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6篇)

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1

论文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实证论文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是生产要素、商品国际流动的两种途径，也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两种方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各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程度不断提高，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间的关系成了争论和研究的焦点。本文对现有相关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海外机构数量不断增多。据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906.3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成了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实证研究结论看主要有两种观点：国际直接投资减少（替代）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互补）贸易。国外相关实证研究（一）替代关系替代模型最早由RobertMundell（1957）提出，他根据标准的H-O-S定理，认为如果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那么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是完全替代的。Adler和Stevens（1974）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对美国1966年在加拿大、德国、日本的海外生产和母公司的出口额进行了统计比较分析，发现海外子公司的销售和母公司的出口负相关，因此也支持替代关系。Svensson（1996）认为国外生产对于母国最终产品的出口具有替代效应，但是同时促进了中间品的出口，但是净效应是替代。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8）研究了日本在欧洲FDI的影响因素，其结论也支持FDI和出口的替代效应。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用38个国家52个产业的数据分析了出口和FDI销售额之间的关系，也发现了两者的替代关系。（二）互补关系相比较而言，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得到了更多的证实。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国家、行业和企业。1.以国家为分析对象。Bergsten等（1978）发现美国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Blomstrom、Lipsey和Kulchycky（1988）使用美国和瑞典1978到198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他们既研究了出口的水平又研究了出口的变化，发现用出口变化代替出口水平时，互补的效应更加突出。Agarwal等（1994）发现德国和日本1989-199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和进口正相关，而美国此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相关关系要弱很多。Eaton和Tamura（1994）使用了美国和日本1985年到1990年的数据，发现日本的数据显示出对外直接投资与未来的出口之间相关性更大，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过去的出口之间相互性更大，并且推测这种现象是因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成本导向型的，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市场导向型的缘故。Pfaffermayr（1994）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奥地利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且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Lin（1995）使用进出口等式分析了中国台湾对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四个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存在互补效应。TamimBayoumi和GabrielleLipworth（1998）研究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和国外固定投资以及汇率之间的关系。文章使用了日本FDI的流量和东亚、北美、欧洲地区前20位贸易伙伴的双边数据，来分析FDI的决定因素和对贸易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由在日本的投资和汇率推动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有暂时的影响而对进口有持久的影响。他们还认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日本贸易结构的变化。Hejazi和Safarian（2001）用引力模型，使用美国和51个贸易伙伴1982-1994年间双边贸易的数据，验证了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较大，而外国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较大。此外，研究还发现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和进口都具有创造效应，而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只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Oscar（2001）根据西班牙1977-1998年的季节数据，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存在互补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在长期内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JoshuaAizenman和IlanNoy（2006）使用了207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将这些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两类，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和FDI的相关系数，在发展中国家显著为正，而在工业化国家则不太明显。另外，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尽管存在双向关系，但FDI对于贸易的效应大于贸易对于FDI的效应。2.以行业为研究对象。Lipsey和Weiss（1981）使用了美国14个产业的截面数据发现存在积极的出口效应，并且发现，如果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那么互补效应更为突出。Lee（1994）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会随着FDI的类型不同而不同，成本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补充效应比市场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强。Bernard和Jenson（1999）测量了1984-1992年美国制造性企业的生产率，发现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并且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更容易转变为出口商。Hejazi和Safarian（2001）使用引力模型，采用美国和51个贸易伙伴1982-1994年间双边贸易的数据，研究发现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和进口都具有创造效应，而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只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3.以企业为研究对象。Lipsey和Weiss（1984）、Rugman（1990）、Grubert和Mutti（1991）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增加对母公司最终产品的总需求，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贸易的增加。Sung-HoonLim和Hwy-ChangMoon（2001）运用韩国企业层面的数据，证实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的出口有积极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在欠发达的东道国比发达的东道国更强，尤其是如果海外分支相对较新，而所投资产业在母国处于下降阶段时。Girma和Kneller（2003）利用Onesource和ELIOS两个数据库所提供的英国5332个企业的数据，所采用数据包括不同企业不同时点的就业、物质资本、产出销售成本的数量、跨国活动和销售收入的数据，把国内企业分成以下三类本国不出口企业、本国所有且对外出口的企业和本国的跨国公司。生产率的衡量指标采用的是Caves的非参数指数，用统计占优的概念将生产率分布进行排列，使用非参数双边和多边进行统计检验，认为跨国公司的生产率分布占优于出口公司，而出口公司生产率分布占优于非出口公司，总体看对外投资对国际贸易均起促进作用。KeithHead和JohnRies（2003）将1070家公开上市日本制造业企业分成四组：只服务于国内市场、服务于国际市场但不对外投资、又出口又对外投资但不出口，从公开上市的企业财务报表中获得出口、跨国经营活动、销售额、成品采购、原材料采购、可折旧资产、劳动力成本等微观数据，对企业生产率水平进行多种方式计算，并采用两种验证方法：第一种为对所有行业内各类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进行比较，即把所有企业的缩减行业均值的生产率均值、规模均值价值的对数、人员的对数、产出的对数进行比较；第二种为对企业所属不同类赋予虚拟值，与生产率和规模变量进行回归。平均值验算结果中规模变量显著支持，国内企业规模较出口企业小19%-33%，出口和对外投资企业规模大于出口类企业105%-332%，TFP验证结果不显著，ATFP验证结果相同，但是差异较少，投资和出口的公司生产率仅高于出口公司4%-10%。而序列回归中规模变量结果和ATFP结果同样显著支持互补理论。Lipsey和Ramstetter（2003）使用日本跨国公司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的影响，结果也支持互补关系。国内相关实证研究国内方面，因为我国是外资的净流入国，因此关于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外资流入对于我国进出口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入。蔡锐和刘泉（2004）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从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和中国对非发达国家投资两个视角，运用岭回归方法，对于1990-199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于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非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对于进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出口有一定影响。张如庆（2005）综合运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多种方法，对于1982-2002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项本武（2005）基于引力模型，采用合成数据回归方法，对中国1999-2001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陈石清（2006）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实证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差异，文章选取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以及中国在1979-2003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年度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并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结论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认识在不断提高，不断深入，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但不同学者的不同视角和观点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均十分迅猛，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相对稀缺。发展中国家从事国家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背景、动机及其自身条件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而现存文献的研究对象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对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意义有限。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属于净外资流入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集中在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对外贸易的影响上，对东道国尤其是对发达东道国的影响缺少关注，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三是对中国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停留在国家层面上，行业和企业层面的文献较少，这可能是由于数据获取上的困难。但宏观目标最终要靠微观层面的具体实践来实现，因此对我国微观层面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2

李练军(1974-)，江西高安人，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摘要：近20多年来，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文章利用最新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尽管能够相互促进，但它们之间基本上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最后提出了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3-0051-05收稿日期：2008-10-29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1986-2006年，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总额由32亿美元增加到564亿美元，共增加了17倍；而在这20多年中，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由0.5亿美元增加到97.3亿美元，净增96.8亿美元。仅仅从表面上看，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同步增长趋势，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andStevens，1974；Gopinathetal，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正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江小涓，2002；陈继勇、秦臻，2006)。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中部地区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二、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中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4～2006年，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1.4亿美元增加到160.5亿美元，增加了近6.5倍，年均增长率为18％；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6年s年时间增加了114.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2％。第二，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4年的18.0％增加到2006年的28.5％，13年增加了10.5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一直都维持在1／4左右，1999-2006年年均比重为26.2％。因此，中部地区的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对外贸易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中部地区1986-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M)及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商直接投资(FDI)及其对数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

从回归分析结果表1可以看出：

第一，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且对出口的作用大于对进口的作用。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为3.93，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增加3.9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出口倾向为2.18，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出口增加2.1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进口倾向为1.75，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进口增加1.75亿美元。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作用大于对进口的作用。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其回归结论也是一致的。

第二，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6~2006年和1986-1999年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6-2006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6～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6-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进口倾向分别为3.04、2.05、1.00，都明显小于1986-2006年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6年)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中部地区1986-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及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及其对数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从回归分析结果表2可以看出：

第一，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的作用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初级产品出口倾向和工业品出口倾向分别为0.24和1.95，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品出口分别增加0.24亿美元和1.95亿美元。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比初级产品出口的作用要强，这有利于中部地区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初级产品进口倾向和工业品进口倾向分别为0.70和1.05，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l亿美元平均导致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70亿美元和1.05亿美元。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制成品进口的作用比初级产品进口的作用要强，这有利于中部地区进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第二，由于五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

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其回归结论也是一致的。中部地区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12和0.37，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品出口分别增加0.12％和0.37％，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56和0.57，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56％和0.57％，有利于进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二)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中部地区1986-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及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及其对数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从回归分析结果表3可以看出：

1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表3中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可以看出，回归方程I和Ⅳ都较为理想。回归方程I表明：出口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0.43亿美元；回归方程Ⅳ表明：出口每增加1％，平均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2.9％。因此，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中部地区进口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表3中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可以看出，回归方程Ⅱ和V都较为理想。回归方程Ⅱ表明：进口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0.53亿美元；回归方程V表明：进口每增加1％，平均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67％。因此，中部地区进口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3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表3中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可以看出，回归方程Ⅲ和Ⅵ都较为理想。回归方程Ⅲ表明：当进出口共同对FDI起作用时，外贸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0.24亿美元；回归方程Ⅵ表明：当进出口贸易共同对外商直接投资起作用时，对外贸易总额每增加1％，平均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2.46％。因此，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6-2006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7-2007年)。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为了判断4个序列的平稳性，采取最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扩充迪基一富勒检验即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

表4的检验结果表明，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l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

从检验结果表5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基本上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只有dLnFDI与dLnlM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dLnFDI是dLnIM的格兰杰原因，但反之并不成立；而dLnFDI与dLnTR、dLnEX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这说明在中部地区尽管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因此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较大的进口成为中部地区进口的主要原因外，并不能在其它方面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进出口贸易的作用大于初级品进出口贸易的作用，具有促进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优化的间接作用。另一方面，中部地区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二，尽管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是进口贸易的格兰杰原因，但进口贸易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而出口贸易、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中部地区的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而且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也就不能构成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出口贸易的原因，只是在其不大的进口总额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构成其Granger原因。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中部地区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近些年来有一定的发展，但还处在初级阶段。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应该包含两层涵义：一是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二是中部地区的一体化。因此，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推动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

第一，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中部地区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中部地区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

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3

一、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一）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停滞的10年。在这10年中，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仅为5％，这使得美国一度成为直接投资的净输入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年均26.8％的速度高速增长，投资规模也迅速扩大。1999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增至1358.1亿美元，是1989年的3.6倍。2003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超过17889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191.88％，平均年递增14.32％。

（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开始向亚太地区倾斜。战后至今，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空间分布上是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因为与美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而在美国FDI总额中占有50％以上的份额。其次是加拿大，由于与美国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也占有美国FDI中的不小份额，约为12％。然后是对拉美和亚太地区的投资，而对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投资所占的比重很小。发达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证明了“产业内贸易理论”的正确性，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地理位置邻近是影响对外投资中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美国在对欧洲地区的投资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迅速扩展了对其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亚太地区因为有着广阔的市场容量和市场潜力，成为拉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2002年美国对亚洲和大洋洲的投资占其投资总额的17.7％，比2001年增长96％，遥遥领先于其对欧洲（49.3％）、加拿大（－16.9％）与中美洲（－67.1％）的投资增长率。

（三）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产业。二战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占第一位的是矿业石油业。20世纪60年代对制造业的投资开始超过矿业石油业上升为第一位；70至8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对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率放慢，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大为增加。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重点逐步转向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截至2002年，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为295.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3％，占对外投资余额的比重为25.8％；金融业(不含银行)为257.7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43.9％，其占对外投资余额的比重为15.1％；其他类(包括不动产、其他服务业等)为487.6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80.4％，占对外投资余额的比重为34.3％。

(四)跨国并购、利润再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绿地投资一直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跨国并购方式也开始迅速增加。整个20世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但从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另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始以利润再投资为主要方式。2002年美国新资本对外投资为181.03亿美元，较上年下降64.1％；而利润再投资为760.5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6.2％。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良好的收益状况。

二、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动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都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一）经济全球化促使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发展为美国扩大其对外投资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一方面，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拓展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东道国市场环境的改善大大降低了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降低了企业在筹资时的利息成本；同时，全球金融市场的24小时运营，也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

（二）经济全球化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变化。经济全球化在贸易、金融和投资三方面影响着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第一，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等传统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显得越来越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和技术人才，正是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从而降低跨国公司子公司在对外经济交易中的汇率、利率风险。另外，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进行就地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第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对外商投资的态度由消极转向积极，这使得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服务贸易额的自由化发展促使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发生变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后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四）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美国跨国公司在其投资方式上选择了“兼并”。第一，贸易全球化使得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并购正是凭着它节约固定资产投资时间、迅速抢占当地市场、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等优点而成为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第二，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各国对其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其中，取消合资要求、取消对外商拥有多数股权的限制等措施都大大便利了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的直接投资。第三，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各国金融市场的更紧密联系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这不仅为跨国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巨额资金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跨国公司迅速、大规模调动资金提供了方便。

三、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

（一）对美国本国经济的影响

1、有助于拉动美国的消费与投资。正因为对外直接投资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美国的大量资本在上世纪90年代才纷纷流向国外。1991至2000年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收入高达10987.50亿美元，超过这期间的对外直接投资资本流出（9109.23亿美元）。巨额投资利润的汇回，在美国转化为投资、消费，直接带动美国经济的增长。

2、对外直接投资推动美国的出口。相关数据表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与该国的出口量呈正相关关系。战后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投资，建立起三万多个生产和销售的分支机构，目的就是占领当地市场和向其他市场渗透，以利于美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1989至1999年美国跨国公司内部出口加上其他美国公司对外国分支机构的出货从1025.58亿美元增加到2088.49亿美元，增长率为103.64％。由此可见，美国跨国公司的外国分支机构对于带动美国出口有着巨大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的出口有着强大的推动作用。

（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4

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WWW.133229.coM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andstevens,1974;gopinath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and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andklein(1998)、eatonand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and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and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陈阳,王延明.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24-29.

[2]陈继勇,秦臻.2006.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5):62-68.

[3]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突飞猛进，使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考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传统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建立的，依赖于互不相容的前提假设，而新古典的分析框架限制了相互融合视野的形成。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空前增强，已经不能允许孤立地、分离地看待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事实上，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互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本文拟从微观机制出发，建立模型，考察两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方式，并特别就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作一澄清。一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方法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and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二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一）模型的建立1.模型Ⅰ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第2页)，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C[，1]=P[，1]/Q=S[，a]/A(1)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C[，2]=P[，2]/Q=S[，b]/A+F/(AL)(2)比较(1)式与(2)式，若C[，1]＞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X(S[，a]-S[，b])A-F＞0(3)(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P=S[，b]L+F=2XS[，b]/A+F(4)(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2.模型Ⅱ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Pma=Nma+SaLma+Tma(5)Pmb=Nma+SbLmb+Tmb(6)Pmc=Nma+ScLmc+Tmc(7)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Pga=Nga+Pmb+SaLga+Tga(8)Pgb=Nga+Pmb+SbLgb+Tgb(9)Pgc=Nga+Pmb+ScLgc+Tgc(10)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11)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ΔX=Nma+Mb+Nga=Na+Mb(12)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二）模型验证设想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方法：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5.企业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三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研究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网络，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理论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将导致投资与贸易的政策措施之间的交叉影响，即贸易政策措施对投资或投资政策措施对贸易将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已正式加入WTO，随着新一轮开放局面的形成，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将有新一轮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顺应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将外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改变它们由不同机构管理、受不同直接目标所左右的相互分离的状态。具体而言，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体现产业导向，制定具体产业目录；在体制方面，要抓紧实现外向型经济体制（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导向）向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变，实行国民待遇，变单向通行为双向通行，实行公平竞争与优惠政策的有机结合；同时，进一步改善软环境，加强政府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功能，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实现良性互动。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66(2)，pp.304-308.Hufbauer，G.C.，Lakdawalla，D.andMalani，A.(1990)，Determinants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sandItsConcentrationtoTrade，UNCTADReview，pp.39-51.唐海燕：《国际贸易环境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铭：《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梁志成：《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经济评论》2001年第2期。施建和：《更好地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引进工作》，《国际市场》1999年第7期。邱立成：《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关系视角；区位分布

中图分类号：F119.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4.00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的高速发展举世瞩目，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更是加快加深了其全球化进程。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席卷全球的同时，中国大陆的企业和资本也逐步成长起来，越来越多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主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向世界输出资本、劳务甚至技术。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越来越多，这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1]。

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分析。其中大部分研究是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市场导向、资源导向、战略导向和效率导向[2]，从东道国发展情况、区位特征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包括对东道国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增长潜力、生产成本等因素的研究[3-5]，或者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状况和投资政策出发进行研究[6，7]。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不止这些，也有研究强调制度环境的重要性，指出要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必须首先了解中国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8]。除了政治关系以外，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同样也会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产生影响[9]。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关系”视角的研究刚刚起步，它将是继区位视角和政策视角之后又一个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视角。但是，目前没有文献从“关系”视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系统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2-2012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2003-2011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金额数据，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系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和区位分布特征。同时，本文将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经济地理的“关系转向”相结合，试图从“关系”视角，用中国与其东道国之间的政治、社会、经济关系来解释近年来中国企业和资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

1“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研究主要从跨国公司投资理论引申出来，并吸收了区位理论、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以及外资区位选择[10]。其中，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市场导向型、资源导向型、战略导向型和效率导向型[2]，这一理论被广泛用来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11，12]。

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总结，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展现出不同的对外投资表现[4]。一方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国际投资和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由于仍然存在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中国特殊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动因与西方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不同[13]。Peng认为制度转型期存在一个两阶段模型。在早期的阶段，完善的制度框架还未形成，因此企业在面对未知性和风险时，更多地是依靠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和达成的协议；而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在第二个阶段，正规的制度、法律框架已经形成，管理者之间非正式的沟通合作成本可能会高于依循制度法规的成本，因此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将显得不那么重要[14]。根据这一模型，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越高，“关系”在其中就显得越重要[15]。而Lovett等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认为中国未来在世界的经济活动将会发展成基于“关系”的网络[16]。

西方经济地理学近年来出现了“关系转向”，即关系经济地理学，它更多的是从微观视角，用企业和人的关系网络来解释国家或区域的经济表现。许多研究认为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网，有很高的道德信任，例如关系契约。这些根植性的联系能产生信任与合作，它是知识交流、创新和跨公司学习的基础。地理学界对关系视角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微观层面，拘泥于人和企业的关系网络，缺乏宏观层面的“关系”研究。关系，不仅包括微观层面的人和企业的关系，还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间的关系，后者对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有重要影响。本文认为，国家间的“关系”不仅包括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还包括以制度、社会文化为基础的社会关系[17]和一系列促进经济贸易合作的经济联系，即经济关系[3，9]。

首先，政治关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政府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项外交政策，以拉近和加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例如中国在非洲以及东南亚的大量投资，而中国在香港的投资也可以被认为是在其转型期维护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1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一直是国有企业，更多的代表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因此也主要投资的是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投资的区域也集中于历来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发展中国家和部分欠发达国家。所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政府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19]，在区位选择上也会更多地考虑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其次，社会文化的联系以及相似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方面，中国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对国外投资环境的不了解使其一定程度上依赖紧密的华人社会联系来开拓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拥有较为特殊的政治体制环境，腐败问题、资本市场不健全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对投资和商业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使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在文化与制度环境相似的区域投资[5]。很多研究表明，母国和东道国政策环境的相似性将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相似性较高将会促进两国间的投资交流[20]。与中国制度相似、社会关系紧密的大多也是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这些区域的政治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不稳定，但是这些国家的政策环境、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与中国的相似度较高，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5，11，20]。

第三，双边经济关系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贸易成本的角度来说，地理接近以及经济一体化能够降低贸易成本，从而促进区域间的贸易往来。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走出母国、选择在东道国进行投资，与其说是为了接近市场，不如说是为了促进贸易合作[9，21]。中国的跨国公司同拉丁美洲的跨国公司一样，特别关心如何规避贸易壁垒[22]。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便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学习先进技术、获取原材料，以及扩大出口，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4]。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出了对关键资源、工程建设等方面的需求[22]。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相对集中，过分偏重于对加工、制造等初级产品产业以及资源开发型产业的投资，其主要目标是获得其他国家的原材料、技术和管理经验，而非企业自身进行全球性扩张需求[23]。

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对外投资模式决定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独有特点，表现出的最主要特征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的主导和影响，其内在原因是中国与其直接投资东道国紧密的政治、社会、经济关系。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过程中也就并不一定像经典国际投资理论和区位选择理论一样“趋利而居”，而是为了满足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追求资源、增加就业、扩展市场、促进贸易等等。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和区域格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1979年，进入21世纪后得到迅猛发展。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651.2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4%，排在全球国家和地区的第九位，也是亚洲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6。截至2012年底，中国13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3万多家，分布在全球近18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3659.8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近2%，排名第十五位。但相对于2011年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全球第二的水平，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并不算多。下文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区域格局做简要总结。

2.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之前，国内利用外资大幅增加，但由于缺乏资金、管理技术和专业人才，不管投资金额，还是企业数量，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这一时期都几近于零。90年代中期，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发展外包加工业，中国贴牌制造的产品流向世界各地，中国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低迷状态，增速在零上下徘徊。90年代末，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为了解决重复建设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和产品滞销，政府鼓励加工企业到海外建厂。总体来说，整个90年代，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一直处于高位增长状态，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太显著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尤其是2004年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实际利用外资都有大幅提升，增幅也更加趋于稳定（图1）。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追求资源、原材料等上游产品和追求市场等下游发展空间为主。首先，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制造业有了较大进步，尤其是在制造业的下游生产环节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为了寻求更多的资源、获取更大的附加值以及寻求稳定的供应方、避免外部冲击对供应链和整个生产活动的影响，中国企业在这一发展阶段开始有了向国外零部件、能源、资源甚至研发等上游价值增值活动进行投资的战略需求。这类追求资源、原材料甚至技术的投资是目前中国对外直接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满足香港等地贸易中间商的订单，通过代工、贴牌发展起来的，在前期研发技术和后期的销售服务等方面都没有掌握其核心信息。随着出口企业的发展壮大和投资规模的扩大，这些企业对进一步投资的风险控制和收益要求越来越高，因而也逐渐有了对外投资建立自己掌握的销售渠道和营销服务网络的需求。这类追求市场的投资也是目前中国对外直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针对对外投资的具体政策法规方面，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经历了从管制、限制，到合理管理，再到放松、下放审批权的过程。政策法规的演变，对中国对外投资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带来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起伏发展。从2011年至今，中央各部委先后出台了对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权限的下放，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等等。2011年2月，国家发改委将境外投资资源类限额从2004年的3000万美元提高到3亿美元，将审批时限缩短至20个工作日。外汇使用的自由度也明显提高，取消了人民币购汇的限制。自此，中国的对外投资更加开放和自由。

2.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格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区域集中程度较高，特别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图2）。2003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投向了港澳台，占截止2003年存量的75.5%；其次为美洲，占14.0%，其中投向美国的仅占1.5%，而作为“避税天堂”的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分别达到11.1%和1.6%。到了2011年，相对来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加分散，对港澳台的投资存量比重下降到62.2%，对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投资存量保持在12%左右，而对非洲、欧盟、东盟的直接投资存量在这9年来都有显著上升。

另外，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存量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89%，发达国家占11%。由此可见，由于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的优势，以及中国与亚洲各地区紧密的贸易联系[24]，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启动，使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以来都主要流向香港和亚洲其他区域。从投资企业的数量上看也是如此（图3和图4），中国企业2002年和2012年大多集中在亚洲和俄罗斯，近年来欧洲和美国的企业数量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与欧盟、美国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也加强了投资的紧密程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企业数量和投资金额的区位分布都显示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不断增长，覆盖面越来越广，区位格局也有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扩散的趋势。

图3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积企业数量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网站。

图4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积企业数量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网站。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关系特征

3.1政治关系：政治体制与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投资模式

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国家始终视中国为价值观上的异己。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投资很容易受到保护主义和政治猜忌的阻挠，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逐步“走出去”的早期。

以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为例，从1990年初布什政府援引《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由总统直接出面阻止中国航天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收购西雅图曼可公司，到中国华为公司2008年联合美国基金贝恩资本竞购3Com公司、2010年竞购摩托罗拉公司移动网络业务受阻、2011年被迫退出收购美国三叶系统公司部分资产，中国制造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项目因各种“理由”屡次受阻。

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政策，是国家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之一，因此，国有企业主导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然受到中国与东道国政治关系的影响较大[25，26]。从投资量来看，按照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在2010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66.2%（图5）。中国2003-2011年年均对外直接投资交易的价值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都占到了巨大比重，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附带了浓重的国家意志，因此，政治关系对投资区位的选择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正因为上述原因，即使发达国家的市场容量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迄今为止前者吸收的中国直接投资仍明显少于后者。中国企业更愿意投资于那些与自己政治关系较好、欢迎中国资本进入的东道国。比如，中国直接投资较早进入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赞比亚、越南、约旦、新加坡、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刚果（金）、俄罗斯等，它们与中国政治、文化、地理距离都较为接近。

中国与东道国的政治关系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与非洲各国的传统友好关系和一系列历史原因，中国在非洲进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资。2000年中非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后，连续5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2006年，中国已成为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近年来，受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以及埃及、利比亚等国家政治和社会动乱的影响，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开始下滑，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不减反增。从投资量来看，2011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超过31亿美元，是2001年的60倍；从投资区域来看，中国投资面向所有的非洲国家，2000多家投资企业、超过100万中国员工遍布50个非洲国家；从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集中在能源矿产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涉及金融、加工制造、商贸服务、农业、交通运输等产业。

除此以外，随着中国和非洲的不断发展，中国投资非洲的动因也开始变得多样化。根据世界银行林毅夫等对近2000家企业以及部分非洲国家调研得出的结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是看中了非洲这个“新世界”的资源和市场，中国将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非洲，不仅对于非洲各国来说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机遇，对中国自身发展来说也是调整优化制造业结构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风险激增的时期，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仍然保持在高位。

3.2社会关系：文化、制度环境

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文化和制度两个方面。首先，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量集中于华人社会东道国，以及与中国文化相似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人分布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其中主要以亚洲为主，如港澳台和新加坡等，他们与中国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中国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文化认同感，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会得到当地华人华侨的帮助，降低信息成本和失败风险，从而使中国企业更倾向投资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另外，亚洲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由于距离较近，历史上就有很多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文化相似度较高，社会联系紧密，也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域。如图6所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都流向了亚洲，占到总投资流量的60.82%，总投资存量的71.41%。

图6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各大洲的分布

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其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政策、体制和法律方面仍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使政策体制成为外资进入中国时考虑的重要因素[27]。反过来，当中国的企业和资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在区位选择上也会考虑东道国的政策制度[28]。如图7和图8所示，全球政策制度不稳定和腐败较严重的区域都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包括中国自身，而这些地区也正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较为集中的地区。因此，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集中在那些政治经济制度不完善、政策不稳定、腐败较严重的东道国，制度文化的相似性使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更容易适应当地的办事方式，更高效地开展工作，从而提高投资的成功概率。

图72011年全球政策法规系数分布图（1：完善；0：不完善）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CountryRiskGuide.

注：此系数为各国对投资的管制系数及其法律法规完善程度的加和平均值。

图82011年全球腐败指数分布图（10：清廉；0：腐败）

数据来源：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

3.3经济关系：出口促进与资源寻求

中国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包括对外贸易关系和对资源的需求，其本质都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自身经济发展。

（1）对外贸易关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从而学习先进技术、获取原材料，同时扩大出口，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2002-2011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总额的相关系数在0.9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29]。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上与进出口贸易是相互跟随的关系（表1），当中国与东道国地区存在较密切的贸易关系时，其投资流量也会较大，如中国在亚洲、欧洲的投资。而由于东道国地区市场容量、政府限制等原因，中国在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直接投资和贸易额都较小。

表12011年中国与各大洲的投资、贸易关系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这种基于贸易的经济关系给中国带来了完全不同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随着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不断深化，不管是投资金额还是企业数量，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都出现大幅增加。2006-2009年，中国对欧盟的年投资额翻了3倍，到2011年再次翻了3倍以上，直接投资流量超过200亿美元。与在非洲和大洋洲的投资快速增长不同的是，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并没有很多集中在资源能源行业，而是扩展到其他工业行业，对政治关系的依赖性也相对较小[30]。在欧洲，商业动机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中国投资欧盟的最主要动因。有企业从国际品牌或先锋技术中获得竞争力，如吉利汽车收购北欧最大的汽车企业沃尔沃；有企业投资于先进制度管理下的高附加值产业，根据亚欧联合资本的数据，高科技产业、化工领域的投资占了中国对欧洲总投资额的53%；有企业借直接投资与欧洲消费者、或上下游生产商建立直接关系、扩展市场，如中钢集团在德国汉堡的投资，是看重德国的区位优势，以便其提供更便捷优质的客户服务。

（2）对资源的需求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所需的很多资源都得不到充足的供应，所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很大部分集中在资源、能源类行业，且增速较快，在区位分布上也会相对集中在资源密集的区域。如图9所示，中国对外投资最主要集中在能源、金属这两大块。与Dunning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相似，以能源为首的自然资源是各个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追逐的目标，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如此。安永的《冲出亚洲：聚焦中国》报告称，2005年到2012年上半年，中国能源、金属等资源类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约239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1%。在并购活动中，截止2012年9月底，中国石油天然气相关并购案交易金额由2011年同期的99亿美元跃升至260亿美元，当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能源行业对外并购增长122%。

因此，鉴于对资源的需求，和对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追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集中在全球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在2011年的对欧直接投资中，资源性投资比重达到43%。而中国对大洋洲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产行业，以并购为主。2009和2010年，中国投资者就投入逾380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的矿山和采矿权。而据澳联邦政府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2011年的数据，在之前的两个财年中，中国投资者注入澳大利亚的429亿澳元资金中，90%都面向矿产勘探和开发产业。近两年，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产业的趋势进一步加强，2013年1月8日，罕王宣布其全资澳洲子公司——罕王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上市公司圣芭芭拉（STBARBARA）达成收购协议，收购其拥有的南十字运营金矿，收购金额为2250万澳元。

4结论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引进来”大量外资的同时，中国企业和资本也在开始逐步“走出去”，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不断增长，在世界的地位不断抬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国有企业为主导，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区位上主要分布在亚洲，并以香港占据的份额最多，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欧洲、大洋洲和非洲，显示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向全球扩展的趋势；在产业分布方面，由于中国现阶段发展对资源、能源的需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集中在资源、能源的相关行业，但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提高，也逐步向其他行业扩展。

由于中国发展模式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现有区位理论和经典国际外商直接投资理论都不能有针对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问题。本文从“关系”视角出发，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

（1）在政治关系方面，由于国际政治局势和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中国企业更愿意投资于那些与自己政治关系较好、欢迎中国资本进入的东道国。比如，中国最早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澳门、赞比亚、越南、约旦、新加坡、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刚果（金）、俄罗斯等与中国政治关系比较紧密的国家和地区。因此，也形成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亚洲、非洲等区域更为活跃的格局。

（2）在社会关系方面，一方面，与经典国际投资理论相符，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的集中在与其社会关系紧密、文化距离接近的区域；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自身的制度和法规发展方面并不完善，因此，中国的企业也会更倾向于选择与其政策制度更为接近的区域，从而减少投资中存在的不适应，而这些区域大多为发展中或欠发达经济体。

（3）在经济关系方面，一方面，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相互跟随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也使其对资源、能源存在大量的需求，向外寻求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也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

总之，与东道国之间存在密切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中国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中国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越来越取决于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看重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同时，政治关系与社会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可能会有不同程度地下降，但二者仍然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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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ofUrbanandEnvironmentalSciences，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2.LincolnInstituteCenterforUrbanDevelopmentandLandPolicy，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