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伦理学范例(3篇)

生活中的伦理学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和意义

所谓生活伦理，也可称世俗民间伦理。这一解释性概念最初是由日本著名思想史家沟口雄三提出来的，他把广义的中国儒教按其不同的层次、对象、范畴划分为十个方面，其中把“民间伦理”，即渗透于民间生活中的文化观念、群体意识作为一个方面，并将其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由为政阶层注入的，来自上方的“教化伦理”；二是平民为了维持自身生活需要的，来自下方的“生活伦理”；三是表现在社会职业观念上的“职业伦理”。[i]这种富有原创性的解释概念为当代学者李长莉所吸收借鉴，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基本结构可以区分为教化伦理与民间生活伦理，继而她对民间生活伦理的若干规定也做出了自己的诠释并用这样一个解释框架来研究近代伦理观念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她认为；自汉代实行“独尊儒术”以后，直至清代，儒家伦理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教化伦理，这种以家族主义和小农经济为基础，有利于维护官僚专制制度下的社会等级秩序的道德伦理体系，在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提倡和教化下，渗入民间的社会生活之中，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在民间的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来自人们生活需要和生活经验不同于正统教化伦理的民间生活伦理。尽管它们往往受到排斥，或居于末流，但却一直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一定影响。特别是在社会变动政治统治松驰、正统教化伦理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随之减弱的时候，民间生活伦理就会活跃起来，焕发出生命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现实中的民间生活伦理，不是全然与正统儒教分开的，由于儒学本源的入世世俗性质，一些儒学原义本就与民间的生活经验相重合，或者已融于人们的生活伦理之中了，只是由于后来统治阶层对某些内容的特意提倡，才使得在一些观念上正统教化伦理与民间生活伦理显分二途。[ii]

这种对传统伦理结构的分析的观点，其它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如余英时认为“日常人生化在原始儒家中也不是毫无根源的。”“从历史上观察，儒家的日常人生化最迟在明清时代已经开始萌芽。”“明代中叶以后，儒家的基础动向是下行而不是上行，是面对社会而不是面对朝廷。”[iii]陈来也把儒家伦理分为精英儒家伦理和世俗儒家伦理，他认为“明清间蒙学读物中大量反映的世俗儒家伦理，除了精英文化向下传播过程所必然发生的俗化之外，也是以这一时期理学内部的世俗化转向为基本背景的。”[iv]刘志琴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特别重视生活价值与生活伦理，“百姓日用之学是儒家的经典之教”[v]她主要从道与器的内在统一上论述了中国传统思想重视生活价值与生活伦理的观点，她指出，根据有关统计，“服”、“食”、“器用”的用词，出现在《论语》和《孟子》中的频率，甚至高于儒家一贯崇奉的“礼”和“德”，不能不是儒家高度重视生活价值的反映。

这种概念是由思想史学家们提出来的，但笔者觉得它对伦理学理论自身的进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概念。伦理学者们也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注意到了这种道德结构和类型的客观情形，他们分别从历史与现实的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诠释，如笔者本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以中国传统道德雅文化与俗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分类界定之。[vi]当代学者张博颖则立足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现实基础，以“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概念进行道德类型和结构的分析。[vii]上述概念虽然是不同的，但所指称的道德生活类型与结构则是大致相同的。有的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的，有的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分析的，有的则是直接立足于当代道德生活出现的新情况而提出的。

道德类型与结构理论是伦理学的基础理论，在伦理思想史上，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分类标准和理论，如可以从道德主体的角度把道德分为社会伦理与个人伦理；从道德的时空纬度可以把道德分为传统道德、现实道德、理想道德；可以从道德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上把道德分为个体进取型美德伦理与人际、群际、族际、国际等社会协调型伦理规范；还可以从历史发展和文化特性的角度，我们还可以区分诸如传统社会的服从型道德规范与现代社会的主体自律型伦理等等，道德类型与结构理论的丰富化，一方面反映出社会道德生活本身的丰富多样性，另外，也体现着思想家们对社会道德生活认识的不断深化。每一次道德类型与结构理论上的突破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社会道德生活的新变化及思想家们对这种新变化的认识和把握。如在我国近现代，梁启超先生当时提出公德与私德这种道德类型理论，其目的就是要改造我国旧道德只重私德而轻公德的偏面性，从而激发国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以实现其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新民说。我国伦理学在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关于道德类型和结构问题，曾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创新理论，从而推动着社会道德观念的进步。比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道德的本质和类型，就有规范约束论与主体能动论的争论，这种争论最后虽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但这种争论本身就推动了我国伦理生活领域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我国当代社会伦理观念的变革。另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些学者提出的协调性道德与进取性道德的道德类型理论也是有很深刻的解释力的，这种理论认为我国传统道德长期以来只是强调协调性而忽视进取性，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传统道德结构的偏失，对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都起到了消极影响。这种理论不仅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对年轻一代的道德实践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不仅注重自身的协调性而且更加重视自己的进取性美德。近年来，有很多学者提出个体伦理与制度伦理的道德类型理论，认为我们过去的伦理学只是从社会对个体要求的角度研究道德问题，而从来没有研究国家、团体对个人有无道德责任，只研究个体应该承担的义务却从不研究制度是否有正当性，据此认为在现代社会要特别注意研究制度伦理，这样的道德结构才是全面的、科学的。还有学者把道德分为公民伦理（或公共生活伦理）与生活伦理（或日常生活伦理）[viii]；还有学者从社会活动领域的角度把道德分为意识形态化道德（包括经济伦理、行政伦理和文化伦理）和非意识形态化伦理（包括家庭伦理、日常伦理和公共伦理）两部分。[ix]另外，还有上面提到的某些学者提出的国家伦理与市民社会伦理的道德类型学说等等，对认识反思我国当前的道德生活，促进伦理学进步都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总之，道德分类理论只要是科学的，它就能对伦理学的学术进步和人民群众的道德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道德类型理论在伦理学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

教化伦理与生活伦理的道德分类理论在笔者看来又是一个非常科学深刻的解释范畴，教化伦理与生活伦理的道德类型理论以其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准确概括和科学解释而具有思想上的冲击力。它不仅符合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与道德生活的实际，尤其是对近代中国历史有更强的解释力，不仅如此，当代的中国是古代和近代中国的延续，这一理论解释框架对认识当代中国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建设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是我们剖析当代伦理生活的锐利工具，是伦理学实现理论研究的转型和学术进步的新的思维维度和思维方法论。

二、生活伦理及其与教化伦理的关系

“生活”这一词在广义上是指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生活是指人的生命动态展开过程，是人的一种存在形式，是人生的过程和体验，是与人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同一的，生活是由人来完成的，人通过生活才能成为“人”，人在生活中存在，在生活中发展。生活的外延从类型上来说可从时态上分为过去生活、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从人的生活需要的满足层次和创造财富的性质不同来看，人的生活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别；从人的生活是否具有“自在性”特征看，人的生活可分为制度生活、日常生活；从人的生活内容来看，人的生活可区分出专业生活、职业生活和业余生活等不同的类型。对生活，还可以从其他各种不同的标准来分类，至少可分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艺术生活、军事生活、宗教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等等。生活的表现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不过，人的生活有其共同的的本质，也有普遍的准则。生活的本质是人在自然和社会空间中，通过享受、占有、内化并创造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围绕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能动的活动。人的生命存在是生活的基点，而人的生命的实现则是生活的归宿。

生活这一概念虽包含着上述丰富的含义和本质，但在狭义上往往则是指人们与在社会国家中的政治生活相区别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我们平时俗话说的过日子，也就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首先要为生计即吃喝住行等基本物质生活去奔波、奋斗、交往。这种日常生活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显然不同于人的政治生活、这种日常生活按马克思的说法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这也就是说人的日常生活是人的其它历史活动的起点。制度生活是指人在特定的制度体系展开的生活。在制度体系中，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念受到制度、社会给定的规范的约束，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往往通过与社会制度和规范相符的程度来加以判断，这些制度不仅仅具有规范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法律的意义。制度生活往往不具有自在性，不是人的自在生活，而是一种社会制约性的生活，制度生活要求人们在某些具体场合遵循制度和规范。日常生活是人的一种自在性、自主性的生活，是在非制度约束情景中的生活。日常生活具有明显的自生性、习惯性和情感性等基本特征，尽管日常生活也受到社会制度和规范的影响，但在日常情景之中，日常生活总是试图摆脱社会规范给定的约束，因而制度生活比日常生活更赋予思维和理性的色彩，制度生活往往具有模式化、稳定性的特点，而日常生活则更赋予了情感性和情景性，更具有活力，从而日常生活往往是五彩缤纷的、丰富多彩的。当然，日常生活也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它同样具有生活的规则，但日常生活并非像制度生活那样，认可制度或规则的理所当然性，日常生活比制度生活更具有批判性。制度生活和日常生活构成人的生活的整体，或者说二者是人的生活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二者不能相互替代。用制度生活来要求人的日常生活，人生也便丢失了灵活性、丰富性，从而丧失生活的乐趣与活力，单一的制度生活会消磨人的生活的情趣，从而失去人对自身生活方式的独创。用日常生活来取代制度生活，体现了人生的自在性，但丧失了人生的社会性，就会漠视处理人与自然、社会、团体、国家关系的伦理和法律规则或规范。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生活来源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建立制度生活方式的基点、原型。日常生活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我们这时所说的“生活伦理”就是从这种狭义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并主要指导日常生活的规则。

人生活在世上，需要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以维持生存，需要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协调关系以保障生存，需要精神的依托以得到心理的安适，这些因素构成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一个社会的人们，在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及生活状态下，由生活经验的积累，知识和智慧的凝结，形成一定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物质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三个层面：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及使用和消费方式等，形成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人际关系、互动方式及风俗习惯等，形成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人们的宗教信仰、文化娱乐、信息交换等，形成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具体的生活样式，它们被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其内含的规则规范和价值取向长期积淀凝聚，反映到人们的意识观念中，就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一系列比较稳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这就是民众源于生活的生活伦理。可见，民众生活伦理是从民众普遍奉行的生活方式中产生的，因此，生活方式和生活伦理，一为外显的，一为内在的，互为表里，相互契合。前者是人们的具体生活样式，后者是这种生活样式的规则和意义。

所谓“民间生活伦理”，就是存在于民众实际生活中，人们主要根据生存方式和实际需要，由生活实际经验中得来并实际应用于生活的活的伦理。教化伦理是由统治阶层倡导，居于社会正统地位，用于教化民众而以此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念，是来自上方，由上向下灌输，希望人们普遍遵守的伦理。

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差异：

第一，二者的主体与社会作用不同。教化伦理的主体是国家，其实际代表者主要是官员、意识形态的教化工作者。而生活伦理的主体则只能是民众。教化伦理是一部分人用于教化另一部分人的伦理，而生活伦理则是民众主体源于各自生活经验的积累，是不具备互相间不平等意义上的教化性的。教化伦理往往把民众作为道德教化的客体，而某些官员、意识形态的教化工作者往往以教化主体的身份居高临下，实际上他们有的人是国家教化伦理的真诚信仰者，有的从内心并不一定是该伦理的真诚信奉者但仍然在从事某种虚伪的道德教化。而生活伦理则高扬人的主体性，生活伦理就是为了使人们过上更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了生活，实质是为了人的存在和发展，为了使每个人成为独立的人，尊重生活也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地位、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人的价值。人的生活的主体，一切被称为生活的东西，都是属于人和人类的。关注人的生命的存在，关注生活方式及其意义，成为人对人自身的终极关怀。主体性是民间生活伦理追求的价值目标。人是生活的主体，社会不是生活的主体，社会是一种由人构成的组织形式，所谓社会生活其实是指人在社会历史条件中的存在，社会无法过生活，相反，社会是人的生存空间，建构完美社会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人的生活创设条件。

第二，二者的根本目标和基本立场不同。“为了社会”还是“为了人的生活”这是教化伦理与生活伦理在根本目标上的不同。教化伦理是由社会利益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它是社会、国家及其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利益而对民众提出的价值观念导向和行为义务要求。教化伦理所要达到的目标主要是秩序与和谐。它的基本立场就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也就是说教化伦理总是站在社会、国家和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其倡导的主导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进行辩护。而生活伦理其利益基础则是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需要和民众的物质精神利益。这种生活伦理所要追求的目标是安宁和幸福。每一个民众首先有生存和安全这种基本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需要吃穿住行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有归属、交往甚至更高和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即他们有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的需要和权利。生活伦理就是要为民众的这种合理需要和追求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指导。因此，生活伦理的基本立场是非意识形态的而是直接源于、基于民众的生活需要和生活实践。

人的生活是一切社会的原初性的根基，社会只是生活的必要手段，生活本身的质量才是生活的目的。人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为了社会机制而生活。为了社会机制而生活，人的生活就会变得麻木和虚伪，难以获得幸福。当然，社会是达到秩序和社会福利的手段，尽管生活总是需要社会这一形式，但人的生活却在本意性目的上不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相反，社会必须服务于人的生活，因为社会的形成乃是为了人有序地生活。虽然一个好的社会与好的生活往往是一致的，但好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好的生活的目的，相反，好的生活是好的社会的目的。

第三，二者的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教化伦理的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是“礼义为上”，具有鲜明的道义论特点，而生活伦理的伦理精神与价值取向则是幸福主义的，具有鲜明的功利论色彩。教化伦理就是要人们遵礼行义，只有遵行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即“礼”才能维护社会的秩序，只有倡导人们多尽义务，对他人和团体、国家多尽义务，这个社会才会少纷争而多和谐。而生活伦理作为民众生活方式的直接体现，必然是幸福主义的，民众作为一个个真正的生活主体，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存、生活去活动、奋斗，因此他们首先就要追求自己的现实利益，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尽管作为一个社会生活中的人其利益的追求也要以符合道义的途径去争取，但他们的首要价值取向是功利、利益和幸福。教化伦理与生活伦理的这种差别实际上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义利问题，在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官方正统文化中如在儒家学说中都是倡导的重义贬利，而在民间的俗文化中或者说在民众实际的生活实践中恰恰是重视人伦日用，重视实际利益，这是中国传统民众最基本的国民性之一。在我国古代那么艰苦的生存条件下，要不让民众重视利益，不量入为出，不省吃俭用，不功利计算，不礼尚往来，不等值交往，不送还“人情”，那是不可能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功利性的国民性的存在，才会有重义轻利这种价值导向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教化伦理代表该社会的主导性价值方向和精神追求，有较多的理想和超俗色彩，对于社会起着教化、指导、表率、导向的作用。而民间生活伦理则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切于民生日用，并实际支配着一般民众包括多数上层人们的日常行为，形成普遍而稳定的大众行为模式。虽然二者都起着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作用，但民间生活伦理因其扎根于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中，而更具现实合理性和灵活性，又因其更切合于人们的实际利益，而更具实践性和普遍性。

第四，二者调节社会生活的领域是不同的。教化伦理具有某种公共性、群际性、族际性、国际性，也就是说教化伦理调节范围是人与团体、国家、社会、世界之间关系的道德要求，而生活伦理则具有私人性、人际性，有的学者把它称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也就是说生活伦理主要是调节民众在私人生活和私人交往过程中的人与人或说是个人与个人的直接人际关系的。因此也就使教化伦理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伦理，甚至在现代社会这种教化伦理更多的得到了统治阶级法律体系的支持。而生活伦理则更多地体现了人际之间的特殊性和情感联系。在每种人际关系中，关系对象都是一个同我们处于特殊关系中的单数的他者。比如，我们常说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显然只能是一种调节个人与团体、国家的教化伦理，它显然是不能调节民众个体在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的，而像友爱、互利这样的生活伦理也显然是不同于上述教化伦理的。

第五，二者在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上也是不同的。由于教化伦理是社会利益与统治者利益的自觉表达，而且它往往是以系统的、理性的形式予以表达，因此它是典型的社会意识形式，而生活伦理则是由民众的生活中直接产生的，是民众生活方式的直接体现，又由于它是以非系统的、常识的形式予以表达的，因此生活伦理则是以民众社会心理的形式存在的。从文化积累和传承的角度看，它们的承载方式和传播方式都是不同的。以中国文化为例，在古代，教化伦理则主要体现在士大夫的宏篇巨著中并得到国家权力的肯定并用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的手段加以推行。如儒家伦理的“三纲五常”在汉代以后就具有了这样一个教化伦理的正统地位。而民间生活伦理则主要存在于诸如民间流传的谚语、传说、家训、童蒙读物、戏曲鼓词、民间信仰，以及民间文人的一些切近生活的异端言论等民间文化形式之中。在当代，我们社会的教化伦理观念存在于中央文件中，存在于一些以意识形态立场自觉为这种教化伦理宣教的“理论工作者”的宏篇巨著中，当然也充斥于所有的主流传媒的所谓弘扬主弦律的文化传播中。而民间生活伦理则只能体现在大众谚语，大众艺术等大众文化形式中，如近二十年来广泛盛行于社会坊间的诸多顺口溜、谚语、“段子”、手机短信等。如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的一句台词：“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在民间广为流传，得到了广泛认同，这真实的反映了民众在新时期的金钱、义利价值观，多么平实准确而又符合生活的真理。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话：“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当时这句话被一些持教化伦理立场的人斥为是信仰危机的表现，当然这句话本身是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民众在新时期对过去那种纯道义主义文化不重视民众现实物质利益的一种反动。一首“常回家看看”唱红大江南北，体现了民众对亲情的重视，这种例子太多，限于篇幅不能尽举，只是想说明民众生活伦理的确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与国家教化伦理是很不相同的。

教化伦理与生活伦理不仅有区别也有联系，完整的社会道德结构应是两者的统一，这是由社会生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决定的。人不仅是以单个人存在和生活的，而且是要过群体的生活的，生活不仅要追求安宁和幸福，而且社会也需要秩序与和谐，没有后者前者也不可能实现。人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幸福也要多为别人的幸福尽自己应尽的义务。真实的生活不仅是要追求功利、利益而且也必须符合道义，道义是我们实现功利的人间正道，也是幸福生活的内在价值基础。人不仅有日常私人生活，而且也有社会公共生活，人的生活不仅要依*常识做出选择而且要自觉接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并在自己的理性面前加以审视并用此指导自己的长远选择。正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内在的统一，因此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

教化伦理与生活伦理的相互联系表现在：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教化伦理的内容如果严重脱离民众的生活实际和伦理觉悟水平则会变成空洞的说教。比如，在过去左的年代，一味单纯用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全社会，这种严重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众实际的教条式的灌输，使其最终难以落实并且引起了民众的反感。国家教化伦理要尽可能的根据民众的生活实际，体现并维护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如当代的国家教化伦理价值导向就要努力摒弃过去单纯的“礼义至上”，而是要尽可能的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民众生活伦理以民众个体为主体，体现出某种分散性、利益追求的盲目性，在道德性质上既可能是义利兼顾的，也可能是利己不损人的，也可能是损人利己的，作为一种直接形成于“过日子”中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趋向，必然有某种趋利的自发性、盲目性，如果离开了社会国家教化伦理的整合、引导和规范，就会失之偏面，从而滑向非道德主义。两者之间应该处于一种能动的互动过程中，国家教化伦理应不断从民众生活伦理的社会心理中及时发现民众实际的生活状态和价值心理以调整自己的导向和规范，而民众生活伦理也要及时以国家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和规范指导约束自己的生活实践，从而实现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的统一。

三、伦理要源于生活、指导生活

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x]并进而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xi]马克思的这两句话表明了直接产生于民众生活实践的生活伦理较之国家教化伦理有某种基础性和先在性，也要求我们的伦理建设必须源于生活，深入生活，指导生活。正如上述一个社会完整而健康的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和谐共处，能动互动，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如果仅仅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需要，发挥其资政、教化百姓、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那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要有切实的指导。

从这个意义上反省我们建国以来的道德建设，则是存在着单纯倡导国家教化伦理的偏差。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由战争年代的革命道德发展演变而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基于武装斗争的需要，采取高度统一的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政治道德，这在战争环境中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国家即社会，社会即国家，国家与社会处于高度同一之中，政治权力渗入日常生活、私人领域的很多方面，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道德结构是以政治化的国家教化伦理（或称国家道德意识形态）代替了所有道德如社会、职业与个体日常生活道德，曾几何时，它可以不顾我国当时社会发展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和大众道德的层次性特征，人为、生硬地推行那种政治性国家伦理规范，使其成为社会的普遍伦理要求。这种道德结构的贫乏性、偏面性，一旦面临今天变化了的社会新情况，就会出现道德的真空。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加之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社会政治关系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随着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独立于国家行政干预的私人领域、（民间）社会生活正在产生和扩展，中国的市民社会正在崛起。同时，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行政权力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私人领域退出，这必然使光依*过去的单一的国家政治教化伦理来指导多元而丰富的民众生活实践已是不可能的了。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的道德建设一定要面向生活、面向民众、面向实践，研究变化了的客观情况，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生活实践要求创新建构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不仅仅是依过去的意识形态思维建构一种用以重新教化百姓的国家道德意识形态，而是要从私人领域、民众日常生活的相对独立性与国家伦理导向和整合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虑，在这样的基础上所建设起来的新的道德体系才是为社会和民众、生活实践所需要的。也就是说这种道德体系本身必然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日常生活伦理的统一。

现代民众生活的日常性日益凸现。民众不仅仅是政治生活的附庸，而且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有自己的经济生活、职业生活、个人家居、休闲娱乐生活、社交公共生活等，这种民众日常生活具有个体性、私人性、民间性，因此，社会的伦理道德必须尊重这种民众生活的特性和权利，要创建适应这种日常生活、体现现代意识并与民众生活实践紧密相联系的道德体系。道德并不是仅体现在一些政治原则的大道理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民众的人伦日用的实际生活中的，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民众的庸常生活有所指导，换句话说，它的真理性与合理性也正是从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并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强化的，道德真理并不总是一些抽象的政治原则，而是充满着朴素性的生活真理和为人之道、人际之方。道德来源于民众鲜活的生活实践中，道德的形成，不是自上而下的单纯论证和教化，而是民众在实践中通过互动、协商、契约、履行而逐步形成的。离开了民众的生活实践，道德将会成为无源之水，将会枯竭和衰亡，一种道德如果已经和民众的生活实践没有关联，那必将成为一种伪善。道德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价值观念和善恶意识，其评价的标准仍然是它能否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否代表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不是简单的以社会和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为尺度。道德的应然和正当，其价值根据也只能是人性的自我完善和社会关系完善，而不单纯是一定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有时这种社会进步趋势与某些先进阶级和政党的利益和目标会相一致，但我们在思维上必须把这当作两回事，因为毕竟也有不一致的时候，甚至实际上不一致，但却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成是一致的，从而导致了社会伪善并阻碍社会和道德的进步。道德区别于其它精神文化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要求我们的道德建设、伦理学研究一定要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实践。

正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秉持一种国家教化伦理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的理论思维的视角只是盯着上面的需要而不是面对客观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需要，我们的理论体系也只能是对与现行经济政治体制相一致的主流价值观念与规范体系的系统论证和辩护，即使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内部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生活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仍然固守传统的观念认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能与时俱进更难以革故鼎新，导致了我们的道德理论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道德理论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因而难以发挥道德应有的社会作用。

要实现这二者的统一，我们必须转变过去那种纯粹是意识形态立场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而要树立起真正的伦理学的科学认识方法。那么，伦理学的真正科学的方法是什么？意识形态的立场和方法是什么？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科学的伦理学思维要求我们首先要而对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纯粹的认识态度去描述诠释客观存在的道德文化现象，而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就是先预设并承认一定的意识形态观点的正确性去做论证的工作，或者为一种社会需要去为人们的行为建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总之两种思维的根本差别是对现实生活采取一种纯粹客观的认识态度还是主体事先就有利益立场和价值观点的预设。我们认为科学的伦理学的方法是诠释、反思、创新，而意识形态的立场和方法主要是论证、维护、教化。诠释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它首先是面对客观对象的，并以理性的态度对对象进行科学的描述、分析、诠释。相反，意识形态的立场和方法则是力求对既存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进行合理化、应然性、正当性的论证。反思就是要对社会的价值体系不断地换方向、换角度、换位置进行再审视、再认识、再思考。反思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批判的过程。而意识形态的立场和方法则立足于维护既有的价值体系，伦理学的理性批判不是要全盘否定，而是为了创新，为了超越，为了重新构建新的理论价值体系。这正是真正科学的伦理学的生命力所在。而意识形态的立场和方法则是立足于对既有价值体系的传播和教化。

中国当代伦理学要实现自身革命性的突破和进步，必须淡化其固有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方法，而强化其科学态度和方法。没有这一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变革，伦理学理论就会继续落后于社会现实，也永远难以使其获得真正的科学形态。论证而不诠释，维护而不是反思批判，教化而不是创新这就是我国主流伦理学难以获得长足进步的根本原因。而导致这一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对道德的结构做了片面的理解，把道德等同于单一的国家教化伦理，把道德作为国家政治的附庸，甚至是以政治取代道德，而不知道道德的真正作用是指导民众和生活实践。

如果说论证、维护的思维立场和方法阻碍了我们的伦理学进步的话，那么，单纯的教化则使我们长期以来在伦理学理论上难以突破，进行创新。伦理学研究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面向生活、深入生活，首先对民众的生活状态和变化了的生活方式做出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归纳提炼出真正符合他们需要的道德价值体系来，最后才能够返过来指导民众的生活。中国伦理学的真正希望就在于坚持伦理要源于生活、指导生活的正确道路。

加强对民众日常生活伦理的研究这将是中国伦理学新的突破点和生长点。近年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哲学研究均出现了关注生活世界的转向，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一个重要倾向是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使哲学研究贴近生活，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尔有关“日常共在”的观念等都表明一代哲人已把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对此倾向国内哲学界已有回应。有人认为“哲学就是生活观”，生活观就是关于人类生活的根本观点，即通过对生活世界的深刻观察和理解，为人类提供一种能充分表达生活目的、特点和意义的生活理念。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生活世界，研究主题是人类的存在方式，研究的核心是人类生活的意义，而总的研究成果则是对于人类“生活理念”的系统表达。[xii]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价值论的核心，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就更应首先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上面向生活、关注生活、描述生活、诠释生活、寻求生活的意义，指出生活的意义，揭示生活的价值，建构生活的规范，实现生活的目的，指导现实的人生。我们首先应该以纯粹客观的态度面对生活，进行实证的研究，搞清楚我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其社会成因是什么？支撑我们当代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规范是什么？这些价值心理规范形成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是有价值的还是反价值的？进而才能对此进行价值评价，然后才能确立新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律令，建立符合民众生活实际和价值追求的新的生活伦理。

主要参考文献

1、李长莉著：《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2、郭元祥著：《生活与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基础教育论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3、张博颖：“‘市民社会’视域中的公民道德建设”，《道德与文明》2004年第2期。

[i]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中国儒教的十个方面》原载日本《思想》杂志1990年6月号，中译文载《孔子研究》1991年第2期。

[ii]参见李长莉：“十九世纪中叶上海租界社会风尚与民间生活伦理”，《学术月刊》1995年第3期；李长莉著：《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iii]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32-135页。

[iv]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版，第448页。

[v]刘志琴：“百姓日用之学是儒家的经典之教”，载《孔学论文集》（一），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编（2002）。

[vi]肖群忠：“开拓中国传统道德俗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

[vii]张博颖：“‘市民社会’视域中的公民道德建设”，《道德与文明》2004年第2期。

[viii]廖申白：“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哲学研究》2001年第11期。

[ix]晏辉：“论一种可能的伦理致思范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x]《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x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01页。

生活中的伦理学范文篇2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主义义利观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经济制度安排、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其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来规范主体的经济行为，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正确的经济伦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可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作为市场、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的作用，能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提供重要的保障。然而，我国目前的道德教育中，经济伦理教育仍然是相当欠缺，甚至是被忽视的，这直接导致我国道德教育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因此，经济伦理教育已成为当前重要的时代课题。高校作为培养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重要阵地，在经济伦理教育中理应发挥先锋作用，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教育，其意义非常深远。

1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也是德性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除了用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也对市场主体的伦理道德有基本的要求。经济伦理可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而它的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人们了解、接受市场经济伦理原则、规范的基础之上。所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有其必要性及紧迫性。高校作为“准”市场经济主体的培养基地，更应重视并加强经济伦理教育。在新形势下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将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1．1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性经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目的，无疑是获取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主体的利益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交换必须遵循等价、自愿的原则。这两条原则使得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必须考虑满换另一方的需要，把自利性与互利性、趋利性和服务性结合起来。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一方面依赖于经济制度伦理，另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个体伦理，即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自我约束和道德激励。这说明经济伦理与经济道德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学生作为“准”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能否具有“效益”和“道德”统一的健全市场主体意识，能否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对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作用不可小视。

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指出：“要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结合实际，笔者认为深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可培养学生勤俭、公平、平等、守信等传统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可培养大学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

1．2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存在某种程度的缺失

在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变革时期，多元化的思想道德观念对社会主导价值系统的挑战和冲击使大学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面对着道德困惑。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公平竞争、效率优先原则。作为反映人们经济生活、政治活动规律的经济伦理在充分肯定人们追求正当利益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凡是基于公平原则、等价交换的获利行为都有其道德合理性。[2]如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只要不违反市场交易原则，也是经济伦理所肯定的。

而社会领域的道德伦理则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显然这在经济伦理中得不到认同。这说明，同样的事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伦理要求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目前高校并没有针对这两种适用领域不同的伦理原则的价值矛盾进行教育，接受的往往只是理想化的一般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规范的教育。这导致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道德行为显现出多元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倾向。

如现今大学生中的诚信意识缺失、责任意识淡薄、泛“功利化”倾向突显等现象，严重影响着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2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的原则

近年来，经济伦理教育是学术界研讨的热门话题，不少学者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但至今仍未完成其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此同时，如何把理论研究的成果纳入道德教育，尤其是作为道德教育主渠道的高校道德教育中，实际的努力也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市场道德规范进行提炼和概括，形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内容，并通过对高校这一重要阵地进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以下原则。

2．1坚持奉献伦理教育与功利伦理教育相结合

确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在我国当代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地位，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性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决定的。[3]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注重物质财富，肯定正当利益。即肯定以效益为追求目标，以勤俭为活动核心，以自尊为心理基础，以竞争为实现手段，以互利为社会前提，以法律为行为基准的基本伦理规范。

但应认识到，肯定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个人利益因素，并不等同于肯定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明确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地位——经济生活中道德建设的起点。我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基本格局是功利伦理和奉献伦理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社会主义奉献伦理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全面实现社会进步为追求目标的伦理规范，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经济伦理反映和调整的是人们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要求，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因此在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必须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与目的的集体主义、奉献利他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奉献伦理相结合，引导学生超越功利伦理的局限，升华为注重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伦理精神。

2．2坚持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

经济伦理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与人类存在方式的关系的深入思考和系统审视。它关注的是人类如何不以自身异化为代价发展经济并在经济过程中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l]这要求在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重要地位，绝不可松懈。发挥“主渠道”德育课堂的教育作用，传授相关道德理论知识，通过座谈会、交流会等方式传授给学生。但是，道德教育具有知行统一的特点，传授道德知识是其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行为中实践，如何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将外化的道德教育内化为其行为本身，真正以合乎市场经济、社会伦理的道德标准在学习、生活中运用于实践。因此，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以理论教育为主导，兼顾行为教育。

通过开展创业实践、家教等行为活动，将理论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以理论指导实践，进一步从实践中升华体现理论的价值。

2．3坚持有意识教育与无意识教育相结合

一个人的思想觉悟不是白发产生的，而是必须有一个从外面系统灌输进去的过程。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深人人心，很大程度上要靠有意识教育，靠坚定不移地进行灌输，即第一课堂“主渠道”教学。但是，一个人的道德情操、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既依赖于有意识教育，又离不开无意识教育。无意识教育即教育者按照预定的教育内容和方案，自觉地在受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味，使他们在满足美的需求和兴趣爱好的同时，潜移默化

地受到教育。[4]它把教育的意识、目的渗透到与之相关的活动或环境中，可增强伦理教育的渗透性和感染力。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如何规范自我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及明确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与市场经济及社会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坚持有意识的“主渠道”教育与无意识的氛围影响相结合，以期达到最佳的教育目的。

3新形势下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有效途径

高校学生的经济伦理教育应结合高校实际，在教书育人中重点引导学生对经济生活的目的、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和非道德性、效率的道德论证、分配正义、交易伦理、消费伦理、生态伦理等问题作些深入全面的探讨与学习，以启迪大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觉悟。

笔者认为，应以“以人为本，合力育人”为教育指导原则，探索具有时代特点，符合新时期学生的教育方法，通过搞活“四个课堂”、优化“四个环境”、整合“四种媒体”、实行“四级推进”，努力构建“大教育”格局，不断提高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及效果。

3．1延伸教育时空，搞活“四个课堂”即主课堂、第二课堂、家庭课堂、社会课堂

经济伦理同整个社会发生着经济学和社会伦理角度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将课堂带到社会、家庭、校园文化活动中去。主课堂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基本形式，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思想灌输中始终发挥着主阵地作用。课堂教育应以开放、互动的教育模式，进行经济制度伦理与经济个体伦理的教育，通过讨论、辩论等形式提升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第二课堂”活动，通过举办大学生创业活动、知识竞赛、演讲赛等活动，丰富学生业余生活，陶冶情操，提高觉悟。构建“学校一家庭一社区”三位一体的模式，将经济伦理教育延伸至家庭、社区，寓教育于生活，增强教育的渗透力与感染力。通过假期社会实践、参观先进企业、人文景观等“社会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3．2营造教育氛围。优化“四个环境”即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

在当前社会处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社会舆论和高校都赞成大学生适当地参与一些不影响学业为前提的经济活动，如家教、推销、勤工助学等。既锻炼他们的能力，也对他们健全的人格形成极有益处。然而，目前高校当中出现了一些大学生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去参加非法传销组织等行为，甚至贪图享乐、难耐清贫等思想在某些大学生中颇有市场等消极现象。这说明，优化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显得尤为重要，营造严谨求实、勤奋求知、民主开放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的经济行为，营造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经济环境。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道德性、法律性，营造民主、法治、和谐的政治环境。建立健全的文化活动机制，使活动经常化、制度化。活动方式上，开展主体文化、节目文化、广场文化、共建文化、课余与假目休闲文化等鲜明的校园文化活动，并使之延伸到校园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

3．3丰富教育手段，整合“四种媒体”即报纸、广告、电视、网络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也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报纸、广告、电视、网络是当前主要的信息载体。其提供的信息对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发展方向具有牵引作用。大众传媒直接面向大学生，传播信息直接迅速，在大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是学校理论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有力工具和重要渠道。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具有形象性、隐藏性、权威性等特点。重视大众传媒作用，把其提供的信息变为舆论导向，会对学生的言行起到“软约束”作用。发挥大众传媒在教育中的牵引作用，是让学生及时了解党的现行政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面貌。应及时组织学生收听、收看《经济道德》、《道德与观察》、《今日说法》、《焦点访谈>等栏目，引导学生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正确认识与评价。

3．4适应成长规律，实行“四级递进”

根据青年学生在校四年学习成长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心理状况，搞好分级递进教育。第一年主要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义利观问题，归根结底是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它是经济伦理的核心。由于义利关系贯穿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一些具体的经济伦理问题，因而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经济伦理问题。因此必须首先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

反对“唯利无义”的思想观念。第二年主要抓好立身做人的导向教育。是否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做人的准则直接影响到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效果。通过思想品德教育、艰苦奋斗、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等系列教育，引导学生懂得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走好人生之路。

第三年主要抓好职业道德的定位教育。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职业道德教育理应成为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一步。第四年主要抓好奉献社会的爱心教育。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效率优先，而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在新形势下，在肯定个人物质利益的同时，更应强调奉献，通过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专业、爱岗位”的“四爱”教育，激发学生的奉献精神。

经济伦理教育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新形势下，高校大力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郑美琴．论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J]．经济评论，2001(6)．

[2]王淑芹．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对立经济统一的条件性[J]．道德与文明，2000(3)．

生活中的伦理学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04—0125—02

伴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发现科技在给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明显的危害。“现代科技的异化难题归根到底是‘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科技发展问题。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总体上呈现出‘为人’的伦理本性，因此，推进科技‘人化’是规避科技‘异化’的有效途径。”〔1〕科技伦理是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它体现为科技活动中从业者的职业态度、方式、价值取向等。科技伦理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科技事业的发展，加强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对我国国人、科技、社会和生态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克服。

一、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忽视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目标上除了要体现普通高等教育的共性要求，还要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殊要求。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高〔2000〕2号）中明确指出，“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因此，科技伦理道德是高职人才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内容。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一部分教育者往往从道德的约束性和规范性出发，片面强调人对道德规范的服从与遵循，忽视科技伦理对个人成长与发展的服务与促进作用，忽视个人在面临道德向题时能动性的发挥，体现在学校德育教学中，表现为教育者重视道德知识与行为规范的学习，忽视学生正确的科技价值观、科技理想的培养，缺乏对学生科技能力和解决道德冲突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面对现实科技活动中的种种问题时无所适从，是非难辨。

（二）割裂思想道德教育与科技伦理教育的联系。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高职生科技伦理的发展水平从一个方而体现了社会道德的整体发展水平。高职生是“准职业人”，毕业后将直接走上工作岗位，他们的科技伦理素质的高低对社会职业道德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良好的思想道德是形成良好科技伦理的基础，科技伦理是思想道德在科技活动中的迁移和体现，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但有些学校在教育实践中片面强调科技伦理教育，轻视思想道德教育与学生日常基本的学习态度、行为习惯的培养，甚至用科技伦理课取代思想道德修养课，这些做法既有悖于学校德育目标，也违背了科技伦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三）科技伦理教育方法缺乏针对性。现代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生命技术、环境技术、生态技术的发展，提出许多科技道德问题。核技术的发展涉及的伦理问题主要有：“核保密问题、核控制问题、核人权问题、核和平问题。”〔2〕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破译遗传密码的伦理问题、基因重组工程的伦理问题和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等等。计算机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信息价值伦理、现代信息产权伦理、现代信息竞争伦理、现代信息隐私伦理、信息安全伦理和现代信息战争伦理等等。”〔3〕高科技是把“双刃剑”，既装有许多好东西，用之不当，就可能导致战争危机、生命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等。因此，需要专门的道德规范对其加以引导。然而，有些老师在讲授科技伦理过程中采取满堂灌的方式，注重对科技伦理规范进行抽象的阐释，内容缺乏现实针对性，忽视学生自身对科技伦理的理解、体验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有的教师教学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理论和实际脱节，听起来索然无味；有的老师只要求学生死记书本知识，不注重具体行为训练等。这严重影响科技伦理教育的实效。

（四）行业科技伦理教育特点不突出。“科学的社会伦理和人道主义问题不是什么外在的，而是伴随着对真理的探求产生的。”〔4〕当前，我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用人单位对高职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高职生受个人主义的影响，越来越注重物质层面的东西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由此带来的是他们的科技行为缺乏社会责任感，偏离科技伦理规范。因此，高职院校加强科技伦理教育是高职学生就业成功和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多数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局限于一般科技伦理教育。强调作为从业人员所应具备的科技伦理的共性要求，面对各行业不同的科技伦理规范则很少涉及。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学生实习期间的科技伦理教育不够重视，认为那是实习单位的事；二是有些学校教师尤其是思想政治课教师对行业科技伦理研究不够深人，往往对行业科技伦理内容的讲解泛泛面谈，一带而过。

二、改进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途径

（一）坚持科技伦理教育的基本原则。1.系统性原则。包括：内容的系统性，即科技伦理教育应包括科技伦理规范、科技价值现、科技理想、法律意识、科技生涯设计与指导等内容；教学组织系统性，即科技伦理教育的组织包括理论知识学习、行为训练、实践学习等多种途径；实施方案的系统性，即要根据学生不同人生发展时期的特点开展不同内容的科技伦理教育。2.实践性原则。科技伦理教育必须与各种实践活动相结合，即使是课堂教学，也需联系具体的科技行为，引导高职生真正领悟科技伦理规范。3.开放性原则。包括：教学主体开放，即要聘请校友、实业家、劳动模范等成功人士举办讲座并与学生交流，用他们的切身体会教育学生；教学内容开放，即既要讲中国科技伦理的案例，也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案例；教学手段开放，除常规课堂教学外，还要采用参加企业活动等教育形式。4.行业性原则。要求在进行科技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不同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行业科技伦理教育。

（二）构建系统的科技伦理教育内容。1.科技价值教育。科技价值观是人们对科技是否具有价值以及具有何种价值的看法，是构成科技伦理素质的重要因素。科技价值观教育包括：正确认识科技与专业的关系、科技对人生发展的意义以及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2.科技理想教育。科技理想是人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在科技活动中的奋斗目标，对科技行为起引导、激励作用。科技理想教育包括：认识科技理想的作用和意义、实现科技理想的途径和方法以及根据社会与个人的实际制定目标明确、内容翔实、措施具体的科技发展规划。3.科技伦理规范教育。包括：科技伦理基本规范教育和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应的行业科技伦理规范教育。4.现代科学精神的培养。包括：认识创新的意义、树立创新理念、掌握创新方法与途径、培养学生的竞争与合作精神、正确对待竞争中的种种挫折和团队合作精神等。

（三）全方位实施科技伦理教育。1.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科技伦理教育。要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科技伦理教育的内容较少的现状，让科技伦理知识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科技伦理教育，包括科技价值观、科技伦理规范、科技生涯设计、科技活动中的法律规范、职业理想与人生价值实现等，要避免了学科知识的简单陈列。2.通过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加强科技伦理教育。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可对学生进行及时的、有针对性的科技伦理教育，能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3.充分利用实习强化科技伦理规范教育。科技伦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借助实践可以使学生领悟科技伦理并外化为职业行为。实习前要进行科技伦理规范理论教育；在实习过程中，既要请实习单位的管理人员或岗位能手对学生进行科技伦理规范的讲解与示范，又可以由指导学生到实际操作现场感受和体会科技伦理和从业精神的内涵；实习结束后要学生结合自己经历反思科技伦理对个人、企业和社会的重要性。4.利用专业课教学渗透科技伦理教育内容。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岗位对应不同的科技伦理规范，科技伦理教育有助于专业技能的习得与提高。因此，科技伦理教育要与专业课程的学习相结合，尤其是行业科技伦理规范的学习与掌握和专业课教学与实践联系密一切，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而应该对学生进行行业科技伦理规范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渗透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纳入学习中。“还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具体情况，将科技伦理教育渗透到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去。如对工程技术类专业的学生，应开设技术伦理、工程伦理课程；对环境与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则开设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等课程。”〔5〕

（四）改进科技伦理课教学方法。1.案例教学法。科技伦理尽管是抽象的，但体现在大量鲜活、具体的生活中。教师既可以在教学中通过科技实例的列举和分析，变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生动，使学生的认知水平从真实的案例中得到提高；也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相互交流分享，加深对科技伦理的理解。2.讨论辨析法。我国正处于杜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学生，青年学生虽然主体意识增强，但思考和辨别能力不足，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认识或模糊不清，或极端片面，或矛盾重重。在科技伦理课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某些科技伦理问题组织讨论，让学生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并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和讨论，让学生在相互讨论成辩论中澄清自己的科技伦理观，明确自己的科技行为的后果与责任。3.榜样示范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具有很强的示范和精神激励作用。在科技伦理教育中，要善于列举学生在生活中容易感知的人，如本校的毕业生、本行业科技专家等，用他们的科技事例对学生进行教育，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能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4.企业文化感受法。企业文化感受法实际上是一种情境教学法。企业文化是企业塑造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凝聚着企业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科技伦理也融合在企业文化中，显理着时代感、形象感，既生动活泼，又真实具体。因此，学生在体验企业文化的同时，能真切地感受到科技伦理文化。感受企业文化的途径很多，可以观察或参加企业的各种活动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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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庆臻，苏富忠，安维复.现代科技伦理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67.

〔3〕杨荣.当代科技伦理的焦点问题〔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