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核心问题(6篇)
时间：2025-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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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医科大学杜治政教授是我国医学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先后出版了《医学伦理学纲要》《医学伦理学探新》《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教程》《医学伦理学辞典》等专业著作，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300余篇。杜治政教授认为，医学哲学的灵魂是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建构又要围绕美德伦理、技术伦理、利益伦理三个基本维度。他的医学伦理观对于探讨我国当代医学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谋求其合理解决途径以及当前医学科学的研究和临床医学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美德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核心
杜治政教授医学伦理观的基础性前提在于他对医学和医学伦理学基本关系的思考。他认为医学是“躯壳”，医学伦理学是躯壳之“魂”；医学伦理学与医学亦步亦趋，相伴而行。首先，“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终点也是医学。一个医生运用某种技术医治病人，救人性命，本身就是一种善行，就是一种伦理行为。”[1]其次，“医生的美德（德性）伦理和医疗技术伦理是医学伦理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二者不能互相取代，亦缺一不可。”[2]当代医学一方面使人类在诊断、治疗、预防疾病的手段上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突现了许多医学伦理的新问题，譬如生与死的道德问题、卫生保健政策的制定在道德上的可允许性问题、生命质量与医学道德问题等诸多道德难题。杜治政认为，解决这些伦理难题的关键在于重塑美德伦理。基于此，他明确地提出了“美德”乃是“医学伦理原德”的医学伦理学核心命题。
美德伦理是基于我们“是什么”而断定我们要去“做什么”的一种伦理。美德伦理为塑造医生必须具备的职业伦理提供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杜治政提出的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医患关系模式，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美德要求。他指出：“医生的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伦理的原德。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医生做什么样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德具有医学伦理学母德的性质。”[2]
杜治政认为，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医学主体群的内在要求。美德可以调节社会人群的各种关系，可以有效地净化社会。在医学伦理学中，美德伦理首先应当是医生的美德伦理。医生的美德是有效处理医学中具体伦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医学科学的精神支柱。在医患冲突升级的当今社会，医生美德显得尤为重要。杜治政认为，一个医生对身患疾病的患者表示同情，深切地想为患者解除痛苦，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无关技术高低的仁爱之心构成了医生的美德；高尚的医德是提供最佳医疗服务的保证。首先，医生对自己职业生活的崇尚和向往是美德的内在表现，具体体现在对各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规则、法规、标准的坚决执行力上；其次，医生的美德不仅表现在其对患者生死抉择的关注和责任上，更表现在其对病患的人道理解和支持上。正是这种稳定的、持久的医生美德才构成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永恒的保护伞。
显然，在当今社会，单一的医生美德已很难适应医学科学的飞速进步和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传统的美德伦理需有新的改造、补充和完善。对此，杜治政剖析了现代医学道德伦理的几个特点，其一，“医务人员的伦理道德观念由面向单个病人扩大到面向整个社会。”[3]即医生不仅要面对病人个体，而且需面对社会各种不同的群体。其二，医学道德主体与医学道德客体的扩大。即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亦成为重要的道德主体，道德客体也亦有亚健康和健康的加入。其三，医疗保健服务项目是传统的医学道德伦理的新进路。其四，现代医学道德伦理需补充公益论的原则。
美德伦理是医学道德评判的核心视角。杜治政认为，美德需内化为所有医学道德主体的思想理念，外化为实际的医学行为。医生的美德无疑是医学伦理学的归宿和目的，是当代医务人?T道德修养的方向和目标，应成为医院和其他医疗建制决策的理论基础。
二、技术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基底
医学技术作为医学科学的工具化和实践化的延伸，是医学活动尤其是临床医疗活动的主体，是医学科学的现实存在形态。杜治政首先肯定了当代医学技术的重要性，指出医生如果没有医疗技术的支撑，其美德伦理就无法实现，就是空谈。在此基础上，他全方位地剖析了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特征，尤其对于医学技术主体化问题、技术-资本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反思，试图为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实践应用提供新的参考模式。
杜治政认为，医学技术就是医生在医学实践中的工具，医学技术伦理就是决定医生在应用技术时“该如何做”的问题。这是医生在应用医学技术时的道德向导，美德伦理最后必须通过医生运用医疗技术这一工具性的方法来实现。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生用于治疗疾病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手段愈来愈多，这就引发了该如何应用这些现代化设备和方法的伦理决策问题。这是医学伦理从医生自身的美德伦理延伸到以器械、手术等为主的技术伦理的阶段。
当代医学技术已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技术主体化已成为医学中的一种突出现象[4]。也就是说，当代医学的某些技术，已经开始脱离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开始基于其自身的发展潜能去决定能够实现的目标。其结果是：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医疗活动目的不再是为了人类健康服务，而是为实现医学技术的自身价值。这一问题在实践中表现为医生大量依赖检查数据、过度使用高新设备，诊疗受制于医学技术的科学性，而忽略了医生自身的经验性和病人的特殊性。此外，技术主体化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与资本结合所呈现的特征，造成了医学宗旨的异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技术对美德乃至人性的奴役。
杜治政指出：首先，技术伦理具有群体性特征。医学技术的主体已不再是过去单一的医生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的管理者、药商以及政府，使得技术伦理的责任分散化。其次，技术伦理具有多维性特征。医生的医疗行为内在于信念伦理，外在于制度伦理和责任伦理，其中以信念伦理作为一种道德的最高指示，也是医学技术伦理的最基本要求。再次，技术伦理具有过程性特征。从技术的创想到临床的实践应用，都应寓于一种必要的伦理学思考。最后，技术伦理具有或然性特征。也就是说，现代医学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促使要对其有一种预测和防范的伦理警觉。
三、利益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边界
在现代经济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医学科学的诸多实践行为尤其是临床医疗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利益伦理即医学活动中展现的利益差别、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利益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差别而产生变化的。”这使得利益问题日益成为医学界面临的新危机[5]。医学伦理要在医生、患者以及相关社会各方利益博弈以及调和中产生、存在和发展，不能离开利益的语境而孤立存在。
然而，利益伦理这一重要维度往往被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所忽略。而这种忽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医学伦理学的研究缺失了其时代性特征，也缺失了一个能够作为其新的研究框架和条件的重要边界性参数。为了矫正这种缺失，杜治政明确指出：当今应把利益纳入道德范畴一并考虑；利益伦理不仅是当代医学伦理学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必要补充。“医学伦理学……只要我们精心思考一下，揭开其外层的种种面纱，便不难发现这些关系的背后正是利益的纠葛；而伦理学所寻求的也正是利益的合理调节和配置。实际上，我们对当代许多医学伦理问题的争论和研究，都没有绕过利益这个门槛。”[6]这样，杜治政从我国当前医学伦理学若干纯粹思辨性的争论漩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利益伦理的重要性。
杜治政认为，当今的卫生保健争论、以药养医问题、医患关系其实质都是利益使然。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应当将病人利益放在医务人员个人利益和其他利益之前，在这个前提下处理医疗服务的一切问题。这是杜治政利益伦理观的核心议题。他指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经济利益成为一些医学主体从事医学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内在驱动力，这不仅导致了美德伦理的丧失，也导致了技术伦理的迷失。为有效协调医学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杜治政教授强调，我们要设置利益的道德界限，也就是让道德成为利益的内在保证，恪守利益的边界原则。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卫生法制建设，使得从外部环境到医院集团以及医生患者都能够将各自的利益置于合理的道德限度内，从而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找到恰当的利益平衡点。在此过程中，当然也要支持并强调医务人员的合理利益。总之，只有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研究正视利益伦理的存在感，才能使利益伦理有效引导医学实践，规范医疗行为，也才能使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得以真正的实现。杜治政所主张的利益伦理本质上是一种人道功利主义。这是解决利益伦理问题的一种全新视角和向度。首先，人道功利主义强调利益的本质应当是人道的。也就是说，经济利益必须以整个社会人群的健康利益为出发点，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是人类最大的利益。其次，利益的博弈应具备合理的法制外部环境。最后，利益分配应当向社会弱势群体适当倾斜。这就是杜治政所提倡的以病人利益为导向的人道功利主义的利益伦理观的内核。
关键词：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教育模式；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5）10-0050-03
2014年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会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两所高校研究机构研制的首份《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截至2013年我国普通高校工科毕业生数达到280多万人，本科工科在校生数达到495万多人，本科工科专业布点数达到15000多个，总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工程教育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对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伴随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生活中的需求关系、利益关系、竞争方式、分配方式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道德意识的独立性、多元性、时变性与选择性不断增强，随之而来的对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程伦理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尽管工程技术人员工程伦理观的形成是受诸多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但目前社会对初入行业的工科专业大学生的专业素质、道德素质与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这势必要求高校对工科大学生的工程伦理教育要与社会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教学模式，适应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的需求。
一、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
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在《2022年的工程师：新世纪工程学发展的远景》中指出，工程师应该成为“受全面教育的人，有全球公民意识的人，在商业和公众事务中有领导能力的人，有伦理道德的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未来工程师的培养必须软硬并重，也就是技术教育与职业道德培养并重，而工程伦理教育是培养未来工程师从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重要手段。因此工程伦理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开展针对工科学生的全人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工程职业者。因此只有搞清楚工程伦理教育的标准才能实现其终极教育目标。其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工程伦理意识
教育部与中国工程院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通用标准》中明确指出，各层次工程性人才应“具有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追求卓越的态度、爱国敬业和艰苦奋斗精神、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较好的人文素养”[1]。可见正确的工程伦理意识是支配和影响人进行工程技术实践的中枢，而且正确的工程伦理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后天的培养才能建立起来。因此，对工科大学生开展系统的工程职业道德教育和训练，引导工科大学生树立工程实践与创新为人类造福的职业理想信念是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二）实现技术规范与工程伦理规范的有机融合
由于工程实践是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既是工程技术产品的制造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实现技术创造价值的过程。任何工程项目都具有从需求、设计、生产、制造、成品、应用到报废完整的生命周期，整个周期一直都是技术与工程伦理交织在一起。作为一名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应掌握工程实践的技术规范，而且也能够具备将工程伦理基本规范与技术规范融合的驾驭能力，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软硬并重能力。我们现在的高等工程教育过分强调技术实现，而忽视了技术与市场、技术与健康、技术与安全、技术与生态等方面的和谐问题。随着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化，我国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通用标准》中明确指出，各层次工程性人才应“具有良好的市场、质量、职业健康和安全意识，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可见现代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标准与传统的培养质量观发生了质的变化。
（三）培养工程伦理决策能力
在工程的决策、实施、运行和监管等环节会面临到跨学科知识交叉、多种技术集成、各种社会群体的参与以及利益、成本、风险的分配等实际问题，仅仅凭借简单的直觉和工程伦理基本规范去解决是不现实的。因为工程伦理规范是解决工程伦理问题的标准和原则，可以作为工程伦理的判断标准。但是，由于工程问题常常将工程本身、社会、人类和自然交织在一起，经常出现权重失衡、利益冲突等问题，使得工程技术人员无所适从，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因此，工程技术人员要真正能够处理和解决好工程伦理问题，除了具有自觉的伦理意识和工程伦理规范，还需要具有面对真实情景进行理性的伦理分析能力和科学合理的决策能力[2]。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通用标准》中指出，“具有应对危机与突发事件的基本能力”和工程伦理决策能力的培养是异曲同工的。
二、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教育现状及产生原因
目前高校对工科专业大学生工程伦理教育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造成一些在校工科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工程伦理意识淡薄、诚信意识缺失、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全局观念淡化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如下：一是我国绝大多数设有工科专业的高校没有开设专门的工程伦理课程，常常借助思想道德修养或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平台来进行，由于课时安排有限，造成了教学内容宽泛而且针对性不强；二是部分重点工科院校虽然开设了“科技伦理”、“工程伦理学”等必修课，有些学校在必修课的基础上利用通识教育平台开设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概论”、“工业生态学”等选修课，这些课程的开设对增强工科学生的道德价值判断力有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课程与专业教育结合度不紧密，往往上课的教师都不是学生所学专业的任课教师，课程基本停留在导论层面上，缺乏与专业的实质性融合，从而可能导致学生在将来的实际工作中出现工程行为的道德失范；三是尽管我国已经启动了与国际工程教育认证实质性等效工作，但是占高等教育三分之一的工程教育还处于学科教育向工程教育转型期和过渡期，目前具有工程实践背景的师资还很缺乏，教师无法将工程实际案例引入教学之中，无法让学生体验一个项目从构思、设计、运作到实现的完整过程，没有建立起工程圈子里的习惯思维，学生步入行业后无法尽快融入工程圈子。
三、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教育的创新途径
随着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接轨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程伦理道德要求越来越高，那种认为工程人员的社会责任就是用自己掌握的技术本领做好本职工作的观念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作为培养工科人才的高校应当加强对工程伦理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建立全员参与的工程伦理教育机制，依托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课内外实践教育平台构建三层次的工程伦理教育课程体系，探索渗透、融合与嵌入式相结合的多样化教学模式，全面提升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综合素质。
（一）加强对工程伦理教育意义的认识
随着工程实践活动日益复杂，技术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如果单靠技术和技能来指导工程实践，势必会产生像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那样的人类灾难。因此增强对工程伦理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就是要转变传统的工程教育观念，将工程伦理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摆到同等的地位。传统的工程教育片面强调学生的科学技术知识传授和技术应用能力培养，而忽视了人的全面素质培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提出德育为先、立德树人，其核心是要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卓越工程师计划和工程教育认证已将工程伦理教育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和观测点，许多高校在实施时只是将其简单地归并到思想品德课程中，并没有从工程教育视角下统筹考虑，造成了工程伦理教育与工程专业教育的离体，忽视了对工程教育的重要支撑作用。实际上，国际上对工程教育的评价就是一个多元的价值观评价，将工程本身和其相关的各方利益群体进行综合博弈满足各方价值诉求，是工程伦理的具体体现。可见加强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对培养我国未来工程技术人员工程伦理意识、社会责任感以及提升未来从业素质具有极其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二）建立全员参与的工程伦理教育机制
从目前多数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广大教师并未意识到大学生工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特别一些工程类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一味追求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从未将工程伦理教育引入到教育教学环节之中；特别在实践环节开展的项目设计时，只考虑技术指标的实现，从未将环境、生态、安全等要素作为设计指标纳入到项目之中，使得学生不关注、不关心工程伦理要素，造成设计与实际脱钩。另外在一些工科高校普遍把思想道德修养课与工程伦理教育等同起来，并将其作为万能课，认为可以解决学生工程伦理教育的所有事情。
面对这种现状，学校应加强教师特别是专业教师的工程伦理知识的培训，提高专业教师对工程教育认证和卓越工程师计划实施的初衷和目的的再认识，建立有效措施引导教师在专业教学过程中树立工程伦理教育的意识，将工程伦理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
在工程教育认证和卓越工程师计划实施过程中将学生伦理意识、伦理规范、伦理决策作为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通用标准，将教师贯彻和落实标准的教学情况作为教师教学质量监测指标，采取同行、学生、社会三方评价机制。同时高校还应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结合典型案例剖析的宣教活动，提高全体教职员工对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视程度，为构建全员参与的工程伦理教育机制营造良好的氛围。
（三）构建“三层次”工程伦理教育体系
工程教育认证和卓越工程师计划已将大学生工程伦理观作为合格工科毕业生的评价标准，并要求在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给予保障。为了达成培养目标必须建立相应的课程体系，构建基于大工程观理念下的工程伦理教育教学体系，有利于多学科交叉，有利于文理融合。为加强和改进工科专业大学生工程伦理教学现状，根据工科类专业教学特点构建“三层次”的工程伦理教育教学体系有利于全面、全员、全过程提升学生的工程职业素质。
基础层次。这一层次主要针对刚入大学学习的学生，主要帮助学生树立基本的职业道德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意识。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价值及与所学专业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教学载体主要利用通识教育平台的思想道德修养课、专业导论课和部分通识选修课。
专业层次。这一层次主要针对进入大学专业学习阶段的学生，主要帮助学生从专业视角建立工程伦理价值观，掌握工程伦理基本规范和评判标准。教学内容主要由专业课教师结合专业中的问题展开授课，基于问题和项目开展工程伦理价值判断，着力解决工程教育中重技术轻人文的问题，培养学生从大工程观视角下分析、判断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实践层次。这一层次主要针对进入专业实践阶段或即将毕业实习的学生，主要帮助学生从实践角度锻炼学生工程伦理判断和决策能力。教学内容主要由校企双方教师共同针对来自真实场景的课题和项目展开研讨，主要采取师生团队模式基于问题和项目教学形式，锻炼学生工程伦理应用能力。
（四）探索渗透、融合与嵌入式相结合的多样化教学模式
工科学生工程伦理教育的实效性直接影响着工程人才职业素养，采取何种教学模式直接影响着不同培养阶段的教学效果。在基础层次的教学中可以采取渗透式，教师将公众关注的工程事故作为案例引入到教学中，通过案例分析向学生渗透工程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成本、资源利用、环境污染、生态保护等工程伦理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作为合格工程师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培养学生诚实、正直、严谨、敬业的职业道德[3]。
在专业层次的教学中主要采取融合式教学方式，教师通过课题或者项目将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与工程伦理教育、技术规范与工程伦理基本规范进行有机融合，让学生体会工程伦理在专业学习中的作用和地位，激发学生主动应用工程伦理知识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动力。如在讲述转基因技术时就可以将工程伦理与技术融合，让学生体会到一项技术的推广不仅受到技术本身的制约，而且也受到技术推广过程中社会背景和社会价值的影响。
在实践层次的教学中主要采取嵌入式教学方式，学生利用其真实的实践环境开展工程伦理决策和应变能力训练，指导教师通过将训练内容和项目直接嵌入到环节之中，并列入评价考核指标中。让学生在工程的决策、实施、运行和监管等环节中高峰体验工程伦理所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通过对真实情景进行理性的伦理分析能力和科学合理的决策能力的锻炼，实现做中学、干中悟、悟中长的教学目标。这一层次的教学与目前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实施的两段式教学模式中的企业实践阶段是相对应的。
总之，加强和改进工程伦理教育，提高工科大学生工程伦理素养是高等工程教育改革重要目标和新课题，也是理工院校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具体体现。通过建立“三层次”工程伦理教育教学体系，开展渗透式、融合式和嵌入式等多种教学模式，推进工程伦理教育全方位、全程化、全员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有助于大学生提高工程伦理素养和工程道德实践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促进与工程实际接轨。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
[Z].北京，2011.
[2]龙翔，盛国荣.工程伦理教育的三大核心目标[J].高等
工程教育研究，2011，（4）.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
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超级秘书网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参考文献
1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2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134
3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4李传俊、李本富.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的实践与评价.医学教育[J]1995,(2)9~11
5张金忠.关于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效果的讨论.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3)27~28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Abstract】Synthesizesthemedicinepatternalongwiththebiomedicinepatterntothebiological-psychology-societytheevolution，themedicalserviceiscontradictorygraduallyby“thetechnology”to“theservice”thetransformation，manynewmedicineethicsquestionarisesatthehistoricmoment，medicineethicsmoreandmorereceivesthevariouscountries’medicineeducationalcirclestheattention.
【Keywords】Medicineethics；Education；Presentsituation；Countermeasure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
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
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参考文献
1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2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134
3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4李传俊、李本富.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的实践与评价.医学教育[J]1995，(2)9～11
5张金忠.关于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效果的讨论.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3)27～28
关键词：思维导图；护理伦理；教学效果
素质修养是护理系学生必须具备的护理道德，而护理伦理学课程是提高护理学生素质修养的核心课程，学生通过学习护理伦理，从而掌握护理伦理的原则及真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加处理护理相关问题的能力。本次研究选取我校护理系2013级学生和2014级学生，采用常规教学法和思维导图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我校护理系2013级学生和2014级学生，按随机数字表法分别抽取2013级学生120名作为对照组，2014级学生116名作为实验组，所有学生的年龄均在20～2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6±0.5）岁。男生136名，女生100名。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体质特征等方面无明显差异。
1.2方法
对照组的学生采用常规教学方法，实验组则在常规教学方法的基础上采用思维导图的教学方法，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加用思维导图的方法，将所有的知识点进行归纳整理。以护理伦理知识为主要导线，对学生实施思维导图及绘制方法的培训，学生在掌握正确的思维导图使用方法之后，用彩色笔在纸上进行绘制，按照自己的想法，将生命论、生命价值等用线条和不同的颜色勾勒出来。这样有利于学生对伦理知识的记忆。从图纸的中心开始绘画，每根线条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主题。而教师要对学生绘制的图画进行点评和指导，使学生明白思维导图的绘制意义。学生可以成立兴趣小组，根据自己的喜好绘制思维导图，这样可以使学生的伦理记忆更加深刻。
1.3观察指标
在进行一个学期的教学后，观察两组学生的《护理伦理学》的考核评分，分制以100分计。答题试卷由学校老师根据《护理伦理学》知识出题，两组学生的试卷题目相同。观察两组学生对两种教学方式的满意度进行比较，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发放问卷236份，收回236份。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软件，学生的考核评分以（[x±s]）表示，行t检验。教学优良率以（%）表示，行χ2检验，两组之间比较P
2.结果
对两组学生的考核评分及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进行比较，实验组学生的考核得分明显要高于对照组，实验组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要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思维导图的教学方法有利于改善学生的思维方式，有利于学生对伦理知识的牢固掌握。本次研究数据显示，实验组的120名学生的护理伦理学平均考核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学生的考核评分，而在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调查中，实验组学生对思维导图教学方法的满意度达到了96.7%，对照组学生的满意度仅为74.1%，两组数据之间存在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
思维导图的教学方法对学生提高自身修养素质有着很大的帮助，对学生更好地掌握护理伦理知识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并且可以提高学生对护理伦理学的兴趣度，可以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促进师生关系更加和谐。思维导图教学方法是一种有利的辅助教学手段，可以将学生的思维过程和知识的结构用图表的形式进行展示，思维导图教学方式是一种有效而积极的新型教学方法，更有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总而言之，将思维导图的教学方法运用到实际教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推广和使用。
参考文献：
[1]王庆华.思维导图在《护理伦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5，28（6）：972-973.
[2]王庆华.主题辩论法在《护理伦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分析[J].2015，28（2）：274-275.
一、关于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现状问题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樊浩教授认为，“‘我们’的世界缺什么？这一问题的真义是：‘我’成为‘我们’的精神世界缺什么？缺‘伦理’，缺‘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的伦理”。他指出：“这一缺失历史地根源于对人类文明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的误解和误读，因而必须进行中西方民族精神发展的宏大叙事。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希腊文明的集体记忆，作为一次伦理事件，其深远精神意义使它成为西方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制礼作乐’的西周维新是中国民族的原初经验，礼崩乐坏是中国民族的童年记忆。带着‘伦’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中西方民族开启了各自的精神之旅。20世纪初，中西方哲人以不同的话语形态和问题指向诞生了同一个文明觉悟，这就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学会伦理地思考’的‘伦理觉悟’。行至当代，中西方民族、中西人的精神世界‘同是天涯沦落人’，面临同一个难题：伦理缺失，伦理家园失落。由此，‘我们如何在一起的’道德追问，便演化为‘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寻，最后演变为一场关于人类文明前途的信念危机：‘我们能否在一起？”’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政治学系教授、《亚洲调查》主编罗德明（LowellDittmer）指出，世界上有多种道德体系，要用科学的方法看待中国的道德。中国道德有三种，即儒家传统道德、革命的道德、改革开放的道德。传统道德中好、美丽、真理在一起，它们寓意差不多，相当于西方的美学。革命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反传统的道德；改革开放的道德，例如稳定压倒一切、黑猫白猫论、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他认为中国“现今的价值体系是传统道德、革命道德与实用主义道德的结合”。比较中美两国的道德，可以看出美国是移民文化，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中国道德则比较单一。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桂荣教授认为，要将传统道德教育制度化，利用公共资源、行政规制对公民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也需要传统道德教育，在公民教育体系中应增加传统美德教育课，加大宣传力度。中国梦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
二、关于制度如何是“好”的问题探讨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提出要研究“制度和人的关系”，对于“怎样理解制度”我们往往从狭义上理解它，国外讲到制度包括显性、隐性制度也包括风俗习惯等；关于个人善与制度善的问题，中国很讲人情，无论何种制度，人的素质不能缺位，制度和人应该双向互动；关于制度伦理和规则伦理，我们要考虑怎样从道德建设上升到法律建设，促进制度完善。
同济大学陈家琪教授认为，道德本质和意识及良知有关，有意识就有欲望。中国自然主义没有考虑欲望的话语，欲望的满足绝对不是自然主义，欲望与传统习俗和他人有关。拉康德讲伦理是“伪善”成为当前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我们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研究。
东南大学田海平教授指出，制度如何是“好”的？该问题涉及伦理的问题意识及其政治担当。伦理的问题意识指向宪法选择的理由，分为为谁制定和如何制定，与启蒙的遗产密切相关。由此，伦理立足于两种正义观：基于人性的实质正义和基于理性的程序正义。透过被黑格尔回避的“国家制度应当由谁来制定”的问题，启蒙的遗产通过革命和的形式，在现代历史上，从“道德一权力”维度走向“权利一理性”维度。伦理的问题意识及政治担当涉及后革命的语境定位，是在更为现实的实践中对国家制度为谁制定和如何制定的基本问题的回应。其政治担当植根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土壤之中，是一国政府和人民形成价值共识、共享规范秩序、应对法律难题、处理紧急事务的基准价值和基本原则。对我国实践而言，伦理的政治担当仍然是我国法治和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基本任务。
复旦大学高国希教授指出，党的十报告非常注重制度建设，同时也非常注重作为制度支撑的理论、文化、价值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兴国之魂”，决定着“发展方向”，要以此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奋斗。没有制度的保障，价值追求是无力的；没有价值观念的支撑，制度是空洞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要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而且要建立在高尚的价值目标和文明进步的道义基础之上。党的十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认为这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共同信念、根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什么？我们应当设计什么样的制度、体制、政策来体现这些要求？以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作为现代中国相关体制设定的目标，这将是一个社会繁荣公正、人民幸福安康、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正是其深深的内在情怀和道德根基。他认为要从人与社会的连接上，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基础，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要实现“中国梦”，我们要好好挖掘，“中国梦”应该是一种价值追求，可以借鉴“美国梦”来诠释其所包含的精神价值，要进一步研究制度如何支撑伦理建设问题。
四川大学唐代兴教授提出，我们要搞清制度伦理是什么，让制度塑造社会的优良伦理。他认为优良制度要考虑文化的取向、价值的取向。好制度只能是，即公权、民权的合理分配，要研究公权、民权如何理性地实施及好制度生存的土壤问题。
西北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华炳啸提出，要重视对社会主义制度伦理问题研究，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没有反对，需要搞清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陈泽环教授指出，十报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核心价值建设方面的重大创新，具有突破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基于核心价值的分化、互补与整合的视角，从确立国家的共同理想、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断提高公民的德性三个方面对核心价值观作了初步的阐发。
昆明理工大学韩跃红教授认为，在法西斯极权主义统治之下，“国家尊严”成为操纵民众、践踏个人尊严的道义力量和煽动口号。汲取战争的教训，当念高扬“人的尊严”之帜，人的尊严成为国际法准则和许多国家的宪法原则，也成为人权的价值依据和伦理基础。回顾从战争走向的历史演变，展现出国家尊严与人的尊严之间除了互为基础、相得益彰的关系外，还有此消彼长、相互拮抗的关系，警醒今天的国家和个人，需要全面认识这一敏感问题，并在制度设计、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审慎地把握国家尊严与人的尊严之间的平衡。
河北大学田海舰教授提出，制度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现象，它与价值观的形成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必须通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扩大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认同，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发展和完善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努力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陈伟功指出，制度伦理概念的提出，其本意应当是着眼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因此，对制度伦理进行“生存分析”的一种可能，即研究具体制度与具体伦理环境的相融性，进而研究两者生成的适用于特定公民社会的特定“制度伦理”，探寻它如何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如何构成公民的生活世界。
华东师范大学许瑞芳副教授认为，社会的制度建立在一套思想和价值体系之上，要使这个制度运作顺畅，除了健全制度本身之外，还需要制度内的成员即公民具有某些习性、态度与信念。一方面，制度的规定和运行需要公民的服从和遵守；另一方面，制度需要社会成员赋予其生命力，需要公民品德的支撑。而对具有这种品性的积极成员需要进行精心培育，并使其呈现积极公民的身份角色，最终达到与制度运行的良性互动。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袁祖社教授提出，我们要研究制度的美德是如何养成的问题，制度伦理学的核心是什么，制度是如何进入伦理的，制度伦理的内在品质问题等。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肖平教授认为，在“人性的弱点会导致荒谬的政治”的前提下，众人在正常状态下制定的制度应该是克服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制度的制定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制度应该随社会情势的发展而变化。所以不能寄希望于一个完美制度的产生，而应寄希望于一个制度具备一定的伦理品质，以保证这个制度是相对好的决策、管理方案产生的制度。她通过比较国内和国外的议事规则，从制度的微观层面上分析议事规则细节的伦理属性，提出将其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加以培育的可能性。
漳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王海明指出，阶级是因权力垄断而分成的不同群体，以为阶级仅仅是个经济范畴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政治权力虽然与经济权力不同，却毕竟同样是权力，而且是统帅、指挥、命令和役使经济权力的权力，无疑比经济权力更加严重和可怕，更加具有迫使人服从的强制性和压迫性。如果说因生产资料或经济权力的垄断而形成的群体是阶级，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因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形成的群体不是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岂不明明白白就是因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形成的不同群体吗？如果阶级是因权力垄断而分成的不同群体能够成立，那么，中国自大禹以来直至清朝末年，实际上只有两大阶级：全权垄断的官吏阶级和全权丧失的庶民阶级。
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考
江苏师范大学校长任平教授认为，在阶级、阶层多元的情况下利益是分层的，需要考虑差异性利益需要，公平正义可以一致也可能不一致，那么，用什么样的原则来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呢？用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不能够解决我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一要承认差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二要考虑差异来源的合理性与合道德性；三是社会收入分配要“限高”，使基尼系数控制在合理水平；四要坚持基本公平（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基本一样）加上比例公平；五要考虑差异的历史性与流动性，但差异不能固化；六要坚持差异的正义原则。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首席教授何包钢认为，在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层面上要考虑自尊道德建设问题，近代以来尊严政治的进步反映在当今社会就是随着经济发展讨饭的人少了，社会重新确立了“人本民本”的原则。在当前社会，政府要拆迁征用土地需要城镇居民或农民签字后才能进行。提出“尊严政治”问题，人们满足了物质生活需要后，进入高一级层次，任何社会民主化转型期都发展了对人的尊严的追求。在澳大利亚，个人不需要放弃尊严，个人能得到充分信任，90%以上的人非常诚信。例如他本人来中国开会，学校不会过问你开什么会议？而在亚洲高校教师外出开会一般要有开会单位的邀请信。这需要考虑在制度上我们是把人作为“自私”的还是“善良”的来对待。社会发展要靠公民推动，发展尊严运动是方向，人的自尊与他尊要靠中庸来调节。
德国卡塞尔大学哲学系PhilippeBrunozzi提出用两种方法即“共识观”与“汇合观”来认识社会的公共理性与价值多样性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高兆明教授结合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对制度的追求，解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了那种清算式的革命是否可以避免。
北京大学平衡论中心主任李继兴研究员提出，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成就，也有问题。从平衡论的角度看，中国改革的伦理方法应该是“依理施仁”。这是从研究一般事物成效的四个要素，即“义——目的，术——方法，道——原理，评
一评价标准和评判主体”后得出的结论，期望能为提升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幸福水准，实现全球的“民乐主义”提供伦理参考。
四、关于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与商业文明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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