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语言论文(收集5篇)

社交语言论文篇1

Inthepresentstudyitsattentionhasbeenconcentrateduponthefollowingaspects,whichareconsideredessentialincognitivepragmatics:thecognitivebasisofpragmatics,pragmaticmodularit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andtheinterrelatednessbetweencognitiveandsocialfactors.Firstly,ittracesthecognitivebasisbacktothesemioticstudyinthe1930sfollowingtheevolutionofpragmatics,sincethecognitive-pragmaticperspectiveoriginatesinthephilosophyoflanguage(Marmaridou2000).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pragmaticsandsomecognitivedisciplinesisexploredsoastoaccountforthefactthatitisofnecessitytodopragmaticsfromthecognitiveperspective,andbylookingintotheessenceoftheeffectsofsigns,effectsofspeechacts,andcognitiveeffects,wecanfindsomecongruityamongthem.Thefocusisthenputonthediscussionofmodularityandpragmaticmodule.ThenotionofmodulehasbeeninfluentiallyexplicatedinFodor(1983),inwhichinputsystemsareclaimedtobemodularsincetheypossesscertainproperties.Whetherapragmaticsystemismodulararisesasafocusinthelatediscussion.Sincepragmaticsisnottheextensionofgrammar,itisunlikelythatthereexistsapragmaticcodeandpragmaticsisnotasinglemoduleeither.Thirdl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areanalyzedindetail.Inunderstandingutterancesthehearerlooksnotjustforanarbitraryinterpretationbutfortheoneintendedbythespeaker,howprocessingeffortiscostforachievingcognitiveeffects,inlinewithcommunicativepurposes,isconcentratedinthediscussion,inwhichrelevancetheoryisreferredtofortheaccountofinferentialunderstanding.Fourthly,howtoreconcilethesocialfactorswiththecognitiveaccountofcommunicationandthenecessityoftheirintegrationaretoucheduponsincecommunicationisaparadigmcaseofsocialinteractionandthetheoryofcommunicationisthatofthemostubiquitoussocialphenomenon.Besides,insideandattheendofthepresentstudysomerelevantquestionsareputforwardforfurtherdiscussion.

Keywords:cognitivepragmatics,modularity,understandingandinference,socialfactors

Correspondence:ResearchCenterforLinguistics&AppliedLinguistics

语用问题的认知研究是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与趋势，但什么是认知语用学？虽然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和理论框架，但这些都不能否认该研究的存在与谈论的必要性。语用模块、认知语境、语用照应与推理等都是语用学讨论中出现的新兴课题，作为对认知语用学的系列研究之一，本文作者首先简要地探讨了语用学的历史渊源和认知基础，因为语用认知研究的出现并非偶然，同时语用学与认知科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接着主要讨论了信息处理的语用模块论，是否存在语用模块，这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本文指出语用问题不是模块问题。另外，语用理解与推理也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听话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设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一方面形成假设的过程是人们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依赖语境因素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语境必须结合交际事件的社交因素。于是作者重点分析了认知语用观和社交语用观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与排斥。最后本文提出了有关的几个问题，与读者同思索。

关键词：认知语用学，模块论，理解与推理，社交因素

1．语用学的认知基础

认知语用学（cognitivepragmatics）这一术语正式出现于二十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越来越关注语言使用中的认知问题，其中很多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属于认知语用学（Kasher1988：xiii），其实认知语用研究早在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很多学者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出发，将语用学视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并认为语用理论是一种交际理论，但同时交际理论又是一种认知理论（Sperber&Wilson1995;Marmaridou2000）。那么什么是认知语用学？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认同的定义，但这并不能否认认知语用研究的存在，比如指示结构、言语行为、前提以及含意等语用现象的交际意义超出了语言的编码信息，是‘认知心理努力之后’所产生的意义，它们都离不开类似推理这样的信息处理过程，而推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所以，有学者认为认知语用学是一门超符号学，“把这种符号和交际意图之间的、在历时过程中逐渐趋向固定化的关系看成‘超符号’关系，研究这种超符号关系的学科就是认知语用学”（熊学亮1999：1），这样的认识自然有其道理，但其概括显得过于简单，未触及认知语用学的本质。

Blakemore（1992），Green（1989/1996），Grice（1975，1989），Kempson（1988），Sperber&Wilson（1986/1995）等学者认为，语用学存在认知基础，对超句子层面信息处理的经验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样，在二十世纪80年代的话语分析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趋势：一种强调研究话语构建的社交因素，比如Leech（1983），Stubbs（1983）等，另一种强调探讨话语构建的认知因素，比如Chafe（1987），Prideaux（1993）等。在方法论、目的以及主要趋势等方面都具有心理语言学的特征，尤其关注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具体条件下如何进行语言理解和生成。

我们知道，普通语用学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符号学研究，人们在探讨语用学的哲学基础是都离不开这一时期的符号学研究背景。那么，早期的符号学研究是否也隐含了语用学的认知基础呢？值得再回首。综述后我们发现，以Peirce和Morris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中已经涉及符号的认知心理问题。比如，前者提出了语言符号指代事物的心理表征和心智概念，他强调符号的心理表征或心理处理；后者提出了有关解释者的行为概念。Morris（1938）在符号学理论中指出，语用学研究符号与解释者（或理解者）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一定行为范围之内或一定语境条件下的符号运用及其产生的效果。可见，Morris试图将Peirce的思想具体化，强调符号的使用者和使用符号的语境，他注意到了语言使用中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在符号学理论中，在对语用学进行解释时他将语言使用者当成解释者或理解者。这一结果很可能与Peirce提出的语言符号所指事物与该事物在大脑中的心理表征有关。这样，将语言使用者视为解释者或理解者就等于说强调了语言使用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强调语言的理解而非生成。也就是说，Morris的定义隐含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们对语言符号的感知和理解不可能是完全客观、一致的，而只能是根据社交和心理因素进行解释，而且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方式。此外，将语言使用者视为解释者还隐含了人类交际的互动性，因为语言使用涉及说话人和听话人，而且他们的角色在交际中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语言使用不仅取决于符号的生成，以实现说话人的意图，而且还取决于对那些符号的理解，这样才能实现该意图。由此可见，语言符号的恰当与否和它们同说话人的意图之间的关联性都可能对主观理解形成一定的制约。

难怪Marmaridou（2000）认为，在众多研究中两种主要趋势主宰着整个语用学领域：一是来自于英美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另一个主要趋势是以语言、交际和认知等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哲学语用学是对逻辑实证论的哲学思想作出的一种反应，认为语用学是对语义学的补充。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根据单词、句子同客观世界中事物之间的联系去研究它们的意义，就是语义学，而语用学则研究说话人的话语，其中主要是说话人利用话语希望传递的意义。以上从哲学出发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二分法对语言本身以及语言使用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学者在探讨语用学的哲学基础时往往忽略了它的认知基础，将哲学基础和认知基础分离开来，这势必会对我们的研究方法产生一定影响。我们还认为，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Searle等人对该理论的发展、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Sperber&Wilson的关联理论等都涉及交际中的隐含信息和语用推理，它们促成了语用学研究的“认知转向”（cognitiveturn）。此外，Verschueren（1999）在提出顺应论的同时指出，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但这种行为本身同认知、社会、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可见我们在探讨语用现象时不能回避这些因素的介入与干扰，否则难以从根本上说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选择与顺应问题，这也需要我们从认知的角度去解释话语生成和理解等的机制。故有本文的散论。

2．语用模块论

2．1语用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主要关系

近年来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除了认知语言学以外，还出现了认知语法、认知心理学、认知社会学、认知人类学等，其中认知语言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近年来国外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GeorgeLakoff，RonLangacker和LenTalmy等，总的来说认知语言学就是对作为组织信息、处理信息和传递信息等工具的语言的研究。Geeraerts，Caron，Coulson等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家指出，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方法论上，认知语言学都是以语用学为取向的一种语言学（Nuyts1993，参见Verschuerenetal1995）。从方法论上讲，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方法，因为它是以用法为基础的模式；从理论上讲，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理论，因为在语言分析中它强调语言的功能，具体就是将语言现象与其不同功能系统地联系起来。总之，认知心理学等认知科学可以向语用学提供一定的可供借鉴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参照，语言使用无疑是人类信息处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反，就信息处理来说，语用现象的系统研究也可以为认知科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要真正探讨语境对话语理解的制约，语用研究就应该同认知研究结合起来，但二者的研究重点不同。语用学家关注的是，合作性互动行为的普遍特征对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会产生什么影响；而认知学家则试图探讨，从语言中我们能够了解合作性互动行为什么样的普遍特征。如果将以上不同角度的研究结合起来，其结果将有助于形成和制约一定语境条件下的语言理论。从以上可见语用学研究和认知科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研究问题和互补关系。

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说，使用符号或语言就是为了做某事，实现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这就是‘符号效果’（effectsofsigns），在Austin（1962）的言语行为中符号的效果就表现为一种‘言语行为效果’（effectsofspeechacts）。不过，它们与关联理论语用学（Sperber&Wilson1986/1995）的‘认知效果’（cognitiveeffects）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共性，它们都是一种交际效果。所以，我们认为语用学和认知科学的目的应该是一致的。

2．2模块

在心理语言学中，对信息处理存在两种普通的观点：（1）模块论，认为语言处理是由不同的独立模块完成的，其中不同模块负责语言理解的不同方面；（2）整体观或互动观，认为语言处理是涉及各种不同知识的一个综合过程，或者是不同知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模块论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思想（Kasher1991a）：（1）大脑如同计算机程序，具有处理符号的能力；（2）大脑处理的符号具有形式特征；（3）大脑的处理机制要对这些形式进行推算；（4）大脑中存在一些各自独立的器官，它们分别同某一领域的命题内容相联系，而且在推算过程中会利用这些命题内容，这种联系是天生固有的或习得的结果；（5）除了以上器官以外，大脑中还包括心智机制，比如记忆；（6）大脑中还存在认知模块（cognitivemodules），这些模块具有特定的管辖范围，它们是一些天生的、基本的认知单位，可以独自进行推算；（7）输入系统是一个认知模块系统，是独立的信息系统，也就是说与各种信息不发生直接的联系；（8）除了认知模块以外，大脑中还存在没有特定管辖范围、与其他信息相联系的认知系统，即Fodor（1983）所称为的“中枢系统”。中枢系统的作用是调节各种模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与各种信息发生直接联系。

Fodor将大脑中的系统分成输入系统和中枢系统，前者包括视觉、听觉、语言等系统以及其它感觉系统，它们是模块系统，具有范围的独特性、信息的自闭性和遗传性等特征；后者所起得作用就是将来自各种输入系统、记忆等信息综合起来，并进行推理。语言是其中的一个自动输入系统，即模块，那么人们的大脑就是由一些独立的、互不联系的自闭式模块组成。中枢系统就是对输入系统（比如语言）所提供的概念表征进行比较、综合、储存，并再生新的概念表征，作为一种输出信息，也就是说它所起的作用是一种推算或推理作用。那么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就无法对信息处理中的信念或语用事实等进行限定。因此，Fodor最后指出，大脑中枢系统是经不起研究检验的。然而，以Sperber和Wilson等为代表的学者对Fodor的结论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关联理论，他们的目的就是研究中枢思维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话语理解与推理。

在对语用模块回答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语用和模块。语用能力是否可以通过一个独立的模块具体表现出来。有人认为（Kasher1991a，1991b），右半脑和左半脑是两个彼此间互不联系的独立信息单位，在正常情况下左半脑专门负责处理语言语法或句法，而右半脑一方面主管语言使用的语用问题，另一方面还负责语法和认知过程的结合。如果右半脑控制某一言语行为的语用方面，左半脑控制句法问题，涉及句子的运用，那么，在一定语境条件下人们是如何恰当地生成某一言语行为的？要使左半脑生成恰当的话语（即对句子的合适运用），就必须获知恰当的语境条件。然而，如果语用受右半脑控制的话，那么语境信息的恰当性也自然受它控制。这样，左半脑要恰当使用句子或生成合适的话语，就需要从右半脑中提取语用信息。在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左右半脑中的信息应该是共享的，如果我们将它们切分成彼此独立的信息单位，那么对人们是如何恰当地生成言语行为，就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语用能力具体表现在右大脑或右大脑模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正好说明是否存在语用模块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是否存在语用模块。如果认为存在语用模块，就等于说语用具有自主性（autonomy）。语用知识具体表现在语用模块中，语法知识的运用同语用知识的运用是密切联系的，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语言运用（比如讲话）都涉及语用知识，那么在负责语言使用（主要是讲话）的左半脑中一定的语用模块就会起作用，这就是左半脑假设中的模块语用论。

模块语用学（modularpragmatics）就是将有关认知和语言的模块论运用于语用学研究。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根据彼此之间相对独立的认知系统去描写和解释人们使用自然语言的能力，反过来这又是对人类心智（mind）进行认知研究的一部分。从认知的角度来说，能力是一种知识系统而不是行事的能力，它受一系列原则的制约，该系统所起的作用就是体现这些原则的一种表征与处理机制，该处理机制本身存在于人的大脑之中。要从认知的角度对能力进行描述和解释，该认知理论应该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1）能力的管辖范围是什么？（2）能力是由知识体系构成的，那么制约该体系的原则是什么？（3）体现和应用这些原则的操作体系是什么？（4）制约能力的原则及其处理机制在神经方面的具体表现是什么？（5）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的能力是如何产生、发展或习得的？如果语用系统具有独立的管辖范围、理论原则、信息处理、神经方面的具体表现以及独立的习得过程，那么语用系统就具有模块性。

2．3语用不是模块

模块（module）系统，而且有各自的特性。就语言中的语法系统来说，它是否是一个自主的模块系统，对这一点，形式语言学则更多地认为它是一个自主的形式表现系统。然而，人们自然会提出是否存在“语用模块”（pragmaticmodule）这样的问题，并根据对语言使用的了解进行回答。根据前面Fodor的观点，输入系统是模块系统，因为它们是一些独特的范畴、彼此独立的信息单位，如果模块具有Fodor所列举的特征，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语用模块。

语用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块。以Fodor（1983）为代表的学者指出，语言系统是一个模块系统，由各种实施不同功能的模块组成。我们熟悉的语法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是连接句子的语音和语义的一种代码，如果语用问题也是一个模块系统的话，就等于说存在一种语用代码（pragmaticcode），也即承认在言语交际中类似语法的语用代码能够帮助人们获取说话人希望通过话语传递的交际信息。以上观点等于说，语用问题是语法的延伸。此外，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还认为，交际必须涉及语码。Wilson和Sperber（1991）对这样的语用模块论进行了反驳（冉永平2000），比如（1）语用过程是一个高度依赖语境的信息处理过程；（2）语用模块论不能对话语理解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3）在有的情况下，说话人无须使用语言代码也能实现交际。就言语交际而言，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不是通过话语的字面意义明确编码的，听话人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也不能仅仅根据句法分析直接获取，理解是一个非展示性的（non-demonstrative）推理过程，语用理解如同所有的理解过程一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形成假设与验证假设。这是一种信息处理的认知论。它们都直接涉及一定的语境信息，而不是各自为阵的信息独立单位，相反，语法处理则受到严格的局限，语法处理不受听话人的非语言观的影响。对以上三种语用现象的解释，言语交际中出现的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施为句、会话含意、互动性言谈等同语境因素密切联系的语用现象，模块论是无法解释的。不过，形式语用学家则认为语用是一个模块问题，并可以对有限的语料作过一些简单分析。

对是否存在语用模块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比如，Sinclair（1995）曾指出，语用知识不可能是纯语言知识，也不可能是Fodor所主张的模块化知识。不过，Sperber（1996）却认为，中枢思维过程一般具有一定的模块性，因为众多的概念模块可以对它进行解释。比如人们大脑中有关“cat”的概念模块，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语言等模块，接收和处理有关“cat”的信息，当中枢思维系统获取了有关“cat”的新信息的同时，它可能会把它们传递给更具概括性的“ANIMAL”这一概念模块。当某一概念模块仅仅根据其中的概念实施推理时，概念中的结构信息就会被从一个模块传递到另一个模块，直到所有的模块都得到处理，这样最后取得的效果就是将所有的相关模块综合起来。不过，至今Sperber的这一思想是否等同于Fodor的模块论还不是很清楚，有待继续探讨（Carston，1997）。

可见，模块语用观与非模块语用观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同，对交际的认识是不相同的。非模块论认为，交际中话语的理解有可能失败，因为理解需要对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进行推测，其中需要形成假设，然而所形成的假设也可能是错的，也即不是说话人所期待的，这正好体现了语用学的非模块特征。但模块式的解码则不同，可以获取与语言结构直接联系的信息。虽然每一种语用现象，比如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施为句、会话含意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而且受制于一定的理论原则，但它们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模块，有的语用现象涉及心理处理，而心理处理也不是孤立的，需要联系其他信息。

根据关联理论，话语理解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话语是一种明示刺激，它为理解提供显性表征或依据。首先话语是明示或显现的，说话人将它们说出来就是公开要求听话人加以注意，并利用各种信息加以处理，同时话语还会产生一种最佳关联期待。因此，话语理解结果是一种认知效果，并为之付出了努力。根据关联理论的交际原则，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包括话语等言语交际）都应该设想它具有最佳关联性，也就是说在人们付出认知努力之后会产生一定的认知效果。这适宜于包括话语等在内的所有明示刺激。其次，话语的确离不开代码这一语言系统，它的作用就是对听话人的推理与加工进行引导和制约，代码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显性信息，但是仅仅依靠解码往往不能获取说话人希望传递的交际意义。比如，“今天不想看书”，在不同的条件下它隐含不同的交际信息，可以表示“我累了”、“我想去广州逛一逛商店”或“我想玩电脑游戏”等等。听话人往往要通过消除歧义、确定指称关系、推导含意等语用认知加工，才能对它进行正确理解。这样，话语理解涉及的语用认知处理不可能是Fodor所主张的模块过程。语用处理的非模块化特征是关联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Wilson和Sperber（1991）指出，不存在为了某一特定目的的语用原则、准则、策略或规则，语用涉及语法、逻辑和记忆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将某一系统称为模块，就等于说存在一种代码，如果语用是一个模块的话，也就承认语用代码的存在。此外，模块和代码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Carston，1997）。所以，语用问题不是模块问题。

3．语用理解

在讨论语用理解之前，我们首先简要关注以下问题：认知语用学关注的是语言知识系统还是行为系统？如果关注的是能力的话，语用能力是否属于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如果关注的是行为能力系统的话，那么它是一种语言行为？在Chomsky（1980）看来，语用能力是人们大脑中有关语言的一种心智状态，也即是语言能力的一部分；他进一步区分了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前者指有关形式和意义的语言知识，后者则表示有关恰当使用语言的条件知识以及如何使用语法和概念结构去实现一定的目的，这样似乎存在一种实施语用知识的语用行为机制，这一问题值得探讨。根据乔氏的观点，语言能力是一种自动的、内在模块系统。在人们的大脑中，除了感觉系统和语法原则以外，还有诸如算术、音乐、道德、假设构想等能力系统，其中还包括语用能力。应该说，Chomsky和Fodor对模块能力系统的看法是不同的（此处恕不论及Chomsky的模块论），Fodor更强调大脑中知识系统的实际运用或处理系统。

Gazdar（1979）认为，语用能力是语法能力的延伸。那么，语用理解是否必须依赖语法分析呢？显然不能进行类推。此外，Kasher（1991a，1991b）等也认为，语用能力是有关语言的知识体系，即属于语言能力系统，“语用能力独立于交际而存在”（Kasher1991a:135）。那么，这一观点显然不同于关联理论有关明示-推理交际的基本主张，Carston（1999）等学者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离开交际，语用能力变成了无本之源。相反，Sperber和Wilson等认为，语用能力不是语言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语言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涉及语言刺激本身，还涉及实现意向交际的各种明示刺激，信息处理一般需要进行非展示性推理，所以语用是一种行为，但它又不等于语言行为或语言能力。当然，不管是Chomsky的观点，还是Sperber和Wilson的认识，都不是我们判断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语言行为和语用行为的唯一标准。

在Chomsky看来，语用能力是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一种语言知识，“它对语言使用产生制约，也即制约语句和使用语句的语境条件的恰当关系”（Kasher，1991b：385）。Kasher继承了Fodor的模块论思想，认为某些语用知识具有模块性，也即是语言模块中的次模块，而另外一些语用知识属于非模块化的中枢系统，并受认知行为的一般原则的制约。他进一步将语用知识具体分为以下五种：（1）核心语用知识（corepragmatics）：有关断言、提问、命令、请求等基本言语行为知识。这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模块，即语言模块中的一个次模块。（2）扩展核心语用知识（amplifiedcorepragmatics）：有关推卸、祝贺、允诺等非基本言语行为知识，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3）互动言谈语用知识（talk-in-interactionpragmatics）：有关话轮、语列、修正等会话行为知识，这是一个独立的模块。（4）中枢语用知识（centralpragmatics）：有关一般认知原则和一般知识运用方面的知识，比如会话含意的产生、间接性、语体风格和礼貌等，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5）接口语用知识（interfacepragmatics）：将来自语言模块和来自感知等其他系统的信息综合起来的知识，比如确定指称结构的所指对象。这是非模块化中枢系统的一部分。不过，Kasher本人并未对以上语用知识之间的联系加以说明，也即没有对模块与非模块之间的链结与协调加以阐释。

语言使用就是一种语言运用，那么语用学就是一种有关语言使用的理论，属于语言运用范畴。这样，语用不仅是一种语言运用的行为，而且语用原则对各种形式的人类交际具有引导作用。人类天生就具有信息处理能力，可以对与认知系统等有关的语言或非语言信息输入进行处理，话语理解中的推理是语言解码之后的信息处理阶段，通过推理去识别说话人的意图，这是关联理论语用学思想的基本主张。这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它与Chomsky早期提出的“先天假说”（innatenesshypothesis）之间存在的某些共性。

哈贝马斯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构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并认为理解是交往活动的本质，达成理解的目标就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属于相互理解，共同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体间相互依存（盛晓明2000）。可见，理解这一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它仅仅是一种趋同。从最狭义的角度来看，理解表示两个主体以相同的方式去理解一个语言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它还表示交往过程中两个参与者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的共识，并且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可见，交往总是以理解为目的，理解可视为说话人言语行为的归宿。

我们知道，Grice提出会话含意理论以后将语用学的重心转向了话语理解。不管是Grice的含意理论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都离不开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人类（语言的或非语言的）交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表达意图和识别意图。要获知交际意图，需要一定的认知推理机制，比如假设或含意，区别说话人意义和字面意义之间的差异，会话含意理论就是一种类似的认知机制。含意不取决于句子的命题内容，而依赖一定的语境条件，推理是获取隐含意义的主要方式，它就是根据语言手段或非语言语境去获取有关话语内容的逻辑结论。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听话人需要形成一定的假设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一方面形成假设的过程是人们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依赖语境因素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语境必须结合交际事件的社交因素。但信息处理过程中，形成假设和验证假设所依靠的是什么，同时语境因素是何时介入的？Grice语用理论并未涉及。

当然每次听话人所获取的理解并不总是说话人所期待的正确信息，比如根据关联理论，关联原则不能保证交际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它不是人们可以遵守或违背的一条准则，而且由于存在不同的认知语境假设，话语最后所取得的认知语境效果肯定就不一样。同样，在对含意的推理中，Grice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何才能保证推理结果的正确性和一致性。就话语理解来说，语用学需要回答以下两个主要问题（Blakemore1992，1995）：（1）为什么听话人认为说话人不可能希望人们无限地扩大语境假设去获取更多的含意？（2）为什么听话人认为第一个恰当的解释就是说话人所期待的理解？根据关联理论，以上两个问题就等于说，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信息加以注意？那是因为人们注意的是关联信息，而关联则是根据语境效果和信息处理时所付出的努力去衡量的（Sperber&Wilson1986/1995）。

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推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Carston（1999）认为，语用学的任务就是对该过程中的推理以及引导和制约该过程的原则进行解释。显然这是一种认知语用观，其最终的语用目的就是对人们的话语理解能力进行解释，尤其是推理能力，人们是如何将语言解码作为理解中的输入信息进行推理的。在Carston等学者看来，认知语用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探讨会话含意是如何产生的，比如话语“今天太累啦”，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隐含如下信息：

a.咱们回家吧。

b.该睡觉了。

c.你洗一下碗吧。

d.今天不看书了。

我们不难想象以上含意产生的不同语境条件，可见同一个话语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能隐含不同的信息，都是听话人语用推理的结果，它们显然不是语言形式直接编码的信息，必须依赖语境条件。同时，在话语理解时听话人是如何识别说话人所期待的语境，或者说在对话语进行加工处理时听话人是如何从认知系统中选择恰当的语境假设，这是语用学理论的最基本任务。

要实现以上任务，就必须获取恰当的语境信息，以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以‘关联’为取向的认知语用学就要对这种能力进行解释，在他们看来，认知语用学应该参照的两条中心原则就是认知原则和关联原则。然而，根据Verschueren（1999）的看法，理解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选择过程，也是以认知为基础的顺应过程，不过Verschueren并没有指出如何在语境条件下去寻找具体的顺应目标。

为了讨论的方便，下面我们仍借助关联理论，进行分析，当然它并不是阐释话语理解的唯一参照标准。根据代码模式（也称信息模式），人类交际行为是一个对交际内容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这是传统的交际观。它认为，言语交际关注的完全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使用的代码，语法是其中的一种代码，具有语音表征和语义表征的特点，因此话语理解的主要任务就是语言解码，成功交际就是一个信息复制过程，即编码信息等同于解码信息，但话语理解时的语用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根据关联理论，话语理解仅仅是信息处理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很多交际可以不涉及语言代码，比如当A下班回家走到楼下时，看到了妻子停放的自行车，于是就推断出她今天提前下班了，这是一种不需要代码的交际和推理，但推理的基础是明示输入刺激，但这种刺激可以是语言（如话语），也可以是非语言，如此例中的自行车。在Sperber和Wilson看来，话语理解是一种认知行为，该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认知效果，但同时又要求人们要有效地分派有限的注意力和推理资源，也就是说人类认知往往力求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这是关联理论的基本思想。当然关联理论也没有标记出最少的认知付出和最大的认知效果的量化标准或实际的可操作性步骤，这正好说明了话语理解具有个性化特征，以往的有关理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在话语理解中，对任何新信息的处理都需听话人付出一定的努力，包括注意力、记忆搜索以及推理等（可统称为‘认知努力’或‘认知付出’），以获取话语的语境效果或认知效果，努力程度与信息的关联程度呈反比关系。在具体情况下，话语的长短、词项的使用频率等较多因素都影响认知努力，比如“condiments”就可能比“saltandpepper”让人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此外，更重要的是，语境假设的可及性也是获取说话人所期待的认知效果所必须的。

语境信息的认知处理和推理结论的形成是认知语用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推理就是从一系列用作前提的命题内容获取逻辑结论。到目前为止，指示现象、言语行为、前提以及含意等语用现象都离不开推理，它们的交际意义都超出了语言的编码信息，是认知努力之后所产生的意义。比如，指示现象与语境信息密切联系，不能根据真值条件去分析它们的指示信息，有必要进行认知处理，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Rubba（1996）和Ariel（1998）认为，指示结构不可能总是用来直接表示话语环境中的某一指称对象，它们存在认知可及性（cognitiveaccessibility）；Marmaridou（2000）也提出，除社交意义以外，我们还应该从认知意义方面去解释指示结构。又如，前提是与语言结构和语境因素密切联系的一种推理关系，Fillmore（1985），Lakoff（1987）等从认知语义学的理论框架对前提进行过研究，Marmaridou也对前提的认知结构及其在理解和使用某一语言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辨析，并认为从认知的角度更能够说明前提在交际中的特征与作用。再如，也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对言语行为这一常见语用现象进行分析，根据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识别说话人话语的言语行为种类并不是理解话语的先决条件，话语的言语行为‘语力’（speechactforce）不是表面上传递的信息，而是特定语境条件下人们理解的结果，例如，“It’llraintomorrow”，在一定语境下可以理解为一种预测，然而Sperber和Wilson则认为，该话语传递的是一种说话人无法控制的有关未来事件的假设；此外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所起的作用是一种认知向导或制约，例如，“Ipredictthatit’llraintomorrow”中的“Ipredictthat…”能够准确引导听话人将传递的内容理解为一种预测，也就是说施为动词制约了听话人对嵌入内容的正确推理，因为说话人的任务就是引导听话人识别自己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听话人会利用说话人的话语作为一种向导，去推导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根据这样的思想，语言编码意义仅仅是该向导的一个方面。此外，会话含意更是一种语用推理的结果，涉及心理努力和认知加工，因为交际本身需要付出认知努力和社交努力，才可能实现多重的互动目标。因此语用理论是一种交际理论，但同时又是一种认知理论。

4．认知与社交因素

就宏观而言，从社交和认知两方面出发是长期以来人们探索人类交际的主要视角。将交际视为一种社交现象，主要关注话语产生和理解的各种社会、文化等社交制约因素。在Saussure看来，语言（langue）是一种潜在的社交事实，而言语（parole）则是一种实际产生的社交事实，可见他主要是从社交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交际的。很早以前，Chomsky就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前者是人们大脑中存在的一种有关语言的知识，属于认知范畴；而语言行为是语言知识的具体运用，是语言能力的体现，是一种社交现象。可见，Saussure只注意到了语言的社交属性，而Chomsky同时还强调了语言的认知属性。我们知道，语用现象很容易让人们将它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联系起来，而忽略该现象的认知基础或认知理据。那么，就语言交际来说，如何将社交与认知二者结合起来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关键问题。

在对语言交际的研究中，除了形式与功能之分以外，社交和认知是比较明显的两大主流。比如，根据Grice（1975）的思想，交际是一种社交契约（socialcontract），存在人们必须遵守的一定规则，如合作原则中的各条准则。然而，Sperber和Wilson（1986/1995），Blakemore（1992）等则从认知的角度出发，主要参照关联理论，探讨人们如何对某一行为进行推理，大脑中发生了什么；Verschueren（1999）从功能综观论出发，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顺应过程，也是一个认知过程。可见，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语用现象和语用理解，才出现了诸如认知语用学、社会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等。

在Fodor（1983）看来，人类发展过程中大脑中出现的知识不是认知问题，而是模块问题，这是一种心智论（mentalism）。他认为，认知过程是在思维中枢中出现的，所以他对语用理论一直坚持一种悲观的看法，因为语用处理是一种很难理解的中枢思维活动。因此，根据Fodor的观点，认知语用理论是不可能的。然而，以Sperber，Wilson，Blakemore为代表的学者则成功地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了语用问题（Morales2001），他们坚持认为，交际中的理解过程必须受到一定的认知制约，所以他们的观点不同于Grice和Levinson等的社交语用观。其实Sperber，Wilson，Blakemore等并没有忽略影响交际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相反他们一直强调将这些因素和认知结合起来。在这些学者看来，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construct），既包括传统的语境内容，还增加了信息处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假设，说话人通过显现的明示刺激（即话语）去引导听话人激活话语理解所需要的社交文化等百科信息，形成各种语境假设，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将认知和社交因素分离开来。不过，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和认知的界面在哪儿？它们是在何处实现交叉的，或者说实现二者兼容的基础是什么？类似问题至今仍不明朗。此外，社交文化信息是否构成人类思维机制（mentalmechanism）的一部分？话语是否是引导该信息进入理解过程的唯一明示刺激？我们认为，要弄清楚语用理解的本质就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Leech&Thomas（1988）认为，是发展交际的认知理论还是交际的社交理论，是语用学面临选择的一个交叉路口。Sarangi和Slembrouck（1992）也指出，认知理论应该与交际的社交观结合起来，否则不可能提出交际的认知理论，因为语言运用总是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进行的，该语境就是社交语境。因此，离开社交语境就不可能构建有关交际的认知理论，也就是说社交语境因素应该同认知结合起来才能对交际进行合理的解释。人们是如何获取意义的，以及制约意义生成和理解的社交条件是什么，它们是语用学应该回答的首要问题。以上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将宏观社交语境和话语或语篇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

从认知还是从社交语用的角度对意义的研究是不同的，它们关注语用意义的不同方面。认知语用研究关注信息的心理处理过程，即以演绎为基础的推理，这对语用意义的理解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在对有关意义问题的研究中，人们普遍使用了意义的心理学理论框架，包括心理表征论（比如Johnson-Laird1983）、心理模块论（比如Fodor1983）等。这些理论关心的都是人们大脑中影响语言理解的认知机制及其推导特征。然而，它们却忽略了影响语言理解的社交或社会因素。因此，这些理论没有对话语中社交意义的认知基础作出解释，只认为社会文化知识是一种需要通过心理表征的信息，以便大脑对它进行处理。这显然把社交意义视为一种语言以外的东西。

虽然社交语用学承认语言使用中认知因素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分析中却对此加以排斥，因为在社交语用研究看来，认知是生物问题，是一种共性，因而与语言使用的社交条件没有任何联系（Kress1979）。后来，Sarangi和Slembrouck（1992）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并指出，语用学必须从研究人们如何获取意义发展到研究制约意义生成和理解的社交条件。此外，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linguistics）研究中也有学者关注过社会与认知问题，比如Duranti（1986）指出，应该通过每个人的、具有社交互动性的心理过程去解释使用中的言语，他强调语言的社交或社会制约，以及根据该制约进行的认知语用处理。总之，Marmaridou（2000）等学者希望结合语言使用的社会/社交因素和认知两方面，去探讨语用意义，他曾探讨过语言使用，并着力调查语用意义的认知和社交因素。如果语言以认知为基础、是在社会中发展的，那么认知结构以及社会现实的概念化必须体现语言使用的特征，这将有助于社交意义的产生、维护或变化。基于以上假设，人们就是直接根据内在的认知结构对社交意义进行解释的，而不是根据外在形式和结构的内在心理表征进行的。这样，认知结构随着人们同客观环境和社交环境的不断接触而发展变化，认知结构也具有顺应性，促使社交意义的产生而不是决定社交意义。

认知语用学不应该怀疑语言的社交与社会属性，不过有学者认为它不是语言语用学的研究对象，而是社会学等应该讨论的问题。同样，社交语用学也不怀疑心理表征和认知结构，并承认它们的存在与特征，但认为它们与社交语用学的研究目的不相关。这样，认知语用学和社交语用学形成了各自为阵的局面，从而使我们对语言交际的理解与认识受到严重制约。那么，基于以上情况，是否可以建立一种明晰的语用分析的社交-认知理论框架，既可以解释语言使用的社交基础，也可以说明语言使用的认知结构。Marmaridou（2000）认为这是可行的，但目前除了关联理论以外，还缺乏更具说服力的成功尝试。

虽然语用学出现了以上不同的研究重心，但它们都承认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双方会对语言这个符号系统进行控制，以表达和理解话语或语篇等表面意义以外的意义与意图。在这样的情况下，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和会话含意被认为是表现说话人意义的主要方式。语言哲学对它们已经进行过大量讨论与分析。较为明显的是，指示词语、前提、言语行为和会话含意等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认知语用和社交语用，这两个方面影响语用学的以上其他方面。认知语用和社交语用研究都源于语言哲学（Marmaridou2000）。但不同是，认知语用观强调交际双方的心理处理能力，即通过词语和话语表面意义产生和理解意义的能力；而社交语用研究则试图探讨影响话语产生和理解的社会文化等社交因素。为此，前者认为，语言使用和交际者之间是一种内在关系，而在后者看来则是一种外在关系。最后，认知语用学将某一言语事件的社交因素视为一种外在信息，需要经过人们大脑的加工处理，以便恰当地理解话语；它不认为社交因素是认知结构的一部分，因而不是一种内在因素。而社交语用学则努力寻找社交结构，它们形成了产生社交意义的言语事件，同时社交语用学也不会将这样的结构视为一种内在东西。

在此我们再参考Sperber和Wilson（1986/1995）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唯一的衡定标准。根据关联理论，语用是语言运用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一定的语言运用原则，主要负责对语言结构的逻辑形式进行扩充，使其变成包含说话人思想的命题形式。不管认为语用是语言知识的一部分还是语言运用的一部分，我们都必须考虑语言使用中的语境问题，这是语用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将语用视为一种语言能力，即一种有关恰当使用语言的条件的知识，那么就难以说明语境是如何构建的，这就等于说语境是一种百科信息，那么在话语理解中语境是如何改变的？话语本身又是如何改变或创造新的语境的？如果将语用视为一种语言行为或运用，我们又必须考虑它的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问题，因为语言运用涉及这两方面的因素。关联理论对语用学采用的是一种心智的研究方法。根据该理论，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单一的认知原则，即关联原则，去解释整个人类交际，但该理论并没忽略语言使用的社会维度。Sperber和Wilson（1997）曾指出，交际中体现最大关联的非明示手段也可以体现社交因素，比如维护或体现权力关系。Žegarac（1998）对“寒暄”（phaticcommunication）这一社交语用现象进行过关联理论的认知解释，并指出，语言的寒暄用法是一种通过建立、维持以及维护认知环境去实现一系列社交目的的手段。在另一个研究中，Žegarac（1999）探讨了明示推理交际对处理思想观念的作用，这显然是想利用认知理论框架去关注与交际有关的社会因素。

此外，Sperber和Wilson将语境定义为一种假设集合，是人们为理解话语而形成的一种有关世界的心理表征，这就意味着，语境不等于客观世界，不表示影响交际或话语理解与生成的社交结构。这样，语境就是一个心理建构体，即理解话语的一系列前提。可见，关联理论对语境的解释是一种心理学观，而不是社交观。不过，此处的“语境”这一定义具有理想化特征，是一个与话语理解有关的普遍性解释，话语理解时需要通过思维表征的形式对各种假设进行推导。即使人们对同一话语产生相同的语境假设，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区别的关键就是对各种假设的不同推导，也就是说区别在于内在的、心理过程的不同，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社交文化结构。这实际上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揭示了话语理解的差异。这里问题的关键又在于，语境假设的可及性顺序是如何确定的？那么对某一种语用现象理解结果的不同是否体现为哪一个语境假设最先得到优化处理与选择？这些是探讨人类交际过程一般的理解机制必须回答的问题。新格赖斯语用机制、关联理论、顺应理论等都是在探讨语言交际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假说，应该说它们分别为言语交际中的话语生成和理解提供了原理性解释。

5．结束语

认知语用学强调的是实现交际目的的信息处理，即强调心理过程，并将自己明确地限定在对语用现象的认知处理，为此语言手段仅仅是实现交际目的的一种制约因素，而互动语用学或动态语用学主要强调的是语言使用的动态特征，尤其是交际双方话语的协调性（negotiability），社交语用学强调语言使用者和使用语言的社交环境或条件，主要探讨交际双方运用语言产生、维护或改变权力关系的社交语境等；发展语用学则主要探讨小孩在母语习得过程中语用能力是如何逐渐形成和体现出来的，它和母语或二语习得研究密切联系。为此，如何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定义语用学，把语用意义中的社交文化因素看成认知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认知结构中的内在化意义，是值得认真深入探讨的课题。这方面已有一定的尝试性研究，比如Thomas（1995）从交际的动态特征出发，将语言使用视为说话人意图和话语理解之间的一个动态过程，它受一定社交因素的制约，而Goatly（1994）强调社交语境的重要性和根据一定的认知推理原则去解释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意义建构。可见，语言使用的认知和社交因素两方面的结合存在一定的可行性。

最后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隐喻“Crimeisadisease”涉及一个社会学概念“crime”和生物学概念“disease”，再如“Themindisacomputer”仍然涉及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表征，那么在话语理解时如何将这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整合起来，是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语用学探讨的问题之一，这也为研究思维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此外，针对言语交际中“你吃大碗，我吃小碗”、“他吃筷子，你吃勺子”之类的普遍语用现象，不仅仅涉及汉语的‘荒谬’句法问题，对语用理解而言更是一种认知构建与解读，当我们听到一个4岁左右的小孩使用类似话语时，又可能会进一步将这种语言表现视为认知能力发展的结果。

总之，“认知科学不只是一个立场、一种见解的统一的理论，不同的认知科学有不同的见解”（徐盛桓2002：7）。虽然认知语用学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理论框架，但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语用模块、语境信息的心理处理和推理结论的形成、语用推理或语用照应的认知制约因素等等。我们认为，语用学要走向深入，必须同认知结合起来，要研究语言产生和理解的语用问题不能离开交际活动的认知基础，因为语言交际以认知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语用学研究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最后再提出以下问题（冉永平，2001），与读者共思索：

（1）如何将普通语用研究同语用的认知结合起来？也即如何通过普通语用现象去揭示认知结构或认知模式？以发现语用现象的认知制约机制；

（2）如何将普通语用现象的社交、文化研究同语用的认知结构模式结合起来？也即如何从认知出发，去看语用现象的社交文化特征？以实现二者的结合；

（3）如何将传统的语境观和认知语境观结合起来？以实现对语用现象的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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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语言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语码转换，(双)多语，研究意义与方法

一、语码转换的研究意义

1、语码转换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民族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出现了双语或多语现象。掌握双语或多语的人被称为双语人或多语人。严学宭认为，世界上大约有二分之一的人是双语人或多语人。Wardhaugh也认为只掌握一种语言变体的情况极为罕见。双语或多语现象的研究表明，如果要更好地理解那些影响并指导我们语言行为的社会、心理及纯语言的因素，就必须联系社会语境来研究语言，并且使我们有机会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真正跨学科的研究课题。在多语社会生活中，通常都面临着选何种语码最为得体的问题。人们会根据不同的交际环境选择适当的语言，必要时还进行转换，甚至混合使用两种语码。因此语码转换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2、语言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而语码转换是多语共存的必然表现，是促进语言社会和谐的重要形式和动力因素。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工具。多语言、多方言是国家宝贵的经济文化资源,多语言多方言的共存共荣是语言和谐的追求。高林波等指出，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就是在语言文字社会应用中以国家整理语言文字为主,同时容纳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汉语方言,容纳多种民族文字和多种汉字字形,和谐共处,使得社会语言生活呈现主体化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江结宝指出(双)多语，和谐语言将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营造团结友爱的社会氛围，提供科学诚实的语言信息，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精神的文明，最终推动社会的和谐。语言和谐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之一，社会中的语言如果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就失去了基石。语码转换是多语共存的必然表现，是促进语言社会和谐的重要形式和动力因素。结合语言和谐研究多语地区的语码转换，是语码转换研究的新视角。

3、国内外关于语码转换的研究需要完善。按照社会语言学的定义，语码转换是指在双语（包括多语或多方言）社会人们在交谈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使用一种语言（或方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现象。国外的研究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句法学与绘画分析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竞争性的理论和模式，如Gumperz和Blom最早区别了情景语码转换和喻意型语码转换；Poplack区分了句间语码转换、句内语码转换和附加语码转换；Auer提出了与语篇相关的语码转换和与交际者相关的语码转换；Scotton提出了标记理论；Giles和Smith提出了言语顺应理论。国内的研究从视角上几乎触及西方同类研究的所有方面，其中社会语言学方向的研究成果最多，如祝畹瑾、王润经的《家庭谈话语码转换剖析》（1997）、高军、戴炜华的《语码转换和社会语言学因素》（2000）等等；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有综述、专题介绍评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四种类型。国外关于稳定的多语社群各语言或方言间的语码转换研究十分罕见，得出的理论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尚未可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许多研究采用的语料数量和类型还不够多，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更是稀少。而国内的研究方法比较简单，更多地采用定性的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是验证国外理论的适用性，较少进行应用性或创造性的探索；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人员较少；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领域的研究缺少与外语界的沟通；研究视角狭窄，对语码转换的社会功能研究缺乏实证性。基于国内外现有成果，选取多语地区为对象，对语码转换现象进行拓展性研究，突破参与语码转换语言类型的局限性，立足本土，丰富语料内容，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做出创造性的发现，完善语码转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4、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语码转换可看作是操双语或多语者的社会语言工具，常被视作协商人际关系的策略，起着重要的交际作用(双)多语，具有社会语用功能。本课题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Scotton的标记理论与Giles和Smith的言语顺应理论。标记理论认为语码代表着一组组权利和义务，会话是一个双方商议“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过程。语码选择既是手段又是标志。语码转换主要有两个交际目的，进行无标记选择和有标记选择。无标记选择是指在惯例语境下交际双方按预期的权利和与义务关系使用无标记语码。有标记选择指说话者转变到一种不能代表双方预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语码。有标记选择意味着改变双方预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改变双方的社会距离。言语顺应理论一方面力图解释为什么一个群体的成员在某种情况下尽力使他们说的话更像另一个群体。这就是言语会聚。这时说话者调整自己的语码，以求更接近对方使用的语码，目的是赞同或讨好谈话对象。结合实际对前人的研究理论作适当的修正和补充，这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模式是一种尝试。

二、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坚持以田野调查为主,搜集文献材料为辅。课题成员都亲自到民族杂居地区记录并在当地分析整理语言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等材料，以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语码转换，强调从语言接触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中归纳民族杂居地区语言生活的规律。

2、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通过语言态度问卷调查、配对伪装测试、句子判断调查、个别访谈和参与者观察等方法，了解多民族杂居地区人们对所使用语言的态度以及他们对语码转换的态度，强调深入的、微观的调查研究，围绕个案搜集、分析语言材料，以此作为语料分析的依据。

3、建立语料库，对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变量的研究。使用计量研究,包括使用人口数量、混合词数量统计、语用统计等。统计工具包括SPSS数据统计软件包等，数据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统计、频数统计、方差分析和配对样本等，统计结果以柱状图、线状图、饼状图、交叉列表等形式体现出来，注重从共时差异分析语码转换中对构建语言和谐有利的规律和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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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语言论文篇3

关键词：广告语言语言模因顺应论

一、引言

当今社会，广告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用语，广告语具有其自身鲜明的语言特色。经典广告语主题突出，语言简洁易记，新颖独特，且通过媒体大力宣传实现其社会功效，并广为传颂。由此看来，广告语言体现了模因的基本特性，即通过广义的“模仿”而传播。成功的广告语模因更是体现高度的能产性，反映了语言发展与变化的规律。本文以顺应论为理论基础，以一些成功的广告语言为分析对象，分析其语言模因得以成功复制和传播的顺应因素，以期为广告语言的蓬勃发展提供借鉴。

二、语言模因与广告语言模因

“模因”（meme）一词源于著名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Dawkins）于1976年出版的关于《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一书，模因（meme）在拼写和读音上模仿了基因（gene），故多数学者采用“模因”这种译法。何自然（2007）指出，“模因”是一个文化信息单位，那些不断得到复制和传播的语言、文化习俗、观念或社会行为等都属于模因。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模因。而广告语言模因通常基于商品宣传的观念，对其中一个想法进行浓缩提炼，并以简洁明了的语言传达商品信息，使人人都能掌握其意义。“模因”的概念所传达的理念引起了许多广告人的注意，他们结合模因的传播特性和广告的宣传这两个方面制作广告，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更好地实现广告的商业价值。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成功的广告语需具备强势模因的特性，即以简明扼要的语言，贴近生活的表达，突出产品的特性，在最短时间抓住消费者的心理，引发其购买冲动。

三、顺应理论

顺应论是维索尔伦在1987年提出的语用学理论，该理论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而产生的并在《语用学新解》得到充分阐释。他从语用综观的层面来解释语用问题，即把语言结合人类主观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客观因素来综合考察语言使用现象。维索尔伦（1999）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这种选择可能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它由语言内部或者外部原因所驱动。语言选择发生在交际者双方，即话语产生和话语理解都需要进行选择，且语言选择的目的是满际的需要。而语言的三个特性决定了语言使用者能应当时交际的需要作出合适的语言选择，也就是变异性、商讨性、顺应性。变异性决定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可能选择的范围，语言的变异性通过不同的语用策略体现。商讨性阐释了语言选择是基于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进行的，交际者面对丰富的语言选择，为了满际意图，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方式。顺应性作为语言的一种属性，是人们通过协商、选择语言，最终达到理想的交际意图的目的。顺应性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交际者在适应环境的同时，环境也会被所做的语言选择所改变。对于语言顺应来说，维索尔伦认为需要同时考察下列四个方面：语境因素的顺应、语言结构选择的顺应、顺应的动态过程、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程度，这四个维度构成顺应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四、广告语言模因的顺应性分析

根据维索尔伦的语言顺应理论，广告语言的使用也是一个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为实现广告的商业价值，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广告商力求广告语言顺应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两个方面。其中交际语境的顺应，主要包括受众的心理世界、物理世界和社交世界三个层面。本文主要从广告语言的交际语境顺应和语言环境顺应这两方面对广告语言模因进行分析，以期在拓宽语言顺应论的应用领域的同时，为广告语的创作提供参考。

（一）广告语言模因对交际语境的顺应

基于广告商与受众的单向交流，为了促使交际成功，广告语言应顺应交际语境。交际语境包括三个世界，即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广告语言模因的生活环境。在进行广告创意的过程中，广告受众的交际语境涉及的相关因素在广告策划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综合考察这些因素对产品理念的关联，广告商才能制作出顺应大众意愿的广告语。

1.广告语言模因对受众心理世界的顺应

Verschueren（1999）提出，语言的互动是话语发话人和听话人心理之间的交流。心理世界的顺应过程，即人们在进行交际时，在了解说话人心理特征从而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其中交际双方的个性特点、情感态度、信念系统被认为是较为重要的因素，具体包括对话者的人格、情感、信仰、欲望或愿望，动机和意图。激活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是语言使用中最重要的影响要素。广告制作商要充分调动消费者心理世界的认知情感成分，将产品理念概念化、抽象化，通过文字、符号、图像等多种模态相结合的形式传递给广告受众，调动受众的心理世界各种因素的感知，促使他们对广告主体产生兴趣，刺激购买欲望，并最终付诸购买行动。如：

（1）JUSTDOIT！（耐克）

该广告简短精悍，仅用三个单词传达了耐克勇于接受挑战，勇于创新的品牌精神，正顺应了青少年一代的心态，要做就做，只要行动起来，不怕与众不同，达到了良好的品牌效应，使品牌迅速深入人心，得到了青少年的青睐。

（2）海尔，中国造。（海尔）

中国家电产品一直在国际市场占有的份额低，且被很多人认为是无品质保证的低档商品，海尔广告抓住了中国受众的爱国心理，激起了国人的民族归属感，从而使中国消费者信任中国产品，符合人们心理世界的情感认知因素。

2.广告语言模因对受众社交世界的顺应

社交世界主要指的就是交际双方在进行交际时涉及到的社会关系。Verschueren（1999）认为，社交世界涵盖了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使语言选择具有顺应性。一般来说，涉及在社交世界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环境、社会地位和文化氛围。其中，顺应人们的社交世界，体现为交际者在进行交际时做出的语言选择符合社会的文化规范。成功的广告语言模因顺应主流文化环境，从而加强模因的特性达到延长广告语言模因的记忆时间的目的。例如中国文化推崇家庭成员关系的和谐融洽，因此我国许多广告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主流传统文化，比如家人团圆，父慈子孝等主题，这是对文化氛围的顺应。比如：

（3）团团圆圆，达利园。（达利园）

（4）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威力洗衣机）

其次，广告模因制作时的语言选择要与一定的社会场景或公共制度相顺应。广告语言模因的复制传播，建立在对一系列广告法规、行业规定或者社会法律法规遵守的基础上。如公益广告：

（5）珍爱生命，远离。

（6）只要给予一些爱，就能给你带来郁郁葱葱的绿荫。

总之，为了促成良好的广告效应，广告制作商激活受众的社交世界各因素的顺应，做出相应的语言选择。只有综合考虑社交场合、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等因素，才能更好实现广告的营销功能以及商品利益的最大化。

3.广告语言模因对受众物理世界的顺应

物理世界是一种客观实在的语境，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称关系，主要指的是对这两个因素的顺应。时空概念关系通常被认为具有绝对性，然而，对物理世界的顺应交际双方在物理世界中的相对空间关系对交际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丰田汽车的广告语：

（7）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此广告改用了俗语“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巧妙地运用了双关、顶真的修辞手法，形成了句式的基本对仗。前句和后句词语进行位置调换，仅有二字之差。且该广告强调“路，车”二字的关联，突出了空间关系，顺应了广告受众的物理世界，从而以路间接表明丰田汽车品质之高，不论什么路，丰田汽车都可以往来自如，纵横驰骋。

（8）有健康，才有将来（安利纽崔莱保健品）

此广告中为安利纽崔莱保健品的宣传广告，其中“将来”体现了时间概念的关系，顺应了物理世界的相对时间指称关系。此广告代言的营养保健品与健康直接联系起来，顺应该品牌倡导的健康理念，即均衡的营养和规律的生活形态是健康的基石，符合纽崔莱树立健康的品牌形象。

成功的广告最大程度顺应了受众的物理世界，如护肤品广告“大宝天天见”，足浴广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样的广告语言流畅，朗朗上口，音律感强，顺应了时代潮流，体现了消费导向。

（二）广告语言模因对语言语境的顺应

维索尔伦指出，语言语境因素主要涵盖话语发出者、话语解释者和信道三个方面。对于广告语言模因，在语言语境的顺应主要表现在语言使用者，即广告制作商和广告受众。广告制作商通常根据产品的定位，创作面向特定受众的广告语。比如香奈儿的经典广告语：“穿着破旧，则人们记住衣服；穿着无瑕，则人们记住衣服里的女人。”香奈儿一直以来都把自己的产品定位于有品位和关注时尚的女士，所以它成功地顺应了那些时尚高雅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性的消费需求，使他们更乐意用这个品牌来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再如爱马仕箱包的广告语：“装的下，世界就是你的。”爱马仕具有创意的广告语使人们联想到该品牌箱包的容量大，品质高的特点，且购买了它，就能轻装简行地环游世界，深受大众喜爱。

五、结语

本文从语言顺应论的视角，结合模因论的基本观点，对广告语言模因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广告商如何顺应广告受众的交际语境以及语言语境，从而打造成功的广告语言模因。通过实例分析，发现能产性强的广告语是以语言模因形式存在，不断选择语言与顺应社会潮流的产物。本文希望通过对广告中的语言模因的顺应性分析，提高人们对广告语言的关注和理解。在检验顺应论的解释力的同时，为广告语言的创作提供一定的指导。

参考文献：

[1]Blackmore，S.TheMemeMachine[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

[2]Dawkins，R.TheSelfishGene[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6.

[3]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Pragmatics[M].London：Routledg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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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自然.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6]李倩.模因顺应视角下的广告语言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7]孙炳文，张崇.网络语言的模因顺应性研究[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9，（6）：118-120.

社交语言论文篇4

1.军事/语言学与军事语言/学“某某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有渐增之势，“军事语言学”不知不觉加入了语言学之林，标志着军事语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某某/语言学”不等同于“某某语言/学”。“军事语言学”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研究军事语言的的人似乎都没有细加区别。属于“某某/语言学”的固然不少，如“历时语言学”是以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应理解为“历时/语言学”；又如“心理语言学”是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应理解为“心理/语言学”（前期也有叫“语言心理学”的）。但是，属于“某某语言/学”的也不乏其例，如“生活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因为前者是研究“生活语言”，后者是研究“汉语言”。“军事语言学”既不是以军事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也不是军事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而是把“军事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显然应理解为“军事语言/学”。有人既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与军事学结合的产物”，又认为军事语言学“不是从军事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社群的语言”。我们认为，后一论断是正确的，前一论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把“军事语言学”理解为“军事/语言学”了。

至于“军事语言学”中的“学”，那才是“语言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的“学”是“语言学”之略，“军事语言学”就是“军事语言语言学”（“生活语言学”、“汉语言学”当然也就是“生活语言语言学”、“汉语言语言学”）。能否把其中的“军事”理解为“军事语言”之略呢？不能。因为向心结构在语义上是以核心（“语言”）为体，体若不存，“毛”将焉附？

2.军事语言和两个相关概念要弄清什麽是“军事语言”，先得弄清“言语共同体”（speech/language/linguisticcommunity）、“语言变体”（languagevariant/variety）两个概念。从语言交际人的角度研究语言，可以发现交际人的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即语项（languageitem,大至某个语言，小至某个语言成分）有影响。由居住地这一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社群，由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等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类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具体地说，交际人的社群或类群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有影响。反过来说，共同选择某一套语言项目的人群或形成社群，或形成类群。如果再用一个语言学术语概括语言的社群和类群，那就是“言语共同体”（也有译为“言语[语言]集团[社团、社群]”的）。英国语言学家R.A.赫德森在《社会语言学》（丁信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一书里罗列了约翰。莱昂斯，查尔斯。霍基特，伦纳德。布龙菲尔德，约翰。冈佩兹，威廉。拉波夫等语言学家对“言语共同体”所下的定义，尽管这些定义在陈述角度上不尽相同，但都是根据言语划出的人群，而不是根据人群划出的言语。约翰。冈佩兹的下面一段话十分明确得表达了这层意思：“大多数持久的集团，不论是小到面对面交往的伙伴，还是大到尚可为地区的现代国家，或是同业协会，地段团伙，只要表现出值得研究的语言特色，均可视为言语共同体。”对于什麽是“言语共同体”，有一种解释是这样说的：“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社群”。按“言语共同体”的本来意义来理解这句话，于是就成了“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社群”。如果不按言语共同体本来意义来理解“言语共同体”，就会造成术语在逻辑上的混乱。从术语内部结构上分析致乱原因，显然是把术语的偏正结构（言语的共同体）当作了同位结构（言语这个共同体）去理解了。

何种言语共同体选择何种语言项目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言语共同体实质上是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的一套语言项目即语言变体来划分的。赫德森把语言变体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认为“英语、法语、伦敦英语、足球评论英语、亚马孙河西北部某大家庭的成员所使用的语言、某人使用的语言”都可以称为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变体的实例大都和交际人的社会特征有关，不是属于社群变体就是属于类群变体，只有足球评论英语是和交际人对语言的使用有关，是属于功能变体。军人是属于职业范畴，职业是属于类群范畴，因此，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类群变体划分出来的。有人认为军事言语共同体“是民族共同语的变异”，即社群变体的变体，这意味着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社群变体划分出来的。社群变体和类群变体可以相互从属，由于谁从属于谁涉及到以谁为主的问题，因此不能任意得把甲从属于乙说成乙从属于甲。我国军事语言的实际情形也表明，是社群变体从属于类群变体，而不是相反。对于社群变体，我国语言政策是推广标准变体，但不排斥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把我国军事语言说成民族共同语即标准变体的变异，会给人以错觉，似乎我国军事言语共同体里只有标准变体，没有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

弄清了什麽是“言语共同体”和“语言变体”，我们就可以给“军事语言”下如下的定义：军事语言是军事言语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类群变体。

3.军事语言变体和语域军事语言在使用中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军事语言变体。讲语言变体不能不讲语域，讲军事语言变体当然也要讲语域。语域是“根据不同用途而区分的变体”，正好与方言相对照，后者是“根据不同使用者而区分的变体”。语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多维性，即具有反映交际行为系统的多维矩阵形式。语言学家们提出了不只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被广泛使用的是英国语言学家M.A.K.韩礼德的三维模型。这个模型由场（交际的目的和话题）、式（交际的手段）、体（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也就是说，语域这种语言变体可以进行场、式、体三维立体分析。有人把语域看成是“军事词语变体的又一个重要的条件或因素”，意思是语域本身不是变体，而是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只与词语有关，和话语无关。这种认识会导致把语域只局限在生活文化背景、交往场合、交际方式几个方面，从而把交际双方、上下文等因素从语域中剔除了。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虽然话题（属于场）、角色（属于体）都被剔除了。分析实例时，根据需要，可以对语域进行一维平面分析。但是，在理论上如果出现语域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的任何暗示，就会给读者造成错觉，似乎语域真的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其实，所有的语域实例都可以进行多维立体分析。

语域和语境是什麽关系，直接影响到对语域的理解。如果语域从属语境，语域就失去了语言变体的资格，因为语域不是语言变体，只是影响选择语言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如果语域不从属语境，语域就有资格成为语言变体。语境有广狭两义，狭义语境只指上下文（内部语境、小语境），广义语境还包括说话环境或背景（外部语境、大语境）。但在社会语言学里，语域和语境有明确分工：语境只指上下文。赫德森把语域视为一种变体，把语境视为对语言变项产生影响的一种因素，在他看来，语域和语境之间并无从属关系。

语域的一维是交际方式，交际方式主要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大方式，有一种分类法把体态“语言”也看成是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体态语言三级独立交际方式的一级，其实，体态“语言”只是和有声语言并列，是不能和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研究军事语言的口头语和书面语，既可以用传统语言学的表达理论，也可以用社会语言学的变体理论。用什麽理论去讲，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两种理论都能讲出自己的特点，而且不能互相替代。同样讲语言使用，语言表达论是着眼于语言的内部特征，语言变体论是着眼于语言的社会分布，就像同样是讲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着眼于口头和书面，讲的就是交际方式，着眼于语言，讲的就是语言变体。

4.军事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陈原教授介绍说，社会语言学不当至今“没有一致公认的界说”，而且其“研究对象或范围至今还没有一个一致公认的界说”，因而社会语言学大有“发展活动的余地”。用这些话来说明“军事语言学”的现状，也恰如其分。有人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尝试在论著中从基本构架直到基本观点、基本术语都向社会语言学靠拢。如果有一本论著能首尾一贯地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语言，那不但是对军事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而且也是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可惜目前做不到，因为编著一本纯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加以研究的军事语言学论著似乎条件还不成熟：大量的、活生生的军事语言现象还没有用结构描写的研究方法去整理和分析。如果把结构描写的研究看成是前期工作，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看成是后期工作，那么，前期工作没有做好，后期工作就很难有所作为。当务之急还是做好军事语言现象的结构描写，这也就是本书研究工作的定位，虽然本书也不排斥用结构描写方法以外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现象。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把军事语言学看成是一种社会方言，主张用社会方言学的理论去分析它。这样一来，军事语言学不是直接和社会语言学挂钩，而是直接和社会方言学挂钩。这种从社会语言学——社会方言学——军事语言学分级模式去看待军事语言学的观点似乎更为合理，因为在社会方言学里各种语言研究方法都有大现身手的机会。

社交语言论文篇5

论文摘要:本文对西方交际方式与中国传统教学方式进行了比较，旨在探讨如何把这两种方式有效地结合起来，并找到一种在外语教学课堂中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教授第二语言。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外语教学的目标也随之转变为在实际的环境中训练学生们的英语交际能力。教育部新近出台的一份关于现代学习理论的纲要指出，外语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学生语言交际的能力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因为学生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来发掘自身潜力。一旦旧的语言教学标准被取代，困扰学生多年的“哑巴英语”也会随之消失。

1．回顾中国的传统教学方法

众所周知，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孔子时期，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教育的基础。孔子的溉言仍旧引导着中国学生的学习习惯。毫无疑问长期的儒家教学方式影响了中国人的教与学，并且形成了现在中国的教育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数代中国人独特的学习方式和习惯，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他们学习英语的方式。

笔者曾经对中国的英语学习者(100个在校大学生)做过一个调查问卷，测试他们对英语的五种能力重要性的认识，结果展示在下表中。

结果是大部分学生认为在英语学习阶段阅读是最重要的，而对于训练学生交际能力最重要的口语和听力能力，学生们却认为他们不那么重要。

2．对西方交际法的观察

语言学理论基础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70年代形成高潮的社会语言学。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的交际能力理论和功能主义语言学家韩礼德的功能语言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以及威多森的语言交际观。交际法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悬表达意义的系统，其基本功能是社会交际，语言学不应仅仅研究语言的形式，更要关注语言要完成的社会功能以及语言在人们社会交往中受到的制约因素，因此，第二语言教学的目的不仅是让学习者掌握语言规则、能正确地运用语言，更要掌握语言的使用规则，得体地运用语言。

交际法在西方的发展己经几十年了。它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教育方法。尽管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交际法的模式，但一些语言学家，如Riehards和Rodgers，都认为交际法起源于语言就是交流这一理论，而它的目标也是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交际法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课堂教学更加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教师。老师不仅仅是老师，学生也不仅仅是学生，他们都是学习的管理者。

3．中国的外语教学迫切需要交际法的应用

交际法博采众长.从当代语言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中获取营养，受到诸如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言语行为理论、语言变体研究直到中介语理论的影响。交际法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最富有生命力的外语教学法流派，对我国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语言教学旨在发展学生的综合理解能力，包括听、说、读、写和译。课堂上英语教学的过程就应该是教师和学生互相交流的过程。语言教学和交际能力是互相影响，互相相依的。由于这个原因，传统的教学方法不能满足现代教育的需要。在传统的语法一翻译教学法影响下，当中国学生遇到英语为母语的人时，他们只能简单的回应‘`Yes”或“No"，或简单的词组。一些学生甚至不能适应教师用英语教学。如果教师不用汉语，他们甚至会感到沮丧。似乎传统的语法一翻译教学法低估了教师，学生和课本的能力。

4．交际法在中国外语课教学上的应用

首先，来看本土语言环境的运用。教师如果想完善一个班级体，就要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兴趣、需要和文化。语言学家们强调，课程的每一个方面都应所有学生本土文化的所有要素。交际法就是要把重点更多地放在相互理解上，而不是简单，枯燥的句型练习上。经常在语境中使用时用英语可以使学生意识到语言的多样性，意识到尽管英语不是母语，他们也可以有效地运用它。可以训练学生用英语来讨论他们的想法，价值观及生活方式。

其次，让我们讨论围绕课本展开的活动。英语作为一门课程，主要向年轻的一代传输了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不同种类的知识及一些价值观。因此，在讲授课程时，知识和能力起了冲突。因为知识是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讲授的，而能力则要求更多地灵活性。所以，在课堂教学中加人交际法也是很重要的，是学生不仅仅局限在课本的学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