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的概念范例(3篇)

科学史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学法生物学概念生物科学史总结

一、加强生物学概念教学，指导学生加强对概念的理解

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加强概念的教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可以说，高中生物课的教学，就是对生物概念的教学；高中生物课的学习，就是对生物概念的学习。学生对概念掌握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生物学知识的理解应用，以及今后的创造性活动。

概念是反映思维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包括内涵和外延两个基本特征。概念的内涵是指反映在概念中的思维对象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又叫概念的含义。概念的外延是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对象，又称概念的适用对象。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帮助学生理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即概念的含义和使用范围。只有当学生真正地把握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时，才能够运用概念去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概念教学方式多种多样，如教师可以设置有难度梯度的问题组，师生对话逐层形成概念；可以采取图文结合的方式来理解掌握概念；可以新旧概念联系，通过计较、类比尝试自主构建新的概念等。对一些需要重点掌握的概念，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如"同源染色体"概念是高中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进行教学时，我首先用多媒体展示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行为变化，让学生观察联会的两条染色体的特征，引出"同源染色体"概念。然后提出下列问题：1、同源染色体是指来源相同的两条染色体吗？2、同源染色体中的两条染色体是不是大小形状一定相同？请举例说明3、是不是只有进行减数分裂的细胞在联会配对之后才会出现同源染色体？（教师演示受精作用课件、动画模拟精卵结合过程及受精卵中的染色体组成，学生观察分析），师生共同讨论上述问题，总结同源染色体概念的要素：①形状大小一般相同（强调"一般"）；②一条来自父方，一条来自母方。最后多媒体展示多组染色体图片，让学生辨别哪些图中具有同源染色体，进一步巩固同源染色体概念，同时也了解一下学生对此概念的掌握情况。

对于一些概括性高、较抽象的概念，教学中如果直接切入概念，则不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教师可以先用丰富的实例使学生掌握相关的概念，然后从中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得出新概念。如无性生殖是一个概括性较高的概念，教学时可以先用丰富的实例使学生掌握分裂生殖、出芽生殖、营养生殖等概念，然后启发学生尝试着从中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特点：不经过生殖细胞的结合，由母体直接产生新个体。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无性生殖的概念能让学生举一反三，理解深刻。

为了加强对概念的理解，教师要指导学生注意平时积累，将教材中提到的概念、生物学专有名词等进行分类和整理，掌握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与联系，如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同化作用与异化作用、原生质层与原生质体、单倍体与多倍体等概念。

二、重视相关生物科学史教学，指导学生学会科学的思维与方法

在《课标》第四部分"实施建议"中，明确提出"注重生物科学史的学习"，首次提出知道生物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的要求，反映出新课程对知识的"来龙去脉"的重视。事实上，生物科学史不仅仅是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人物和事件，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的世界观以及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等内容，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生物科学史的知识不仅可以让学生体验到科学家们的探索精神与科学态度，而且它也是学生开展探究活动的极好素材，从中可以领会科学的思维与方法。

在过去的科学史教学时，教师一般都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实践证明，这种科学史的教学方法是低效的。对科学史实施探究教学，有利于学生了解科学研究的历史及科学本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假想自己就是当时的科学家，让学生大胆地去提出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并得出结论，让学生真正的成为学习的主体。比如，《光合作用的探究历程》是必修一中的重要内容，笔者按照时间顺序将一些光合作用发现史中重要的科学实验作为背景资料呈现给学生，设置一些问题串让学生分组讨论，分析实验现象并提出自己小组的推断，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提出进一步想探究的问题等，再与前人所得结论进行比较。

三、灵活应用图表，指导学生善于总结

生物这门学科与其他的理科相比，内容虽然不是很多，但都比较零散，需要记忆的知识点也比较多。这就要求学生要对支离破碎的知识进行梳理归纳，使之条理化，从整体上或实质上把握具体知识，减少学习上的盲目性，提高学习效率。所谓读书要从"从薄到厚"到"从厚到薄"，强调的就是学习过程中要善于归纳，精于总结。

常用的知识归纳总结方法有提纲法、图示法和列表比较法。提纲法一般适用于单元总结，图示法有画流程图、画概念图等方式，一般适用于归纳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如在选修三的学习中，植物组织培养过程、植物体细胞杂交技术、制备单克隆抗体技术都可以采用画流程图的形式进行归纳总结。，列表比较法一般适用于归纳知识点之间的区别。如学习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这两个重要知识点之后，可以列表比较两者在场所、能量转换、物质变化等方面的区别及联系；学习完DNA复制、遗传信息的转录、翻译三个过程后，可列表比较三者在发生场所、原料、模板、产物、实质等方面的异同。学生掌握并实际应用这些方法，就可以将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整理，使所学知识系统化、条理化，增强学习效果。

学习方法有很多，如学会预习、学会记笔记等这些一般方法在这儿就不再一一叙述。总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的学习方法是增强学习信心，提高学习兴趣，培养学习能力的有力保证，也是进行教学改革的基本内容之一。所以，在生物教学中一定要加强学法指导。

参考文献

科学史的概念范文篇2

高考命题专家一再呼吁，中学历史教学要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而历史知识结构是由一个个历史概念组成的，通过对历史概念和历史概念体系的教学，可以把那些相对孤立、分散的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有机地纳入完整的科学体系之中，使学生“再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进而形成系统完整的历史知识结构网络。加强历史概念教学是学生深刻领会教材内容，把握知识结构的需要，是培养发展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需要。历史科《考试说明》明确规定：学生要学会“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概念则恰好反映了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所以，加强历史概念教学也是为高校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

加强历史概念教学，必须明确历史概念的分类，掌握它们形成的方法。历史概念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理论概念，它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共性和个性、原因和结果、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偶然性和必然性、继承和发展、立场和观点、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一类是历史知识概念，它包括教科书里的所有内容。以下就这两类历史概念的形成和应注意的问题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

一、历史理论概念的形成

历史理论概念是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指南，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历史理论概念的考查在近几年的高考历史命题中得到不断加强，它从问答题和材料解析题的考查扩大到选择题的考查。如1995年高考历史试题第21题“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的共同之处有A.按血统关系组成B.普遍使用磨制石器C.过着定居生活D.妇女掌握统治权力”，对其中第四个选项的判断就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理论水平，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妇女掌握统治权力”与教材上的“妇女居于主导地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概念，前者属于历史理论概念，后者属于一般的历史知识概念。统治与被统治是阶级产生以后的事，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当然也就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分。由于许多学生对历史理论概念的模糊认识或缺少这方面的能力训练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可见加强历史理论概念的教学是多么迫切。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应当怎样指导学生形成和掌握这一类概念呢？笔者认为：

第一，应结合历史教材内容，适当讲解，适时形成，不断渗透，贯穿始终。如在讲奴隶社会崩溃封建制度形成和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时，通过对原因的分析，使学生理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新的生产关系形成，从而掌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历史理论概念。

第二，史论结合，加强训练，认真讲评，着意引导。史论结合是形成历史理论概念的又一重要方法。在历史教学中，教师有意识地设计一些史论结合的练习题进行训练，如简要评述克伦威尔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人民群众和个人作用），为什么说《九国公约》的签订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结合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史实说明我国奴隶社会是怎样崩溃的，封建制度又是怎样确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练完之后，教师要仔细批改，看学生答的离教师的要求还有多大差距，再有针对性地认真讲评，着意引导。教给学生解答这一类型题目的思路和方法，应用什么历史理论概念，让学生在练中学习，以达到形成和掌握历史理论概念之目的。

二、历史知识概念的形成

历史知识概念源于史实，掌握基本史实是形成历史知识概念的基本条件。但只记住一些杂乱无章的历史知识而不真正理解它，就不能说真正形成了科学的历史知识概念。因为“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要真正掌握历史知识概念，准确无误地解答问题，仅仅靠机械记忆是不行的，必须善于在学习过程中开动脑筋，勤于思考，及时把感知到的历史表象进行抽象概括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形成历史知识概念。形成历史知识概念的方法主要有：

1.定义法

每一历史知识概念都有它特定的历史时间、特定的历史空间、特定的历史内涵（本质属性）和特定的历史外延（结果、作用、影响、意义等），定义法就是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用高度概括简洁准确的语言给历史知识概念下定义。使用定义法形成历史知识概念最关键的是对历史内涵和外延的揭示。历史知识概念虽然源于史实，但它毕竟又高于史实。只有对史实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比较，弄清它的内涵和外延，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定义。否则就不能形成完整的概念，回答问题就容易混淆不清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如1995年高考历史试题第5题“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实行的闭关政策的含义是A.禁绝中国对外贸易B.严格限制对外交往C.一概排斥西方事物D.封闭边界固守疆域”。许多考生因弄不清闭关政策的内涵而选错。又如第12题“皖南事变反映出A.蒋介石集团企图重演‘四·一二’政变故伎B.国民政府的政策重心开始由抗日转向反共C.蒋介石集团既要反共又不敢与中国共产党决裂D.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成为国内主要矛盾”。该题主要是考查皖南事变的外延，也就是结果。那么皖南事变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必修）第45页第一段小字有叙述：“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表示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并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句话的意思清楚表明了蒋介石集团既要反共又不敢同中国共产党决裂的反革命两面性。如果我们在讲皖南事变时，给学生以明确的定义，这道题就很容易解答。由此可见，弄清历史知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再用准确、科学的语言给以定义，对提高学生思维能力，解答高考历史试题是非常重要的。

2.启发讲授法

教师生动形象而又富有启发性的讲授，是学生感知历史现象和理解历史本质形成历知识概念的主要方法。历史毕竟是过去的东西，不可能重演，但可以再现。教师通过语言的描绘，把史实再现出来，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教师讲得愈生动，学生对历史表象的感知就愈深，就愈容易形成历史知识概念。启发讲授法就是教师围绕某一历史知识概念事先设计好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一边问一边讲，把学生的历史思维一步步引向深入，直达历史知识概念的内核。如学习淝水之战时，教师根据事先设计好的问题，从“起第长安”、“投鞭断流”一直讲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让学生初步形成淝水之战的历史表象，然后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前秦失败、东晋胜利的原因以及淝水之战的影响和特点，把学生的思维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样，一个完整的淝水之战的历史知识概念就形成了。

3.比较法

比较法在历史知识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最能使学生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增进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知道，历史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向前发展的，而在发展过程中，各种历史现象、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性，同时因受一定的时间、空间的限制又有它们各自的特殊性。用比较法可以找出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及发展规律，在比较中形成历史知识概念。

对历史上的重要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种典章制度等，只要有可比性，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具有某种联系，都可以进行纵的或横的比较。如比较《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异同、比较两次世界大战原因和性质的异同、比较30年代中国、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特点等。运用比较法应注意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切忌简单类比或者为比较而比较。

4.逻辑分析法

逻辑分析法也叫分析综合法。所谓分析，就是通过对构成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背景、原因、过程、结果、作用和影响等各个要素进行分析，找出它们的个别特征或属性，弄清楚各个部分在整体概念中的地位，然后综合，即把诸要素的分析结果联成一个有机整体，形成历史知识概念。仍以鸦片战争为例来说明：从鸦片战争爆发的背景分析得出英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和必然性；从鸦片战争的经过分析可以看出英国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和武力性；从结果和影响分析可以看出对中国的危害及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综合部分要素的本质特点，概括出：鸦片战争是1840年英国资本主义为开拓世界市场、打开中国大门而蓄谋发动的一场无耻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全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及附件，使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遭到破坏，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中国开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三、加强历史概念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要正确处理历史理论概念教学与历史知识概念教学的关系。历史理论概念是形成历史知识概念的灵魂，历史知识概念的形成也为历史理论概念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历史知识概念教学只有在正确的历史理论指导下，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否则，就是掌握了丰富的史实，也不能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历史理论概念如果没有史实为依托，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历史理论概念的教学必须寓于历史知识概念教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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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的形成，实际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若干认识阶段。起先人们用的概念是“新文学”，该概念较早由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1]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2]等书中使用，此后该概念又为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先生延用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将“中国新文学史”设定为各大学中国语文系主要课程之一，1950年开始撰写，1953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3]王瑶先生用的便是“中国新文学”概念。最早用“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可能是钱基博，他在1930年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丁易在195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概念一直混用，例如直到1979年刘绶松原著，由易竹贤等修订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作者依然延用“中国新文学”的概念，1975年司马长风在香港出版《中国新文学史》[4]也用的是“中国新文学”的概念，及至1980年周锦在台湾出版《中国新文学简史》时“新文学”概念尚在使用中，直到1984年唐弢、严家炎本《中国现代文学史》[5]出版，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概念才差不多基本定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称。

这个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也在变动着。1930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所述范围，实际以清末戊戌维新起始，“五四”新文学革命为终，1944年任访秋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南阳前锋报社印行）时将“五四”之前的中国文学包含在了“现代文学”中，定为第一编，冠以《文学革命运动的前夜》之名，1980年周锦在台湾出版《中国新文学简史》，又把“新（现代）文学”的概念延伸至1970年代中期。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现代文学”有不同的界定。这也完全是合理的，1930年代的钱基博眼中的“现代”和1944年任访秋眼中的“现代”、1980年周锦眼中的“现代”自然会不一样。大陆主流学界，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框架的影响下，1949后才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限定于“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但是从世界的和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在“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限定于‘五四’新文学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问题上实际一直没有形成统一定识。

从上述过程来看，随着时代和认识的发展，我们尝试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作相对调整完全是有历史渊源可循的，也是必要的。目前大陆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成型于1950－1920世纪60年代（1950年，中央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对“中国新文学史课程”内容做了如下规定：“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作家和作品的评述。”这个大纲要求把新文学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论证“新文学的发展是无产阶级占领文学历史舞台的过程和结果”），就如钱基博在1930年写作“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不可能把“现代文学史”的范围划定到1949年一样，成型于1950与1920世纪60年代之间的大陆主流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界定，也不可能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范围延伸到1970年代。

进入21世纪之后，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我们会发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限定于1920－1940年代之间的30年是不合理的――它在两点上显然和我们这个时代对“现代”一词的惯常指认不符：一、它和我们现时代的距离拉开了50余年，1950年代我们称刚刚过去的30年是“现代”还是合理的，就如同1930年代钱基博称刚刚过去的数十年为“现代”也是合理的一样，而现在于21世纪10年代，我们称50余年前的某个时期为“现代”就显得不那么合理了；二、它专指与现时代已有50余年之隔的特定的30年时间，显然也是不合理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历程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一直延伸到当下的过程，它不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就结束了，至少它的范围是30年所不能限定的。就此，重新审视这个概念完全有必要。

二、

20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是“五四文学”，一个是“新时期文学”。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五四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特别是从文学精神上来说）；“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无论是从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还是从文学创作的外在质、量上说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对“现代文学”学科范围的界定要以“五四文学”的发生、发展、落潮为基本线索；“当代文学”学科范围的界定要以“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为线索。

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角度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范围亟待拓展，完全可以拓展到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新时期文学开始）。目前的“现代文学”概念，只包含1917（以是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标志的中国新文学革命开始）到1949年之间大约30年的时间，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历史纵深以及作家、作品幅员不够，大多数现代作家都经历了由“前49”到“后49”的延伸，不管是来自解放区的新锐作家，还是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他们的创作在1949前后都具有逻辑连续性，对于他们来说，“49”不是什么特殊的门槛，不可能把他们的创作用49强制性地割裂开来研究，似乎49之前，他们的创作就是“现代”的，而49之后他们的创作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当代”的了，将视野限制在1949年之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不完整的。

所以，“现代”文学的学科范围要扩大。但是，这个扩大不应是无边的扩大。

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应当是从1917至当下的文学，而狭义的作为学科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则应限定于1917至1977年之间的中国文学。将其拓展到1977年有如下理由：一、是有前述周锦《中国新文学简史》之历史先例可循的；二、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之内在逻辑的――既可以显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相对开放性，又可以相对保持“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断代史的相对完成性；三、特划出1977后给“中国当代文学”，以便突出其开放性、现实性的学科特点，区别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相对封闭性、历史性。

广义地讲“中国现代文学”概念自是可以包含1917至当下的所有文学的，但是，如果引用此广义概念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定义，显然会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特性的丧失。例如扩展到1999或者2000年，形成“20世纪中国文学”范畴，这样就实际上取消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部分学者打通现当代界限，形成纵览中国新文学之宏观视野的研究课题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以其取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概念，则是不科学的。原因是：一、它是一个封闭的概念，现在已经是2001年后，20世纪已经终结，它不能囊括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对当下文学发展的动态关注，二、过于突出“世纪”概念与中国文化背景不符，“世纪”概念是西方宗教意识的产物，“世纪初”之所以在西方具有“历史开始”的意义，是因为纪元从基督诞生始，人类将获得救赎，“世纪末”之所以有“历史终结”的意味，是因为“世纪末”人类将面临审判，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世纪”之始末并没有历史开始和终结的意味，从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来看，1901年和2000年这两个年份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划分时代的意义；三、作为学科概念，它太过笼统，不科学。

“现代文学”学科范围要拓展，但不能无边拓展。笔者以为以1977为界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实际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部统一性不够，尤其是1977之前和之后，对其进行分割，留出一部分“开放空间”给“当代文学”，将相对封闭的、完整的一部分空间划转“现代文学”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我们过于拘泥于传统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划分，主要受到这样两个观念的影响：一、误把“现代”和“当代”当成纯粹的时间概念，进而把界定的依据定位在社会时间的断代上，例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开始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于是乎这“新时代”也成了文学时间断代（区分现、当代文学）的依据，而并没有深究社会学意义上的“新时代”和文学意义上的“新时代”是否真的对应；二、因为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实际流程过于接近，缺乏远距离审视的可能，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缺乏本质上的真切界定，因而只是权宜性地对两者进行了“时段性”划分，尚不能从逻辑上对二者进行更深入的界定。

三、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需要扩展，那么相应地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范围需要收缩。

“新时期”，这个概念用到现在多少有点儿尴尬，从刘心武发表《班主任》的1977年开始算起到现在，新时期已经延续了20余年的时间，这个“新”，似乎也太长了点。“新时期”以来，中国新文学迎来了五四以后的第2次新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极大地提升了汉语言文学的创作水平，随着汉语言文学作品在国际上赢得最高大奖，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获得了在对等水平上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地位，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的功劳。从这个角度讲，“新时期”文学值得学术界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经历来正视，然而，这些都不是在“新时期文学”这个具有强烈的批评色彩的概念烛照下可以达成的，我们必须寻找更有历史感，更有学科意义的概念来呼应它，而“当代文学”正合此一要求。

总的说来，“当代文学”是一个在时间上开放的概念，从1949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50余年之久，相比较于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历史，它已经长了很多，似乎显得有点儿太长了。如果不适时地调整其学科范围，任“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无限地延伸、扩展下去，这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以1977年为界，1949至1977年之间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和“新时期文学”的联系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紧密，相反1949至1977年之间的文学大致可以划归“五四文学”“发生－发展－落潮”三阶段之第三阶段，完全可以划归“中国现代文学”范畴。目前的以49为界的“当代文学”概念是不合理的，它是把77前和77后两种不种文学形态硬行捏合在一起。

实际上，“現”在汉语中是形声字（从玉，见声），本义为“出现”，《广韵》解“俗见字”，可见其有“明显看得见（becomevisible;appear;show）”、“当下呈示”的意思，现代汉语中依“现”字组的词如“现弄(在人面前炫示自己)”、“现示(显示)”、“现在”、“现案”、“现场”、“现时”、“现实”等均从本义。类推可见“现代”一词也应如此，的确，据《高级汉语大辞典》解释“现代”（moderntimes;thecontemporaryage）意为“现在这个时代(中国多指1919年至现在)”，“现代人”意为“当今时代的人”，“在我国历史上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后的人”。如果按此辞典义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应当是指“‘五四’运动以后直到当今时代的文学”。显然现行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主流认识与此不符；从回复“现代”一词的辞典本义角度讲，“现代文学”学科范围有“拓展至49年以后”的词义学要求。

其次，从“‘五四’启蒙文学发生、发展、式微”之历史逻辑的完整性来讲“中国现代文学”有拓展到1977之后的逻辑要求。191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年到1977年（刘心武《班主任》发表），对于五四文学传统来说正好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式微的过程，以五四启蒙文学精神为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认为是正好完成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完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形态。而1977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在逻辑上已经不是“五四文学”一脉的了，如果说“五四文学”可以用“以民主、科学、国家为本位启蒙文学”来概括其精神的话，那么1977年以后的文学则可以用“以自由、感性、个体为本位的新感性文学”来概括其精神，当初诸多论者以“五四文学的回归”论为1977后文学张本，这种做法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它可以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1977后文学，接受1977后文学的合法性，但是，现在再把1977后文学和1977前文学混为一谈，把它看成是“五四文学的回归”，显然是低估了1977后文学的价值，不利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当”，就其时间向度的词义学内含讲，有三重涵义：一、past，刚刚过去的一个时间段，但强调这个时间段是延续到现时的，如当朝、当世；二，justatatime，指过去的某个时段，但强调的是那个时段中事件的即刻性、发生性以及与当下的关系，如当场、当初；三、present，从当前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时间段，强调该时间段的未完成性、未来性，如当前、当今。

就此，所谓“中国当代文学”，就其词义学意义而言，应当在这样几个意义上被运用：A、如果它是指“过去某个时间点到当下的”的文学，那么它的着眼点应当是强调“这个时间段的文学正在当前延续着，与当下的文学直接联系并发生着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它强调该时间段的文学与当下文学的直接连续性；B、如果它是指“从当前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时间段的文学”，那么它一定是在强调这个时间段的文学的“正在发生性”；C、如果它是指“从现在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文学”，那么它应当强调的是这个文学时段的“未来性”、“前瞻性”、“开放性”。

实际上它应当在上述三个意义上同时被强调。就此，“当代文学”学科概念应当在上述三重意义上不断被调整和重新界定就是必然的：向上溯它应当不断地割舍，不断弃掉“与当下文学缺乏的直接连续性”的文学，而不断地强化它的A涵义；向下伸它应当不断地拓展自己的领地，以便能永远地保持它的C属性；就其学科的根本属性讲，它应当不断地强调自己的“现场性”，也即时刻保持其B涵义。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文学”调整其学科范围，不断割舍其前端，不断下探其末端，以便更好地体现当下现场性、未来开放性、现时回溯性，并非什么不可理解之举，而恰恰是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规定性使然的。

1977年之后，“新时期”兴起了“新感性文学”浪潮，新的时代条件――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化，文化上的全球化――这些都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前提，换而言之，也只有由这些要素规约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体现自身作为世界先进文学之属性”的问题才是具有中国文学“当代性”的问题。1949至1977年间，中国文学所处理的基本问题实际上都是“前当代”的由“中国现代”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文学如何符合无产阶级性？”的问题便是我党作为革命党在现代历史上所要处理的基本文学命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渐渐地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肩负阶级革命之现代历史使命的革命党调整为代表全民利益的执政党，2001年江泽民“7·1讲话”便是这一转变的理论总结，文学就此也获得了其不同于“革命党”时期之核心命题的“当代核心命题”――“如何代表世界先进文化？”的问题。如果我们问：“中国当代文学不同于现代文学的基本问题在哪里（中国文学的当代性在哪里）？”其回答一定是在这里，而这一点，是1977后才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市场化、全球化、个体化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上展开，从1977年起这个以新启蒙为核心的文学浪潮一直维持着它螺旋式发展的势头直至当下，并且获得了它而“以自由、感性、个体为本位”的内在新感性精神本质。

据此，我们说，将1977年后文学划归“当代文学”范畴是有理由的。这样做可以让“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获得它内在的精神的逻辑的统一性，进而解决当下绝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所遇到的困境：这些文学史大多是生硬地糅合“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三大块，因为无法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没有整合性的逻辑构架，这些文学史著作常常显得缺乏“体系”，这是生硬地坚持“49”作为现当代文学学科范围界限的结果（陈思和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6]用“潜在写作”的概念将“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在逻辑上整合了起来，可说是一种富有智慧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又造成“潜在写作”在原生态文学史中实际的地位、作用和其在叙述态文学史中地位、作用的脱离，并进而造成叙述态文学史对原生态文学的偏离）。

另外，从学科分量上讲，1977后的中国文学其实力完全可以撑起一个学科，在这个时间段，中国汉语言文学真正地获得了自己的具有“当代性”的典范作品和作家，张承志、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高行健、李锐、王安忆等在这个时间段均完成了他们的代表作，使汉语言文学真正地达到了和世界文学对话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