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的概念范例(3篇)

社会教育的概念范文篇1

一、对情境概念的阐释

对于情境这个概念,董杰在《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概念界定与内涵分析》一文中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情境内涵的阐释后指出:“‘情境’一词的含义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在理解上存在着差异甚至是相互矛盾冲突,但就其本质内涵来说,也存在着某些共性,即‘情境’是环境中的一部分,尤其是进入了个体意识范围内可感知的具体而微观的环境;是主客体的有机统一;对受教育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具有激发、优化、调控与促进功能。”[1]这一结论揭示了情境与社会环境、情境与认知或行为的客体、情境与行为主体的关系,揭示了情境对受教育者的作用。

其实,沙莲香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早就对社会环境、客体、情境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的辨析,阐明了情境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沙莲香指出:“社会环境、客体和情境是三者互有联系的概念……社会环境作为最广义的概念,表示它的客观存在,它同社会生活主体的关系是广义的社会关系;客体是同社会行为相联系的概念,表示行为者的行为目标和活动对象,它同社会主体的关系是行为关系;情境是与认知这个重要的心理活动相联系的概念,表示心理主体的认知特点、知识结构特点和它们的作用,它同社会主体的关系是心理关系。”[2](P5O)作为与社会生活主体具有心理关系的情境,具有怎样的内涵呢?沙莲香认为:“情境是从认知的角度说明行为者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行为者在行动和活动之前对于环境(客体的总和)的知觉和认知,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多少加进了主观成分,从主观上给予规定和把握。这种从主体上予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叫情境。……把环境作为情境加以把握,叫情境规定。”“在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环境里,由于人们的情境规定不同,对于环境的态度、工作表现也就不同。”[2](P49-50)可见,社会环境只有在变为社会生活主体的情境规定时,才能够同主体接近和联系起来,产生某种关系并影响生活主体的心理与行为。因此,相同的社会环境对于不同的生活主体来说,他们是否把该环境纳入到了自己的心理过程中予以注意、感知、体验和把握,就决定了该环境是否能够成为生活主体的情境。而同一生活环境相对于具有不同认知特点或情感特征的社会生活主体,具有不同的情境意义,因此,社会环境是情境和情境规定的基础,但不能等同于情境,情境是进入了社会生活主体意识范围内可感知的那部分环境;一旦人们对环境予以了情境规定,并把它当做了行为的目标,这部分环境就同时成为了社会生活主体认知或实践的客体;情境中不仅渗透着社会生活主体的主观认知与把握,反过来它又会影响到生活主体的心理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数学者往往论及的是情境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情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也不可能仅仅是“对受教育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具有激发、优化、调控与促进功能”,它还具有弱化、干扰作用的一面。

从与社会主体的心理关系上对情境概念予以界定,显然要比仅仅从某种客观的具体的环境或心理、精神氛围上界定情境的内涵,更具概括性、合理性和完善性。只有从与社会主体的心理关系上来理解情境概念,才能从较深的层面厘清各个相关概念间的关系,揭示情境对社会生活主体的作用与价值。因为不论教育者费了多少心思来选择具体的环境,营造心理氛围,但如果这些要素融入不到受教育者的心理过程中去,不能被受教育者从主观上有所规定和把握,它就永远不能影响受教育者的心理与行为,它就永远是“外在的客观环境”,情境与环境、客体间的逻辑关系就很难廓清。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不同理解

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内涵是怎样规定的呢?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这一概念的阐述,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情境即情景、境地,是具体场合的情形。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指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具体情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不同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系统之外的影响因素存在的。而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则不同,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而创设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3](P106)

第二种观点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理解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予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教育者可以利用情境把教育内容有效地传递给受教育者;在情境中,受教育者之间互相影响可以共同内化教育内容。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内在的、主体的体验、气氛和人际互动。”[4](P248-249)

第三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指教育者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为激发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达到最佳教育效果而有意创设或引入的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5]

第四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可以把握的且能够优化双方心理精神氛围而有利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内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主客体有机统一的特定而微观的自觉环境。”[1]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从“情境即情景、境地,是具体场合的情形”这一理念出发,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界定为创设而成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这里似乎忽略了或者说没有体现出这种“统一体”与受教育者的心理关系。虽然该“统一体”与创设者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心理关系,是创设者的情境,但它并不见得就是受教育者的情境。对受教育者而言,它可能依旧只是外在于自身的客观环境而已。若进一步分析,与受教育者没有心理关系的教育环境,也难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要素。

第二种观点是从沙莲香界定的情境概念出发来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之涵义的。它明确地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教育主体即教育者可以规定和把握的环境,突出了环境是情境的基础,情境是与主体发生了心理联系的那部分环境。但与第一种观点一样,该观点也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中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即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不是单一的教育者所能把握和规定的情境,受教育者必须也可以把握,得到受教育者的积极认可、参与,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把握的统一体。只有这样,该情境才能对受教育者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

第三种观点把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归为“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虽然其突出了“情”是情境的中心,强调了情感教育在情境影响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仅仅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情感氛围环境”,把情境教育仅仅归为情感教育,则不仅在内涵上忽略了情境与受教育者的心理关系,更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外延和作用窄化。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情感感化,也体现于理性的引导与规范。

第四种观点比较好地克服了以上三种观点的缺陷。作者(董杰,下文同)在文中不仅阐明了情境与环境的关系,还揭示了情境与行为主体,包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关系使得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其它各个要素有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使之能够成为该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要素。但是在这种观点中,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作用是“能够优化”双方心理精神氛围而有利于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的微观的自觉的环境。“能够优化”是以肯定的方式表达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之积极作用的必然。在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能不能够起到优化的作用,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此界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概念也存在一定的不严密性。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内涵的界定

上述第四种观点的不严密性主要根源于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和“情境创设”这三个概念的区分和认知。因此有必要从对这三个概念的辨析入手,进一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内涵。

当有学者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精神氛围与物质条件的统一体”这一命题时,作者指出:“‘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发生作用’的‘作用’所指什么,或促进或阻碍?这里应将三个概念即‘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加以正确区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应是一种适应于特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优化情境,如果不确定此点,那么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将又有何本质的区分?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则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相对于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而言,可能是有效的情境也可能是无效的情境,只有满足于特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情境才是有效的情境。同样,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也存在有效或无效,即可能存在或优化或阻碍的情形”。[1]笔者认为,这里对三个概念的区分与表述存在着一定的逻辑问题。区分概念应该是在同一层面的问题上,从其内涵上界定它们分别是什么,说明概念间的关系则还需要从外延上加以分析。但是上面的表述并没有从这个基本的逻辑方法入手,而是将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杂在一起论述。

首先,作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应是一种适应于特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优化情境,如果不确定此点,那么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将又有何本质的区分?”这里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表述与另外两个概念没有什么联系,我们看到和理解到的,是作者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即使是区分这两个概念,其本质区别也应该是它们内涵上的不同,即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不同性质的关系,而不应该着眼于其是否是“适应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优化情境”上。另外,思想政治教育情境都是围绕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而精心设置的,但是,该精心设置的情境是否就是“优化”的情境,还要经实践来检验。“精心”不同于“优化”,未达到“优化”水平的情境难道就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而应该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

其次,在谈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时,作者也没有揭示它的内涵,以便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区分开来,而是转换了思维逻辑,从有效性上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区分为有效的情境和无效的情境。这种区分确实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的外延的一种划分,但相对于其主题——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之区别,则显得模糊不清。也许我们可以追问:那些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是否就是作者意思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无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就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如此,则出现了逻辑思维与现实实践的矛盾。假如,为了加强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精心设计了一场演讲比赛,如果有的学生受到了深刻教育,有的却产生了反感,那么,这场演讲比赛到底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

事实上,上述种种矛盾的出现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源于作者认定只有“能够”起优化作用的情境才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这一命题。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内涵与外延规定都出现了不严密、并与现实实践相矛盾的情形。二是把“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有效性”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杂在了一起思考问题,这一逻辑思维不仅有碍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科学内涵、外延的规定和把握,也不符合实践中的实际情况,还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二者就是同一个概念,它们之间没有像“思想”与“的思想”那样在内涵上有本质之区别。

再次,作者在论及“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与其它两个概念的不同时,还是没有从概念的本质规定方面加以区别,依旧是把逻辑思维指向了创设效果的区分上,依旧是把有效与无效、优化与阻碍当作了区分概念的标准。那么,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是什么关系?无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又是什么关系?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创设的有效性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有效性相关,但与思想政治教育情境的涵义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而是另外的一个论题。

社会教育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体育；阶段；形态；

体育是一个文化沉淀和凝聚的史实，它反应在一定社会阶段中的社会形态和追求。对体育的产生和变化有所认识，我们才能领会和把握体育的底蕴和内涵，充分发挥体育所特有的社会功能及满足个人的健康追求。

一、体育的由来

体育的起源有游戏说、巫术说、战争说、模仿说、心理需要说、劳动说等。本人赞同劳动说，其比较符合体育的起源，但仍需进一步论证。

原始社会阶段的体育处于萌芽阶段：原始的身体活动练习，主要是从生存需要的劳动过程中抽象而来。在节日中，以考验生活技能的掌握，而出现竞技。此时人们的活动通常是在祭礼和巫术的外衣下开展，并与当时的生活意识形态息息相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思维的发展；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对象的扩大化，而与“生存劳动”相脱离，成为真正为人“生活”服务的身体活动。萌芽的体育是对生存过程中的动作进行认识、有效提取演化、分解与组合、提升与实践。此阶段的体育活动属于寄存阶段。

奴隶社会阶段的体育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强力健身，养生之术的萌芽。体育进入“以节度制其生”的知其然阶段，具有一定的体育意识。尚武的社会风气，军事体育的勃兴，学校体育的形成（学校产生于奴隶社会——《孟子》说：“夏日校”，而夏朝已有的“庠”和“序”是学校的前身）。此阶段的体育被广泛的运用到祭祀、军事、学校教育与宴乐等方面，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但体育活动之间缺乏内在的社会联系，因而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有机的统一体或理论与方法的体系。此阶段体育在孕育的过程中。

封建社会阶段的体育，随着人类自我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其进入“愈降于后而愈明”的知其所以然的阶段。体育的理性认识逐渐显现，并对体育经验进行初步的总结，出现了不少养生及理疗著作。军事、教育、节日庆典和民间体育，具有鲜明的宗教性和功利性。此阶段体育感性认识清晰，但现实解释不足。

古代虽无体育一词及概念，却出现了运动养生的思想和实践，这可以说为原始形态和萌芽态的体育。在古代中国体育发端于生产工具与技能。在原始的军事活动，原始的教育（生产活动的一部分）的发展背景下，中国的强身健体活动，如：导引，养生，消肿舞，八段锦，易筋经，气功等的出现，实际上类似于今天的体育活动。

二、体育的出现

体育(physicaleducation)一词最先出现在法国。1760年法国报刊首次出现“体育”一词，还有一种说法即“肉体教育”。1762年卢梭出版了《爱弥尔》一书，大量使用了体育一词。该书强烈的批判了当时的教会教育，描述了对爱弥尔的身体教育，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凡响。至此，体育一词也走向了世界。继教育学“体育”出现之后，欧洲又出现了physicalculture,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广义的“体育”概念。

19世纪初，许多国家政府，把“体育课”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程，由特定资格的体育教师来实施，从此，世界上才出现了“体育”这个社会行业。日本在1868年使用“体操”一词，它来自欧洲的Gymnastics译成“体术”、“体学”、“锻炼法”，1873年统一命名为“体操”。学校中的课程命名为“体操科”，后来传入中国。1876年日本学者近藤镇三在《独逸教育论抄》中将“身体教育”译成“体育”，从此正式使用“体育”一词，日本在教育领域中使用的体育名词是比较清晰的，但在社会上使用的情况有些混乱。

近代中国体育概念的引进有“体操”和“体育”两个概念，主要通过西方教会学校以及回国留学生两种途径传播。20世纪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体操”一词更为常用；“五四”运动后，我国“体操课”逐渐改为“体育课”，才开始普及“体育”的概念。我国体育是直接从日本引进的。“体育”一词是洋务运动后期传入中国，并开始应用的。严复1879年归国任职，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等文章，提倡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保守，其认为培养民力、民智、民德，为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

体育的本义为“身体的教育”或“身体教育”。中国人最早认识体育的，是上海的南洋公学，1897年设立了小学堂，体育为学习科目之一，并由陈懋治等三名师范生编写小学教科书《蒙学读本》的教育篇，给出了体育概念的定义：“体育者，卫生之事也”,这是我国出现的第一个体育定义。1903年，清政府颁行了《奏定学堂章程》，确定各级学堂必须设体操课，并对体操课的宗旨、内容和方法作了明确规定，从此我国才有了由政府组织管理的，以体育课为标志的体育行业。同一年，在引进西方教育体制的情况下，颁定了《癸卯学制》，体操正式进入课程，这才出现了现代体育。在1923年《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中改“体操科”为“体育课”，此后体育一词才普遍使用起来。

蔡锷通过对世界历史的思考、研究，发现“灵魂贵文明，而体魄贵野蛮”；梁启超的“论尚武”三四十年代，体育的概念没什么混淆之处，非常明确，都说体育是一种以身体活动为方式的教育，没什么大小的体育之分，没有体育含义上的模糊，也没有随意使用的造词。

体育一词引入我国经历了体操；运动；游戏；健康；教育的阶段。在我国“体育的本质是教育”这一认识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

三、体育的演化

资本主义阶段的体育进入了理性认识阶段：主要通过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力学的角度解释体育的功效。“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对体育进行预见与计划，并形成了近代体育思想，主要围绕体质，机体机能、技能和技巧的发挥。

文艺复兴（14—16世纪）是近代体育的奠基石：“向生命索取他所能提供的一切”，体现了个性解放和实现人的价值两个方面。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体育思想的更新。民间体育也为近代体育提供了支持。启蒙运动后，近代体育思想开始形成完整的体系，并在部分学校初步实施。19世纪初期和中期从少数学校扩展到社会，特别是军队从而形成民族主义和军事色彩。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通过律法的形式，使学校体育最终确立下来。

现代的体育进入了科学的阶段。体育科学是科学在体育上应用的产物，以体育为研究对象而自成体系，包括：内容、形式、措施、机械设备、检查方法等。

体育真正被认可或广泛认同，是在19世纪中叶的古希腊。其称为“体操”，较现代体操含义广泛，包括拳击、跳跃、奔跑、投掷、角力等。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武力、侵略、劳作等社会环境变革下，不同的社会角色开始了其特色的体育认识。50年代的体育概念是明确的，但翻译上出现了分歧。60年代的体育理论，没有明确论述体育概念问题。这个时期强调“社会主义体育是为增强人民体制质，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为生产劳动和国防建设服务的”，所以体育竞技化色彩不浓，但有抬头的倾向，此时认为体育运动的显著特点是竞赛，但对体育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论述有所偏颇。至80年代已有不少人认为“学校体育是基础，竞技体育是提高”这一认识。70年代末及80年代的体育概念基本上是混乱的，说体育是多维的、多目标的、多功能的身体运动和社会活动，模糊了体育的本质——增强体质的教育，出现了两种体育即广义的体育和狭义的体育。

体育主要是国际上也没有统一的概念，存在一定的混乱状态。认识的多角度，翻译的多样化。30年代的“体育教育”一词被80年代滥用，导致体育思想的混乱。以词语进入语言、言语领域后，由于位置、立场和角度的不同，所认识或掌握到的只能是体育属性的某个侧面。“体”可以理解为身体、肢体、形体、体质和体能等；“育”可以理解为养育、保育、培育、训育、锻炼和教育等，而引起体育的扩大、缩小、引申、借代和转化等现象。

体育在此时期处在教育本义的衍化发展和语词语义阶段，并产生了诸多语义演变。指称对象范围的扩大；体育课的标准形式扩大为一切形式的身体活动（生产劳动除外），这就使“体育”变成一种独立的范围无限的社会活动。最初的体育是以学校的体操课为代表，体操是列入课程表的正式课程，代表着本义体育，而各种西方竞技运动、游戏，只是学生的课外活动，两者是有区别的，但由于两者的关系复杂，在以后的发展中，出现了种种变化。

目前对我国体育的概念界定大都使用了“手段+目的+属概念”或“种差+属概念”的形式来表述。“体育手段”多种多样，如：“以身体活动为媒介”、“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本手段”、“通过身体练习”、“通过专门设计的身体运动和游戏”、“体育就是为更好地实现运动价值，而不断提高或展现运动水平的文化活动”。“体育目的”内涵非常丰富，如：“增强体质、提高竞技水平和丰富社会生活”、“改造自我身心”、“改造自身身体，挑战身体极限”、“促进全面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与全面教育水平，增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改善生活方式与提高生活质量”等。体育种差，如：“身体活动”、“非生产性”和“增强体质”等。

此阶段体育学术积累缺失，质与量失衡、理论解释乏力，没有统一的概念，没有体育非体育的界限。此时需要专业人士的交流与沟通，求同存异，达成规范。

四、体育的发展趋势分析

体育具有两重性：社会性，社会而异化的生物性[3]。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本人得出以下体育认识：第一、体育的发展具有动态化性并与当时的社会形态及意识密切相关；第二、体育概念认识角度多元化、表述多样化；第三、体育属于上层建筑，其概念外延不断扩大。体育最初就是指身体活动，随着体育外延的扩大，体育才有了教育之义，后来人们发现教育也不是体育的全部，于是人们把体育看作是一种文化，体育概念的内涵是一个不断扩大的一个过程。

本人归纳现阶段体育的种类如下图：

在人类社会中，学校处于人生的过渡阶段。在学校中所有的学科都是发展学生的某一方面的知识，而体育更多的是通过身体把知识展现出来，它具有更强的身心互动性。学校主要任务应该有：卫生学的教授，体格检查，锻炼的习惯养成，促进社会活动，体育活动形式展现，自我保护及其安全措施的习得。此时学校应注重课程设置；教材的改革（选择与优化并符合实际生活或社会的需求、优秀传统活动的秉承）；外部器材的完善与挖掘器材的功效；教学策略的改革，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提升。评价方法要多样，要从实际出发，处理好人和人的积极性两个方面。

按人的生长过程划分：家庭阶段是初始生活能力，学校阶段则发展生活能力和展现丰富的生活姿态，进入社会阶段后则为体育爱好的延续及自我实现的探索。体育的阶段性表现在社会发展和人的生长两个方面。

体育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成为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现象。体育的对象是人，而人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所以体育的发展会按着社会的发展及个人的需求两个方向不断演变与延伸。

参考文献；

[1]韩丹.对我国体育认识和概念演变之起源的探讨[J].体育科学，2012，(33)1.

[2]陈咏生.体育概论[M].商务印书馆，1933.

[3]陆作生.我国体育概念的界定[J]，2010，(17)20.

[4]翟葆奎.体育[C].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5]李季芳，周西宽，徐永昌等.中国古代体育史简编[M].人民体育出版社，1984.

社会教育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体育术语；矛盾运动；体育概念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1-0010-05

Contradictionbetweenthetermandpracticeof“sport”aswellas

argumentationabouttheconceptofsport

MENGFan-qiang

（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Shaanxi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zhong723000，China）

Abstract:Theunchangedtermof“sport”hasgonethroughaprocessofgeneralizationfromaspecializedtermtoadailyword,whilethedevelopingpracticeofsporthasgonethroughaprocessofdevelopmentfromschoolstothesociety.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unchangedtermof“sport”andthechangingpracticeofsportitreferstoistherootcausefortriggeringthelonglastingargumentationabouttheconceptofsport.Fromtheperspectiveofthedevelopmentofsportspractice,theexpansionofthesportspracticeareaisthefundamentalcausefortheconnotationoftheconceptofsporttobeeverincreasinglyenriched,andenablestheevolutionofsportsconceptstoshowthecharacteristicsofhistoricallimitationsandvaluejudgment.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unchangedtermof“sport”andthechangingpracticeofsportitreferstohasbeenfullyembodiedintheargumentationaboutitsconcept:1)itshowsintheinequalityofpreconditionsforargumentationabout“truesportsview”and“grandsportsview”;2)itshowsinthedifferencesbetweenthesetwoviewsintermsofresearchapproachandbackground.

Keywords:termofsport；contradictionmovement；conceptofsport

我国的“体育”一词系由日本引入，但是在二次大战以前日本从未用过“体育”一词来做教育科目的名称[1]。然而，体育引入我国后则首先在学校中得以发展，并经历了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体育实践领域迅速拓展，如今的体育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充实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同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了“体育的本质是教育”的“真义体育观”和以体育高度大众化为实践依据的“Sport大体育观”的争论。在历时近30年的体育概念争论中尽管偶有出现关于体育概念、术语与实践关系的论述，但是却没有能够通过分析“体育”术语与其实践的矛盾来认识体育概念的演进及争论[2]。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从考察“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的矛盾认为：体育概念的争论是不变的“体育”术语与其所指向的变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的外部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这一“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的矛盾是引发“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争论的根源。

1不变的“体育”术语与变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

1.1不变的“体育”术语经历了由专业术语到大众用语的泛化过程

自1897年“体育”一词引入我国之后，经历了由专业术语到大众用语的泛化过程。这一过程中“体育”被作为“体操”、“运动”、“游戏”、“健康”、“教育”和“特殊的文化现象或实践活动”等的专门用语[3]，其所指事物逐步拓展了，但作为“标记”的“语词”从未发生过改变。并且多年来作为专业术语的“体育”始终也没有替代形式的出现，“广义体育”和“狭义体育”事实上是以层次划分的形式出现的。尽管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体育”术语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它却逐步地从专业用语进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的生活用语之一，且出现频率还极高。如体育新闻、体育服装、体育俱乐部等等。

“体育”经历从专业术语到大众用语的泛化过程中，表现出了以下特点：首先泛化的“体育”术语遍及生活的很多领域，已成为重要的生活用语；其次，体育术语在其泛化过程中出现了“功能增值”的现象，也就是说泛化后的体育术语增加了许多新的用法和意义，如“家庭体育”、“轻体育”、“体育经济”等等。

应该认识到体育术语的泛化现象无意识地丰富了体育的内涵，并扩大了体育的外延。这一现象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是难以解释的，因为形式逻辑认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呈反变关系，内涵越丰富其外延则应该越小，反之亦然。因此与体育内涵的逐步丰富同步扩大的体育外延，成为体育概念研究的一个难点。

1.2发展的体育实践经历了由学校到社会的拓展过程

百年来我国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过程，也就是我国的体育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发展过程。以至于如今的体育已渗透到社会的建制部门与非建制部门的方方面面，不仅有“职工体育”、“社区体育”、“农村体育”，更有“残疾人体育”、“学区体育”等等。这一体育实践由学校向社会拓展过程的动力，既来自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体育自身发展的内驱力，更来自于新中国体育方针和工作重心的调整，如1956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关于1955年体育工作总结和1956年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指出：“采取加速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在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上，努力提高运动技术的方针，争取在二三年内，在若干项目上分别接近或赶上国际水平。”[3]这一体育方针的转变极大的推动了体育向全社会的普及。此外，1995年颁布实施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更使得群众体育成为我国体育工作的又一重心。

在我国的体育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在体育的实践领域还发生了以下可喜的变化：首先，是由单一目的的体育实践向多元目的取向的体育实践发展。过去的体育实践大都为了健身的目的，如今为了交际、休闲、娱乐等多种目的取向的体育实践则逐渐成为主导，因此也就产生了“休闲体育”、“闲暇体育”、“体育旅游”、“电子竞技”等多种多样的体育实践形式。其次，由身体直接参与的体育实践拓展至注重精神享受的“观赏”性体育实践。随着体育竞赛表演业的兴起，人们体育实践的参与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赏体育比赛同样成为体育实践的一种，如今CCTV5的收视率不仅在学生群体中，在中老年群体中也是极高的。第三，从以文化为主导的体育实践向以经济导向的体育实践拓展，而且此种体育实践形式还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如体育经济、体育产业等。

以上所述体育实践的拓展应该说对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涉及体育概念研究的问题上，它同不变的体育术语一样给体育概念的研究制造了一定的困难。主要表现在随着体育实践领域及形式的拓展人们完全有理由从多角度认识和理解体育，如从经济、休闲、社会建制等视角出发，又会造成对体育概念的多义理解。

1.3不变的“体育”术语与变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成为诱发体育概念争论的根源

通过前面的分析发现，泛化了的“体育”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体育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同步增长，从而给体育概念的研究造成困难。而发展变化的体育实践则因为其实践领域的不断拓展导致了研究体育概念视角的多元化，从而也给体育概念的研究制造了困难。而将上述二者联系起来思考，则不难发现“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用以表示体育这一类客观事物的术语在百年的发展进程中始终没有改变，而其所指向的实践已与过去大相径庭。

从事物发展运动过程中“内因”和“外因”关系的哲学方法论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之间的矛盾是诱发旷日持久的体育概念争论的根源所在。正是有了这一矛盾存在，所以导致了研究体育概念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其一是从考察不变的“体育”术语走向概念；其二是从考察变化的体育实践走向概念。所以也就形成了所谓的“真义体育观”和“Sport大体育观”的争论。而在整个的争论过程中也必然使得“是否承认体育概念的发展变化”成为争论的实质内容。

解决“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之间矛盾的通道应该是不断完善体育概念的内涵，使其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体育实践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所指事物的本质特征，同时能够通过概念的界定去准确地圈定其外延。然而，正是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不明确，所以导致了术语和概念还停留在“是否具有发展变化的特性”的争论上，至今没有太大的进展。事实上，“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之矛盾已揭示，其概念是否具有发展变化的特性这一问题就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

2从体育实践发展变化看体育概念演进的动因和特征

2.1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是推动体育概念内涵不断丰富的根本动因

体育一词引入我国的初期并不具有教育的含义，其教育含义形成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体育概论》明确指出：约自西历一九三零年起体育的趋势已侧重教育方面，可说是“体育就是教育”，因为体育只是一种教育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4]。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对体育概念的讨论极少见到，甚至在1961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理论》教材中都没有看到对体育概念的界定。在笔者掌握的文献中，“体育的本质是教育”这一认识至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一时期之后对体育概念的界定具有代表性的有：曹湘君[5]，认为体育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是社会总文化的一部分；1995年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体育概论》[6]中认为，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教育过程；2004年版的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中认为，体育是人类为适应自然和社会，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而自觉地改善自我身心和开发自身潜能的社会实践活动[7]。20余年的时间中人们对体育概念的认识经历了由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向体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体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等认识的转变。

纵观我国体育的百年发展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体育实践的主体在学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体育实践的重心发生了转变。在1949年10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同志指出：“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不但是学生，而且工人、农民、市民、军队、机关和团体都要搞体育。”[8]8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提出“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并逐步地使之普及和经常化。”[8]29此后我国体育实践的领域得以逐步拓展，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和教育的飞速发展，如今的学校体育已成为我国体育实践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人们基于对体育实践领域拓展的视角对体育概念的内涵进行新的诠释，自然也就成为体育发展和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换言之，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是推动体育概念内涵不断丰富的根本动因

2.2体育实践发展变化视角下体育概念演进的特征

从体育实践发展变化的视角来看，我国体育概念的演进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历史局限性。人们对体育概念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体育一词进入我国初期，人们对这一新生事物还很陌生，因此从运动形式(项目)的角度对其加以理解，从而产生了体育就是体操的认识。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传播，使得当时的社会具备了从教育的角度理解体育内涵的外部环境，因此也就产生了体育的本质是教育的认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竞技体育的崛起、群众体育的普及，以及体育产业等的发展彻底打破了以学校为主导的体育发展状况，体育实践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体育的内涵，所以体育是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实践活动等认识出现。

第二，价值判断性。价值判断成为概念界定的重要视角，并经历了价值判断的一元到多元的认识过程。纵观体育概念的演进过程，大都表现出了对体育的价值认知特点。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体育概念的变化可以看出，在学校体育为体育实践的主体时期，人们更多地从教育的角度对体育进行价值判断，如“近年来已有人发觉我国体育以往的错误，于是有“体育要大众化”的呼声喊了出来，这是很可喜的现象。不过我们要认清楚，体育不仅是“体操”或“运动”，也不仅是“健康教育”而是整个的身心教育，因为现代体育的目的，不仅是要养成强健的身体，并且要养成健全的心理，二者必须同时训练的[9]。基于这一价值认识，所以有了“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方式之教育”的概念界定。在体育高度大众化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体育的价值呈多元化趋势，因而在这一时期之后的概念界定中出现了带有增进身心健康、促进社会化、发展潜能等意义的表述。

3“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之矛盾在体育概念争论中的表现

3.1“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立论前提不对等

当前我国体育概念争论的焦点为“真义体育观”和“Sport大体育观”之间的争论。“真义体育观”所坚持的“体育的本质是教育”认识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而当时我国体育实践的主体在学校，事实上这也正是“体育的本质是教育”认识形成的实践基础。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从哲学思维的角度看，知识主体思维结构方可帮助我们认识到体育概念的本质内涵[10]。“Sport大体育观”认识的形成则是以体育实践的高度大众化为依据，认为随着体育实践的发展，作为教育的体育不能准确反映体育的全部范畴，而扩大了范围的Sport概念，已经取代身体文化成为体育的总概念。新中国成立至今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成为这一认识形成的重要基础。

上述差异表明，“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的争论是基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立论前提而展开。“真义体育观”在其知识主体思维结构的指导下，以考察体育的“本真意义”为立论基础；而“Sport大体育观”则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站在考察实践与思维关系的立场上，以“体育的概念是发展的且有规律的”为立论前提。

从术语、实践与概念的关系来看，正是“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这一矛盾导致了“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二者立论前提不对等。20世纪初期“体育的本质是教育”认识形成之时，“体育”一词是作为专业术语出现的，而如今的“体育”已经高度泛化。因此，如不考虑体育实践的发展变化，单从术语的角度来认识体育概念的内涵，考察其“本真意义”当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如果换一视角，从考察体育实践及其发展变化来看，体育概念的内涵显然应该能够反映特定历史阶段体育实践的发展，它应该具有发展变化特性。因此，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自然就成为“Sport大体育观”的认识基础，并推动着体育概念内涵的不断丰富。“真义体育观”考察术语的“本真意义”与“Sport大体育观”立足实践与思维关系基础上的“体育的概念是发展的且有规律的”立论前提之间的矛盾，恰恰集中体现了不变的“体育”术语与术语所指向的变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

3.2“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的研究路径与背景不同

前面谈到不变的“体育”术语与术语所指向的变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导致了“真义体育观”和“Sport大体育观”立论前提的差异，因此这一矛盾运动自然也就会进一步导致研究体育概念的两条不同路径和背景。

“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的研究路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种体育观各自的证据阐述中。关于体育的本质是教育的直接证据主要来自国际体育联合会关于体育的界定，以及对英文原词形Physicaleducation的历史考察。“Sport大体育观”的主要证据包括：Sport已成为部分国家体育运动的总概念[11]、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及安德鲁斯三角形等几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真义体育观”的研究路径主要表现为通过考察体育的起源和词源揭示体育的本质，进而界定体育的概念。而“Sport大体育观”则更加注重体育实践的发展和变化，通过探索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和大众化过程阐明体育的特性，进而揭示体育的基本属性，并为其下定义。

“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不同的研究背景表现如下：“真义体育观”因为其研究的起点定位于考察体育的起源和词源，因而其研究背景大都为20世纪初期我国体育的引入和传播时期，或者是18世纪西方体育的起源时期。“Sport大体育观”则大都以当代体育实践为研究背景，注重体育实践的新变化和新动向。并且“Sport大体育观”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阐明近现代我国体育实践变化的原因和轨迹，揭示体育大众化的是认识体育概念的时代背景。

4结论

1)不变的术语“体育”经历了由专业用语到大众用语的泛化过程，而发展的体育实践则经历了由学校到社会的拓展过程。由此导致的不变的“体育”术语与其所指向的变化的体育实践矛盾运动成为诱发旷日持久的体育概念争论的根源。这一矛盾使得体育概念争论难以尘埃落定的原因是，体育术语的泛化现象无意识地丰富了体育的内涵，并扩大体育概念的外延，并且这一现象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是难以解释的。其次，体育实践的拓展使得人们有理由从多角度认识和理解体育概念，从而会造成体育概念的多义理解。

2)从体育实践发展变化的视角来看体育实践领域拓展是推动体育概念内涵不断丰富的根本动因，并使得体育概念演进呈现历史局限性特征和价值判断性特征。

3)不变的“体育”术语与其所指向的变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在其概念争论中表现为：“真义体育观”以考察术语的“本真意义”为立论前提，从考察体育的起源和词源出发，将“体育”术语的起源和引入时期作为重要研究背景。“Sport大体育观”以“体育的概念是发展的且有规律的”为立论前提，从考察概念与体育实践的关系出发，将当代体育实践的拓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研究背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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