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非遗文化的意义范例(3篇)

了解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篇1

［关键词］齐齐哈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查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2―0084―0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积累起来的文化精髓，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础。

齐齐哈尔市已有800年建城史，是历史上最早的黑龙江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最早的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地区是个多民族居住区，积淀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世代居住在嫩江、黑龙江流域的土著民族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等，还有明、清时代的流人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些遗产的抢救、保护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必然要求，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近期笔者对齐齐哈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了调研，形成调查报告如下：

一、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内涵，全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当今我国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发展经验,深入分析自身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其内涵丰富,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蕴含着深刻的指导意义。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密码。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切实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

1.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络，是有效开展保护工作的前提条件

自2006年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来，积极有效的组织开展了本辖区的普查工作。并及时召开各县（市）区文体局局长、文化馆馆长参加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县（市）区成立相应机构，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将省、市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要求传达下去，抓好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建立了切实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网络，目前全市有克东、依安、富区梅里斯等9个县、区都已成立了非保中心或办公室；昂昂溪、建华等县区设立了专、兼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科学有效的保护网络的建立，才使齐齐哈尔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常、有序的进行。

2.市级保护中心完善运行机制，履行职能，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手段

为了进一步开展对齐市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06年3月以来，齐齐哈尔市有关部门对该项工作非常重视，在全省地市级城市中率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06年9月18日正式挂牌，办公地点设在齐齐哈尔市市群众艺术馆。并由市编委批准，配备了三名专职业务干部，装修改造了100多平米的接待室、资料室、办公室。建设了数据库，收集整理了65项有申报保护价值的资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自保护中心办公室成立以来，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库、制作了舞蹈、器乐、剪纸等40余卷艺术档案。并整理制作了相关的图片、文字介绍、光碟等完整资料。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担负着对上组织申报和对下业务指导的双重职能，是上级保护中心和基层申报单位之间的纽带。这个中间环节工作的成败，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果。

3.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

2006年9月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筹备期间，举办为期两天的齐市各县（市）区乡镇文化站（文体中心）骨干培训班，并聘请省保护中心专家讲课，向他们讲解了挖掘、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特色文化的相关知识，使基层文化干部对国家文化部等决策部门关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工作的各项指示精神有了进一步了解，并对搜集、整理、申报的相关程序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共有29人参加了培训；2006年10月市文化局组织召开了全市各县、区文化局长、文化馆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来自全市16个县区的32位文化局长，文化馆长参加了会议，会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义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做详细的介绍；2006年10月8日我市组织17名基层骨干参加了省保护中心举办的第一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班。

专业人才的匮乏一直是困扰各项文化工作，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使更多的专业干部尽快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专业知识是极其迫切的。齐齐哈尔市采取的办法是省、市两级培训相结合的形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各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职干部的两轮培训。虽然时间较短，但是这些专业干部回到工作岗位后都能根据市保护中心的要求在工作的同时加强自学，现在都已经初步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工作方法，并成为实际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二、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创新应该与时俱进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继承和发展，就是为了促进人类的文化创新。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要发展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只有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大环境，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良性的传承土壤。

1.在挖掘、整理保护项目的基础上认真组织申报工作，全力争取国家对保护项目的各项支持

自齐齐哈尔市非物质保护中心成立已来，做了大量的普工作，已搜集整理了20项名录，其中有哈库麦勒、乌钦两项入选第一批国家名录；罕伯岱民歌、古驿道站丁习俗、鄂温克瑟宾节、齐齐哈尔木板书四项入选第一批省级名录，这四项省级名录正在申报第二批国家名录中。

2.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性项目普查工作

在市保护中心普查的65项资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龙沙区的北大仓传统酿造工艺；富区的达族婚礼、后库勒满族花棍舞、达族萨满舞、传统医药、罕伯岱达族传统舞蹈；克东县的克东腐乳传统工艺、满族刺绣、剪纸；富裕县的三家子村满族民俗文化、满语教材；讷河的鄂温克民间文学、鄂温克族口弦琴等都是历史悠久，极具保护价值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齐齐哈尔市已经完成了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性项目普查工作。第一、二批市级保护名录已由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进入专家评审阶段。并在2007年11月17日召开了部级名录哈库麦勒、乌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专家到会，进行了研讨，并即将将学术研讨成果结集出版。

3.加大资金投入

2006年齐齐哈尔市政府投入资金三万元，用于改造和装修市非保中心办公室及增添内部设施。在申报国家、省级名录过程中，各县、区政府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都能根据项目需要投入挖掘、申报经费。其中梅里斯在申报哈库麦勒和乌钦这两个部级项目中投入资金2万元；富区申报罕伯岱民歌和木板书投入2.90万元；富裕普查申报站丁习俗投入资金2.85万元；讷河申报瑟宾节，市财政投入资金5.30万元。这些政府资金支持基本保证了挖掘、整理、申报工作的顺利完成。

资金困难是困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又一难题。在齐齐哈尔市申报第一批部级名录和第一批省级名录的过程中，由于资金短缺，申报项目书的制作和申报光盘的制作都很不理想，只能凭借申报项目的独特性和历史文化内涵来争取专家评审组的目光。在具体保护过程中，很多老艺人、传承人的声像资料因为相关设备短缺而无法完整纪录下来。相信这中情况并非齐齐哈尔独有，全省甚至全国的基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

4．整合资源,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006年7月24日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与省民委、省体育局联合主办，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了齐齐哈尔首届“库克塔拉”民族民间原生原创文艺精品展演，集中展示了满族舞蹈、达族舞蹈、赫哲族舞蹈、罕伯岱民歌、大手绢绝活等民族文化遗产精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2007年3月，为了配合第二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主题宣传活动，市保护中心与鹤城晚报联合策划了“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景纪录”。先后在鹤城晚报上发题为“奔放的旋律、艰难的挖掘”（罕伯贷达斡尔族民歌）；“郑焕江木板书”及300年，生生不息的“站丁文化”等3篇专访报道，详细记述了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过程和各个项目的特点，在社会取得良好反响。与市电视台《视点》栏目联合策划拍摄了三部专题片：郑焕江木板书、罕伯岱达斡尔族民歌及保护边疆风雅颂（乌钦、哈库麦）。这些主题宣传活动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关注，从观念上起到了引导全社会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作用。

通过上述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使全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和其在全市产引起较大反响。

三、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保护工作的紧迫性

了解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思考

检索：.cn

Abstract：TheuniquenessofChinesefolkculturehasdecidedittoChines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pavedthewayfordevelopmentoffar-reaching，andfolkculturealsoneedstointroduce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fthisnewcultureprotectionconcept，innovativeresearchapproachtoexpandtheprotectionoffolkculture，improvethefunctionandsignificanceofculturestudyoffolkcustom，continuetostudythefolkculture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basedonthisresearch，thetwoculturalindustriesanddevelopmenthaveagreatrole.

Keywords：FolkCultur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NewThinking

Internet：.cn

当今社会是经济、文化的兼并与包容时期，特别是独特的地域文化很容易因外来文化的强势侵袭而对本地区的传统文化和固有生活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进而会严重威胁到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对于地域文化的削弱，更有可能因弱化过大而被历史所淘汰。这是相关研究者不愿看到的，在现今一体化的实际格局和全球文化多元化的意义重大的局面下，加强二者的互通，对保护我们独特的文化，将产生极深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将传统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互通分析，二者就像孪生兄弟，代表着中国的古老文化，若想真正的研究和保护它们，就必须结合发展，分开研究，民俗文化孕育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得到了社会与国际的认可和了解。如，杨柳青年画的是民俗文化中对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景，天津的黄会、天津的妈祖信仰也是因为民俗中对神明的崇拜和对信仰的推崇而发展壮大，甚至成为天津的名片，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民俗就像树根，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树的枝叶，没有根持续不断的营养供给，枝叶是不可能发展的这么迅速，所以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一、中国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总结出的文化用词，以前的研究者一直将中国的一切古老而传统的研究内容称之为民俗文化，因为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太过复杂，外在表现形式又很相似所以相当一部分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文化混为一谈。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者认为所研究内容已经包括了民俗文化所以新的领域可以代替超越旧的方向，新的研究方向更加的鲜明生动，贴近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与思维习惯，所以民俗文化的研究意义不大。而一直致力于对中国民俗文化研究的专家们则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不过是托生于民俗文化，而且与之相对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在民俗文化之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是将一些民俗文化重新命名，重新归类，所做的研究工作都是重复民俗文化的研究，一切从五千年文化传承下来的文化都属于民俗文化的研究氛围，无出其右者，而且比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于民众的艺术性研究，博物馆式保护，民俗文化代表的最广大人民最喜闻乐见的文化表现形式，它更加贴近生活，也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加自由，发展与传承以民众为主。民俗文化的主人从来不仅仅是传承人和专家的私有财产而是来源于生活，润泽于生活，完善于生活，民俗文化的研究者只是把它们提取和归纳起来，只是让大家不要忘记中国曾经的文化存在形式，它的目的是将其归还给普通大众，让曾经的辉煌与精彩再次绽放光芒。民俗不是固态的，而是一种活态的生活文化现象，它以广大人民为载体进行活态传承，民俗是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根源，代表传统文化的本态，它就像空气，一直弥漫在人民周围，为民众提供生活的规范，是民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任何人，只要是生活在人群中，就脱离不开民俗的影响。民俗依托于劳动生活，如天津的黄会、天津的妈祖文化信仰、天津的茶楼文化等，现代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极快，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冲击，我国传统社会文化发生了很大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思想内容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已经存在千年的民俗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慢慢开始衰败，民俗文化的存在状态每况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将有形的文化遗留与无形的文化传承区别开来，国际统一运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词语，顾名思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内容一定是以技艺、环境、表演形式等存在的，它的特色是一切的保护都以传承为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传承人的保护，现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已经在慢慢从博物馆式的保护为主体，转变成以传承为目的的保护主体。越来越多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开始走下神坛，它们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人才学习与传承，很多旧的手工艺人，改变旧有思想，利用互联网，利用现代的表现形式将本来已经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重新焕发了青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是创新，活态的传承，它的一切存在形式都是非固态、非实物，内容以传承人的存在与发展为一切研究的基础，如果对传承人的保护与研究不到位，就意味着一切的研究都是妄谈，只有将传承人的保护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才有意义与作用。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主要是保证生活的基础上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传承人得到普通大众的认可，他们的技艺得到民众的尊重与了解，并且也让古老的技艺融入现代的生活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的民俗文化项是中国的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存在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普遍认为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就是民俗文化但这与中国的民俗文化研究者对于中国民俗的注解有极大的分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相存在意义是求同存异，它们的差异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所研究内容的确定性与理性的研究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内容注重对历史的展现、对文化的再解读、科学的研究。而民俗文化的研究内容更加繁杂，它的特点是事无巨细、包罗万象、既有新的文化传承也有其封建守旧的一面，民俗文化的研究特性注定了它的复杂与变化，两者的不同还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内容既有大众也有传承人；而民俗文化的传承全部来自于普通的劳动人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是非物质性，而民俗文化的内容则包括物质与非物质。相同点是二者都是以人为本的保护原则、传统活态程式化的特殊发展原则，而且都面临着失去既定生存环境的危险，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及时解决。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互研究分析

近年来普通大众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也慢慢对精神生活有了一定的要求，其中最能给大众带来文明认同感的传统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开始为人们所关注。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得到了地方和国家的大力扶持，因为它们代表中国民族性，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更应该深入的进行交互性研究合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民俗文化的意义是它将民俗文化中的精化部分提取，让传统的、古老的民俗文化开始慢慢吸引现代人的目光进而喜欢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更不能抛弃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独立存在，独特的传统文化可以最好的区分中国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发展与传承的特色，不会形成千城一面的情况，不同的环境必然带来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背景，地方特色是研究的重点，研究者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

（一）许多民俗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仔细深入的研究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会发现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叉点非常多，传统民俗古老而庞大，不可避免的也包括了我国古代的封建迷信内容，但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它代表的是中国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自然的敬畏，其中不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内容。中国民俗文化的历史性决定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于世界之林，传统文化并不覆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内容，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伊始的存在面目的确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传承的变迁而渐渐区别于之前，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关注的同时，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大众化、现代化，两者的存在都是为了将我国传统民族特性保持下去。民俗文化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国家、民族、家庭、人群、锅碗瓢盆、房前屋后、江河湖海、山川日月、文化信仰、怪力乱神，柴米油盐、生老病死，只要涉及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精神文化，都包含于民俗文化，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必然产生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也必定会被民俗文化所影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来自于民俗文化，具体包括观念、知识、信仰、道德、情感五方面的影响，题材、形式、内容的具体影响。

（二）民俗文化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我们热爱生活所以我们歌颂生活，我们热爱祖国所以我们歌颂祖国，我们热爱家乡所以我们歌颂家乡，这强烈的表达意愿决定了我们一定会对其进行研究，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意愿。具体解释就像是中国的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存在，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俗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先决条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代表了民俗文化在现代生活环境下的表现形式，民俗文化就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DNA，也许我们并不能清楚的描绘但它一直都在，并且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进方向，也因为民俗文化一直都在研究发展中，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不像无根的浮萍，无论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何巨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改进，我们一直都记得它本来的样子，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具有传承伟大中华文明的意义与价值。

穷则思变，变则思通，这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定律，中国一切传统文化的出路都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只有贴近时代的脉搏，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才能让传统的文化找到新的出路，变不是抛弃旧的文化而是为了更好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基因，代表中国的价值观，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关于其的研究一直着眼于保护与传承，但是在推广为目的、以实践为原则的特色文化实体表现方面做得很不够，结合民俗文化的灵活性，将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中国的文化表现重心，意义十分重大。提升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地位与民族意义，增加媒体重视度，在电视荧屏上通过电视剧表现古琴演奏的美妙，就是完美的提升了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度，转化成具体的影响就是古琴培训班人满为患，使古琴重新走进民众的生活，旗袍制作也是中国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色彩斑斓的道具服装为其做了一个最好的宣传保护，高级服装的定义也由晚礼服向中国古典旗袍转变，比如东阿阿胶桂圆羹不知让多少人口水大流，山东东阿阿胶是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走进人们的餐桌，成为进补的首选佳品，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转化就是将居于庙堂的文化遗产走进我们的生活。

结语

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的生存环境中都存在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急需加大传承保护力度，作为同源的存在又代表中国最民间的两种文化，如何让这“旧时王谢堂前燕”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协同保护是最好也是最事半功倍的办法。分而治之不如和而同之，在保存两个学科特性的同时，利用重合部分，互通研究，深入保护，深入研究的意义十分巨大，应该引起我们更大的重视，这也是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

本文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京津冀地区民间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调查与传承研究”研究部分，项目编号：12BG062

参考文献

1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32-50.

2[德]卡西尔著.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1-35.

3何华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了解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源博弈；经济全球化

[作者]：吕俊彪，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向丽，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南宁，530006

TheProtection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andtheResourceGameundertheBackgroundofEconomicGlobalization

LVJunbiao，XiangLi

Abstract:Theanxietyoftheextinctionofculturalheritages,haspromotedthetrendofprotecting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Theculturalidentityofitspeople,thepursuitofpoliticalachievements,thechasingofcommercialprofit,hasmadetheprotection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evolvedintoalarge-scaleandinfluentialresourcesgamemovement.Facingtheruptureandseparationintheculturalandeconomicorder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takinganobjectivelookattheresourcesgamephenomenonintheprocess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sprotectionanddevelopment,mobilizingthesocialstrength,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andprosperity,isttheimportantpathselection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sprotection.

Keywords:theprotection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resourcesgame;economicglobalization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发展主义、消费主义思潮在当代社会的高度泛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由此亦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无形的、活态流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①的保护与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如果说，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规定保护的对象主要是自然遗产和固化了的文化遗产的话②，那么，2003年所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则更多地强调了保护活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鉴于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的社会事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敦促各缔约国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并对享用这些遗产的特殊方面的习俗做法予以尊重。③

国际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做出的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固然有目共睹。然而。近年来此起彼伏的民族文化主义思潮以及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挟持，正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陷入到以往难以想象的种种困境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主体之于文化身份的诉求，权力承担者之于政绩的种种“考虑”，以及商业资本之于利润的追逐，正在异化和瓦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初的想象，并使之演变成一场规模宏大、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资源博弈运动。而如何在这场博弈中实现多方的共赢，于是成为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所必须积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诉求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实施之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被称为所谓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一些早期的研究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一些民族的（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间的文化表现形式，而民族性、民间性则被认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基本”的特点。④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上，同时也体现在政府和个人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和态度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束缚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因素逐渐减少，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更增进了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普世性价值的认识和了解。由此，民族民间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在现代化建设的热潮当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而一些在过去曾经被令行禁止的民间仪式活动，也逐渐得到恢复。

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现象，固然有着诸多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某些“规律”的影响，然而，就其目前所呈现出来的种种迹象来看，这种复兴绝不仅仅是某些旧有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蕴含着许多“与时俱进”的、丰富的“时代内容”。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然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看来，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之一，或许便是促进了所谓的“流动的现代性”的形成。⑤这种看起来令人迷恋的现代性（化），在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更为多样的选择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而当越来越多的人群在一个被安东尼・吉登斯（AntonyGiddens）认为已经失控了的社会当中执着于生活世界的“景观”的拼贴之时，其所遭遇的社会风险也随之增加。⑥于是，在一种“无家可归”的后现代式的迷惘之中，如何确认“我是谁”这样一个看似简单明了然而却往往使人无所适从的社会事实，也就成为一些物质生活高度丰裕而精神世界却日见贫乏的人群所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或者可以这样说，如何在纷繁芜杂的景观社会当中，“正确”标识自我并提示他者正视自我的现实存在，从而实现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身份的建构，已然成为众多文化共同体，尤其是这些文化共同体的社会精英们所努力诉求的社会目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观存在，无疑为这种诉求的实现提供了或可以聊以慰藉而又看似丰厚的社会资源。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所催生的日趋同质化的社会生活面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传统生活方式”，往往可以用各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和观念表述，“证明”一个共同体的“与众不同”之处，从而使当事之人那种吊诡的身份情结或多或少得到一些令人欣慰的释解，以便于“回到”那种或许永远也不能到达的“温馨的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衷与执着，或可以看作是地方社会文化群体谋求其主体身份的一种自然反应，同时也是传统社会之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一种被动性回应。

然而，要重新“植根”那些“已被根除之物”，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来实现文化身份的诉求，却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与固化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单一性、排他性以及在另一时空的不可再生、难以复制的特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共享性、变异性（多样性）的特点，并因此而衍生出其传播、享用上的广泛性。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长期处在流变之中，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排他性的主体构成，往往很难为当世之人所能明确断定。如此一来，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版权”问题而展开的文化主体之争，似乎也就在所难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场景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主体身份往往潜藏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并由此引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相关利益群体对于文化身份的激烈争夺。从而，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实践，在实现文化主体的身份建构的同时，还需要面对来自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权力承担者的政绩焦虑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于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热切关注以及各国政府对于此项事业的日益重视，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了解到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以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意义，并直接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中国社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效无疑十分显著的。2006年以来，我国先后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共计1530项，其中包括民间文学138项，民间音乐（传统音乐）188项，民间舞蹈（传统舞蹈）140项，传统戏剧219项，曲艺139项，杂技与竞技（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82项，民间美术（传统美术）144项，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技艺）264项，传统医药33项，民俗183项。⑧而在此期间，入选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更是难计其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政策措施，主要是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倡导和支持之下始才得以“贯彻落实”的。而其所取得的诸多成绩，亦与政府部门以及其他行政权力的实际承担者为此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事实上，不管源于何种目的或者动机，单纯依靠于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即便是在最为理想的情状之下，往往也只能维持其缓慢而自在的存续状态。如果没有外在的、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推动，我们很难想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的顺利开展，也很难想象我国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行政权力的实际承担者的极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于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价值及其对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才得以在短短数年之间变得如此“深入人心”。而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亦由此而成为地方文化发展的一道靓丽景观。

相对于其他文化表现形式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看起来似乎更“符合”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潮流，因而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或许是因此之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现实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于是，为了适应这种“时展的需要”，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尽可能多地“挖掘和保护”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把它们“做强做大”，便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的中心任务之一。然而，文化“软实力”大小、强弱的衡量标准，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常难以准确地反映地方政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而若要“科学”地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则需要借助一些所谓的量化指标对其进行“具体说明”。此等“国情”的现实存在，虽然为地方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努力”的方向，但同时也催生了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管理部门在文化发展事业上的政绩焦虑。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此起彼伏的“挖掘和保护”运动，以及对于入选“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近乎狂热的追求，正是这种政绩焦虑的集中体现。当前中国社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最为令人瞩目的景观，或许就是名目繁多的所谓民族传统节日庆典的迅速“复兴”，以及如火如荼的申报入选各种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热潮的不断涌现。作为一种自在发展的文化表现形式，浮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的民族传统节日庆典，既是整合地方社会的重要形式，更传达了各族民众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自身存在价值的总体认知。因此，民族传统节日庆典的传承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社会的现实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一些地方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多，唤起世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实在意义进行重新评估的迫切要求，复兴传统文化的社会呼声亦因此日渐强烈。在此等情状之下，以实际行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并以之诠释“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刻含义，也就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认真面对并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并且因为互联网时代社会舆论压力的陡然增加而衍生为种种难以消除的政绩焦虑。而作为消解这种政绩焦虑的重要方式，通过不断“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大操大办所谓的民族传统节日庆典，并积极申报入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以努力彰显行政权力的承担者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心和决心，开始列入一些地方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的议事日程。由此，“民族传统节日庆典”得以大规模形成并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评估政绩的重要指标向之一，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也因此得以进入一个空前高涨的“兴盛时期”。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资本的利润追逐

以鲜明的活态性作为其存在表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文化表现形式，而总是沉浸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大海之中，并与人类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人类经济活动的“特殊”运作方式，建构了一个从主观的、个人的基础上分离出来的价值领域。而经济活动的过程及其差异、功能与内容之间的张力，则不仅造就了“价值”的客体以及主体之间具体的、特殊的生活联系，更开启了其他社会存在（物）转化为商品的可能性。⑨这种开放性，既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拓展了“走出去”的路径选择，也为商业资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渗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目前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大致有两种主要模式：一是倡导“施予式保护”，即由政府投入资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一是主张所谓的“开发式保护”，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激发其生存活力，以进一步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⑩前者是目前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普遍采取的保护模式。而后者的保护模式，简言之即是非物质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其意图无非是想借助市场的力量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能力。由于前一种保护模式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倾向于引入商业资本，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之所以能够从文化主体“星星之火”式的自我表述，演变成为一种具有“燎原之势”的社会文化现象，固然离不开地方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但商业资本的推动作用似乎也同样重要。事实上，单纯依靠文化主体的“自觉”行为，或者地方政府出于“责任心”和“使命感”而采取的行政干预手段，似乎都难以保持这场运动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商业资本的渗透及其之于利润的追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性保护”，近年来似乎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方式。这种以发展民俗旅游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开发性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影响，增进了社会各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了解。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种通过经济手段推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使越来越多作为文化主体的当地人意识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谓经济价值。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对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或许是史无前例的。而在这种理念所形塑的社会实践当中，GDP之类的数量指标俨然已经成为评判一个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标杆。如此，一种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价值，往往就需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经济数据”来证明。商业资本的渗透以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似乎不仅迎合了这种时展的“需要”，同时还有力地证明了其之于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现实意义”。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商业资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与文化意义的权衡当中，对于前者无疑会有着更多的期待，并在相当多的时候直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进到竞争色彩更加浓厚的资源博弈场域之中，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偏离其最初的设想，并最终成为商业资本谋取利润的工具。

商业资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彰显出来的巨大推动力，似乎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一旦有了商业资本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就可以水到渠成。这种估计或许过于乐观。我们无意否定商业资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促进作用，但更倾向于认为，商业资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渗透，其最为主要的目的似乎是利润而不是其他东西。事实上，对于那些精于算计的经济资本经营者而言，他们追逐商业利润的热望，往往远甚于对所谓文化发展的渴求。由此，我们或许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由商业资本所制造出来的一些文化繁荣景象，其实只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远非它的本质使然。诚如布尔迪厄所说，对于经济资本而言，“没有超功利性也就不可能有利益”11，然而，无论如何，利润或许仍然是商业资本所追逐的最为重要的目标，这似乎是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社会事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的确需要倚赖于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这当中除了文化主体的自觉以及地方政府的扶持之外，还需要商业资本的积极推动。然而，商业资本的本性之所在，乃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因此，无论商业资本拥有者的投资愿望如何迫切，我们都不应过高估计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诚意”。实际上，要求商业资本不计回报地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一种不切现实的期待。

四、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与全球化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在某种全新的意义上，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互动体系。而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Appadurai）认为，我们必须把全球文化经济秩序理解为一种既互相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复杂秩序。在这种复杂秩序中，人种、机器、货币、形象和观念越来越各行其道，以致于断裂与脱节成为全球文化政治的主要特征。12事实上，在全球化的巨大冲击之下，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断裂与脱节，似乎已是有目共睹之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博弈现象，或可以认为是这种断裂性与脱节性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同时也体现了社会群体试图弥合经济与文化断裂与脱节的种种努力。然而，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随着文化主体之于“身份”的诉求愈演愈烈，权力承担者的政绩焦虑不断加重，商业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日益多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似乎已经陷入到一场多方力量全力角逐的资源博弈之中。

在传统社会中，“经济总是沉浸在文化的大海之中”。然而，全球化背景下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正在割裂经济与文化之间这种“天然”的依存关系。以断裂性流动为基础的全球文化经济互动，一方面使世界经济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如通过所谓的民族文化资本化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等），另一方面也会以一种看似难以抗拒的力量不断侵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社会土壤。碎片化的生存状态，既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利益群体提供了资源博弈的竞争平台，也由此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的种种不确定性。这样，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明确的目标和指向，也就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诚如一些学者所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民间根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固然离不开行政部门的引导，离不开商业资本的支持，但更需要作为文化主体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13然而，由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的话语权的缺失，以及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物质资源的相对短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主体的普通民众，在这场博弈当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行政权力的承担者以及商业资本的操控者，由于在话语权和资源配置方面拥有文化主体所难以企及的主动权，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他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导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方向并决定某些实得利益的流向。这种悖论性的博弈格局的现实存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无疑是令人担忧的。实际上，由于话语权的缺失和发展资源的短缺，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过程中的去主体化现象似有日趋明显之势，而其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凸显。14如何确保文化主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仅关系到文化主体的“身份”问题以及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主体的主体地位，积极协调好利益各方的关系，并妥善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导向问题，在这场错综复杂的资源博弈中实现多方的共赢，因之成为全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际社会一项重大的文化战略举措，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15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转型，在使人类的物质生活获得极大丰富的同时，也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任重而道远。正视全球化背景下断裂与脱节的文化经济秩序，客观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博弈现象，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繁荣，既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路径选择，也是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

五、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巴黎，2003年10月17日。

[2]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3]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4]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6]国务院：国发〔2006〕18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2006年5月20日。

[7]国务院：国发〔2008〕19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2008年6月7日。

[8]国务院：国发〔2011〕14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2011年5月23日。

[9]陈庆德、马炜：《文化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牟维、李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博弈探索》，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7期。

[11]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Appadurai,Arjun(1996,2005):DisjunctureandDifferenceintheGlobalCulturalEconomy,inModernityatLarge:CulturalDimensionsofGlobalization,London,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13]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1月。

[14]吕俊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去主体化倾向及原因探析》，载《民族艺术》，2009年第2期。

[15]王文章、陈飞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载《求是杂志》2007年第17期。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优秀人才资助计划项目（桂教人[2010]65号）阶段性成果。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即“（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工艺”。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32届会议正式通过，巴黎，2003年10月17日。

②该公约所定义的文化遗产，只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类。

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巴黎，2003年10月17日。

④王文章等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主要有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等。参见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0~70页。

⑤在鲍曼的眼中，“流动的现代性”的“流动性”，指的是社会的“流动”与“解体”。参见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⑥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

⑦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⑧相关数据根据国发〔2006〕18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8〕19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11〕14号《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分类统计而得。

⑨陈庆德、马炜：《文化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⑩牟维、李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博弈探索》，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7期。

11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191页。

12为了更好地考察这些断裂与脱节，阿帕杜莱提出了观察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即：（a）人种图景（ethnoscapes）；（b）媒体图景（mediascapes）；（c）科技图景（technoscapes）；（d）金融图景（finanscApes）；（e）意识形态图景（ideoscapes）。并且认为，这些景观流动的、不规律的形态，深刻地体现了国际资本的特征以及全球文化经济的断裂性与脱节性。参见Appadurai,Arjun(1996,2005):DisjunctureandDifferenceintheGlobalCulturalEconomy,inModernityatLarge:CulturalDimensionsofGlobalization,London,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13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