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劳动合同范例(3篇)

保姆劳动合同范文

论文摘要：通过对福州市青年保姆工作生活质量调查资料分析，发现保姆工作价值取向与其年龄存在显著性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价值取向逐渐从内在价值转向外在价值。保姆的工作满意度较高，对目前的工作状况比较满意，而工作日的休闲生活质量明显偏低。

在物欲横流、信息瞬间万变的社会，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同时，发现工作生活质量与生活密切相关。工作生活质量QWL(qualityofworklife，简称QWL)的研究日益受到广泛地关注。所谓工作生活质量，是个人、社会、心理与环境的综合体，包括:C1)充足的和公平的劳动所得;(2)安全和有利健康的工作条件;(3)利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机会;(4)进一步提高个人能力的机会;(5)工作组织中的社会一体化;(6)工作组织中价值规范标准;(7)工作的社会声望和社会责任感;(8)工作以外的家庭生活和其他业余生活(程深，1994)。国内针对职业女性的研究相对比较少，一些研究认为，妇女在外的职业工作与其在家庭中的家务劳动是一对矛盾体，直接影响了女性的生活质量。如朱玲怡、孙进(1995)通过对高知识女性工作生活质量调查分析，发现高知识女性精神需求高、满意度也高，物质生活水平一般偏低、生活质量不高，原因在于高知识女性受制于双重角色，工作和家务劳动负担过重。

只有家务劳动社会化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妇女家务劳动的强度，使她们有充沛的精力投身于社会工作。家政服务应运而生，家政服务员(俗称保姆)已作为一种职业纳人劳动力市场。目前学术界鲜有人对保姆群体的工作生活质量进行研究，研究这一特殊群体，可以了解中国妇女中弱势群体的发展情况，为妇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价值意义。笔者对福州市保姆的工作生活质量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巧。份，收回124份，有效问卷120份，有效率80%。访谈保姆9人。

一、福州市保姆的基本情况

福州市保姆相对短缺，满足不了众多家庭的需求，以省妇女就业服务中心家政服务队为例，该服务队每年推荐的保姆数大都在600-700人，钟点工和月嫂也各有百余人，尽管如此仍然有60%的家庭没有得到满足。由此可见，保姆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就业潜力。目前，福州保姆大多来自农村地区，60%来自外省农村，20%来自福州周边城镇，另外的20%是本地下岗职工。从性别来看，女性居多。年龄在18一55岁间，青壮年为主，其中，31一45岁最受欢迎，所占比例为70%。保姆自身文化素质普遍较低，高中以下的占83.3%。受过家政服务知识专业培训的保姆很少，上岗前接受过家政服务业务培训的仅有26.7%。大部分保姆只能从事简单的家务劳动，不能满足现代家庭较高层次的要求。

二、工作生活质量

(一)工作价值取向下载论文

所谓工作价值取向通常指的是人们对不同工作特征的要求和期望，根据工作回报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作内在价值取向，指的是工作任务本身带来的满足(如兴趣、挑战、责任等);另一类是工作外在价值取向，指的是从外在工作任务的过程中获得的满足(如报酬、声望、薪水、福利等)。人生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主要是通过工作来体现的，不同年龄段的保姆对“实现个人价值的评判标准”有不同的看法。

结果显示，“家庭婚姻幸福”和“事业成功”被大多数保姆认为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标准，其所占比例分别是38.3%和30%。反映了当代女性既有中国传统女性注重家庭的思想也有摆脱家庭枷锁、追求事业成功的愿望。1830岁的保姆处在思想活跃、精力旺盛的青年时期，事业和婚姻(或者爱情)都处于早期的起步阶段。她们带有青年人的特征—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注重事业和自身的发展，不断地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道路，对工作内在价值的要求高于其对工作外在价值的要求。因此，她们的职业带有不稳定性。31-45岁的保姆已处于婚育阶段，她们开始追求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对工作外在价值的要求增高。这段时期的保姆一般不会轻易改行，多年的工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且能够体验到工作带来的快乐。45岁以上的保姆所占比例最少，她们出来打工目的主要是挣钱养老。

(二)工作满意度

Warr(1999)提出关于工作满意度的单项量表:“如果不考虑财政问题，你是否会继续工作?”如果愿意继续工作则表示有较高的工作满意感，反之亦然。笔者在问卷中设置了类似的问题，即“如果可以选择做餐厅服务员或者别的相同报酬的工作，你是否还愿意做保姆?”在做数据分析时，为了方便描述笔者将该变量简化为“是否还愿意做保姆”。

调查发现，66.7%的保姆在面临同等工资报酬的条件下还是愿意从事保姆工作，说明大多数保姆的工作满意度较高，对目前的工作状态相当满意。另外，有33.3%的保姆若是有别的选择，则不愿意做回老本行。她们的工作满意度较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工作环境等因素影响不大，很大程度上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有关。雇主与保姆之间不纯粹是一种简单的劳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多的参合着对彼此的认识和理解等内在的感情因素，也许把二者的关系放置社会背景中，更容易理解。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封建社会等级思想在现今社会依然残存，个案6东家女儿指责保姆时，认为保姆就是“下等人”，从心底里鄙视她们，抓住了小辫子更是得势“越骂越难听”。另一个是中国特有的长期的城乡二元格局。这一点是解读保姆与雇主关系最重要的“密码，’(冯小双，2004)。城乡二元分割造成了城乡不同的文化。譬如，城市里长期严格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些家庭对小孩倍加疼爱，农村司空见惯的孩子摔跤的事情也会触及父母的神经“跑出来劈头大骂……”。如何打破雇佣之间的僵局，还需要互相沟通、相互理解和尊重来拉近情感的距离。雇佣之间保持的良好关系，能够提升保姆工作的内在动力，更尽心竭力地为雇主工作。如个案9,“他能够体谅我这种给人打工的心情，我觉得为他们干活苦点累点也开心。”相应地，雇主看到保姆如此卖力地工作，心理也会感到满意。

(三)工作日的休闲生活

1工作时间长，休闲时间短。保姆的休闲生活情况，与休闲时间的拥有量存在很大的关系。保姆对“您是否有工作休息日”的调查回答是73.3%的人持肯定答案，而且表明“一个月休息一天”。另外，26.7%的人没有工作休息日。由此可见，保姆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并且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短。

保姆劳动合同范文

关键词：《儿子与情人》劳伦斯俄狄浦斯情结

1.《儿子与情人》的创作背景

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文学中最有争议的和最特殊的作家之一。他声称，小说是人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完美工具。艺术的任务是揭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他有足够的勇气打破常规的写作风格，在他独特的写作风格中表现人性本能的力量。

劳伦斯（1885-1930）出生于英格兰中部诺丁汉郡的伊斯特伍德。他的父亲是一个酗酒的矿工。而他的母亲以前是一名教师，在教育方面大大优于她的丈夫。劳伦斯的童年就是在贫穷和父母之间的摩擦之中度过的。劳伦斯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如同战斗，我一出生就憎恨我的父亲。我还记得，当他碰我的时候，我会因恐惧而颤抖，自我出生前起他就一直很糟糕。”劳伦斯和他的母亲有很深的情感纽带，在母亲的鼓励下，劳伦斯对艺术产生了兴趣。劳伦斯的母亲就是小说《儿子与情人》莫瑞尔太太的原型。劳伦斯的母亲死于1910年，是劳伦斯帮她过量服用安眠药而死的。这一幕在小说《儿子与情人》中被重现。现实主义是劳伦斯的著作的主要特征，他的许多小说有一种忧郁的基调。劳伦斯被认为是20世纪文学最多才多艺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除了他最著名的小说以外，劳伦斯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散文家，评论家和旅行作家。

2.《儿子与情人》的主要情结

《儿子与情人》是一部准自传性质的作品。这本书生动逼真的描述了劳伦斯早期生活的伊斯特伍德的情景。小说的主人公保罗・莫瑞尔，是以劳伦斯本人为原型；酗酒的矿工父亲和抗拒他的强大母亲是劳伦斯父母的写照；小说中早逝的哥哥威廉，取材于劳伦斯的哥哥欧内斯特。在小说中，母亲从她的大儿子威廉那里来获得代替他父亲的精神满足感。当威廉去世后，他的弟弟保罗成为了母亲眷恋的对象，最终，成为了她的受害者。保罗对米丽亚姆的真爱受到母亲的破坏，母亲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和一个年轻的女子产生真正的爱情；之后，他与有夫之妇克拉拉有了一段激情，这也许是小说中唯一的虚构部分。克拉拉的丈夫是一个酗酒的工人，在教育方面远逊于克拉拉，这和莫瑞尔一家的情况十分相似。虽然克拉拉希望从保罗身上得到更多，可保罗除了性的激情以外不愿做出任何的承诺。两人的恋情结束后，克拉拉回到了她的丈夫的身边。保罗虽然不能完全了解自己无意识的动机，但劳伦斯却在故事情节中默默地传达了一种信息，只有母亲的死才能解放保罗。在书的结尾，他终于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命了，尽管我们仍然不确定他是否能最终战胜她的影响力。整个故事可以看作是劳伦斯自己的精神分析，一个年轻人如何竭力摆脱母亲的影响。

《儿子与情人》的成功，不仅因为它是劳伦斯的自传，还因为它是一部关于生活的本质的杰作。保罗是迷失于恋爱中的男人的代表。保罗不能全心全意爱一个女人，这源于他精神和肉体的分离。许多评论家分析了保罗的悲剧及其产生的原因。事实上，保罗的悲剧起因于很多原因。有些原因是外部的，来自于他人和社会；有些原因是内部的。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3.《儿子与情人》中体现的俄狄浦斯情结

俄狄浦斯情结或许是弗洛伊德最著名的性学理论。俄狄浦斯情结的名字来源于希腊故事。在故事中，俄狄浦斯被预言会谋杀他的父亲，并与他的母亲发生关系（结果确实是如此，虽然他并不知情）。弗洛伊德认为，这种被压抑的欲望存在于大多数年轻男孩心中。《儿子与情人》极大的受到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最著名的理论，即俄狄浦斯情结，其中儿子不自觉地渴望他的母亲，而憎恨他的父亲，在小说中得到体现。在小说中，莫瑞尔太太和威廉之间的关系近乎于浪漫的爱情；威廉对待她就像对待一个情人，一旦她离开就会很失落。而莫瑞尔太太也把对于婚姻的失望转移到对她的孩子，尤其是对于威廉的过度的爱。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保罗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不只表现在保罗身上，也表现在他的母亲身上。在小说中，深入探讨了莫瑞尔太太不幸福的婚姻。她代表了在那个时代不被允许发出声音的知识女性。她有一种被“活埋”的感觉，正如她的丈夫整天就是在矿山下工作。她对工业化社会的平淡生活感到压抑，这也是劳伦斯在小说中探讨的一个主题。莫瑞尔太太的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当我们了解了她就可以明白保罗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可以理解的。莫瑞尔太太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有主见的家庭主妇。因为性格、文化和追求的巨大差异，她和丈夫的婚姻存在着严重的感情危机。由于没有一个幸福的婚姻，莫瑞尔太太把她所有的爱给予了她的大儿子威廉和小儿子保罗。她希望他们可以使她感到骄傲，取得成功。她给予威廉和保罗过多的爱，她鄙视他们所有的女朋友。她把对于自己婚姻的不满转移到对于自己儿子的令人窒息的爱。威廉去世之后，莫瑞尔太太把她所有的爱给了小儿子保罗。她竭尽全力避免保罗做他父亲的矿工工作。她培养她的儿子对其他的职业产生兴趣。由于莫瑞尔太太的爱和关怀，保罗的性格比较柔弱。儿子和母亲的关系变得不同，莫瑞尔太太希望从儿子身上得到本来应该来自丈夫的爱。当她看到有别的女人亲密接触她的儿子，她变得非常生气和嫉妒，这反映了她的爱的扭曲。劳伦斯非常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儿子与情人》中他采用了俄狄浦斯情结来探索保罗与母亲的关系。劳伦斯在小说中描写了许多超越了传统的母子之爱界限的场景。随着年龄的成长，保罗把自己的情感转向米丽亚姆和克拉拉。然而，保罗无法像爱母亲一样爱任何其他女人，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成为了他爱情的阻碍。

保罗先是爱上了米丽亚姆，一个住在附近农场的纯洁、虔诚的女孩。他们的柏拉图式的关系是强烈而浪漫的，但他们从来没有身体上的亲密接触。米丽亚姆是保罗的初恋。然而，他们的关系却难以超越柏拉图式的恋爱。米丽亚姆有着强烈的宗教信念，在她面前的世界就像是天堂或者是修女们居住的地方。她所追求的爱情是精神的和灵魂的，她追求的是理想爱情。当她爱上了保罗，宗教和道德观念限制了她对爱情的本能需求。她渴望的不是他的身体，而是灵魂。她希望保罗能战胜内心的欲望，这多次挫败了保罗的激情。保罗曾试图维持他们柏拉图式的关系，然而他失败了，她最终回到了他母亲的身边。

保罗通过绘画融合了他的母亲和米丽亚姆的形象，加强了两个女人之间的联系。他的母亲提供了艺术灵感，而米丽亚姆帮助他塑造了最终的作品。这种混合虽然明显表现了保罗的矛盾情感。然而在夜间出现在他脑海里的形象是他的母亲，而不是米丽亚姆。保罗和米丽亚姆之间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性也是恋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罗在长期的心灵沟通后不能接近她的身体，他爱她的灵魂，但他更爱他的母亲。

在保罗痛苦的失去了爱情之后，他认识了克拉拉。保罗渐渐被克拉拉这个年纪大了一点的感性女人所吸引。克拉拉是一个成熟女人。与米丽亚姆不同，克拉拉似乎代表了身体。她的性感、难以捉摸和神秘感强烈的吸引着保罗。然而，随着恋情的继续，她渐渐失去了神秘感，保罗觉得她始终属于她自己的丈夫。如果说米丽亚姆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克拉拉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实际的、充满激情的女性。保罗沉迷于与克拉拉的欲望与激情中。但他无法从她那里得到安慰和满足。他的母亲并没有阻止他们，因为这只是暂时的。他在过去无法全心投入对于米丽亚姆的爱，同样，他现在也无法全心投入对于克拉拉的爱。

莫瑞尔太太从一开始就厌恶保罗喜欢的米丽亚姆，她知道女孩对保罗的深深的爱可以取代她的地位。她生怕米丽亚姆占据保罗的整个灵魂。莫瑞尔太太并不嫉妒克拉拉与她儿子的关系，至少开始时是这样。也许这是因为克拉拉并不会像米丽亚姆那样威胁到她的存在。莫瑞尔太太知道，保罗想要的是克拉拉的身体，而不是与她的精神联系，这与米丽亚姆不一样。然而，当莫瑞尔太太意识到自己的衰老，她又开始了她的嫉妒，她说克拉拉对保罗的吸引力不会持续太久。对于保罗而言，克拉拉代表的是一个替代母亲的身影，一个更年轻，更健康，更美丽的身影。母亲对保罗的深刻影响，阻碍了他与其他女性的关系，成为他心中一个新的障碍。正因为俄狄浦斯情结，保罗失去了爱其他女人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韩国勇.试论《儿子与情人》中劳伦斯的心理[J].作家.2011（18）

[2]李桦.解读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爱情观[J].电影文学.2007（24）

保姆劳动合同范文篇3

所谓人口红利，按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的说法，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形成取决于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人口多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背景条件，劳动人口多并不等于人口红利。另外两个条件，一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使劳动力有机会和资本结合；二是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大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存在一个强大的后备军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没有这个后备军，经济就会进入均衡状态，人口红利将消失。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在理论上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英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有一个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走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过程，其中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从而使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直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及城市部门完全吸收，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这个均衡点就是刘易斯拐点。经济增长一旦进入拐点，则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否则就会停滞不前。

“人口红利”距“人口负债”只有一步之遥

文/李亦非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在别国的艳羡中，低劳动力成本的“中国制造”走向全球，成为一张世界级的中国名片。然而，近来的一些数据和事实却表明，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开始出现隐忧。有人认为，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

人口红利对GDP贡献巨大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高达5.8%的出生率，制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婴儿潮。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已剧增7.5亿。由于营养、卫生和医疗保健上的改善，中国人平均寿命预期由1949年的41岁上升至目前的72岁，名列低收入国家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婴儿潮下，大量廉价、有纪律的劳动力投入社会，投入建设。这批人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消费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中国的工业化从轻工业到电子业，近年更进入重化工业。

北京多科德经济咨询公司首席研究员李长安表示，中国正式享受人口红利应该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正面效应。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生育率出现了急剧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出现上升，“人口红利”现象在我国呈现。

如果我们用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总人口抚养比，来代表这种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人口结构特征，计量分析表明，在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1982年-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在26.8％，即1/4强。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表示，从1980年起到2003年是中国抚养系数最低的时期，整个社会有较高的储蓄率、较高的投资率和较低的经济负担，这支撑了过去2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加速了人口转型，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使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成为可能。

人口红利还能享受5-10年

对于人口红利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中金公司的报告《人口红利提升资产价格》表示，人口结构的变化，将继续促进中国经济强劲增长，而在2010年以前，工作人口占比的提高，将使居民储蓄率保持高位，进而促使资产价格上涨。一方面是储蓄率增长，另一方面是抚养比减少，目前中国就处于这两项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期。

中国人口出生高峰已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之后的人口增长基本上靠惯性和延长寿命来取得。根据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CSIS)测算，中国的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年达到高峰，而总人口高峰在2029年前后出现。

国内学者在预测高峰的时间上，与此略有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即“人口红利”已接近尾声，接下来的是社会老龄化。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13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渐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现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只有1000万左右，而若干年之内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量就会为零。《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681万。

中国社科院报告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

早在2007年，中国社科院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就指出，近年来，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正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到59岁)供给增长率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预测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2年开始绝对减少。

根据预测，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抚养比将进一步由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上升0.4％。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2015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

预测还显示，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将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

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我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为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2年左右达到顶点，为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

与此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

在。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人口学家桂世勋接受采访时说，近年来上海户籍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变缓，2007年上海已经成为全国首个户籍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减少的城市。预计2010年至2022年间，上海户籍相关劳动年龄人口数还将减少150万以上。

上海的现状不难使我们预见中国各大城市的将来。

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李本公在2008年3月指出:“从现在到2022年，是人口快速老龄化发展阶段。到2022年比现在纯增将近1个亿，达到2.48亿。再过30年，到2051年是峰值，最高峰要突破4个亿，达到4.37亿，占到当时总人口的31%。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3个中国人当中有1个是老年人，这个形势非常严峻。”

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未雨绸缪，为将来的“人口负债”寻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呢？

对此，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表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急需把经济增长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

劳动力已出现结构性失衡

文/陈小芳

何女士的烦恼

上海的何女士没有想到，现实版的《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居然会在自己家里上演。自从4年前生下儿子小奕后，家里的保姆就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地换，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月，竟没有一个保姆干满一年。算算这4年来，家里的保姆换了委实不下10个了。

作为一个需要工作的妈妈，由于经常要出差，家里老人身体不好，不能帮着照料，所以请一个放心的保姆，那是当务之急。以后即使儿子到了上小学、初中的年龄，保姆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么算下来，等到小奕长大成人，估计28个保姆都打不住了。

谈起这些年请保姆的经历，何女士徒叹无奈，“刚开始请保姆时确实有要求，毕竟请的几乎都是外地人，生活习惯有很大的不同。但换到后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得过去就算了。4年了，请的保姆职业经验没什么长进，工资倒是一涨再涨。刚开始一个月700、800块钱就可以了，现在如果没有1500，几乎没有人愿意到家里来看一看。即使来了，干不了一段时间，就要比较谁家活少、谁家钱多，根本不管自己是新手还是老手，也不管自己活干得粗还是细。你还不能对她们有意见，否则就是撂挑子不干。工资再这么涨下去，只有我自己当全职妈妈了，要不索性请个菲佣，至少还能教孩子学英语。”

实际上，全职的念头一直在何女士心中盘旋，只是由于现在的职位也是经过10几年的努力才得到的，如果放弃，实在是舍不得，就这么拖了下来。

虽然她现在以每月1800元留住了一个安徽的住家阿姨，但这个保姆能干多长时间，何女士心中实在没底。即使孩子长大了，但将来父母及公公婆婆生病了，肯定还是需要保姆帮忙。想到以后要与保姆打交道的日子，何女士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的情况能够略有改善。

实际上，何女士只是上海许多受保姆问题困扰的雇主中的一个。近年来，上海保姆短缺的问题愈演愈烈，从一个节假日才会出现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常年都会遇到的难题。在一个上海本地育儿网上，讨论保姆钟点工工资及与其相处之道的帖子很是红火，甚至更有热帖题为《保姆“欺负”上海人》。

越来越多的人为请到一个合意的保姆而劳神费力，更为能留住保姆而绞尽脑汁，因为很多时候，仅仅靠加工资已经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送礼物和红包已经成为日常联络感情的必要手段。

其他家政服务人员如钟点工、月嫂的工资也水涨船高，现在钟点工的工资每小时10-12元是常态，大部分人一个月能挣到3000以上，而月嫂的月工资则为3500-6000元，超过上海市2007年的月平均工资2892元。

业内人士分析，现在的住家保姆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新近来沪人员，另外一部分是住家保姆熟手。前者多半不了解和不熟悉上海环境和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干活的熟练程度较差，而后者多数是在上海中高收入家庭打工，月薪超过4000元。

阳光宝贝母婴护理中心总经理唐军对此深表担忧，他认为，现在一个中低收入家庭一旦生孩子、需要照顾老人、照顾病人等，将很难找到合适的住家保姆。

上海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协会常务理事王大奔在接受采访时说，上海虽然近期不会出现总体上的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已经出现。

2007年上海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示，劳动力市场供给略有增长，全年求职人数为105.9万人，较上年增加0.9%；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全年招聘岗位数达103.8万个，较上年增加1.7%，供求基本平衡。

报告显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求人倍率(即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为1.13，当求人倍率大于1时，表明该岗位需求不旺盛。从上海的情况看，家政服务人员属于竞争不充分的行业。

其实不仅是家政服务人员短缺，其它一些岗位也面临结构性短缺。根据调查，2007年上半年，上海市30%左右的岗位无人应聘，其中大部分为技术性岗位。技能人才匮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产业升级、影响先进制造业发展的“瓶颈”。

上海公共招聘网信息分析师强调，销售及客户服务类岗位招聘岗位数量长期处于较高水平，既反映出上海市社会经济发展对于这类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类人才在上海劳动力市场难招的现实。

同济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学教授罗瑾琏说，目前沪上的劳动力资源虽然还比较充足，但是很多新行业新领域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相对缺乏的情况。例如会展服务业的兴起就需要大量有一定会展知识背景的劳动力，即能把普通劳力和一定知识含量相结合的“复合型”劳动力。根据2007年上海旅游行业的一份调查显示，目前上海服务业的劳动力缺口达到10万人，专家预测到2010年这个缺口将拉大到50万人。

而要纠正这种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情况，单靠上海本地户籍的人势必难以做到。“早在15年前，上海户籍人口就已经进入负增长；从去年开始，上海户籍劳动力人口又进入负增长。这意味着，上海可能要面对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的双重危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人口学家桂世勋说。

民工荒蔓延全国

实际上，遭遇劳动力短缺之痛的不仅是上海。早在2004年，在珠三角不少城市出现初级工人紧缺现象，“民工荒”的字眼也随之而出现。这些年来，劳动力短缺的情形在珠三角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且有愈演愈烈、向全国蔓延之势。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前不久召

开的“2008上海论坛”上表示，中国劳动力供应出现了一个转变，无限供应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对广州、深圳、惠州等地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2008年3月公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广东在岗员工总数39.62万人，其中普工、技工、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目前的缺口数，分别是1.64万、0.17万和0.08万人。

回望上世纪80年代，湖南火车站发生因民工挤买南下车票而轧死人的事件，时任广东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处长的梁满光曾受命前往处理。那时，他的任务是守在湖南火车站，动员民工不要盲目南下。20多年后，已经退休的老处长却要操心组织人马到江西、湖南的农村，说服当地年轻人到广东打工。

不仅是珠三角，长三角也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据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第3季度，全省52个市、县(区)劳动力缺口为29万多人；2007年，第2季度全省劳动力缺口约86万人，劳动力资源供不应求，尤其缺乏技能人才，出现了有岗位而无合适人选的尴尬。

实际上，"用工荒"已经从沿海波及到了内地。随着我国经济战略调整，沿海企业纷纷向中部地区搬迁，原来作为劳动人口输出地的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份的"民工荒"现象也陆续出现。据湖北省劳动保障厅调查测算，全省企业常年缺工约40万人，全省经济开发区缺工率约为38%。

中国社科院《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表》显示，2007年我国能够全部招满工的企业只有不足32%，至少有1／3的企业缺工在25%以上。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中国制造加工业，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民工荒，无论是从事简单工艺的一线普通工人岗位还是技术岗位，都遭遇了“招工难”。

与此同时，作为“民工源头”的中西部地区，也开始通过提高工资、完善社会保障等多种方式，与东部争夺劳动力资源。四川省资中县就业局长张兴民认为，农民工回流现象已经出现。据估算，过去资中县的外出打工者有80％在沿海，现在沿海地区只占40％左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在全国279个行政村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74.3%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个比例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71.6%、76%和76.4%。此外，在城里打工的年轻民工也呈现越来越少的趋势。

由此可见，可供开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多了。

一方面是企业的有效劳动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是曾经似乎永不枯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应出现了后继乏力的趋势。中国制造业走到了一个必须要进行产业转型的关口。

可以放开计划生育吗？

文/李维罗

根据测算，如果中国维持现有的生育水平，到2051年老龄人口将达到峰值，最高峰将达到4.37亿，这也就意味着，3个人中间，将有1个老年人需要赡养，如果加上要抚养的儿童，那负担将是多么的可怕！

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开始呼吁停止计划生育，以缓解迫在眉睫的人口负债问题。

在2007年的两会上，叶廷芳教授等29位政协委员关于停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成为第一提案。

2008年3月6日在北京人大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计划生育所引起的诸如性别失衡、老年化、国防安全问题、家庭风险、独生子女教育难题等，都已成为直接关系民族未来和国家战略性发展的问题，他呼吁尽快调整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停止独生子女政策。

说到人口政策，不能不提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的华裔科学家易富贤，近年来，他不断撰文，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以下是他所驳斥人们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生育一放即乱？

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情况看，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应该不会出现生育高峰。

韩国在1962年代开始提倡控制人口，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之后生育率不断下降，1995年降至1.65。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生育率却不升反降，从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1998年的1.47，2005年更是降低到1.08。

1952年日本政府提倡计划生育，生育意愿从1949年的4.34快速下降到1956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2.1。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采取政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如鼓励生育，但生育率继续不断降低，现在只有1.25左右。

1965年起，中国台湾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台湾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人口增长的下降，引起人口老化与新增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因此台湾当局改变人口政策，1989年，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转变为“两个恰恰好，一个嫌太少，三个不嫌多”，但台湾生育率并没有回升，现在只有1.1左右了。

19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年的5.01下降到1977年的1.82，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取消了原有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并没有导致生育率的回升，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7左右，现在更降低到1.2左右。

中国养不活这么多人？

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真的能使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吗？这是不可能的。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国的农业产出迅速提高，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而且更有多余出口。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粮食出口多于进口。1997－2007年间，只有2004年粮食的净出口量为负，其余年份的粮食出口数量均不同程度大于进口。

而且即使有婴儿出生，在其成长时期，不仅要投入财力，更要投入人力。2005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徐安琪研究员发表了一个有关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的报告，在报告中，她根据2003年的物价水平，核算出徐汇区家长从孩子刚出生到30岁，共要在孩子身上投入49万元。

因此，提高出生率不仅是GDP增长的源泉，更会成为吸收劳动力的黑洞。

如果从计划生育想到削峰填谷作用的话，那么，现在放开人口政策正当其时。

实际上，怕就怕的是，峰削了，那个谷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有人口去填了。

上海扬州商会挂牌成立

日前，上海扬州商会在沪挂牌成立，100多名扬州籍上海企业精英和扬州在沪知名人士出席揭牌仪式。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苏振远、扬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永如、扬州市副市长王玉新、上海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管维镛、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陈平田、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杨荣、上海浙江商会执行副会长郑荣德以及本刊总编辑蒋小馨等参加了成立仪式并致贺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