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观后感(精选10篇)
时间：2024-07-05
时间：2024-07-05
电影的一开始就奠定了案件的基调，这是一个大西北的农村，秋菊是一个怀孕的女子，有北方人的坚韧和勇敢。事情的起因是秋菊家种辣椒，要在地里建个晒辣椒的棚子。当时中国政策禁止在地里修建房子。村长于是以此为理由阻止他建棚子。这分明是在刁难秋菊家。这样的状况在中国乡村是常见的。由国家来管制村民的土地使用权，这使得地方官在执行时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在秋菊不断上访，不断地进行权利上溯的同时，她与她的“战争”对象，真正的诉讼被告“村长”之间却总夹杂着一层基于乡里、邻里、村带性和人情世故的交往关系。村长不断抵制秋菊的“道歉要求”，不断地给秋菊找难堪，甚至辱骂，但他从未阻止过秋菊的上访，从未通过行贿等手段以期在秋菊成功上诉后能够减轻处罚和赔偿。秋菊和丈夫一向尊重地叫他村长，交涉与辩解的过程中有时还表现出与村长之间的亲近感。但双方在“道不道歉”的问题上却一向僵持着，摆道理的时候来的是硬碰硬。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宪法不断完善，公民的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不管增强。但是，本国固有的人情社会和法制普及差生了矛盾，《秋菊打官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公民法制意识的觉醒开始萌芽，人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向法律屈服。秋菊反复强调她不是要钱，她只是想要个说法。
但是就我个人认为，她更多的从面子出发，而不是从法律层面去讨个公道。她始终相信世界上是有天理存在的。并且通过司法途径去争取“公道”。从乡、镇、县再到市，她都遇到了很多好公安，这些清廉的为民请命的公安们帮忙她同情她。秋菊最终在半推半就中进入了司法程序，按照规定，市公安局就应首先成为被告，作为其法人代表的公安局长就应出庭候审。这可难坏秋菊了，或者说这可吓坏秋菊了。在整个上诉过程中，公安局长扮演的是好人主角，一向在帮忙她，甚至还用小轿车载了秋菊一程（这在当时的农村人看来但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然而此刻，公安局长却首当其冲要成为挨板子的对象，这完全超出了秋菊对整个事件的理解范畴，成了秋菊遭遇的一次奇幻。她喃喃地说：“我告的是村长，不是局长，局长出庭，我就是不去。”这是一位农妇最真实的心声，对于保守的国人来说，道理就该如此，对于一个需要被唤醒的民族来说，这是在是无奈之举。
法制的普及是一个相当漫长和艰苦的过程，其中和我国的人情社会的冲突又是很严重的，秋菊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的法制观念的觉醒，在九十年代的中国看来，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我国上千年的历史传统里，贯穿的“人情”、“关系”的观念开始弱化，但是不会被打破，并且仍然根深蒂固。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公民就应学法、懂法、手法、用法，来维护公民的权力和法律的尊严。每一个人，即使是普通人，都就应运用法律手段和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不管这个社会有多黑暗，人心有多险恶，公平和正义始终存在，不要害怕困难和险阻，努力争取。但是，到了最后，秋菊分娩在即，不幸遭遇难产，家人和接生婆都束手无策，只好想办法送县城医院。当时正值大年30除夕夜，乡里人都上邻村看戏去了，这送人去县城全得靠人手抬脚赶路，可哪里去找帮手？按照普通的.是非逻辑，正好没去看戏的村长绝不会成为秋菊一家的请求对象，但我们看到，当事者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去恳求村长，借助村长权威再拉上几个人一齐完成这趟差事。当然村长这边也有戏码，先是用不太好听的话讽刺了秋菊一家，但紧之后他就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去邻村找人了。这样的村长是真实的，有牢骚，但却并不铁石心肠；有记怨，但仍按人情办事。
秋菊母子平安了，孩子满月摆酒设宴，大伙都已经入席，却迟迟不见村长，他但是秋菊一家请了很多次才答应前来的。村长的妻子说：“他还在家里洗脸刮胡子呢，像过节一样。”村长的这一行为细节充分说明了他对孩子满月的重视，对秋菊一家宴请的尊重，同时他也想借此机会能够平复两家的争斗。大家都在静候村长的到来，最戏剧化的一个幕出现了：村长还未出门，就被市公安局以故意伤害罪抓上警车，依法刑事拘留15天。秋香听闻慌张失神，飞也似地冲向村长家。但闻着警笛声，望着空旷的马路，她只剩下一脸茫然：“我只是要个说法，没有说要让公安局抓人啊？”她有把警察追了回来。
由此，我更加肯定，在中国这个社会，法律缺失存在，但是，要按人情和关系办事。
影片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我倒是读过，怎么讲呢?这样吧，小说给张艺谋提供了个故事蓝本，刺激了他的所谓灵感，仅此而已。
好的现实主义影片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夹杂着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在虚假造作的影视生态中，这股“气”甚至是风，是狂风，席卷而来，摧枯拉朽，能将虚伪的、矫饰的、糊弄人的一扫而空。
这种“力量”来自于作者的立场，作者的态度，作者的判断，张艺谋在拍秋菊打官司，和贾樟柯在拍三峡好人，我想在此点上，是差不远的。如果讲作者的能力决定作品的质量的话，那么作者的态度即决定了作品的灵魂。在拍英雄的张艺谋和在拍秋菊打官司的张艺谋是不同的，这个不同，不能简单解释成是个人立场、态度的转变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个有限的社会资源集中所造成的问题。拍英雄的张艺谋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这些资源是他既往的能力的'肯定，是个褒奖，与此同时，剧烈汇聚的资源也将作为作3/7
者的张艺谋不断架高、架空，走向有热情有能力，却不能占有资源的叛逆者的反面。讽刺的是，这个反面正是张艺谋们曾经面对，并且与之抗争过的。
拍秋菊打官司的张艺谋，即是有热情、有能力的。
每一部电影背后或多或少都在讲述着一个广为人知或者是闻所未闻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有可能震撼人心，也有可能只是蜻蜓点水。《秋菊打官司》，顾名思义，影片主角就是秋菊，为何打官司、怎样打官司、以及最后结局如何，这一系列想法应该会浮在一个对该片一无所知的看客脑海里。
中国大西北某个偏远山村是个很好的故事背景，一个身怀六甲的村妇，穿着红色棉袄搭着一条绿围巾，当然有时她也把围巾当成头巾，典型的红配绿装扮显得格外的耀眼，下半身是典型的黑棉裤和一双褐色的棉布鞋。说起话来不自觉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挺着个肚子到处走动着，她叫秋菊(巩俐饰演)。他的丈夫王庆来(刘佩琦饰演)，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由于家里想在庄稼地上盖个辣子屋村长说上面有“红头文件”不能批准，后来在争执中骂了想要男孩却连生四个女孩的村长，被村长踢了命根子，到镇上看了“兽医”，只得整日整日躺在炕上动弹不得。庆来算是病得挺重，但村长还是无丝毫表示，秋菊看不过去找村长理论，村长不理会甚至恶语相向。秋菊为了讨个说法找到乡政府，经过乡政府李公安调解后，村长答应赔偿200元，然而当秋菊到把医药费发票拿到村长家，村长却把钞票扔在地上，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秋菊感觉被侮辱了，彻底被激怒，一定要找个给说法的地方。于是，她带着小姑子到了县城公安局、市公安局，最后到了法院经过了一审败诉、又经过了上诉，最后村长被行政拘留了。她是要了“说法”了，但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她心中想要的那个说法。
影片中有几个细节很好地表现了秋菊打官司的不易。从秋菊所在的小村庄通往乡里、县里、市里，都必经一条尘土飞扬的山路，第一次是小姑子骑着自行车驮着秋菊和她腹中的孩儿，看到这个画面想必很多人都是很揪心，想着要是一不小心摔了可咋办。骑自行车走了一段路后，就搭上过路的拖拉机，那时的拖拉机可以说是比较洋气的交通工具了，可对于一个孕妇来说山路的颠簸也是够不容易。第二次去县里，秋菊不得不先和小姑子拉上一板车辣子，卖了122块钱，舍不得坐贵点的舒服的车只好搭上最便宜的车到了县里。可为了打官司，秋菊还是花了20块钱让人写了个“活告”材料，片里头解释的所谓的“活告”就是给留条活路的告法，秋菊选择了这种告法，她只是想要个说法，并不想把村长怎么的'。之后再到市里复议、起诉、上诉，秋菊还是不得不先卖上一车辣子。从经济赔偿与秋菊打官司所花费的进行对比，她真的不是在乎村长赔偿多少，她要的是个“理”。后来去市里复议，也是百般艰难，刚开始坐三轮车被带着绕弯弯，多要了二十五块钱;为了省钱只能住在便宜的旅馆;在去找局长的途中还差点把妹妹给丢了。幸好一路上还碰上了不少好人，看车的老太太告诉她坐三轮车被骗了钱，为了不再被骗，让秋菊换身行头，果真她和小姑子买了件新衣服。其实，即使套上了新装，但典型的农妇形象还是印刻在秋菊的身上。旅馆的老板也算是帮了秋菊不小的忙，给了她市公安局局长的地址，让秋菊求救有门。市局长在片中是一个人民公仆的形象，位高人却不高调，非但没收秋菊送的礼还让车顺道送秋菊回到住的地方，在第二次见秋菊在门口等他许久时，带着她们先去吃了饭，还给秋菊介绍了个律师。在秋菊眼中，局长是个好人，在观众看来，局长确实是个好人，甚至会怀疑这样的好人在当今社会还存在多少。
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小山村。秋菊的丈夫万庆来与村长王善堂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中要害。秋菊怀着身孕去找村长说理，村长不肯认错。秋菊又到乡政府告状，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村长把钱扔在地上，受辱的秋菊没有捡钱，而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状路途。
这部电影反映的两个主题：一是中国正在走向法治，人民群众已开始越来越多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二是描写一个传统概念中的弱者（怀孕的农村妇女）对抗强大甚至邪恶的势力（踢伤人死不道歉的村长）的坚强意志和不出精神。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秋菊是很希望通过诉讼来获得正义的，并且在我们看来她也确实获得了正义。但实际上最后她能获得什么呢，也许这对于秋菊来说更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她获得的大概也只能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基本上都是和睦相处、互助互爱的，这也是中国绝大部分农村成百上千年来形成的良好道德传统。比如秋菊丈夫与村长发生矛盾后，在秋菊生孩子时还得到了村长村民们的帮助。而秋菊希望通过诉讼讨一个“说法”的做法，却把曾经帮助过她的村长送进了监狱，在村民们甚至她的家人看来秋菊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了。而且笔者坚信在农村，像秋菊这号人物是永远也的不到人们的认同的，她肯定会遭到遭到村民们的唾弃，而像秋菊这样子带来的新的法律观念将使得农村里面邻里互敬互助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甚至是瓦解。相信经历了这次惨痛的教训之后，秋菊今后也许再也不敢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而面对这样的法治，还有几个人敢上诉呢？
秋菊把村长送进监狱也许又是我国的法治的进步的一个体现，但是试问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秋菊希望得到的结果呢？也许这就是法律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冲突，这更是法治的无奈。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也只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既不是全部社会规范，也不能代替其他社会规范。而就道德来说，它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准则，它不仅关乎人的行为，而且连接人的内心。法治要想离开道德而独自存在，那只是一种空想。法治不仅不会排斥道德，而且还是以道德的存在与作用的发挥作为社会基础的。法治如果超出自己的范围而要将其他社会规范所取代，那就只能是空想，就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可以说秋菊打官司的结局就是法治的无奈，而法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无情的法治只能使人望而生畏，避而远之。法治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法治是工具，人是目的，法治必须以人为本，人性化的法治才更有威信。但在法庭庭审中法官也只能就事论事，根据当时人的诉讼请求来依法作出判决，一旦法官在判决中作出一些人性化的判决内容（比如按照传统的道德观，顺从秋菊以及大部分人的想法，只判决该村长向秋菊道歉并赔偿损失而不追究其他责任），其马上就有可能被怀疑是否有受贿的嫌疑，而且社会也有可能会因此而乱了套。所以也只能把这归咎为法治的无奈，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理论的发展人们慢慢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对我国的法律制度现状，我要说的是，各项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确实对我国人民的和谐生活功不可没，也为我国的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在新颁布的众多法律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们国家虽然说起步比较晚，94年开始全面建立，但是我们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应该说是比较快的。国务院已经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而且在全国法律援助机构普遍上都建立了，据了解，每年实施的法律援助案件有几十万件，应该说帮助那些社会弱势群体维护了权利、讨回了公道。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的是，国家在通过法律实现其权威时，如何在个人愿望、社会效果和刚性的法律之间实现一种平衡，不再让秋菊那样虽然讨得了说法，却陷于茫然失落之中。
就目前我国公民法律素质状况来看，应该说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举个例子说吧，现在老百姓遇到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在这里面应当有什么权利，应当怎么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些权利观念就能看出来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确实是提高了。再一个，大家遇到了纠纷，想到的`都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讨回公道，这也表明大家法律意识提高了。当然，我们国家由于幅员辽阔，各地发展还不平衡，有的地方城市里面的市民法律意识高一点，偏远地区的人受法律宣传教育条件的限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总体来讲，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完善，我国公民的法律素质在逐渐提高，这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进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这种尴尬其实也是两种体系的冲突尴尬。
现实就是这样，比如法律很少能改变杀人犯的嗜血，很少能唤醒抢劫者的觉悟。
但是不能否认法律在规范现实社会时所起到的强有力的作用，没有法律，世界将乱成一团。
但是，乡土社会的规范又该怎么办？
那毕竟是已经形成了几千年的，并且一直存在着，忽略不了的。法律和乡土社会的规范，孰重孰轻，作何取舍，这实在不是我所能作出判断的。我只是知道，这两样有不重合的地方，它们两常常会出现矛盾的碰撞。
以上是我对《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的感受。见解或许会片面，却也是脑海里真正产生的疑惑。
影片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我倒是读过，怎么讲呢？这样吧，小说给张艺谋提供了个故事蓝本，刺激了他的所谓灵感，仅此而已。
好的现实主义影片是有力量的，这个“力量”夹杂着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在虚假造作的影视生态中，这股“气”甚至是风，是狂风，席卷而来，摧枯拉朽，能将虚伪的、矫饰的、糊弄人的一扫而空。
这种“力量”来自于作者的立场，作者的态度，作者的判断，张艺谋在拍秋菊打官司，和贾樟柯在拍三峡好人，我想在此点上，是差不远的。如果讲作者的能力决定作品的质量的话，那么作者的态度即决定了作品的灵魂。在拍英雄的张艺谋和在拍秋菊打官司的张艺谋是不同的，这个不同，不能简单解释成是个人立场、态度的.转变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个有限的社会资源集中所造成的问题。拍英雄的张艺谋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这些资源是他既往的能力的肯定，是个褒奖，与此同时，剧烈汇聚的资源也将作为作者的张艺谋不断架高、架空，走向有热情有能力，却不能占有资源的叛逆者的反面。讽刺的是，这个反面正是张艺谋们曾经面对，并且与之抗争过的。
拍秋菊打官司的张艺谋，即是有热情、有能力的。
秋菊打官司的第一个镜头，即一举奠定了全片的调子。摄像机被安置在西北某个小城镇市集的道路中间，固定机位，一人高视角，熙熙攘攘的人群不间断的与之“擦肩而过”。这个长镜头与贾樟柯在三峡好人的开头，缓慢地逐个扫过众多船客的长镜头何其相似＜是个平视的姿态，并未人为地赋予镜头前的人和环境什么涵义，好像不意间进入了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小小的环境，故事就此铺陈开来。要深究二者的不同，我看是张艺谋更喜欢镜头中出现鲜活生动的东西，让你感到生活的“扑面而来”，而贾樟柯则偏好静态地凝视，让镜头舒缓地移动甚至定下来，“凝视”本身即具备了一种思考的意思。比方，秋菊打官司的开头长镜虽然是定的，但是人却是动的，镜头像被安置在河流的中央，画面充满了流动的人群。而三峡好人中的长镜，缓缓移过一张张面孔，镜头是动的，人却是静的。其中的区别，我想，前者侧重在环境，后者侧重在人。前者的“动”是活跃的、情绪化的，后者的“静”则多了层冷眼旁观的审视和思考的意味。这个区别与张和贾两个人的影片给我的印象是合的。
秋菊就在这样水流般的人群中“随意地”走到镜头前来的，小妹拉着车，秋菊挺着大肚子走来了，镜头带领着观众的注意（好奇），顺势就剪到他们那里去了。从侧面拍他们，模拟了“转头看他们”，镜头保持了和秋菊三人的距离，镜头和他们之间不断的是人行过。前面是小妹，后面是秋菊，镜头还让观众注意到了板车上卧着个人，直到他们走出镜头（我留意了下，事实上并未走出镜头，板车出去一半就接下个镜头了），这是本片的第二个镜头。
第三个镜头似乎与第一个镜头一样，都是个固定机位拍他们从人群中走来，但是略微注意还是能看出差别的，即是秋菊三个更从人群中突出，于是与镜头视角重合的观众的注意便全在秋菊三个身上了。这是片子的第三个镜头。
第四个与第二个相仿，走出镜头才接第五个“走来”的镜头（用“走来”、“走出”交代他们到“卫生室”的时间过程）。第五个镜头中，秋菊喊妹子停下来，说“到了”，接第六个镜头从侧面拍，背景是“卫生室”的门口和挂在门口的牌子。第七个自然是由室内向外拍他们进来的了。
首先得说，这个开头算不上多创新或者多有技巧，电影中的主人公“从人群中走到镜头前来，展开故事”，是个挺老套的办法。但是我觉着这几个镜头拍的是真好，好在哪里？以我有限的分析能力，只谈两点。
在“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中，非常鲜明的体现出了行政相对人素质不高和法律意识薄弱的实情。即使是秋菊，她所谓的“讨个说法”也并不是因为他意识到了村长行政行为的失当，更不是追求西方那种“契约”式的平等和人权，而仅仅是基于一种意识种的“不该”和“尊重”思想，即你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只要你承认错误，表示对我们的尊重就行了。正是为了这种尊重，秋菊才坚持要个“说法”，而且她所要的“说法”也并非法律上的正义，而仅仅是争取中国传统的“一口气
在1980年代的中国关中地区的某个农村，一个笑话引发了一场刑事案件，随后受害人的家属秋菊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引发了整个村落对于秋菊的“公愤”和“鄙视”，虽然最后她赢了官司但是却彻底的输了人情，她被看作一个另类的人。
秋菊的丈夫因为嘲笑村长媳妇只会生女孩子，结果遭到村长的拳打脚踢，被踢到了命根子。故事开始了，秋菊(巩俐饰演)带着家人一起给丈夫诊断，结果发现伤势严重。秋菊回村后马上找到村长要求道歉和赔偿。村长认为自己是村长，又是长辈对于胡言乱语的后辈有权用拳打脚踢来教育一番，拒绝赔偿更拒绝道歉。秋菊于是开始第一次申张公义的上访，他来到了乡派出所的李干事，李干事在问明了情况后马上找到了村长，对双方的事情进行了调解处理，要求村长赔偿200元。秋菊去拿钱却遭到了村长的无理对待，村长从长辈角度让秋菊给自己道歉。秋菊愤怒开始第二次的奔波，他到了县里公安局，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理和乡公安局一样，并同时让李干事转达，李干事为了息事宁人大事化了，自己购置了礼品谎称是村长对于秋菊的赔礼道歉，结果被秋菊识破，秋菊不服开始了再一次的'投诉，市公安局的领导亲自接见了秋菊，并进行了处理，结果和前两次相差无几，但是由于办事人员疏忽，直接把给秋菊的处理结果寄发到了村长家里，秋菊怀疑并且不服。这个时候市公安局领导告诉她要找律师开始打官司，直接对市公安局提起行政诉讼。秋菊却因为被告方是对自己有恩的市公安局领导而不愿意对簿公堂。律师和公安局长一起说服了她，案件审理的结果是败诉，维持了市公安局的判决。
秋菊仍然不服，直接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二审申请，二审法院经过调查认定公安局的处理决定是对于事实的定性不清，村长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轻微伤害，撤销公安局的处理决定并建议对村长作出行政拘留的决定。
这个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秋菊难产，整个村子又是穷乡僻壤离县医院很远，村里的人又计划全部去看秦腔。这个时候村长不计前嫌的出马了，顶风冒雪把秋菊送到了医院，秋菊产下了一个男孩子。
秋菊一家诚挚的邀请村长做客孩子的满月筵席。两家也希望以此消除不愉快，但是这个时候公安局的警车来了，带走了村长。秋菊惊愕了，她也想不到这个结果，她其实认为自己所要的不过是让村长给自己道歉而已，她一路追着警车，一路的迷惑。
秋菊的困扰在于告还是不告?
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息诉的主流主张要求她不撕破脸皮不得罪村长不得罪政府“官差”不能不听丈夫大事华了的意见不能不顾自己付出的强大的成本不能不顾整个村子对她家的嘲笑。
另一方面秋菊本身对于公正的追求正符合了中国正在建设中的法律的精神。秋菊主张权利保护，法律体系立即会自动启动保护功能。公民要求惩处恶霸，那么法治的要求必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适用，不论你是不是村长是不是“公家的人”是不是长辈。
秋菊赢了官司，秋菊失去了对于她而言整个世界的人情世故的支持。
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是西方的法治文明。这就是这个影片也许是无意但却深刻触及到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冲突。
第一次看完《秋菊打官司》后心里没有太多的感触，看这部电影的最初动机也相当单纯。之前刚连续看完张艺谋的《活着》，《我的父亲母亲》，有种莫名的感动，于是就有一口气看完张艺谋所有电影的欲望。结果等真正看到《秋菊打官司》时却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整部电影的叙事语言基本上全部都是清一色的陕西方言，更巧合的是这部电影拍摄地点是在我的家乡宝鸡，于是看电影过程中一直在琢磨电影中的话语技巧，以至于整部电影看完之后，对于其中的故事架构不甚了了。后面又看了一次，终于感觉有些收获。
故事很简单，简单到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问：就这样完了？秋菊是中国西北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丈夫庆来跟村长发生冲突被村长踢伤下体，为了替丈夫讨会公道，秋菊毅然拖着怀孕之躯，颠着大肚子开始四处告状，在先后找了乡县市各级公安局后，各级裁决都判村长给予秋菊医疗赔偿，村长非常固执，虽然答应了赔钱但拒不道歉，但是他遇到了比他更加固执的秋菊，就在秋菊一再告状时，影片出现戏剧性的一幕：在除夕夜，秋菊难产，村长不计前嫌，组织村民连夜把秋菊送到医院，使秋菊顺利生产。秋菊以为她与村长之间的官司就此了结。所有观众也以为故事就此了结时，不料市中级法院此时判决下来，村长因伤害罪被捕入狱。而那天刚好是秋菊孩子满月的日子。影片至此戛然而止，留下不知所措的秋菊以及回不过神的观众若有所思。
很多人看完电影后都会想：秋菊到底为什么打这场官司？当秋菊挺着大肚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四处告状时，很多人不解。其实这也是我最初的困惑，第一遍看完影片后很想知道张导到底想说些什么。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误解，秋菊打这场官司劳心费神无非就是为了所谓的面子，因为爱面子所以她近乎执着地非要向村长讨一个公道，回过头我们看影片，当法院判决下来村长答应赔钱但拒不道歉时，很多都想，就这样算了吧，丈夫都卧病在床，况且秋菊自己的也有孕在身，钱也拿到手了再这样告下去就执迷不悟了，但是秋菊不愿意，她就是要村长道歉。看到这也许大家会简单地认为影片只是想说：人活一口气。如果真这么想就流于肤浅了，也不可能真正体会到导演拍这部戏的良苦用心。中国五千年来都是一种人治社会，法制观念在中国普通大众当中还相当淡薄，维持社会秩序的往往不是不是法律而是一些久已有之的社会习俗，道德观念，人情关系。在这样一个大众法制观念普遍淡薄的大时代背景下再看秋菊打官司就有些非同寻常的意义了。在中国，历来都有民不告官的传统，民告官往往以为着挑战权威，挑战一种久已有之的潜规则，这是要有相当大的勇气的。秋菊在村长已经答应赔钱的情况下依然不依不饶要讨个说法的做法就难能可贵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然而经济发展只是一种表面繁荣，硬件上发展了，软件就要做出相应的配合，然而再看中国普通大众的法律意识维权观念普遍淡薄，于是当许多纠纷出现时，再沿用老传统去解决就有些跟不上节奏。可以说秋菊打官司是对观众进行的一场法律宣讲会，影片一再强调的秋菊运用法律武器跟村长较劲实际也是在强调法制的重要性。
其实秋菊在打官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她打官司也是在蒙昧与觉醒的人文环境下无意识的一种个人行为，她最初打这场官司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自身的性格决定的，然而在事情慢慢的演化之中，她的法律意识也开始慢慢强烈起来，然而最终法律体现出来的严肃性，又是让她无法接受的'，包括很多观众也无法接受，村长帮了秋菊那么大的忙，按道理说这场官司也就到此结束了。但是最终结果却是村长由于伤害罪被逮捕。从人情事故，从情理上看，这样做的确欠妥，但是法制社会法律的严肃性恰恰就体现在这里，法制社会与人治社会的根本区别也正在于此。
影片基本上采用了纪实性的拍摄手法，除了为数不多的专业演员之外其余演员基本上都是本色出演，影片中的农民就是现实中的农民，警察也是现实中的警察，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人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都不能称之为表演了，因为本身他们只是在电影中做会自己，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到了电影中还是什么样子。不得不承认，由此带给观众的感官冲击，比张导之后拍的《十面埋伏》《满城尽戴黄金甲》要实在的多，因为很多人已经习惯了看“演”出来的电影，猛然接触这种现实色彩很浓厚的电影时，生动逼真的效果会让他们感觉《秋菊打官司》不是演出来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真真正正存在的事。从这点上看整部片子的风格跟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后者将纪实风格发挥的更为彻底，在《一个都不能少》上面看不到一个专业演员，所有的小演员基本上都是本色出演，很可能他们在拍摄电影的时候都不知道这是在拍电影，如果你细心你会看到影片中最小的那个小女孩，老师提问总会举手，在她那个年龄段，其实她自己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只是看着别人举手自己也就跟着举手，仔细想想那个年龄段的小孩子不都是这样吗？这就是影片的魅力，从每一个细节处都可以看到现实的影子。尤其影片中小老师和一大帮孩子一起算搬多少砖头可以赚够老师去城里的钱那一幕，让人看到心里有莫名的感动。秋菊打官司中，当看到秋菊挺着大肚子拎着大包小包站在街头，身后是小贩，身前是穿梭而过的三轮车，小轿车，你会觉得一切都再也熟悉不过了，90年代初的中国不就是这幅画面？
秋菊可以说是中国农村妇女中的异类，在人们传统观念中国的农村妇女大都是一幅任劳任怨的形象，可以秋菊成功颠覆了人们的观念，她非常固执要强，以至于在她软弱的丈夫面前反而她更像一家之主。在中国农村一般都是男人当家做主。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导致很多时候她们没有太多的话语权，然而秋菊不一样，套用一句时髦的话，秋菊绝对可以算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巩俐在该片中的表演相当精彩举手投足彻底融进了生活本身，在表演分寸的把握上完全切合了影片纪实性的总体风格。当你看到她挺着大肚子说着陕西方言时，俨然一个典型的西北农村妇女的形象。最初接触巩俐是在《红高粱》中，然而印象深刻的还是她在《活着》中的精彩表演，演的相当内敛，但很传神，演技真的没的说。
我个人认为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几乎个个精品。《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以及集大成的《活着》无论从影片内容形式上看都是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其实对比看，和《秋菊打官司》最为相像的就是《一个都不能少》。在叙事手法上二者都采用了典型的纪实风格，大部分演员都是本色出演为影片增色不少。在《秋菊打官司》中，影片通过秋菊持之以恒的告状之路给观众上了堂法制教育课，影片针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剖析，具有很高的普世价值。而《一个都不能少》则通过中国农村的一个小学生失学打工的社会现象引起人们对中国教育环境的思考。少年强则国强，而在中国一些偏远山区，由于经济限制，很多孩子都没办法正常完成义务教育，同时很多家长也简单粗暴的认为读书没什么用，于是导致很多失学儿童过早进入社会，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影片通过一个普通农村教师进城寻找失学儿童唤起了人们对中国教育的思考，同样也有很高的普世价值。同样《活着》也是通过对文革的思考，将那个苦痛的年代展现在观众面前，引起观众对于生活的思索，活着似乎已经变成一种很坚定的信念。毋庸置疑张艺谋早期的电影都跟《秋菊打官司》一样具有很强的人文关怀。然而和很遗憾，等张艺谋开始拍他所谓的大片时，这种关怀已经基本消失，从《英雄》开始到《满城尽戴黄金甲》几乎所有影片都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叙事能力，观众看了之后除了感官刺激之外似乎别无所获，故事情节也开始变的支离破碎，或许张导已经开始追求前卫以及所谓的后现代，看不懂是应该的，看得懂是超常的。扯远了，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言归正传，《秋菊打官司》总体来说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佳作，影片简单的故事情节下面隐藏的却是深刻的社会人文关怀，大量群众演员的出演，纪实性的拍摄风格，使得影片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值得大家一看。
影片主要是表现法与情的关系，自生秩序与现代法治的关系。
法自产生以来，其目的就是定纷止争，定纷止争是法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作用。经过漫长的演变，逐渐有了成文法的形式以及现代法治。
在我国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一些所谓的现代文明所不及的地区，大多是在乡村，比如《秋菊打官司》中的小村子里，村民们可能并不是很真切地了解法律，更不懂什么法治，可是我们就因此可以说他们没有“法”这种东西吗？其实不是的，实际上，在他们世世代代的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和预期，形成了一种足以让他们维持安定生活的`无形的社会秩序，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的内部秩序”，就像影片里村长和秋菊丈夫发生矛盾后村长踢了秋菊丈夫“要命处”一脚，可是当秋菊生难产时村长同样能够在冰天雪地里送秋菊去医院治疗，他并没有因为他和秋菊一家之间矛盾的存在而对秋菊的安危置之不理，因为在农村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紧密的地区，村民们只有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才能共同克服一些不可预知的事件，所以纵然纠纷存在，村长仍然会尽力帮助秋菊一家度过难关。正是在这样的共同生活磨砺中他们建立了一种社会秩序。
而当我们将所谓的现代法治生硬地嵌入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时，村民之间原本存在的可预期的秩序就被打破了。就像影片中秋菊为了讨一个说法不断的上访最后起诉，从表面上看，村长与秋菊和秋菊丈夫之间的纠纷得到了解决，秋菊胜诉了，可是判决的结果真的是秋菊想要的吗？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秋菊想要的是一个理，是村长的低头道歉，她想得到的结果绝不是村长被拘留，而她想要的结果并非现代法治可以给她的。秋菊赢了这场官司，可从长远来看，她在村里又如何自处呢？剧中几次出现了一个场景，就是在秋菊不断上诉的过程中村民们对秋菊丈夫的讽刺和嘲笑，而最后村长被拘留了，村民们又会怎样看待秋菊呢，以后秋菊家需要帮助的时候村民们还会尽力帮助吗？现代法治给予秋菊的究竟是公平正义还是更大的伤害呢？
现代化进程必然是不断向前推进的，现代法治也会覆盖越来越多的偏远农村地区，法律的约束会带给人们公平。而另一方面，如果不顾制度与社会土壤的相容性生硬地撷取“现代文明的成果”，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人们彼此之间越来越客气与冷漠，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在共同生活之中陶炼出来的默默温情，我们又从何处寻回呢？
“秋菊打官司”打官司这一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陕西某农村的一农妇秋菊，在其丈夫被村长打伤后，为了“讨个说法”而层层向上级行政机关要求行政复议，并在最终行政复议讨不到令自己满意的说法后，通过行政诉讼，通过打官司，得到了和原行政决议不同的“法说”。当我们看到秋菊带着迷茫和不解的眼神远远地眺望着带走村长的警车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的背景是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不久，具有明显的民告官色彩。但与其说是其对行政诉讼法宣传有重要好处，还不如说是其在某全角度上反映出了中国行政法制建设所面临的情境。
情境指的是政治所发生的环境。它由一个国家的文化、社会结构、人口因素以及历史经历所构成。（《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美]劳伦斯。迈耶、约翰。伯内特、苏珊。奥格登著，罗飞、胡永浩等译华夏出版社）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中封建社会占了绝大部分时期，因此长期历史经历给中国文化和人文精神积淀了一种官本位、权本位及等级思想。中国缺少西方海洋礼貌那种平等、独立的契约精神，加入中国的近代礼貌进程远远比西方短，而且充满欺辱和斗争，所以虽然中国告别封建制度已经有了百来年，但封建的某些思想仍根深蒂固，在广大国民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个性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人民整体素质不高，法律意识薄弱，因此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面临着一个极为不利的情境。这一点，我们从“秋菊打官司”中也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秋菊在讨“个说法”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他是村长，他打两下，咱也没话说，能够他该往哪个地方踢呀，那但是个要命的地方……。可见，在秋菊的眼中，村长（官）仍是要比民高一等，而不是平等的关系，之所以要讨个“说法”是因为村长打得太重了，而且事后没有道歉。此外，电影的其他方面，也能够充分说明秋菊等人的
法律等素质不高的国情，如秋菊丈夫说的话，对公务员的称谓等等。
因此，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就务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努力改善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的情境，为中国行政法制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对情境的定义中，我们就能够明白情境是多种因素综合构成的，有些是长期构成的，非一时所能解决，但多数还是能够通过政府和社会一齐努力而能得到改善的。以下笔者想结合“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简单的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推荐。
（一）加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为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带给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行政法制建设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资料，因此没有行政法制，也实际上谈政治民主也是不可能的。从另一个方面讲，单进行行政法制建设也是不行的，它需要融入到整个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需要政治民主化的其他方面相应的配套改革来支持。比如，加大民选官的范围和力度，加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宣传力，加强对公务员的多方面、多渠道监督等。村长王善喜为什么会打人？仅仅是因为秋菊的丈夫骂了他吗？我相，其中实际包括着工作态度和理念的问题，如他所说，他是公家人，辛辛苦苦为公家干了几十年，公家不偏他还偏谁？可见，在村长的头脑里，他是在为公家服务而非为村民服务。这种态度和理念固然有其个人素质的因素，但与中国选官制度无不关系。试想，如果他是由村民自由选举出来的'，又怎样能不思考到村民的态度和意见呢？又怎会只明白上头文件，而漠视村民（一）加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为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带给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行政法制建设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资料，因此没有行政法制，也实际上谈政治民主也是不可能的。从另一个方面讲，单进行行政法制建设也是不行的，它需要融入到整个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需要政治民主化的其他方面相应的配套改革来支持。比如，加大民选官的范围和力度，加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宣传力，加强对公务员的多方面、多渠道监督等。村长王善喜为什么会打人？仅仅是因为秋菊的丈夫骂了他吗？我相，其中实际包括着工作态度和理念的问题，如他所说，他是公家人，辛辛苦苦为公家干了几十年，公家不偏他还偏谁？可见，在村长的头脑里，他是在为公家服务而非为村民服务。这种态度和理念固然有其个人素质的因素，但与中国选官制度无不关系。试想，如果他是由村民自由选举出来的，又怎样能不思考到村民的态度和意见呢？又怎会只明白上头文件，而漠视村民的利益和意见。当然，这不仅仅仅是选官制的问题，这与我们没有一个良好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是有关的，试想，如果不是秋菊要坚持“讨个说法”，又有谁会指责王善喜呢？可见加强政治民主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各种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的制度，是我们进行行政法制建设不可忽视的问题。
（二）提高行政相对人的法律意识和素质
在“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中，十分鲜明的体现出了行政相对人素质不高和法律意识薄弱的实情。即使是秋菊，她所谓的“讨个说法”也并不是因为他意识到了村长行政行为的失当，更不是追求西方那种“契约”式的平等和人权，而仅仅是基于一种意识种的“不该”和“尊重”思想，即你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只要你承认错误，表示对我们的尊重就行了。正是为了这种尊重，秋菊才坚持要个“说法”，而且她所要的“说法”也并非法律上的正义，而仅仅是争取中国传统的“一口气”而已。因此，我们有高兴中国农民有勇气告官时，也不能忽视中国农民素质不高这一点。
因此，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行政相对人的素质。结合中国的国情，笔者对于提高行政相对人的素质提几点自己的见解。
1、加大中国城镇化进程，减少中国农民的比重；
2、强化中国基础教育中的法律教育；
3、加大政策的透明度，加强国家政策和行政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4、鼓励公民用心参与政治；
5、进一步加强新闻媒体对行政的监督，和对行政不当行为的报道和评论等。
以上是笔者看了“秋菊打官司”后的关于中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些个人思考和见解。由于，时间和潜力等因素，见解和思考难免存在着许多不足和不全之处，欢迎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
作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法律专题课的实践活动，我在老师的组织下观看了《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这是一部90年代初的影片，画质并不算清晰，剧情也是围绕乡村人民的故事展开的，一开始并没有太大的观影兴趣，但是经过观看了近两小时的电影，细腻的品味导演用淳朴的语言、简洁的画面呈现给我们的一个顽强的农村妇女用法律之剑维护自身利益的艰难之路。从中感受到的不仅是对秋菊这位农村妇女的敬佩之情，也有对法制观念的普及产生的迫切希望，当然还有对社会诚信问题的反思。
《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主要讲了西北以为农村妇女秋菊的丈夫万庆来与村长王善堂因为盖房子发生了争执，庆来被村长踢中下体并造成肋骨骨折。秋菊怀着身孕去向村长讨个说法，村长不肯认错。秋菊又到乡政府告状，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村长把钱扔在地上，受辱的秋菊没有捡钱，对这个行为感到不满。之后秋菊先后到了县公安局和市里，但是都败诉了，秋菊不服，最后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除夕之夜，秋菊难产。在村长和村民的帮助下，连夜踏雪冒寒送秋菊上医院。秋菊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男婴，
秋菊与家人对村长感激万分，官司也不再提了。可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传来市法院的判决，村长被拘留。望着远处警车扬起的烟尘，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让我们措手不及。
影片的结尾似乎留给了观者一些茫然与遗憾，不过仔细思考却觉得这样的结局才能够体现出法律的公平公正性。秋菊打官司的.过程是坎坷的，村长、公安、政府、法院，每一个对于一个普通的乡村妇女来说都显得那么高大，然而影片想要告诉我们正是每一个普通的公民，都有权利、有义务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法律给了每个人抵抗一切恶势力的力量，是法律的公正保证了“民告官”的胜利。
目光再次锁定到秋菊剧终那茫然的眼神，她的茫然是因为村长被拘留脱离了她的初衷，是她所意想不到的，还有要起诉市法院时她的不愿意，这几个重点的细节都表现了公民尤其是农村人民法律意识的缺失，他们并未受过正规的教育，政府对法律的普及力度也甚是欠缺。秋菊有勇气用法律去保护自己在农村中已算不易，而对于具体法律知识的普及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国的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完善，这一过程离不开广大公民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而现在，我们应该加强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法律宣传，我们不能光顾着为发展农村经济而给多少多少的资金，也要注重设立专项资金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虽然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离我们的法制国家的建设还有很大的差距。虽说秋菊的时代离我们有点远了，这部片子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东西，同样对我们有启示意义。张艺谋导演确实是一个看到了我国社会发展不足和缺陷的优秀导演，让更多的人幡然醒悟。也深深的震撼了我自己。
作为中国的新一代大学生，我深深领悟到学法的重要性，法律是一把剑，是一把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公正之剑。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的卫民之剑。
我相信，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潮流下，中国的法制化仍然会沿着顺利的轨道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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