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论文(收集5篇)

集体经济论文篇1

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开发是从2009年确定的，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研究从近年才开始的。主要的研究如下：①在开发战略研究方面：王晓玲，阐述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在环渤海经济区中是连接东北与华北乃至东北亚的纽带、推进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李靖宇等人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的战略投放体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投放体系应形成由点到线、扩县成面的对外开放新优势，并以辽中城市群为腹地起到联动作用；王雅莉在《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战略的几点思考》中提到应当在中央政府指导、城市政府协商、市场中介组织和企业等多个层面上逐步形成制度性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以实现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相互协调的共同发展。②产业集群方面研究：何艳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产业集群研究》中提到制定城市的差异性定位与合理分工体系、建立跨区域协调组织、按产业的空间集聚度进行产业布局、建立网络化的产业集群；王志等人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集群发展的问题提出科学规划，依托工业园区发展产业集群，加强集群间的分工与合作、构建区域产业创新体系的对策；徐晓兰在《对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建设问题的若干思考》中提到从产业集群构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低碳发展等三个方面探究了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建设的方法手段,从优化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加强财政支持以及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等五个方面讨论了促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园区快速发展的保障措施；而曹松威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布局的问题上则认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合理布局，港口与腹地联动式发展，加强城市间合作和错位发展，坚持产业集群化的发展战略，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能力是最优的解决方式。③总体空间布局研究方面，王亚丰等人通过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空间格局演变的城市化影响方式研究，经济带的城市化影响方式主要体现在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体系重构、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和区域生态空间构建四个方面。④县域经济角度研究，潘志等人阐述了辽宁沿海各县市(区)中，研究区两端的经济发展明显好于中间部分；连显淼等人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浅探》中认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平衡性和空间差异显著，大体呈现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布格局。⑤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肖瑜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发展的战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全面优化旅游服务环境；加强带内各市之间及与周边区域的旅游合作；同时李红波等人在对旅游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的结果是使其形成一个中心、一条发展主轴、四大旅游区，构建了辽宁沿海地区“点―线―面”的空间结构；庄河―丹东线列为第一个二级发展轴。⑥沿线各城市相应研究，谷春立《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的互动发展区》；王延滨《营口沿海经济带区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吴艳娟《关于锦州沿海经济带建设问题的研究与思考》等。

在学术论文方面，科研人员也有更为详细的论述著作来论证，辽宁沿海经济带在各个方面应该如何定位发展。2007年―2009年关于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学术研究论文如下：

发表时间论文名称作者指导教师专业论文来源

2007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产业布局整合研究华玉介钟磊钢工商管理东北大学

2007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城市化发展研究邬冰杨青山人文地理东北师范大学

2008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张立鹏戴慎志

邢铭城市规划与设计同济大学

2008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产业集群研究高焱森李秀敏公共管理东北师范大学

2008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与五点一线开发研究徐志坚李靖宇区域经济学辽宁师范大学

2008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布局及沿海经济带构建张耀光人文地理辽宁师范大学

2008辽宁省沿海经济带发展优势问题研究陈刚匡海波工商管理大连理工大学

2009辽宁沿海城市群经济整合战略研究赵宇飞韩增林人文地理辽宁师范大学

2009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域开发开放研究宋洋李靖宇区域经济学辽宁师范大学

在我国学者在期刊上发表的对辽宁沿海经济带各个方面的研究中，战略方面从早期在区域定位到近期的具体部分的细致分工，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入和对现实的具体操作的指导性更清晰。在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中，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产业的布局以及区域生产力的分工上，这点直接导致了沿海各个地区的发展的规模是否能达到规划预期。产业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大家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县域经济也有了深入的探索，由于“五点一线”的主要沿线是依靠县级市或乡镇这些行政单元组成，更好的带动经济发展必然会更好的发展县域经济并使其具有特色。在沿海经济带的资源方面，研究广泛，比如旅游资源的研究、港口资源的研究、海洋资源、农业资源等等。针对重要的几个城市，对每个城市相应的问题分析得到解决的措施，但核心的思想都是抓住这次机会，快速发展沿线城市与乡镇，以此带动周边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学术论文研究方面，从研究学者背景看出，大多数研究人员是从事经济地理和管理方面的，而城市规划专业对其空间分布的研究比较少，一方面是因为该战略规划在空间上已经明确了“五点一线”的格局；另一方面是在发展目标的指引下，研究重点放在产业的研究方面。这样解决了目前的产业开发和投资的问题，但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没有前瞻性，容易引起之后城市规模发展不一、经济不平衡等城市问题，对整个经济带的发展起到制约作用。针对经济带中某个城镇的研究比较缺乏，只是从产业上指导个片区发展产业类型，该产业一是从其附近大的城市主导产业定位，另一种新增的产业。在学术论文的研究当中，《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域开发开放研究》和《庄河市海洋产业空间布局》两篇文章，是以“点”为研究对象，根据其历史、现状及政策指导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产业布局以及城市空间布局探索。

综上，在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研究中存在全面但不精确深入的问题，在沿海经济带中有全面的产业布局、空间结构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每个部分详细规划设计针对每个地段的不用情况分析其发展得利弊因素，将考虑区域发展得各种因素用于某一地区，对其进行全面的解读，之后因地制宜的制定发展战略，指导其未来高效的开发开放。

参考文献：

1．宋欣茹、于晓霞，庄河市海洋产业空间布局研究，海洋开发与管理，2007

2．薛峰，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宋洋，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中的长海县开放开发研究，辽宁师范大学说是学文论文，2009

4．薛峰，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集体经济论文篇2

(一)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不到位农村改革制度后，由于合并等的原因，工作人员减少数量较多，使得专门从事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的人员减少，导致了监管力量的严重匮乏。

(二)各部门农村集体“三资”监督不力司法机关、纪检机关等监督十分乏力，群众监督流于形式，使得民主管理意识淡薄。民主理财小组监督不到位，不能切实为农民群众着想。

(三)思想认识不足，人员素质欠缺思想上不重视导致了农村领导班子对财务管理的认识偏差和错误。有些工作人员不熟悉财务相关流程和制度，严重阻碍了监管的有效进行。

二、加强“三资”监管，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职能和责任划分明确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中应有的职能。其中，村委会是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的主体，上级党委政府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监管组织者，财政部门主要对农村集体“三资”实行财政指导和监督职能，而审计部门则是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检查的主要部门，像是违规违纪等行为都要确定部门职责予以监督，这样职责明确有利于统筹协调之余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农村集体“三资”的监管模式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制定。我国广大的农村区域决定了基础条件和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别。对那些经济较为发达，基础设施较好，制度规范和民主机制完善的农村区域可实行“自管模式“，这样能够充分调动村民发展本村经济的积极性，上级主管部门可实行必要的监管、服务和指导职能，以确保三资监管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于那些经济基础条件较差，不具备自我管理能力的区域可实行“代管模式”，由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服务，代管农村集体“三资”，但是代管职能必须是在履行民主程序后，村民自愿进行的，应签订代管协议，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具体细则，防止挪用以确保农村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界定农村集体“三资”范围，充分了解现有状况资金上，应该由各个相关部门合理组成领导小组，对农村集体“三资”进行全面的，广范围的清理核实工作。将有关补助补偿、集体租赁和经营收入等资金管理项目纳入核算范围，严禁挪用、私存等弊端的产生，真正做到及时结清，台账清晰的要求，确保其真实完整性。资产上，应该将集体的房屋、建筑、设备设施以及集体无形资产等纳入管理范围，进行分类管理，详细记录资产在使用、处置等各方面的情况，做到账实相符，权责明确。资源上，应该将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水域等所有资源纳入监管范围，将资源分类管理，详细记录资源名称、经营方式以及合同的相关情况，以便在农村集体资源流转等各类情况下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其他债权债务管理上，应该尊重农村集体经济原有和现有的复杂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清理核实相关的债权债务情况，将由于各种原因未纳入核算的依法纳入核算，对已经完结的或者账实不符的债权债务以及坏账，应该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处理。通过以上清理核实逐步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的状况，摸清家底，有利于后续相关工作的展开和实施。

(三)建立健全相关监管的制度规范1、应该建立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的民主监督机制投票选择代表组成村级理财小组，村里的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等相关证明和原始凭证必须经过村级理财小组的集体审核后才有效，然后入账。较为重要的或者重大的事项由村民代表民主讨论后才能做出决定。对集体“三资”范围内的财务状况、设施建设等事项进行及时地公开透明。设立监督意见箱，及时掌握农民群众对工作的意见或者建议，并经过讨论通过根据有益的建议及时调整工作，建立财政、审计等部门的联合检查，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农村集体“三资”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2、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相关制度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的承包、租赁等相关交易行为，应该经过专业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评估并且制定合理的市场价格，确保过程中的公正公平，公开招标投标等。集体经济相关交易行为成交后，应该立即签订正规统一的书面合同，用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将合同以及相关材料归档保存，上级主管部门和村民代表应该做好后续的监管工作，将所得收入纳入集体，并且定期公开账目。3、是要建立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机制提高对农村的管理人才培养意识，引进青年大学生等到村任职充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队伍，加强与管理相关的各级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相关知识输送，培养和打造一支具有高素质高管理水平的队伍。要积极研究开发集各种功能为一体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系统，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电子化、信息化，以达到全面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的科学管理水平。

三、结束语

集体经济论文篇3

（一）资源环境分析湖南省位于南岭山脉中段与长江中游之间的内陆腹地，地质构造复杂，地表组成岩种类多样，湖南境内水系发达。拥有全国第二大的淡水湖（洞庭湖），起着调节长江水量的重要作用。还有湘江、澧水、资江和沅江4个水系汇集流入洞庭湖并且还连接长江，全省拥有的水量是南方9个省份最多的。在全省土地中，各种常态地貌齐全，一般山丘、冈坪多呈垂向层状和水平镶嵌的组合状况，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农业地貌环境。湖南省几乎全部位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光照充足，降水充沛，热量丰富，且光、热、水配合相当良好，农业气候资源利用效率高；同时，由于经纬水平分异和山丘区垂直分异的直接影响，湖南的植物区域成分复杂，土壤类型多样，植物和农作物的种质资源极为丰富。种子植物约5000种左右，全省木本植物达1900多种，约占全国总数的25%，茶叶仅一个南岳衡山就有20多个地方品种。还有湘西那一片的茶叶种植更是品种良多了。这些都为湖南区域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和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

（二）交通环境分析湖南地处南岭山脉中段与长江中游之间的内陆腹地，介于华南经济圈和华中经济圈的之间，地理区位优势相当明显。湖南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非常的发达，更是基本建成高速公路网中的三纵六横，市州均实现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的4小时访问圈。在水运上也已经形成了以湘水、资水、沅水和醴水为主体的洞庭湖现代水系交通运输，并可通江到达海；京广、枝柳、湘赣、湘黔、湘桂、洛湛还有贵福、渝怀等主要铁路干线，并且上昆、京珠、衡昆等高速公路以及许多的国道、省道公路线相互连接，这对于开拓湖南特色农产品市场是非常有利的。

（三）技术环境分析湖南省的科研和教育资源是比较丰富的，省内的农业科研及农业教育体系也已经比较完善了，这为湖南区域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支持。目前，湖南全省共拥有中科院亚热带区域农业研究所、湖南农科院等263个农业科研机构，其中，仅仅省级的农、牧、渔类的独立科研机构就有18个，拥有约2000名科研技术人员，聚集着袁隆平、官春云、刘荡、王克林等众多知名农业科技专家，几千名教学科研人员创造并积累了一大批居全国乃至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培育出了一大批各级各类农业专业人才。

（四）政策环境分析首先，将特色农业列为全省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发展实施项目，并直接由省府规划了优质水稻基地县、优质玉米县和优质蔬菜基地县等的科技示范基地，还在江永、泸溪、湘潭、祁东等地开发香柚、优质枣、优质柑、湘莲、黄花等特色农产品。其次，已制定了全省的无公害特色农产品开发的“十二五”规划，并明确要重点加强发展无公害蔬菜、水果、茶叶、水稻、畜禽等产品的生产开发，建设了100多个重点无公害标准化农产品示范基地，并在全省进行大量生产无公害类型的农产品，这可见湖南省政府对特色农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二、湖南省农业特色化的对策

（一）依靠品牌企业带动促进特色农业产业化特色农业产品实现价值的载体是品牌的建立，而提升产品质量和推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都是产品品牌建设的有效手段。面对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各种变化，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而进行的农业产业转移中可以依靠质量好、品牌好的地区转移。相对于农业产业化，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产业化就更加针对市场的需求和更加专业化的地域生产，这些在农业科技和产品品质的提升，并进一步去提高市场化程度等方面更具优势，更加容易实现农业生产的价值。这也是特色农业产业转移所需要的。通过产业转移形成一定特色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业链保障了特色农产品投入产出和资本转化，更加有利于特色农业的发展。湖南省已经有金健米业、油中王、童胖子酱板鸭、益阳松花皮蛋、东江鱼集团、益阳普华纺织有限公司等著名品牌企业。可以依靠这些企业，在它们的带动下形成集科研、种植、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这特色农业产业链。

（二）借助政府的引导进行特色农业区域集聚化布局政府、农民和企业是农业产业发展的三大主体，它们在农业发展中分别有着不同的作用。进行区域特色农业的发展，对政府而言，首先是要提供促进特色农业发展的政策与适合的市场制度环境，对比给予特色农产品的加工税收政策优惠，并开通相关的绿色运输通道等。其次要深化特色农业的融资渠道，改变比较单一的投资模式，可以去吸引和借助银行资金和社会各种风险投资资金去发展特色农业，形成一条以政府为引导，特色农业的发展多元化的投资机制。最后要重点扶持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特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农村农产品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政府的这些政策是特色农业进行区域集聚化产业转移的根本保证。

（三）知识化和技术化是特色农业发展的关键特色农业技术化不但包括生产管理的技术化还包括了市场的信息化，不管是在传统的特色农业如水产农业、绿洲农业、旱地农业，还是新兴的都市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等等，整个过程的系统化技术化的生产管理是使得其活跃的关键。一方面，在一个地区的发展特色农业的过程中，要努力去提升质量产品的品质，以技术去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附加值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动力，高的附加值是特色农业可以和其他新兴行业媲美的资本。另一方面，在管理上面也需要技术化的知识化，比如，在质量的检测和一些预防，还有一些市场信息的收集都是需要的。这是信息的时代，知识化是信息化是发展的根本。

集体经济论文篇4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方法评述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07-02

自詹姆斯·布坎南20世纪50年代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正式创立公共选择理论以来，公共选择理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流派。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重点关注政治与经济的内在关联，进而导致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这是其能成为一大学术流派的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公共选择理论通过研究选民通过政治选票在政治市场上怎样理性决策及其决策结果对政府的影响，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推导出政府行为特征、政府应对选民决策等诸多政治问题。即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非市场决策进行经济研究。公共选择理论以理性自私的“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和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选择行为。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基本研究方法

1.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把个人假定为理性的自利主义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是人的“天性”。理性的个人在对其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或机会，除非有外在的其他因素限制，否则这种理性自私的选择行为是不会受抑制和干扰。公共选择理论将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从市场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实现了政治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中对人类行为分析基本出发点的统一。在经济学研究中，由于“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的哲学传统，在经济分析中对人性假定是自私自利。而在政治学研究中，由于国家机器具有的公益属性，政治学研究中政府应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正义性。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政府中的个人又变成“超越个人偏好、追求普遍的善和正义”的利他主义者。公共选择理论确立“经济人”假设的研究前提，避免了跨学科跨领域的公共研究由于学科间理念上的“不兼容”而导致研究的悖论。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

在布坎南的研究中，他认为经济学是专门研究交换的科学，主要是研究市场交换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因此布坎南把交换范式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方法论。按照这种逻辑，政治学也是一门交换的科学。在对政治——行政的观察中，将政治视为市场，将政治的全过程视作与市场经济相类似的交换过程，并提出“政治市场”的概念。按照交换范式的分析，公共研究的重点不应像政治学研究那样侧重于国家、团体和政党等概念的规范性分析。而应该侧重于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由于理性自利的动机而进行的交易过程。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公共政策的出台与绩效并不是由于政治精英们的英明或关键人物的推动，而是群体之间或个人之间利益博弈、妥协、调整的交换过程。

3.方法论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

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个人，所以在方法论上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同样是个人，在对政治领域研究或政治——行政过程的分析中，公共选择理论与经济学研究一样，主张从个人的工具理性出发来解释社会、经济、政治各种现象。探讨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如何加总成为集体选择？而集体选择的结果又会产生何种后果？在对私人活动的研究中，这种方法的研究过程被表述为市场过程。而用这种方法研究集体活动，集体行为则被表述为：个人在实现目的时不是经由个人而是选择通过集体来达成个人目标的活动。从而得出政府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所产生的机构，政治过程是允许个人选择通过集体而非经个人来实现个人目标活动的一系列过程。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可以采用“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

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在公共研究中的创新

1.“个人理性”逻辑起点更具解释力

将经济学的理性自利“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治领域研究而形成的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研究是一种创新的思维方法。是对传统政治学“政府的价值是追求公共利益”“公共机构应是利他主义”假定的否定。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理性”为逻辑起点，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自身效益最优化，不论个人的身份角色是普通公民还是政客。所以，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可运用于分析政治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活动。方福前在其《“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一文中指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

2.演绎方法和模型运用让研究具有数理依据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数理推导方法，使其研究结果更让人信服。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其著作《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就对投票规则和选择规则特别是全体一致的规则做了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奥尔森在其成名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研究集团大小与集团中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也正是运用了定量的数理推导才得出如下经典的结论：“如果在购买集体物品的任一水平上，集团收益超过总成本的量要大于它超过任一个体收益的量，那么就可以假设会提供集体物品，因为个体的收益超过了为集团提供集体物品的成本。”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官僚体制理论、投票规则分析、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等理论都大量运用了定量数学模型。这些演绎方法和模型的运用促使公共研究的主流方向从价值规范走向科学实证。

3.个人决策基础上的公共分析更好解释制度变迁

将个人看作研究分析基本单位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社会运行视为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不能很好让人们理解社会——个人的互动变迁，应当根据个人理性抉择的加总来解释社会和政治整体的发展变化。在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看来，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规则集合体，个人通过规则集合体开展集体活动产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所期望的集体目标。布坎南也把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卢瑟福也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意愿去行动，制度演进与社会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

三、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方法用于公共研究的局限

1.“经济人”假设的极端化忽视人行为动机的多元性

公共选择理论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这单一动机用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种方法忽视了个人行为动机的差异性与多元化，把“经济人”假设运用极端化、扩大化了。在公共领域研究中，“经济人”假设在三个具体方面解释不足：一是忽视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的差异性。虽然个人在政治活动与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交换行为，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也存在相类似的市场因素与环境，但由于政治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二者还是有本质差别。二是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假设强调利己主义，对人的多元需求无法作出贴切实际的阐释。按照马斯洛关于人类层次需求理论解释，人类行为动机是多元的。需求层次越高，利己主义动机的解释就越乏力。单纯用人的谋利动机来解释个人在政治活动中行为的“经济人”假设无视了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理想情怀。三是没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效益最优化作为人唯一的行为动机，从个人的理性选择加总出集体的选择，即个人利益加总为集体利益。但“经济人”假设忽视了集体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的超然性与独立性，忽视了集体利益形成后对个人利益的冲击。只看到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形成和影响，没能看到集体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塑造与调整，没把握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对立与统一关系。

2.经济学的交换范式解释政治过程的局限

由于政治与经济存在本质的不同，将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完全引入到政治领域，其解释存在局限。第一，市场过程交换的是产权私有的商品，政治过程交易则产出非个人占有的公共物品。所以政治过程的产物公共物品必须由集体决策才能产出。因而政治过程需要能代表或集中广泛个体意愿的中介，例如：政府、议会、法院等公共组织。第二，个人在政治领域追求私利的方式与在市场上追求私利的方式不同。市场交换可以在独立的个体之间进行。个人在政治过程追求的利益很多是在市场交易中无法实现。所以只能借助团体或政党之类的政治组织。通过政治组织参与到政治过程来获取个人的利益。因而政治过程的交换不能排斥其他成员，其参与必须是全员参与。第三，市场经济的交换是自愿的商品的交换，而政治中的交换则是权力与权利的交换，即“保障与统治的交换”。当个人独自维护私利的成本过高时，个人会倾向于将这部分利益的权利让渡给国家机构，来换取政府的保护。作为交换条件，社会所有个人必须服从政府在与此交换相关的意志与统治，这意味着政府对所有个人拥有了权力。权力的行使意味着强制，因此政治交换中存在个人非自愿的成分。

3.“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撼动政治学理论基石

公共选择理论单纯从个体出发来探析政治领域是不完全正确的。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受“整体主义”哲学指引，公共选择理论由于是嫁接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所以对政治学的批判是乏力的。首先是“个人主义”方法论无法清晰把握个人本身的属性，只能从行为理论出发对人本身属性做出抽象解释。其次，“个人主义”方法论把政治过程中的互动比拟成个人间抽象契约谈判，无法判断政治过程中个体之间直接或间接相互作用的状态。无法把握影响政治过程中契约谈判的外部因素，不能很好从个体互动中总结出政治过程的规律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去分析传统上被分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选择与决策行为，把人在经济行为中的决策和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统一起来，扩展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运用领域。使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现实社会运转的实际联系更为紧密，是一场在公共研究领域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由于经济学和政治学在概念、理论、范式体系上存在根本区别，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在公共领域的研究中只能成为政治学“整体主义”研究方法的补充，而非根本替代。

参考文献：

[1]廖荣碧.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现实借鉴意义[J].当代经济，2009，（2）.

[2]董春宇.公共选择理论假设的限度分析[J].党政干部学刊，2008，（5）.

[3]孔志国.公共选择理论：理解、修正与反思[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8，（1）.

集体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集群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6.3；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7-0049-05

集群问题理论研究大抵滥觞于19世纪。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广大经济工作者的关注。中小企业集群相关发展理论已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乃至竞争经济学中广泛使用，“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多种内涵的新型产业政策框架的理论基础”（王缉慈，2000）。[1]（P2-4）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吸收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对国内中小企业专业集群现象进行了理论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理论的研究已经构成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文献内容之一。

但是，对中小企业集群演化问题研究的理论比较杂乱，多数研究只限于某一层面，没有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尽可能多地将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有代表性的评述，希望有利于研究者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也希望能为中小企业集群经济理论的演进、深化提供一些契机。

一、早期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企业集群思想

最初的产业集群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从劳动分工、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方面开始注意到集群演化问题。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写到“工人所穿的粗劣呢绒上衣和牧羊剪毛所用的剪刀这两种产品，是由家庭坊和手工业工场为基本单位的小企业集群联合劳动完成的”。[2]（P11）这是最初的中小企业集群经济的思想，也是集群一词首次提出的。

马歇尔（Marshall）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从地方产业集群与大企业功能优劣的相互比较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区域研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描述了企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他把这些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称作“工业区域”，并指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内部经济是有赖于从事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而外部经济是有赖于这类工业产业的一般发达经济。在他看来，引起产业集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列举了英国各地的实例，说明“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性质，在附近地方的矿山和石坑，或是水陆交通的便利”。[3]（P281-282）“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宫廷的奖掖”，[3]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是根本原因。马歇尔是大家公认的首先阐述集群理论的人。

阿伦・杨格（AllenYoung,1928）提出了规模报酬理论的一些核心内容，他重视分工、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关系，重新阐述了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市场规模思想，并从这一角度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经济的现象，强调了斯密关于分工网络的古典一般均衡观点，说“只考察单个厂商和一个特定行业的规模变化效果时，递增报酬机制就可能被误解，因为累进的行业分工和专业化才是递增报酬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这就要求将整个经济的运作都视为一个相关的整体。”[4]（P527-542）如果离开这一核心思想，“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不能被充分地理解。杨格将迂回分工划分为单个企业的迂回生产、整个产业的迂回产出和产业间的迂回分工。单个企业通过迂回的方法经营所达到的经济程度是比较有限的，当整个产业的迂回生产的优势得到发挥时，这种迂回方法才能变得可行与经济。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原来的产业分裂成更专业化的部门，使新的产业不断产生，这就是产业演变的基本过程。他将企业内部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业间分工的交互作用动态地联系了起来。

韦伯（AlfredWeber）在1909年《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提出了集聚经济演化理论，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factor）和集聚因素（agglomeration）。韦伯不仅分析了企业集群的集聚因素，还分析了分散因素。认为分散要素无非是集聚的相反倾向而已。产业在一个地方集聚与否，可以看成是集聚与分散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集聚和分散相互作用产生了单位产品一定数量的成本节约。不同的集聚规模产生不同的节约函数，而每一集中化阶段的节约函数就构成集聚经济函数。[5]韦伯从产业的空间集聚的成本收益对比分析产业集群发展的经济性，他认为实际支付运费少的地点会成为集聚的地点，集聚的产生是自下而上的，是企业追求集聚的好处自发形成的。在当时传统的古典理论占据主流的时期，韦伯的理论也归属于为古典理论学派。

二、国外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才从纯学术讨论走进了商界和政界。功臣人物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并不一定是看整个国民经济，而主要看该国和地区有无独特的产业或产业群体”。[6]（P66-226）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集群是培育特色产业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因为它“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重要的是，集群能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率的成长，也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6]他明确提出了产业群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集群所具备的共同要素整合成著名的“钻石模式”。波特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市场结构这一决定产业中和产业间绩效差异的主导力量进行分析，推出了一种广泛用于行为盈利性分析和竞争优势分析的方法，认为企业获得长期租金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

P.克鲁格曼是第一位把产业集群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知名经济学家。集中分析了集群的聚集协同效应和交互激励效应。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说明各国的贸易优势并不来自于国与国的产业区别以及由此引起的比较优势，而是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产品的贸易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起到了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7]此外，克鲁格曼认为马歇尔提出的技术外溢因素只会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产业集聚中产生效应，不具有普遍意义。

意大利著名集群理论家布诺梭则提出了两阶段模型。依据对意大利集群的研究，他把无政府干预的集群自发成长的阶段称为第一阶段；当集群成长到一定规模后，政府或当地行业协会开始干预集群的成长，向集群提供多种多样的社会化服务为第二阶段。

G.别卡提尼则主要从经济地理学解释中小企业集群的“地缘”优势，以及对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影响。安德森（AndersonE.S.，1994）考察了传统的熊彼特主义分析创新关联度的不足，主张用演化经济学来分析创新关联度，并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内，构筑了交互创新的两产业模型和三产业模型，探讨了创新关联和国际专业化问题。这一组织演化的观点对产业集群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开辟了一个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

罗森菲尔德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及企业间的合作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活力起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相似的、相关联的或互补的众多中小企业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聚集；有着通畅的销售渠道、积极的交流及对话，共享社会关系网络、劳动力市场和服务，共享市场机会及分担风险。还有荷兰经济学家范迪克认为，马歇尔的工业区是集群进化的最后阶段，集群从此像大企业一样具备自我调整能力，成为长寿型的组织等等。

许多著名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使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的静态特征和外部经济优势，并从多视角解释了集群竞争优势等。但总体来看这些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分析层面较单一，不深入，处于探索阶段。

三、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评述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区域生产综合体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广东的“专业镇”、浙江的“块状经济”，此时我国开始吸收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对国内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方面：

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并结合区域发展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在这方面王缉慈教授是研究得比较深入、系统的学者之一。王缉慈教授（2005）[1]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经济地理现象或实践经验，又可看作一类产业空间组织或经济理论模式；我们可能将它用作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更应把它作为认识区域经济的思维方法，即产业集群是把区域经济视为相互依赖的企业和机构的地理集聚的经济系统的一种方法。产业集群不应只是一般的企业扎堆。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复苏的产业组织模式，成为在全球生产系统中与巨型跨国公司互补乃至抗衡的一股力量。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集群比单独的大型公司能力更强。[1]产业集群产生明显的外部规模效应和形成创新环境，集群内共享的基础设施、信息和专业化资源大大节约生产成本、促进企业灵活性、产生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产业分工和新型产业基地的形成，使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不断创新和学习，向高增值的价值链发展。

从社会文化环境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该视角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对集群的形成、发展、衰弱的密切关系。如陈雪梅、赵珂（2000、2001）、[8]姜皓（2004）[9]等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条件等方面研究形成中小企业集群的自然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通过历史文化的沉淀来促进企业群的缓慢形成。由于地区传统、习惯、文化、宗教、语言以及种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新产品是难以靠大众传媒的传播实现的，而人际间近距离的交流接触，人们之间容易相互模仿和相互影响。距离越近，转移的成本就越低。即流动、信息传播、价值流动和生产活动等很多方面联系在一起，形成关联“互动”效应，这种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还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心态（李永刚、祝青，2000），[10]再加上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政府的政策便利，会迅速形成中小企业集群。

从企业网络和企业家创新精神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李新春（2000）、[11]吴国林（2001）[12]等学者认为企业网络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发挥关键作用。企业集群是以关系网络，尤其是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群体，“企业家协调”尤其是“领袖型”企业家的带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李新春，2001)。[13]李新春指出：“专业镇以区域为边界形成整体竞争的生产、服务企业网络，其网络外部性有效地克服了中小企业或家庭工厂在生产、营销和管理上的劣势。在产品选择和组织结构上有着其独特的集聚经济意义。而形成这一集聚经济的根本在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网络的生成机制，相互之间的学习、仿效和竞争合作使得网络具有动态的灵活竞争优势和保持持续的创业精神。”[11]借助企业网络可减少内部管理成本，减少非正规的交易费用，减少企业间学习成本，提升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借助网络的集体协同性可产生强大竞争，形成区域优势（吴国林，2001）。[12]

从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分类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有很强的地方特性，关注角度不同，可有不同的分类。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的是“市场型”中小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形成的是“椎型”(也称为中心卫星工厂型)中小企业集群；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业的柔性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是混合网络型中小企业群落（仇保兴，1999)。[14]按照企业的性质可以分为：制造业集群、销售业集群和混合企业集群等等。从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微观演变的特征分类有专业分工和专业产品的分析。专业分工首先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阶段，其次是生产工艺专业化阶段，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同时并存，产生了专业性工艺加工企业、专业性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专业性生产服务企业（陆立军、白小虎，2000）[15]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不断演进，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过去单纯的专业化向相对综合方向发展，由于中小企业集群的扩散，中小企业集群的边缘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边缘效应已初步显示（朱康对，1999）。[16]正因为如此，中小企业集群才能保持长期活力。

从产业集群创新机理和组织行为方面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研究。王B（2003、2005）[17][18]认为集群衰落可以看成是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的结果。为避免集群经济被“技术路径锁定”的风险，构建与培植集群内部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王B以地方技术组织为研究对象，从对职能与资源之间的机制设计入手，提出了地方技术组织是准公共性组织的行为假设，并分析了这种行为假设的基本特征以及在与企业发生技术产品与服务交易过程中的行为动机与动态能力,认为基于准公共性的组织定位是比单纯的商业组织与纯粹的公共性组织更有效的机制设计，这种机制设计能够较好地解决地方技术组织的行为动机问题，是动态地构建与培植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它既涉及到地方技术组织的生存，也关系整个集群创新能力的持续性发展。

从技术创新行为方面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优势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证实，集群式创新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性创新的一种有效组织模式，借助这种组织形式，集群内企业可以发挥自身的创新活力，又可以弥补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缺陷。“产业集群区域存在高效的、具有生态特征和自组织特征的区域创新网络，能够产生很强的地方根植性和持续的集群创新优势”（刘友金，2002）。[19]刘友金提出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集群式组织模式、集群单元、集群式创新演化过程的CLC模型等，为建立中小企业集群创新运行机制的分析提供了思路。他还建构了“奖励”模型、协同竞争博弈模型，“为探讨企业的入群过程和群内企业的合作创新过程提供了分析工具”（刘友金，2002）。[19]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借鉴生态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空间群落演化与生态学中的物种群落演化有许多相似性，把生态学中的群落概念引伸到中小企业集群有合理的一面”（李永刚、李渝萍，2006）。[20]中小企业的成长具有“生态性”和“阶段性”，影响其成长的环境因素呈动态变化。由于企业专业分工愈来愈细，会促使不断分离出大量新的中小企业。产业演化的起始时刻，新产业被创新企业家尝试。当新产业与当地的环境背景条件特别吻合，资本收益率特别高，模仿者很快蜂拥而至，同类型企业大量出现。企业数量增加的结果使产业总规模扩张并形成区域性的产业优势，产业优势的确立又促进产业群内企业的衍生繁殖，表现为产业中企业的数量通过裂变、孵化、分孽而快速衍生增加。形成一个企业衍生与产业规模扩张相互增强的正反馈环。企业代际衍生是产业演化和环境选择的一个必经的环节。

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产业集群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和社会化是形成产业集群优势的原因（金祥荣，2002）。[21]金祥荣认为产业集群中，由于中间产品的转移成本很低，分工的精细化以及资产专用性的提高带来机会主义难以实现等原因，生产同类产品的各种可分割性操作功能不断从企业内部剥离出去并达到最佳生产规模。魏守华、石碧华（2002）[22]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可以用直接经济要素（垂直和水平联系的企业间合作与竞争形成）和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由支撑机构和企业群间相互作用）两方面体现出来。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包括生产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优势。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其创新能力取决于根植于区域学习轨迹。赵中伟、邵来安（2002）[23]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源自集聚效应、知识的溢出效应、根植性、追赶和拉拨效应、外部范围经济、衍生及吸聚等多方面的作用引导成本优势、创新优势。总体上学者们的分析竞争优势，集中在交易成本、品牌优势、外部经济优势、融资优势、创新优势、协同机制优势等等，体现了中小企业集群在市场竞争具有“小市场、大巨人”优势。

近年来研究中小企业集群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对中小企业集群政策作用、网络结构、绩效差异、产业升级、生命周期理论等等方面也有许多研究。

四、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综合评述

纵观国外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集群理论的研究在不断广泛和深化，他们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技术从不同角度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阐述和实证，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的静态特征如外部经济优势、交易成本优势、竞争优势、贸易优势、创新优势等，但这些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单一依靠某一理论，均不能对企业集群问题做出完整、科学的解释。

我国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比较晚，是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地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创新网络、产业政策和实证方面的，也有些借鉴了非主流经济学从较新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结合生态学或者社会学的观点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的研究。但总体上说有还主要是一种线性的机械的静态的分析，仅适合于特定时间断面上的线性经济关系研究，许多研究停留于个别案例的事后归纳，很少抽象出集群共性特征，较少深入内部机理研究，也缺乏企业集群演化的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更没有用动态分析方法进行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分析。然而，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更深入研究集群的存在形态与运行机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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