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范例(3篇)

时间:2025-06-15

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范文篇1

关键词:课程整合;生理学;组织学;教学方法;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8-0133-03

在基础医学教育体系中,医学生理学与组织学历来是相对独立的两门学科。医学生理学(physiology)是研究人体各器官正常功能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它从细胞、器官以及整体水平,为医学生剖析生命活动的规律,借以鉴别疾病状态下异常的生命活动,因此,生理学是基础医学中一门十分重要的主干课程。人体组织学(histology)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从宏观向微观发展而形成的,研究人体组织、细胞的微细结构的科学,主要授以医学生人体四大组织及其相关细胞的形态结构。而阐明这些组织、细胞的活动规律(功能)则正是生理学的任务。由此可见,组织学是生理学密不可分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基础医学教学中,探索建设一门人体组织结构与其相应的生命活动规律直接关联、相互融合的综合性新课程《人体组织与功能》很有必要。

一、课程整合的发展

随着医学教育观念和模式的转变,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医学学科间交叉融合的需要。为此,国内外多所医学院校开展了整合式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美国哈佛大学始于1985的“新途径(NewPathway)”课程计划[1]、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2]始于2007年的新课程体系的构建、日本的“医学教育模式和核心课程教学内容指南”[3]以及全球医学教育一直在努力探索的以多学科为基础的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模式等。

我国部分医学院校也于近几年开展了课程整合的尝试,包括北京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医学院试行的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合并(机能与机能整合),浙江大学医学院试行的组织学与解剖学合并(形态与形态整合),都是尝试在医学本科教学中,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加强应用型医学人才的培养。

武汉大学医学部瞄准国际医学教改的范例,2008年开始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和台湾中山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全方位的医学教学改革。这两所大学医学教学改革的核心是以系统为中心的整合式教学方法、基于PBL的教学模式,其中生理学与组织学教学内容的整合已进行了十年,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4]。基于此,我们在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教学中,将《生理学》与《组织学》进行有机整合(机能与形态整合),结合以问题为本的教学(PBL)方式,探索在中国现有的医学教育体制下,建设了一门人体组织结构与其相应的生命活动规律直接关联、相互融合的综合性新课程《组织与功能》,寻找一种节能省时,有利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新模式。

二、课程整合的目标与思路

1.建设一门人体组织结构与其相适应的生命活动直接关联、相互融合的综合性新课程。教学内容的整合建立在原来自成体系的生理学及组织学的理论与实验课的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按器官进行结构与功能的整理与合并,形成结构合理、内容协调的新型课程,强调知识的整体性和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课程整合,把同一器官、系统的内容进行调整,删减重复内容,使学生在一个完整的系统组织、生理基础知识平台上进行学习,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2.探索一种高效传授医学基础知识的课程教学新模式。我们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相结合的办法来组织完成教学,其教学方法包括理论授课、实验训练和分组病案讨论(如PBL、案例讨论)等。

3.建设一支有能力胜任《组织与功能》教学任务的高素质师资队伍。根据《组织与功能》教学大纲的要求,教师应全面掌握整合内容即两个学科的知识,这同样需要一个再学习与培养充实的过程。我们计划通过组织关于《组织与功能》的集体备课活动;开展《组织与功能》教学互相听课活动;有计划地安排《组织与功能》课程组教师到临床进修充电;有计划地派遣短期外访(2010年、2012年已访芝加哥大学、寻机访台湾中山大学及国内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院等教学改革有经验的部门)。

4.提高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综合运用知识的自主学习能力。我们坚持“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核心教育理念。明确学校在帮助学生获得信息、技能、思维方式及表达方式时,教会他们如何学习并提高学习能力。通过以小组讨论为核心的多种学习方法,培养具有良好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学生。

5.培养学生的早期临床思维能力,提升医学教学质量。《组织与功能》的授课对象是二年级学生,处于临床思维能力训练的早期。由两门学科的教师针对二年级学生的学习要求,紧密结合理论授课内容,共同设计编写跨学科的、以问题为基础学习的病例。学生从病例的学习中,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找出存在的问题,确定学习目标,通过自学或小组学习掌握相关知识,并运用新获得的知识来解决问题。

三、医学生理学与组织学的整合形式及实施现状

1.教学能力的提升。教师在目前的教学体系中依然是重要的引导者。为了配合课程的整合,我们进行了生理学与组织学系的教师培训,主要通过教师相互听课复习相关知识,备课等形式,促进教师的知识更新和知识结构的完整,提升教学能力、提高教学质量。目前已经进行了2年的学习培训,达到相互熟悉教学内容的程度,计划再经过2~3年的实践,达到两个专业的教师能够充分胜任整合课程教学的水平。

2.教学学时及内容。整合后的课程名称为《组织与功能》(TissueandFunction),其中理论占90学时,实验课占72学时,小组讨论占8学时,6.5学分;而原教学时数则为64学时生理学理论,40学时生理学实验;30学时组织学理论,24学时组织学实验,无小组讨论,共分(见表一)。

教学内容的调整:依《组织与功能》的教学大纲,借两门学科融合的优势,在教学实践中按系统组织PBL式病例讨论(包括:血液病病例讨论,循环病例讨论,呼吸/消化病例讨论,泌尿/内分泌病例讨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3.形成客观、科学的评价体系。在改革教学模式的同时,为了更客观、更科学地评价教/学效果,我们对本课程的教学评价体系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力图从多个层面反映教与学的真实状况,具体采取了:考试与考查相结合、知识与能力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多种方式。评价全程包括:期中和期末的理论考试(占50%),平时理论分章节考查(占10%),病例讨论的小组考核(占10%),实验操作能力考核,实验知识点的理论考试以及实验报告评分(占30%)。以期能从多角度评估学生的整体能力,学生及时获得老师的评价,了解自己的不足并不断改进,教师们也能及时获得教与学的反馈信息,发现学有余力或学习困难的学生,尽早给予指导和帮助。目前我们已经在2009、2010、2011级临床医学本科开展了三轮《组织与功能》教学实践,初步建立的量化评估体系是:

课程考试50%:期中理论考试20%,期末理论考试30%。

实验考核30%:实验操作考核10%,实验知识点理论考试10%,实验报告评分10%。

平时成绩20%:病例讨论10%,平时理论分章节考查10%。

四、课程整合的优势与不足

结合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和台湾中山医学大学近十年来的医学教学改革以及我校近年的改革实践,《组织与功能》课程整合模式经过不断的调整与总结,与传统课程模式相比已经显现出明显的优势,具体体现在:以系统为线索,在组织、细胞、亚细胞和分子水平上,讲授组织学特征及生理学功能,利于医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与联系;理论上打破以课程为体系的传统的临床医学教学模式,加快对应用性人才的培养;缩短了教学时数,提高了单位学时的知识获取;锻炼了教师的教学,扩展了教师的知识面,为其适应将来的教学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看到整合课程诸多优势的同时,我们仍需冷静思考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措施,比如:(1)整合课程教学效果的优势何在?这应该在基础的后续课程和临床课程学习中体现和检验,我们必须进行跟踪研究与总结,才能获得真正客观的结论;(2)整合课程需要培养组织学。教师同时胜任生理学教学/生理学教师同时胜任组织学教学,逐渐改变目前两门课程教师同时到堂分别讲授同一器官的组织学与生理学的现状;(3)整合课程需要整合教材,目前国内外尚缺乏一部合适的组织与功能整合教材,难免给学生理论学习带来不便,我们目前已经在着手教材的编制工作。

参考文献:

[1]蔡锋雷,吴秀珍,鲍臻,李绍青.浅谈美国医学教育改革及其特点[J].西北医学教育,2012,20(1):58-60.

[2]刘瑞梓,鲁映青.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基于系统整合的医学课程体系及其对我国医学课程改革的启示[J].复旦教育论坛,2008(5):90-93.

[3]路振富,孙贺一.日本最新确定的医学教育模式——“核心课程教学内容指南”简介[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1,5(2):58-59.

[4]乐江,余保平,朱思莹,蒋焜,邴运韬.美国医学院校教学模式改革新方向[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2,(1):120-122.

作者简介:彭碧文,女,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神经生理学及医学高等教育研究。

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范文

关键词:常规组织;任务型组织;组织范式;学术价值

20世纪70年代始,人类社会逐渐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乌尔里希·贝克尔将其称之为“风险社会”,而且“风险社会”是被看作人类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过渡形态而存在的。常规组织在面对风险社会中穷出不尽的突发性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步履艰难,那么究竟采取怎样的治理策略才能够克服这一窘境?张康之教授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提出了构建适应后工业化要求的新型组织形式——任务型组织,并开启了学界探寻任务型组织的科学构建之路。本文首先剖析了任务型组织研究的缘起和发展背景,根据托马斯·库恩理论解读了任务型组织研究中蕴含的范式革命,并对任务型组织这一显学话题进行价值评述。

一、任务型组织研究的缘起

纵观张康之教授等学者对任务型组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任务型组织研究的缘起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的。从行政学理论和组织理论演绎发展的角度看,任务型组织研究孕生于理论界对常规组织认识的深化和交叉学科理论研究的深入。众所周知,当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常规组织脱胎于“混沌组织”而问世,这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组织革命。常规组织以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为理论依据,适应于工业社会的科学化、机械化、形式化的特点,在早期稳定的工业社会日益发展成熟起来。然而,随着人类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常规组织开始面临大量的突发性的非常规任务,并且在履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步履艰难,于是,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要求的新型组织形式逐渐被作为一项组织变革的目标而被提上研究的日程。另外,大约在20世纪中后期,学界掀起了对于交叉学科理论的研究热潮。“生命周期”这样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概念被引入组织研究中,从而产生了组织的生命周期理论,“组织因它所承担的任务、服务的群体以及环境的变化也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公共组织也如此,它也必然有其产生、成长成熟、消退及消亡阶段。当以官僚制组织为典型代表的常规组织无法有效应对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时,人类必将掀起第二次组织革命,并直接导向对一种能够应对突发性任务的组织的研究。当然,“本尼斯倡导适应性组织结构、德鲁克的《未来组织的到来》描绘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莫什·F·鲁宾斯坦的‘大脑型组织’、贝尔滨的‘团队组织结构’和‘超越团队组织结构’、达夫特则的‘网络组织结构’等等”,这些组织变革与建构方案也为任务型组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从公共行政实践来看,政府改革是近代行政学的永恒话题,各国都在寻找着政府改革良方,旨在迅速、敏捷地做出回应,以提高其治理效率。然而,这一良好的愿望总是事与愿违,政府改革难以逃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厄运。“究其原因是常规组织的固有缺陷无力应对复杂多变的非常规事物,当社会上出现了需要组织解决的新问题即提出了新的功能需要的时候,常规组织是通过自身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增加以达到解决问题能力的增强。因此,由‘分工’法则支撑起的传统常规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探寻一种功能具有分化与整合、结构扁平化、反应敏捷的适应复杂多变的非常规事物的组织,成为政府改革的组织取向。此外,任务型组织的提出也来源于应对突发事件的案例思索。比如因“非典型肺炎”成立的“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为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而成立的“奥组委”、为领导和指导处理第二代身份证办理工作而成立的“二代办”等等,这些新型的组织形式在处理突发性事件(或专门性问题)等方面表现出了高灵活和高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任务型组织理念的形成。

二、任务型组织研究中的范式革命

“范式”是由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先提出并广泛使用的概念。在库恩看来,它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既是明载于教科书、手册、规定、指令中的规则,又是科学之间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心契,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东西。后来,库恩又在“再论范式”一文中把它修改为包括“概念、模型、范例在内的‘专业基质’”。尽管“范式”的概念在学术界引起了诸多歧义和纷争,但库恩在这种千头万绪中却表达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见解,即把“范式”看作是介于科学共同体和外部自然界之间的有一定层次、结构和功能的独立系统。作为一个系统,“范式”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归结为三种类型:观念范式、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其中观念范式是指根据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所形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形而上的信念;规则范式是在观念范式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一套概念、定律、定理、规则、学习方法、仪器设备的使用规则和程序等规则系统;操作范式就是一些公认的或具体的学科成就、经典著作、工具仪器、已解决的难题以及未解决但已明确了解决途径的问题。这三种类型的范式间不是平行孤立的,它们相互作用并行成一个特定的、有层次的系统。库恩的“范式”理论模型同样可以用来概括不同历史阶段公共组织的基本走向与特征,因而,适应于后工业社会的“任务型组织”作为一个“范式”系统,可以看作是介于“组织共同体”和“外部组织环境”之间的具有一定层次、结构和功能的独立系统。笔者将试图运用库恩的理论,从“组织共同体”及“范式”的三个层面来解读任务型组织研究中的范式革命。

“科学共同体”是托马斯·库恩引入“范式”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概念。库恩认为“科学共同体”是遵循同一“范式”的科学家组织的集团,“范式”则代表这一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等的总称。据此,有学者认为“科学就是与外部世界(社会因素)相关联的主体(人),用“范式”来解释外部自然的一个不断发展的文化、认知的过程”。在组织理论学中,笔者借鉴“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组织理论的发展演变离不开“组织共同体”的推动,他们是组织范式的孕育、形成、发展和新旧更替的始蛹者和探路人。常规组织的典型范式是官僚制组织形态,官僚制组织范式是适应相对稳定的环境及低度不确定的环境,这一范式的组织共同体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他们遵循着以组织内部设计的稳定性(即“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来应对相对稳定及低度不确定的环境变化。在20世纪早期常规组织范式在解决现实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形式上可以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完善程度”。然而,当人类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阶段,组织环境呈现出动荡性、非均衡性及复杂性等特征,面对这种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挑战,“组织共同体”必然要不懈地审视、反思常规组织的弊端,寻找适应高度不确定性环境的替代方案。从本尼斯的适应性组织结构、德鲁克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莫什·F·鲁宾斯坦的“大脑型组织”、贝尔滨的“团队组织结构”和“超越团队组织结构”、达夫特则的“网络组织结构”到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的提出,恰恰体现了“组织共同体”在“以任务为本”的信念指导下,试图设计出一种组织与环境之间互动的新型组织范式的实践。事实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任务型组织范式正在逐渐成为更多组织共同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

价值观念是组织范式的核心,任务型组织范式的价值观念是“以任务为本”,这种“任务决定组织”的理念是体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区别于“组织为导向”或“组织决定任务”理念片面追求工具理性、以组织的存续为本位,任务型组织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对组织共同体的心理价值意识的建构与主导方面。因为,组织共同体在探索组织理论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断意识到常规组织的单一、线性结构等诸多弊端,于是,寻找一种扁平、多线的组织结构成为组织共同体的心理价值共识。“任务为本”价值观念的提出无疑是组织共同体成员对“组织为本”价值观念的一次“格式塔转换”,它为任务型组织登上后工业社会的中心舞台、在应对突发性事件方面充分的发挥作用开辟了道路,从而常规型组织让步于任务型组织成为组织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必然。

组织规则是组织范式的中层结构,任务型组织规则是在“任务导向”这一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生发出来的一整套概念、定理与规则。这一整套的概念、定理、与规则赋予任务型组织迥异于常规组织的规定性,规范着共同体成员参与组织活动的行为方式。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常规组织往往基于内部结构和程序的稳定性而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环境策略,逐渐形成了一种静态、封闭、机械的等级组织结构,这种直线、平面并存的组织结构必然以标准化、形式化的组织规则规范着组织共同体成员参与组织活动的行为方式,从而形成了诸如命令与控制的权力关系、权威与价格的二元整合机制以及以自身存续为目的“目标置换”等等常规组织规则。任务型组织则不同,它是远离平衡态的常规组织的新的组织范式,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在规定性,如组织结构具有动态的、开放的、灵活的和非线性的特征、功能与目标指向上具有回应性和服务性、结构与构成上是网络型的、运行方式上是合作性的、目标模式上是有机统一的三位一体的(社会目标、组织目标及个人目标)、整合机制上的完整性(即权威-价格-信任的完整统一)等。任务型组织的这些概念、定理与规则在组织活动中规范和制约着共同体成员参与的行为方式。

操作程序就是观念范式与规则范式的具体化,在“任务型组织范式”系统中,如果说“任务导向”观念范式是核心内容,规则范式是中层结构,那么操作范式涉及到组织运行的具体路径和程序,是实现组织目标的“”路径。如任务型组织的设立可以遵循在常规组织内部、之间及之上设立的三条具体路径;任务型组织的资源获取不是建立在稳定和确定性环境下的保存和控制资源,也不是以竞争方式争夺资源,而是面对不确定性的环境直接使用资源,是以信任与合作的方式获取资源;任务型组织因任务的消解而自觉、主动、理性地启动解散程序等。由此可见,任务型组织的提出是对常规组织范式的超越,是一种值得学术界关注的新型组织“范式”。

三、任务型组织研究的学术创新意蕴

学术价值的核心在于理论研究的创新,因为,“创新是科学追求的根本目标,是理论发展的必然途径,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具有创新性、深刻性、开拓性、前瞻性的思维活动”。从学术价值关系角度来看,任务型组织这一理念的提出是一种认识关系的显现,是价值主体在观念形式上把握和反映价值客体,或者说是价值客体在观念上被把握和被反映的认识关系。也就是说,任务型组织反映了价值主体(学者)对价值客体(组织)在观念上把握的价值关系。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反映是在具体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是价值主体积极、能动地对价值客体的反映,同时也制约于价值客体实践环境,体现了认识价值主体与认识价值客体的“观念性的双向关系结构”。任务型组织的提出恰恰体现了学者们对组织理论更新的不懈追求,具体来说,任务型组织研究的学术创新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批判性是学术创新的内在动力。组织是人的社会性体现,人们总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组织之中,当今的社会更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离开组织人们举步维艰,因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组织的变迁与发展。在任务型组织的理论框架中,农业社会的组织是形式上未实现分化的组织,属于“混沌组织”或“混元组织”。工业型社会的组织形式开始了不断的分化和完善,最终以追求平衡态的官僚制组织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典型的常规型组织具有分工明确、等级森严、实行非人格管理、重视工具理性等特点,适应于社会稳定条件下的机械化大生产,因而官僚制组织成为工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但是,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演变,常规组织在非常规性任务面前出现了“失灵”的尴尬局面。于是,学者们开始对常规组织的失灵进行反思和批判,对崇尚科学与理性的官僚制组织进行了“科学路径”的矫正和“服务路径”的引导,提出了任务型组织这一新的替代方案。易言之,任务型组织正是在对常规组织的批判中生成的,批判性是任务型组织得以生成的内在动力。

其次,开放性是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是认识观念的开放性、兼容性,学术创新的资源是汲取多学科、不同时期的创新组织的观念、提法。人文科学、行为科学认识到人的情感在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并关注组织中的个人兴趣对实现组织目标的意义,社会学的系统理论对常规组织中的正式组织系统的观念进行非正式组织系统的洗礼,生态学中的生命产生、发展、消亡的周期理论的引介,交叉学科知识的渗透,必然带来组织理念的变革。后工业社会中,不同领域、形式多样的诸如“虚拟团队”、“任务小组”、“临时项目小组”、“问题解决型团队”、“随机网络”等临时性组织是任务型组织生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再次,前瞻性是学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任务型组织的前瞻性在于能够有效地弥补常规组织的失灵之处。因为,组织结构上,任务型组织以扁平化、少层级、小规模的组织形式,替代常规组织的金字塔型的纵向层级较多的组织结构,加快信息及政策传达与迅速执行;分工方面,任务型组织摈弃了常规组织的分工明确的程序体系,主张通过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机制发挥组织成员的整体合力,以高效地完成组织的任务;权威体系上,任务型组织突出了道德权威的优越性,消除权力权威、制度权威、管理体制权威的强制心理认同,将组织成员的认同转化为一种主动、内在的行为;任务型组织倾向于用“知识人激励模式”,弥补常规组织的“经济人”假设只重物质利益的激励;不同于常规组织强调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任务型组织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贯穿着服务精神,体现着服务价值。

第四,建构性是学术创新的旨趣所在。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对“范式转换”理论有过这样的论述:“一个科学共同体,遵循他们一致接受的范式,从事常规科学研究,解决疑难;当许多疑难解决不了时,就产生危机;于是就发生科学革命,产生新的范式,形成新的科学共同体,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疑难”。组织理论的建构也遵循着这一范式变迁的路径:当传统的组织理论与观念在现实的境遇与场域中已经失去了解释的效力时,更新传统观念与承载传统观念的旧概念、旧范畴与旧命题就成为理论研究的新任务。立足于当下高度复杂化与不确定性的社会现实,张康之教授等学者探索组织历史的变迁,对传统常规组织理论进行“范式转换”,提出用任务型组织范式来引导社会的组织变革,恰恰体现了学术创新的旨趣所在。正如刘祖云教授所言:“任务型组织理论的研究是在批判传统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基础上,以概念、范畴、命题与原理等一些列理论符号形式,表达出来的对组织变革的一种理论建构。这一理论建构的动机是试图建立一种理解组织的新‘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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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范文

【关键词】管理学研究范式二重性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分别是管理理论中注重技术与注重人的两个主要方面,这两种范式的发展构成了早期管理学发展的历史。前者注重的技术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主义范式不断变革,所以科学主义范式恰好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社会性。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人的需要,认为人是组织的核心,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而且是人,这样的观点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样的研究方法正是辨证的和科学的。组织及其管理的效率不仅是科学主义范式理性创新所产生的效率,也包括人本主义范式对工作认同的诠释所产生的效率。

从本质上分析,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在于西方大范式。这个大范式是由笛卡尔提出并随着17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发展而确立了下来。笛卡尔的范式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使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一边是科学和客观性研究,一边是哲学和反思性研究。这个范式决定着一种二元世界观,也是同一个世界的二元化:一方面是必须接受观察、实验和操作的客体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提出存在、沟通、意识、命运等问题的主体的世界,客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而主体世界对应着管理学的人本主义范式。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豪斯曼编,丁建峰译.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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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珉.论管理学范式革命.当代经济管理,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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