20世纪前半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东部发达地带从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获得粮食、肥料、矿产品、木材和多种原料，同时向后两个地带提供制成品、资金、技术、人力乃至财政支持（注：参阅王业键：《近代中国农业的成长及其危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78（3）。）。以这种地域分工为基础，中国形成了一个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上述三个地带为腹地的经济整体。这三个地带如同三个同心圆围绕着核心，人口与财富集中的程度依次递减。长江三角洲不仅是中国水运系统的中心，而且也是中国贸易、工业、商业、金融乃至文化的中心，几乎整个中国都在其最大商业腹地的范围之内。
（四）商人集团与商人资本的成长
建立在地缘纽带基础之上的十个最大的商人集团，即一般所说的“十大商帮”，出现于16世纪后期，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有迅速的发展。这些商帮全都从事长途贸易，创建了各自的跨地区的商业网。其中最强大的徽商和晋商两大商帮所建立的商业网，更几乎涵盖了全国。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商业资本加速集中到大商人手中的趋势。在明代后期，大商人的资本通常是五十万两（银）级的，最高为百万两水平。到了清代中期，大商人的资本已达到百万两级，拥有资本数百万两已属寻常，多者进入千万两（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64页。）。因此明代商人资本的集中与清代不可同日而语。
（五）农村商业化与工业化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商业化与工业化的趋势，这是此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之一。19世纪初期，超过六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必须通过市场来获得口粮。这些人口包括了1000多万户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连同家属约5000多万人）（注：吴慧：《历史上粮食商品率、商品粮测估——以宋、明、清为例》，载《货殖》，1999（3）。）。同时，中国一半以上的农户不织布，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棉布（注：徐新吾：《江南土布史》，20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因此，此时期的中国经济，远非如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家庭内自给”或“地方性自给”。相反，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与近代早期的西欧相比，明清中国的农村可能是“过度商业化”和“过度工业化”了（注：Mark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nford),1973,p.277.）。这些变化，为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奠立了基础。三、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
在一个全国市场中，各地的商品、劳动、资金及信息都必须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自由流动。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市场才能称为全国市场。在此意义上来说，可以把这种流动的发展视为全国市场形成的主要标志。在上述三个多世纪内，中国各主要经济区之间的商品、劳动、资金及信息的流动有了巨大的增长。
（一）商品流动
在对商品流动的研究中，跨地区贸易是关键。
16世纪以前，中国的跨地区贸易主要限于奢侈品贸易和盐铁等少数特殊商品的贸易。像粮食和布匹等大众消费品的贸易，则主要限于地方市场上的交易，在跨地区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绝对规模也不大。
1500—1840年，中国的跨地区贸易增长非常迅速。若以钞关税收为参数，长途贸易量增长了39倍之多（注：FanI-chun:Long-distancetradeandmarketintegration
intheMing-Ch’ingPeriod,1400-1850,Ph.D.dissertation,1992,StanfordUniversityLibrary(Stanford),p.130,p.132.）。跨地区贸易的商品，无论在品种还是数量上都大为增加，而且市场上工业品总值超过了农产品（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64页。）。按照一项比较保守的估计，跨地区贸易中的粮食和布匹的总量，在这三个多世纪中增加了3倍，而丝织品的数量则增加了40倍。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大商品为代表，长途贸易量大约占到了国内贸易量的20％（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5～253、255～264页；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282～284、318～329页，人民出版社，1985。）。但是笔者近来的研究表明：如果对上述估计中一些明显偏低的情况进行修正，并加入更多种类的商品一同计算，那么长途贸易量所占的比重非常有可能在30％左右（注：有关分析，见前述本人的同名论文《TheFormationofChina’sNationalMarket,1500—1850》（将发表于RalphCroizer主编的世界史学会第八届国际年会论文选集）。）。以近代以前的标准来看，这些比重都已相当的高。
（二）劳力流动
持续的大规模国内移民，是中国在这三个多世纪中最显著的历史现象之一。这个时期的移民活动与以前的国内移民活动相比，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性质上，都颇为不同。16世纪之前，大规模的移民主要是政治性的和强制性的。但在17世纪以后，经济性移民逐渐成为主流。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即使不是积极支持，至少也是默许这种移民。大多数移民是从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流向人口较少、经济较落后的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和台湾，以寻求较好的发展机会（注：按照曹树基的研究，1776年时，中国人口（包括边疆地区的人口）的18.4％都是国内移民或其后代。在中国西南地区，这个比重高达39.3％。参阅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6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但是在东部地区，成长中的城镇也从附近农村和国内其他地区吸收了数量可观的移民（注：例如，在17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中期的两百多年中，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水平大约提高了一倍，从10％增加到了20％。大多数迁入此地区城镇的移民是商人与工匠，来自全国各地，尽管此地区已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参阅李伯重：
Agrica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theMacmillanPress(Houndmills,England),1998,p.21.）。不论在全国何处，都可以见到有移民在从事农业、工业和商业。这些移民浪潮，表现了劳力在中国各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
（三）资金流动
在此时期内，中国的金融制度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使得大规模的资金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在18世纪以前，商人携带大量现款（例如数千乃至数万、数十万两银）跋涉数百里或数千里，到遥远的市场去采购商品，乃是常见现象。可见其时从事资金转移的金融机构还颇不发达。但是到了18世纪，出现了帐局、钱庄、票号等从事资金转移的金融机构。到了19世纪初期，中国最强大的商人集团——晋商，已建立起了全国性的金融网。每年通过这个金融网汇兑的金钱，多达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两银（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40～43页，黄山书社，1993。）。由于这一进展，大笔资金的自由流动，变得十分容易了。
（三）信息流动
在这三个多世纪中，有两种商业情报收集方式在中国商人集团中得到了普遍运用。一种主要用于晋商中。晋商的大型商号，通常实行联号制，总号设在山西原籍，而在外地重要城市广设分号。分号与总号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以掌握各地市场动向（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21～22页，黄山书社，1993。）。另一种则多为徽商采用，主要是通过宗族纽带来收集商业情报。大商人常常借祭祀等机会召集在各地经商的族人集会，交流各种信息（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484～485页；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426～42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至于众多的独立经营的中小商人，则多借助商人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在此时期，商人会馆增加十分迅速。19世纪初期，会馆已遍及全国主要城市甚至若干市镇，从而使得商业情报的传布十分容易。
总之，在商品、劳力、资金和信息的流动方面，这三个多世纪中确实有重大进展。这一进展显示：一个整合良好的全国市场，已在中国形成了。
四、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基本上是贸易关系。因此，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也是通过贸易来进行的。
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全国市场的形成之间，具有某种联系。在近代早期欧洲，外贸的发展对于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全国市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至为重要；但是在荷兰等另外一些欧洲国家，外贸的成长并未导致真正的全国市场的出现，尽管荷兰曾经握有近代早期欧洲的商业霸权（注：Braudel:thePerspectiveoftheWorld,p.277,p.287,p.297.）。因此，外贸对全国市场所起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与那种中国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迫向世界开放的传统看法相反，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闭关自守”（注：参阅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17页，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载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北），1991。）。在此时期内，东亚的国际贸易成长迅速，而中国在其中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外贸肯定对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外贸并非只是中西贸易，中国的亚洲邻国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为了清楚地看到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必要把中西贸易同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作一比较。
（一）中西贸易同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比较
1.贸易地位
在此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国贸易伙伴都不得不接受“朝贡国”的地位。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必须由中国朝廷认可，在规定的时间派遣贸易使团来华。这种地位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承认它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下对上的关系，或者甚至是一种藩属国对宗主国的关系，尽管有时仅是纸面上的。在此方面，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亚洲邻国并无多大差异。尽管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俄国人力求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但是依然不得不接受这种“朝贡国”的地位。18世纪的世界强国英国也不例外。1793年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仍被当作“朝贡国”使团接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才发生变化。
但与中国的亚洲邻国不同的是，西方列强（特别是较晚东来者如英、法、美等国）并未真正承认这种“朝贡国”的地位。相反，它们甚至还力图挑战中国在东亚世界中的权威（例如葡萄牙之窃据澳门，荷兰、西班牙、俄国、英国之占据东亚若干地区等）。在私人贸易活动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也成为中国商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尽管在19世纪以前中国商人（特别是闽广商人）依然一直在东亚商业界居于支配地位（注：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
2.商品构成
在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纺织品、生丝、茶、瓷器以及其他制成品，输入铜、海产以及香药犀象等。这些也正是中国与欧洲贸易中的主要商品。在17世纪与18世纪，中俄和中美的贸易中，中国从俄、美输入的主要商品是皮毛和人参，输出纺织品、茶、瓷器，情况亦颇类似于中国在与朝鲜及北亚、中亚邻国的贸易。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国的东亚邻国一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很大，而中国则对对方的产品并无多少兴趣，只有一种产品例外，那就是白银。吴承明较近的研究表明：在1650—1800年间，有1.09亿两白银从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流入中国。这个数量颇为惊人，但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在亚洲却并非新现象。在17世纪后期，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080万两。而在18世纪，也有数以百万两计的白银从越南和缅甸流入中国（注：吴承明：《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载《货殖》，1999（3）。对于16—19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孙毓棠、全汉升、王业键等人的估数均比吴承明的估数大很多。兹从吴说。）。
但是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中，也有一种重要的商品是中国与亚洲邻国的贸易中没有的，这就是鸦片。鸦片贸易成长非常迅速，以至在19世纪初成为中西贸易中，西方向中国出口的首要商品。中国的鸦片年进口数量，18世纪前期约为200担左右，至1838年—1839年度则飙升至4万担（注：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43、74页；林满红：《中国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年》，载吴健雄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这种贸易，确实是传统的东亚贸易中从未有过的。
3.贸易成长
1500—1840年，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的贸易有长足的发展。在16世纪与17世纪，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华人大量移居东南亚，中国与该地区之间的贸易大大扩大。但是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发展更为迅速。例如在17世纪初期，西方（葡、西、荷）每年购买中国生丝达到7000担，比日本的购买量多出三分之一（尽管西方购买的中国生丝中有一部分是转卖到日本的）。19世纪中期，日本购买中国生丝的数量锐减，东南亚的购买数量也增加缓慢，而西方国家的每年平均购买数量却跃升至16000担，大大超过东亚国家的购买数量（注：李伯重：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pp.101～102,p.104.）。又如在棉布贸易方面，在16世纪与17世纪，日本是中国棉布的最大购买者，每年平均进口中国棉布数十万匹。与此相对照，1786年欧美各国商人在广州购买了372000匹中国棉布；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数量剧增了3～6倍（注：全汉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载《清华学报》（新版）（台北）第1卷第3期，1959；徐新吾：《江南土布史》，100～101页。）。中西贸易的成长快于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的成长，也可见于前述白银流入中国的情况。
（二）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方面起的作用
首先要说明的是，尽管中西贸易成长迅速，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它在中国的贸易中所占比重依然非常小（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50～253、
255～264页；DwightPerkins: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China,1368
—1968,AldincPublishingCo.(Chicago),1969.p.136.）。这一事实表明：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西方能够起作用的空间（不论这种作用是好还是坏），是十分有限的。
1.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外贸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闽广二省。随着外贸的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也变得越来越“外向化”。因此，迅速发展的外贸是否会把这些地区从中国的全国市场中“接”出去呢？
一般而言，中国外贸与中国国内长途贸易都属于同一类型的贸易。首先，这两种贸易中的基本贸易伙伴，可以大致分为两方。一方是中国的发达地区（特别是前面提到的经济核心区），另一方则是中国的发展中地区、不发达地区以及外国。前者向后者输出纺织品、生丝和其他制成品，后者则向前者输出粮食、原料和白银。其次，尽管中国的外贸主要掌握在闽广商人手里，但是闽广商人通常扮演的是一种“转运者”的角色。换言之，他们运送到海外的中国商品，大部分并非产于闽广；而他们运送回国的外国商品，大多数最终也是销售到中国的其他地区。显而易见，这种类型的贸易把闽广与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经济核心区）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而不是使二者分离。
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中西贸易的迅速成长刺激了广东纺织业的发展，从而对上述贸易格局提出了挑战。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蓬勃发展中的广东纺织业，仍然严重依赖长江三角洲生产的生丝。因此，出口导向型的广东丝织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加强了广东与中国的经济核心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联系。
2.白银的持续流入，大大增加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在上述三个多世纪中，中国国内银产量大约为7000万两，仅只为从西方国家输入白银的一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于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如1820年时一个法国商人所说的那样，货币帮助商品流通，“就像机油使得机器能更好地运转一样”（注：引自FernandBraudel:TheSrtuctruesofEverydayLife-Civilization&Capitalism,15[th]-18[th]century,vol.1(EnglishVersion),Harper&Row(NewYork),1981,p.439.）。中国的跨地区贸易是白银输入的主要受惠者之一。如果没有白银输入，中国就会出现货币供应不足，跨地区贸易发展就会因此受到严重制约。而国内跨地区贸易的发展是中国全国市场形成的关键。因此，西方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是有利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形成的。但是如前所述，在此时期中向中国输出白银的，并不仅仅是西方。
自18世纪后期起，中西贸易中阴暗面逐渐显露出来。鸦片进口的不断扩大，加速了白银流出中国。在1800—1834年间，中国不得不为鸦片进口支付17190万两银子。尽管中国在其他贸易项目上仍然有可观的出超，但是中国白银的净流出量也达到了2910万两（注：许涤新、吴承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3、74页，人民出版社，1990。）。白银的流出引起了严重的通货紧缺（注：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少”论之商榷》，载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5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北），1991。），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透下了阴影。
总之，在此时期中，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的东亚邻国所扮演的角色大体相同。不过二者的差别也显而易见。
由于中国与西方的贸易比中国与东亚邻国的贸易成长更快，所以西方在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显著。不仅如此，由于西方列强在来到东亚以前，就已建立了它们各自的商业帝国，来到东亚以后，它们并不服从由中国主导的东亚贸易圈原有的游戏规则。相反，它们还努力寻求对此贸易圈的霸权。西方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也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与中国的东亚邻国相比，西方所扮演的角色复杂得多。大致而言，在较早的时期，中西贸易促进了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到了后来，却又开始瓦解中国的全国市场。
1840年以后的历史，也证实了西方的这种多重角色。一方面，它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但另一方面，它也摧毁了中国统一的全国市场。
【摘要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键词】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宋元闽南/施坚雅/诺思
【正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专著力作，汗牛充栋。其中，体制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都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探索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两个概念：空间与制度。我希望透过对闽南案例的论述，引出一些研究方向的问题，就正于方家学者，期收抛砖引玉之效（注：本文讨论取材于我的近著《刺桐梦华录》（BillyK.L.So，Prosperity，Region，andInstitutionsinMaritimeChina：TheSouthFukienPattern，946-1368.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2000）。）。
一分析的框架
我对闽南经济发展的这项研究集中在宋元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闽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国的区域而真正脱颖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个相关主题组合而成，即繁荣、区域及制度。繁荣是经济表现成功的象征；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谈经济表现同样不能脱离了相关的制度。所以贯穿这三个主题的就是关乎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宋元时代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交通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政治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理论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应用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nStudies24∶1，1964，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PresidentialSpeech：TheStructureofChineseHistory.JournalofAsianStudies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C.North）（注：Douglass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EconomicPerformanceThroughTime.AmericanEconomicReview，84.3，1994，pp.359-368；LeeJ.Alston，ThrainnEggertsson，andDouglassC.North（eds.），EmpiricalStudiesinInstitutionalCha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总结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发展受贸易影响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中国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Hansen）对拙作的书评（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时代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HistoryReview76.1.Spring2002，pp.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分析
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理学家西门（Herbert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参考HerbertSimon，RationalityinPsychologyandEconomics，inRobinM.HogarthandMelvinW.Reder，eds.,RationalChoiceContrastBetweenEconomicsandPsychology（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86），pp.25-40；KarenS.CookandMargaretLevi，eds.，TheLimitsofRationality（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问题，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法律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方法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理论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社会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理论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分析。研究近世海洋中国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经济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应用到复杂纷纭的中国历史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法律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发展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文献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企业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社会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问题。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教育机制，地方的社会网络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自然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影响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
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方法，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
克拉克的评论刊登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学刊》上（注：见克拉克对拙作的书评（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62.1，June2002，pp.188-194）。评者为研究闽南历史专家（HughR.Clark，Community，Trade，andNetworks：SouthernFujianProvincefromtheThirdtotheThirteenth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参考我对是书的书评（收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37.1，1994，pp.82-87）。）。他的看法有两点和上文的讨论有关，值得作一论辩，第一，他认为笔者勇于立论，但常超过了文献证据所能支持的限度。他觉得只需举一个例子便足以概括其余。第二，克拉克认为我在讨论闽南经济的正规及非正规制度因素时，缺乏直接的确凿证据，即他所谓“冒烟的枪”（smokinggun），很多推论因而变成揣测，非历史家所当为。以下分两点辨析。
[关键词]弗兰克；世界体系论；《白银资本》；康德拉捷夫周期
二十多年来，自19世纪形成的西方现代知识系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反“西方中心论”成为学界一股流行的思潮。弗兰克继萨义德、伯纳尔之后再次举起反叛的大旗——他主张以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欧洲中心范式。《白银资本》就承担起了在全球范式指导下重塑1400—1800年“真实的世界历史”（弗兰克语，见《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只写页码）的使命。个中气魄令人震撼，《白银资本》中译本问世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反响很大，甚至近几年浮出水面的自由派与新左派论战也因此而激化。中译本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印刷多次，并出了第二版，创下了学术译著出版史上新的奇迹。
一、弗兰克思想的转航
《白银资本》是弗兰克思想转航的路标之作，标志着他与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相异的新的世界体系论的初步确立。弗兰克原本是世界体系理论派的一员骁将，他以拉美为阵地，经实地考察而写成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1978年）、《世界积累，1492年—1789年》（1978年）等都在该学派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但八十年代末期，弗兰克开始与其他世界体系论者发生分歧，几度撰写争论文章，后于1993年与吉尔斯合编《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在该文集中，弗兰克相对于世界体系论的替代性理论已初露端倪。（第9-10页）弗兰克这次思想转航的导火线，据他自己说，是阿布-卢格霍德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年—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年），该书揭示了“13世纪世界体系”的存在，认为它是1450年以后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前身，这促使弗兰克重新思考他早已有的暗中怀疑：现代世界体系可能有更早的起源。（第10-11页）由此，借着对阿布-卢格霍德的书评，他开始了构建新的世界体系的历程。关于这次转航，陈燕谷先生还提供了一种解释。弗兰克在《世界性积累》的序言里说过，他的目的是要在亚非拉三大洲的范围内阐述依附理论。然而，他的理论在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遇到了麻烦，因为，除了东印度群岛外，这里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被欧洲人彻底地改造，也没有成为依附于欧洲宗主国的边缘地区。更令弗兰克惊奇的是，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欧洲人因与东方贸易处于逆差地位而只能在这里做赔本生意。[1](P98-99)这或许成为预示着《白银资本》诞生的前兆。那么，弗兰克的新世界体系理论究竟新在何处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
弗兰克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并不是以沃勒斯坦宣称的1450年为起点的，其实，它至少存在了五千年，并且世界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2](P297)那么，弗兰克是怎样变革世界体系理论而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弗兰克通过变通世界体系论者的基本概念从内部消解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沃勒斯坦一再强调，现代世界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建立在永不休止的资本积累所支撑的结构优势之上，[2](P293)这里，沃氏所用的“资本”一词的内涵并没有超出学界的共识，即以金银或纸币这种固定形式体现的抽象财富，它可以增殖并能转换成财富的其他形式。弗兰克对资本的定义则要宽泛的多，他把剩余的生产、榨取、转移和积累的非货币形式也包括在内了，并特别强调政府和私人资本的存在和组合。[2](P107)这自然就引出了他的资本积累同样存在于五百年前的世界体系之中的结论。可是，这已经是弗兰克版的资本积累了。
其次，弗兰克用“积累方式”这一概念取代“生产方式”，以此来割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关联。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划分历史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一贯立场。沃勒斯坦继承了这一点，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诞生标志着重新分配朝贡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但把这一理论运用到世界体系时，他做了一些变通。马克思本人是从生产领域定义生产方式的，他仅把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劳动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为市场、为交换价值、为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3]因此，世界经济体内一切经济成分，不管是边缘区的奴隶制，半边缘区的分成制，还是中心区的雇佣劳动，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可见，沃氏是从商品流通领域来定义生产方式的。
弗兰克认为，沃勒斯坦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和一种先验的线性历史进程中生产方式转换图式分不开的。[2](P98)相反，他认为在整个世界社会中，“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第439页），并不存在生产方式依次转换的线形图式。由此，他主张，我们最好研究积累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因为在世界体系中，生产只是通向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是消费和积累。[2](P97)为了杜绝陷入先验的直线型积累方式转换图式的陷阱，弗兰克反对过多的强调土地和工业的积累方式的区别，因为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即使是在世界体系的古代阶段，也存在生产和积累的非农业来源。[2](P98-99)
这样一来，在弗兰克的眼中，人类历史就不再是沃勒斯坦所说的由生产方式的变动而相应产生的三种社会体系的更替——古代的小体系、世界帝国及现代世界体系，[4](P277)而是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积累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会发生变动而已。
2．如何确定世界体系的范围？
弗兰克用“世界体系”（worldsystem）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s）相区分。虽然只一字之差，却暗含着根本的不同。弗兰克的“世界体系”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在范围上几乎等同于全世界，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中的世界是指这个体系自身成一个世界，在地理范围上并不必然与全世界等同。两人定义的不同与他们关于确定世界体系范围的理论有关。[2](P3,294-295)
沃勒斯坦认为，“衡量是否是世界体系或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关键是看贸易的性质。”[4](P291)如果从事的主要是大宗产品的贸易，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内部；如果从事的主要是奢侈品的贸易，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外部。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上层阶级才能消费得起奢侈品，这对所在社会影响极小，只有当长距离贸易扩展成大宗贸易后，世界经济才能形成。[4](P292)在此基础上，沃氏得出两个结论：⑴五百年前的世界帝国不是世界体系，因为朝贡体系中的贸易是奢侈品贸易；⑵现代世界体系于1450年诞生后，亚洲处于其外部地区，因为亚洲与欧洲进行的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弗兰克则从一个新的角度肯定了奢侈品贸易的地位，他认为，奢侈品贸易作为精英之间的交换会影响到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并将再造劳动分工、阶级结构和积累的形式，这对确定世界体系内部关系方面甚至比大宗贸易更为重要。[2](P93-94)
就这样，弗兰克绕过了必需品和奢侈品贸易的区别，而直接以贸易量作为考察世界体系存在与否的标准。《白银资本》正是综合运用近年来经济学的边缘研究成果，通过对美洲、欧洲、西亚、中国等区域的分析，证明在1400—1800年存在一个几乎涵盖全球的世界体系。
弗兰克的思想转航的确开启了新的探索之路，但我们应看到他的理论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弗兰克过于重视贸易的作用。他认为，“贸易和贸易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从来都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5](P156)由于赋予了贸易这种解释，他不得不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向前推。更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认为，只要两个地方有贸易联系，就意味着双方处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世界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贸易联系只是最初的一步，与此相随的还要有中心—边缘精确的劳动分工以及权力集团、国家机器和阶级关系的形成。
第二，弗兰克的理论有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普遍化的危胁。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一语中的，“（弗兰克——笔者）借排除欧洲中心主义之名，以与经典经济学十分相同的方式来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化，也就是说，使它成为人类的未来命运，而非一段特殊历史的联合产物。
二、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吗？
《白银资本》的主要观点是：1400—1800年已存在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经济体，而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经济体的中心。（第162-169页、180-186页）关于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外学术界已有越来越多的成果给以证实，但这么名正言顺地把中国奉为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则着实为弗兰克的原创。于是，《白银资本》译本一出版，就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弹。
笔者将收集到的公开发表的关于《白银资本》的评论（包括网上的）做了一番梳理，认为中国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1．贸易出超就能证明经济发达吗？
弗兰克认为，中国在世界贸易中保持着最大的顺差，因而吸收了大约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非但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反而促进了明清两代的商业扩张，这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最大的生产力。（第2、3章）
对此，秦晖先生质疑道：贸易出超就能证明经济发达吗？他认为历史上恰恰存在大量相反的情况，如秦汉唐宋是我们引以为荣的经济发达时期，可那时反而贸易逆差，金银大量流出。他分析了原因，农业时代主要进行奢侈品贸易，强大帝国对奢侈品的需求要高于衰弱国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而在近代，开始初级工业化的国家大宗产品供给会与大宗原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与还没有初级工业化的传统农业国进行贸易，则它的大宗原料需求会比大宗产品供给更容易实现，从而也造成大量逆差。秦汉唐宋就属于前一种情况，而18世纪的西欧则属于后一种情况。[8]
秦晖先生的确对准了弗兰克思想深处的“贸易主义”情结。对此，《白银资本》的评论者们大都有同感。陈燕谷先生是学界较早指出这一点的人，他怀疑“世界历史如此巨大深刻的变化是否仅用‘全球贸易流通’就能解释，能够解释不同地区地位的变化。”[9]
然而，笔者认为，我们还需要在《白银资本》的语境里具体分析弗兰克的立论。这里面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即中国因贸易逆差而吸收的大量白银促进了明清两代的商业扩张。笔者认为，这是弗兰克证明中国经济发达的关键的一环，它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具有支撑作用，其意义在于：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能证明世界是由白银作剂的具有自己结构和动力的经济统一体，而吸收白银最多的国家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那么，弗兰克的立论是否可以成立？
首先，外来白银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并没有弗兰克想象的那么大。他在《白银资本》中指出，“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第224页）他引用马克斯的研究说明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土地使用方式的两个变化：⑴农民回应外界（主要指南洋）对棉花的需求将原有的水稻田改种甘蔗或桑树，以此来换取华中和华北的棉花；⑵外界对丝绸的需求引发了大规模的拓殖垦荒运动。（第225页）关于外界是否对棉花的生产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日本学者西九定生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对明代以来的棉花生产、流通及市场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发现王朝政府充当了棉花、棉布生产的大主顾。一条鞭法的实行并不只是明代经济日益货币化的标志，它反而促使棉花种植畸形化。由于税粮大多改为纳银，苏杭农民的棉业成了缓解田租的主要补救，棉花生产实际上成了赋税的一种变态。[10]关于垦殖情况，中国学者已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赵岗认为，清代实行农垦政策有两个原因：①清代人口增殖迅速，所有废耕之地都已复耕，平原上再也没有闲置耕地可以利用，只有向山区发展。②自明代中叶从外国引进的玉米很适合在深山种植，所以，在乾隆初年，掀起一阵入山垦荒的高潮。[11]看来，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南方经济的变化，并不能忽视内在的因素。
弗兰克一再否认白银在中国的“囤积说”，的确，白银并没有一味的“埋在东方”，它充当了流通媒介的职能，促进了明清经济的货币化。但我们并不能抬高白银的作用：⑴明清两代实行的是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银、钱并行流通制度，且银、钱之间并无正式法定的比价，与近代意义上的银本位制度并不完全相同。贵金属白银主要用于政府收支及大额交易，民间使用的仍是铜钱。[12](P296-297)⑵白银并没有完全用于经济发展。白银在明代日益成为积累财富、计算财富的手段。明代的商人以积银的多少划分为大贾、中贾、小贾。官僚、地主也大肆积银，规模更甚。明英宗朱祁镇将每年额折的漕银百万多两金华银尽解内库，后又设太仓库，专门贮银，另外又在外库存备用之银。这些贮银除少数投入手工业作坊外，大多数不是用做官僚地主们骄奢淫逸的消费性支出，就是当作高利贷，或置办田地。[12](P290-291)
其次，我们不能仅从白银在世界流通就断定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的存在。⑴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谈到这样的现象：15世纪欧洲的三个主要贸易区（地中海基督教地区，西北欧和东欧）处在三种不同的价格水平上，分别排列成从价格昂贵地区到不昂贵地区，而随着世界经济体的创立，各地价格差距开始消失，1750年，地中海基督教地区与东欧的价格差距从1500年的6:1变成2:1。[13]这说明，一个经济体的形成是以它内部各地区的价格均衡为基础的。而《白银资本》描述的这段时期，中西贸易恰是建立在金银比价有较大差异的基础上的。对此，《白银资本》曾有论及。弗兰克引用全汉升的论文证明，从1592年到17世纪初，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的银价的两倍，因此，二者之间的套汇可以产生75%到80%的利润。（第192页）这才是促使欧洲人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的动力。⑵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欧亚之间的贸易对双方的意义。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已经指明：“亚洲与欧洲的贸易虽然在这几个世纪里增长了，但与亚洲内部贸易（包括长途贸易）相比，始终是一个很小的数字。”（第253页）当时，亚洲各国几乎并不需要欧洲的商品。同样，欧洲各国与亚洲的交往同它们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往来在密度上无法相比。“当荷兰的贸易额达到最高峰时，在1660年以后的数十年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占尼德兰的整个对外贸易额不到十分之一。”[14]沃勒斯坦也认为：“在这个时期同时存在着若干巨大的历史体系，而且这些体系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这些体系各自内部的关系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15]可见，世界并没有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体。
综上所述，白银并没有将世界编织成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拥有大量白银的中国也并不必然是其中心。
2．中西经济如何比较兼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
弗兰克从数量、质量和机制三个角度论述了中国不仅有庞大的人口和收入，在生产力、竞争力及贸易上占有优势，而且拥有自己的技术，发展出了比欧洲更为先进的经济和金融制度。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兴起并不是建立在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准备上，也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理性和科学精神。东方的衰落、西方的兴起是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周期B阶段所导致的，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性、地区性和部门性后果。（第4章）
弗兰克的解释回避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而西欧却顺利实现了这一问题，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18世纪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学者们论述的对象，戴逸教授主编的九卷本《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王国斌先生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等，都将此时段作为论述的重点，究其原因，可能正是这一问题意识使然。学者们对弗兰克的批判大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关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具体说来，弗兰克视野中的西方兴起是由以下三个论点支撑的：⑴欧洲利用美洲的金钱参与亚洲内部贸易而获利；⑵亚洲经济和政治在18世纪逐渐衰弱。（第380页）衰弱的原因在于自1400年开始的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扩张使亚洲受益很多，而恰恰是这种经济优势在18世纪晚期逐渐成为亚洲各地区绝对和相对的劣势；（第422-423页）⑶1750年以后，全球经济的扩张造成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和部门的比较价格和比较优势。这些结构差异成为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在劳动、土地、资本和节约人力的技术方面作出不同的理性反应的基础，因而，如果说欧洲的兴起在于它的“内部”环境（如技术进步、劳动力短缺、资本剩余等）的话，那么，这个“内部”环境本身也是由欧洲参与世界经济造成的。(第387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弗兰克认为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运动造成的，这显然是一种关于历史演进的结构分析法。这种分析认为推动一切事物前进的因果力量内嵌于结构——这里指世界经济——之中，其余的事件和过程都是从这一结构中衍生出来的。[5](P157)王家范认为，这种分析否定了历史演进是一种渐进累积的长过程，其实，即使是一个历史事件，其升降兴衰一定会在它发生之前显示出来的。[10]
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学者主张应从各自社会的内部寻找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李天纲强调，欧洲的兴起确实有近代性的东西在起作用。西方的崛起不是一二百年的白银流通就能改变的，法制、人权、信用、理性、市民社会都是推动欧洲历史向前的动力，而这类因素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演进的过程。[16]关于中国，学者们都谈到了不适宜现代经济成长的原因。王家范认为中国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体制缺乏社会创新的动力。这种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对任何私人经济的干预和剥削十分有效，因而导致了私有产权发展很不充分。[10]王亚南认为中国异常强大的皇权专制造成了中国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国在宋元时代本来已具备了完整的商业手段，可由于遇到了集权的专制主义，盐业、铁业等有利行业都被官僚垄断，商人经商受到层层限制，他们只有把资本用于购买土地。[17]
弗兰克关于历史演进的分析的确能拓宽人们的视野，但他把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作为解释各自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无疑否定了各自社会内部因素所起的独立变量的作用，这显然不符合历史经验，因而引起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关于现代化转型的综合机制。
弗兰克不承认制度的先导作用，他认为任何制度都是经济的衍生物，但他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白银秘窖的中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而处于贸易逆差地位的西方却完成了资本积累？其实，“在任何时候，作为一种权力的货币、财富、资本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
三、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及其悖论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向以单一国家为研究单位的“现代化”和“发展”理论提出挑战的世界体系论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这是学者们在研究整体世界上迈出的一大步。然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大大削弱了世界体系论的解释力，因为它的基本前提仍然是国家间体系或者说“区域体系”，这样，在分析过程中，也只得使用国家和地区性参数来说明世界体系的动态，这就不免陷入“地区中心论”（主要是欧洲中心论）的尴尬境地。于是，提出一种真正能对各国社会之外以及各个区域体系之外的全球体系进行解释的理论就显得极为迫切。
原本为世界体系论阵营中一员的弗兰克率先倡导建立以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为基础的全球理论。然而，历史学家再加上强烈的意识形态爱好者的角色使他走得更远。“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20](P66)弗兰克立志把人类历史重塑成一个“全球体系”起支配作用的历史。
弗兰克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正是建立在他对纵贯五千年的统一世界体系的认识上的。他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横向上，要使世界体系覆盖整个地理范围，就需要强调历史同时性；纵向上，要使其成为纵古通今的运动，则需要借助于周期理论来分析。而历史同时性恰恰可以将两者整合进全球体系中。
历史的同时性对弗兰克而言是第一位的。他认为，“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的和最初步）的贡献乃是成功地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第309页）他很赞成弗莱彻提出的寻找历史的同时性分两步走的做法，即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指世界上各个地区同时发生的类似现象），然后再判断它们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第307页）弗兰克认为，应该做每10年，每1年发生的事，他本人就做过1640年的世界史。[20](P64)
然而，对一个世界体系来说，考察它的发展同样重要。弗兰克继承了世界体系论者的特长周期和康德拉捷夫周期这两个分析工具，但他的特长周期一般是五百年，而对世界体系论者来说，则大约二百年到三百年为一特长周期。
《白银资本》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把弗兰克所认为的纵古通今的五百年长周期运动使用于近代早期史。一般说来，在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定义的不断扩张的世界体系中，1450—1750年这三百年间存在一个“特长周期”，它的A阶段开始于1450年，终止于16世纪早期，这就是所谓的“漫长的16世纪”——一个世界经济扩张的阶段，到了17世纪出现了经济衰退，这就是所谓的“17世纪危机”。[4](P134)弗兰克为使周期运动支持他的亚洲为1400—1800年间世界经济中心的说法，就重塑了世界经济体系论者的近代早期史：从1400年（或1450年）开始了五百年长周期的A阶段，而直到1750年后才持续进入B阶段，恰在这时，短的康德拉捷夫的B阶段与其重合。就这样，弗兰克跨过了“17世纪危机”的说法，把它当作只属于欧洲的不致于改变世界体系性质的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长周期的A阶段是以亚洲为主的世界经济扩张时期，进入B阶段后，亚洲衰落，欧洲从边缘兴起，但由于处于世界经济衰退时期，新兴的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欧洲也在经历着经济衰退，迟早会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扩张中被恢复活力的亚洲所取代。这的确“把所有的流行理论翻了个脚朝天。”（弗兰克语，第422页）
对历史的重塑的确需要一种宏观的历史观来支撑，弗兰克正是借着他的这一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开启了思想的转航之路。但任何一个宏观的历史观不可避免的具有它自身的悖论，就弗兰克的历史观来说，
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悖论。弗兰克的目的是协助人们建立“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性”这样一个认知基础。他的历史观的确符合历史的统一性，然而，多样性却被消解了。王家范认为，面对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多样化的世界历史，应该承认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不可能不经过自身的选择来接受外来的影响或干预。[10]可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论则掉进了结构决定论的陷阱，在这里，世界历史中的事件好象都是缘于对世界整体运动的被动反应，因而，不同制度和文明的独立性被抹杀了，甚至它们本身也被当作是世界体系创造出来的。这极大地降低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历史的能动性。或许，弗兰克的问题正在于他采取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光磊指出，一个结构主义者如何把这些主观因素纳入自己的框架中，同时，又不损害结构的效力很成问题。[5](P158)弗兰克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给能动性留下了一个相当小的缺口。他在《白银资本》中指出，多样性的统一及周期性运动影响了我们如何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这些状况的结构了解得越多，也就越能更好地在这些条件下施展我们的‘能动性’。”（第465页）这显然并不具有说服力。
弗兰克设想的全球理论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它们是生态/经济/技术之维，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白银资本》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之维的经济方面。(第10页)如果能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考察历史，并能将其整合进全球理论中，或许能展现统一性中的多样性。但据说弗兰克近来已取消了把其他几条腿补上的打算，他很怀疑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因素是否具有可以同经济相比较的作用。[1](第[30]注释,P100)
2．具有历史宿命论的倾向。世界体系论者解释经济周期时，很注意矛盾的相互促进性，通常认为经济扩张必然导致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必然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4](P131)同样，弗兰克也认为世界体系经济周期相邻的两个阶段呈因果关系。[2](P149)而且他还认为，A、B阶段的更替伴随着霸权的转移，A阶段为霸权的扩张时期，B阶段虽然会有一些霸权得到发展，但不会持续多长时间，因为衰落时期不利于资本积累。[2](P148-149)我们可以看出，在五百年长周期更替的历史中，弗兰克常常使亚洲占据经济扩张的A阶段的经济中心地位，在《白银资本》涉及到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也是从亚洲开始扩张的。这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作者的视角使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在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解释系统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世界经济扩张的A阶段必然是亚洲兴盛之时，而欧洲往往在世界经济萎缩的B阶段占据中心地位，并且其地位迟早会被亚洲重新夺回。可见，弗兰克思想中以亚洲为中心的历史宿命论倾向是很严重的。
关于《白银资本》的争论在学术界已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其实自中译本出版以来，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白银资本》？如今，随着对本书及弗兰克的思想讨论的深入，这个问题更为凸现出来了。
《白银资本》独具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作者弗兰克新左派的角色，的确在他的理论和中国读者之间设置了屏障，又加上他理论的彻底性而导致的悖论，的确使中国读者无形中加强了防备意识。然而，笔者认为，《白银资本》的意义在于方法论上给我们的启示：
1．它提供了从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来解释各地区经济变化的视角。这的确能揭示出比只从各地区的内部去寻找根据更多的内涵。就这一点而言，“他（指弗兰克——笔者）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第11页）
2．它对重塑历史具有借鉴意义。高王凌先生指出，我们许多史学理论的建立是某种“倒看（回溯）的结果。倒看历史往往专挑“有利”的导向因素，再加上线形因果论，会造成很大的回溯性差异。这就很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21](P68)的确，我们往往受欧洲近二百年成就的影响，以欧洲作为预设的标准衡量中国的近代史，往往得出“欧洲有什么而中国没有什么的结论”。弗兰克的新意在于他将中西共同编入一个由白银流通而连接成的世界经济体中，这或许有助于超越中国或欧洲的绝对核心论，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平行的关系，以此来达到在正看而不是在倒看中重塑历史的目的。不管成败如何，《白银资本》在这方面是一个尝试。
刘北成先生认为，“对于不隐瞒自己立场者，只要他是按照公认的学术规范做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在思想史的网络中做‘文化批判’，而且也应该对他的成果做出学术史上的价值判断。”[21](P67)或许，我们只有这样对待《白银资本》，才能对它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构筑一种宏观的历史，不是仅有实证研究就能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想象的跳跃。”[21](P69)今天，我们面对着弗兰克的“想象的跳跃”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上的悖论，需要的是方法论上的对话以及具有自觉“证伪”作用的实证研究。
注释：
[1]陈燕谷.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J].视界，2001，第2辑.
[2]A.G.FrankandB.K.Gillsedited.TheWorldSystem:FiveHundredYearsOrFiveThousand?[M].London,1993.
[3]赵自勇.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透视[J].史学理论研究，1996，（4）：74.
[4]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光磊.重归东方[J].读书，2001，（2）.
[6]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M].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9.
[7]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J].读书,1998,(3)：88.
[8]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J].“世纪中国”网站(.cn),2000年10月24日。
[9]王页.反思习以为常的世界历史——中国学界关注《白银资本》[N].上海:文汇报,2000—05—13.
[10]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弗兰克《白银资本》读后[J].“世纪中国”网站,2000年10月24日。
[11]赵冈.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J].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6，（1）：54-55.
[12]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M].第一卷中译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82-83.
[14]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下半叶[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09.
[15]沃勒斯坦.面向东方还是欧洲奇迹?[J].陈燕谷译.视界，第2辑：119-120.
[16]李天纲.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J].“世纪中国”网站，2000年10月24日.
[17]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16至17世纪中国“白银资本”的流向及制度原因[J].“世纪中国”网站，2000年10月24日。
[18]阿瑞吉.真实的历史还是披着红色外衣的自由主义?[J].路爱国译.视界，第2辑.
[19]徐友渔.质疑《白银资本》[N].广州：南方周末，2000—06—16.
长期以来就"如何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历史教师。如何让高三学生在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知识之后，面对新情景、新材料、新问题有一定的驾驭能力？在知识的迁移与材料问题之间找到一座有规律可循、有方法可依的智慧桥梁？这是值得我们探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下面我以2013年广东文综历史卷38题为例，谈谈教师在试题讲评这个教学环节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1教师对命题者命题立意的分析
首先，教师要明确命题者要考什么。从2013年广东文综历史卷38题材料呈现的关键词或相关材料所反映的时空内容展示中，我们可以确定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工业革命、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海禁"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等主干知识是学生答题相关要点的思考范围。
其次，教师要分析命题者的命题思路。史观的运用在这个部分的分析很重要。它能从宏观上发现命题者问题切入的角度以及考查的学科能力要求，从而指出解题思路。
第三，历史学科在给学生以历史启示的教育功能方面有着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地方。作为高考试题的命制，一般都会把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巧妙地融入其中，体现学以致用的意图。广东2013年文综历史卷38题，给学生以这样的启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各国间经济贸易关系的问题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
2教师讲评试题的教学设计
首先，教师要确立纠偏策略的指导思想，即以学生的思维错误为讲评重点；以科学规范的历史思维导引为设计线索；以师生之间交流讨论为活动方式；以简洁明了的板书促进学生的规范表达；在评析中、迁移运用中建构历史学科的思维。
其次，明确此题的解题思路：用全球史观统领材料，抓住中心词"世界经济贸易关系"，通过欧洲13、14世纪至19世纪在"世界经济贸易关系"中地位的变化史实及对其变化原因的探究，运用比较、分析、归纳等历史逻辑思维能力，总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抓住学生思维障碍点进行重点分析：（1）由于相关历史观的认识与掌握不足从而导致基础知识体系构建不够全面以及重大历史阶段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2）审题不到位；（3）阅读材料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较弱；（4）答题规范性欠缺。
第四，制定教师纠偏策略：（1）加强史观教学。使学生能够掌握运用唯物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认识历史的方法，建构质量更高、结构更强的知识体系。（2）加强审题训练。注意提示语，如"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等；抓中心词，提限定语，明确答项语。（3）提高学生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与归纳的能力。强调忠实于材料是解答材料解析题必须遵循的一大原则。（4）答题规范性指导。答案的展现要体现历史味，即必须有史实支撑。掌握"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等基本的答题方法和原则。
3典题答题剖析过程
2013广东文综历史卷38题，第（1）问"根据材料，13到18世纪，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居优势地位的是哪个地区？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世纪欧洲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处境开始改善的主要原因。"第一小问【考点】：与历史相关的地理知识。【思维过程】："根据材料"回答，从材料中找答案即可，由材料"欧洲的经济总量远远无法与亚洲的中国、印度相比"可知答案是"亚洲"。【思维障碍分析】：学生若回答在"中国、印度"。究其原因是审题不到位，题目要求回答的是"地区"而非"国家"。第二小问【考点】：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思维过程】：要求根据所学知识，也就是不能从材料中找答案，要从课本知识找答案，注意"分析"即要求从16世纪的欧洲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回答问题，卷面表述时要注意答题规范性，做好要点化和序号化。【思维障碍分析】：学生要点答不全或张冠李戴的答案，原因是对16世纪的欧洲历史发展阶段特征没有牢固掌握。【参考答案】：（1）地区：亚洲。原因：开辟新航路，殖民扩张，得到大量的贵金属，并在国家贸易中获得丰厚利润。（6分）
第（2）问"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与18世纪相比，19世纪欧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分析促成这一变化的政治、经济原因。"第一小问【考点】：阅读材料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比较分析历史知识的能力。【思维过程】：历史过程的"变化"，必须要把前后知识进行比较，用"从……到……"的模式表述。【思维障碍分析】：学生"变化"回答不到位，主要原因是审题和阅读材料不到位；知识储备不足；答题规范训练不到位。也会造成答案不全面或判断失误，如只讲欧洲或只讲中国的变化。第二小问【考点】：工业革命、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海禁"政策。【思维过程】：分析政治、经济原因需要从19世纪的欧洲和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特征组织答案。【思维障碍分析】：如果学生对19世纪的中西历史发展阶段特征没有牢固掌握，答案就会出现要点答不全或张冠李戴的现象。若答题卷面表述不清，主要是规范性做的不好，没有分中国和欧洲两个部分，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解答。【参考答案】：（2）欧洲上升；中国下降。（2分）原因：欧洲建立资本主义政治体制；（2分）进行工业革命；对外殖民扩张；充分利用既有的经济贸易体系；（3分）中国仍坚持封建专制统治；（2分）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遭受西方侵略。（3分）
上一篇：初三写物作文字(整理3篇)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