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范例(3篇)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范文篇1

一、我国的LM曲线推导

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中的LM曲线反映的是货币市场的均衡,也即能使货币市场上的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的利率与产出水平的各个组合,均衡下LM曲线的方程为:

i为利息率,Y为国民收入,h和k为货币需求对利率和收入的敏感系数,为真实货币供给量。

由模型方程可知,LM曲线的斜率受h和k的影响。当h越大,也即货币需求对利率越敏感,则LM曲线的斜率越小,LM曲线越平坦;当k越大,也即货币需求对收入越敏感,则LM曲线的斜率越大,LM曲线越倾斜;k越大而h越小,则收入的一定变动对利率的影响越大。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非常敏感,即h很大,LM曲线接近于水平。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非常敏感,即h接近于零,LM曲线几乎是垂直的。

对我国来说,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不高。按照凯恩斯的货币理论,货币需求由出于交易动机、预防动机的交易性货币需求和出于投机动机的投机性货币需求组成。首先,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国的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仍只占100名左右,贫富差距大,又加之我国资本市场建设的不完善,金融工具种类少,这使的我国的利率对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影响相对西方发达国家小很多。其次,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于完善当中,这就会使的我国的居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会拿来储蓄,而且不是投资目的的储蓄,储蓄多是用于子女教育和养老。凯恩斯认为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小。所以这部分的预防储蓄也会降低我国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这样的结论在曾令华和王朝军合写的《我国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利率弹性及投资的利率弹性》(2003)一文中也曾得到了实证的证明。

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可由此方程表示:

货币需求与收入和利率有关,由于我国的货币需求利率弹性比较低,可想我国的货币需求变动主要由国民收入变动所引起。所以我国的货币需求收入弹性比较高,也即我国的LM曲线比较陡峭。

二、我国的IS曲线的推导

凯恩斯IS-LM模型中的IS曲线反映的是产品市场的均衡,即IS曲线显示能使计划支出等于收入的利率与产出水平的各个组合,其均衡方程为:

其中i为利息率,b为投资对利率敏感系数,c是边际消费倾向,t是税率,Y为国民收入,表示自发支出。

由IS曲线方程可知,IS曲线的斜率由b、c、t决定。在t一定的情况下,b越大,也即投资利率弹性越大,IS斜率越小;c越大,也即边际消费倾向越大IS曲线斜率越小。

我国的国内居民消费量少,根据2004年到2007年的GDP和居民消费支出计算得2004年到2007年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分别为:0.39,0.38,0.37,0.37。我国2008年的GDP总额大约30.067万亿元,居民储蓄总额大约20万亿,居民的储蓄占GDP总额的比率为66.5%,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不高。

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系数大小,一般要看投资主体是否多元化,投资是否市场化,投资多元化、市场化,投资对利率变动反应敏感。结合我国的现实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则需要考虑更多。以前我国的政府投资占社会投资的绝对多数,投资对利率自然不敏感。近年来我国的非国有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增加,200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非国有部门的比重为70.6%。其中,个体私营经济为20%,集体经济为13.1%,其他经济为37.6%。固定资产投资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比较大,由此可知我国社会总投资已不是国有资产占绝对优势。虽然现在我国投资主题实现多元化,但也不能说我国的投资对利率很敏感。因为我国的经济还没完全实现市场化,金融服务还不完善,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需要资金的民营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得到投资所需资金,所以官方利率不会对投资有太大的影响。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现在的投资利率弹性还不高。综上所述得出我国的IS曲线比较陡峭。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基于我国经济实际和发展特点的IS、LM曲线,由此得出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特点的IS-LM模型。

三、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分析

为了应对2008年开始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只选择财政政策当中的家电下乡和减税政策,以及扩大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作为分析的对象,其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本文中所引用的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下面我将依据IS-LM模型分析各项政策的效果。首先,通过IS-LM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财政政策之间的效果比较,家电下乡的政策属于补贴型的财政政策,家电下乡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使的IS曲线移到IS1,而减税政策,如目前比较明确的减税政策是增值税转型,即增值税由增长型转为消费型的财政政策,它的实施则使的IS曲线移到IS2。

图1中IS1与LM的交点是A点,IS2与LM的交点是B点,IS1与IS2的交点是C点。同样是扩张的财政政策,从IS-LM模型变化可看出两者的效果比较。显然A点对应的产出大于B点对应的产出,所以家电下乡财政政策的效果大于由于增值税转型,即增值税由增长型转为消费型的减税财政政策的效果。

其次,通过IS-LM模型来对在我国经济环境下实施财政政策的效果与实施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如图2。

扩张的财政政策使IS线移到IS’线,扩张的货币政策使LM线移到LM’线。图中A点是IS与LM’的交点,B是LM与IS’的交点。A点所对应的产出与B点对应的产出大小很难区分,这主要看IS曲线与LM曲线比较哪个更为陡峭。但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后都能够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从图2中我们能看到A点和B点的产出都大于IS与LM的交点C点的产出。

鉴于我国的IS和LM线都相当倾斜,而且倾斜的程度差别不大,所以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差别不大,所以可以搭配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让两种类型政策从不同的经济领域去影响宏观和微观经济,从而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这也是当前两种政策运用力度都相当大的原因。搭配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让两种政策在各自不同侧重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能使我国的经济更快复苏和发展。在选择具体财政政策运用于刺激经济时,我们同时应当考虑不同政策间的差别以及效果的差别,不同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不同经济环境下效果不同,有些经济环境有利于补贴性的财政政策效果的发挥,而有些经济环境更有利减税财政政策的效果的发挥。比如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环境下,运用家电下乡的补贴性财政政策的效果要大于增值税转型,即将增值税由增长型转为消费型的减税政策。

参考文献: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6)12-0024-03

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财政政策是国家为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对财政收入和支出所制定的政策,其本质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再分配,主要作用于商品市场,其功能是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其功能主要是调控社会总需求;产业政策是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或在某些领域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增强国内企业竞争力而采取的有限干预政策,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能够比较及时地调整市场扭曲而避免宏观经济损失;汇率政策是国家为调节国际收支而对汇率制度进行的安排｡汇率是一国中央银行实施汇率政策的主要工具,同时起着调节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国内外经济双平衡的关键作用｡

尽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汇率政策在政策工具､调节方式和调控方向及传导渠道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从本质上看,四大政策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内在联系｡首先,各项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国民经济整体的效率和目标｡我们认为,四项政策均应包括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大目标｡其次,各项政策均与货币流通密切相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是资金分配的渠道｡从价值形态上看,产业结构实质上就是资金结构,即资金的存量结构｡汇率政策调节的是本币与外币的关系,外汇占款影响基础货币投放,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第三,各项政策需要配合使用｡从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均衡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调节的是内部均衡,而汇率政策调节的是外部均衡;从经济发展总量和结构方面看,货币政策的调节重点是社会需求总量,而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合理｡所以,各项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互补性｡第四,产业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互为手段｡一方面,产业政策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方向和指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在分配和流通领域的作用,改变资金流向,引导资源的配置,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要求产业结构能够自动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政策的实施也要求按照国际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二､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的实证分析

(一)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

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实际操作中,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演变成为“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IMF也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属于传统的“盯住汇率制”),造成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冲突｡根据Mundell-Fleming模型,固定汇率制下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虽然类似于固定汇率制的外汇制度与货币政策存在冲突,中央银行依然能够通过相应的对冲干预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稳定｡2005年7月,我国实施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汇率浮动弹性增强,但仍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维持币值稳定依然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中央银行面临“紧缩货币”､“提高银行盈利性”和“维持汇率稳定”之间的三难处境｡

(二)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1978年以后,我国开始制定产业政策并逐步完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行政和经济相结合的手段执行｡1985年之后,国家开始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方面｡1985年至1994年,中央银行执行差别贷款利率,对基础产业和重点产业实行较低的贷款利率,对国家限制发展的行业,贷款利率则高于一般贷款利率｡除利率政策外,中央银行还通过贷款限额控制资金投向,使贷款向农业､外贸出口､国营大中型企业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倾斜｡1998年货币政策调控手段由直接转为间接为主后,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制定和执行信贷政策､进行“窗口指导”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

财政政策方面,1993年,国家财政政策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保重点,对重点产业､支柱产业和瓶颈产业实行倾斜政策｡1998年国家开始启动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长期国债和调整税收政策等方式,支持基础产业和重点产业发展｡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政策配合中也出现了一些摩擦｡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摩擦｡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的相对规模越来越小,而财政总支出中各类非生产性支出却呈刚性增长态势,影响产业结构的基本建设支出占比逐渐降低,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乏力｡另一方面,重数量､轻效益是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一些地方为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盲目进行投资扩张,造成资源紧张,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第二,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摩擦｡在信贷政策从依赖直接的信贷控制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方式后,中央银行控制信贷投向的能力减弱｡在利益驱使下,商业银行倾向于周期短､见效快､盈利水平高的项目,造成信贷资金过度集中于部分行业或领域,使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衡｡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1985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5年至1997年,我国实施了“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第二阶段为1998年至2004年,我国实施了“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第三阶段为2004年迄今,我国实施的是“双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紧”､“双松”和“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符合当时我国的宏观调控背景｡但在实际操作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也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部分地抵消了两大政策的效应｡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整时间不协调｡1996年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需求不足的苗头,为此中央银行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适度放松,而同时财政依然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直至1998年5月才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自2003年上半年起,我国投资过热苗头逐步显现,为此中央银行推出了包括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在内的一系列反通货膨胀措施,而此时财政政策还在“积极”的余波当中,2004年5月,财政部提出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投融资体制方面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资金进入竞争性领域,这不仅加大了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也破坏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二是财政投资的项目大多是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投资回报率低,建设周期长,与商业银行追求的“周期短､见效快､盈利高”的目标不符,商业银行无法给予财政投资项目足够的支持｡

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建议

(一)围绕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明确四大政策的分工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要做好对社会供求总量和结构平衡的调节,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四大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协调:汇率政策要侧重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侧重于实现国内均衡,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货币政策则须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产业政策则要兼顾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根据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主要集中于地方为力,必须由中央政府以产业政策予以扶助的领域｡

(二)加强政策制定部门的沟通与协调

由国务院牵头在各宏观调控部门间设立政策协调委员会,定期召开政策协调联席会,探讨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执行协调情况,在政策的制定环节寻求各项政策的协调一致｡各项政策的不协调往往是基于不同的决策信息源,因此在政策制定协调机制框架中,要建立统一的经济统计数据信息库,完成对各种相关信息的汇总､整理､统计与分析,实现各决策部门间信息共享,以避免决策口径的偏差｡

(三)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

在政策协调中,要注重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其他政策的引导作用:一方面,要加强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实施的客观性､针对性和连续性,使其他政策有迹可寻;另一方面,制定国家产业政策要注意与国际接轨,根据国际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同时根据各地经济基础､资源状况和产业发展规律,制定各地区重点扶持产业,并加强与国家产业政策的衔接与匹配｡随着我国资本流动性的逐步扩大,政策配合的重心应转向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同时,可通过中和的(即反方向的)财政政策冲销外汇干预引起的信用变化,避免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从而实现经济系统的内外部平衡｡

(四)加快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步伐

一是改变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价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应当强化物质文明建设情况､精神文明建设情况､生态环境建设情况､社会治安状况等方面的综合指标,弱化产值､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数量指标｡要开展对地方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绩效的审计,并将审计结果纳入考核范围,以减少地方政府的盲目行为,提升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二是推进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一方面,要改革政策性银行,明确财政性投融资与商业性投融资的界限｡在融资方式上,将国家财政安排的经营性资金以低息贷款形式交由政策性银行运作,由财政提供担保,扩大政策性银行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规模｡在投资方向上,政策性贷款主要投向国家重点扶植发展的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体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要实现财政投融资方式的多元化｡在融资方式上,可通过吸收社会保障体系的闲置资金,向邮政储蓄系统借款,在国内金融市场发行国债或地方债,向国际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在投资方式上,应对一些前景看好而且安全可靠的大型建设项目,特别是一些传统上由国有资本垄断､现在已对外资开放的项目,对民间资本开放｡

三是深化金融改革｡加快国有银行改革,转换经营机制,使其真正成为现代金融企业,政府要加大对非国有股份制银行的扶持,在银行间引入竞争机制,拓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其服务“三农”的能力,填补商业银行退出后的农村市场真空;加快培育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允许民营资本投资金融业,参股或组建更多的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其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中小企业融资｡

四是深化税收体制改革｡我国以增发国债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因此,长期国债应当适时“淡出”,财政政策要更多地使用税收手段｡为充分发挥税收手段的调控作用,必须深化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特别是要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使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使用同一的所得税税率;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并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附加免征额,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五)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

一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空间｡当前,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仍还有盯住汇率制的某些特征｡因此,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自由流动的同时,真正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放松对汇率浮动幅度的限制,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减少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使汇率尽量(下转第41页)(上接第26页)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变化｡

二是调整外汇管理制度｡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对外汇管理的一些基本制度进行适当调整,为汇率进一步市场化做好铺垫｡主要包括:逐步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度,推行意愿结售汇制度;逐步放宽外汇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浮动幅度,允许银行按照其外汇资产运作情况和市场供求状况,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本外币资金头寸的调度;调整“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促进外汇资金与资本均衡流动｡但在利用外资政策方面应对短期资本的国际流动制定较为严格的限制措施,对长期资本的引入要符合我国的产业政策,并将其纳入货币政策体系进行通盘考虑,以避免外资流入对信贷规模调控的冲击｡

课题组组长:吴盼文

课题组成员:曹元芳吴超李西江

执笔:吴超李西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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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易纲“汇率制度的‘角点解假设’的一个理论基础”《金融研究》2001年第8期;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范文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0JZD0023）

作者简介：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应用分析积极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取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研究浅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认识浅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结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中性财政政策透视财政政策必须转型财政政策转向在即中国财政政策取向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坚持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互动及效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实证分析欧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潜在风险货币和财政政策可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中）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2010-3-12。。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止2011年9月底，我国的地方融资平台数量达到10468家数据来源：平台贷展期新政硬着陆，到期还款方案4月底前上报[EB/OL].第一财经日报，http：///120319/101，1277，12000976，00.shtml，2012-3-19。，增长速度之快可想而知。从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上来看，2009年末，中金公司研究报告估计我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2万亿元，其中2009年当年净新增约3万亿元。此后还将进一步上升，到2011年达到最高值，约为98万亿元。庞大的地方融资平台所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在：第一，地方政府偿债率迅速攀升，还债压力激增。中金公司预计地方政府偿债率将会从2009年的120%迅速攀升，到2012年将达到266%，超出安全警戒线66个百分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一般以三年内的短期贷款为主，2012年地方融资平台将迎来还本付息的高峰，据估算2012年仅地方融资平台这一项债务，还本付息额可能将超过地方财政收入的50%，其中有50%的贷款要以政府收入作为还款来源，23%的贷款为不规范贷款，风险高，由财政兜底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二，基层地方政府成了地方融资平台的主力军，因此财政风险在基层政府爆发的可能性增大。据相关统计，有近70%的投融资平台集中在区县级，其中的绝大多数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自身的收入承载能力。

22货币政策或可引发的财政风险

221通货膨胀风险

2009～2010年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银行放松了贷款限制，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2009年货币供应量（M1）和货币供应量（M2）分别增长了3323%和2842%，而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仅增长了843%，这表明了2009年货币供应量已经超出市场需求量，2010年通货膨胀风险逐渐显现。加之2010年下半年外汇占款迅速增加更进一步助推了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过高的通货膨胀可能会诱发财政风险。第一，诱发收入分配风险。通货膨胀被认为是对货币持有者征收的一种税，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货币是持有的主要财富，他们无法通过调整资产组合来规避通货膨胀税。而相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就可以通过调整资产组合来规避通货膨胀税，这样就引发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风险。第二，加速财政赤字风险。面对物价的持续上涨，低收入居民生活将会变得困难。作为公共主体的政府，需要通过增加大量财政支出来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物价补贴，这样就会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加速财政赤字风险。

222金融风险财政化加速

金融风险财政化是我国通过财政来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种方式。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金融风险财政化会更加频繁，财政压力增大，进而推动财政风险上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直接增加了显性财政风险。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加银行流动性，1998年国家通过发行2700亿元国债注资国有银行；1997～1998两年动用700亿元财政资金冲销国有银行呆账；1999年帮助国有银行剥离14万亿不良资产，其中大部分损失都由财政来负担；2003年末国家动用外汇储备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之后中央财政以放弃3000亿元人民币权益为国有商业银行历史欠债“埋单”；2007年国家为农业银行重组改造注资1300亿元。这些财政资源的流出会直接增加政府支出的压力，向上推动财政风险。第二，间接增加了隐性财政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降低放款质量，放大银行风险偏好[14]。首先，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银行会主动降低贷款门槛，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率增加；其次，银行贷款有相当一部分贷给了有政府背景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信用过度膨胀；最后，信贷资金过多流向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信贷集中风险突显。上述这些虽然都属于金融类风险，但是，政府和银行的关系决定了金融风险最终还是得由财政来兜底，金融风险增加，财政兜底的风险就越大，进而推动财政风险上升。

3样本指标选取及模型构建

31指标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目的在于分析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对财政风险的影响，因此，需要对财政风险指标变量、财政政策指标变量以及货币政策指标变量进行选取。

财政风险指标是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关键变量。本文借鉴吴俊培、张斌[15]财政风险指数的构建思想，来构建本文的财政风险指数。财政风险指数=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包括预算内、预算外支出，记为FR。选取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公共投资支出、宏观税负率来作为财政政策的变量，分别记为GC、GI、t。根据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政府公共消费变量包括支农支出和文教科卫支出；政府公共投资支出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中的预算内财政资金额来代替；宏观税负率=税收收入总额/GDP来代替，体现税收政策。选取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无法获取在改革开放以来M2或MI的数据，因此，本文将以M0来表示货币供给量水平。将选取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另一变量。最后选取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分别记为M0、DR、RR，其中存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分别进行了年度加权平均。

上述指标变量中政府公共消费和政府公共投资数据都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消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用名义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得到实际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人民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不改变数据统计性质的前提下，对政府公共消费、政府公共投资和货币供给量指标都取了自然对数。根据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本文样本区间选取为1980～2011。各指标数据分别来自高校财经数据库、国研网数据中心。

32模型的选取

财政风险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积累的过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对财政风险的形成在短期和长期内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将以VAR模型为基础，分析两种政策的实施对财政风险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向量自回归模型（简称VAR）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它是基于统计数据性质而建立的，这种模型能够反映出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变化关系，模拟出变量之间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将构建两个VAR模型，基本形式为：

4实证分析

41单位根检验

通常情况下一些时间序列数据可能是不平稳的，直接用于方程估计可能会导致伪回归。为了避免伪回归情况的发生，本文将使用ADF和PP两种检验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定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5%显著水平下，ADF检验和PP检验结果的一致性都表明了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具备稳定性和可靠性。变量财政风险指数（FR）、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DR）原序列即为平稳序列，而公共消费支出（GC）、公共投资支出（GI）、税率（t）、货币供给量（M0）、存款准备金率（RR）都是一阶平稳序列，因此，下文将使用FR、DR的原序列，GC、GI、t、M0、RR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接下来的分析。

4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以FR、DGC、DGI、Dt以及FR、DR、DRR、DM0为基础构建两个VAR模型，根据LR、AIC、FPF、SC和HQ准则，最终确定两个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均为2阶。下面以2个2阶VAR模型为基础，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分析财政和货币政策与财政风险之间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在10%和5%显著水平下，财政风险的变动是贷款基准利率变动、货币供应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除此之外，其他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都不显著，但从检验结果的概率值还是能够粗略判断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风险之间存在弱因果关系。从概率值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工具当中政府公共消费的变动、政府公共投资变动、税率变动是引起财政风险变动的弱格兰杰原因，其中政府公共消费与财政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强，政府公共投资次之，税率最弱。货币政策工具中贷款基准利率的变动、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财政风险变动的弱格兰杰原因。其中，货币供应量与财政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强，存款准备金率次之，贷款基准利率最弱。总的来说，财政政策变动引起财政风险变动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强度略高于货币政策。

43脉冲响应分析

格兰杰因果关系揭示的主要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风险之间的静态关系，下面本文将应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风险之间的动态关系。将使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来避免因变量出现次序不同而导致脉冲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431财政政策冲击引起财政风险的响应

给定财政政策一个标准差冲击，财政风险的响应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工具政府公共消费、政府公共投资以及税率的冲击，都引起了财政风险的变动。①给政府公共消费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当年引起财政风险增加01758个单位，之后这种冲击效应逐步减弱，到第四年脉冲响应基本稳定在00282的水平上。这说明政府公共消费增加在当年就会产生很大的挤出效应风险，不过随着经济的复苏，民间消费增加一定程度降低了挤出效应风险。②给政府公共投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当年引起财政风险增加00718个单位，随后缓慢上升，在第二年达到最大值为00989，之后冲击效应呈现出小幅波动，最终稳定在00515水平上。这意味着，当年公共投资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债务风险和挤出效应风险的增加，随着公共投资的铺开，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地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来为配套资金融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增加导致财政风险在第二年增加，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③给税率一个标准差冲击，当年仅仅引起财政风险微弱的增加为00166，在第二年财政风险略微增长，并连续3年保持基本稳定，在第五年导致财政风险略微的负增加，但这种效应也仅仅维持一年，之后税率的冲击致使财政风险二次增加，但幅度比第一次小得多，在第九年基本稳定在00106的水平上。这表明减税政策当年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赤字风险增加，可是在接下来的年份减税政策却出现了增税效果，进而部分抵消了财政政策的扩张作用，增加了税收风险，财政风险的增加后期可能是税收风险增加所致。④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脉冲响应函数值虽然都是正值，但3个脉冲响应函数95%的置信区间都横跨了正负区域，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脉冲的显著性。当横跨的正区域面积大于负区域面积时，脉冲的正向效应显著，反之则脉冲的负向效应显著，如果二者大致相等时，脉冲响应就不显著。因此，从短期来看，政府公共消费对财政风险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政府公共投资支出，最后是税率；从长期来看，政府公共消费和税率对财政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却对财政风险有着显著的长期影响。

432货币政策冲击引起财政风险的响应

给定货币政策一个标准差冲击，财政风险的相应结果如图2所示。

①由于地方融资平台都有政府的背景，相对于一般企业来说信用度要高，信贷风险低。所以前期增加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从总体上就会稀释信贷风险。从图2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工具贷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货币供给量的冲击也都引起了财政风险的增减变动。①给贷款基准利率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当年就使财政风险降低00770个单位，但之后有利影响在第二年减弱为00129，随后有利影响再次得到强化，在第五年有利影响二次达到最大，然后逐渐减弱并稳定在-00284水平上。这说明宽松货币政策下，增加贷款规模有利于财政风险降低。可是随着贷款规模的扩大，放贷门槛的降低致使信贷风险逐渐增强，一定程度部分抵消了对财政风险的有利影响的作用效果。第二年之后，由于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迅速增加部分降低了信贷风险①，所以财政风险再次降低。不过后期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过大，融资平台风险增加，隐性财政风险增加。②给存款准备金率一个标准差冲击，财政风险当年提高了00495个单位，之后在小幅波动中趋于平稳。这表明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当年会增加金融机构的风险，因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必然引起金融机构存贷利差变动，进而导致以存贷利差为主的金融机构利润大幅变动，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增加。不过从长期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对财政风险的影响程度并不高。③给货币供给量一个标准差冲击，财政风险在当年就会降低00934个单位，随后降低幅度逐年降低，最后基本稳定在-00318的水平上。这表明，短期增加货币供应量，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刺激了经济增长，财政抗风险能力增强，财政风险降低。但长期快速增加货币供给量会导致通货膨胀风险增加，政府为应对通货膨胀风险而必须扩大政府支出，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提高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等等，财政的吃紧必然一定程度上抵消货币供给量增加所带来的积极效果。因此，后期货币供给量的冲击效用出现了缓慢降低。④由脉冲响应的置信区域可以看出，短期内，贷款基准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变动能够显著地影响财政风险，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影响较弱；长期内，贷款基准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财政风险仍然存在着显著影响，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对财政风险的影响基本消失。

433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主要分析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变动时，财政风险是如何做出反应的。但现实中财政风险的变动是各种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种结果的变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其影响程度有多大，本文将运用方差分解的方法来进行分析。方差分解的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从整体来说，财政政策对财政风险变动的解释能力平均为1183%，高于货币政策的解释能力206%。具体来说，财政政策工具对财政风险变动的解释能力最强为公共消费支出，其次是政府公共投资支出，最弱为税率；货币政策工具对财政风险变动的解释能力由强到弱依次为货币供给量、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5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财政风险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财政政策的运用影响着财政风险的变动。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财政政策与财政风险之间存在着弱因果关系。脉冲响应分析进一步发现，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财政风险的影响比较显著。具体来说，政府公共消费支出、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和税率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都会引起财政风险的增加。其中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引起财政风险增加的最多，其次是政府公共投资支出，最弱的是税率政策。但长期来说，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变动都会影响财政风险，而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和税率政策对财政风险的变动影响非常微弱，甚至可以忽略。

第二，货币政策的运用同样也会影响到财政风险的变动。相比较财政政策而言，货币政策与财政风险之间存在着更弱的因果关系。从脉冲响应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财政风险也有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在短期内贷款基准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会引起财政风险的降低，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则会导致财政风险增加。其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比贷款基准利率变动更有利于财政风险的降低。从长期来看，货币供给量工具和贷款基准利率工具对财政风险影响仍然比较显著，但效应已经减弱，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工具对财政风险的影响基本消失。

第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对财政风险的影响效力均不强。从方差分解结果发现，财政政策对财政风险变动的解释能力平均仅为1183%，货币政策更弱，平均仅仅为206%。这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并不是引起财政风险变动的主要原因，但政策实施所产生的财政风险也不容忽视。政府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过程中，既要关注政策实施可能产生的公共风险以及这些公共风险向财政风险转化的可能性，避免政策调控经济的过程中财政风险扩大化，但又不能过分夸大由此而产生的财政风险，进而降低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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