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区别(收集5篇)

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区别篇1

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有几个。一是我国经济增长由原来的高速增长期步入中高速增长，尽管每年的GDP增长率不可能再重复以往的两位数增长，但是依然保持在7%至8%的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开始调整。说到经济结构，其内涵非常丰富，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平衡包括了产业发展不平衡、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方面。当然最为突出的课题是经济要从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转型。传统制造业的发展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继续高能耗、高投入、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将无法使我国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三是宏观经济政策转入稳定期。2009年以后，我国为了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推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尽管这些政策避免了我国经济陷入衰退，但是大规模宏观刺激政策必然会伤害微观市场主体。为了充分消化前期大规模刺激政策，国家已经不可能再推出类似的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政策。也就是从这最后一点中，我们引出了今天的话题――“微刺激”。

尽管国家不会出台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政策，但是国家对于经济工作的引导作用依然很重要。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后，如何引导经济走向市场化，成为中央高层领导需要面对的问题。

从以往看，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政策无非两块，一块是货币政策，一块是财政政策。从今年央行的货币政策看，这种“微刺激”的痕迹已经非常明显。今年央行在6月和8月进行了两次定向降准，这两次定向降准针对的是“三农”和小微企业。两次定向降准贴现额度是120亿元，此外央行还对棚户区改造给予了1万亿元的PSL（抵押补充贷款）再贷款。从财政政策看，今年的财政支出结构，着重点放在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比如对棚户区改造的投入，对中西部地区铁路的投入，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方面的投入等等。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总理提出的“释放改革红利”理解为”微刺激”的一个部分。这实际上是通过政府职能改变，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使被抑制的市场活力进一步迸发出来。

“微刺激”的提法对于我们判断经济走向，决定经济行为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当要进行理性的投资活动时，就必须引起注意，因为对于普通老百姓，了解这些提法最受益的应该是自己的投资决策。我有时候会打开电视看看股评节目，但是总会觉得分析师说话颇为可笑。有些分析师会把今年7月以来的股市行情和2009年比较，认为大牛市即将到来。但是了解了“微刺激”和大规模宏观经济政策的区别后，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判断有多荒谬。如果看一看今年上半年M2（广义货币）增长率，连15%都没到，再看看2009年，那时候M2的增长率接近30%。

“微刺激”的成效是非常缓慢的，但是它的目的是确保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健康、可持续增长。对于股市来说最理想的走势是慢牛上涨，如果出现大幅快速拉升，我们应该思考这是否能反映基本面的情况。

对于楼市，也是如此。近阶段以来，全国多地楼市的限购令逐步放开。许多房产中介开始忽悠说楼市价格又将大幅上涨。如果理解了经济新常态下的“微刺激”，就应该明白，本届政府是希望经济能回到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上。对于楼市限购政策，它是在楼市大规模刺激政策导致楼市涨势无法控制而出台的反向政策，这些政策的效果历来受到各界人士的诟病。加之这些政策行政干预的色彩浓厚，其本身与本届政府希冀通过发挥市场自身规律的初衷不相符合，所以叫停楼市限购令是对不理想政策的又一次纠偏。只是在全国范围内，这种纠偏必须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背景下推出才行。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将此看成是政府对于楼市的又一次大规模刺激，指望房价出现大幅度上涨，更是不现实。对于购房者来说，也要谨防机构和中介的炒作行为。

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区别篇2

宏观调控是认识与运用经济规律的生动实践

面对近年房价疯涨和房地产投资过热,中央及时调控,采取“管严土地,看紧信贷”等宏观调控措施。*年又出台一系列旨在稳定价格的调控政策,有效抑制了房价涨幅,今年全国房价平稳,房价涨幅逐季回落,一季度上涨幅度是12.5%,二季度涨幅是10.1%,而一到三季度涨幅是8.8%。房地产市场正朝着遏制盲目投资、引导合理消费、稳定住房价格的预期方向发展。

房地产只是宏观调控的领域之一,中央还对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某些产业局部过热、煤电油运形成瓶颈等问题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使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低水平扩张势头得到抑制,煤电油运和农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投资得到加强。

不少经济学家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不仅使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本领,而且使我们得到一些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新的经验和启示:坚持把又快又好发展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坚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则;坚持把着重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式;坚持把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实现总量平衡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把维护群众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制度经济学也正在取得突破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长期以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政府作为一个“理性人”,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特殊主体;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居于市场经济之上的“驾驭者”和“调控者”。该怎样确定政府的职能呢?伴随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界形成以下共识——政府主要提供公共产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这类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在*年开始逐个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人们越来越注重从制度的角度来深入思考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制度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市场机制固然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要素在部门间、地区间等的流动来调节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市场机制在本质上并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制度建设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在制度改革中,政府职能改革、企业改革和财税金融改革将成为三大主要方向。今后的改革将更强调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强调将改革的措施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微观经济学全方位开花

*年还被称为“中国股市改革年”,受人瞩目的股权分置改革终于启动,以股改为代表,政府频出新策,力促投资者对股改在总量、时间、价格等方面形成稳定预期。除此之外,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迈向真正有弹性和可浮动的汇率制度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些生动的改革经验正在丰富中国社会主义金融学的内容。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稳定增长平台，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宏观经济基本态势较好，为加快各项关键性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环境。在这样的有利时刻，我国关键领域的改革攻坚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办法克服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改革经验又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素材。

我们也看到，经济学界开始更多地研究企业、城市居民、农户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金融学、财政学、税务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和劳动经济学等学科，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学科群。

经济学是一门经验性、解释性的科学，也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当代中国经济学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分析支配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经济关系、运行机制、调控机制，探寻其中的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正在变得丰富而有深度，中国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因此正在不断深化。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稳定增长平台，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宏观经济基本态势较好，为加快各项关键性改革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环境。在这样的有利时刻，我国关键领域的改革攻坚力度正在加大，用改革的办法克服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巩固宏观调控成果，增强经济

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改革经验又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素材。

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区别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投资效率产权性质金融发展

一、引言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世界实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给微观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诸多企业出现了财务危机乃至濒临破产。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对我国而言，这次危机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具有良好的自然实验属性，虽然给实体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陈武朝（2013）研究发现了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江龙与刘笑松（2011）发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会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产生影响，石晓军等（2011）则发现了商业信用对信贷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见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企业行为特别是投资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关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学者们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其波动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较少涉及其对微观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衰退致使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财政、货币以及产业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进而出现了钢铁、煤炭、水泥、光伏产业、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政府干预更是加剧了宏观经济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资。因此本文从宏观经济周期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投资行为作为微观企业行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价值的形成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目前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观层面，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类：格尔根和伦内布格（GoergenandRenneboog，2001）与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尔和希拉里（BiddleandHilary,2006）所作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此外近年来，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经济与财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如靳庆鲁等（2012）关注了货币政策下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申慧慧等（2012）则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公司的投资效率。可见，目前尚未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角度研究公司投资效率的变化及其在中国制度环境下表现的差异。然而，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微观后果提供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时提供经验借鉴，所以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探究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具体作用机理，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结合中国制度环境，分别考察产权性质以及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为揭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经济规律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多元化与行业周期性角度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司受经济周期影响的敏感程度差异，为公司抵抗经济周期性风险提供经验证据。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自然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宏微观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互动行为的文献。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基本规律，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行为，投资效率直接影响公司价值，同时也极易受宏观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稳步快速增长。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一度跌至历史低点。为防止宏观经济的衰退，我国政府先后使用宽松的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刺激微观企业行为，这些政策实施对微观企业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公司的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研究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当宏观经济步入衰退期，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率先复苏，频繁通过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经济，其最终表现为对企业经营活动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陈信元与黄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预经济较严重的地区，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经济的建设，因而对企业的干预更为普遍。程仲鸣等（2008）则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先后使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观经济，出台了前所未有的以“四万亿”刺激计划，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经济周期是指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的周期性波动，集中体现为宏观经济的扩张与衰退的交替更迭。靳庆鲁等（2012）的研究表明，资本逐利规律强调公司未来的投资活动取决于其当前的投资机会，当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公司应追加投资、扩大规模，当面临差的投资机会时，应减少投资，缩减规模。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当宏观经济由扩张期进入衰退期时，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减少，理性的投资者应该会选择减少投资。然而为防止经济衰退，政府会进行逆周期性干预政策，特别是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在政府力量的驱动下，企业必须进行逆周期的投资行为，从而降低其资本逐利规律，公司投资行为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会降低，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综上所述，经济周期性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相对于宏观经济繁荣期，宏观经济衰退期时公司投资对Q值的敏感度会更低，表现为顺周期性

产权性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基于融资约束与政府干预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andFang，1998）指出，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时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两类产权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类别，这两类公司所受的融资约束差异较大，因此，产权性质可以作为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较好的替代变量。同时，包括张莉芳（2012）、古伦和艾恩（GulenandIon，2012）、连玉君（2009）等国内外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融资约束是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调节变量。林毅夫与李志（2004）的研究也证实了，从融资约束程度来看，相比非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在父爱主义下，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预算制度上的软约束，因此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现为更低的融资约束程度。从政府干预程度来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认为国有股权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从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入手刺激宏观经济时，资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在衰退期受约束程度较低。此外，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更易受到来自政府非营利目的的干预，从而弱化了其经营的营利性，弱化了资本逐利规律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从而致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低的投资效率。无论从融资约束程度还是从受政府干预程度视角，国有企业均更易表现为投资与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与之发展较低的地区，至少存在以下差异：第一，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金融中介组织更为发达，金融工具更为多样化，从而为公司规避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其资本市场化程度更高，获取资金的成本也将更加合理。第二，债务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余明桂与潘红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债务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债务融资主要取决于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从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对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力较小。第三，受政府干预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往往也是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其受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在宏观经济的衰退期，政府为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一方面干预银行放松银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观企业投资。根据以上阐述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会通过资金来源、债务治理以及政府干预等多个渠道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资金配置更加无效，债务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预程度更高，因此其会弱化资本逐利规律的作用，进而产生在危机期间更为激进的投资行为，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的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考虑金融危机从2008年开始，同时为使年度分布更加对称，以避免因样本分布偏差而产生的误差，本文选择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虑被解释变量（投资Investment）与解释变量（投资机会TQ）需要错开一期，滞后一期指标均为2005年至2008年数据，因此本文实际样本选择为2005年至2009年期间数据；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同时剔除数据不全、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为负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最终选择了4945个年度公司样本；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除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Cycle）等哑变量之外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三）变量定义公司规模（Size）、现金流（CFO）、资产负债率（Lev）、风险（?琢return）、行业哑变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资水平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见下表（1）。根据该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数?茁3是主要测试变量系数，如果其显著大于0，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反之如果显著小于0，则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

（四）模型建立借鉴靳庆鲁等（2012）、陈德球等（2012）的研究设计，使用投资与托宾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资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反之越低。为此我们使用以下模型对研究假设H1、H2及H3进行检验，其模型设定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着i，t

其中Investment为公司投资水平的变量。TQ表示投资机会的托宾q，Cycle为经济周期的变量。考虑2008年为我国宏观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的捕获金融危机深刻影响，本文将2008与2009年定义为经济衰退期，同时为了考虑样本的对称性，避免因样本的分布偏差，将繁荣期定义为2006与2007年。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使用2003-2011年度数据为样本，将2008年之后定义为经济衰退期进行重新回归，发现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与表（3）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表。从表（2）看，公司投资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数（0.038），表明样本公司的投资水平整体右偏。经济周期变量（Cycle）均值为0.527，表明处于衰退期的样本数略高。控制变量投资机会（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数（1.198），公司规模均值（21.355）与中位数（21.279）比较接近，呈现正态分布，现金流（CFO）均值（0.051）与中位数（0.050）接近，呈现正态分布，其最小值为-0.216，表明样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现金流小于0，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0.530）与中位数（0.520）基本相当，呈现整体分布，经营风险（?滓（return））同样呈现正态分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从表（3）的结果看，投资机会与公司投资呈现正相关，而经济衰退与公司投资也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面临衰退时，公司投资不是减少，反而增加，从而直观上可以判断这可能是导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变量之间均没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带来回归产生的误差。

（二）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本文研究假设1与研究假设2的回归结果。表（4）中的第1列经济周期与投资机会交乘项（Cycle*TQ）的系数为-0.008（t值为-1.81），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H1一致，表明相对于经济繁荣期，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会导致公司投资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与第3列为分别按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组进行检验，发现其系数分别为-0.006（t值为-1.43），-0.003（t值为-0.89），前者达到边际显著，并且其绝对值也明显大于后者，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敏感，从而表现出更低的投资效率。表（4）中的第4列则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设置为哑变量与经济周期和投资机会交叉项进行交乘，其系数为0.002（t值为1.82），显著为正，也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资效率，以上均与研究假设H2相一致。

（三）相关性分析表（5）为假设H3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Cycle*TQ系数为-0.009，显著为负，而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Cycle*TQ系数为-0.003，为负但不显著，且前者绝对值明显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项系数也显著为负，其结果与研究假设H3一致，表明相对金融程度发展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其公司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波动更敏感，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根据陈武朝研究认为，微观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周期性有关系，因此借鉴陈武朝采用上海证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上证周期行业50和非周期行业100指、沪深300周期行业和非周期性行业指数对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行业的分类，将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非金属、房地产等行业定义为周期性行业，其余行业则定义为非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与非周期性行业中，其经济周期对公司投资效率回归结果分别见表（6）的第（1）与（2）列，其结果表明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存在于强周期性行业，而弱周期性行业则影响较小。公司多元化不仅有利于公司规模化生产，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宏观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会不会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为此，本文根据公司经营收入的行业分布，如果其跨两个及以上的行业进行分布，将该公司定义为多元化公司，反之则定义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与非多元化进行分组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四）稳健性测试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考虑使用固定资产变化率作为投资水平的变量，使用资产报酬率作为投资机会，直接使用GDP增长率与公司投资机会进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数据为样本，以检验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发现本文的结论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报告其回归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向我们索取。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政府应着力宏观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管理，平抑其周期性的大幅度波动，为微观企业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因此，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宏观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政府应做到以下几点：（1）更加科学地使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促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本文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别是繁荣与衰退的交替转换会改变公司外部经营环境，致使企业难以适应进而出现投资的盲目性，弱化资本逐利规律在投资行为中的作用，从而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水平，平抑宏观经济周期性剧烈波动，对提高公司投资效率，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大意义。（2）着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更低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更高地区的公司的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更弱。这是因为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公司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债务治理能力更强，受政府干预更少，因此具有更加良好的经营环境及更加理性的投资决策机会，并最终表现为更高的投资效率。（3）适度引导有实力的公司应进行多元化经营，以规避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弱周期性行业中的公司其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更小，且多元化可以抑制宏观经济周期性产生的影响，因此公司若进行多元化经营，特别是跨强周期与弱周期性行业，其受宏观经济冲击将会降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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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区别篇4

一、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必须了解微观经济运行

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这篇重要文献中指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两者缺一不可，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就是说，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是矛盾的统一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微观经济既是一国经济的基础，也是一国经济活力的源泉。微观经济的集合构成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运行的集合形成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所以，宏观经济分析是需要建立在对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的，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必须首先了解和掌握微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必须了解掌握微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把握和了解微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和基本规律，需要很好地了解和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微观经济分析方法。有经济学家分析认为，“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三个假定，是现代西方经济学里基本的理论。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则有“利益最大化、供求和等价交换”三个原理。理性地思索和分析，特别是再拿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对照，可以认为这“三个假定”和“三个原理”是成立的，历史证明它们在实际的市场运行中，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发挥着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就是我们承认企业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经济主体地位，尊重市场供求和价值规律的结果。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重要经验。”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能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使资源配置富有效率，但它也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出现盲目性，导致资源配置出现浪费，即市场失灵。由于存在超额利润和追求超额利润，市场主体会在一定时期内将投资集中投向一个行业或产品领域，在市场竞争中展开厮杀，直到这一行业或产品市场出现供给过剩、边际收益递减，价格下跌、盈利水平下降，一些市场主体才会退出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资源配置存在浪费是不争的事实。此外，由于事实上的市场垄断以及自然垄断的存在，一些大型、超大型企业控制市场、控制价格、排挤竞争，以及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等，也会使市场配置资源出现局部低效的情况。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同志必须进行研究和时时加以关注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实施一些经济管制是必要的，政府对一些经济活动进行管制，要求政府通过必要的经济和法律手段来引导和保护市场合理竞争，通过政府管制和限制来打击市场垄断，特别是要严格控制自然垄断。这一方面是为了创造市场活力，促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公开，增进社会公共福利的需要。

二、坚持做好宏观经济分析，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宏观经济学产生于1929年世界大危机之后，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从凯恩斯之后不断发展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强调政府在调节经济运行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从而，“造就了一种新的运行机制，从原来仅靠一只‘手’调节经济转变为两只‘手’来共同调节整个市场经济，从而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更加完善了”。宏观经济分析强调的是经济总量平衡和需求管理。凯恩斯主义认为总需求在国民收入的均衡状况中起着决定作用，原因是在短期内一个国家总体技术水平从而总供给是不变的。因而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是进行总量平衡及总量调控。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这种情况决定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比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更为重要、更为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特别是1997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实践己经证明了这一点。积我国多年来宏观调控的经验，能够看出，宏观调控注重和强调的是调整经济运行中的总体平衡和差异中的协调，概括起来讲就是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差距，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经济的持续、稳定和较快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扩大就业渠道、解决诸多社会矛盾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必须贯彻又好又快发展的思想，利用好发展机遇期，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努力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较快增长速度，满足人口增长、就业增加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但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发展观念尚未真正转变、地方政府主导经济活动行为较强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经济发展不均衡、盲目攀比增长速度的问题。而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和脱离实际的高增长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必然会在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上带来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破坏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和总量平衡关系，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避免出现大的起伏。从这一要求出发，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政策取向时，必须坚持好速度、结构和效益相统一，引导各方面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抓好“五个统筹”，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有效消除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防止速度过高导致供求总量失衡和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进行总量调控时，注重经济结构调整，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特有的一种宏观调控方式。结构调整政策并不是总量政策，一般来说，宏观调控主要是进行总量调控，因此主要采取调节总量的政策措施。但我国多年来经济运行情况却反映出，总量出现严重失衡往往是结构不合理造成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城乡差距较大等结构性矛盾，如果在宏观调控中不注意推进结构调整，即使总量不平衡的矛盾一时缓解了，也可能会迅速出现反复，导致经济频繁出现大的波动。因此，在控制总量的同时，必须大力促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切实防止“一刀切”，既控制过热行业的盲目发展，又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2003年以来直至目前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党中央、国务院从一开始就明确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地区、行业和领域的不同，实行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保有压，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

一方面，中央在实施宏观调控中采取果断措施，严把土地、信贷闸门，严格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和支持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强调在土地政策、信贷政策以及投资、财政、产业政策等各方面，都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因症施策，该抑制的坚决抑制住，该支持的切实支持好。在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更加重视缓解微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近几年，国务院先后制定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过剩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以及支持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等。这些政策都很好地体现了以调整和优化结构，来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优化总量关系的宏观政策取向，也很好地体现了坚持和强调充分利用市场约束和资源约束增强的“倒逼”机制，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促进优胜劣汰。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节能降耗、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这些措施的实施对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坚持制度创新，深化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

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诺思在其《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这篇著作中，分析了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他指出，“经济史学家已经集中注意力于技术变化，把它看作是增长的源泉，但是，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更为有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其作用如同技术发展对于西方世界增长所起的作用那样同等重要”。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体制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在产权制度、市场形成价格机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持久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和福利水平显著提高。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进步是空前的。

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推进了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东西，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来健全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制度框架及其支撑体系。当前，我国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关系、人情、权力交易，使得维系市场经济运行的契约关系运行不畅，许多交易活动不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而是利用关系运作；再如诚信体系是维系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信用缺失和道德失范的现象比较严重，如违约、不讲信用、假冒伪劣，甚至谋财害命等等；尽管经济发展具有“外部性”特征，但在现代市场中，要求企业也必须承担其社会责任，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却大量存在着肆无忌惮地进行污染物排放，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各种非法的经营活动和地下经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在不断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加快推进政府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当前，一方面必须加大治理和制约这类失范活动的法制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规范；另一方面必须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加大法律惩治力度，增大违法违规经营者的交易成本。现实情况下，后者更为重要，因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已经成为制度建设的缺憾，也会成为加强制度建设的障碍。

政府干预经济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一定的国家法律规定下进行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安排。当代政府不仅是宏观经济的调控者，而且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国家竞争力的培育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者。政府干预经济不完全基于市场失灵，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为增强民族经济竞争力，抑制或减少外来因素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影响，也需要进行干预。这些或许就是我国在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制度安排体系的一部分内容。加强宏观调控的制度建设，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规范宏观调控程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等等，是我国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的迫切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育，我国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和调控对象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顺应市场基础的变化，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要坚持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这是尊重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基本要求，也有利于引导市场主体通过利益选择，自觉顺应宏观调控要求开展经济活动，形成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持久动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有赖于较为完备的法制保障。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坚持采用法律手段，有利于依法规范和约束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合理竞争。这些都是加强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制度建设需要深入研究和更好坚持的基本内容。

(本文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刘学侠

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区别篇5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经济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8-0115-02

自21世纪初以来，我国财经类高等院校普遍将《宏观经济学》作为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使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但由于《宏观经济学》一般在低年级开设，学生缺乏对《宏观经济学》的了解，而该课程的理论性、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都表明了学习的难度，使得以传统“满堂灌”、“填鸭式”为主的教学方式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鉴此，作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经验，以《宏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为基本出发点，对《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改革与实践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要做好一门课程的教学，首先必须搞清楚其主要特点。从整体而言，《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特点很鲜明的课程。从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以及发展脉络来看，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宏观经济学》理论具有系统性、发展性的特点。概括地说，《宏观经济学》研究一国的整体经济运行状况和政府如何采取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的社会科学，其内容主要包括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并涉及到了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等问题，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其理论还在不断地发展之中。这都会给初学者带来疑问与困惑。

2.抽象化的理论与数理化的模型并存。首先，《宏观经济学》较多地运用了抽象分析方法，它通过适当的假设，从社会经济现象中提炼和选择主要因素，并抽象为概念，创造了一个纯粹、简化的逻辑理论分析框架和环境。因此，给社会经验和实践有限的学生带来了感性认识和理性理解的困难。其次，《宏观经济学》大量运用了数理模型和数学推导。通过引入数学工具，利用数学符号表示概念，并使用大量的数学公式和数理模型去演绎社会经济现象和活动，从而构建了数理化、模型化的宏观经济理论系统。这些把数学工具运用到逻辑推理的分析方法对于初学者无疑是巨大的挑战，的确令人费解，尤其对于数学基础欠佳的学生更是难上加难。

3.《宏观经济学》涉及面广，内容丰富，且实践性强。从发展历程来看，《宏观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发展起来的，是对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由此形成了学派林立的局面，产生了众多的经济学著作、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其涉及面较广，仅近现代就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等。更为重要的是，诸多学派间的理论既有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也有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由此使得内容更为丰富复杂。从实践意义上说，《宏观经济学》理论以社会经济总体和总量作为研究对象，把就业、利息、通货膨胀、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增长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纳入研究体系，进而分析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经济实践的提炼与总结，更是能用于指导经济实践活动，使得其理论表现出很强的实践性。这既是与其他社会学科迥异之处，更是学习中的难点。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的体会

为解决以上难点，开展教学改革极为必要。具体就财经类院校而言，应根据主要专业的要求、学生情况，基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逻辑框架及其特点，从教学方法、模式以及手段等方面进行改革。

1.基于财经专业特点，优选教材、参考书。考虑到《宏观经济学》的教材版本在内容框架和结构体系上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以及财经类院校的专业要求和生源情况，基于作者的教学实践经验，本文认为基础教材的选择应以“我”为主，即有条件的学校最好采用本校教师团队自己编写的教材，使之更切合实际要求。在参考书的选择上，应选择合适的国内外参考书若干本。就财经类院校的特点而言，人大版高鸿业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曼昆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以及多恩布什等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是比较适用的。这些参考书的显著特色是将《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和长期、超长期分版块论述，直观地展示出了《宏观经济学》的模型结构，更有利于学生认识不同模型的特点、区别及其适用范围。

2.基于与《微观经济学》的比较开展教学。在学习《宏观经济学》之前，学生们已经系统学习了《微观经济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因此，考虑到学生已具有《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教师应从比较的角度去介绍《宏观经济学》，让学生对这门课程形成更为清晰的感性认识，从而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学习热情。一方面，基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联系，将相关知识点进行无缝连接，以提升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例如，将《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中的消费者、生产者行为理论中的均衡分析与《宏观经济学》中的IS-LM模型、AS-AD模型的均衡分析联系起来；将《微观经济学》中的预算约束内容与《宏观经济学》的消费理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基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让学生循序渐进地了解和认识新课程的内容，并形成与之相适合的方法论体系。在教学中，一是要从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角度讲授《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框架的特点；二是要结合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考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区别。由此，让学生体会到《宏观经济学》涉及和解释的核心问题与《微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并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和理解宏观经济理论。

3.把握《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脉络和思维趋势开展教学。在财经类院校，《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不仅关系到经济学理论的掌握，还关系到财经类学生经济学特有的分析思维能力的培养，更为财经类各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因此，很多知名的教师都提出了经济学的学习应该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为主要目的。其中，阮守武（2007）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最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方福前（2004）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主要是教给学生经济学原理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成新华（2008）认为《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经济学思维。为此，笔者认为在教学实践中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将整个课程的思路和逻辑给学生讲授清楚，并强调《宏观经济学》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先考察国民收入的核算，才有基于此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分析，而后才有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其次，要强调宏观经济理论学习的循序渐进。《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分析过程，其实是逐渐放松假设，增加内生变量的过程，这就要求在讲授时注重逻辑顺序，把握思维趋势，并让学生充分体会到这一点，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再次，在教学实践中，为学生梳理各个流派之间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强化学生多元化经济学思维的培养。尤其是，强调不同流派的区别与联系，让学生深入把握，以便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学》。

4.适当采用案例教学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宏观经济学》的优美之处不仅在于其规范、严谨的理论分析，还在于其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应用。因此，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案例教学是不可或缺且意义重大的。这对于财经类院校尤其重要，因为从案例教学的渊源而言，上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首创时的目的就是培养实用型、高素质和创新能力强的管理人才。为做好财经类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案例教学：需要将理论与经济热点问题相结合，以案例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为让学生深入理解《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并将所学理论转化为应用能力，可将国外成熟、先进的宏观经济实践以案例的形式介绍给学生，以增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现实感。通过国内案例的引入，将更有利于学生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进一步加深他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感性认识。

参考文献：

[1]方福前.有针对性地讲好西方经济学课[J].中国高等教育，2004，（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