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6篇)

司马迁史记篇1

从学术史上看，在班固以前，刘向、杨雄、班彪等人已经认识到了《史记》“实录”的特点，班固把他们的认识加以总结，从《史记》的表述特点和“不虚美、不隐恶”的直书精神等方面肯定了《史记》实录特征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他的评价对后人认识和理解《史记》影响很大。(注：参见赵光贤：《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张子侠：《班氏父子与＜史记＞的学术命运》，《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此后很多关于实录的讨论都是围绕班固之评展开。时至今日，论说《史记》实录成就者不少，但一般还未从考镜源流上考察实录传统的形成过程，司马迁和《史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未能彰显，本文试就此作一点尝试。

一、史料采用与实录传统

史料真实是史书可信的基本前提，凡是严肃的史家都会尽量广泛地搜集史料，并加以审慎的考订和选择，写出真实的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他还提倡研究客观事物，要有文献根据，决不能凭主观臆断，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孔子这些观点对后代史家形成重视搜集文献、加以慎重考订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司马迁作《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从学术思想、撰述方法和著史实践上全面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原则，创立了“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楷模。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的甲骨文证明为确，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1]。这就是《史记》在总体上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有力证据。后代史家和学者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或在撰史中据事直书，或在评论中辨伪纠误，在史料采撰上培育了实录传统。

在这方面，班固可以说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自觉继承者。《汉书》于汉武帝以前的历史，多以《史记》为据。班固还申明，凡是《史记》所无的材料绝不妄添，必须确凿有据，才予增补，否则阙如。如《汉书·张汤传》赞语云：“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这是基于班固对《史记》“实录”价值的认可，也是他忠于“实录”原则的表现，说明他对《史记》史料运用方法和实录精神有很好地理解。

对这种实录精神的进一步审视和推崇，至明清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清代学者，他们针对汉代以来人们争讼颇多的问题，从司马迁史料采撷的可信、审慎严谨的态度和考信方法等方面总结了司马迁在史料运用上的实录之功。

首先，辨明司马迁采撷史料的可信。班固对司马迁“是非颇谬于经”的评价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2]，后来史家往往拘泥于班固之评，在批评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不合于儒家经典的同时，还对《史记》中史料的可信性提出质疑。清代史家在辨明司马迁思想旨趣的同时，阐释了《史记》“考信于《六艺》”的准则。王鸣盛认为从《史记》取材之慎可看出司马迁史识所在，他说：“迁所采书只有五六种。张守节《正义·论例》云《史记》采六家杂说。六家即班氏云云，杂说则六家外或间有，然亦仅矣。盖其采之之慎如此。”(王鸣盛：《蛾术篇》，卷九，《司马迁所援据之书》)冯班针对“爱奇”说加以批评：“太史公曰：‘学者载籍既博，必取信于《六艺》。’又曰：‘诸家言黄帝，文多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不爱奇也明矣，芟之或未尽耳，杨雄以为多爱不忍，非也。”(冯班：《钝吟杂录》)他是从司马迁取材的宗旨和标准出发，充分肯定了司马迁取材的审慎和可信。

其次，肯定司马迁严谨审慎的态度。在《史记》问世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很多评论以夸大《春秋》褒贬书法的作用来衡量《史记》，似乎《史记》篇篇皆为发愤刺讥而作。清代史家和学者在褒贬和事实之间更重事实，往往能从史学角度较准确地阐释司马迁史料运用的意图和方法。如钱大昕批评“谤书”说，认为王允等人的议论，“元非通论”，并且指出：“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他认为司马迁作《史记》的宗旨是“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因而在史料运用上是依经述作，而在表现自己看法时有诸子的风格，后人未能理解司马迁的作史宗旨，在方法论上又犯了“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初”的错误，因而对司马迁的《史记》有很多批评。以考据见长的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认识，足见其理性精神和司马迁实录精神之间的相通之处。

再次，总结和阐发司马迁的考信方法。司马迁在《史记》很多篇中都申明了自己“疑者阙之”的撰史方法，就是对那些史料记载不详或无法辨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去做个人假想和阐述；对于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材料也如实地记录下来，将疑问保存下去，让后人解决。这样做可能为史书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杂说”，但却避免了因虚辞妄说而误导后人。这种保存实录的方法被清代学者称为“两存法”。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引冯班语：“太史公叙事，事有抵牾者，皆两存。如《周本纪》依《古文尚书》，《齐太公世家》又载今文《泰誓》，所谓‘疑以传疑’也。有大事，而记载不详难叙者，缺之，史阙文也。”[3]对《史记》中《晋世家》与《赵世家》所记赵氏孤儿一事之不同，清高士奇说：“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而事详，顾与《左氏》迥异，此千古疑案也。自当两存之。”(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这些总结是在清代讲究考证学风盛行的背景下，对“实录”内涵的进一步阐发[4]。

清代朴学家以实事求是、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方法对前代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在此过程中逐渐领悟了司马迁对待史料的考信精神，并对司马迁运用史料的方法加以总结和运用。如崔述作《考信录》，书名即取自《史记》，以明其求真之志。他说：“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既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崔述：《考信录提要》)在具体的研究中，崔述也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考信”精神。司马迁记载上古帝王史事，运用了一些传说资料，引起后人关于古史传说与可信历史之界限的争论。崔述对司马迁考上古史，考信于《六艺》，扬弃“不雅驯”之言的史料运用方法加以肯定，并以毕生精力撰成《考信录》，对两千年来形成的古史传说加以廓清。其发扬司马迁实录求真精神可谓至真至诚，这对后来史家的治学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疑古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在疑古求真精神的指导下，再次肯定了司马迁严格的裁断和卓越的见识，他说：“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和有勇气了。”“我们只要看《史记》以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厉和确定了。”[5]可见，无论是清代以考据见长的史家，还是近代疑古派的代表学者，在实录精神上都与司马迁有某些契合之处。

司马迁作《史记》常常带着考辨的眼光深入民间，从生活中，甚至从历史见证人那里获取史料，以和史书相参证[6]。这种方法往往能准确、生动地反映社会现实的特征和风尚，增加了史料的可信度，它不仅解决了史籍记载不足的局限，还表现了史家探寻历史真相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后来史家作史，多能参其深意，故笃行不辍。如谈迁著《国榷》、顾炎武作《日知录》、史念海撰《河山集》等。梁启超曾就司马迁作《孔子世家》，“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而评论司马迁说：“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7]可以说，这是对司马迁实地考察史迹的求实精神的最高评价。

总之，在《史记》史料运用的评论上，无论是广搜证据改正前人谬误，还是对考信方法的总结和运用，后代史家和学者都体现出一种对司马迁求实求真精神的肯定和追求，从而使《史记》在史学编纂上的实录价值得到丰富阐释。

二、历史评价与实录传统

史料的核实是史家实录的第一步，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做出恰当的评价，则是史家追求真实的进一步表现。李大钊曾在《史学要论》中说：

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8]。

他所谓“解喻”就是史家对过往历史的评论，解喻所能达到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史家的史识和史观，是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接近真实。这是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历史真实和历史评价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我们古代的史家在评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时已形成了一些朴素的认识。

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指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褒善贬恶，都有事实为依据。班固这个评论既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司马迁实录的思想旨趣，也道出了司马迁“实录”与先秦史学“直笔”传统的渊源，尽管二者不尽相同[9]。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先秦史学“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说明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被动地记录史事，而是要自觉地表明自己对事迹的态度，使善恶更加鲜明，即从记录史事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正直的史家所应具有的修养。

对司马迁作史的客观态度和《史记》实录的特点，东汉的王充已有较为准确的认识，他说：“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王充：《论语·案书》)，“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王充：《论语·感虚》)。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很少主观臆断之处，都是凭事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如实记载了汉代历史。司马迁对秦亡汉兴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汉武帝统治时期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揭示，是通过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历史人物活动来展现的，即在如实记录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稽其兴败成坏之理”。这正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史宗旨和实录精神的集中体现。王充批评前代学术以疾虚妄、崇真实为最高标准，对《史记》也有指责之处，但他却从史家的主观态度和史著的客观真实两方面肯定了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由此可见，汉代学者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评价要比先秦史家的“书法不隐”有更丰富的内容，它不仅要求史家有正直的人格和公正的态度，还要求史家在具体史事的记叙中表达对历史进程的正确看法。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注，在《补史记序》中说：“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后之作者咸取则马。”唐以前《史记》的传播还不广，人们对《史记》的认识还不深，但对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的特点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以之为作史的准则，这表明《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已得到普遍认可。

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结束，经学对思想界的垄断被打破，曾一度依附于经学的史学也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出现了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的局面。在这种史风大盛的背景下，《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得到更多的继承和发扬。当时史臣撰史多以司马迁“实录”为衡量标准。北魏太武帝诏崔浩修国史，令其“务从实录”。东晋时孙盛著《晋阳秋》，也是当时人写当时的史，被称为“辞直而理正”(《晋书·孙盛传》)的良史。华峤修成《汉后书》，朝臣“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表传》)。《晋书》卷82“史臣曰”这样评价陈寿：“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辞于东观。……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据《晋书》陈寿本传记载，陈寿为人正直，不屈于权贵；从《三国志》的具体内容来看，陈寿叙事往往能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正是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传统的继承。而当时史家评论对这一传统已做到了准确的分析和把握。

在史学批评领域，实录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评判史家作风的标准，而这种认识的深入既与史家们追踪司马迁实录的自觉意识分不开，也与史学领域不同史学观念和作史态度的斗争紧密关联。如魏明帝与王肃谈《史记》时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断然反对这种说法，指出：“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魏书·王肃传》)王肃认为，汉武帝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正说明《史记》实录的性质。这是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与现实政治产生矛盾的表现，统治者对实录既需要又害怕的矛盾态度，是司马迁实录精神历来遭到种种毁誉的根源。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这种矛盾愈加尖锐，史家评论也逐渐深入，其标志是：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也更带有针对性。很多人以批评班固来肯定司马迁的实录态度。如傅玄说：“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救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注：《傅子·补遗上》，转录马总《意林》，四部丛刊本。)这显然是要与班固批评司马迁的话针锋相对，反过来说，司马迁的实录在价值判断上堪称良史。晋葛洪还试图从马、班思想倾向的不同寻找原因，他说：“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衷。”(葛洪：《抱朴子·内篇》)《史记》的评论以事实为本，褒贬有明确依据，“不雷同于偶俗”就是不同于汉代一般经生儒士的标准。葛洪认为班固从纯儒的角度批评司马迁，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不合，因此难免偏颇。这样自觉地将马、班进行比较，表现出史学发展上人们自觉意识进一步加强。这种比较也使《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得到进一步确认，成为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

在此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明确提出了“实录无隐”、“按实而书”、“析理居正”和“贵信史”的主张，他所说的信史包含了据事直书和据理直书两方面的内容。不过刘勰所尊的“理”主要还是儒家政治伦理性标准，所以他说司马迁是“爱奇反经”。刘勰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针对当时史学“腾褒裁贬”、是非无准的具体情况，在圣人之旨外提出了史学新的价值评判标准：“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孔子的尊贤隐讳是圣人之旨，而惩戒的直笔精神也是史家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怎样在这两种标准之间权衡取舍，他只能依凭史家的“素心”，即客观公正的态度。这就为后代史家提出了怎样处理客观事实与主观褒贬的关系问题。

刘知几的《史通》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这个问题。他提出“直书”来反对“曲笔”。“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跟“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刘知几：《史通·惑经》)的偏颇相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在《史通》中特设《申左》篇与《惑经》篇并列，用《左传》的“实录”来批评《春秋》以来的褒贬任情、隐讳事实。他说：“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刘知几：《史通·申左》)刘知几提倡的是用实录史事来表现善恶真伪的价值判断，有了事实作基础，才有中肯的褒贬。而《春秋》拘于礼法，隐讳史实的做法只能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刘知几：《史通·惑经》)。刘知几关于直书和曲笔的理论已不是把实录事实与史家的主观评价简单对立起来。他承认史家的主观情志会影响史事记载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还认识到要写出信史，还要有“鉴识”、“探赜”的修养，才能“铨核得中”(刘知几：《史通·鉴识》)。《史通》卷七中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就是刘知几构建的史家主体修养的理论框架。这是刘知几为探讨史学价值判断标准做出的进一步努力。由此，宋人吴缜从理论上提出了史学批评的评价标准：“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0]他认为事实是史书的第一要义，褒贬、文采都以此为基础。这样就明确地把史学批评的理论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了，从而在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学上明确了“实录”的标准。

与此同时，不顾客观事实而空谈褒贬的学风仍然存在于史学领域，尤其是宋代，理学义理思想的盛行更强化了这种观念。当时史家撰史，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往往受主观好恶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出现了“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郑樵：《通志·总序》)的混乱局面。郑樵对此进行了批判：

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女不事饔殄，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郑樵：《通志·总序》)。

在这里他彻底否定了褒贬在史书中的价值，认为史家只要写出史事，人物的好坏自然分明，不用再发议论。郑樵认为史之为用在记载国家典章，史家对史事的历史评价没有什么用处。这既是一个史学中客观与主观的问题，又是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的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但他心目中仍以《史记》、《汉书》记事为史册“详文该事”的楷模，说明他是以真实历史的根本要求，来反对为维护封建主义统治而专事褒贬的恶劣风气，在当时还是一种进步的史学思想。

可以说，由于史学与政治及经学思想的复杂关系，中国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政治伦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实录标准的矛盾斗争中艰难而曲折地行进。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标准成为后代史家的旗帜，用来反对史学批评和历史撰述中存在的专事褒贬之风，逐步确立了史学实录的价值评判标准。随着矛盾的激化，正直的史家不再停留于批评曲笔的表面现象，而是要从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上加以批判。在此过程中，以《史记》实录为评价标准的思想始终占据着主流，使人们对史学固有的性质认识得更加清楚，坚持了史学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是司马迁实录精神在史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作用。

三、文字表述风格与实录传统

正如吴缜所说，历史撰述中事实、褒贬和文采是相得益彰的，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仅体现在他注重史料真实和坚持实录秦、汉历史的求真精神，还在于他自成一家的表述风格。这三者汇聚在一起，方可见《史记》实录风貌之大概。

杨雄在《法言·重黎》中讲：“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杨雄没有对“实录”作进一步解释，但他已抓住了《史记》作为历史著述的本质特点，可以说杨雄已经从历史编纂的特点上强调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和价值。在此基础上，班固从叙事和文辞上概括了《史记》实录的表述风格：“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总的来讲，就是简洁、准确、质朴、生动，这就是司马迁“实录”文风为后世史家树立的榜样，也是人们评价“良史”的一个重要标准。后代史家在撰史和评论中不断探索《史记》“实录”文风的魅力所在，并加以仿效，形成了中国史书实录的表述传统和丰富理论。归结起来，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洁事信。范晔曾比较司马迁和班固的文风，认为：“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彪传》)，所谓“文直事核”就是说《史记》叙事简洁准确。范晔是很重视文辞表述的一个史家，他对马、班文风的把握还是比较确切的。晋张辅曾以文字繁简比较《史记》、《汉书》优劣，他的评论多受后人指责，认为这种比较过于简单。其实，他是用比较来强调《史记》简洁、真实的实录文风，他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晋书·张辅传》)就是说《史记》文辞简洁而能叙事完备，就在于它写人能够使文辞语言符合历史人物的身份，叙述历史事件则能符合事实，有条有理。这把《史记》记事、写人的风格揭示得更加清楚了，是对班固之评的进一步发挥。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专门讨论史书的叙事，提倡文约事丰的叙事风格，他说：“言尽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他认为史书语言要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这样才能文字俭省、事实清楚而作者意旨亦明，并举《左传》和《史记》的例子来说明，从理论上探讨了《史记》文辞简约而叙事真实的风格。明代何乔新说《史记》：“上自黄帝，下讫汉武，首尾三千余年，论著才五十万言，非文之直乎!纪帝王则本《诗》、《书》，世列国则据《左氏》，言秦间诸侯则采《战国策》，言汉定天下则述《楚汉春秋》，非事之核乎!”(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很明显他也是从文字简洁和史事可信两方面来理解《史记》“文直事核”的风格的。清代蒋彤在前人基础上做了总结：

班孟坚论司马之书曰：“其文直，其事核。”师古注云：“核，坚实也。”百果之核，无不坚实，叙事义法，“坚实”二字尽之。无虚假无疏漏，乃得坚实。核无定形，随物为大小。试读《史》《汉》中传，长者数万言，短者数百言，有一字不坚实否?故文无论短长，总有天然结构，如铜就范，有不可增减意，是无他，文洁而事信也(蒋彤：《丹棱文钞·上黄南坡太守论志传义例书》)。

他以“无虚假无疏漏”解释《史记》的“文直事核”，所谓“随物为大小”是讲史家的剪裁之功，即根据事实决定繁简。司马迁说孔子成《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就是说孔子叙事笔法之严谨真实。蒋彤用“有不可增减意”来评价《史记》，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角度充实了实录风格的内涵。

第二，质朴切直。当史学领域出现不良文风和错误倾向时，严肃的史家都会自觉地用《史记》作为标准来进行批评。如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初，由于骈文盛行，很多史家作史讲究用词华丽，多用偶句。对此，刘知几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为标准，他批评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刘知几《史通·鉴识》)刘知几在这里强调了史书表述与文学性表述不同，撰史应以司马迁《史记》的实录风格为准则。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唐代史家和学者多保持着质朴切直的传统，刘知几的《史通》本身就有质朴切直的特点。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旧唐书·路随传》)，都反映了直书的精神和质朴的文风。柳宗元的文章以峻洁著称，他谈到自己写文章的体会时说：“《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里的“峻洁”是指司马迁胆识过人，敢于言人之所不敢言的质实精神。他们追踪司马迁，开一代新风，扩大了《史记》实录文风的影响。章学诚评价说：“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章学诚：《文史通义·墓铭辨例》)由此出发，章学诚还针对史学领域出现的不顾事实而滥用义理虚文的风气，提出撰史之文“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的标准，并且以《史记》的《陈余列传》、《管晏列传》、《李斯列传》为例说解史家作传的表述要求。

第三，真实生动。清吴敏树说：“《封禅》、《平准》、《河渠》三书，所叙皆孝武朝大条目事，与后人修史作志者不同。作志要考详先代典故，叙次令明晰而已。至史公所称，皆目睹事迹……学者第能细按当日事势情形，如身执简其侧。”(吴敏树：《史记别钞·平准书》)这是说其他史书作志大多排比史料使叙次明晰，而司马迁作三书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描写当代史事，能使当时的情形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来，使人读了如身临其境。这一比较使《史记》的实录超越了记注史料的层面而揭示了它在史著表述上的创造性。不惟如此，即使描写非亲身经历的人事，司马迁也能贯彻这种实录笔法。清熊士鹏说：

司马迁作《史记》，变《春秋》编年之法，创为传纪，凡百三十篇。余每读其列传，观其传一人，写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读《屈贾传》，则见其哀郢怀沙过湘投书之状，读《庄周》、《鲁仲连传》，则见其guāng@①洋倜傥之状，读《韩信》、《李广传》则见其拔帜射雕之状，读《游侠》、《刺客传》，则见其喜剑好博倚柱箕踞之状，读《酷吏》、《滑稽传》，则见其鹰击毛挚摇头大笑之状，读《原》、《陵》、《春》、《孟》四君传，则见其弹铗负@②执辔蹑珠之状，余不暇枚举，然若此者何哉?盖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颊上三毫也。故刘向、杨雄称之为实录(熊士鹏：《鹄山小隐文集》，卷二十四，《释言》)。

他所举的都是《史记》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列传，表明司马迁写人能够“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颊上三毫”，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选择突出的事件或细节把他们的性格特征描写出来，使人物生动而传神，读者在阅读时自然会产生如在目前的感受。明清以来此类评述多有，但还没有人把《史记》这种生动传神的风格归结为“实录”。实际上，这可以说是《史记》“实录”风格在文字表述上的鲜明特点，也是历代史家赞叹不已、追慕不已的一个目标，是史书实录风格的较高要求。

总之，在漫长的史学发展历程中，人们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史记》实录的表述特征和精神实质，丰富了中国史学传统的内涵。在此过程中，《史记》实录精神影响着后代史家和史著，在中国史学传统的形成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白寿彝先生说：“司马迁《史记》一书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司马迁成为笼罩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大师。”[11]不仅如此，直到今天，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仍然启发着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过去的史家难免受时代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但他们始终坚持以实录求真反对虚妄矫饰。从班固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确认到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应该更加丰富和深刻。近年来出现的怀疑历史真实性的思潮，只是实录传统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回旋，这样的回旋以后还会有，但我们坚信只要紧紧把握司马迁以来的实录精神，它仍将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向着寻求真理、走近真理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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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易宁，易平.《史记》“实录”新探[J].史学史研究，1995，(4).

司马迁史记篇2

"这句话的注释是"想要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究，推究，研究。天，自然界。人，人类。"我以为这个

注释是错误的，对"天"的注释应当"古代君王"，这样才符合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

关键词:课文注释矛盾疑问探讨商榷

我教授高中语文多年，每讲到第五册书中"司马

迁"单元的《报任安书》一课时，面对着课文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的注释，心里总是疑云一团，蹊

跷再三。

当然如果按照现代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孤立地单

就这一句话解释，那么天是自然界，人是人类，确实能

自圆其说，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回到司马迁

《报任安书》一文中，立足整体，瞻前顾后，思考教科

书这一句的解释就觉得这条注释有些不尽如人意了。在

《报任安书》里和这句话是一个整体的大句子是"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作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自己《史记》一书的写作目

的的全面阐述。《史记》是作者司马迁历尽艰辛，耗尽

心血撰写的，记载上起传说中的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

四年，共约三千年历史的一步通史；是以记述人事为主

要内容的记传体史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是他阐述

自己写作《史记》之目的的第一句话。而按照教科书中

的解释，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首先是要通过《史

记》一书的写作，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

觉得这样认为不大合适。依照汉朝当时的自然地理现

象、司马迁的阅历和他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他都不可能

在当时把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看成迫在眉睫

之事，更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一生奋斗写作《史记》的

首要目的。《史记》一书作为史书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

功能及涵盖面，凭一部社会科学的著作就能异想天开地

完成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这一原本是自然科

学属性的课题。

我认为首先汉代，人和自然的矛盾还没有形成，或

者说还没显露出来，那时的自然环境不像现在这样，植

被遭到严重破坏，土地沙化范围日益扩大，沙尘暴频频

暴发、侵袭人类。那时还没有因为人为的诸多因素导致

出人类和自然界关系的不协调，也没有像现在那些由现

代工业引发的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威胁人类的生存，据

史书《汉书・匈奴传》记载，那时我国的大西北，如大

青山一带还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地方。呼和

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的意思是有鹿的地

方。有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直到蒙古人统治这些地方

的时候，我国西部边远的地方，人和自然关系和谐，各

自相安，没有暴露出相互对立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可能

引起人们的关注，更不可能让司马迁超前客观真实，把

这个尚未形成的自然问题作为自己协作《史记》的第一

目的。

其次，我认为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

一课题应该是自然科学家的事。尽管汉代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分野还远不像现代这样清晰，但司马迁毕竟不

是张衡，世人一致认为他是个史学家、文学家，最多只

85

教育教学

CONSTRUCTION

能说是个社会科学家，从他撰写的《史记》一书的具体

内容，也能看出来他在书中对自然现象没有什么描述。

纵观司马迁一生的行迹和《史记》的内容结构，"网罗

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

之纪，上起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

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报任安

书》）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记》是一本主要以人物传

记为载体，以人事为中心内容，来研究人际（君臣）关

系，历史兴替规律为宗旨的书。两肩担道义，铁笔著春

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虔心着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

目，至于自然现象如何、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关系怎

样，书中却从不见其涉笔。我想世称"史圣"的司马迁

该不会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驾权不了笔墨，偏离自

己的写作目的吧，更不要说当时中国通往西亚、欧洲的

丝绸之路远未打通，中国人当时只知道"天圆地方"，

根本就无从知道"人类"――地球上其他洲还有人。

对于司马迁阐述自己写《史记》的目的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中的"天"、"人"到底应作何

解释，我也查过几本字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

社）《汉语大字典》（主编宛志文，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没有把"天"解释为自然界把

"人"解释为人类的。与之近似的意思是："天"，指

自然。泛指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汉语

大字典》）"人"，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

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行思维的动物。（《辞

海》）但这两个字都分别还有其他的义项。《汉语大字

典》中的"天"字条对"天"解释义项第14则为"古代

指君王；也指人伦中的尊者。"我认为司马迁在这句话

中把"天"和"人"并列对举，"天"之义应该为"古

代君王，人伦中的尊者"，而"人"应为《辞海》中

"人"字条之第②条义项；"泛指民众"。即《书》中

"神人以和"或"敬授人时"中"人"的意思，也就是

"民"、"百姓"。我们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就能把司

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和《史记》一书所写的内容统

一起来了，化解了教科书中因解释之误造成的《史记》

写作目的的内容不统一的矛盾。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参照司马迁一生的行径和遭

遇来看司马迁有没有研究国君和人臣之间关系的心结。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及自己的遭遇和写作《史

记》的心愿时说李陵征匈奴兵败被擒，"主上为之食不

甘味"，自己"诚欲效其款款只愚，""推言陵功，欲

于广主上之意"，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

而为李陵游说"，遂遭冤狱，被迫处以宫刑，"重为乡

党戮笑，污辱先人"。而唯有自己写成《史记》，才能

"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或许能够有

力的说明司马迁写《史记》前后耿耿于怀的心结和他自

己所述写《史记》目的中的第一句话的意思。他要以史

为鉴，研究国君与百姓、皇上与臣子之间的关系。惟有

这样理解，才符合《史记》是一部社会科学类巨著的本

质属性，才不至于由于人为的解释不到位而把原本前后

一致，是一个整体的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和《史

记》一书的具体内容弄得支离不堪，前后矛盾。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从他

一生的遭遇、心结以及他所写《史记》的实际内容来

看，我认为把《报任安书》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际"的

"天"解释成"君王"或"人伦中的尊者"妥当，于情

于理于事实都无相悖。如果"天"是"君王"之意，那

么句中和"天"对举的"人"字自然是"人臣"之意，

全句的意思即；"也想通过《史记》写作，研究君王和

人臣的关系，通晓历史从古到今发展演变的规律，成就

司马迁史记篇3

1多方游历走遍神州，考察历史文物，躬行核证文献传说

司马迁一生游历很多地方，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二十岁那年，他就开始了漫游生活。此次远游历时两三年，司马迁穿过了今陕、鄂、湘、赣、苏、浙、皖、鲁、豫九省，走访古迹名胜，考察史料文物，行程近三万里，采集了大量旧闻传说。

回到长安以后，司马迁“仕为郎中”，被派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安抚边民。“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他借机深入调查西南各地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用一年多的时间，踏遍西南，直到云贵一带。以后，又多次侍从武帝巡狩封禅，在考察游览名山大川的同时，熟悉地理、采风察俗、考证文献典籍，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对后来撰写《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游历，司马迁实地调查历史踪迹，用自身见闻来研究审核档案典籍文献传说，《史记》读来格外真实生动。

根据实地考察，他还核查订正了一些前人的说法，网罗了大批的散佚旧闻。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代与秦朝时间上相距不远，发生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多有遗迹或传人。所以，司马迁的多次游历不仅考察了前朝的足迹，探访了历史主人公的后人或村人，搜集了大量的散佚旧闻，使《史记》的内容更加丰满可信，而且因为实践探访得来的材料本身就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对于考证文献记载的真伪意义更为重大。如，《淮阴侯列传》中关于“韩信容忍胯下之辱”的故事，《项羽本纪》中，关于刘邦为争霸不顾其父安危的无赖形象等，这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在汉朝官方的正史文档中都是不可能有的，为今天能够更好地了解楚汉及其以前将相名臣的行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证据。在游历的过程中，他还目睹、实地采访了很多人，收集了很多民间口述档案和旧闻传说，考证了文献史料。如，在《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他否认荆轲刺伤秦王的说法就是依据当事人后代的证言……这种实地的调查采访，为后来撰写《史记》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2旁征博引档案史料，精心撰写《史记》巨著

2.1灵活引用摘录汉朝宫廷档案。汉初，官府非常重视档案的收集和保护工作,建造了众多的档案库房用以保护档案典籍，如天禄阁、石渠阁、兰台、东观等。这些库房所藏档案资料十分丰富，既收藏了很多前朝的律令、图籍、典册及各类秘书档案图籍，又收集了很多汉代历朝皇帝的制、诏、律令、章奏及各类舆图和州郡上交的计簿等档案资料。先后身为太史公、中书令的司马迁能够阅读并充分利用这些库房中的档案材料及当朝中央政府和各地形成的文书档案,为撰写《史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史记》中，灵活引用摘录公文档案材料的例子随处可见。如，《燕召公世家第四》中的“（庄公）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惠公元年，齐高止来奔”等。书中记载的年号纪年，用第一人称“我”字来记述燕国历史，显然是燕国史官记注本国史事的口吻，可见是摘录燕国档案的证明。在其他的《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中，直接引用或摘录诏书、奏折等档案材料原文内容更是不胜枚举，司马迁创造了收藏利用档案与编修史书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2.2广泛查阅图书典籍，著述翔实丰满。汉朝建立以后，“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汉武帝时代，广开献书之路，搜集与整理书籍形成热潮。《汉书》记载：“于是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官府搜集的丰富藏书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创造了良好的查阅文献基础和客观条件。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曰：“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指的就是他广泛阅览整理国家档案库房里的文书典籍。身为太史公，这也是司马迁的岗位工作，他充分利用了职务职责优势。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可以很方便地查阅浩瀚的图书文献，并在著述中活引活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最多的文献是《尚书》、《左传》、《国语》、《诗经》及《论语》、《战国策》等经典。后世有学者统计司马迁在《史记》各篇中谈到的材料，取材总数有一百多种。难怪班彪说“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后汉书?班彪列传》)。

3司马迁对档案典籍利用的贡献及与后世出土竹简档案

3.1“述而不作”，“整齐世传”。司马迁在阐述撰写《史记》的目的时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表明自己身为太史公，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记载天子的明圣盛德和名臣贤大夫的功业，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在这里，他强调自己所作的只是“述”，缀述旧事，记录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故事，整理贤君名臣英雄豪杰的家世传记，而不是所谓的创“作”，意即只述而不作。《史记》中的人物和事件，远古的多采自《尚书》、《春秋》等典籍或史书，汉朝当代的则主要采用官府文书及档案资料。

3.2“疑则传疑”、“疑者阙焉”。面对浩繁的档案文献资料，司马迁不是随便引用,而是经过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考订选材，对没有鉴辨清楚、难做结论的问题则交代明白，或者列出存疑。如，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上有醴泉、瑶池’……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实事求是，自己不能确定的决不随意去写。

司马迁史记篇4

司马迁，字子长，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了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行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五十万言的历史巨著——《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历史画卷。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司马迁难解的生卒年月和死因之谜，始终未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司马迁的生年推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称“迁生龙门”。即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但司马迁的出生年月没有正史记载。

一说：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持此说的依据是《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代张守节对《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照此推断，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张此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注称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者说是论据。第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四十二”是正确的。第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豪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第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乎较为合理。

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持“汉武帝建元六年”说者，依据是来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这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张此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

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

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但是，一般史记，采用前者说为多。

司马迁的卒年及死因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正史中没有记载，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是司马迁死的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阳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在《西京杂记》也有类似记载。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他毅然选择了最残酷、最痛苦的腐刑，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长安书》而死的，且死于作《报长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长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他们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恰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性”（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而死。桓宽《言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所言：“……日下蚕室，创未疗，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容，妻子或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记载，司马迁被行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以说是“载卿相之列”。

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卫宏提及太史公及司马迁行事的四条记载，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愿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酷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不过，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生在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宴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助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仁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再从《史记》记事的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有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照此说，那么司马迁的辞世应该是公元前91年。

司马迁史记篇5

写作背景：

一，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

二，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三，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此期间他坚持编写《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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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篇6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运用方向】

勤勉奋发，刻苦用功——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经过十六年的艰苦努力，并忍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终于拿整个生命写成了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坦率直言，忍辱负重——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纷纷指责李陵的罪过。司马迁则尽力为李陵辩护。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因此而被打入大牢。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而是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参透生死，崛起逆境——腐刑既残酷地摧残身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为了《史记》，为了两代人的心愿，为了崇高的精神信仰，他选择了痛下蚕室。他精神恍惚，承受着朋友的误解，承受着来自各界的嘲笑侮辱，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巨大痛苦。

【运用示例】

读·感悟

读司马迁，读到的是刚直与坚韧。面对残酷的刑罚，面对众人的嘲笑，他没有屈服，他依旧屹立在历史的巅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刚正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正是太史公的凛然正气，才能使得他站在人生的高峰上呼啸：“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想起英雄司马迁

我甚至替这位痛苦的史学家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半轮冷月凄美地挂在天穹，远处野狗在低沉地嗥叫，司马迁孤独地坐在一间屋子里，沮丧地打量着自己的下身，墙角一粒如豆的灯火明明暗暗地映照着他双眉紧锁的额头……

他在思考什么呢？

据后来他写给朋友的书信可知，对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重要的是他还有远比生死更为重要的事要做——他答应过死去的父亲，要写一部大书，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与梦想、苦难与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