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收集5篇)

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篇1

1.1一般采取“灌输式教学”

灌输式教学即老师讲，幼儿听；老师问，幼儿答；老师演示，幼儿观看。教师只注意到幼儿思维的集体形象性，而忽视了幼儿理解抽象问题过程中的思维呈直觉行动式的特点，将数概学念以教师重复讲解演示，幼儿反复模仿练习等方式进行传授，传授的知识不管是否能消化，硬往幼儿的小脑子里灌，幼儿对知识只是“被动接受”。

1.2传统数学教学无视幼儿的个性差异，以同一标准塑造

有的教师认为，数学知识太抽象，让幼儿通过动手操作，寻求知识的内在规律很难，于是就越俎代庖，忽略了幼儿主体的作用。其实正因为数学知识的抽象，更应该让幼儿借助对物体的操作，大量积累感性经验，形成对数学知识的认识。

2蒙氏数学教学的重要意义

蒙特梭利数学通过一系列的游戏活动和蒙氏教具可以激发孩子学习数学的兴趣，从而提高孩子学习数学的自主性，培养专心、细心、耐心、认真的学习习惯，提高孩子学习的自觉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促进孩子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理解力的发展。本学期我园开展蒙式数学课题研究，采用蒙氏数学的教学方法，把抽象的概念、高深的数学思想融入到简单有趣的教具中，孩子在兴致勃勃的玩教具时就潜移默化地理解数学概念，形成形象生动的直观思维，利用操作材料成功地激发幼儿的兴趣，孩子在操作中认知，提供给孩子蕴含教育价值的材料，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基本的加、减、乘、除、读、写、算。因为蒙氏数学在教学方法上可以弥补传统数学的不足，蒙氏操作材料可以让幼儿“学中玩，玩中学”玩本来就是孩子的天性，蒙氏数学里有趣又多样的操作活动能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整个学习操作过程孩子变被动为主动，并不是老师强迫孩子学，孩子也不要背口诀，而是在游戏中、操作过程中学会的，孩子在剪、拼、贴、画的过程中，通过动手操作，带动大脑思维，它能提高小班幼儿学习数学知识的积极性，使他们在愉快的情绪中，轻松自然、饶有兴味地获取知识，从而取得最佳的教育效果。

3蒙氏数学在小班数学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3.1提供大量的操作材料、学具，在操作中帮助幼儿初步学会了观察

蒙台梭利认为孩子是在操作中认知的，提供给孩子蕴含教育价值的操作材料，能够让孩子在操作中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在与材料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获取知识。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一件事听过之后，没过多久就忘了；如果是看到的，便容易记往；假若再亲自操作一下，就更容易理解了。对幼儿来说，亲自“做”的效果远远胜过对他说、让他听。蒙氏数学课程为幼儿提供大量的操作材料、学具，早期的数学学习都是建立在幼儿操作的基础上，蒙氏的学具适应幼儿的学习特点，遵循数学概念的形成规律，为孩子提供的材料具备多样的形式，能满足不同层次幼儿的需要。幼儿在操作活动有利于学会按顺序、全面地观察事物，在比较中抓住事物的特点。结合幼儿的特点，我们在学习排序时，教师为每个幼儿准备人手一份的《小熊的一家》学具，在幼儿操作活动的前期，我们先训练幼儿掌握良好的规则，即有序地取放操作材料，在每次操作进行之前，要求幼儿把学具拿出来，一一摆放在工作盘上还结合儿歌“学具拿出来，桌上摆一摆，小手顶一顶，全部都摆开，轻轻拿，轻轻放，我们的学具，我最爱。”经过一段时间的操作实验，幼儿养成操作的全面观察习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教师巧妙地运用材料的暗示图形，帮助幼儿独立地有顺序地进行观察。如小班第2册《学习高矮》这个活动提供的学具“会变的小丑”总共有三个小丑，每个小丑分头、上身、下身三个部分，幼儿在组合“会变的小丑”时，经常会重组错误，如果老师引导幼儿学会观察，幼儿很快发现在学具的右边都有星星、圆圈、雪花的暗示语，根据暗示语马上就能把图形恢复原样。表象的积累和经验的丰富反过来又促进幼儿的观察，通过观察来理解数学的概念，使幼儿的抽象、概括、比较、分析、综合的能力大大提高。

3.2运用游戏的形式，充分调动幼儿学数学的兴趣

数学知识具有抽象性较强的特点，如果组织不好，容易造成枯燥乏味的现象，因此，培养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和愿望作为向幼儿进行数学教育的一个任务。在小班初期，幼儿对数学活动的兴趣是和成人正确的引导、恰当的教学内容、方法及良好的活动方式成正比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游戏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完美的智力发展。游戏犹如打开的一扇巨大而明亮的窗子，源源不断地将有关周围世界的观念和概念的源流，通过这窗子注入孩子的心田。”在数学活动中，我总是采用游戏的形式，千方百计地把幼儿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活动中，在利用学具《小熊的一家》学习配对时，笔者运用生动的语言“哎呀，不好了，小熊兄弟被大灰狼捉走了我们趁天黑去把它救出来吧”幼儿的注意力马上集中过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玩救小熊的游戏了，大家准备好了。”利用帮助小熊兄弟具有童话色彩的游戏活动展开教学。这样，枯燥的数学知识就会变得有趣，简单重复的练习也因游戏而变得生动起来，小朋友学得轻松、学得愉快，效果也会更好。

3.3实施过程重视幼儿良好学习和生活习惯的培养

蒙氏数学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十分强调幼儿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培养，好习惯一旦养成，终身受益。如学具的收放常规，让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收放物品的良好习惯。引导幼儿自己整理学具，其实是非常好的培养幼儿良好学习习惯的机会。幼儿在操作整理中学会了分类，在教室的区角里体现最明显，没有上蒙氏课时，我们经常多次重复他们玩好玩具，要分类收拾，但是孩子总是没有按老师的要求做，开展蒙氏活动后，孩子进步特别大，现在的玩具分类很清楚，幼儿都能整齐有序地收拾摆放。教师还可以利用工作毯帮助幼儿管理好自己的学具：要求幼儿摆放学具时应始终都在工作毯上进行，养成了认真做事、细致、有主动性的习惯，久而久之幼儿就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操作，不会将学具丢失或与同伴的混在一起。

3.4操作活动重视合作，为幼儿创造交往的环境和机会

操作活动虽然每人一套学具，常以独立的形式进行，但不意味缺乏合作，在操作前，或操作中，老师经常发现，在一些相对较高层次的材料或相对复杂有难度的材料前，因为幼儿发展能力不一样，能力差的幼儿往往离不开同伴的帮助，往往需要一起讨论，互相学习，幼儿在与同伴共同操作，共同讨论中，相互启发，解决问题，加深认知。合作促进幼儿共同努力，共享成功的喜悦。我们在活动室里建立“展示台”。引导幼儿随时将自己的作品放在展示台，里面贴上幼儿的作业，幼儿在课间非常关注这一栏，他们争着在课间围过来，找自己或是同伴的作业，互相评比，看谁得的星星数多，让老师倍感欣慰的是，以前最让我们头疼的课间，现在变得很井然有序，改变了幼儿爱闹哄哄，打打闹闹的局面。幼儿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了，幼儿创造性也得以发挥，在向别人介绍自己作业情况的同时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及交往能力也得到培养。

3.5注重实际的运用，帮助幼儿初步学会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纲要》中指出,成功的数学教育应让幼儿体会数学是从人类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数学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让幼儿感知各种数学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存在的很重要,因此蒙氏数学教育注重让幼儿从现实生活中学数学，将学到的数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例如孩子在盥洗的同时可以引导幼儿观察对应现象：一只杯子内放一把牙刷，一个小朋友用一条毛巾，并知道小朋友和毛巾是一样多的，但如果有位小朋友没有来，就会出现小朋友少、毛巾多的情况；进餐时，教师请每个小朋友排队取走一杯牛奶和一个蛋糕来感知对应的方法。再如幼儿通过给插座圆柱体排序，发现若从高到矮排，前边的一个会挡住后边的一个，因此站队时，应该矮个子在前，高个子在后，这样前边的人就不会挡住后边人的视线。数学与生活的有机结合，使幼儿运用数学思维去发现和解决生活中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培养和体现；相反，大量的生活经验做基础，也可以引导幼儿更好地理解一些抽象的数学概念。

4采用蒙氏数学教学的成果总结

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篇2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日：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日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

这段摘自范晔《后汉书》中的哀牢夷感生神话，只164个字，却传递了哀牢夷物质生产、人生礼仪、社会组织、图腾崇拜等诸多方面的民俗文化信息，是我们探索被尘封的哀牢夷历史文化的一把金钥匙。

“沙壹九隆”神话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真实记录了哀牢氏族部落的社会经济状况。而“沙壹触木成孕”和“九隆背龙而坐，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则显得飘渺玄虚、光怪陆离，带有原始神话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个以现实主义笔法为基调，又掺入了浪漫主义色彩的远古神话，最早见于东汉杨终《哀牢传》，后失传。范晔《后汉书》和常璩《华阳国志》都收录了这一神话故事，并保留至今。也许是传写的错误，常璩《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的记载稍有出入，“沙壹”变成“沙壶”、“九隆”变成“元隆”。

这一古老的边地神话，因其哀牢始祖不平凡的贞洁孕生和多为中原王朝正史所记载，而广为流传。南诏蒙氏、大理段氏和明代居于喜洲的故国遗老，他们曾是这一边陲社会的统治集团。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皆攀附“九隆”，将其祖源与九隆神话嫁接，牵强拼凑整合。于是乎，元、明、清的云南地方史志中便出现了很多被有意篡改过的九隆神话。以元代张道宗《记古滇说》，阮元声《南诏野史》和已失传的《白古通记》最具代表性。

《记古滇说》之九隆神话

张道宗《记古滇说》云：

“哀牢国永昌郡人蒙迦独娶摩梨羌，名沙壹，居哀牢山。蒙迦独捕鱼，死哀牢山下水中，沙壹往哭，忽见一木浮来，坐其上，平稳不动，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生九子，是为九隆。后又产一子，即习农乐。”

建国一百多年后的南诏，被深陷于战祸连年、危机四伏的泥潭里。南诏国主蒙氏突然向唐叙述其家世。追溯其祖源于哀牢，认为自己是哀牢之后。“蒙舍诏姓蒙氏，贞元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樊绰《蛮书》卷三）。南诏建国以来，曾若干次遣使朝唐，都未曾向唐讲述其族属源流。这种有失常态的作法，令人费解。我们不禁要问“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的根据何在？“献书”“自言”的动机又何来？

唐朝初年，洱海地区的蒙舍川山林茂密、土地肥腴，稻稗轮作、牛羊被野。习农乐“耕于巍山之麓，数有神异，孳牧繁衍，部众日盛”，正是蒙诏农牧业发达的写照。军事上，冶铁业的进步与普及，蒙诏走进“铁剑时代”。外以唐朝扶持为后盾。就这样积攒了武力征服所有“乌蛮”部落和“白蛮”村社的实力。诏主皮罗阁挟带唐朝的军事力量，“二河既宅，五诏已平”（《南诏德化碑》），史无前例地完成了洱海地区的统一大业。“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抚存，遗中使黎敬义持节册袭云南王”。

然而，唐朝的大民族主义和剥削压迫的阶级本性。遭遇了新兴“乌蛮”奴隶主富于扩张统治的欲望，遂与唐在东爨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引爆了“南唐矛盾”。

激起洱海地区各族人民奋然拿起武器，粉碎了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和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连续三次对南诏的大规模侵略。第三次由将军李宓率领的二十万唐军与南诏军民会战于西洱河，“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包括李宓在内的二十万唐军，或是被杀，或是被俘。

经过天宝战争，南唐决裂。此后几十年间，南唐处于强烈对抗状态。南诏不得已暂附吐蕃。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献书于唐剑南节度使韦皋。向唐苦诉南诏隐忍吐蕃的诸多侵附、百般要挟，即“四忍”、“四难忍”。所谓“四忍”，忍受向吐蕃交付各种贡纳，忍受军队供吐蕃调动驱使，忍受神川都督府监视南诏军事、政治行动。而“四难忍”中最难忍的。便是向吐蕃称臣。以及难忍吐蕃支持原浪穹诏贵族孑遗利罗式重回故地的威胁（《新唐书・南蛮传》）。

南诏为摆脱长期挣扎于唐、蕃军事对峙的水深火热之中，也出于对大唐文化的仰慕，异牟寻每叹“隔越中华，杜绝声教”，决心弃蕃归唐，表示“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誓为汉臣。遂“效法东汉初年（公元47年）哀牢王‘遣使诣越太守’，‘愿率种人归义奉贡’之例，在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献书’于唐剑南节度使韦皋，说明它的民族源流，郑重表明愿归唐和好之意”（石钟健《论哀牢九隆族和洱海民族的渊源关系》）。

“沙壹九隆”神话见于中国正史。为华夏人群所熟知。东汉初年，带有“九隆”世系血缘的哀牢王附汉。东汉王朝遂在永昌地区设置郡县，还开辟了沟通南亚、东南亚的蜀身毒道，历史上首次将滇西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也是首次建立了中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华夏统治集团一直为此留有美好的回忆。蒙氏欲借“沙壹九隆”的记忆来传递愿归顺大唐的美意。加之九隆数有神异，“遂共推以为王”，蒙氏正好借此宣扬君权神授，以稳固他们在边陲社会的统治地位。此意图实际上是肤浅的，决非南诏王最深沉、最欲表达之意图。贞元中，南诏之主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暗藏玄机，闪耀着约1200多年前的边疆地方民族羁縻国家及其首脑的智慧光芒！

我们比较古哀牢国和南诏国的历史。不难发现两个边疆民族政权虽所处朝代不同、管辖范围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主体民族不同，但与中原王朝亲疏离叛的过程却很相似，先臣附后反叛。哀牢附汉29年，遂反叛。建初元年（公元76年），哀牢王类牢便“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率众攻唐城，永昌郡太守王寻被迫退至叶榆。另有哀牢人三千多进攻博南县（《后汉书》）。蒙氏自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梁建方率军深入洱海地区招降蒙诏附唐起，至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罗凤出兵攻陷姚州，杀了都督张虔陀止。蒙氏附唐102年，遂反叛。

中国文献曾记载大理又名为“鹤拓”，“南诏或日鹤拓”（《新唐书・南诏传》）。“法（隆舜）立，国号鹤拓”（《资治通鉴》乾符四年）。据方国瑜的考证，鹤拓便是“乾陀”的异写。“乾陀罗”以香而闻名，也称“妙香国”，为北天竺的一个重要城邦。至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为孔雀帝国所统一。佛教早在阿育王时代就已开始到这里布教。及至责霜国王迦腻色伽时代，这里已成为印度佛教的中心。创造了辉煌灿烂、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乾陀罗佛教艺术，兴起以希腊艺术为形式来表现印度佛教内容的风格独特的雕塑艺术，主要是佛像。

“鹤拓”指涉大理城邑或是国名的时间。可往前追溯到南诏中期（约公元9世纪），时值天竺高僧赞陀崛多不远万里来到有“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之誉的大理地区布教。“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公元839年），自西域摩伽陀国来，为蒙氏崇信，于鹤庆东峰顶山，结茅入定，慧通而神”（《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南诏自劝丰时开始筑寺修塔、凿龛造像、臣民皆把信仰当成生活的首务。隆舜透过王室的力量，将国名梵化为“乾陀罗”。缅甸《琉璃宫史》中曾提到阿奴律陀到乾陀罗求取佛牙的故事，指的就是南诏国都阳苴咩城。

“阿育王入滇”、“阿育王为白国之祖”的传说，已成街谈巷语。“阿育王寺”、“轮王塔”、“鸡足山”、“巴连弗”等等难以计数的阿育王在滇遗迹见诸于明清云南方志。“《白古通》云：‘苍、洱之间，妙香城也。’”（李元阳《大理府志》卷二）“考《白古记》一书，鸡足山上古之世原名青巅山，洞名华阴洞。”（范承勋《鸡足山志》卷二）、“《白古通》载迦叶尊者繇大理点苍山入鸡足。”、“《白古通》载阿难亲刻尊者香像于华首门。”（高映《鸡足山志》卷一）、“世传苍洱之间在天竺为妙香国，观音大士数居其地。”（《滇略》卷四）、“大理府为天竺之妙香国。”（清释同揆《洱海丛谈》）、“妙香国老僧，未识名，妙香即今大理也。”（清释圆鼎《滇释记》卷一）、“妙香国，即今大理。古初国属天竺。”（清曹树翘《滇南杂志》卷十七）

这些文字参录法显《佛国记》、汉译佛典《阿育王传》等佛教文献，以乾陀罗国即今大理，苍洱之间为北天竺妙香国（城），遍布了古印度佛教遗迹。明代中期以后，因为对《白古通记》没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不少人看到云南地方史志中有关阿育王遗迹的材料时，都信以为真。事实上，大理既非印度，阿育王也没有来过云南。

《南诏野史》之九隆神话

阮元声《南诏野史》云：

“哀牢有一妇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各娶之，立为十姓，日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九隆死，子孙繁衍，各居一方，而南诏出焉，故诸葛为其国谱也”。（王崧本“南诏历代源流”条）

明中叶以降。大量刻有“九隆”或“九龙”字样的墓碑出现在了大理喜洲地区。这些墓主人皆为世居喜洲的九个白族大姓，分别是尹姓、杨姓、董姓、赵姓、何姓、杜姓、张姓、李姓、段姓。这些大姓称自己的祖先是九龙氏或自称为“九隆族裔”。这和以往的墓志铭都要详细描述每一世系的名字以及政治上的功业所不同的是九龙氏族只用“九隆族裔”一语带过。

“九龙族”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表征，华夏的英雄祖先诸葛亮所绘图谱之“神龙”乃南中人、畜的起源，强调了九龙族在边陲社会的正统地位。传说中的阿育王裔之九隆，已具有佛教意涵。同时也不离本土哀牢沙壹传说。它本身所蕴含的这三层意义。足以保护喜洲的名家。同时也满足了这些故国遗老，在面对外来政治力量，过去佛教王权以及本土社会这三股力量的冲突时。仍可以面对一个共通的历史基础。

唐将梁建方奉命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率兵入西洱河及“白水蛮”地区，进行政治招降活动。期间，撰《西洱河风土记》记录了“西部白蛮”的社会经济状况。详实可靠，史学价值极高。“松外诸蛮，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通典》卷一百八十七）

值得一特的是，这里“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与明代喜洲墓碑上自称九隆氏的杨、李、赵、董等姓相吻合，可以确定唐初“西部白蛮”就是明、清时期九龙族裔的先民。其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自汉晋以降，先先后后迁入洱海地区的汉族人口。又先先后后与当地土著的叶榆蛮通婚、结亲，发展而成了数十个以华夏文化为内核，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实为“夷”、汉混合体的名家大姓，如杨、赵、李、董。“杨、赵在晋朝时期为永昌郡大姓，其居地当在博南县（今永平县），后稍向东南扩展至洱海东南地带。李、董二姓，在汉晋时期已见于郡和建宁、晋宁二郡，大概是同时期前后，有一部分李、董家族中人西迁入洱海地区焚族中，至唐初便为了‘白蛮’”。（尤中《云南民族史》）以一姓、两姓或数姓聚族而居，形成了大大小小散落在洱海附近的西部平原的白蛮村社。段家登、高家营等等村名，经常在云南遇到，在白族地区更是常见。

九龙氏之杨、赵、李、董、尹、段等姓，有很多代表人物参与南诏大理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决策和管理，身份地位显赫。

南诏高级官员中数杨、段、赵三姓人数最多，人才济济。杨氏共五十五人，段氏二十四人，赵氏二十三人。三大名家共一百零二人，占南诏清平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大军将的百分之四十。军将的百分之五十七，入唐使的百分之八十。清平官等四大官职，三大名家即占百分之七十，几乎全部由他们霸占。他们树大根深，因而其子孙继南诏之后而有赵善政、杨干贞、段思平登上了王位。

南诏中后期。世隆宣扬“阿磋耶观音得国”。阿吒力教的形态也就在那时基本形成。大理国时期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统治术。受到王室的极力信奉和推崇。九龙族多皈依佛教为阿吒力僧，娶妻生子，与俗人生活无异，但有僧人身份，在地方上操持法事，为人祈福禳灾。王室倚重他们并授之各种尊号。他们透过佛教神力――梵僧或是有法力的国师，贯注于世系来源，其身份职业可以世代相传。董氏就以世袭阿吒力僧职传统而立于名家贵族之列的。九龙族裔天生就是政治官僚以及梵僧后裔，外以继承政治地位，内则继承教法家业，颇有汉地“书香门第”的味道。

元代，以段氏总管为代表的九龙氏名家大姓所信仰的佛教密宗阿吒力教得到了元王朝的支持。九龙族裔的杨、赵、李、董、张、王、尹、何、杜等姓的密宗大师即阿吒力可以继续传承和发展。

15世纪。对九龙族裔而言。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1382年，明军攻下大理后，设立大理府，大理路结束。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云南的代表人物傅、蓝、沐在对待故国统治集团中坚的九龙族裔及其统治术阿吒力教的政策上采取的是残酷的压制。未代段氏总管段名及二子苴仁、苴义俱被擒。其他大小官员头目，包括大僧侣、大巫师数百人在内都解送南京。关押了四五十年后，一部分僧巫被释放，大多数头目被杀。段氏王室受到打压，僧官制对僧侣各方面的管制。威胁了以佛教圣王为核心，自南诏大理以来所建立的社会系统。九龙氏族被迫进入较低级的官僚系统。或是介于官方和地方的中介人物。但僧职传统却“内化”成为他们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皈依了“置身事外”的“印度婆罗门族”，并宣称自己为“婆罗门僧”，表示非正式的官方认可的僧业。他们开始过着退隐的生活。保持僧职。或是从事地方性公共的宗教事业，这样可以使自我的过去，获得神圣的延续，也有利于子孙繁衍。

西洱名家在有关“始祖”以及人生来源的认识上，将人置于远古神话“九隆后裔”来解释。“九龙族”的说法。无异是大理故国遗老对明朝统治的一种妥协，以此逃避现实世界所带来的诸多干扰。

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篇3

卢乐山，1917年生于天津，祖籍湖北沔阳。出身教育世家，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曾任第六届民盟中央委员会常委兼妇女委员会主任、第六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一任全国家庭教育学会会长、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顾问、中国老教授协会学前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

接续祖辈的梦

时光回溯到卢乐山出生前十二年，光绪三十一（1905）年夏天，严氏女塾的学生，卢乐山的母亲严智闲，正在天津城西北角的严宅和姐妹们玩沙包，这一年，她未满14岁。令严智闲惊奇的是，继父亲严修两次赴日本教育考察之后，今年家里忽然漂洋过海来了位年轻的东洋女子，住在家里大有不走了的意思。姑姑跑前跑后照料，母亲天天亲自陪同吃饭，就连自己那身为直隶学务处总理且马上就要荣升为学部侍郎的父亲大人也对这位名叫大野铃子的日本女子恭敬有加。很快，严宅的中央位置盖起了一座活动室，用玻璃做的顶部，高大的窗户，宽敞、干净、明亮，墙角边摆着一架风琴，四周挂满了各种动植物的挂图。大野铃子入主其间，登堂当起了教习，主讲幼儿保育、音乐、手工和儿童游戏。姑姑华严淑琳作监督，夫子先生张伯苓和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长兄担任普通课教习。不多久，严智闲便接到父亲的指示，自己和姐姐严智蠲、严智圆以及张祝春、刘清扬、韩升华、韩咏华等女同学悉数被派往其间学习。这座被时人称为“严氏保姆讲习所”的机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幼儿师范性质的教育机构。同年冬，附设的蒙养园也建了起来。自此，三年前严修第一次游历日本时，在日记本中暗暗记下的“甚矣，幼稚园之为益大也”的感叹，终于梦想成真。就这样，中国学前教育史上，永远地刻上了创办人严修及其“严氏保姆讲习所”的名字。

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两年后的光绪三十三（1907）年，卢乐山的祖父，时任直隶首任提学使的卢靖也开办了“卢氏幼稚园”。同在天津城的严、卢这两株幼儿教育幼苗互相护持，不断扩大影响，推动天津的幼儿教育走在了晚清中国的前列。

再之后两年，严修、卢靖这两位中国幼教事业的功臣，结成儿女亲家——卢乐山尚未出世，便与幼儿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祖辈的影响，卢乐山的父母一辈和姐妹中从事幼儿教育的非常多。每每追述这一段岁月，一向低调、谦逊的她也止不住心中的自豪：“外祖父肯跟孩子玩，有时也教我们娃娃游戏”；“我小时候学过的《公鸡打鸣》等歌曲即由大舅父严智崇翻译，民国时期在幼稚园流传很广”；“母亲是严氏女塾和保姆讲习所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在北京蒙养园任教，她属于我国最早的一批学前教育工作者”；“姑姑卢定生去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学的就是幼稚教育”；“我的两位表姐严仁菊、严仁清，她们俩在北京贝满女中附属幼稚师范学校毕业后都教幼稚园，仁菊在我们卢家的幼稚园教，仁清在严家的幼稚园教”……当问到当初为什么选择幼儿教育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时，卢乐山并不直接回答，总是微笑着把上述话再说一遍。在她看来，自己学习幼儿教育，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像子承父业，责无旁贷一样。

从燕京走上幼教路

“燕京是我最喜欢的学校。”一提到燕京大学，卢乐山开宗明义先抛出这句话，眼中流露出奇异的兴奋，“她给了我一个终身为之的幼儿教育专业。从燕大第一学年起，我正式跨入幼儿教育行列，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幼教事业。”

在经历了南开女中六年的学习生活之后，1934年，年仅17岁的卢乐山考上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多年的苦心经营下，成为民国时期发展最快、办学最成功的教会大学，此时正值鼎盛时期。当时的幼儿教育师资，基本上还是依靠中学程度的各地幼稚师范学校提供。燕京大学则于1932年在全国率先开设了幼儿教育的本科专业。得知燕京有幼教本科专业后，卢乐山立即选择了幼儿教育作为自己的主修。虽说燕京幼教刚刚创建，师资较弱，但教育系阵容强大，人才济济。校长陆志韦先生亲自给本科生上普通心理学，司徒雷登的助理刘廷芳讲授教育心理学，文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周学章讲教育概论和教育测量学，美国人、教育系创系主任高厚德讲授教育史。

而卢乐山最有兴趣最喜欢的课，要数夏仁德（RandolphC.Sailer）先生讲授的心理卫生课。这门课包含夏仁德在多年的教学中收集的个案研究范例，对卢乐山非常有启发。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夏仁德对每一位学生都要进行个别谈话，共同分析他们的个人作业。在与夏仁德的交流中，卢乐山吐露了自己一向只知道听话、依赖性强、遇事退缩，对自己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缺乏自信的困惑。夏仁德仔细分析后，认为卢乐山选择学前教育专业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大人在小孩子面前不会有依赖心理，和幼儿相处可以锻炼自己的独立工作能力，增加自信和勇气。夏仁德的鼓励给了卢乐山动力，极大地坚定了她对从事幼教工作的信心。

大四那年，本该在校内附属幼儿园实习的卢乐山，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她看到校内幼儿园里的孩子大多是大学教师子弟，他们家庭条件好，有教养，懂礼貌，爱清洁，又在幼儿园里受到良好的教育，过着愉快的生活。但校外成府街上有些贫苦人家的孩子，整天在外边闲游、打闹，身上很脏，有了鼻涕用袖子抹，有时见了人还说些脏话，往人身上吐口水。而家长对这些小孩一般不管，看见小孩闯祸了，就“啪啪”打两个耳光，轰开就是了。“我就感觉燕京大学这墙里边和墙外边差距太大了，如果我们不去主动教育的话，这些穷人家孩子是没有机会也上不起学的，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觉得有这个需要。”想起祖父、外祖父以及老师们平日的教诲，卢乐山暗自下了决心。

于是在老师曾绣香的鼓励下，卢乐山和同学叶秀英在成府街上办了一个短期半日制的幼儿园。为了让这些“野”惯了的孩子乐意接受教育，除了提供一些食物外，卢乐山开始尝试与孩子们建立感情，于是做家访，为孩子们洗澡、换衣服，带孩子们出去玩。成府街上愿意把小孩送来的家庭越来越多，年轻的卢乐山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幼儿教育的意义和乐趣。而当初老师曾绣香“应当先到幼儿园去做些实际工作，多接触孩子，然后你才有资本当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师”的建议，也被卢乐山一遍遍地传递给了她的学生们。

献身新中国幼教事业

1950年，当得知自己怀有身孕的消息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儿童研究所进修的卢乐山和丈夫雷海鹏立即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孩子生在国内，做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当时卢乐山的姐妹等众多亲戚都已在北美定居，卢乐山不顾劝阻，毅然拖着六个月的身孕，登上了归国的船。刚到北京，她便收到了北师大保育系的聘书。

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刚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卢乐山，推上了北师大学前教育教研组首任主任的重要位置，这一干，就是二十六年。当时，为了充分利用苏联专家坐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发挥师范院校排头兵作用，多培养教师以支援国内各兄弟院校，北师大学前教育教研组的教师一度多达四十余人，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系。作为主任，除了要处理教研组的日常事务，培养年轻教师，卢乐山还要全程陪同苏联专家，将苏联经验中国化，自己还得不断学习。那些年的大年初一，卢乐山都是在学校的自习室度过的。

1956年，《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完成。这是卢乐山领衔组织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全体教师、进修员，京津两地的幼教干部、幼儿园主任及有经验的教师共九十余人，经过两年多的共同学习、分组研讨和实地试验，完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用书。卢乐山亲自撰写了五万字的“总编”部分，第一次明确定义了新中国幼儿园教育工作的任务、手段、内容、保障、幼儿年龄特征等基本内容。这是学习苏联、结合中国实际的具体体现，也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大合作。虽然后来由于运动备受批判，《指南》始终没有正式出版，但经过大范围的印发及征求意见，其中大部分内容还是被很多幼儿园和幼教工作者采用了。

改革开放之后，卢乐山和幼儿教育一起，迎来了新的春天。一天下午，翻译家戴乃迭托小姑杨敏如带来一本蒙台梭利的英文小册子，卢乐山看完之后陷入了沉思。在重新审视西方的教育动态之后，卢乐山敏锐地发现，原本一度沉寂的蒙台梭利教育思潮，在美国又有重新兴起的势头。于是她马不停蹄地寻找外文材料，于1985年出版了《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一书，陆续发表了《蒙台梭利教育在美国复兴》《实事求是地对待蒙台梭利教育》等文章，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台湾同行的帮助下，支持弟子梁志燊、李淑英等人在各地幼儿园设立蒙氏班，开展教师培训。如今，蒙氏教育、蒙氏班已经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而作为蒙台梭利教学法在国内系统性传播的第一人，年逾九旬的卢乐山并不故步自封。针对当前幼教形势严峻的挑战，面对蒙氏教育在传播过程中的某些弊端，她殷切希望后行者不要拘泥于对蒙台梭利的固有认识，要用“积极的、发展的、时代的眼光去研究和实践蒙台梭利教育法，博采众长，创造合乎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幼教理论新体系”。

1987年退休之后，卢乐山马不停蹄，她开始研究家庭教育，总结儿童游戏的规律，挖掘整理张雪门幼教思想，依然关心着幼教界的每一个动态。直到数月前，当教育部公开征求《3-6岁儿童学习和发展指南》意见时，95高龄的卢乐山还亲自上教育部网站下载文件，逐字逐句，认真推敲，并郑重委托梁志燊将修改意见送至教育部。

让爱与幼儿教育水融

在整整75年的教育工作中，卢乐山做过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幼儿师范学校、师范大学的教师，也做过家庭教育方面的工作，无论走到哪里，爱便跟到哪里。在北平创办协和幼儿园是卢乐山第一次完全独立办园，虽然只是半日制，但她倾注了全部心力。幼儿园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当时作为家长的叶恭绍曾对卢乐山说，她家的小孩黄聪聪很喜欢去幼稚园，因为“卢先生从来不对我们生气，总是高兴的”。在四川省立成都幼稚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卢先生在学生的学业上给予她们具体帮助和指导，在生活上也对她们加以关心和照顾，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48年离开成都的时候，学生们步行将卢乐山送出成都东门外，泪水洒了一路。

“幼儿教育是个特别需要爱的行业，这个时段的孩子生理和心理都还很娇弱，需要比别的行业，甚至比别的阶段的教师更需要细心、耐心和关爱。”卢乐山谈到对于幼儿园教师的看法时说道，“学生或者学员在思想上，首先要热爱这个专业，爱儿童。张雪门对幼儿教师培训提意见，说幼教老师要有丰富的感情，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要有高尚的人格。有了这个心，他（她）就会自动地去钻研。”

卢乐山的家庭在北师大教育系长期保持一项纪录——“没打过孩子”，不光她没打过，丈夫雷海鹏也没打过。卢乐山认为，所谓“棍棒教育”其实不是教育，有些人以为这也是爱，其实是没爱对。爱孩子就是给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丰富孩子的经验，提高孩子各方面的能力，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一点也不费劲。“了解孩子，更要尊重孩子，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正确的对孩子的爱。”

老伴已经走了，儿子和孙子孙女们都在国外，卢乐山在一群白发苍苍的老学生们的簇拥下，执意要留在国内发挥余热，最后子孙们都选择了支持。如今的卢乐山，依然坚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关心着祖国幼教的点点滴滴。

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篇4

关键词：四川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幼儿园；蒙氏教育

四川省内居住着彝族、藏族、羌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省。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包括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和乐山的峨边、马边以及绵阳的平武、北川等地区。因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等多方面原因，四川省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总体水平与全省发展水平相比仍然较低,学前教育发展滞后,教育观念落后、学前师资队伍薄弱、幼儿园缺乏，儿童毛入园率仅有32.5%。针对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现状，《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2011—2023年)》提出，未来十年，四川民族地区普及学前一年双语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方普及学前三年教育。为此，四川省从2011年开始启动实施城乡幼儿园建设工程，每年开工建设、改建400所城乡公办幼儿园，民族地区幼儿园的建设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得到各级政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为学前教育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和充分的硬件保障。而为了达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预期目标，“怎样又好又快地发展学前教育”、“哪种学前教育模式适合在民族地区进行推广”等问题将是学前教育工作者迫切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经过调研和对已有文献的研究分析，结合四川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四川民族地区幼儿园推行蒙氏教育有其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蒙氏教育适合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需要，可使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起点高、发展快

我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强调：“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稚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学前教育是民族地区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发展学前教育事关儿童的健康成长，是促进一个人终身发展的奠基工程。学龄前阶段是人生最重要的启蒙时期，是为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阶段。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在人的一生中，学前时期是儿童神经系统、智力、语言、认知心理等各方面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存在诸多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儿童可塑性最强的时期。抓住学龄前阶段，对儿童实施科学的学前教育，对幼儿形成强健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激发学习兴趣和形成合作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人的健康、学习和社会行为等方面产生终身可持续的影响。而玛利亚·蒙台梭利博士(MariaMontessori)经过不断地探索和总结，形成了独特的儿童教育理论和方法即蒙氏教育。蒙氏教育正是抓住了儿童发展的各种关键期，不失时机地对儿童实施日常生活、感官、数学等各种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蒙氏教育是一种高质量的早期教育，对世界各国幼儿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学者称“蒙氏教育法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思想”。实践证明，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是科学的，它逐渐成为幼儿园一种重要的教育模式。在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今天，在民族地区幼儿园推行蒙氏教育，主要因为蒙氏教育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蒙氏教育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有完全和充分的自由，以儿童成长的自然规律为基础，教师是观察者、指导者，要为儿童创建和提供适应儿童自主学习的适宜环境。而民族地区教育观念落后，不少人认为，学前教师管好幼儿就行，只不过是“娃娃王”而已。蒙氏教育思想是对儿童的充分尊重和信任，对幼儿教师的角色进行了正确地诠释和说明，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我国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所需要的教育理念。有正确、科学的教育理念作指导，可使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少走弯路，在较高的起点上起步、发展。

2、蒙氏教育可操作性强。蒙氏教育的日常生活、感官、数学、语言、科学等不同教育领域，均有相应的教具，蒙氏教具被称为“物化的教材”。蒙氏认为，儿童的不同感官对信息的接受和理解是不同的，她认为儿童的状态是“我听了，然后我就忘了；我看了，我就记住了；我做了，我就理解了。”因此，蒙氏将不同领域抽象的知识具体化，让儿童亲自操作各种教具，儿童是在操作教具的过程中获得直接的感性认识，从而认识周围世界，使其自身得到发展。这种教育思想与儿童记忆、思维等的形象性恰好是相吻合的，是符合儿童年龄特征的。

3、蒙氏教育跨国界、跨文化，不受地域和时空的限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不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冲突。从国内来看，据研究机构的统计，2002年底，我国就有20个省的1000多所幼儿园全部或部分采用蒙台梭利学前教育思想来指导幼儿园的教育活动，或将蒙台梭利教育方法与其他方法有机结合，共同提高幼儿的素质。从国际范围来看，目前，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均已采用蒙氏教育。可见，蒙氏教育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各国、各地都可学习、借鉴蒙氏教育，促进本地学前教育高效发展。

4、蒙氏教育具有经济性。蒙台梭利的“儿童之家”最初是城市贫民家庭的学校，学生多来自于劳动阶层家庭。蒙氏教育中使用的教具无需较高的经济投入。例如，蒙氏日常生活教育中的家务劳动、蒙氏科学教育中的植物栽培与动物饲养等教育活动在民族地区均容易开展，尤其是乡村少数民族地区，本地蒙氏课程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二、民族文化融入蒙氏教育，传承和感知民族文化，促进蒙氏教育本土化和发展的多样化

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四川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教育的发展，多种民族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化相互交织，民族文化的功能和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四川阿坝地区藏羌民族文化极具特色，通过学前教育，不仅可以让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儿童感知本民族的文化，而且也能很好地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和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蒙氏教育的日常生活、感官、数学、语言、科学等不同教育领域，都可融入民族文化元素。例如，在日常生活教育方面，可以将本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融入教育中，如：蒙氏走线音乐的选择，可用藏族或羌族民族音乐；羌族的羌绣、羌族的黄泥碉楼都可作为日常生活教育的内容，让幼儿学绣羌绣，学做羌碉模型。儿童在接受蒙氏教育的过程中，听到的是本民族音乐、操作的是熟悉的生活材料，儿童倍感亲切，更容易激发儿童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不仅如此，还可以培养儿童热爱家乡的情感。此外，民族地区地广人稀，尤其是乡镇、自然村，幼儿人数较少，缺乏师资和园舍，适合采用蒙氏混龄编班。不同年龄的幼儿在一个班学习，年长者可以帮助年幼者，让儿童学会分工，让儿童有学习的榜样，同时也可以满足儿童社交的愿望，从而促进幼儿社会化发展。民族文化融入蒙氏教育，是对蒙氏教育法的创造性运用，是对蒙氏教育的丰富和发展。可见，蒙氏教育不仅可以在民族地区推广，而且可以促进蒙氏教育本土化和发展的多样化。

总之，基于蒙台梭利教育的各种特点，结合四川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现状，在民族地区幼儿园推行和实践蒙氏教育不仅可以使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起点高，缩小民族地区和发达地区学前教育的差距，而且可以促进蒙氏教育在我国的本土化。

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篇5

关键词蒙台梭利传统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2文献标识码：A

1蒙台梭利教育的基本精神

（1）儿童心理发展具有敏感期。蒙台梭利相信儿童在成长中具有敏感期，“在敏感期，儿童学会自己适应和获得，这些获得就像闪亮的光束或供应能量的电池，就是这种感受性，使儿童能以一种特殊的、强烈的方式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在这个时期，所有的事情都是容易的。”

（2）儿童具有“吸收性心智”。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天生具有内在的生命力，通过与周围的环境接触，建立情感联系，获得各种印象，吸收文化传统，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个性和行为模式，简称“吸收性心智”。由此蒙台梭利强调：“生长，是由内在的生理潜力发展，使生命力显现出来，它的生命力是按照遗传确定的生物学的规律发展起来的。”

（3）儿童通过自由“工作”实现发展。蒙台梭利认为，儿童最喜欢的活动不是游戏而是“工作”，但儿童的“工作”与成人的工作有本质上的区别，儿童是“为工作而工作”，成人是“为生活而工作”。蒙台梭利所强调的自由“工作”并不是没有组织的“工作”，单单任凭儿童无组织的自由“工作”是无意义的，是一种浪费，“自由”要和“纪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地促进幼儿的发展。

（4）教师是儿童的“引导者”。基于蒙台梭利的儿童观，蒙台梭利认为，教师应为“引导者”“观察者”的角色，在蒙台梭利教育法中教师被称为“导师”。教师需要在儿童的自由活动中，主动观察儿童的行为，了解儿童对什么材料感兴趣，了解儿童在活动中的情绪状态、专注程度等，只有这样，教师才能真正了解每个儿童的差异，对儿童实施正确的引导。

2中国文化和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相通之处

2.1强调早期教育重要性

《颜氏家训》是我国最早完整论述家庭教育的著作，其强调对于儿童要及早施教。其中写道“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意思就是，对于儿童的教育要越早越好，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是施教的重要时机，同时，如果在小的时候施以良好的教育，那么长大后自然就会拥有良好的习惯。而蒙台梭利也认为儿童具有“敏感期”，“儿童在他的敏感期里学会自我调节和掌握某些东西。正是这种敏感性，使儿童以一种极其强烈的程度接触外部世界，在这时期，他们很容易学会每样事情，对一切都充满了活力和激情。”只有抓住儿童早期重要阶段的教育，教育才能更有成效。

2.2强调教育适应自然规律

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观念，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肯定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这些同样表现在中国的教育上。老子强调“自然无为”，教育主张“不言之教”，即不去刻意改变学生的禀赋，而要尊重受教育者的自然本性，重视其自然的思悟，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这同蒙台梭利教育所强调的儿童“工作”所遵循的自由原则有一定的相同。蒙台梭利认为，自由活动是满足每个儿童内在需要和适应每个儿童的发展节奏的最佳途径，儿童在“工作”中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材料、自由地确定工作时间，以满足他们内心的需要。

2.3强调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孟母三迁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足以证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环境对儿童教育的作用有多么被重视。在墨子强调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故染不可不慎也”也说的是，环境对一个人影响是深刻而重大的。蒙台梭利教育同样强调通过环境来影响儿童，蒙台梭利教师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儿童创造一个“有准备的环境”。在这个有准备的环境里，要以儿童为本位，给儿童充分的安全感，给儿童自由和视觉美感、一定的限制和必要的秩序性。在这个环境中，儿童将学会不久将要面临未来世界以及一切文化的方法与手段。

3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策略

3.1将中国文化融入蒙氏课程

每一种优秀的教育模式都是深深根植本民族的文化之上，而源于意大利的蒙台梭利教育注定与我国的（下转第14页）（上接第12页）文化的特点具有巨大的差异。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合理地利用蒙台梭利教育资源，使之与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相融合。众所周知，我们拥有五千年的历史，其中蕴含着无数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重要的根基。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蒙台梭利的课程。如设计出适合我国汉字特点，符合中文语言规律的教具和课程；设计出以我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活动课程；设计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髓又能体现世界各民族文化价值和科技创新的文化科学教育课程。从具体上来说，我们可以在蒙台梭利的语言课程上添加对诗歌的认识，根据中国语言中押韵的特点进行诗歌的设计，感受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美和韵律。在蒙台梭利科学领域的课程中添加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认识，激发儿童热爱祖国的情感。甚至可以，将自然教育与语言教育想融合，打破蒙台梭利教育内容的单一性，不但符合儿童的兴趣，也适合现阶段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

3.2将中国传统玩具融入蒙氏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