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管理学思想(6篇)

道家的管理学思想篇1

近代以来，对于西方管理思想我们总是以一种膜拜的心理来学习。而当前中西方管理思想有着不断融合的趋势。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其精华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修己安人”、“中庸之道”等方面。这些闪光的思想对现代的企业管理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儒家文化与管理方法关系出发，在结合文献的研究与总结之后，得出基于儒家文化的现代管理方法结构，以期为管理实践做出理论上的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管理；建构

前言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为首的经典著作和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奠定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中的治国安邦、民族精神、立人处事、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经验智慧，在今天仍有其生命力，值得我们来发扬光大。不可否认，这些经典著作、思想学说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烙印，但我们可以以科学的态度汲取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主干，它经长期的整理加工、丰富发展，早已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比较严密、完整的文化体系，对我国古代各民族的道德生活实践，产生过无比深远的影响。儒家所确立的道德规范，曾长期成为我国人民调解人与人相互关系的重要原则。而且在现今也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风格。

1、选题的背景

儒家文化发展至今，在国外也有着很大的发展，在东亚乃至世界都有重要的地位。东亚国家，诸如日本、韩国等国都信奉儒家道德。正如韩国学者金日昆教授讲到：在韩日两国，“儒家思想是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让作为重要的秩序原理而生存。”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韩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儒家文化正在逐渐变成一种文化和经济的纽带，深入到本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甚至在西方，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呈现发展的趋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儒学风暴到九十年代美国工商管理界把《论语》作为管理伦理、商业伦理的辅助教材，而且还纷纷召开诸如“儒商精神与现代企业发展”之类的研讨会。

面对21世纪这样一个新型的、不断发展的新型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和方法的潜力已经被挖掘殆尽，新兴的管理方法正在不断的寻求新的文化和理论体系作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管理学思想，而东方的儒学思想正是一个关键的契机。我们身在中国，这块土壤孕育了传统的儒学思想。在新的时期，如何发展出一种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科学与人文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特殊人文环境相适应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文化呢？朱镕基先生说过：“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早期中国的经济管理思想还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而任何有效的管理科学的出现和发展都是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底蕴的，缺少对民族文化遗产中管理思想和方法的深入挖掘和研究，不仅是世界管理思想的缺憾，也不利于我国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和成熟。

2、选题的意义

中国的历史以结构稳定、脉络清晰而著称于世界这其中有多种主客观原因，但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最初的管理理念中，儒、道、法、墨都曾各执一端，学派林立，但最终支配中国人意识并形成管理思想体系的是儒家思想。并形成左右中国社会发展方向、进而影响整个东南亚的一种固定理念。因此，在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跨文化管理成为中国各企业界面临的重要课题的今天，我们从管理的角度去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有着不容质疑的意义。

本文试图从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方法两方面概念入手进行分析，对涉及到的相关文献进行相对完整的综述和整合，对学界观点进行统一论述。以期达到摸清学术脉络的目的，为下一步研究打下基础。其次，文章从**、**、**和**等几个方面对儒家文化和现代管理方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次论述，找出二者之间的理论逻辑，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等进行理论架构。最后，文章进行了基于儒家文化的现代管理方法的实践构建。

一、概念的界定与相关文献回顾

1、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方法的含义

（1）儒家文化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詘于富贵，不溷（hun）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为‘儒’”《礼记儒行》。汉人著述从大丈夫气概和君子德行方面去规范儒者精神，涉及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独行，刚毅，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规为，交友，谦让等十几项。《汉书艺文志》（班固）中写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是古代中国社会做人的典范，回答了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根本的人生观问题，因此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形式。

一般意义上，儒家文化是由孔子在前人基础上开创的一个文化思潮，其基本主张按孔子原话似可概括为“仁”、“礼”、“诚”、“孝”、“忠”、“恕”、“中庸”等。西汉至晚清中国历史上除掉释道二教之外的思想文化绝大部分都可以被视为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源头思想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很长的历史了，一般认为儒家道统沿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发展，孔子是儒家文化集大成者。

儒家乃“仁”之学也。“仁”的意义，极为广泛，基本的意义，是内心的一种道德情感，是爱人的意识。首先是孝亲，然后扩展至社会上一般的人。仁义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是一切美德的总和①。

关于儒家文化的几种非规范性说法（侧重某一角度来概括）：

粱漱溟：儒家是反躬修己之学说；

冯友兰：人生境界之学说；

钱穆：认为儒者为通习六艺之士；

李明辉：儒家的本质界定为内圣之学，成德之教；②

概括而言，儒家文化倡导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来的道统，基本纲领是提倡仁义之道，建立其理论的基点来自《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孔子为尊师。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礼记礼运》中孔子所崇尚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而儒家文化的中心价值系统或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③。

（2）现代管理方法

①管理方法的演进

自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开始，几十年间，学者和实践家们一直在努力探求如何管理好企业这个复杂的课题；尤其在西方，管理学者从不同角度各抒己见，提出了大量的管理理论，形成了丛林般的管理学派。按其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A萌芽阶段。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主要是劳动组织论和经济人观点。

B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解除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管理学家泰罗、法约尔和韦伯。以他们为代表形成的管理学派被称为组织技术学派。

C行为科学理论阶段。以梅奥、马斯洛、赫茨伯格、弗鲁姆、麦格雷戈、利克特等人为代表形成了行为科学学派。他们从“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的基点出发，开始重视对人的需要、动机及行为规律的研究，承认人的社会性、主动性、创造性和进取性，主张用引导、激励的方式调动人的积极性，并通过“参与管理”、“目标管理”和“职业生活充实化”等方式实现个人目标同企业目标的结合。

D现代管理阶段。以巴纳德、西蒙等人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科学学派充分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最新成果，重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等在管理中的运用，强调系统分析、定量分析和数学模型的作用。

②现代管理方法含义

现代管理方法指的是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来临所带来的管理多样化和复杂性的背景，在方法和理论层面进行的人本化、整体化、可持续化和法制化、信息化的演变，重视人的因素，利用科学和系统化手段使管理得到新的升华。现代管理方法在管理活动的实践中更加程序化、系统化、科学化。他们把人看成“决策人”、“复杂人”。他们极力主张的实行参与性或灵活多变的管理方法，以适应日趋民主化、复杂化的管理环境。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和现代管理方法之间有着根本性和系统性的联系，儒家文化中强调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完全适用于现代管理方法的实践和应用①。最近几年现代儒学运动发展十分迅猛，而传统儒学文化用于现代管理的良性发展阶段就是一个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交织渗透的长期过程。传统管理哲学的积极引资在同现代管理结合中产生出显著的优化效应，进而使其自身得到国人的充分接纳和认可，产生观念上的传承和转化，最终，全社会的一致行动和观念上的跟进时的传统管理哲学的发展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2、相关文献回顾

道家的管理学思想篇2

关键词人本管理软性管理人性假设

一、引言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既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企业的一系列管理活动都应该以人为核心，激励人，发展人，使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相一致，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更好地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人本管理理论也逐渐成为管理理论理论的新趋势。

二、人本管理思想的演变

1、中国古代人本管理思想

人本管理思想虽然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历史要悠久的多。中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许多重要的人治管理思想，这些仁政王道学说，是十分可贵的人本管理思想的源泉。

(1)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早期的人本管理思想应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儒家管理思想。儒家思想的人本理念可用八个字概括：礼、德、仁、宽、恭、信、敏、慧。其核心思想内容是仁治、德治、礼治，而德治、礼治的内在本质就是人治。儒家由重人伦、人性、道德引发出民本论，在内涵上很符合后来提出的人本管理。他们很重视人的主体地位，提倡人之自我光大，与天地参，即能和天地并立，成宇宙主宰。到了后期，儒家思想更是在坚持天人合一的同时高扬人的主体性。“天之能者，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之能，人固还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言论一直是指导我国人民各种活动的行动准则。在儒家思想看来管理的本质是“治人”，管理的前提是人性(善恶)，管理的方式是“人治”，管理的关键是“择人”(“得人”)，管理的组织原则是“人伦”，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安人”，……总之，一切都离不开“人”――管理是对人的管理，管理是为了人。

(2)道家的人本主义思想。道家管理思想也具有非常鲜明的人本特征。首先，道家管理思想指出了人的重要地位。道家思想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第25章中讲到：“故道大，天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这就是说，人与“道”、“天”、“地”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与现代人本管理中所强调的“管理即人”、“管理的核心在人”的主张意思相近。其次，老子在《道德经》第57章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即主张领导者要以无为的方式管好人和用好人。道家思想对现代人本管理的启示：以人为本，柔性管理。

(3)兵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兵家的代表人物是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提出选才的五条标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篇》)，用人方面非常重视“适”、“恩”、“威”、“恕”、“严”等几个方面。《孙子兵法》中蕴含了大量的谋略和用人之道。《孙子兵法・军事篇》强调了士气和激励士气的重要性。《孙子兵法・地形篇》论述的是将军和士兵之间的关系，指出激励及调动下级积极性的重要性。这些都体现了现代人本管理中的以人为本的激励思想。

兵家思想对现代人本管理的启示：正确选人和激励下属的重要性

2、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演变

(1)人际关系学时期――人本管理思想的开端。20世纪30年代梅奥创立的“人群关系学”，揭开了现代人本管理的帷幕，为现代管理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霍桑试验的基础上，梅奥关于人际关系的理论包括以下要点：工人是“社会人”；企业中既存在正式组织，又存在“非正式组织”；新型的领导在于通过对职工“满足度”的增加，来提高工人的士气。梅奥认为工人获得集体的承认和安全比物质刺激更为重要。影响工人积极性的还有工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工人社会地位低下，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发挥不出来。这种理论实质上是把泰罗的“经济人”假设，上升到了“社会人”的假设层次，使管理理论进入了行为科学阶段。与此相适应，就产生了“以人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这也是管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2)行为科学时期――人本管理思想逐步成熟。20世纪40年代，以马斯洛、赫兹伯格、麦戈雷戈等为代表人物的“行为科学”主张要研究人，尊重人，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并创造一种能使组织成员充分发挥力量的工作环境，协调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激发人的内在动力，促进人们自觉自愿发挥出力量来达到组织目标。这一理论的进步之处在于重视人的因素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重视人的外在关系行为。

(3)z理论――人本管理的具体管理模式的提出。威廉・大内作为日裔美国籍学者在其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如何应对日本企业的挑战》中提出了“z型组织”的概念，是现代企业“以人为本”的具体的管理模式。z理论认为：使员工关心企业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因此企业应实行民主管理，即职工参与管理。长期的雇佣，信任的人际关系，员工相互平等；人道化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消除单调的工作，实行多专多能；注重对人的潜能细致而积极地开发和利用；树立整体观念，独立工作，自我管理等。9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劳伦斯・米勒的《美国企业精神》、当代领导科学创始人科特教授的《企业文化与经营》等，都提出了具体的企业人本管理模式。上述所有学者的共同特点是把企业员工都设计成为“企业主体”，认为企业的主体是人，主体人的思想并没有抛弃人的需求，包括人对经济的需求，对情感的需求，对群体生活的需求，人是企业的主体思想，把人本管理推向了现代的境界。

三、人本管理思想的内涵

人本管理的内涵是：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最重要的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客体，从尊重人的角度开发和利用组织的人力资源，服务于组织的内外相关者，实现组织目标和成员个人目标。人本管理是从管理态度、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技术到管理方式的全新转变，涉及管理者和全体员工从心理到行为的全面革命。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的人本管理分为五个层次：情感沟通管理、员工参与管理、员工自主管理、人本资源开发管理和企业文化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应坚持个性化发展原则、引导性原则以及人与组织共同成长的原则。

人本管理的核心是尊重人、激励人，着眼点在于满足人的合理需要。激励作为企业管理的重点，目的就是为了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员工的潜能。激励和人本管理具有同一性，即实现员工个体的发展。激励是实现人本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坚持合理的激励原则，选择合适的激励手段，才能有效地进行人本管理，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人本管理的特征是：第一，人本管理的核心是人，把人置于

组织中最重要资源的地位；第二，人本管理实现组织目标的方式是利用和开发组织的人力资源。人本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全体员工，管理是为人服务的；第三，有效管理的关键是员工参与和高效的激励；第四，人本管理将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融合起来，使人性得到最完美的发展，管理成功的标志是实现组织和员工的利益“双赢”。

四、人本管理思想的评价

纵观管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纯粹的物本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再到人力资本管理的发展历程，人本因素在管理思想和实践中不断闪现。进入竞争激烈的21世纪，随着生产方式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组织管理将面临严重的挑战。它要求组织在管理人力资本时，必须学会尊重人、团结人、用人和留人。事实证明，人本管理是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它不仅代表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而且也体现了人才管理的核心目标。在未来的人本管理体系中，强调的是通过情感管理、民主管理、自主管理、人才管理以及文化管理的人性化管理，把人的潜能进一步激发出来，不断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此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但现有理论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学术界对人本管理的研究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对人本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人本管理实施效果评价的研究不够深入。人本管理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应该有效地指导管理实践，从研究方法上看，除了定性分析和比较分析外，还可以采用数理统计、系统工程、决策学、模糊数学、层次分析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同时也应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人本管理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方法，以便更好地实施人本管理。

五、人本管理思想的实践

1、日本企业的人本管理模式

日本企业是亚洲企业中普遍实施人本管理的先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开始恢复并高速发展，结合日本文化特点，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人本管理模式。人本管理的实施给日本企业带来兴旺，为日本的经济腾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日本企业人本管理模式的核心是：注重劳资双方的合作关系，通过团队精神、共同决策与全员管理、“三神器”确立了日本企业的“企业主义”。日本企业人本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重视员工素质和对员工的培训；有限的入口和内部提拔；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工会，这是日本企业实施人本管理的“三神器”。在日本企业管理学家看来，企业不再单纯是一种经济组织；人不单纯是创造财富的工具，人是企业最大的资本、资产、资源和财富，是企业的主体，对物的管理是通过对人的管理来实现的，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被肯定了，人的价值被发现了，人力资源得到了开发和利用。

2、美国企业的人本管理模式

从泰罗制创立以来，美国在管理领域的研究一直占主导地位，人本管理起源于日本，形成于美国，但早期的人本管理模式受制于“以资本为中心”的驱动。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力资源对企业发展和企业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越来越大，人力资源由原来的被动一手段地位，转化为主动一目的地位上来，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也逐渐成为众多企业推崇的管理模式。到90年代后，随着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竞争的日趋激烈，美国企业越来越重视人的因素，大多数企业不满足传统的人本管理模式，开始对其修改，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美国企业人本管理模式。

美国人本管理模式注重市场调节在人力资源分配中的作用，注重制度化和人才提拔的“快车道”，实行对抗性的劳动关系和刚性薪酬体系。强调在个人自由、机会均等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竞争，重视法律和契约，用合同和契约的形式确定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重视规章制度和组织程序，提倡公平竞争和物质激励，表现出鲜明的个人主义倾向。

道家的管理学思想篇3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惚畈豢墒な骋玻桓?镆允比肷搅郑?哪静豢墒び靡病9扔胗惚畈豢墒な常?哪静豢墒び茫?鞘姑裱??ニ牢藓兑病?/p>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在儒家那里，人性问题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儒家的思想家们在人性问题上都持“人性可塑”的主张。人性可塑，则道德教化能行。孔子率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阳货的观点，认为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大体一致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差距，不再相近了。孔子虽然没有言及人性的善与恶，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教养来加以改变和塑造的。以后的儒家，虽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经过塑染之后能达到善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孟子以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基本特征。仁义礼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为仅处于萌芽阶段，论其数目不过是“几希”，有待于放大和扩充。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存其心”，“养其性”[5]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若能扩而充之，则为君子；若丧失之、遮蔽之，则沦为小人。如果人人皆能扩充此四端，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在儒家中占有很大优势，后来李翱、王阳明、王船山、戴东原等人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问题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观点便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性恶人性都是好利多欲、自私自利的，其中并无仁义的成分，所有的善都是经由后天的教化和训练获得的。人性虽本为恶，然而人有相当的聪明才智，可学而能，去恶返善，“化性起伪”。普通的人只要通过学习积累善的东西，达到“全之”、“尽之”的程度，也可以成为圣人。如果说孟子的观点代表了“性善可塑论”，那么荀子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性恶可塑论”。

此外，在儒家的阵营里还有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以世硕为代表的“性有善有恶论”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性未善论”等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它们都把理论的落脚点放在了如何塑造人性这个核心的问题上。在儒家看来，作出某种人性的判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改造和塑造人性———去恶扬善；管理活动不仅是对人性的顺应过程，而且是对人性的塑造过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行，是因为人性是可塑的。

三、正己正人：以“修、齐、治、平”为管理的基本途径。

儒家既然主张以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不以外在的强行控制为重点，就必定带来一个相应的问题，即管理者怎样才能营造出一种人人向上，个个向善的社会效果呢？人性可塑，则后天的习染既可导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那么在管理即在人性的塑造过程中如何排除可能的恶（包括先天的恶和后天的恶）？儒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正己正人”，也就是说，管理者要管好他人，首先得管好自己；要引导他人为善，则自己首先应当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条件，“正人”是“正己”的扩充和自然延伸。“正己”就是修己的内圣功夫，是己立、己达；“正人”就是安人的外王功业，是立人、达人。欲达成理想的功业，“正己”即修身的功夫是根本，儒家始终把管理者的修身功夫视作治国安邦的根本。

《论语》记载：季康子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2]颜渊这就表明为政之道，关键在于正己，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子路管理者只有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能够以身作则，才能够感化、影响和带动被管理者，取得上行下效的效果。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颜渊。管理者自身的品行和作风会对被管理者产生重要影响，是被管理者效法的榜样。正因为如此，孔子对管理者自身的德行修养作了非常多的阐述，比如“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2]宪问；比如说君子有五行：“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任人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阳货。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这些思想。他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离娄上；又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5]尽心下。荀子也同样重视修身的作用，以修身为治国之本。他说：“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子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3]君道儒家经典《中庸》有曰：“知斯三者（仁、智、勇），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6]

尤其可贵的是，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将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系统的总结，对修身与平治天下的关系以及修身的次第顺序都作出了严密的阐释和论证，使《大学》之道成了经典的管理之道。《大学》之道的主要精神体现为“三纲领”“八条目”。其中“三纲领”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人生最高的理想追求；“八条目”即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达到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顺序与步骤。在“八条目”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谈的是个人的身心修养，是内圣的功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将修身的功夫应用、延伸到治国安邦的大业上，是外在的功业。《大学》的作者把这八个环节环环相扣，八个步骤步步推进，使其构成了一个前后贯通的逻辑结构。在这个逻辑结构中，《大学》强调“物有本末，事有始终”[9],修身是一切的根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反之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家不齐不可以治其国，国不治不可以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矣。”[9]

关于“格物而后致知”，按朱熹的理解：“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有不理，……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7]大学章句按朱注的意思，作为管理者，必须在已知的管理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去探索和把握那普遍性一般性的规律，体会各种道德原则的意义和作用，认识道德修养与治国安邦的关系，从而提高修身与治国的自觉性。

关于“诚意”，《大学》指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9]诚其意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以保持意志的纯洁专一。相反，“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9]。小人的“善”是伪装出来的，只能徒增虚伪。所以君子要做到表里如一，内不自欺，外不欺人，要特别注意“慎独”的功夫。因此，诚意者，就是要求管理者自觉把客观的道法准则内化为个人的自觉的道法行为，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而不是徒有其表的作秀。

关于“正心”，《大学》指出：“身有所忿?粒?虿患捌湔?挥兴?志澹?虿患捌湔?挥兴?美郑?虿患捌湔?挥兴?腔迹?虿患捌湔?！?9]此言忿?痢⒖志濉⒖炖帧⒂腔迹?侨说乃闹智樾鳎?绻?纹浞抛莶患涌刂疲?突崾构芾碚呤?ヅ卸鲜欠巧贫裰?芰Γ?蛭?靶牟辉谘桑?佣?患????晃牛?扯?恢?湮丁?9]。故“正心”，就是要求管理者要稳定和克制自己的情绪，才不至于偏离正确道德原则和管理目标。

关于“修身”，《大学》指出：“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9]这里的“辟”即“偏颇”之意。由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偏颇和主观情感上的好恶，在“修身”之中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就容易流于偏颇。因此，“修身”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行为端正，真正以身作则，成为部属的表率。

关于“齐家”，《大学》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9];“一家，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9]。此所谓“孝”“弟”“慈”乃立家之根本，能真正实践孝、弟、慈之道的人，才算真正懂得了“齐家”。而治国之道不过是齐家之道的延伸：事君需孝，事长需弟，使众需慈，如此而已。

关于“治国平天下”，《大学》指出：“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矩之道也”[9]。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管理者发扬孔子一贯倡导的“忠恕之道”，自觉地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9],推己及人，以崇高的道德风范来影响、感召一般民众，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以上八个环节，层层紧扣，步步推进。但核心的环节是“修身”，是前提和基础；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目的和归宿。《大学》一再强调：修身为本。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修身功夫的自然延伸和扩充。管理者自身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思想品行端正了，自然可以做好民众的表率，把国家治理好。这种思想正好与《中庸》之道所主张的“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6]的精神完全一致。无怪乎台湾学者、著名中国管理哲学专家曾仕强先生认为：所谓《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中国的管理哲学，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大学》和《中庸》以其微言大义集中体现了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

参考文献。

[1]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论语[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3]荀况。荀子[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4]刘云柏。中国古代管理思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5]孟轲。孟子[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6]子思。中庸[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道家的管理学思想篇4

一、人本化管理，给师生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人本化管理虽作为一种理性精神，但决不应该是一种单纯的理念，而应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践履，应该是一种可亲可敬的管理。在我校“以师生发展为本，为学生成长服务”的办学理念里，折射出了我校的管理思想的转变和提高，我们正循着这一理念勤谨地探索、实践。

1、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提高教师思想道德素质，突出师德垂范，以德育人。德为立教之本。道德尤其是师德对未成年学生的思想道德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学校的育人功能，更体现师德、师表的作用和以德育人的内涵。

每学期开学前，校长袁长久同志主持召开行政会议，专题讨论研究师德建设工作，制定一系列学习制度、考评制度。每周至少保证一小时学习时间，每期完成约1万字政治学习笔记。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学习政治理论、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开展“师德学习教育月”、“学生评教”、“三爱教育”（爱教育、爱学校、爱学生）等活动，举办了一系列专题讲座，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生心中理想的教师》等，深刻理解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义、原则、任务和公民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提升了教师的道德理论水平和职业道德修养，自觉以身垂范，有效地促进了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工作。

2、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必须增强德育工作的时效性，实现树德笃行，主动发展。学校推行和不断完善“四三三四”教育管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提出四点要求：（1）对初一学生按《中学生守则》、《重庆市中小学生礼仪常规》着重进行文明礼仪、行为习惯、学习方法、纪律教育；（2）对住校学生根据《黄石初中住校生管理要求》着重进行寝室文化打造、内务整理、清洁卫生、自理能力、合理消费教育；（3）对走读学生按《中学生守则》、《重庆市中小学生礼仪常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着重进行文明礼仪、法律法规、纪律、劳动、爱心、孝心观念教育；（4）对初三学生着重进行理想、信念、成才、就业等出口教育。

抓好三个阶段：他律阶段；自律阶段；自觉行为阶段。

我校实行校园“区域自治，划片包干”管理，让学生做学校管理的主人，培养了他们自主管理的能力。“学生值周”、“风纪纠察”、“室长职责”等的落实，为学生提供道德训练的舞台。“体节”、“读书节”、“书画竞赛”、“寝室文化打造”、“演讲比赛”、“科技作品制作”等特设活动，充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少年团校、学生干校的开设，为学生自我管理和健康发展不断添加了思想道德营养。征集团日活动设计方案，主持各类活动，使学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让学生具有“思想上的培育能力、学习上的自研能力、生活上的自理能力、言行上的自律能力、自育上的自炼能力”，给学生一个张扬个性的支点，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用好三个阵地：建立学校、家庭、社会教育阵地。

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优势，是我校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教育的能动作用，推行“班主任德育工作责任制”，实施“学校中层干部划年级片管理责任制”，实行“全体教师划定跟班教育制”，全面协助班主任开展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设立毕业班班主任对升入重高、中职、普高学生的“跟踪教育奖”。充分发挥家长学校的职能作用，举办“家长培训会”，印发“家长学习辅导材料”，传授教育方法。聘请莲花派出所李海同志为德育副校长，定期来校上法制课，形成内外结合，齐抓共管的网络。

道家的管理学思想篇5

那么，在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建设中，是否就不能使用“国学”这样的概念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在中国学术史上，“国学”的概念形成在中西文化急剧矛盾冲突的年代。这种文化矛盾使得中国文化自身曾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因此，章太炎等学者所理解的“国学”，实际上是指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之所以认定“国学”乃“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实际上是要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提振民族的文化自信，对抗西方的文化侵略，抵御西方文化中过度商业化、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因此，依据这样的“国学”观念，所有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都当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但在这样的“国学”范围，有关民族道德和民族精神的思想理论，又当为“国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这样理解国学，那么，“六经”为国学的重要内容，司马谈当年总结先秦学术时所概括的“六家”也当为“国学”的重要内容。但是，当前人们谈论“国学”，尤其是在探讨“国学”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现实价值时，眼光多关注儒家，关于道家学说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现实价值则关注不多。儒家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现实价值当然值得肯定，但忽视道家学说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现实价值则似不妥。因为，道家关注社会生活的视角、取向虽然与儒家有所不同，但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道家思想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实为儒、道思想互补、融合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道家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确实也能够提供理论借鉴与方法指导。因此，我们探讨“国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时候，不能不留意与关注道家的思想学说。

道家学说与现代企业管理之道

探讨道家学说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意义与价值，应当区划出不同的认识层次。具体而言，探讨道家学说与现代企业管理，首先应该关注的是道家学说与现代企业的管理之道。思考道家学说与现代企业的管理之道，具体关注的是道家学说中有关形上学层面的思想理论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意义与价值。道家所持之道，实为事物的一般或说普遍之道。在道家看来，作为一般、普遍的道，乃万物存有的根据。道家的这种道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现代企业虽然行业、部门繁多，但不论什么样的企业，在管理中都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管理原则和行为方式。譬如，有学者总结西方的企业管理，认为西方的企业管理理论中非常看重三种要素，即专业知识和技术、组织能力与推销能力、功利型的企业管理目标等。这样的企业管理理论，实际上是人们长期从事企业管理的经验总结。这样的总结，不重企业之间的差异，而专注于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探究适用于所有的企业管理工作的思想原则与方法，实为一种企业管理的普遍之道。道家的道观念正可以帮助人们重视并遵循这样的企业管理之道。同时，道家论道，强调一般与普遍的功用与价值，也重视人自身存在的价值。司马谈论道家，曾论及形神问题:“凡人所生者神也(神当为精神)，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道家对人自身的重视，视角与儒家有所不同，但趣向不无相通之处。道家对人存在价值的理解，似更有利于避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存在的片面。譬如，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中，看重专业知识和技术、组织能力与推销能力、功利型的企业管理目标，强调技术、制度、绩效。但这些要素皆为外在的要素。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企业管理中最重要的要素还是人自身这种要素。人是企业活动的主体。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重视人自身的价值需求，重视人自身潜质的发挥、展现，会更有利于人们正确的把握企业管理中的一般原则与普遍原则，运用企业管理之道，促进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而在把握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方面，道家的道论确实能够给人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道家学说与现代企业管理之术

道家的管理学思想篇6

【关键字】管理思想德育管理儒家学校

1前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信息化高度发达，国际社会、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也将更加激烈，青少年的思想意识也将更为复杂多变，德育管理工作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学生的主流思想严重缺失，思想教育活动并没有实现应有的目标，教育目标没有真正的实现，思想教育效果不能真正体现，分析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必须进行改革，在探索改革的道路的过程中，发现

2.儒家管理思想概论

2．1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管理思想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管理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仁的学说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他用爱人观念加强血缘联系，消除内部冲突，同时也有差等地把爱人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对于如何管理，儒家采取的是“仁、“德”和“礼”。”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管理思想“礼”是儒家管理思想外在的管理规则。

2．2

3.当代学校德育管理的现状及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

3．1学校德育管理现状

德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其品德内部矛盾运动，以使其养成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现代法制等现代社会相契合及所期望的品德的教育活动。

当前当代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和向上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往往流于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对德育工作普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重外延，轻内涵。一些人把德育教育简单化、表象化，认为所谓主课学好了，有了好的考试成绩，道德自然会提升，一味强调的”素质”出现片面性，其结果往往是外延较大，内涵较浅，忽略了德育教育管理工作在促进人性境界提升和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的重要性。

(2)学校对学生德育教育的引导不够。学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不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教材滞后，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

(3)学校的德育教育管理工作与家庭教育不能有机统一。

总之，学校德育管理的缺失导致学生在心理承受力，价值观念，自信心以及综合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受挫力不足、对物质生活追求畸形、自信心不足等等这种缺失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学生的全面成长。

3．2导致学校德育管理缺失的原因

(1)学校对学生思晶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一因素。从目前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学隋况看，课程教学基本上为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或其他科目授课教师兼任。思品教学人员的配备隋况不难看出思品学科在学校学科教学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由于缺乏应有的重视，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科教学交流，思品教学自始至终都是学校教学中最薄弱的环节。思想品德教学时常被其他学科挤占、兼任领导误课现象屡见不鲜。期中期末考试前取消思品课的现象更是家常便饭。

(2)教学方法枯燥单一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二因素。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时，过分强调了其思想说教陛，正是这种思想性的语言上过分强调，反而限制了其思想性的真正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提高，小学生的心理成熟时期大大提前，逆反心理愈来愈严重，传统的枯燥乏味的、脱离学生实践的纯说教式教育已被孩子们所唾弃，使得严密科学陛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成为了不被人接受的说教工具，引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日常知识的严肃性，也失去了它的思想的可信性。

(3)教育主管部门忽视德育教育成为致命因素。德育教育应该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教育史，思想教育都是从儿童时期抓起。而作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对德育教育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先有人教出版社余桂元等发出否定岳飞、文天祥的言论，北京部分小学撤掉小英雄赖宁画像，后有上海市教材及人教版新教材删除了曾激励一代人成长《赖宁画像》。正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不重视教材的德育教育作用，使得我们目前的学生德育教育管理不尽如人意。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现状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4.

首先，有利于创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包括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原则、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等。各个方面因为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而自成系统，各个方面又因为相互作用而互成系统。我们既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孤立起来，更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对立起来，而是必须使它们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就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横向上相互作用，也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纵向上发展变化，永远不能停止在～个水平上。只有正确把握管理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才能不断完善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

其次，有利于创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在学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表现为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在认识上的高度统一，以及由感情融合、心灵相通而达成的行动上的配合默契。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虽然角色不同，地位各异，但处于这个统一的共同体之中。共同体融洽与否，关键取决于管理者的管理观和管理实践，《论语》强调“正己正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设身处地地为被管理者着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如果能够内化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管理者的自身素质，那么，在德育教育中就更容易营造出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

最后，有利于提高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学校德育教育不同于学科教学，它具有德性教化的功能，所实施的是转变人的思想、提高人的觉悟的工程。因此，其效率和水平不宜单纯用数量标准来衡量，而应该以质与量之统一的“度”作为进行德育教育评价的一个重要尺度。德育教育的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方法等需要掌握适度”标准。

另外，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以学生为核心，有利于激起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增加责任感和使命感。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中庸，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几千年之前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一一分一一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着“义”。当群体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中庸来协调，使组织高效运行。将这种思想运用到学校的德育管理中，有利于增强学生的集体意识、分工合作意识，杜绝自由散漫和小团体主义。

4．2对在学校德育管理中融入儒家管理思想的有益探索

儒家管理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国家、社会等宏大的、抽象的范围，而其基本精神则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具有借鉴意义。在学校德育教育中运用儒家的管理思想，首先需要明确其适用范围，并联系实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思考。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出有助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

4．2．1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仁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仁爱作为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有利于缓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并在二者之间建立和保持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仁爱有利于在管理内部各成员之问形成亲密的情感联系，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一句话，“仁爱有助于实现管理的目标。“仁爱管理是对管理主题提出的基本要求，即是说，管理者要具有一种“恕道精神。所谓“恕道”，从积极的方面说，是指管理者要立身于社会，在事业上成功发展，同时也要帮助别人立身于社会，从消极的方面说，就是管理者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就不要强加给别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精神的特点在于，凡事都要做到推已及人，对人尊重。管理者具有恕道精神，管理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儒家的“仁爱”管理思想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不无指导意义。学校德育教育的对象是人，其管理具有双重指向性：既要面对学生，也是面对管理者自己。管理者不但要管好学生，更要管好自己。为此，管理者必须有一颗“仁爱之心。“仁爱”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理者一要严于律己，二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如果管理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样的管理者在学生中就不会有威信。正人需先正己。管理者要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感化、教育和说服学生，成为带动和激励学生实现学校目标的榜样。正己，首先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同时也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学生。管理者能严以律己固然好，但同时必须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对于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也要正确对待，如果一见学生的缺点和错误就指责、训斥和惩罚，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那么，不仅学校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难以形成，相反会造成师生关系离心离德、紧张疏远，甚至失去学生对老师或管理者的信任和支持。孔子说：“宽则得众”。待人宽厚，能赢得人心，也是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所以，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者，在严以律己的同时，还要有宽以待人的胸怀和作风，对德育工作中发生的问题，管理者首先要深刻检查自己并主动承担责任。

4．2．2儒家管理思想中的“礼”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有了“仁”的存在就可以成为人了，但是“仁还不能单独存在，孔子认为“仁的实现必须通过“礼”来表达和实现。《论语》中有载：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为人孝弟(悌)是孔子和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两个基本道德规范，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的态度悌是弟妹对兄长应有的态度。“知孝悌”是孔子“礼”观念的核心内容。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以”礼”为核心理念，用礼制、礼乐追求管理体制的合理化。激发学生的逻辑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从理智上求真。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礼制和札乐来规范学校秩序，用礼制约束人，用礼乐营造好学、敬人的氛围。孔子的治道强调”正名，要求做到”名正言顺，各司其职，做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体现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也就是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要各自与其色、职务相称，也就是其”实”与其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用完善的层级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围约束各成员。礼乐的关键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种敬的氛围，敬重自己的组织角色或职司，敬重老师，尊重学生，使组织秩序井然，能成大事。可见孔子治道之首，即制度化的组织治理。而决不是人们所附会的随意性极大的所谓”人治”。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实践也表明，构建完善的学校管理体制和制度，以及营造好学氛围，具有基础性作用。

4．2．3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中庸”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综观儒家管理思想，“中庸之道”颇具影响力。“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法，强调管理适当适度、恰到好处，主张管理范围合理、不偏不倚。孔子的中庸哲理，讲的是无不不及，它的实际应用，就在于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从实质上说，“中庸”就是“适度，就是要把“时中”与“权变结合起来。“时中就是原则性，“权变就是灵活性。“时中”与“权变的结合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正因如此，“中庸管理方法有利于实现管理目的它可以使人与物的管理处于合理的最佳状态，发挥最佳效益。与此同时，作为管理方法的“适度”并不是绝对的，它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使管理工作合于“度”，在方法上绝不能一成不变，而需要根据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调整。

“适度”是一种管理方法，更是一种管理艺术。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实践中，如何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至关重要。“适度”贯穿于学校德育教育的全过程，学校德育教育的正确决策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方法运用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激励机制也需要“适度。现代学校具有开放性特征，其德育教育必须考虑条件的变化。学校面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经常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不能一成不变。在这里，能否适应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德育教育的管理方法，实质上就是一个适度的问题。可见，为了使学校德育教育达到预期目的，在管理实践中要特别注重对“适度”原则的正确把握。

4．2．4儒家管理思想中的“德、“义”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论语?为政》中开篇就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段话道出了强调伦理道德的巨大价值，一个人一旦有了仁德，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满天的星辰都会围绕着你，听从你的指挥。所以“德”是建立管理者权威的关键所在。只有制度权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道德感召力。

在孔子看来，“知”体现着个人对外在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的认识程度和水平。—个人对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原则没有一定的认识，就很难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首先从社会伦理方面人手。—个人有了较高的社会伦理修养，那么他也许不会成为—个对社会极有贡献的人，但是他起码不会成为—个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坏人。

另外，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要以义”为核心理念，激发学生的价值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在意志上向善。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这是说利益和好处能够驱动人去做事，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但要注意“度的原则。《中庸》日：”羲”者，宜也。”义”就是受道德制约而有度的”利，这样获取的利才是善的。因此必须以有约束的”利”，也就是”义”来替代毫无约束的”利”。这对于教育学生树立用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的价值观，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编辑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