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陶渊明范例(3篇)

饮酒陶渊明范文

论文摘要：陶渊明一生接受了儒和道两种思想。早年，儒家的“入世”思想占了上风，他断断续续度过了13年的为官生活。后来，道家“出仕”精神逐渐显现并成为他思想性格中的主导方面。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他创作出清淡自然的田园诗。本文旨在探讨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田园诗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一生主要接受了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仕”两种思想。儒家的“出仕”思想指导着年轻的陶渊明选择他的人生目标，但这种目标并不固定长久，时断时续的13年官场生活就是最好的明证。当无法融入现实世界时，陶渊明性格中的道家“出仕”精神就逐渐显现，成为他思想性格中的主导方面。越到后来，这种思想特征越突出，他的这种性格也越成熟、越坚定。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陶渊明将这种精神旨趣写入诗歌，创作出了清淡自然的田园诗，开创了诗歌的一片新天地。本文旨在探讨陶渊明对道家思想接受的原因，以及这种思想对他创作田园诗的影响。

一

陶渊明（365—427），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活在东晋末年和刘宋初年。这个时代是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出仕是文人的最好出路。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官僚家庭，他的曾祖陶侃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祖上的殊勋伟业，他是极其看中并深以为荣的。社会传统和家庭背景必然会让他心中的儒家“出仕”思想占据上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青少年时代的陶渊明颇有雄心壮志。从二十九岁开始出仕，但只担任过祭酒、参军之类小官，所以他的壮志无法实现，而且不得不在官场中苟合、周旋。

晋宋之际，“政风腐败、世道昏浊、阀阅专权，骏才者不免沉沦，庸碌者反得显赫”［1］244，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许多名士在异常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卷进政治旋涡，甚至被无辜杀害。像陶渊明这样一个有理想而不愿随世俗浮沉的士人，必定会陷入现实与理想矛盾的痛苦中。在陶渊明之前也有无数的文人有这样的苦恼，如阮籍、嵇康，他们也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但他们无法为现实找到一条出路，所以他们充满了“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的困惑和忧恐，他们企图以超世来求得解脱。陶渊明则不然。“‘得行其道，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这种痛苦的人生经验，自然会使希冀隐逸的风气伴着道家思想的流播而大大发展起来，从而使士大夫在‘仕’之外，还存有一种‘隐’的意念”［2］244。首先将这种“隐”意念完全付诸现实的是陶渊明，在他四十一岁那年，陶渊明坚决辞掉只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从此终生不再出仕，一直隐居耕种在农村，直到六十三岁逝世。陶渊明不是时隐时现、朝隐暮现的“半吊子”隐士，也不是拿归隐当筹码，搞欲进先退把戏的假隐士，他是一个真心归隐的文人。

经过先前几次出仕与退隐生活的体验对比，陶渊明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由仕而隐。改变的原因除了不愿依附门阀权贵苟求禄位，极端厌憎污浊的官场的现实原因外，还有他的崇尚自然的本性。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望云惭归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为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从这些诗中我们可看出年轻的陶渊明并不为儒家思想所拘锁，疾伪贵真，返于自然的思想已经在他的心中滋长，“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更是直接道出了他本性中对自然的渴求。这与“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有共同的基础。

二

晋宋之际，玄风盛行，这种“以老庄思想为主导、同时又综合了儒家思想的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3］136。陶渊明在与现实决裂的失望与痛苦时，道家思想就成为抚慰他心灵的灵丹妙药，到自然中去，“抱朴守静”，寻找自然中的“真”、“淳”。正是道家“复真”、“还淳”的意念引导他走上归隐田园之路。归隐之后，陶渊明并不能忘情于世，“他以老庄达生、外物的思想排解痛苦，更以疾伪贵真、返于自然的意念来追求理想”［4］245。道家思想救济了他那颗孤独而寂寥的心，于是他由衷地仰慕“自然”与“本真”。

“贤人失志，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合理的政治位阶，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得不到施展，于是道家的遁世归隐则在心灵的矛盾中占据了上风。道家哲学思想本源为深陷困境的文士们的精神困苦提供了有效的解脱途径”［5］132。陶渊明选择了归隐，选择了田园生活。读书、采菊、耕田、饮酒，各种生活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有了这样的生活基础，他才能以最真切、最深刻的感受写出耳闻目睹的田园生活。归隐田园后，陶渊明饱尝耕作的劳苦和辛酸，“蔽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其八），“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陶渊明在饥寒交迫中受煎熬。晚年他甚至到了乞食的地步，“饥来驱我去，不知意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但生活中的充实与乐趣，给诗人在精神上很大的寄托：“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饮酒》其九）。他接近农人，参加劳动，与农人在情感上和谐地交流。总之，陶渊明归隐后的种种体味，是从他勤劳的“躬耕”生活中得来的。“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正是这种“不忧贫”的意志让他真心地投入了田园的怀抱。陶渊明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描写的景物之中，真情实感从“胸中自然流出”，用美丽的田园风光和平凡的日常生活说明一些生活的哲理，创造出富有情趣，又富有理趣的诗歌意境。

道家善于隐喻说理，言简意丰，以少总多，其思维具有简约性，如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国维认为：“陶诗不隔。”（《人间词话》）。陶渊明田园诗写情写景皆不隔，正是得力于道家简约的思维。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平淡普通而高度提炼的语言与田园风光情调结合得天衣无缝。

陶渊明的道家思想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而且丰富了他的艺术之路。陶渊明诗歌题材广泛，生活中凡有所感都被写入诗。有遇物即言的杂诗，有以古人古事抒发自我心声的咏史诗，有清新自然的田园诗；在风格上有“金刚怒目”式，也有“悠然见南山”类。其诗歌成就最大的要数其田园诗。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陶渊明沉入“自然”，田园风光，农村生活，农耕劳作，第一次成为诗歌题材被写入诗中，田园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和审美对象。清言玄诗的两晋诗歌，其作者是清一色的都市里的上中层文人，田园是无法进入其创作视野。在两晋以前的诗坛上，田园乡居生活偶尔在诗歌中出现，那也是作为背景和辅描写出现的，并非诗歌题材。所以陶渊明在有意无意中拓宽了诗歌的创作之路，引发后世的田园山水诗领域，他也成为田园诗的开山鼻祖。

陶渊明不仅开辟了田园诗领域，而且其田园诗别具一格且造诣极深。这样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才华之外，还与他的人生取舍与信仰有关。儒道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陶渊明的心态、思维方式和审美倾向；道家崇尚天道自然，显出消极退隐的人生态度，强调个体的自由与逍遥，将陶渊明的田园诗创作引向人自身的生活和人的心灵，归隐后偶尔出现的儒家关心民生国事的心情被淡化和掩盖起来，所以大家看到了陶渊明诗歌中平淡无奇的田园风光，最普通的农人耕作与歇息的日常生活。陶渊明“复真”、“还淳”的意念和恬静平淡的心境与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十分投契。

三

信仰道家思想的诗人做诗，通常会不自觉地用一些词语来传达其信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其一），“采菊”、“东篱”、“悠然”、“南山”、“自然”等词就准确地传达出了陶渊明接受了崇尚自然天籁的道家思想。

除了这些能传达信仰的词语外，意象也是信仰的见证。他诗歌中出现的鸟、酒、菊、松、山、园、柳意象就是最好的明证。“陶渊明对自然的渴求，是对形体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求”［6］288。下面以鸟来做说明：

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五），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七首》其一）

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

《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超然远逝，扶摇万里。鸟展翅能飞，可以轻松地抵达任何向往的地方，陶渊明心中的“鸟”是逍遥与自由的。但这种逍遥与自由的生灵也有被束缚的时候。“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羁鸟受困牢笼，失去了飞翔的快乐，陶渊明的仕宦之路犹如羁鸟的可怜状态，所以陶渊明急切地要解放被束缚的心灵。“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二），南山之下，他与归巢的鸟儿有了神会。“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吾庐”即精神家园。倦鸟知归巢，“吾亦爱吾庐”，表现出陶渊明对“出世”后的田园生活的眷恋和热爱。仕宦生活带来的煎熬也在这种自由逍遥的生活中烟消云散，陶渊明借鸟表明远离世俗，游心于天地自然的心迹。陶渊明就是一只在田园上空自由飞翔的鸟。

陶渊明把正始以来批判现实的精神导向了一种“返于自然”的理想主义，他以归隐来寻求人生自然化的道路，为否定现实后找到一条出路，他把道家的自然主义当作现实和构造理想世界的原则。陶渊明在他的田园诗中成功地渗透了他“自然”、“真淳”的人品，以及任从自然、以得天真的道家美学思想。

参考文献：

［1］［2］［4］赵明.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饮酒陶渊明范文篇2

一生最爱琴，弹的却是无弦琴

早在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已有一种说法，说他的诗“篇篇有酒”。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极言陶渊明人诗如一，人既好酒，诗也多写酒而已。套用这说法，说陶渊明的诗文篇篇有琴，当也不为太过。陶渊明在诗文中自述，他是“少学琴书”，学琴学得很早，学得忘情，“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从此与琴不弃不离，读书、弹琴、饮酒，三位一体，构成陶渊明生命独特的存在方式。为能一心一意“卧起弄琴书”，竟不惜绝交息游，不惜辞官归隐，困穷终生。陋室之中，只要“有琴有书”，有“清琴横床，浊酒半壶”，能够边读边弹边饮，在陶渊明的感觉里，“斯晨斯夕”便是“黄唐莫逮”，这个清晨，这个黄昏，就是生命里最美好的时光，即便世俗无比艳羡的古帝黄帝、唐尧之时，也无法比拟。

这样投入，这样执著，若按常理，陶渊明所用之琴，定然名贵无比了。却又不然。据南朝和唐初几部史书，以及时人有关记述，陶渊明用的只是一架没有任何装饰，很简陋的“素琴”，而且“弦徽不具”，没有弦，没有指示音阶的标识，说白了就是一个略具琴型的木板或木箱。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对这样一个木板木箱，陶渊明却珍爱有加，视为宝琴，琴不离身，身不离琴，凡饮酒，必“抚弄以寄其意”，弹着弹着，就完全沉醉在酒香琴韵中了。

一人在家中如此这般自弹自饮也还罢了，偏偏陶渊明又重友情，己有所好，定要与朋友共享。每当朋友相聚，他就携琴赴会，别人弹琴，他也抚弄着那张怪异的无弦琴相和。问他无弦无声，弹的是啥？他就真诚地回答：“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只要在琴中表达出自己的意趣就行了，一定要弹着弦弄出些响声干什么。

陶渊明饮酒好醉。与友人相酌，如果他先醉了，就直率地告诉友人：我醉了，想睡了，您走罢。话没说完，就抱着他所谓的琴，枕着书，挨着酒杯，呼呼入梦了。真诚率意，潇洒旷达。陶渊明饮酒，弹琴，待友，都展现出极高的境界，令后世叹羡不已。李白写《山中与幽人对酌》，就活用了这个典故，为该诗增色多多。“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人称诗仙，诗中颇多“仙意”。这首诗里的“仙意”全在后两句，特别是最后一句。陶渊明醉眼朦胧又无比留恋地叮嘱友人，如果您觉得今天这酒喝得还算尽兴，我这琴弹得也还有点意思，那么明天就请您也把琴带上，咱俩一起边弹边饮吧。真个是率意自得，风流倜傥，意蕴无尽啊。此情此景，怕是仙人也难模拟。

陶渊明好以琴寄意，友人们理解他，欣赏他，也常常用琴曲与他交流对理想和操守的感悟。听说东方有一位高士，爱好、追求各方面都和自己相似，是否可以引为知音呢？陶渊明一天起个大早，渡河过关，赶到山中去拜见这位同道。高士一见陶渊明，就知道了他的来意，话没顾得说，就取琴为他演奏，先弹一曲《别鹤操》，再弹一曲《孤鸾操》。还需要说什么呢？琴声已传达了一切：久别的鹤期盼再聚首和鸣九皋，离散的鸾渴望重相逢共栖仙山。我们是知音，对您仰慕久。陶渊明感动不已，当即直吐心曲：“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诚愿和您并肩携手，相勉以道，孤高芳洁，共历岁寒而不凋。琴声，让两位初次谋面的志士，一下子就结为知音。

非是不解音，真音常在无音中

不过，不管怎么说，在常人看来，琴终归是琴，无论怎样的“宝琴”，一般琴该有的也得有，和琴体一样，弦是琴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缺之不可。陶渊明整天抱着一个无弦无徽的木板木箱，抚弄来抚弄去，开始人们只是觉得新鲜怪异好玩儿，久而久之就难免形成一种近乎共识的猜疑：这老先生怕是压根儿不懂音乐，不过拿块木头扎扎架子过把弹琴之瘾而已。众口相传成信史。到后来史家著史，居然就采纳了这种看法，说陶渊明之所以专弹无弦琴，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性不解音”。《晋书》《宋书》《南史》和萧统《陶渊明传》都这样说，遂成定论。

本来对琴艺一窍不通，偏偏又要扎出一副古琴高手的架式，这陶渊明岂非故作高雅，刻意搞笑吗？

当然不是。陶渊明自幼至老，所好在琴书，对琴理琴艺感悟独到，对儒、道、释的审美标准和体验途径钻研尤深。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真义无言。陶渊明所向往的，在他的诗文创作和音乐表现中，乃至为人处世中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无形之大象，无声之大音，无言之真义。明乎此，当他在书卷简册和菊芳酒香之中，那样忘情地抚弄着他那架无弦宝琴，你就会在不知不觉间，感到有一种雅洁的意味和意境，向你弥漫过来，将你淹没，将你浸润，将你融化，让你通体空明莹澈，只觉得美妙无比，舒泰无比，却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不想言传。

待他一曲弹罢，你才猛然回过味来：这就是东方美学的最高境界啊！

就是孔子感慨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就是庄子赞叹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成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就是灵山会上，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三昧真传。

就是采菊东篱，悠然南山，此中真意，欲辩忘言……

饮酒陶渊明范文

关键词：陶渊明服食隐逸

“自有渊明始有菊”、“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一直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与陶渊明就是密不可分的。其实，陶渊明对的偏好很可能与的可食性有关。在他五篇提及的作品中，有两篇是直接提到了食用。另外作者还有“采菊东篱下”的行为。试想如果仅仅是为了欣赏的佳色美姿，如陶公这般深得自然之趣的人定不会非要攀折花枝，破坏花朵的自然状态。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作者的目的是食用，所以才一定要采摘花朵。

一、陶渊明的餐菊与服食

陶渊明爱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吃，更因为有能够使食用者长生久视的功用。尽管我们不愿意将旷达超远的陶渊明与“汲汲于生死”的服食之人联系起来，但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服食与长生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首先来看作者在《九日闲居》中对于餐菊的书写：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馀声。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尘爵耻虚垒，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诗歌写陶渊明在重阳节有菊无酒，空服的一段经历。序中“重九之名”即指九月九日重阳节。曹丕说：“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人自称“爱重九之名”，理由应该也和重九“宜于长久”有关。开篇，陶渊明就有感慨“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样的烦恼人人都有，诗人也不例外。因此诗人也未能免俗，想要同世人一起在重阳饮菊酒，希望以此来忘却忧愁、延年益寿。在他心中“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然而诗人身居蓬庐，生活穷困，虽然院中开的正盛，乘酒的爵却布满了灰尘。无酒可饮，空服，重阳佳节就这样白白过去，诗人的心情颇不平静，生出了“何如蓬庐士，空视时运倾”的慨叹。诗人喜爱重阳之名、想要在节日饮菊酒，认定酒能忘忧、延年，因无法在重阳饮菊酒而不平，诗歌中这些内容无不显示出陶渊明的餐菊行为是一种以食花求寿考长年的服食行为。

另一首餐菊诗歌《饮酒・其七》对服食表述的则更为含蓄：

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诗歌未明确交代饮酒时间，结合诗序中“闲居寡欢……偶有名酒，无夕不饮”的描述，可以发现诗人饮用菊酒并不限于重阳一天，平常他也有以菊泛酒的行为。也就是说饮菊酒对于陶渊明来说不仅仅是节日习俗，更有可能是一种日常习惯。另外，诗人特意表明他采摘的是带着露水的，采菊的时间是清晨，而饮酒时诗人所见的日入鸟归显然又是傍晚的景象。虽然不能排除陶公酒量好，能从清晨喝到傍晚的情况。但更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诗人特意早起收集带着露水的菊英，以供泡酒。这样来看，诗人拾掇菊瓣泛酒就不是简单的兴之所至，而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山海经》载“甘露是饮，不寿者八百岁。”《本草纲目》也将甘露称为“神灵之精，仁瑞之泽。”甘露有助养生，又有延寿之功，带着露水的养生延年的效果应当是加倍的，难怪诗人要特意早起“`露掇其英”了。上述分析是从诗文中推断出来的，而陶渊明对饮用菊酒的直接表述是“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酒能忘忧已有公论，曹操就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句，陶渊明又是如何将菊酒与遗世之情联系起来呢？事实上，在魏晋人心中服食除了能够延缓衰老、延长寿命，还有通神致仙之用。《尔雅图赞・释草・菊》中就写“菊名日精，布华玄月。仙客薄采，何忧华发。”傅玄、钟会等人在赋菊时也强调了“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的作用。黄文焕在《陶诗析义》中说：“遗世之情，我原自远，对酒对菊，又加远一倍矣。”陶渊明本就有避世隐逸的倾向，饮用能够通神的菊酒与仙人遗情远世的境界更近了一步。在菊酒中，诗人如同神仙中人一般摆脱了世俗的烦扰，忘却了尘嚣的杂念。

其实除了这两处明写餐菊，陶作中的菊意象都与服食、寿考有所关联。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贯被看做是和平静穆的典范。王瑶就说这句诗“本来不过是说采菊服食、希求长寿的意思，并没有甚么超然静穆的境界。”[1]他将陶渊明所见的南山与诗经中“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联系起来，认为南山是寿考的象征。顺着王先生的思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两处写都提及松树，又让人接着“如南山之寿”想到“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松树常青，也有象征不老、永年的内涵，直到现在祝寿时还有“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吉祥话。轻身延年，与一同出现的南山意象与松树意象又都是长寿的象征，诗人写菊时出现这样的意象组合应该并非巧合。可以理解为陶渊明本就有食求长生的内在愿望和实际行为，故而写作时自然而然的在笔端泄露了天机。

二、陶渊明餐菊书写的艺术成就

尽管陶渊明的餐菊行为仍是因循服食的老路子，但从艺术性来看，他的餐菊书写却超越了前人。

首先，在陶渊明笔下，所餐之菊具体而实在的，餐菊行为也真实可感。作为餐花第一人，屈原作品中首次出现，诗人借餐菊来隐喻自己对德行的修养、对自我的完善。但屈作中的只是香花香草的代表，即作者观念上高洁完美的人格象征，换做其它芳香花朵都不影响其意义表达。屈作中餐菊行为象征、隐喻的意义也大于其现实性的。换而言之，屈原所写的是“意中之景”、他的餐菊也是“观念上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表明诗人品性高洁。与陶渊明同时代的人写餐菊时则多将视作养生延年的灵丹妙药，将餐菊视为一种修炼的手段。的现实意义被消解，餐菊也变成修炼的符号。而在陶作中出现的则是现实的存在的。它们生长于作者家园的篱落边、庭院中，不仅是诗人举目即见、抬手可采的，更是为作者所喜爱偏好的。陶渊明的餐菊书写也相对真实。尤其是《九日闲居》一首，重阳佳节该饮用酒，诗人却因家贫无酒，只能干嚼花瓣来解馋。在这段独特的食花经历中，作者的心情一波三折，由最初的“喜重九”到“空视时运倾”，于“‘栖迟’句，深情增感于运倾，不堪娱矣，无可成矣！忽而转结曰‘固多娱’、‘岂无成’强自解免。”[2]若非有所经历，不能将此心境转变的过程写得如此自然、真切、可感。

其次，陶渊明在餐菊书写中发现并表现了菊之美。屈作中出现和餐菊行为与其说带有作者情感上的好恶，不如说是作者站在道德立场上理性评判，将菊归入了香草一类的结果。受到这套草木比德系统的影响，汉魏文人在餐菊书写中写往往也偏重于理性的道德比附。曹植以“辅体延年”时称赞“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钟会将视为“神仙食也”，他归纳出菊有五美也是将的自然特性与“君子之德”、“劲直之象”相比附。与的“德行”受到关注相对的是的美被忽视。这一时期文人对的描写清一色都是“绿叶黄花”。左九嫔“春茂翠叶，秋耀金华”、卢湛“翠叶云布，黄蕊星罗”、成公绥“绿叶黄花，菲菲”……仿佛除了花叶颜色之外，的外在形态再无值得书写的地方。陶渊明餐菊、写菊虽然也称赞的贞秀姿，将其视为“霜下杰”，但同时他发现了独特的美。一句“秋菊有佳色”就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洗尽古今尘俗气”的将“他花不足当一佳字”的独特魅力展现出来。“自南北朝以来，菊诗多矣，未有能及渊明之妙”[3]。直到与陶渊明遇合，的妙处才被点出，难怪杨万里将陶渊明说成“精”，张潮称“菊以渊明为知己。”

陶渊明餐花书写的真与对美的发现很大程度上洗刷了其餐菊原有的目的性，他的餐菊书写显得毫无功利之心、一片天机自然，从中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种超然的、荡涤利害得失之污浊的况怡心灵。”[4]“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平直而真实的交代了想要饮用菊酒的目的，“祛虑制龄”的总结既未夸张、也不附会，语言浅近自然，平白如话。“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则显得含蓄深远，并将餐菊的意义从成仙引向了避世脱俗，使得也带上了隐逸悠远的色彩。至于最为著名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如同苏轼解说的那样“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此其闲远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陶渊明在诗中流露出物我两忘的天真意趣，使王国维将诗句的意境归入“无我之境”。说了这等的“忘世语”，连“我”都不复存在了，诗人哪里还会为了延长生命、永葆青春而服食修炼呢？故而在阅读和接受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忘掉延年、寿考之类陶渊明写的最初动机，只沉浸入作者笔下超然闲适、悠远忘机的隐逸境界中。因此，陶渊明的餐花书写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混合。从目的意义角度来看，他的餐花行为带有功利性质，但从文学表达和审美角度考察，他的餐花书写却以无所求的姿态反映出诗人清远高雅、萧散旷达的情趣。

三、陶渊明餐菊书写的影响

屈原以餐菊明其品性高洁，陶潜则借餐菊写其精神之超况。后世写餐菊的作品很多都模拟陶作。陶渊明将食用的功用概括椤爸仆橇洹保这三个字就成了后人的餐菊书写的常用词汇。徐铉《北苑侍宴杂咏诗・菊》“泛杯频奉赐，缘解制颓龄”；梅尧臣《和石昌言学士官舍十题・甘菊》“世言此解制颓龄，便当园蔬春竞种”；王柏《叶西庐惠冬菊三绝・其二》“欲制颓龄须耐冷，一阳定有落英餐”；谢P《植菊》“鄙夫今白发，赖汝制颓龄”等等。据统计《全宋诗》中“制颓龄”共出现27次，其中20次都是用来写餐菊之功的，足见陶渊明餐菊书写的影响之大。餐菊与南山的意象组合也常见于诗歌作品中。韦应物《答长安丞裴说》“采菊露未，举头见秋山”被称为真得渊明诗意的“绝和”，另外还有洪刍《悠然斋》“初无盈把菊，尽日对南山”；黄庭坚《采菊・其一》“南山有菊，于采其英”；张埴《盛开》“餐英端可拔浊俗，南山在眼令人喟”。还有诗人模仿陶渊明“有菊无酒，空服其华”，写自己“有酒泛菊酹美酒，无酒嗅菊倚栏杆”的经历，更有甚者将此种经历挪用到食用其它花朵的过程中，周端臣写《真州梅》时便有“乱离无酒卖，嚼蕊当衔杯”之语。

相比陶渊明的餐菊书写，陶渊明的餐菊行为影响更大。采菊东篱、白衣送酒、`露掇英都成为典故出现在后人餐菊书写中。李白“因招白衣人，笑酌醉黄花”；杜甫“且酌东篱菊，聊祛南国愁”；司空图“清香`露对高斋，泛酒偏能浣旅怀”；蒲寿k“敢忘白衣来送酒，拟将黄菊去为粮”“黄花`露掇，薄酒如饴甘”。后人在作品中塑造陶渊明形象也离不开“采菊”“餐菊”这些典型动作。元代盍志学【双调】《蟾宫曲》写陶渊明就抓住了“采菊东篱，为赋新诗。独对南山，泛秋香有酒盈卮”的典型行为；张就可【仙吕】《点绛唇・翻〈归去来辞〉》也将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写作“喜携仗自耕耘，欢自己忘忧会，玩赏东篱足矣。采菊浮杯稳坐榻，对南山山色稀奇。”

更为重要的是“自陶渊明开始，菊被赋予一种新的审美文化意蕴――隐士标格。”餐菊书写也因此与诗人的隐逸情志相关联。隐居幽人的饮食生活往往被表述为“杞菊为糇粮，云山作宾友”“白石真可煮，黄菊亦可餐”。萧颖士察觉了朋友元秀德的挂冠之心，就以“彭泽兴不浅，临风动归心。赖兹琴堂暇，傲睨倾菊酒”劝说友人顺从本心。皮日休以“黄菊陶潜酒，青山谢公妓”来形容自请致仕后裴谟的生活，称赞其为“贤哉此丈夫，百世一人矣”。刘商则反用陶渊明餐菊意，以“槿花亦可浮杯上，莫待东篱黄菊开”来表明归隐当趁早。再到后来，文人们以效法陶渊明餐菊来表明自己的不慕名利，心系田园的隐逸情志。“种菊东篱下，悠然寄隐情。不辞频抱瓮，他日要餐英”“一园黄菊有馀食，两顷白云无限衣”“孤松可抚菊可餐，富贵浮云过眼矣”，无不反映出诗人们对陶渊明安贫乐道、疏野淡泊，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格的追慕之心和效仿之志。戴m的《甘穷》诗为后世的餐菊书写做了最好的总结――“细嚼黄花香满齿，清风千古一东篱。”

参考文献：

[1]钟书林，主编.陶渊明研究学术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206.

[2]柯成宝，编著.陶渊明全集[M].武汉：崇文书局，20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