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范例(3篇)

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范文篇1

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深陷困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没有明确经济史学的性质。经济史学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什么是经济史学”或“经济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它一直是经济史学研究者不断讨论但又始终有不同说法的重要议题。如吴承明(1995)认为，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希克斯(1987)把经济史“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诺思(1992)认为，经济史的任务是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由此可见，关于什么是经济史这一问题，经济史学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学界之所以对这一问题有诸多不同解释，一是源于学者对于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认识。如，诺思(1992)认为，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及其实绩是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希德认为，经济史是研究人们过去如何从事生产、分配、劳动诸问题，又要用不同方法测定上述活动的相对效率。中国学者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研究对象的横向与纵向两方面。在横向方面，主要观点集中在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抑或二者的矛盾统一，以及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社会经济结构或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等方面。纵向方面主要涉及的内容就是研究对象的时间界限。赵德馨(1999)指出，经济史学按学科研究对象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

经济史学又分为经济史实和经济史学通论两部分。经济史实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过程，而经济史学通论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规律。这里的经济史实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经济史”，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而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实际上也主要是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分歧。在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这一重大问题上，赵德馨(1992)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但这里的历史指学科对象意义的历史，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笔者感觉，赵德馨对于经济史学的定义系统而全面的概括了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源于学者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分歧。长期以来，经济史一直被认为是处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但学界对于这一观点却有着诸多不同认识。吴承明(2005)说:“我们说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个学科。搞经济史的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个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高德步(2000)更进一步指出，这一提法是学科划分上的误解，认为经济史学是一个边缘学科是错误的。赵德馨(1999)则说: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就此而言，称经济史学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

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难看出，虽然经济史与经济学当前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但从经济史学的性质和历史来看，它与经济学紧密相联，密不可分。因此，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要求，更是遵循经济学发展历史规律的要求。为探讨这一问题，需先简要阐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探讨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怎样研究经济史学，主要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对此，不少学者已发表过相关论述。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吴承明在主张“史无定法”的同时，强调经济史研究者既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学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实证主义，包括考证是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须臾或离的研究方法。”显而易见，吴承明虽然主张“史无定法”，但更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这与他关于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熊彼特(1996)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1历史学方法被一些学者首当其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赵德馨提出:“史有定法。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他认为，“经济史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不难看出，他虽亦反复论述经济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抽象出经济理论。”但更强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以及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的融合。也许这是赵德馨一向被学界认为是属于“经济学的经济史”阵营的原因所在。很显然，虽然学者均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侧重。由于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关于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当然，反过来讲，也许正是由于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同，才使人们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出现差异。再来看经济史研究前途乐观之美国。经济史在美国的境遇能够改观的关键在于，学者把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数学模型等引进了经济史研究，使经济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以文史取向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经济学出身，要么是历史学出身。故而经济史常常围绕两种方法打转，即以美国为主导的计量经济史和以英国为中心的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者不喜欢做计量分析。而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虽然是学经济的人，但在经济史研究中也没有运用太多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曾说，他毕业于财经学院，并长期在财经学院教学，也没有学到多少经济学方法。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工作者，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多一些，运用得好一些。

三、培养经济史学思维方式

在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的同时，多学科思维方式的融合对于经济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吴承明指出，除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外，经济史研究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他提倡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引入经济史研究。然而，现行教育体制与科学研究体制不利于这种融合，也不利于学生经济史思维方式的养成。为了培养学生的经济史思维方式，这需要老师在教学方面下功夫。比如，赵德馨在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时，一方面努力创造多种学科思维方式融合的环境与氛围;另一方面则明确地提出转变思维方式的任务，引导学生按照以下目标补缺门:从经济学科来的，补上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从历史学科来的，补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方式。504在经济史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与前辈都是实现经济学与历史学思维方式融合、具有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典范。如梁方仲、汤象龙、方显廷、傅筑夫、严中平、陈振汉、汪敬虞、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谷霁光、傅衣凌、何兹全、张荫麟、李埏等。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决定思维方式，而学识素养则是养成思维方式的基础。故而经济史研究者不但要加强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决不能忽视历史知识的积累。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彭南生在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就做的比较成功。他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本、硕学位后，又跟随赵德馨先生学习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相关知识。赵德馨希望他留心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在已有的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并使二者融合为一，从而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彭南生的博士论文获200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与其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四、结语

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范文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经济史学经济思想学科创始中国与日本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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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EtymologicalStudiesofCHINESEECONOMICS,SocialSciencesin

China(EnglishVersion),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

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着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着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着、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Huan-Chang,TheEconomicPrinciplesof

ConfuciusandHis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着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着《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着、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着《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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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英文版见EditedbyAikoIkeo:Economic

DevelopmentinTwentiethCenturyEastAsia,RoutledgePress,U.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Y.Chang:HistoryofChinese

EconomicThought:OverviewandRecentWorks,HistoryofPolitical

Economy,19:3,1987byDukeUniversityPress.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着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着《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着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着。……着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着《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着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着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着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着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着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着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着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着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着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着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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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着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着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着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着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着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着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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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着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同上书,第362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着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着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着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着述,可以认

————————

①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of

Political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of

Political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着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着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着3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着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着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着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着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乃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着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着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着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着);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着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着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着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着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着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着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着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着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着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着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着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

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范文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Historical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1989)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1987)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规模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同时，计量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三、新制度经济史学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