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特征(6篇)
时间：2024-06-03
时间：2024-06-03
关键词：老龄化；医疗消费；就诊决策；医疗支出
Abstract:ThispapermakesafieldsurveyofJiangsuprovincewheretheagingextentishighandanalysesthemedicalconsumptionoftheoldpeopleintheruralareaontheTwopart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physiologicalfeaturesanddiseasemodesofoldpeoplemakethemfacewithmorehealthrisksandneedmoremedicalconsumption.Also,theindividualandfamilysituations,income,health,theseverityofillnessesandthequalityofmedicalservicehavedecisiveinfluencesupontheoldpeople’smedicalconsumptionintheruralarea.
Keywords:aging;medicalconsumption;decisiontoseeadoctor;medicalcareexpenditure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老龄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伴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庞大和老龄化速度快速提高，社会在养老保障、老人福利设施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江苏是全国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省份之一，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年，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①为12.72%，江苏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95%，名列全国第4，其中，农村老年抚养比达到17.83%，高出城市6.16%。农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的原因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转移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农村和城市的年龄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强调人在进入老年阶段后应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因此，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探讨农村老龄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医疗服务的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主要是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医疗消费和就医状况的分析，顾大男基于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高龄老人患病能否得到及时医治的状况，结果表明农村高龄老人不能得到及时医治的比例略高于城镇［1］；任远初步探索了老龄消费市场的特征，提出老龄人口由于生理衰老形成了以“护理服务”、“护理商品”和“护理设施”消费为主的老衰老龄市场［2］。然而，现有相关文献大多仍主要集中于对城市老年人医疗需求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3-5］，缺乏对江苏省这一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分析，对江苏省老年人医疗与健康相关问题的研究仅见于黄润龙等，他们对江苏省高龄老人健康状况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高龄老人的婚姻、家庭、性格和精神需求、生活自理能力、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及健康状态等问题［6］。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构建两部模型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老年人就诊决策与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应对农村老龄化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决策提供依据。
二、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7年11月对江苏省北部5市（每市各选择一县：新沂、东海、涟水、泗洪和响水）农村居民(包括年轻人样本和老年人样本)健康状况及医疗消费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村居民的个人和家庭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医疗消费情况、参加合作医疗的情况等。调查实行面对面询问填写调查表的形式，样本兼顾了各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户收入水平和居民年龄结构等，最后获得985个农村居民有效样本，其中，18～59岁的年轻人样本为803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样本为182个。本文采用了老年人样本进行研究，总结了调查地区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1.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年轻人更差，慢性病发病率较高
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消费来源于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改善或保持，这是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制定相关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政策的出发点。调查结果显示（表1），农村老年人自我评价健康状况为一般的比例最多，约占总样本的38%，自我评价差和良好的比例相当，自我评价健康状况非常好的比例最少，仅占8.24%。老年人样本和年轻人样本相比，年轻人自评健康状况差的比例比老年人低18.4%，而自评健康状况为良好和非常好的比例均明显比老年人的高。从有无慢性病指标来看，老年人样本有慢性病的比例占40.11%，远远高于年轻人，而且，老人所患慢性病病种主要是慢性疼痛、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4种。
2.老年人患病的概率高，但因经济困难应就诊未就诊的可能性也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年里，有86.26%的老年人生过病，但在患病的样本中，只有87.90%的老年人前往诊所或医院就诊，有12.1%的样本应就诊未就诊；在就诊的样本中，看门诊的比例占到85.51%，住院的比例占14.49%。然而，年轻人患病的概率略低于老年人，进一步分析显示，老年人应就诊未就诊的原因大多是经济困难，占各种原因的57.14%。
3.老年人医疗支出较高，但收入水平较低，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
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在过去一年的医疗支出均值为1361.66元，高出年轻人403.15元。然而，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819.4元，比年轻人家庭人均纯收入低603.63元。这说明，老年人的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他们会将更多的钱用于看病就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老年人生理机能逐渐发生衰退，患病的概率较高，具有较高的医疗服务需要，但由于老年阶段收入较低，面临更为严重的疾病经济负担，因此，老年人群因为经济因素导致的应就诊未就诊的问题更为突出。
三、老年人口医疗消费的影响因素
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和消费特征以及医疗产品自身的特征，本文将影响老年人医疗消费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类：
1.个人和家庭特征
影响医疗服务需求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人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男性的预期寿命均低于女性，这可能是生理因素决定，也可能是男性在年轻的时候对身体的折旧更大；生老病死的生理规律决定了个体随着年龄的增大将需要更多的医疗服务，年龄程度不同，对医疗服务的消费也可能会存在差异；受教育程度也可能对医疗消费有潜在的影响，越是受过较好教育的人越有预防和就诊的意识，他们生病带来的机会成本更高，同时，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可能已经具备更好的自我护理能力而拥有良好的身体状态，因此相对减少了他们患病后的医疗服务支出；单身的老年人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状况从而影响到医疗消费；另外，文献研究表明，家庭人数也是医疗服务消费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人数多的家庭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关怀和照顾更多，有利于老年人优良健康状态的保持，减少医疗消费。
2.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
老年人医疗消费这一购买行为来源于对医疗产品或服务的需要，其功能在于延长寿命、恢复和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因此，健康状况与疾病特征是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因素。老年人首先感知到的健康问题决定他是否进入医疗服务市场，本文采用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史和疾病严重程度3个变量反映老年人对自己是否需要消费医疗服务的感知。健康状况差或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平时可能会更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更注重医疗服务方面的消费，慢性病患者会长期服用相关药物，疾病的严重程度反映了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强度，所患疾病不严重时，老年人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就诊，当感知到疾病越严重时，他们就诊的可能性越高。
3.经济因素
影响医疗消费的重要变量还包括经济因素，例如，收入、价格和是否参加合作医疗等。收入增加意味着支付能力提高，这将促进居民医疗服务消费。大量研究表明，医疗产品是一种正常商品，医疗品价格的下降会促进人们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需求之间的联系主要依靠医疗服务价格的变化来实现，因此，要获得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作用的相关信息，关键取决于医疗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老年医疗保险是一种疾病经济风险分摊的形式，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征间接地降低了老年人支付的医疗服务价格，当前在中国农村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4.生活方式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8项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吸烟、饮酒、滥用药物、体育活动少、高热量和多盐、轻信巫医、社会适应不良和破坏生物节律。吸烟会导致癌症、冠心病、肺病等疾病，目前，烟草的使用是世界死亡增长最快的原因之一；过度饮酒对人体肝脏和脑神经的危害最大，导致肝病、心脑血管疾病。
5.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
老年人的身体活动能力远不如年轻人，因此，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方便程度也是影响他们是否就诊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医疗支出来测度的医疗消费，其内涵不仅包括数量，也暗含了质量，因此，考虑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应加入医疗服务质量因素。治疗效果或许是医疗服务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但难以量化，较直观的测评方法是老年人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的评价。四、农村老年人口医疗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
1.模型选择
本文选取两部模型法，采用是否就诊和医疗支出两个指标考察老年人的医疗消费行为，其依据主要在于医疗支出有别于其他一些变量具有特殊的分布特征。第一，在一定时期内，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没有进行医疗消费，即医疗支出为零，然而，这部分零医疗支出是实际支出而并非潜在支出，因此，不能选用类似工资方程的Heckman两阶段法；第二，非零医疗支出高度有偏，这反映了如果采用线性回归将导致模型残差也不服从正态分布，不满足线性回归的基本假设。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均值为1361.66元，标准差为4135.935，偏度系数为6.5332，峰度系数为49.6532，这说明调查样本的老年人医疗支出也呈非正态分布。由兰德实验室提供的两部模型法解决了以上问题，它将居民医疗消费行为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为就诊概率模型，分析是否就诊的决策行为，公式(1)中Ii表示第i个人就诊的概率，当Ii＞0时，医疗支出为正，Xi为第i个个体的特征变量。第二个阶段为医疗支出模型，分析医疗支出水平的决定因素，公式(2)中MEDi为第i个人的医疗支出，第二阶段的方程只有在第i个人就诊的条件下才成立［7］。
Ⅰ：Ii=Xi+βlE1i,E1i～N(0，1)(1)
Ⅱ：1nMEDi=Xiβ2+ε2i,ε2i～N(0，σ2)(2)
模型的第二阶段将医疗支出取对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医疗支出的非正态分布。对本调查老年人医疗支出取对数后进行正态性检验，偏度系数为0.022，峰度系数为2.37，卡方值为3.93，相伴概率p值为0.1404，这说明取对数后的医疗支出已服从正态分布。
2.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两部模型和江苏省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构建了就诊概率模型和医疗支出模型，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就诊概率模型为probit模型，因变量设定为是否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是=1，否=0）；医疗支出模型为对数线性模型，因变量为医疗支出的对数。
首先看就诊概率模型，模型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变量“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否参加合作医疗”和“疾病的严重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影响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女性就诊的概率高，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中女性患病的概率更高，也有可能是在女性和男性老年人都患病的情况下，女性更注意对疾病风险的规避而寻求医疗消费。变量“受教育年限”的系数符号为负，说明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本身身体状况更差，更容易生病就诊。家庭人数与就诊概率呈负相关，这说明家庭规模越大，可以降低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这可能是因为家庭人数多的老年人身体更健康，生病后得到子女的照顾也充分，因而同等情况下比家庭人数少的老年人就诊的可能性更小。变量“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经济水平的提高可能会促进老年人医疗消费，通过计算弹性值，老年人就诊概率的收入弹性为0.033，说明当老年人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1%，就诊概率提高0.033%。“是否参加合作医疗”也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医疗费用实行分段按比例报销，这相当于降低了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价格，因而能促进老年人就诊的概率。本文将全部样本疾病的严重程度分为4类：没生病、轻微、一般和严重，回归结果显示，疾病的严重程度是老年人就诊的主要影响因素，所患疾病越严重，老年人就诊的概率越高。另外，变量“年龄”、“单身”、“医疗服务价格”、“健康状况”、“慢性病”、“吸烟”、“饮酒”和“交通时间”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影响老年人就诊决策的主要因素。
模型二医疗支出模型也通过了联合性检验，回归总体是显著的。布罗施—帕甘(Breusch-Pagan)检验结果为卡方值0.10，相伴概率为0.7473，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方差膨胀系数（VIF）均值为1.99，最大值为4.72，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总的来说，“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疾病严重程度”和“医疗服务质量”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老年人受教育年限与医疗支出呈正相关，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在医疗产品或服务上的支出越多；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差，医疗支出越高；所患疾病越严重，医疗支出越多；医疗服务质量越高，医疗支出也越高。其他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是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从符号上看，男性的医疗支出比女性更高；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医疗支出越高；单身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家庭人数越多，家庭中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越低；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家庭中老年人医疗支出越低，可能的解释是收入增加带来的健康效应使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更为优良，因而医疗支出更低，这在封进等的研究中已得到证明［8］，她将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分为两种效应：一是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居民对健康的需求增加，因而医疗支出水平更高，二是间接效应（健康效应），即通常收入较低的人健康状况较差，出于对风险的规避，医疗支出较高。本文的结果证明了在本次调查中，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作用表现为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即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使得医疗支出较低。医疗服务价格对老年人医疗支出的价格弹性为-0.2094，表明当医疗服务价格降低时，会促进老年人对医疗品的消费，医疗支出增加。老年人参加合作医疗会增加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这是因为虽然合作医疗降低了医疗服务的价格，但促进了对医疗服务数量的消费而导致医疗支出较高。另外，吸烟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低，饮酒的老年人医疗支出更高；老年人到服务态度较好的医疗机构就诊，其医疗支出也较高。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带来了一系列的老年人问题。江苏省是全国率先进入老年社会的地区之一，目前的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水平也较高，因此，研究江苏省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医疗消费问题具有代表性，本文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和政策含义：
第一，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人特有的生理特征和疾病模式决定了老年人群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差，患慢性病的概率更高，更注重医疗和服务方面的消费。但由于老年人收入水平较低，因经济困难应诊而未诊的可能性也较年轻人更高，疾病经济负担更为严重。本文认为，对于社会来讲，老年人问题的本质不是人口老龄化本身，而是对社会养老保障、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老年人福利等制度的挑战。
第二，一般来说，受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老年人更希望自己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亲情对老年人良好健康状况（包括生理、心理和精神）的保持有积极作用。实证分析表明，家庭规模大有利于减少老年人对医疗的消费，医疗支出也较低。如果我们能为老人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为独居的老人提供家庭式集体生活的福利院，使老年人感受到家的温暖，是社会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减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一个有效手段。目前，政府对老年人救助的供养方式一般分为家庭供养和集体供养，本文的结论为集体供养提供了一个科学依据。
第三，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老年人更倾向于规避疾病风险，导致就诊概率增加，但由于收入带来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而导致经济状况好的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具有更低的医疗支出。因此，相应的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这样可以降低医疗支出，节约社会医疗资源，有效地控制社会医疗卫生费用。
第四，控制医疗服务价格可以促进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使经济困难应就诊而不能就诊的老年人能进入医疗市场就医，使他们获得充分的治疗。目前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就是通过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给予居民补贴，促进了老年人医疗服务的利用。
第五，实证分析也表明，医疗服务质量也是影响医疗支出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验证了医疗支出本身已包含医疗服务质量这一要素，为我们以后研究医疗支出的决定因素时需要考虑医疗服务质量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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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保障覆盖面：养老方式：支付能力；医疗保障
[论文摘要]国际经验袁明，人口老龄化，不但养老金支出要增加，而且医疗保险金支出也会迅速增加，社会负担会成倍扩大。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在我国表现得更为突出，解决起来难度更大，老龄化日趋严重，一方面源于医疗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的寿命普遍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国家的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婴儿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导致全球人口结构趋于老化。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规划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占到总人口的10％以上，就被划定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1.4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一个老年阶段的医疗花费是中青年阶段的三倍以上，老龄化对养老金的支付和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形成了很大压力。
一、我国城镇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一)规模大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已达126583万人(这个数字是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人口)，而65岁以上老龄人口总数达8811万人，老年人口数量巨大。
(二)速度快
由于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快，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从5％上升到10％，一般需要40年甚至半个世纪的时间，而我国老龄人口从1982年的4.9％上升到1999年的10％，只用了18年时间，可以说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三)底子薄
西方国家先进入工业化，后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积累到人均大约1万美元的程度后进入老龄社会，是“先富后老”，有充裕的财力支持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而我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在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仅仅800美元时，老龄化就提前到来，是“未富先老”国民经济制约着老龄问题的解决。
(四)负担重
我国是在没有社会保障积累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只能通过代际转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一代人要负担两代人的养老保险，即在供养离退休人员的同时，必须为自己将来的养老准备部分资金。
二、人口老龄化挑战社会保障体系的应对能力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最为直接。
(一)首先，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出了挑战。
我国上世纪80年代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本应遵循广覆盖原则，可是，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做到应保尽保，覆盖面非常有限。2004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6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2.57％，2005年为1.7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3.38％。虽然覆盖面有所上升，但是远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20％最低线。事实上。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全排斥了8亿农村人口，基本排斥了1亿农民工群体，广大农民及农民工仍然依靠自我保障。
社会保险的基本原理是大数法则，统筹互济，如果没有覆盖全社会的“面”，没有包容所有劳动者的“群”，就无法达到这个基本要求，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因为只有扩大覆盖面，才能增加基金收入总量，才能降低抚养比，才能互助互济，平衡不同企业的负担。扩面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基金收入，也是保护劳动者权益，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因此，做好扩面工作，一不能嫌贫爱富，二不能欺软怕硬(崇洋)，三不能喜新厌旧。
(二)其次，人口老龄化对现行的家庭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
我国现行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困难。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普遍产生了“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这样一种家庭结构模式，另一方面，它也导致老年抚养比从1964年的6.3％逐渐上升到2000年的10.1％以及2050年的33％。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这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
(三)再次，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
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存在的矛盾与困难，我国实行了“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但是，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措施”的养老金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必然产生“空账”问题，2000年我国养老金“空账”还仅仅为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5000亿元。
提前退休不仅造成了人力资源浪费和挤占就业岗位(退出国有企业而未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直接的后果就是加重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
1、离退休职工人数急骤增加，“食之者众，生之者寡”，造成资金短缺。
退休人员增加较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口老龄化；1978年我国在职职工与离退休人员之比为30:1，1989年为5.4:1，目前已急剧上升为3.1:1。近两年，我国每年离退休职工均以2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未来几年这种增速还要加快：另一方面是大量提前退休加重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多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些关于提前退休的规定。主要有：A、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即特殊工种)的，以及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提前5年退休。
B、国务院确定的111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国有工业破产企业职工，可以提前5年退休。
C、纺织行业有压锭任务的企业中纺纱、织布两个工种中的挡车工，工龄满20年的可理提前退休。
D、资源枯竭的矿山、关闭破产的全民所有制职工提前5年退休，其中从事经原劳动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的特殊工种职工可提前10年(即男50周岁，女40周岁)退休。
2、解决基金缺口问题，从理论上讲，可以有提高收缴比例、降低待遇标准、延长退休年龄和多渠道筹集资金等多种办法。
A、首先来看提高比例，现在的情况是，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全国平均已达22％，再加上医疗保险平均6％，失业保险平均2％，企业的负担已经很重，再提高缴费比例，无异于“杀鸡取卵”。
B、其次是降低待遇。通观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标准几乎都是刚性的，上去了就下不来，降低待遇极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有很大风险。再次是延长退休年龄。这一条从道理上讲，绝无问题。现行退休年龄(即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是建国初期确定的，而当时平均人口寿命是42岁。退休年龄应根据预期平均寿命增长而延长
C、国际上普遍呈现延长退休年龄的趋势，从而使工作时间大大高于养老时间，而我国目前的工作时间与养老时间之比越来越小。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平均20岁就业，工作35年，养老15年，大体上是合理的。但由于我国实际退休年龄大大提前，在一些城市已形成平均工作25年和平均养老25年“一对一”的局面，而对于一些早退人群来说，工作与养老时间正成倒挂之势。这是世界各国绝无仅有的现象。但是。在当前就业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延长退休年龄势必会挤占就业岗位，给就业工作造成困难。权衡利弊得失，至少近期难以实行。前三种办法都行不通，现实的可靠的办法，除了依法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和加强基金征缴之外，关键就是开辟新的稳定的筹资渠道。
3、社会保障体系能否正常运行，资金是后盾，必须切实抓好社会保障资金的征收、管理、运营、监督工作，逐步建立起以社会保险费为主体、以财政支出为重要补充的、以多种渠道筹资为辅助的社会保障资金支撑体系。当前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A、强化手段，加大征缴力度。一是要全面稽核企业参保人数和缴费工资基数。二是要按照国家要求。彻底改变差额缴拨方式，全部实行全额缴拨。三是要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要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参保意识，做到所有的用人单位，每个用人单位的所有劳动者应保尽保、不漏一人。还要合理确定社会保险费征缴比例，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和舆论手段，强化征缴。
B、调整结构，提高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支持力度。建立稳定、规范的财政支持机制，要把财政应负担的社会保障资金足额纳入预算，财政预算安排的社会保障资金要及时足额拨付到位；要科学测算、合理确定社会保障资会在年度财政预算中的比例，逐步增加财政资金投入。
C、开辟渠道，积极拓展新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有关部门要尽快研究通过开征新的税种、发行社会保障债券和福利等渠道，充实社会保险基金。
(四)面对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如何建立一个即注重成本节约和又要提高服务质量的医疗保障制度，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制度提出挑战。
人口老龄化必然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战。老年人是一个容易患病的特殊群体，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他们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将会急剧增加。2000年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924万人，2001年为1815万人，2004年增加到3359万人，当年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到862亿元，比2003年上涨31.6％。由于我国目前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实行国家与单位共同负担，因此，在离退休人员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关键词〕婴儿潮；中国；日本；人口世代；社会负担；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C92-05；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65-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4年左右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中国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逐年降低，未来依靠城镇化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动力将逐年变弱。〔1〕而上世纪6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生育水平自1990年代以后便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最终于2014年左右引致人口红利转折点，成年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根据中国目前55岁的平均退休年龄〔2〕，60后婴儿潮世代将于2015年左右逐步开始退休①，未来5-10年中国的老龄化浪潮将异常迅急，同时，随着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未来新增劳动力也将不断下降。我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人口发展措施，很有可能出现未富先老，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面对这样的情景，迫切需要了解中国人口增长的性态，特别是人口世代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只有了解这些趋势性特征事实，才能根据历史上和国际上的经验，制定适宜的措施。
遗憾的是，目前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学者较少关注中国的人口性态，特别是中国的人口世代因素，比如60后和80后的婴儿潮问题；研究人口红利和老龄化问题的学者很少关注中国历史上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诸如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等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也少有学者关注婴儿潮世代处在劳动阶段这一人口世代对人口红利期的特殊影响问题；未来中国将要面对的是进入和正在进入的低速常态，却少有经济学家从人口世代这个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比如90后婴儿低谷世代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60后婴儿潮世代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引发的问题；此外，关注经济低迷和近期经济下滑的学者多，却少有人研究日本个案，从日本获取经验和教训。而日本过去20年和将来所面临的问题正是中国正在面临或将要面临的问题，比如政府债务危机、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持续发行货币对经济刺激以及经济潜在通缩的影响等。随着日本婴儿潮世代这一超规模人口世代冲向顶峰和由规模较小的世代取而代之，不仅日本庞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对经济复苏所起的作用有限，也大大加重了日本政府的债务。
日本和中国具有相同的东方文化，同时都对外来移民管制较为严格，故比较中国人口性态和日本人口性态之间的相同和差别，进而从日本历史上获得经验和教训，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所在。
二、文献综述
有关人口性态，特别是人口世代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结构或者婴儿潮对社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如Mankiw&Weil（1989）在Poterba（1984）的基础上考虑人口结构改变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美国婴儿潮一代（1946-1964）步入购房年龄，是美国70年代住房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而婴儿低谷一代进入住房市场则引致1990年代美国房屋需求增长缓慢。〔3〕陈斌开等利用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80后婴儿潮”一代步入劳动力市场和进入婚配对住房产生的需求，很有可能是2004年以后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阐释了老龄化到来会引致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4〕陆D和蔡P比较了中日人口结构，认为中国如今所面临的人口结构和9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人口结构类似，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社会负担开始加重，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5〕李银珩和李硕论述了美国1946-1964年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将使美国面临劳动力短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负担加重等问题。〔6〕在有关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世代演进对其他方面的影响研究方面，张春生和蒋海论述了美国婴儿潮一代对美国1980-1990年股市的影响。〔7〕Andrew（2001，2003）以及Brooks（2002）就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方面做了相关研究工作〔8〕；Reinhardt（2000）就婴儿潮世代进入老年阶段时对医疗行业的影响进行了针对性研究。〔9〕总之，婴儿潮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全方位的。
不过我们要强调，Mankiw&Weil（1989）等人的研究忽视了中国的特殊性〔10〕，虽然美国和中、日都存在婴儿潮，但是人口结构问题对美国经济的制约没有中国和日本严重，这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且实行较宽松的移民政策，历史上美国本土居民生育水平下降引致的现在和未来劳动力短缺问题可以通过年轻移民填补，更不同于中日的是，美国自1975年后每年出生人数的整体趋势是增加的。陈斌开等则缺乏对中国人口结构的明细分析，没有窥探到中国历史上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也没有论述婴儿潮和婴儿低谷可能对中国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特别是随着婴儿潮一代以及相继而来的婴儿低谷一代的成长，即教育、工作、结婚、消费、退休以及去世等一系列生命活动会对相应经济部门产生的影响。陆D和蔡P虽然比较了中日人口结构，阐述了人口红利理论，却没有明确地提出人口世代以及世代更替的概念，忽视了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没有看到人口结构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婴儿潮问题。人口红利期是婴儿潮一代处在劳动年龄阶段，婴儿低谷世代处在青少年和老年阶段；而人口红利消失期则是婴儿潮一代逐步退休，婴儿低谷世代处在青少年和劳动年龄阶段。
现有文献中虽存在考察中日人口结构问题的一些研究，如张宝珍（1990），孟双见和吴海涛（2005）分别论述了日本老龄化下日本社会和经济可能面临的问题〔11〕；柳清瑞等（2012）阐述了少子化和老龄化下的日本社会保障经验〔12〕；蔡P（2004，2009，2010）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以及人口红利结束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如何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如何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13〕；梁颖和陈佳鹏（2013）论述了中国和日本存在人口转变和经济转型的相似性，以及如何根据这种相似性借鉴日本在人口红利期和人口老龄化时期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问题〔14〕，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于中日人口世代的界定，比如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的具体界定，以及考察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可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甚至连基础的描述性分析工作都比较缺乏。这一切主要源于人口世代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20年前出生的人口要过20年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本文的研究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详尽论述中国和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并进行对比性分析，考察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劳动力市场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可能对中日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产生的动态影响，以及这种趋势性特征的变化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的启示。
三、中日人口世代对比
此部分主要考察中国和日本分别在1961-2010年、1946-2010年出生人口的特征，进而界定在此期间中国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明细化这个事实特征，对分析人口世代的交替演进，比如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有助于决策部门制定合适的人口和经济政策。需要说明的是，什么是婴儿潮？婴儿潮就是人口出生高峰，出生高峰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上升的阶段，也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下降的阶段；同样出生低谷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下降的阶段，也包括出生人数逐年上升的阶段，且出生高峰和出生低谷在时间上连接，其节点为历年出生人数的增速开始发生转折的时点〔15〕，所以婴儿潮时期既不是出生人数完全上升的时期，也不是出生人数完全下降的时期，而是一个波峰。
在上述时区内，中国和日本都存在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中国的婴儿潮世代分别为“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分别为“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中国的婴儿低谷世代为“1973-1982世代”和“1993年之后世代”；日本的婴儿低谷世代为“1953-1966世代”和“1985年之后世代”。在此期间，中国两次出生人口的波峰值分别为1963年的3000万人和1987年的2550万人；日本两次出生人口波峰值分别为1949年的2694万人和1973年的2107万人。在峰值时间点上中国比日本晚了14年；中国的出生人口谷值是1979年的1738万人，日本是1961年的1607万人，在时间点上比日本晚了16年。无论是峰值还是谷值，中国都高于日本；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第二次婴儿潮世代都是第一次婴儿潮世代引致，且第二次婴儿潮的波峰低于第一次婴儿潮的波峰。中国第一次婴儿潮世代大约为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第二次婴儿潮世代大约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二战后日本的第一次婴儿潮世代为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第二次婴儿潮世代为1960年代末期和整个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中国第一次婴儿低谷大约出现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第二次出现在1993年之后，大部分是90后和00后；日本的第一次婴儿低谷大约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二次出现在1985年之后。总之，中国的婴儿潮世代约为60后世代和80后世代，婴儿低谷世代大约为70后世代、90后世代以及00后世代；日本的婴儿潮世代大约出现在1940年代中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以及整个1970年代，而婴儿低谷世代大约出现在1950年代中后期和1960年代前期，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以后各年代。
在相应的考察时段内，中国和日本历年出生的人口数量都呈现出“先上升（中国1961-1963，日本1946-1949）后下降（中国1963-1979，日本1949-1957），再上升（中国1979-1987，日本1957-1973）再下降（中国1987之后，日本1973年之后）的M型轨迹”。1961-1963年中国出生的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1963-1979年出生人口数量平均呈现剧烈下降趋势；1979-1987年出生人口数量平均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87年后出生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1987-2000年剧烈下降，2000年以后缓慢下降。而日本1946-1949年出生的人口数量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49-1957年出生的人数呈现剧烈下降趋势；1957-1973年日本出生的人数呈现剧烈上升趋势；1973年之后出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且具有阶段特征，1973-1990年出生人数剧烈下降，1990年以后出生人数轻微下降。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的1962-1973世代和1982-1993世代为婴儿潮世代，1973-1982世代和1993之后世代是婴儿低谷世代，大体上60后和80后是婴儿潮世代，70后、90后以及00后是婴儿低谷世代；而日本的1947-1953世代和1966-1985世代是婴儿潮世代，1953-1966世代和1985之后世代是婴儿低谷世代。1961-1963年中国出生人数呈现上升趋势，1963-1979年中国出生人数平均呈现下降趋势，1979-1987年中国出生人数平均呈现上升趋势，1987年之后中国出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整体上呈现为一个M型轨迹，同时，整个1970年代的出生人数平均而言逐年下降，整个1990年代的出生人数平均而言也逐年下降。大体上，日本出生人数呈现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的M型趋势。具体走势见图1和图2。
四、中日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在相应时段内，中国和日本的人口世代更替究竟是如何影响了对应的宏观经济呢？特别是当婴儿潮世代和婴儿低谷世代交替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时，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呢？在假设资本、技术以及资本贡献份额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本文考察人口结构转变对中日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并重点考察劳动力增速对GDP增速的影响。通过将20年前出生率近似为20年后的劳动力增速，可从20年前的出生率和20年后GDP增速的关系上获得一些唯像认识，进而从这些认识中捕捉中国当前和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并获取解决问题的启示。
1.中国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首先考察1961-1979年出生率变化特征对1981-1999年中国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由于1961-196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年出生人数和出生率的趋势基本上同步，当然下文日本的情景也是一样的。，20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增速也逐年上升，相应1981-1983年中国经济增速也逐年上升；1963-1979年中国出生率逐年下降，相应20年后的1983-1999年中国经济增速也逐年下降。根据20年前出生率的特征，1981-1999年经济增速应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在1983年，波谷点是1981年和1999年。从图3可以看出，1981-1999年中国经济增速存在倒U型轨迹，波谷点是1981年和1999年，但是波峰点不是1983年，而是1994年。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中国60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大部分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点应该晚于20岁，从图3可以近似地推断，60后婴儿潮世代的大部分人口大约在31岁左右才进入劳动力市场，比如1963年出生的人口大多在1994年左右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主要原因是那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存在大量富余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待业劳动力，而真正放开人口流动和深化农村改革是90年代的事情，此时这些富余的和待就业的劳动力才逐步从失业或者非充分就业状态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变为相对充分就业。
其次考察1979-1990年出生率特征对1999年以后中国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1979-198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99-2007年经济增速相应地逐年上升；而1987年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也相应逐年下降，根据1979年以后中国人口出生率特征，中国经济增速在1999年以后也相应呈现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2007年。1981-1985年出生人口数存在波动，倒U型轨迹也存在同趋势的波动。由于80后婴儿潮波峰低于60后婴儿潮波峰，引致8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小于60后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速的影响，1981-1999年平均经济增速相应大于1999-2010年平均经济增速，且2007年经济增速的峰值小于1994年经济增速的峰值。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速在1999年以后存在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2007年，1981-1985年存在波动，倒U型轨迹也存在波动；而在高度上这个倒U型轨迹小于1970-1999年的倒U型轨迹。对此应该认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速的轨迹基本符合20年前中国人口出生率的趋势型特征，说明中国1961-1990年人口出生率的趋势性特征的确影响着1981-2010年经济增速的趋势性特征。
综上，1961-1990年出生率的变化特征对20年以后即中国1981-2010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近似地表述为：由于中国的出生人数呈现先上升（1961-1963），后下降（1963-1979），再上升（1979-1987），再下降（1987-1990）两个峰值的M型轨迹，致使2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也呈现先上升（1981-1994），后下降（1994-1999），再上升（1999-2007），再下降（2007-2010）两个峰值的M型轨迹，但是后一个波峰小于前一个波峰。各时段人口分布演进，及历年经济增速和相应20年前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如图3、图4所示。①
2.日本人口世代更替对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的影响
首先考察日本1946-1957年人口出生率变化特征对其1966-1977年GDP增速的影响。日本1946-1949年的人口出生率呈现上升趋势，20年后的1966-1969年经济增速也呈现上升特征；1949-1957年人口出生率呈现一直下降特征，20年后的1969-1977年经济增速也相应呈现下降趋势，即1966-1974年日本经济增速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69年，波谷点是1966年和1977年。从图5可以看出，1965-1977年日本经济增速的确存在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69年，这与20年前日本的人口波峰点为1949年吻合。但是日本实际经济增速波谷点是1974年左右，比通过人口波谷点预测的经济波谷点早来3年，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日本城镇化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劳动力受农业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束缚较小，引致日本人口参与劳动的时间相对较早。
其次考察1957-1978年日本人口出生率变化特征对1977-1998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1957-1973年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上升，引致20年后的1977-1993年经济增速相应逐年上升；1973年以后日本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引致1993年之后经济增速也相应逐年下降。根据1957年之后日本人口出生率的变化特征，我们发现1977年以后的日本经济增速相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波峰点是1993年。又因为1946-1957年的人口波峰大于1957-1978年的人口波峰，故日本在1969-1977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大于1977-1998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同时波峰点1993年的经济增速低于波峰点1969年的经济增速。从图5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增速在1974-1998年的确存在一个倒U型轨迹，且整体上低于1966-1977年的轨迹，但1974-1998年日本经济增速的波峰点为1988年，比人口预测的波峰点1993年早来5年，再次表明日本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比中国要早。
综上，日本1946-1978年出生率的变化特征对20年之后即1966-1998年GDP增速的趋势性特征的影响可以近似地表述为：日本出生人数整体上呈现先上升（1946-1949），后下降（1949-1957），再上升（1957-1973），再下降（1973-1978）的两次波峰的M型轨迹，使得20年之后日本经济增速整体上同样呈现先上升（1966-1969），后下降（1969-1974），再上升（1974-1988），再下降（1988-1998）的两次波峰的M型轨迹。由于日本1967-1985婴儿潮世代因1947-1953婴儿潮世代引致，故第二次婴儿潮引致的日本经济波峰小于第一次婴儿潮引致的经济波峰；相对中国，日本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时间更早。具体而言，各时段的人口分布演进以及经济增速和20年前出生率之间的关系见图5和图6。
3.人口世代更替对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2015年之后，随着中国1960后婴儿潮世代开始逐步退休，2024年左右老年人口将开始超过青少年人口。由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加快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现行的养老双轨制会逐渐取消，养老将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会给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过去发达国家实行的现收现付制的养老模式已不再适合中国国情，日本养老模式曾经引致的问题就是一个现实的教训。由于日本婴儿潮一代耗费了发展经济的大量资源，退休之后又享受着档次高且全面的养老金覆盖，导致婴儿低谷一代背上重重的养老包袱，为此，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不断上升，社会负担沉重，最终给经济雪上加霜。国内由于学术界目前对中国婴儿潮世代以及中国人口世代的研究较少，以至于当60后婴儿潮开始退休时才注意到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性。幸运的是平均退休年龄相对较低，还有改进空间，比如可以逐步将平均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通过延迟退休赢得时间，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模式逐步改为积累制的养老模式，从而规避在未来劳动力短缺情况下，劳动人口还要背上重重的养老负担，影响经济活力。
类似日本19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2015年之后，80后婴儿潮将逐渐结束婚配，95后将逐渐开始进行婚配，由于1990年代以后出生人数逐年下降，城镇化已达到5477%左右，发展速度降缓，对城镇住房产生的基础居住需求将会呈现下降趋势，如果此时供给、改善性需求以及投资性需求不变，房价将面临下降的压力。为防止人口世代更替可能引致的房地产业的过分衰退，应考虑逐年降低新增基础住房供给，如果按照平均寿命75岁计算根据2014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0年的女性预期寿命774岁，男性预期寿命724岁，为简化分析，不再区分性别，同时考虑到2010-2015年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在此假定2014年的平均寿命是75岁。，2035年之后，考虑到60后婴儿潮世代逐渐离去后将释放巨大的住房存量，目前针对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应该前瞻到这一点，从而防止供给过剩对经济运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基于此，在城市可以完善“以房养老”的政策构思，减轻社会养老负担，同时也可以提前平滑掉婴儿潮世代死亡后对房地产行业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2015年之后，80后婴儿潮一代逐步完成婚配以及置业和购车，工作稳定并开始步入中年，出现收入大于支出、收入剩余增加后将引致其对投资产品需求的增加，资本市场在2015年将出现繁荣，但是未来随着60后婴儿潮临近退休和35-54岁人口总量减少，2016年以后资本市场的繁荣也将逐步消退。〔16〕
大体上，由于中国1990年代出生人数逐年下降且1960年代存在一个出生高峰，因此2015年之后，随着1990年代出生人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和1960年代出生人口逐步退休，人口世代更替引致的老年人口急剧增加，成年劳动力数量减少，即消费人口增加、生产人口减少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老年人口的储蓄逐年减少，劳动人口的储蓄因为老年人口增多也逐年减少，最终社会储蓄率下降，资本存量增长缓慢此命题在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消费不变，要素使用效率不变，资本贡献份额不变以及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下成立。，加上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经济有可能进入新的低速增长常态。
面对人口基数红利不断消失可能带来的问题，提高人口素质、升级产业以及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将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将劳动力短缺的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人口红利丰富的国家，提高国内技术水平，解决中低端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提高资本和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加快创新红利的开发，重视和培养国内高技术人才，吸纳港台、东南亚甚至全球的科技人才，从而提升劳动力素质。为了给长期内的产业升级、提高人口素质以及技术进步赢得时间，在短期内可以采取削减养老金，改变养老制度以及结构性延迟退休等方案。〔17〕考虑到未来城镇房地产行业的衰退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开展，为减轻社会和劳动人口负担，农村可以实行“以地养老”，城镇可以开展“以房养老”。
五、规避人口世代更迭引致宏观经济趋势性下滑的政策建议
第一，为缓解当前社会保障带来的财政压力和年轻人压力过大等问题，应该实行结构性延迟退休，尤其是劳动力短缺行业应实行延迟退休并给予相应的补贴，同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开发机器人等新技术，替代这些行业短缺的劳动力。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吸纳一些优秀的国际移民，升级国内产业；对部分劳动力发展过剩的行业实行不延迟退休，打破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避免老人挤占年轻人的工作机会，造成年轻人社会负担大和社会生产率水平下降的问题。第二，改变养老制度，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制度改为基金制的养老模式或者多元的养老模式，且将养老金分为国家基本养老金和附加养老金。基本养老金所有公民一视同仁，附加养老金以工薪阶层为对象且按收入比例缴纳，同时鼓励富人缴纳商业养老金，提高养老金领取的年龄；避免过度医疗开支，在医疗机构引入竞争机制；减少政府公共债务，强制性增加家庭储蓄养老份额，引导私人资金进入养老领域，为提高养老金收益，优化养老资金种类，并在全球化视角下积极对养老金进行投资，吸纳劳动力过剩和储蓄水平较高国家的人口和资本红利，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资本短缺和劳动力短缺。第三，提高退休后有工作意愿和工作能力的老年人的就业率，并对老年人进行再培训；提高妇女以及年轻人的就业率；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避免年龄和性别歧视，改变年功序列制的工薪和升迁制度，根据绩效设定工资和职称。第四，长期来看，国家应尽快放开生育政策，释放想生但政策限制不能生的这股生育力量。随着经济水平逐步提升，应进一步制定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不仅仅是放开生育，即制定生育水平的下限，而非上限；同时基于代际生育权平等和城镇居民生育水平提高后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和家庭储蓄水平影响相对较弱，应特别鼓励城镇居民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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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积极老龄化；大都市；中心城区；交通对策
Abstract：Positiveagingisthenewideaandnewtrendconcerntoagingsocietyallovertheworld，agingpopulationaswellastransportationproblemsarehighlygatheredinmetropolisesinChina.Allthoseproblemsarepresentedinthreeways，firstly，theagingpopulationdependonwalkingandpublictransportationheavilyduetotheyalwaysstayinaverysmallregion.Secondly，theagingpopulationtendtoavoidtrafficjamandtheyseldomgooutatnight.Thirdly，theirfrequencyofgettingaroundisdecliningalongwithage’sincreasing.However，mostmetropolises’transportationwaitedforimproveinplans，infrastructureandsocialpublicopinion.Therefore，thecentralregioninmetropolisshouldadvocateforpositiveaging，acquaintwiththefeaturesofagingpopulation，adjustandimproverelatedpoliciesandestablishaharmonytransportationsystemfinally.
Keywords：positiveaging；metropolis；centralcity；transportationcountermeasure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5-37（3）
老龄化是世界性的议题，也是当下众多领域研究的重要背景，对城市研究和交通领域而言，大都市中心城区是老龄化问题凸显的区域，交通作为“衣食住行”四大基本需求之一更是无法回避老年人群体。近年来许多学者已经从交通规划、交通工具、交通视觉引导系统等方面探讨了老龄社会如何改善和提高，取得了较大进展和较多成果，但从积极老龄化理论出发，梳理大都市中心城区交通对策的研究尚不多见。
1积极老龄化与大都市中心城区的老龄化问题
1.1积极老龄化的提出
上个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很多国家面临着老龄化问题，各种理论也层出不穷，从成功老龄化到健康老龄化，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解决社会面临的老龄化问题，而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创造性的变革。
很多外国学者的研究证明，大部分老年人的活动并没有因年龄增加而减少社会活动，尤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老人，离退休后多数仍在积极参与经济活动或社会活动，为积极老龄化做贡献。他们的积极参与进一步证实了智力功能并未随年龄的增大而消失，某些智力功能反而变得更大。美国老年心理学家巴尔特斯和谢尔对不同年龄的人做过测试后得出结论：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和发展能寿命延长，且较长时间保持健康，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比较高。基于这些理论，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4月12日联合国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上提交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书面报告，从此积极老龄化成为影响世界各国老龄工作的新理论。
1.2积极老龄化的内容
世界卫生组织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中这样界定积极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是指在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获得最佳机会的过程。”[1]其核心内容是“参与”、“健康”和“保障”，重点强调人在进入老年以后，尽可能在较长时期保持良好状态。
积极老龄化对于个人、家庭成员和社会而言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个人来说，积极老龄化是指进入老年的人享有充实的生活（包括健康、安全和积极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继续学习，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益活动。对于家庭和社会来说，积极老龄化是指为老年人创造参与活动和学习的一切可能机会和条件，满足他们的需求，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代际和谐的社会。
总之，积极老龄化的目标是尽可能满足老年人的经济需求、健康需求、心理需求、社会参与需求。
1.3大都市中心城区的老龄化现状与交通问题
大都市的基本特征是人口的高度集聚，而在大都市的中心城区老龄人口的集聚程度较高，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例如谢波、周婕的研究显示，尽管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座城市老年人的空间分布特征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四座大都市的共同点就是“中心城区的老龄化程度较高，老年人口密集”[2]。大量的老年人集聚于大都市的中心城区，使得中心城区的老龄化率远高于其他区域，例如上海中心城区的老龄化率已经接近或超过20%，按照联合国人口报告的标准，上海中心城区已经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甚至超级老龄化的的阶段，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由此可见，大都市中心城区的老年人群体规模十分庞大，从以人文本的角度出发，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应该考虑到这一群体的特征和利益，交通领域也不例外。大都市中心城区应该适应老年群体的出行特征，找到当下交通系统和空间存在了老年群体不友好因素，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构建安全、快捷和舒适的交通系统和空间。
2大都市中心城区老年人出行特征及交通系统和空间存在的问题
2.1大都市中心城区老年人出行特征
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老年群体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从生理来看包括器官组织自然老化、器官功能逐渐退化、活动能力严重衰退等，从心理来看包括记忆力下降情绪不稳定、趋于保守固执等。这些特征影响和决定着老年人的出行行为也具有了区别于其他年龄群体的特征。
2.1.1活动半径较小，主要依赖步行和公交
多项研究表明，大都市中心城区老年人的日常活动主要是买菜购物、体育锻炼、看病就医等，这些活动大部分集中在社区内部，活动半径相对较小，因此交通方式方面主要是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尽管近年来家用轿车越来越普及，我国相关法规也规定初次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的年龄为18-70岁，但是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在老年人中并不普及，即使是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大都市中心城区也是如此，尤其是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自驾车出行率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与欧美国家的情况存在巨大差异。
2.1.2注意错峰出行，夜间出行较少
交通高峰时段老年人出行往往会面临其他人的不满、厌烦甚至歧视，但是研究表明老年人在出行前已经充分考虑了高峰拥堵的因素，并且尽最大可能错峰出行，例如一项针对北京老年人的研究显示，“为了避开城市交通拥挤时段，老年人的出行的早高峰发生在9：00-10：00，而19-60岁的人群出行早高峰发生在7：00―8：00，老年人出行的早高峰比19-60岁群体的早高峰推迟了2个小时。另外，老年人的晚高峰发生在下午16：00，但晚高峰不如19-60岁群体明显，且高峰比16-60岁群体提前了1个小时。”[3]同时，老年人夜间出行比例较低。
2.1.3出行频率和时耗随年龄增大而递减
老年人群体又可以细分为低龄老人、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其中60-69岁为低龄老人、70-79岁为中龄老人、80岁以上为高龄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中龄老人的出行频率和时耗明显低于低领老人，高龄老人的出行频率和时耗则明显低于中龄老人。从区域角度来看，由于我国大都市中心城区的经济条件和医疗保障条件较为优越，低龄老人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养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因此其出外活动、社会参与的意愿和行为都较为频繁，也就决定了其出行频率和时耗相对较高。
2.2大都市中心城区交通系统和空间存在的问题
交通是社会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老年人的交通权和交通需求应该给与保障和满足。积极老龄化倡导全社会关爱关注老年人群体，为其构建良好的氛围和环境。目前看来，老龄化率较高的大都市中心城区在交通领域已经制定和实施了一些政策来实现“惠老”，但交通系统和空间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从理念和战略角度来看，对老年交通认识不足，交通规划和建设中存在较多缺陷
尽管老龄化研究已经成为研究者的热门议题，但是管理部门对于这一问题仍认识不足，在规划和建设中更是没有针对老年群体的特征和需求进行相应的设计和提升。例如很多城市的交通视觉导向系统在分布、内容、识别等方面没有充分考虑老年人视觉、听觉等功能退化的特征，往往给老年人造成出行障碍和困难。
2.2从硬件和技术角度来看，诸多基础设施不能兼顾老年人的群体特征，往往存在安全隐患
以公交车候车站台与公交车的底盘高度来说，日本等率先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在公共交通设施建设过程中，将候车站台的高度与公交车地盘齐平，老年人上下车十分方便，而这一点在我国大都市中心城区仍未实现。还有，老年人出行的主要方式是步行，但是很多城市的人行通道崎岖不平、缺少休息设施、过街绿灯时间较短等问题不仅成为步行的障碍，而且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约为25%，总计199人。[4]引发老年人交通事故的原因固然不排除其自身安全意识薄弱，但以汽车为导向的城市交通设计给老年人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
2.3从社会氛围来看，大都市中心城区的交通系统和空间对老年人并不友好
尽管很多城市已经推行了“敬老卡”，用以减免老年人公共交通费用、公共交通工具也设有“爱心专座”，但是由于大都市中心城区交通系统和空间承载力有限，已经拥堵不堪、人满为患，所以老年人在出行过程中往往无法享用“惠老”政策和设施，尤其是在高峰时段出行还会因为行动缓慢等原因遭遇不满、厌烦甚至歧视，这些体验往往会成为老年人出行的障碍。
3大都市中心城区交通领域践行积极老龄化的对策和建议
作为老龄化率较高和交通问题较突出的区域，大都市中心城区应该自觉践行积极老龄化理论，为老年群体构建安全、快捷和舒适的交通系统和空间。当然，交通系统是个复杂且全员共享的系统，不可能专门针对老年人单独建设交通系统，只能是在兼顾各群体利益的前提下保障老年人的交通权，在合理而可能的前提下对这一群体适度倾斜，主要有以下几个思路：
3.1加强老年群体专项研究
在城市交通规划和建设过程中保障老年人交通权，提升老年人出行的安全度、便捷性和舒适度。像前文提到的公交车站台高度、过街绿灯时间过短等问题，都属于交通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可以考虑和解决得问题，关键是是否了解和掌握相关信息，这就需要加强对老年群体的研究。
3.2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惠老”政策
根据预测，大都市中心城区未来20-30年内老年人口的数量还会不断增加，其群体特征和出行特征也会出现诸多变化，同时社会环境、城市发展等都会出现变化，“惠老”政策也要与时俱进，不能一成不变。例如上海近期根据现实情况取消了公共交通“敬老卡”，改为统一发放养老津贴，并将补贴对象从70岁以上老年人扩展到65岁以上老人，这一改变不仅扩大了受惠对象，而且可以杜绝冒用“敬老卡”等不文明现象。由此可见，交通领域的“惠老”政策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应该不断调整和完善，目的是给老年人带来更好的服务和体验。
3.3合理规划社区内部交通系统
针对老年人活动半径小，多数发生在社区内部的特征，相关部门应该合理规划社区内部交通系统，尤其是步行系统和内部短驳车系统的规划和提升非常重要。当下的现状是很多社区过境公交车辆较多，但是社区内部的公共交通不足，尤其是范围面积较大的社区公共交通缺乏会给老年人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3.4推广积极老龄化理念，构建和谐敬老的交通系统和空间
大都市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十分庞大，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同时也是保障老年人的出行安全应该大力提倡老年人错峰出行。在此基础上还应该推广积极老龄化理念，构建和谐敬老的交通系统和空间，主要是媒体宣传、舆论引导方面加以传播和渗透。从交通系统本身来看也是大有可为，例如可以在特定社区和特定站点开辟老年人候车专用通道等。当然，积极老龄化对老年人自身也提出了要求，即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更多地参与各种活动，成为社会进步的正能量，这意味着老年人应该有更多、更文明的出行行为，这也是构建和谐敬老的交通系统和空间不可或缺的因素。
综上所述，积极老龄化从主客观两方面提出了要求来应对当下的老龄化社会，大都市中心城区作为老年人高度集中和交通问题凸显的重合区域，在理念战略、基础设施和社会氛围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应该在全社会倡导积极老龄化理念，充分认识和研究老年群体的出行特征，不断调整和完善“惠老”政策，构建和谐敬老的交通系统和空间。
参考文献：
[1]国际卫生组织.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3.
[2]谢波，周婕.大城市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模式与发展趋势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3，（5）：56-62.
关键词：人口红利；抚养比；老龄化
一、人口红利的定义与指标刻画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的。关于人口红利，MasonandLee（2004）提出了两个人口红利的说法，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第一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劳动力供给增加，表现出人口总体负担相对较轻的局面。
对于“第二人口红利”的说法，即是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理性的个人、家庭和政府，在生命周期假理论说下，其个人行为、家庭行为和政府公共政策的选择将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对预期的产出和消费做出合理的安排。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理将导致国民储蓄提高和资本供给增加，这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将其称为“第二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刻画指标很多，国际上统一用劳动力负担来刻画人口红利，相对于劳动力抚养负担，还有一个劳动力经济负担的概念，这是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水平的差异比较大，劳动力经济负担大致反映出了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相对于劳动力人口的消费情况，这能够更好的测算不同年龄阶段人口的社会消费结构以及产生的经济效用。然而实际上，抚养负担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消费上的物质供给和经济支撑，同时也体现在精神以及情感上的支持和慰藉。因此，通过抚养的数量比即劳动力抚养负担更能反映真实的负担状况。
因此本文中的人口红利指标即用抚养负担来刻画，而抚养负担又存在理论抚养负担和实际抚养负担。二者并不等同，差距在于劳动参与率，若全部的劳动力年龄人口都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理论抚养负担与实际抚养负担保持一致，一般情况下，实际抚养负担要高于理论抚养负担。
然而，需要指出是，本文将采用理论的抚养负担，而非实际抚养负担，由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非市场化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官方劳动力就业统计范围仅限于城镇劳动力，而忽略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并且具体到劳动力年龄阶段的劳动参与率较难，即使估计的数据也与实际差异较大，很难反映真实情况，因此，就用劳动力年龄人口来代替劳动力就业人口。
二、人口红利的特征
为了对人口红利进行比较充分的认识，研究人口红利的特征是特别重要的，对于一般文献中提到的三点：高劳动参与率、低抚养比、高储蓄率。这只是从表面上一些简单的特征表述，下面详述人口红利的具体特征。
（一）差异性
人口红利差异性包括地区差异、进入时间差异、红利持续时间的差异、结束时间差异、结构差异等。
（二）不平衡性
一是人口红利的区域不平衡，人口流动使得我国东中西部的人口红利存在差距。
二是人口红利的城乡不平衡，城镇化也在影响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城乡差距。
三是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的不平衡性，相对而言，东部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中西部的劳动力人口流入被延长了，城镇人口红利持续时间因农村劳动力的流入被延长了。
（三）时效性
人口红利仅仅只是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配置结果，不是永久性的经济增长源泉。我国的人口红利是一个短暂而又一次性的过程，这种人口红利不可储存，必须即时存在、即时消费。
（四）成本性
因为人口红利消逝后的社会面临的是人口负债，人口红利所创造的经济发展机遇是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通过经济社会的不断积累来应对人口负债阶段的各种挑战。
（五）条件性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比重较大只是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人口红利只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种人口年龄优势，人口红利不等于经济红利，也就是说，人口转变虽然带来人口红利，但是并不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人口红利的兑现具有条件性。
三、我国人口红利的分析及预测
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发生着变化，《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随后将会慢慢减少。此外，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但是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使得老龄化趋势初现。根据此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满15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为1.65亿，2022年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我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根据目前的人口红利趋势，很有必要对我国未来人口红利进行预测、分析，下面是采用联合国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所作出的预测分析。在1950年到2050年期间，我国的劳动力总抚养比的变化表现出上下波动的形态，其中有两大拐点：一是1965年附近的总抚养比达到最高点，另一个点是2013年左右的最低点，自从2013年起，总抚养比因人口老龄化而不断的增加，尽管人口红利在2013年左右消失，但仍有持续近30年的平衡期，在将来的这一时期，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人口负债并不显著，也是一个应对于人口负债和老龄化调整的重要“缓冲期”，仍处于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期。
从1950-1990年，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均呈现出“倒U”型轨迹，在这一阶段，老年抚养比一直稳定的保持在8%左右，1990年之后，少儿抚养比在不断的下降，直到2030年左右达到谷值，1990年到2050年，总抚养比呈现出“U”型轨迹，在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老龄化加速，促使老年抚养比迅速增加，负担迅速加重。在1950-2050的一百年里，总抚养比的变化在1950-1990年期间主要因为少儿抚养比的变化，而在1990-2050年期间主要由老年抚养比变化来解释。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交叉点”发生在2030年左右，即从2030年，老年抚养比历史性超过少儿抚养比，开始全面的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
四、政策建议
借鉴国际经验，在面对老年负担加重的挑战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有所不同，发达国家采用了移民以及延长退休年龄等政策，而有些发展我国家强调了劳动年龄人口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为此采取了加强教育和培训、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措施。我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合适的政策，然而摆在我国经济发展面前的两个重要问题就是：一是如何尽可能充分利用即将消失殆尽的人口红利；二是如何利用人口红利积累的经济社会基础应对未来人口负债的挑战。人口红利优势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协调发展；劳动力全流通与充分参与；提高老年市场参与战略；集中型抚养和赡养战略等等。（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按照国际社会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到7%以上，即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65岁以上人口占比6.96%，60岁以上占比10.2%，都已达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
中国老龄化有两个特点，一是老龄化的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二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尤其是不断增多的空巢老人家庭，成为国家治理层面的新挑战。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作过专项调查，空巢老人占到老年人总数的一半。空巢老人问题将是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也是衡量小康社会和现代化是否真正成功的一项检验标准。
年轻人外出打工自古就有，空巢老人和空巢家庭自古就有。《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一次齐桓公微服私访，一名“年老而自养”的空巢老人引起了他注意。齐桓公问他为什么独自一人？老人告诉他，自己有三儿子，因为家里穷，娶不起亲，都外出打工去了。
齐桓公回来后，把情况告诉了管仲，问他该如何处理。管仲说：“蓄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意思是，公权力把控的财产多了，老百姓就会有忍饥挨饿的人；宫延中囤积的女子多了，百姓中就会有娶不上老婆的人。提醒齐桓公要注重民生。
齐桓公从善如流，接受了管仲的意见，当时推出两项整改举措，一是“乃论宫中有妇人而嫁之”，即调查宫中的妇女，尽可能把妇女放还民间；二是下令于民，“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即颁发政策，号召男子二十娶妻，女子十五出嫁，以增加国家人口。
管仲任齐相40年，推行“九惠之教”之首，就是养老政策。当时齐国规定，对70岁以上老人免除其一子的征役和赋税；80岁以上免除两子的征役和赋徭；90岁以上则免全家的征役和役税。
中国历史上有多个时期在养老政策方面，做得很出色。如汉时推行“以孝治天下”，推行一套比较完善的优惠政策，如空巢老人做买卖可免租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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