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的意义(收集5篇)

新技术的意义篇1

深圳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经济特区，大胆开拓，勇子创新，创造了无数的经济建设奇迹。深圳市的城市燃气行业、从无到有、经历了从小规模到覆盖全市范围的巨大变化，由深圳市在国内首创的“小区气化”供气模式已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遍地升花”，并且为全国许多城市所采用。

今天、开始了深圳燃气行业的二次创业一一实现大然气转换工程。深圳燃气行业从此将边入一个更南层次和更快发展的黄金时代。

回顾深圳燃气行业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深深感到：深圳燃气行业的成功来源于技术创新。

1深圳燃气行业发展过程及经验

1．1深圳燃气发展的历程

深圳燃气行业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液化气小区气化站分区建设阶段、液化气小区气化站联网阶段、天然气转换阶段。在建设过程中，按照“全面规划，分区建设，逐步联网，逐步实现石油气供应管道化”的发展战略、具体分三阶段实现。

第一阶段，实现生活小区管道化。

第二阶段，使小区与小区之间逐步联成网络，小区之间能互相配气、供气，并实现环状供气。

第三阶段，把所有小区实行并网，将全市燃气管网系统逐步建设起来。

1．2小区气化供气模式的特点

小区气化供气模式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新兴城市的城市燃气供应问题、而且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部分沿海大、中城市中推广使用。这种模式特别适合对技术、资金要求较高的城市或城市新区的城市管道燃气建设的需求，它具有以下特点：

(1)技术领先、符合城市燃气供气和安全的要求。液化石油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城市燃气气源，以前都是只用于瓶装或瓶组形式供应。但将液化石油气进行管道供气并作为一个城市的系统来考虑，则是一种新思维、“一种创新，国内外以前都没有先例。

(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

(3)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4)气源稳定、符合环保要求。

2深圳燃气行业发展经验的剖析

2．1技术创新使深圳燃气行业发展步入广阔天地。

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试验田”。深圳燃气行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比内地同行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压力。按照深圳市政府的规定：燃气企业经营不给予补贴。逼得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九从建设第一个罗湖气化站开始，深圳燃气企业逐步建设起整个深圳市的燃气供应系统，为广大居民和工业企业提供稳定、安全的热源供应，深圳市燃气企业也在城市燃气系统的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壮大。探索深圳市燃气行业的发展经验，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技术创新。

2．2小区气化模式是技术创新的成果

技术创新理论中有一项分支是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其中有一种做法是技术引进和二次创新。即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在其经济或事业发展的初期，以技术引进作为主要的创新手段，然后通过不断的学习积累和提高，依照本国或本企业的特点，大胆进行二次创新，从而不断缩小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和竞争对手的差距。

深圳燃气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燃气行业二次创新的成功案例。

深圳燃气技术人员最初从香港地区考察学习回来、模仿香港做法建设了第一个供气站、随着项目的不断进展、问题出来了。按照香港的有关条例和做法、液化气管道不得穿越道路，经过深圳决策者和技术人员仔细分析和计算、认为香港做法过于保守。液化气管道过路没有任何技术障碍和危险。由于突破了这一限制、深圳燃气的发展进入了’个更广阔的大地、二次创新的成果不断涌现，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突破供气半径的技术限制，实现小区气化站联网

小区气化站联网后。产生了许多技术优势：燃气管网能合理调配气量．提高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有利于管网采用全面电脑化管理；选择最佳操作条件，降低运行费用以及供气站逐渐集中在城市边沿地带等等。

(2)为天然气发展预留空间

当深圳市确定远期采用管道天然气的发展战略后．深圳市液化气管理公司将新建管道开始改为按天然气技术参数而定、并且供气站的设点也考虑将来天然气的技术要求、做好技术准备。这一按照深圳实践情况而进行的技术变革为深圳市现在的大然气转换带来厂巨大的技术和经济优势。

(3)提供新型的供气服务

根据液化石油气的特点、开展了液化气集中制冷供应冷气的服务。同时、建设了液化气汽车加气站、将燃油车改装成汽油、液化气两用车。

从以上的二次创新成果分析可以看出，深圳燃气行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具有一定的特点：首先是针对性，所有的设备选择、工艺改造都是针对深圳地区的建设规律及特点，同时兼顾本企业的发展战略，而不盲从于国外的成熟经验；其次是突破性，工艺流程改造不仅仅停留在小修小补的层次上、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突破性的成果、构筑了一个崭新的城市供气模式；第三是超前性，不论是小区联网，还是天然气转换工程的难备，都在实际操作前进行了前瞻性的技术储备，并且决策正确；第四是经济性，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针对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来展开的。一方面不断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快速回收投资，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将在市场中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竞争和考验、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足企业在日益复杂环境中的必然选择。

2．3天然气转换呼唤新一轮的技术创新

由于液化天然气项目中的部分技术对我国技术人员来i兑足第一次面对、国内没有先例可以照搬。因此深圳燃气建设者们应该总结过去的经验，继续发扬技术创新精神、依靠引进和二次创新的创新模式、实现深圳燃气行业的“第二次飞跃”。一方面要按照整个项目的计划、充分利用国外技术和资金优势、加快项目的建设速度。另一方面还要针对深圳地区的特殊情况，积极开展自我创新工作。比如将管道内液化气整体置换成天然气足一个新课题、如何实现天然气在汽车、空调、制冷等领域的应用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技术创新，不断积累技术的优势。可以预见、天然气转换工程的成功实现将提高深圳燃气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

2．4技术创新扩散

技术创新扩散内容可以包括创新观点的扩散，研究与开发扩散以及创新实施技术扩散三个方面，对象可以足本国不同地区的企业以及国外的企业等。企业可以通过扩散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扩大创新技术应用范围，赢得技术垄断优势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另外，企业家在技术创新扩散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的技术观念的实际推广将会在市场上产生多少市场机会，以及是否能抓住这些机会、都离不开企业家的勇气、自信心、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小区气化模式的创始人——赖元楷先生在深圳的建设实践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模式对于城市新建燃气系统的技术领先性，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扩散行动。

1992年9月在广东省石油学会技术年会上，他宣读了《全面规划、分区建设、逐步联网、逐步实现石油气供应管道化》的论文，受到与会者的好评。之后广东省石油学会专文向全省推荐此模式。

通过有效的技术创新扩散策略。一方面带动了国内同行的技术进步、减少了他们的开发时间和费用。避免了国家在落后制气技术上的重复投资、并且随着闰内采用该技术的城市数目的增加、小区气化模式逐渐成为国家规范和标准、深圳燃气集团从而确立了在此项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提供设计、施工、设备供应及操作管理培训等有偿技术服务、深圳燃气集团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

3深圳燃气行业发展经验的意义

深圳燃气行业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和成果足以证明。走技术创新的道路是明智的选择。面对二十—世纪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技术发展一千里日的形势、深圳燃气行业应该总结自身技术创新的经验、继续发扬技术创新的优势、争取获得更快、更大的发展。必须牢固树立“以市场为根本、以科技为依托”的技术创新观念建立“国际化、超前性、整体性”的技术创新战略、具备有效运用全球优势资源的技术创新策略；加强企业白主创新能力，建立企业技术中心拥有一个充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站站稳脚根、树立优势。不断发展。

3．1树立“以市场为根本，以科技为依托”的技术创新观念，努力开拓市场，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目

中国进入WTO后、将开放—部分过去国家垄断的行业、比如金融、电讯、公用事业等。这些行业随之将面临和国际大企业公升、公平竞争的新形势，优制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的生命线，因此、深圳燃气企业在目前日益激烈的国内巾场环境小，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加快新产品的更新速度、拓展产品组合的广度、延长产品线、提高产品组合的关联度．方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2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企业技术中心

企业足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的新思维。通过不断的机制创新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竞争、开放的系统、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企业中去、成为技术创新的骨干力量；同时构建企业家队伍与企业、市场良性互动的格局。另外、要尽快建立企业技术中心，从根本上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形成具有超前开发研究、工艺改进等多层次企业技术开发体系。带动行业技术发展。

新技术的意义篇2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1][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and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J·Habermas，TowardaRational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新技术的意义篇3

深圳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经济特区，大胆开拓，勇子创新，创造了无数的经济建设奇迹。深圳市的城市燃气行业、从无到有、经历了从小规模到覆盖全市范围的巨大变化，由深圳市在国内首创的“小区气化”供气模式已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遍地升花”，并且为全国许多城市所采用。

今天、开始了深圳燃气行业的二次创业一一实现大然气转换工程。深圳燃气行业从此将边入一个更南层次和更快发展的黄金时代。

回顾深圳燃气行业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深深感到：深圳燃气行业的成功来源于技术创新。

1深圳燃气行业发展过程及经验

1．1深圳燃气发展的历程

深圳燃气行业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液化气小区气化站分区建设阶段、液化气小区气化站联网阶段、天然气转换阶段。在建设过程中，按照“全面规划，分区建设，逐步联网，逐步实现石油气供应管道化”的发展战略、具体分三阶段实现。

第一阶段，实现生活小区管道化。

第二阶段，使小区与小区之间逐步联成网络，小区之间能互相配气、供气，并实现环状供气。

第三阶段，把所有小区实行并网，将全市燃气管网系统逐步建设起来。

1．2小区气化供气模式的特点

小区气化供气模式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新兴城市的城市燃气供应问题、而且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部分沿海大、中城市中推广使用。这种模式特别适合对技术、资金要求较高的城市或城市新区的城市管道燃气建设的需求，它具有以下特点：

(1)技术领先、符合城市燃气供气和安全的要求。液化石油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城市燃气气源，以前都是只用于瓶装或瓶组形式供应。但将液化石油气进行管道供气并作为一个城市的系统来考虑，则是一种新思维、“一种创新，国内外以前都没有先例。

(2)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

(3)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4)气源稳定、符合环保要求。

2深圳燃气行业发展经验的剖析

2．1技术创新使深圳燃气行业发展步入广阔天地。

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试验田”。深圳燃气行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比内地同行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压力。按照深圳市政府的规定：燃气企业经营不给予补贴。逼得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九从建设第一个罗湖气化站开始，深圳燃气企业逐步建设起整个深圳市的燃气供应系统，为广大居民和工业企业提供稳定、安全的热源供应，深圳市燃气企业也在城市燃气系统的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壮大。探索深圳市燃气行业的发展经验，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技术创新。

2．2小区气化模式是技术创新的成果

技术创新理论中有一项分支是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其中有一种做法是技术引进和二次创新。即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在其经济或事业发展的初期，以技术引进作为主要的创新手段，然后通过不断的学习积累和提高，依照本国或本企业的特点，大胆进行二次创新，从而不断缩小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和竞争对手的差距。

深圳燃气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燃气行业二次创新的成功案例。

深圳燃气技术人员最初从香港地区考察学习回来、模仿香港做法建设了第一个供气站、随着项目的不断进展、问题出来了。按照香港的有关条例和做法、液化气管道不得穿越道路，经过深圳决策者和技术人员仔细分析和计算、认为香港做法过于保守。液化气管道过路没有任何技术障碍和危险。由于突破了这一限制、深圳燃气的发展进入了’个更广阔的大地、二次创新的成果不断涌现，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突破供气半径的技术限制，实现小区气化站联网

小区气化站联网后。产生了许多技术优势：燃气管网能合理调配气量．提高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有利于管网采用全面电脑化管理；选择最佳操作条件，降低运行费用以及供气站逐渐集中在城市边沿地带等等。

(2)为天然气发展预留空间

当深圳市确定远期采用管道天然气的发展战略后．深圳市液化气管理公司将新建管道开始改为按天然气技术参数而定、并且供气站的设点也考虑将来天然气的技术要求、做好技术准备。这一按照深圳实践情况而进行的技术变革为深圳市现在的大然气转换带来厂巨大的技术和经济优势。

(3)提供新型的供气服务

根据液化石油气的特点、开展了液化气集中制冷供应冷气的服务。同时、建设了液化气汽车加气站、将燃油车改装成汽油、液化气两用车。

从以上的二次创新成果分析可以看出，深圳燃气行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具有一定的特点：首先是针对性，所有的设备选择、工艺改造都是针对深圳地区的建设规律及特点，同时兼顾本企业的发展战略，而不盲从于国外的成熟经验；其次是突破性，工艺流程改造不仅仅停留在小修小补的层次上、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突破性的成果、构筑了一个崭新的城市供气模式；第三是超前性，不论是小区联网，还是天然气转换工程的难备，都在实际操作前进行了前瞻性的技术储备，并且决策正确；第四是经济性，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针对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来展开的。一方面不断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快速回收投资，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新产品和服务，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将在市场中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竞争和考验、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足企业在日益复杂环境中的必然选择。

2．3天然气转换呼唤新一轮的技术创新

2000年1月1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液化天然气工程立项进行试点、该工程总投资308亿元、分两期建设、其中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及输送干线建在深圳、深圳可望于2005年成为广东和全国第一批使用液化天然气的城市。天然气是一种清洁、价廉和储量丰富的理想城市能源。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分别利用10—20年的时间实现了本国的天然气转换计划。随着广东省液化天然气工程的正式建设、深圳市燃气行业自此进入大然气转换阶段，开始了深圳燃气的“第二次腾飞”。

由于液化天然气项目中的部分技术对我国技术人员来i兑足第一次面对、国内没有先例可以照搬。因此深圳燃气建设者们应该

总结过去的经验，继续发扬技术创新精神、依靠引进和二次创新的创新模式、实现深圳燃气行业的“第二次飞跃”。一方面要按照整个项目的计划、充分利用国外技术和资金优势、加快项目的建设速度。另一方面还要针对深圳地区的特殊情况，积极开展自我创新工作。比如将管道内液化气整体置换成天然气足一个新课题、如何实现天然气在汽车、空调、制冷等领域的应用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技术创新，不断积累技术的优势。可以预见、天然气转换工程的成功实现将提高深圳燃气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2．4技术创新扩散

技术创新扩散内容可以包括创新观点的扩散，研究与开发扩散以及创新实施技术扩散三个方面，对象可以足本国不同地区的企业以及国外的企业等。企业可以通过扩散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扩大创新技术应用范围，赢得技术垄断优势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另外，企业家在技术创新扩散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的技术观念的实际推广将会在市场上产生多少市场机会，以及是否能抓住这些机会、都离不开企业家的勇气、自信心、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小区气化模式的创始人——赖元楷先生在深圳的建设实践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模式对于城市新建燃气系统的技术领先性，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扩散行动。

1992年9月在广东省石油学会技术年会上，他宣读了《全面规划、分区建设、逐步联网、逐步实现石油气供应管道化》的论文，受到与会者的好评。之后广东省石油学会专文向全省推荐此模式。

1993年3月、深圳液化气管理公司与广东省煤气协会在深圳联合举办“城市小区石油气管道供气学习班”．受到各地煤气公司人员欢迎。之后，公司成立了技术服务部的机构。专门负责技术推广和设计、设备供应等服务。小区气化建设经验和操作管理办法很快传播到各地市，使广东各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小区气化供气建设迅速发展起来。1992一1994年深圳液化气管理公司受佛山市建委的委托。负责承建了佛山市区的城市燃气系统建设工程。之后又为国内其他的—些城市、如宁波、温州、沈阳等提供设计和技术服务、给自身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赖元楷先生在十九、二十届和二十一届国际煤气联合大会上宣读有关技术论文。获得国际间向行的认可。与会者认为小区气化模式值得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和借鉴。由此在国际燃气技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通过有效的技术创新扩散策略。一方面带动了国内同行的技术进步、减少了他们的开发时间和费用。避免了国家在落后制气技术上的重复投资、并且随着闰内采用该技术的城市数目的增加、小区气化模式逐渐成为国家规范和标准、深圳燃气集团从而确立了在此项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提供设计、施工、设备供应及操作管理培训等有偿技术服务、深圳燃气集团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

3深圳燃气行业发展经验的意义

深圳燃气行业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和成果足以证明。走技术创新的道路是明智的选择。面对二十—世纪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技术发展一千里日的形势、深圳燃气行业应该总结自身技术创新的经验、继续发扬技术创新的优势、争取获得更快、更大的发展。必须牢固树立“以市场为根本、以科技为依托”的技术创新观念建立“国际化、超前性、整体性”的技术创新战略、具备有效运用全球优势资源的技术创新策略；加强企业白主创新能力，建立企业技术中心拥有一个充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站站稳脚根、树立优势。不断发展。

3．1树立“以市场为根本，以科技为依托”的技术创新观念，努力开拓市场，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目

中国进入WTO后、将开放—部分过去国家垄断的行业、比如金融、电讯、公用事业等。这些行业随之将面临和国际大企业公升、公平竞争的新形势，优制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的生命线，因此、深圳燃气企业在目前日益激烈的国内巾场环境小，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加快新产品的更新速度、拓展产品组合的广度、延长产品线、提高产品组合的关联度．方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2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企业技术中心

企业足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的新思维。通过不断的机制创新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竞争、开放的系统、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企业中去、成为技术创新的骨干力量；同时构建企业家队伍与企业、市场良性互动的格局。另外、要尽快建立企业技术中心，从根本上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形成具有超前开发研究、工艺改进等多层次企业技术开发体系。带动行业技术发展。

新技术的意义篇4

一、消费社会兴起的技术变迁过程

在英语世界，“消费”(consumption)一词从14世纪开始一直包含有某种贬义，指“毁坏”、“用完”、“耗尽”和“浪费”等。直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家才把它看作是一个与“生产”相对的概念，并在商品供给和需求意义上对消费给予了精确描述。马克思曾经以商品生产为基准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前商品化阶段、商品阶段和商品化阶段，并用“商品拜物教”这一术语来描述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一消费情形。在20世纪，鲍德利亚德则使用“消费社会”(consumersociety)这一概念来叙述当代社会的普遍消费情况。这一概念虽然揭示了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产品消费文化现象，但却掩盖了技术与消费的关系。当代消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资本推动下技术发展的产物而已，也就是说技术文明建构了消费社会。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直接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技术变革就够了。

毫无疑问，当技术进步还不足以推动人类生产出超过其基本需求范围的大量产品时，即使存在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也不能形成所谓消费社会。从18世纪开始，社会消费形态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不仅社会上层拥有消费能力，而且社会中层和社会下层也都参与到了消费大军之中。这一消费浪潮从英国开端，然后席卷到整个欧洲，形成了全新的消费市场，曾经引发了从小规模生产向大规模生产的经济转变，进而导致了大机器、大工业的新式工厂和新的资产阶级的兴起，有人将此称为与工业革命相对应的第一次消费革命，但这仍然不足以导致今天所称的消费社会。在整个19世纪。尽管大工厂如同交响乐团一样奏着响亮的工业生产旋律，但寻常人仍旧使用流水和冰块来保鲜食品。并盼望着乘坐气球来环游世界。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末期才得以改变.伴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发明时代催生的电灯、电话和运动图像对生活世界的改变.才逐步迎来了鲍德利亚德式的消费社会。

190。年，在蒸汽动力、电力和马拉等一片交通传输声中，汽车这一注定要改变人们消费结构的技术产品终于诞生了。亨利?福特1913年设计出了一种流水线作业方式。快捷而便宜地大量生产汽车，这种流水线作业生产方式的大量推广意味资本主义可以大量地生产出大众化的标准产品，使社会商品种类和数量成倍增长.从而表明技术性消费社会步人了一个新阶段。技术变革对社会消费的引导还不仅仅如此，此后的大量技术创新更是大大加速了消费社会的兴起。赖特兄弟1903年乘坐装有动力机的飞机首次成功地离开地面，后来洛克海德DC3客机研制成功。实现了环球旅游的消费梦想。自马柯尼1901年通过无线电波接受到了来自大不列颠的电报信号以来，无线电通讯(KDKA电台广播取得成功)、电视图像无线传送和彩色电视广播(1953年:VBC和CBS推人商用)等众多技术的进展，把人类带人一个媒体消费时代。20年代以后。随着电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医药技术的不断发展，掀起了一场扩及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的新型消费革命。诸如电剃须刀、彩色胶卷摄影术、器皿搅拌机、荧光灯、固体电子吉他、长时录放唱片、磁带录音机、录像机、冰冻TV餐饮、微波炉、袖珍电子打字机、铝质易拉罐、苏打水瓶等日常消费品都在短时间内进人了家庭消费，磺胺(百浪多息，专治链状球菌疾病)、抗生性链霉素、骨髓疫苗、口服避孕药等药品芳名则推动了卫生医疗消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新型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其中半导体和计算机是标志着20世纪的重大技术进步，特别是1971年随着第一个硅微型处理器的商业引人之后，计算机微型化开始进人消费规模，出现了以消费价格为特征的个人计算机。90年代中期，软件和网络协议技术发展把网络化多媒体计算机带进了数百万人的家庭和办公地点，互联网直接为全球性消费奠定了技术基础。正是在这种技术不断变革之中，今天的人们与其说是生活在一个产品消费世界，毋宁说是生活在一个技术世界。世界变成了消费产品的平面，消费产品因为技术不断创新日益变得微小、有效和精致。

一般来说，并不是所有技术创新都属于消费性技术，但它们却全部同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发展相关。上世纪50年代，在技术的急剧发展背景下，美国把追求消费作为一种“梦想”，人们不仅想购买郊区住宅。而且也想把最新的家电和设备带回家中。1945年美国电视刚刚流行起来，汽车销售也仅在/万辆左右，但到1950年电视就售出750万台，汽车售出“7万辆。技术创新速度如此之快，以致消费也不断处于快速更迭之中。为了保持与技术发展同步而不落后，人们必须要经常地淘汰尚未用坏或没有破旧的设备或产品。计算机可以说是更新最快的消费产品。往往几年就要更新一次，电视机、DUD机和其他技术同样也不能幸免.甚至超越了技术的家庭使用，商业世界的技术进展也同样快速如飞。正是借助技术这一杠杆.商业交易变得日益高效。商业资本支配的广告一直在鼓噪着自身促销的消费产品者利于加强家庭联系.电视和互联网络作为技术的产物更是成为广泛促销产品的最重要媒体。但就在技术消费大量流行时.科学家们却向人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过度的消费会带来资源的滥用或生态的破坏。1962年拉切尔?卜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注意到技术发展及其产品消费(如农用DDT)产生了某些难以预料的有害影响，美国就此于1971年禁止使用DDT.1978年出于保护大气臭氧层而禁止使用氟利昂.1979年摧毁三英里岛核电站中心.这些事件大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技术文明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基本态度。

二、消费主义观念的技术文化批判

尽管科学家不会精确地预言未来的消费社会前景，但却实用地向人们表明目前技术文明及其消费带来的可能后果。现实问题也许不在于消费本身，而在于其不平等的生活方式或消费模式及其效应:高收人国家20%的世界人口占据了86%的私人消费支出，它们消费厂45%的肉品、58%的能源和84%的纸张。拥有74%的电话线路和87%的交通工具，而世界上20%的最贫困人口只有1.3%的消费水平，它们仅仅消费了5%的肉品、4%的能源和1.1%的纸张.仅仅拥有1.5%的电话线路和1%的交通工具。这种消费格局正在削弱着人类的生态和资源基础.加速着高收人对低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和消费趋势.推动着过度消费—贫困—不平等—环境恶化这一中轴线的动力生成。如果再次分配不能从高收人转移到低收入消费。生产不能从污染型转向清洁}U生产.产品促销不能转向支持资本实力较弱的环保型生产商，消费优势不能从奢侈消费转向满足基本需求，当今人类消费和发展一问题就会变得更为糟糕。科学家的这种实证性描述揭示了过度消费的严重的社会和生态后果。很难说它带有什么价值判断，但在哲学家和人文学者那里却又重新回到18世纪以前具有贬义的“消费”概念上来，更加注重对过度消费的文化批判，尤其是用“消费主义”(consumerism)取代“‘生产主义”(productivism)来描述20世纪发达国家社会的重要特征及其问题。

经济学从19世纪开始就倡导一种“生产主义”(productivism)，关注的是工业企业的产品开发和制造能力，把新技术看作是工程师创造并可以赋予公众消费的东西.把“作为制造者的人”(生产者)看作技术进步的历史英雄或者“‘熊彼特式”企业家。直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社会学家针对消费问题才给予了某种社会和政治关怀。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兴起于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或自我牺牲精神和资本投资商业的道德命令。但与此相反，索姆巴特却把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的奢侈问题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只不过这种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重视，只是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才在鲍德利亚德的消费社会概念那里重新浮现。鲍德利亚德表明韦伯的理论并不足以说明现代消费社会，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于它倡导快乐主义并释放出人们花费或消耗的欲望，而不在于新教自我牺牲精神。齐美尔和凡李伦曾经把消费主义看作一种确立和表达不同社会认同的尝试，而这种认同尝试毫无疑问是对不断增长的工业或机械技术的同质力量以及城市化和交通拥挤的心理压抑的文化回应。在这种意义上讲，人们并没有采取如韦伯说的新教自我克制态度，而是把消费看作一种主要的自我表达方式，因此消费主义成了一种享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共同语言。正是这样一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以繁荣起来，以致消费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流行和扩张，社会成员迅速接受了所谓过度消费习性。正如麦克拉伦和雷奥纳多在评论鲍德利亚德的消费社会概念时指出，“人成了消费社会的功能所指，因为他们总是被鼓动去购买越来越多的新型客体，以便能够感受部分的社会环境”。消费主义试图在技术快速进步和产品不断更新的背景之下，如同经济学一样把消费者是技术创新及其产品的被动接受者作为前提，采取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方式来支配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交往，但由于资本推动的强劲生产力量和快速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异化劳动的重要表现，而相应于生产和技术发展形成的消费主义也变成了一种深度异化的社会经验。

据李俊和邓国彬对西方社会理论考察认为，凡学伦强调的上层阶级通过消费来显示自身经济优势，贝克、吉登斯和鲍曼等社会理论家认为人们购买特定商品意在建构“‘自我”的群体性认同，费瑟斯通则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消费者倾向于寻求适合不同情景和心态的消费匹配和多重形象认同，所有这些意指都表明社会公众是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全球消费大军中的一员，而不去考虑肆意消费所带来的资源危机和社会负面效应”。这里表明的是导致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不断扩展的一般社会机制与公开鼓励公众大胆消费和不断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不同的，但应该注意到公开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是这种没有感知或无意识状态的社会消费风气的一种鼓噪，它的盛行与技术和生产的“强制消费”存在着密切联系。工业化及其技术文明发展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千百万人都希望享受到工业文明产品带来的便利和安逸。正是这种消费氛围促成了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兴盛。正如倡导消费主义的美国学者勒博于1950年在《这是一个生存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具有巨大生产率的经济要求我们把消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商品的购买与使用变成一种仪式.从消费者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我们需要以不断增长的速度把东西消费掉、烧掉、穿掉和扔掉”。川在这种意义上讲，西方消费主义是建立在大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它作为一种工业文化或技术文化现象是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特征，它制造出来的全球大规模消费需求(如“一次性消费”、“过度包装”和“消费品排他性占有”等)扩展显示了“持续消费”的生态“不可持续性”。“口消费主义虽然并不直接表现为目前技术和资本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合理性辩护，而是以一种遮蔽的非政治化方式将追逐变化和创新以及过度物质消费意识内化为公众日常生活的自由选择。消费主义的盛行自然给资本拥有者带来了巨大利润，也引领着各国或区域经济的急速增长，但它倡导的普遍消费伦理或消费习性显然已使人们的消费大大超过了自身的实际需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和生存环境的破坏，其不可持续性的畸形发展必然给人类带来无可挽回的生存危机。这种困境连同对消费主义的技术文化批判，目前正在将人们引向绿色技术创新支配的可持续性消费方式。

三、技术创新文化的消费形象重塑

经济学家相信，只要被动的消费图像存在，消费者就会倾向于使其购买的产品达到最优边际效用，消费主义的拥护者们也坚信只要技术发展创造出了新的产品就一定能够通过某种普遍消费文化理念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但这并不能解释技术创新在源头l;怎样体现它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社会建构者(ocialconstructiviata)曾经注意到技术产品消费者或用户在技术产品的建构过程中的社会学意义，提供了大量用户导向型技术人工制品的案例研究。但却没能在相应历史背景中分析这些人工制品的最初消费文化意向，也没有比较不同人工制品从发明到开发和采用的技术创新文化轨迹。为了解开这一智力死结，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试图把消费作为一种20世纪主流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如工业、科学和商业等)加以考察，并认为消费者并不是如经济学家和消费主义者所说的受技术决定或被动接受技术影响的“牺牲品”或“受害者”，而是工业生产的积极参与者。只不过消费者、用户群体及其代言人参与设计、营销和分配的积极创造性方式被消费主义的热衷者或拥护者大大忽视了。正是因为生产和消费、设计者和用户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社会现实，因此需要对消费及其文化意向在今天的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做出重新评价。

新技术的意义篇5

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述的，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的提出，这种叙述方式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随着韦伯、卢卡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论著的出版，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技术与科学》一书的出版，现代科学技术的另一个功能--意识形态功能被揭示出来了。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即生产力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其一，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做出了过度的诠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然而海德格尔在《技术之追回》中区分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并断言现代技术不再是革命的因素，甚至不再是中性的因素，而是负面的因素。既然现代技术的革命功能受到质疑，也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建立新的叙述体系来回应这个问题。

其二，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这一点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甚至连阿尔都塞也把理论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然而，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既然已经蜕变为意识形态，那就有必要对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负面作出叙述。此外，晚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理论也暗示我们，由于我们把科学（技术）作为正确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导致了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泛滥。事实上，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谈论的"世界"并不是原初的生活世界，而是伽利略以来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眼光叙述出来的另一个"世界"。显然，要使历史唯物主义脱离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也必须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叙述体系。

其三，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基本命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然而，从属这一生产方式的生产者又都是有社会意识的，也就是说，社会意识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中。实际上，生产者既是社会存在的担当者，又是社会意识的担当者，正如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一样。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启示我们，应当避免用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叙述这一基本命题，即不要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抽象地对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