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范例(12篇)
时间：2024-03-01
时间：2024-03-01
[论文关键词]：安全与稳定突发事件管理观念预警机制
社会安全，应是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的安全和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和谐统一，良性运行；而社会安全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动荡不安的社会没有稳定可言。安全与稳定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基本期盼！
而社会又是人类与自然、人类自身矛盾的统一体。矛盾的激荡与积累，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状态，社会的秩序运转，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是社会的重新“洗牌”。如何维护人们正常的生活状态，保持社会的稳定，一直都是我们努力不懈的问题，而找准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关键因素，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分析，寻找有力的解决对策，进行全面和准确的预警，建立有效的预防和治理机制，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一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分析
1社会主体方面的因素
社会主体是人，应当包括个人，法人与单位，团体与群体组织，政府，也包括国家。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是社会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人最终是决定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在这里笔者只要想探讨在当前形势下的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几类特殊群体。
（1）农民工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农民走向市场、走向现代社会的特殊道路。农民大量流入城市，对城市而言，产生了利弊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农民工给城市增添了大量富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也增加了城市的负担，使城市中本来已不堪重负的住房、交通、水电、燃料的供应显得更为困难，同时也给城市中的社会治安、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等造成了极大混乱。在伴随着“民工潮”而来的诸多城市社会问题中，城市市民最关注的是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相关的社会治安问题。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农民工的大量涌入使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而统计数据似乎也支持这种看法。
在我看来，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安全状况的恶化没有必然的联系，造成人们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户籍－身份制度及部分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差异性很大的社会，不同身份的人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有严格的区分，以维护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传统社会的身份差异一直延续到今天，体现在中国特有的户籍－身份制度上。户籍－身份制度造成的整个社会对农民地位低下的看法延伸到进城农民身上。农民进城后干的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脏活、累活、苦活，拿着低廉的工资，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且经常遭受城里人的歧视或侮辱。农民工与城里人两个群体彼此间的隔阂及部分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是造成农民工这一群体心理不平衡、犯罪率相对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农民工在各个方面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既被相对剥夺也被绝对剥夺有着共同的认可。在就业岗位、工资待遇、社会福利与保障等方面的歧视；城市执法人员在执法中对农民工的歧视；不少城市的市民和职工，形成了轻视和鄙视进城农民的偏见，常以高人一等和极其傲慢的态度对待他们，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中的歧视；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孩子们城市环境下也经常受到城里的成年人及同龄人的歧视，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不满的种子，任由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势必影响到城市未来的安全······被边缘化的农村流动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难以分享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同时边缘化的生活状态容易激发心理上的不平衡，导致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的产生，加大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不能否认近年来城市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与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的大量涌入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农民工并不是城市变得不安全的罪魁祸首，把城市的治安状况恶化的责任完全推到农民工身上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农民工的表现。
从法律、制度方面确立保护进城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机制，使农民工能切身体会国家对他们的关心；加强对城市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教育，使他们能正确地看待农民工，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要从根本上使农民进城后不增加城市的不稳定因素，就要打破传统的、不合理户籍－身份制度。
（2）大学生
人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份能够养活起自己的工作，是社会安稳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而对于大学生来说，辛辛苦苦奋斗十几年，如果毕业找不到工作，不能过温饱的生活，那将是最大的悲哀。如此庞大的高知识量的人群若不稳定，会对社会稳定具有巨大的隐患，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下，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在任何社会，大学毕业生都是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有勇气，敢于追求，因此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也最激烈。当代中国的大学生更具有与其前辈和海外都不同的特征，在这个群体越来越壮大的同时，一些先天的不足与后天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现代大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家庭中受到百般呵护，对社会、对人际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与认识；从小受到的应试教育压力，使学生在考分挂帅的同时，无缘进行其它方面的锻炼，单调的生活经历可能使他们的心理年龄小于实际的生理年龄，心理性格的发育成熟远远落后于知识与智力的进步；在大学扩招使更多人有机会利用升学改变命运的同时，教育产业化的高收费也使越来越多的家庭难荷重负，一些学生切身感受到了家庭的压力、亲人的期待，在心理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负担着成年人的烦恼；当前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毕业即失业，更使大学毕业生对未来产生了无尽焦虑。心理成熟的滞后、生活压力的置前，使当代大学生提前感受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加上对现实的责任很少，对未来的焦虑很多，大学毕业生成为心理最不稳定、最易于失控的群体。
在工作技能和心理适应性方面有所凭籍，大学毕业生才不会惧怕进入社会，才能拥有独自应对生存竞争的信心。但是，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学校的所作所为却与此要求南辕北辙，它们的逐利行为加重了学生的心理负担，诱发了学生的“非理性”冲动。从成都三原外语学校的强行迁址、河南升达招生时对学生隐瞒真相，到四川川大擅自决定对学生多选修的学分收费，都是学校这一强势群体对学生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侵害。学生们求告无门，只能以“非理性”的形式来夺得全社会的关注、争取摆脱不公正的境遇。当学校也成了赢利机构时，不可能再期待它能够主动的、无偿为学生提供克服心理困境的服务，此时政府应该主动介入。
（3）下岗职工，失业、待业人群
可以根据失业人口的基本社会特征和他们的社会需求，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村青年失业群体；第二类是城镇青年失业群体；第三类是下岗职工群体。有人认为，农民依靠土地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外出打工只是为了赚一些非农业收入，因此，农民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影响；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冗员具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也不会对社会稳性形成负面的影响，有问题的是城镇失业和下岗的人员，他们的预期于改革的方向相悖，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对于大多下岗职工而言，现在是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就是他们的生命线。没有工作，吃什么？对这个群体而言，基本生活保障是他们的最关心的问题，而满足基本生活保障的有效解决途径，就是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就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会需求。大多数的上访闹事人群就是这些批人群。
城镇青年失业群体，对他们而言，就业与失业就是游戏的暂时状态。失业会造成压力，但他们知道这样的压力主要不是政府带来的，而是市场和其他社会群体带来的。因此这样的压力也就不大可能转化为与政府的对抗，更有可能的是转化为针对游戏规则公平性和公正性的冲突，如群体之间的冲突、员工与管理人员的冲突等等。对于社会的稳定而言，这样的冲突是一种常态，并不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直接因素。但是，我们不排除这样的冲突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化成个人或小群体的极端行为直至对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
如果说失业人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的话，那么通过对这些人口社会特征和行为取向的分析，包括对他们的生活来源分析，我们知道这个炸弹，根本就没有爆发点。除了下岗职工以外，其他的失业群体根本就不具备形成大规模社会冲突的观念和行为基础。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排除少数人的极端行为会直接威胁甚至动摇社会的稳定如个案性的极端发泄活动、恐怖活动等。不过，具有这些行为取向的人不仅仅会来源于失业人口，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可能产生类似的人或人群。而这些人的活动之所以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并不一定会因为失业或因为他们的活动，而是因为现代社会的脆弱性。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信息技术和交通能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就足以制造一场毁灭性的恐慌，一个流行性的致命疾病就足以制造一场社会灾难。部分失业人口的社会行为反而只会形成局部的难题，而不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构成影响，因为那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
（4）两劳释放人员
据调查，在一些大案要案的作案成员中，“两劳”放回人员占相当比重，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人员的重新犯罪，仍是影响当前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因素。“两劳”放回人员重新犯罪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量调查材料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惯犯和累犯，具有恶习深、罪行重的特点，不易得到彻底改造。另一方面，在他们被放回后，接茬教育没有完全落实，在申报落户、安置就业以至同工同酬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受到社会和家庭的岐视。这样，他们中的少数人往往因为主客观方面某种原因的促使和诱发而重新犯罪。
预防和减少“两劳”放回人员的重新犯罪，促使社会治安的稳定好转，必须进一步提高改好率，认真做好对“两劳”放回人员的接茬教育和安置就业工作。保障释放、解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做到政治上不歧视，在安置就业、升学、招工等方面和其他公民一样看待，真正使他们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温暖，看到自己前途，树立作人的信心。
2社会性重大事件因素
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活动，都是人类不断的在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事务和进行各项事件，人和事是不能分开的。当然对我国问题的研究，就针对我国当前的情况展开。
（1）群体性突发事件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需要，在不确定诱因和不确定时间中，突然引发的公开干扰社会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乃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集群行为。当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表现为：静坐，游行，示威，集体请愿，非法集会，罢工、罢市、罢课，包围冲击重要机关、部门和要害单位，堵塞交通，非法占据公共场所，在社会文体商贸活动聚众滋事，聚众哄抢，聚众械斗以及少数的打砸抢行为等。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实质上是社会运行中的负面因素，在累积到一定量之后所产生的对社会稳定系统的冲击或扰动现象。它说明社会稳定系统中存在矛盾，反映社会运行中出现某种故障或不和谐因素。在世界各国，无论是何种国体和政体，群体性突发事件都是一种危害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多发期，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预警预控，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已成为影响治安秩序、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棘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对社会、经济、甚至政治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因此，如何提高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本领，是地方和基层领导干部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严峻而紧迫的重大任务。
（2）重大灾害、公共事件
突发公共事件可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4大类。其中自然灾害包括洪涝、干旱、地震、泥石流、海啸、台风、暴雨天气和森林火灾。另外，农业重大病虫和外来危险性有害生物入侵对农林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也在加重。事故灾难包括危险化学品事故、交通运营突发事故、道路突发事故、桥梁突发事故、火灾、建筑施工事故、地下管线事故、燃气事故、电力事故等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等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包括鼠疫、霍乱、sars等重大急性传染病暴发，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发生，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特大动植物疫情，食物中毒等食品安全危害，还有核与辐射引起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则包括影响校园安全稳定事件、重大群体上访事件、公共场所滋事事件等重特大群体性事件，重大恐怖事件、刑事案件和金融突发事件等。
这些事件的发生，影响的人们的生产生活，如果不能及时应对处理，将对局部的社会安全与稳定造成重大的影响。
（3）各类矛盾冲突，特别是民族矛盾冲突
笔者认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因素主要有：（一）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同时差距有扩大趋势，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二）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表现突出和明显；（三）体制机制存在缺陷，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四）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适应、不相吻合；（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依然突出；（六）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仍然存在。
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社会急剧转型的特定条件下，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新旧观念的冲突、改革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是新中国建立后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发展一直呈现出追赶型的态势，这种特殊的发展历程使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和复杂。同时，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加紧了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对个国家的社会安全运行造成许多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全运行问题。
社会心理系统受到冲击。在社会转型期，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意味着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在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分化、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在形式上突出地表现为民族之间的分化和利益冲突，这对社会安全运行的威胁就更大。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在少数民族的部分成员心理形成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尤其是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会导致少数民族心理上的不平衡，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则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
3环境因素
从环境因素看，影响社会安全的具体因素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因素，二是社会环境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的衰退和生态系统的崩溃可能对基于此种环境生态条件的社会系统造成沉重打击，甚至导致系统崩溃；另一方面，外部社会的冲击、竞争、打压、颠覆甚至直接入侵，也会导致社会紧张和混乱，严重情况下，也会瓦解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个社会的安全状况也会影响到其他社会的安全状况。
从系统内部因素看，一个社会系统的安全取决于社会内部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社会法制环境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和思想文化子系统的正常运行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协调。以上各个子系统的失调，也会引发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混乱。
狭义上的社会安全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把社会安全等同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其重要前提是假定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如果得不到有效保障，将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另一种理解是在划分社会子系统的基础上提出的，所谓社会安全主要是相对于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而言的，是指除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之外其他社会领域的安全。
一般而言，经济安全主要受经济制度、市场环境和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不安全体现为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环节的失调，比如说商品短缺或过剩、金融危机、市场秩序混乱等等。由于经济子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所以，经济安全在古今中外都是备受关注的。政治安全主要受政治制度、政府政策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政治不安全直接体现为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受到威胁甚至直接挑战，比如政治动乱、政变、战争和政权更迭等等。由于政治安全状况直接关系到统治集团的利益，所以它在古今中外也是备受关注的。
相比较而言，社会安全的影响因素更为广泛。一方面，它直接受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影响，没有必要的经济基础，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是谈不上社会安全的；另一方面，社会安全还受到许多更为具体的社会与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自然灾害、失业、贫富差距、犯罪、宗教信仰、生产事故、传染病、劳资冲突、恐怖主义、人口结构、社会信任等等。社会不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社会矛盾的积累、社会关系的失调以及社会冲突、社会失序。相对经济安全、政治安全而言，社会安全由于对整个社会系统以及统治集团威胁的非直接性和模糊性，而往往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社会安全状况的持续恶化，最终也会导致经济、政治的不安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社会子系统发展较快，社会安全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
二社会安全稳定防范管理和预警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受经济体制、国家政策、地理人文环境、社会发展进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安全稳定防范管理及预警机制的建设更为落后，存在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防范管理的管理观念落后
首先，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人文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安全稳定的管理观念方面，全能政府的观念仍然在束缚着实现社会安全稳定的防范管理从传统观念向现代管理理念的转变。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有限政府的观念远远没有树立起来，传统的全能政府的管理理念造成政府在对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多，官办社会的观念使政府的公共安全防范管理效率低下，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其次，由于缺乏科学的、现代的管理理念，导致政府在安全稳定工作的防范管理中不能很好地履行管理职能，政府在公共安全的防范管理中大包大揽，对管理工作缺乏认真研究，特别是对先进城市和发达地区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学习借鉴的不够，沿用旧的管理方式较多，缺少创新意识，这就造成了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政府疲于应付，同时也不利于调动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和主动参与意识，不利于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全民监督参与的良性社会发展局面。
再次，由于缺乏现代管理理念，地方政府在公共安全防范管理中也暴露出管理手段过于单一、缺少科学的分工合作甚至是野蛮执法等问题。在对公共领域的防范管理中，主要依靠公安、城管等行政、法律手段，管理方式简单粗暴；过多依赖罚款、警告等行政强制力量，缺乏人性化管理；难以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领域管理的积极性；缺乏法律、纪律、道德、规章制度等社会治理方式的整合。由于受全能政府观念的影响，公共安全防范管理中层次过多，权责脱离，致使管理中困难重重。政府变成一个纯粹的行政管理机构，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缺乏健全的行政监督机制。
最后，没有建立一个社会突变状态下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预警机制。长期以来，政府在公共安全的防范管理方面，主要立足于社会常态下对公共领域的“治”，防范措施的落实带有随机性，缺少科学的预警体系和预警观念，在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防范管理中，造成了指挥系统、情报系统、快速反应系统和特殊的警力、装备、人员等预警能力的落后，效率低下。
2公共财政应急机制尚不健全
公共财政的核心内容是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并以此重塑政府的职能格局。它是化解和防范公共危险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早就已经提出了公共财政的理念，并且围绕这种理念构建了公共财政制度的初步框架。特别是重大灾害事件后，比如不久前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体现出在公共财政应急机制的建立方面还比较落后，政府在公共财政应急管理中资金投入相对不足，管理比较混乱。财政部门在危机防治中的投入更多依靠的是人文因素，而非完善的财政应急反应机制。财政的目标还没有锁定在满足公共需要上，导致在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性举措上，可以依赖的东西太少。
3信息管理系统严重滞后
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信息管理的落后、封闭的不满，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稳定的进一步扩大，这已经成为切肤之痛。这一问题，有关管理者的“鸵鸟心态”曾经引发了极大的民愤。很显然，政府在危机处理中还没有摆脱过去的惯性，就是先内部消化，讲的是对上负责，而非对民众负责。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危机初发时期的掩饰态度是最不可取的一种政府行为。在公共健康领域，知识就是力量，这也是对危机及时干预治疗的关键。例如，如果不提供关于重大疫情的精确数据，就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感染和死亡，要使疾病得到真正的控制并防止今后出现更危险的社会突变事件，信息的公开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建立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
4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不完善，安全防范意识亟待加强
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维稳，目前针对防范安全与稳定因素的法制，没有跟上时局，特别是维护弱势群体的法律法规空白较多；另外制定切实可行的地方行政法规，使各种法律法规综合为用，形成一个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系统，实现综合治理，也至关重要，目前亟需完善和健全。
三如何构建合理有效的社会安全与稳定问题预警机制
在构建预警机制时，政府的首要义务责无旁贷，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亦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提出一些设想和建议：
1、加强预警机制建设。政府必须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收集各种可能导致危机事件的信息，并且能够及时和高效率地处理这些信息。政府部门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将决定政府部门对于危机的预警能力。而政府部门处理危机信息的能力，又受制于部门的“科研能力”和“组织资源”。为了使得这种能力有效发挥，就必须配备必要的组织资源，包括组织和人力资源，也就是说必须配备专门用于处理危机事件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获取和累积关于危机知识能力取决于政府是否安排专门用来处理危机某种专门基金，并在平时配备专门组织机构和人员，而且对于那些非常容易面临危机和事件的政府部门，尽可能保留一些“宽松的资源”。
2、树立危机预警管理的协调意识。要提高政府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就必须遵循危机管理理论，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机制不应以市场协调型为主，应以等级协调为主，即政府内部建立一个可以对各个部门命令的专门机构来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活动。同时这一部门要密切保持与各地区、各部门的联系，及时建立有效的政府间合作机制，甚至国家间合作机制，以减少危机事件的负面作用。当政府所面临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时，建立危机管理机构就显得非常必要。因此设置一个危机处理机构并赋予其足够的权力是政府宏观调控和行政管理的有效途径。
3、形成社会诚信支持系统。公众既是灾害管理的对象，又是灾害管理得以发挥作用的主体。政府是公众社会最重要的信息源和信息者，具有很高信息公信度。因此政府应真实地处理的事实性信息、指令性信息和评价性信息，并以此在思想意识上达到高度统一，在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4、建立有效、快捷的信息网络系统。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信息传播速度之快，渠道之广已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一场信息争夺战、保卫战已悄悄打响，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信息的控制和管理者，永远处于积极主动的有利地位。社会及公共安全信息源覆盖面广，分散性大，隐蔽性高，突发性强。相对于其特点，应建立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信息搜集、反馈和处理系统，以政府为领导，各部门联络站为纽带、基层信息员为基础形成网络系统，实行专研结合、打防结合，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确保信息反馈时效性强，渠道快捷畅通，将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础或萌芽状态。
5、加大投入力度，发挥科技优势，建立公共安全网。利用先进网络技术，将分散于重点部位，要害部门和社会物业管理区的安全网络，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局域网、城区网、城乡网、建立高科技公共安全网，提高技防能力。公共安全网是一种综合型的安全防范及服务网，进入网络平台的监控点可通过专线或电话线与客户连接，传送声像信息，监控站可通过光纤、isdn或adsi转接监控点传递信息，网络指挥中心铺设光纤或数据专线与各监控站联系，并利用政府上网工程与“110”、“119”、“120”、“122”等专业出警机构互传信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触发——报警——过滤——上报——处警，从而提供获得防盗（抢）报警、消防报警、远程检测、医疗救护、违章管理、移动监控、家庭援助以及突发性事件处理等全方位防范管理和安全服务。
关键词：安全感；锦州市；问题；社会
中图分类号：F27；D64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9-000-01
一、引言
总理曾说过“老百姓有安全感，社会才有安定感，国家才能稳发展”，由此可见，党中央对社会安全感的高度重视。同时，社会安全感也是各地政府及人民所关注的，全国各地的会议中都提出了类似“让社会更有安全感，让群众更有幸福感”的关于增强群众安全感的议题，可见全国人民都在高度关注社会安全感。如今的中国仍存在许多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后果不可小觑。在食品安全方面屡见不鲜的“地沟油”问题仍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更有“僵尸肉”窜上餐桌，出现了肉比缉私人员年龄还大的现象；在社会治安方面网络诈骗泛滥，甚至有“校园暴力”的出现影响祖国的下一代；在交通安全方面“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仍四处可见，“女新手”也成为新的马路杀手的代名词，“酒驾”问题层出不穷；在医疗安全方面，“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现象也十分严重。
尽管国家对社会安全感的重视度很高，但人们的社会安全感并未因此得到普遍显著提升，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所谓“衣食住行”是生活的基础与根本，人们的社会安全感与它切切相关，因此，提升人们的公共安全感指数也应由此出发，以此为基点建立完备的体系制度，做到赏罚分明。
二、锦州市社会安全感现状存在的问题
据调查结果显示，锦州市社会安全感现状存在以下问题：
1.食品问题频发
现如今，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不断加快，人们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人们越来越关注食品问题，不仅要求口感好，更要保证吃得健康。尽管我们大肆宣扬绿色食品、健康食品，仍有些食品存在安全问题。据了解，绝大多数的食品问题均发生在特定的经济与道德相作用的环境下，不负责任的生产厂商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在加工过程中放弃使用价格较高的原材料，而是使用大量的人工添加剂达到所需要的口感，危害人体健康。
2.社会治安让人忧心忡忡
最近媒体揭露社会治安问题严重，抢劫盗窃案件接二连三，诈骗更是频频出现，尤其是网络诈骗层出不穷。前不久，虐猫事件在网络上也是引人热议。社会治安问题的发生直接影响了社会的运行体制与人们生活的安定程度，是影响人们社会安全感的主要因素。唯有社会稳定、和谐，才能保证人们安心生活与工作。
3.医疗问题骤起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高速发展，医疗制度落后于社会的矛盾凸起，“看病难、看病贵、责任不清”问题一直持续至今。医疗基础设施薄弱、中间人抽成等问题浮出水面。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医疗设施参差不齐，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是影响医疗问题的主要原因。最近出现的医护人员互相包庇使得医疗事故无人承担结果，更是让人心寒。
4.交通事故从未停止
出行是人们每天必要的活动，若不保障人们的出行安全，又能怎样使其安心生活？道路拥堵（尤其是重要路干）、汽车尾气、车祸等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以改善这类现状，可结果却让人出乎意料，如驾驶证扣分新规定颁布后，扣分内容与锁扣分数均有所增加，可是如今酒驾、闯红灯事件的比率仍未下降。
三、提高锦州市居民社会安全感对策
1.针对食品安全问题，首先，制定严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监管应从食品供应的源头开始，从根本上防止有害物质造成伤害。其次，可以将有害食品严格划分等级，针对不同等级的危害实施严格的惩罚措施，包括召回制度、查封、赔款、刑事惩罚等。还有，政府可以设立举报电话，邮箱等，供大众举报食品安全问题，并且设立高额的举报奖金。更重要的是要加强信息的双向流通，例如政府通过网络等渠道及时向大众披露食品安全的最新情况，举报情况等等。最后，我们也可以学习借鉴一些发达国家治理食品安全的经验和制度。
2.交通安全问题实际上体现的是我国生命教育的缺失，“中国式过马路”，“酒驾”等社会现象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大众的生命意识不够强烈，因此，加强全国范围的交通安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完善交通法规制度，加强道路建设，例如设立清晰的路标、警示牌，根据恶劣天气，弯路，早晚高峰等具体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等等。
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总方针。在此基础上，应加强社会治安的基础性工作，排除治安隐患，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同时要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确保执法工作落实到实处。并且，应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提升国民素质。现如今科技飞速发展，不法分子的犯罪手段层出不穷，因此，使人民群众拥有基本的法律常识十分重要。
4.医疗安全向来都是极为敏感的话题，要增强群众的医疗安全感，必须落实系统完善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及其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并且要紧跟相关部门的质量管理和监控的实施环节。同时也应加强医疗人员的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培训，树立良好的“白衣天使”形象，对人民群众进行相关医疗知识宣传等。使医疗人员与就医人员彼此多些理解，缓和医患之间紧张关系。
参考文献：
[1]梁玉栋.警惕公民社会安全感的缺失[J].中国城市经济.2011.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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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梅，任璐，罗霞梅，李述鹏.社会安全感现状和原因调查分析[J].金田（励志）.2012.09.15.
[关键词]宫颈癌；社会回归；护理干预；单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R737.3[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3-7210（2011）07（a）-125-02
众所周知，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有50万左右的宫颈癌新发病例，我国每年约有13.5万新发病例，其预后差，一直是困扰我国广大妇女的主要健康问题[1]。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妇女的观念和文化水平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一步对宫颈癌进行研究，探讨其影响社会回归的因素与积极进行护理干预对预防宫颈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我科2005年2月~2009年8月收治的宫颈癌患者32例，年龄20~80岁，平均48.5岁；文化程度：大学6例，中专5例，初中5例，高中10例，小学3例，文盲3例；职业：工人4例，干部10例，退休6例，农民6例，个体经营4例，无业2例；享受公费医疗的20例，自费的9例，农村医疗合作医保3例。所有患者家族中无精神病、癫痫及智力低下等。
1.2方法
本次调查表的内容包括：年龄、职业、有无妇科并发疾病、睡觉时间、月经情况、心理状况、文化程度、饮食情况、家庭和谐情况等，由调查者面对面对患者进行询问然后填写。其中有无妇科并发疾病除了被调查者本人出示医疗记录外，也有通过当地县市级医院医生的检查后所诊断的。所有资料以统一表格记录，并经过随机抽查、复测等严格的质量控制。
1.3护理干预
在确认患者疾病后，笔者对患者在常规药物治疗与放射治疗的基础上，积极应用护理干预措施，主要包括：
1.3.1合理用药严格按照医嘱用药，减少并发症，定期实验室检查，了解肌体状态，检测治疗效果。随时调整用药和处方，在经济条件允许下，尽量增加治疗次数，充分治疗，护士在治疗操作过程中，尽量减少并发症，提高治疗质量有利于患者尽快回归社会。
1.3.2健康宣教护理人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适当地向患者解释一些关于治疗的方案、原理、注意事项。发放宣传健康手册，日常生活合理饮食，饮水情况。如有睡眠障碍，给予积极的处理。在精神上给予安慰、鼓励和支持，以足够的耐心进行有效的引导，使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配合治疗，保持病情的稳定，树立再回到社会生活中的信心。
1.3.3心理疏导护理人员了解宫颈癌患者心理需求和失衡心态，应用亲切的语言启发和诱导患者，使患者在心理上产生信任感和安全感，实施针对性心理疏导与护理干预。首先要为宫颈癌患者制造温馨舒适的治疗环境，建立良好的互换关系。提供一个令患者温馨舒适的治疗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维持适应水平。护理人员应对患者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以热情帮助的心态，向患者表示关心。与患者接近，建立彼此的信任关系。其次对宫颈癌患者在生活上给予关心，指导合理饮食，关心患者睡眠情况。
1.3.4适当运动适当的运动是宫颈癌患者一项重要的健康措施，是一种有计划的治疗方案，目的在于改善患者的躯体功能和心理状态。适当的运动后，可以改善精神状态，减少抑郁，解除对治疗的忧患，增强对生存和生存对未来的信心，参与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
1.4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结果进行单因素分析，两组之间比较用χ2检验，以P
2结果
2.1单因素分析
影响宫颈癌患者社会回归的单因素分析见表1。结果显示，宫颈癌的发生与妇科疾病、月经情况、心理状况、睡眠时间等因素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心理状况与妇科疾病（P
2.2生存率
全组病例都随访1年以上，无失访情况。32例患者中存活30例，死亡2例，生存率为93.8%，效果较好。
3讨论
随着治疗技术和治疗方案的不断改进，我国宫颈癌患者生存率越来越高。对于长期宫颈癌患者的生存质量的提高，使其回归社会，是医护人员的重要任务[2]。
宫颈癌患者面临种种情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角色的改变、社会压力的影响、家庭影响、社会经济状况、医疗保险制度、治疗不充分、并发症贫血、营养不良及生活习惯的影响。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的宫颈癌患者生活质量普遍偏低，影响患者回归社会[3]。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尽量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其回归社会，减轻社会、家庭的负担，已成为治疗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逐渐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在肿瘤发生及转归中的作用，曾有较多研究报道恶性肿瘤患者具有自我克制情绪压抑的人格特征，有研究表明宫颈癌患者具有显著内倾性、神经质的人格特征，提示患者通常会尽量回避冲突，压抑少向外发泄[4]。本次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宫颈癌的发生与妇科疾病、月经情况、心理状况、睡眠时间等因素有统计学意义（P
还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事件引起的身心反应成负相关。说明社会支持对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5-6]，患者能否安心治疗，能否得到有效的照顾和回归社会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抑郁症状也是宫颈癌患者常见的一种负性情绪，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抑郁往往影响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过度抑郁甚至是预后的危险因子[7]。可见心理因素是影响疗效和疾病转归的重要因素，不良的心理因素将会对预后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全身机能状态低下的恶性肿瘤患者，甚至会缩短其生存期[8]。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及时而有针对性地辅助个体心理治疗，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睡眠，疗效可明显得到提高，预后会更好[9]。本文患者就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积极采用以心理干预为基础的护理方法，32例患者中随访1年后，存活30例，死亡2例，生存率为93.8%，效果较好。
总之，本地区女性宫颈癌的预防重点应放在心理状况干预控制上，为此在治疗上要积极进行护理干预以提高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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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全球化进程中趋于复杂化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而政治则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它们属于不同的两种社会历史现象。宗教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对彼岸世界的信仰，而政治则更多地关注现实中政治权力的运用、权利的实现和权益的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直接。然而，由于宗教特有的两重性，使得它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又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互动关系。宗教的这种两重性表现为：一方面，不论一种宗教具体是如何诞生的，它都会强调其信仰的特殊规定性，其价值取向总是指向遥远、美好而完备的彼岸世界。宗教强调通过信徒锲而不舍的修行来追求人生的目的。另一方面，宗教信徒和宗教活动、宗教仪式的组织者、布道者却总是生活在尘世，是现实世界的一员，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自然会对信众产生深刻影响。正所谓“宗教的花朵开在天国，而宗教的枝干扎根于尘世”。政治国家的运行以某种特定的公共权力为基础，无论是传统的德治、礼治还是现代的法治，不论是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政治都需要借助国家强制力，通过某种手段来实现政治资源、政治利益和权利的强制性分配。在现代政治社会，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平等的社会关系，但人们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方面并未实现真正的平等。
面对现实中的种种不平等，要在精神世界实现心理自衡，自然需要借助某种信念或信仰，这就给宗教留下了空间。政治国家的合法性证明与稳定运行需要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政治价值观即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政治价值观与宗教的政治价值观（政教合一的国家除外）有本质的区别。这些方面的反差使得宗教与政治之间存在客观的距离，宗教生活和宗教信条本身也总是努力营造逃避尘世的文化心理氛围。另一方面，宗教组织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空间，也总要千方百计地去争取信众，并影响现实政权。即使是在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宗教与政治之间也不可能做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美国这个号称政治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并没有真正实现宗教与政治的完全分离。其学校、军队、监狱、公共事业组织乃至国会中都有基督教神职人员。基督教价值观深入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美国前总统布什就曾说过：“没有哪个社会比美国社会更加宗教化”。欧洲的西班牙、希腊、比利时、爱尔兰、英国、波兰等国是深受宗教传统影响的国家，宗教与公共政权之间始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国家通过立法抬高某种宗教的地位，有的国家则直接为宗教组织提供财政支持，不少国家支持教会办学，特别是中小学，开展公民教育。在这种互动中，国家对宗教积极因素的积极利用有利于消解二者的张力，而宗教组织也通过扮演积极的社会角色，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合法地位。
在全球化进程中，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渐趋升温，并在某些国际国内力量的推动下逐步发酵，成为影响国际局势和国内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全球化不仅带动了经济、技术和资源的全球流动，也促进了全球范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大背景下，宗教的交流和宗教信众的数量扩展呈迅猛之势。由于宗教信众本身越来越世俗化、大众化，他们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观念、利益的碰撞。现实生活中的利益矛盾和压抑情绪如果得不到正常的化解，就可能借助宗教向外宣泄。透过宗教极端化对国家政权的冲击等诸多现象就会发生，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规律，这就是：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一些国家为了自身直接或间接的国家利益，往往将宗教交流（本质上是有意识的渗透）作为其推广“普世价值”，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而且，这种宗教间的交往呈现为严重的不对等关系，发展中国家或欠发展国家往往是某些大国开展宗教文化输出、渗透的对象。
二、宗教问题是影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
国家政治安全问题是伴随我国经济政治改革和融入国际社会进程中一个日渐凸显的重大问题，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主要是指国家和领土完整，现行合法政权及其基本政治制度，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等方面不被侵犯、颠覆、破坏和渗透。具体而言有安全、领土安全、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社会公共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等。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因素有很多方面，如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外国敌对势力的侵犯和蓄意破坏、颠覆;政治文化整合与国家认同状况，民族、宗教问题等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宗教问题已上升为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我国自由政策的落实，信教群众的数量呈逐步上升之势。据国家宗教局的估算，目前我国各类宗教的信教群众总数大约在1亿人左右，而且发展趋势是稳中有升。由于宗教问题的诸多特点，宗教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相对比较敏感，它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较为直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宗教的社会功能具有两重性，从积极方面说，宗教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但是，宗教在社会变革或转折时期，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社会对立甚至产生公共危机和暴力事件的重要诱因。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宗教问题就是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当前，宗教问题对我国政治安全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宗教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冲突。这方面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对立;彼岸世界信念与国家政治理想的冲突;宗教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与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文化观的冲突;宗教感情与公民理性的冲突;教徒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对政治国家的疏离态度与强化政治认同、国家认同、政党认同的冲突。这些观念的冲突更多的时候具有潜在性而非直接的对抗或对立，但若这些观念的差别被宗教组织人为放大，就会使潜在冲突显性化，从而直接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严重冲击社会的政治信仰。
境外敌对势力所推动的宗教渗透。冷战结束以后，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大众文化的传播和宗教渗透，妄图从文化上争取我国的青年一代。境外宗教渗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西方直接撑腰，通过基金会等组织形式予以传教者财力支持，以各种好处或便利如帮助解决经济困难、帮助快速办理出国手续等为诱饵，拉拢我国公民。另一种是一些传统的世界性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的一些传教士，他们抱着价值普遍主义的态度，在全球范围扩大自己的信众。这种情况的背后有时也有外国政府的背景。目前对我国威胁较大的主要是前一种情况，即外国敌对势力有组织的宗教渗透。为了逃避我国政府的打击，近年来，他们的传教方式不断翻新，从地面传教（正式的或隐蔽的传教场所传教、或与国际交流为名进行串联、拉拢国内的宗教骨干）到空中传教（空投传单、通过无线电波发报或各种电台传教）再到互联网传教（如通过网络上传传教资料、以QQ聊天、手机微博等方式布道）。在传教过程中，境外宗教组织还给信徒这样那样的利益许诺。宗教渗透的力度也逐步加强，一些大国往往利用我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借助邻国的宗教组织，如东南亚国家的佛教组织，以宗教交流、人员往来等形式，干预、插手我国的宗教事务，如重要宗教仪式、基层宗教组织正常的人事变动等。在过去10年中，不仅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信教人数激增，而且内地不少农村汉族群众也被吸收加入宗教组织，尤其是基督教。有的地方一个村庄除了几名老党员外，绝大多数村民都信仰基督教。要在这些地方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相当困难，不利于基层政权在新农村建设中开展广泛的社会动员。在城市社会，宗教渗透把年轻一代作为重点目标，宣传西方文化和他们的“普世价值”，甚至散布对国家和政府的不信任，挑唆群众与政府对立，妄图达到其“和平演变”的目的。境外宗教的疯狂渗透既影响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也削弱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因此，宗教渗透与反渗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宗教背景下具体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对国家政权稳定的影响。基层信教群众之间、信教群众与非信教群众之间、信教群众与地方政府之间因为利益矛盾引发的冲突乃至影响社会稳定、政府公信力和基层政权的凝聚力。在民族地方，群众之间、干群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宗教因素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形成大大小小的社会冲突和公共危机。在边疆民族地区，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几乎全民信教，有的冲突往往是因为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权利或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其基本诉求得不到地方政府及时、有效的回应，由小事酿成大事，和宗教感情在其中往往起到使事态发酵、升级的作用。如果还有外国宗教势力插手，小的矛盾可能会升级为大的群体性骚乱。这样的例子在民族地区并不少见，比较典型的有曾经发生在云南的“孟连事件”。国际社会的很多教训表明，这类事件一旦失控，严重的可能危及政权，这样的例子在中东、北非并不鲜见。
宗教极端主义所掀起的对抗、分裂和恐怖活动直接危害国家安全。世界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是诉诸信众的感情。当对偶像的崇拜和对某些教条的信仰走向绝对化之后，狂热的宗教感情往往极易导致骚乱。如果背后还有反动势力或分裂组织的操纵，往往就会演化为极端的恐怖事件。近年来反复出现的“”和“”分裂活动无不是境内外分裂势力利用信众的宗教狂热的结果。我们认同国家与“”、“”分子的恐怖犯罪行为之间是分裂和的斗争，但要看到这背后毕竟有宗教的因素，一般也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宗教的旗号，有一定的欺骗性。所以，必须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及其危害。
组织以宗教的名义蛊惑群众，蓄意制造群众与政府的对立，并对无辜群众实施暴力犯罪，社会危害极大。严格地说，不是宗教，或者说不是合法、正常的宗教。但是，往往又以宗教的面目出现，而且也发展了一定数量的信众进入其组织体系。组织断章取义地摘取合法宗教的某些教条和词句，甚至把自己说成是某某宗教的分支，或者某种全新的宗教，以利益为诱饵，拉拢群众，煽动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以现政权为目的。“”对社会和国家的危害众所周知;当前，像“全能神”这样的组织的危害也不可小视。
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必须积极稳妥地解决宗教问题
由于宗教问题特有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它往往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斗争的一个焦点。西方往往打着捍卫“人权”的旗号，干预我国的宗教事务，甚至不惜挑起动乱，制造分裂。而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同样会引发民族矛盾。同志曾反复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必须高度重视，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必须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各种与宗教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化解因宗教问题带来的政治风险。
首先，要积极创新宗教工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要认真贯彻落实自由政策，正确对待信教群众。为此，应客观地认识当前信教群众数量增多这一事实。近年来，我国宗教信教人数逐步上升的原因主要在于：当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价值取向呈多元化趋势，而信仰本身是自由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无法让每个人的利益诉求都得到满足，由于社会变革的速度加快，人们的不安全感加剧，希望通过宗教来寻求某种心灵慰藉。面对信教人群的扩大，应客观理性分析信教群众的政治态度，学会与宗教界人士和一般信教群众打交道。少部分信教群众对政治参与态度相对消极，对国家相关政策的落实也不愿配合。其他信教群众虽然参与基层政治生活不够积极，但一般尚能支持国家基层政权的管理，不与政府发生冲突。大多数宗教界人士也是爱国的，持极端立场的是少数。由于宗教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一些基层干部不敢或不愿与宗教界打交道，即使是工作需要，往往也顾虑重重，放不开手脚去做事，这是缺乏担当和能力不足的表现。这样就会在无形中拉大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的距离。因此，基层领导干部必须放开手脚开展宗教工作，并且要提升与宗教界人士打交道的能力。一方面，通过国家政策的关怀，基层管理者的示范引导和结对帮助，努力为这些群众争取扶持和优惠政策，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信教群众感受到党和国家温暖，提高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对政府的信任度;另一方面，要通过必要的教育手段，分类指导，让信教人群明白：你对国家友善，国家就会善待你;你拥护国家政权，各级政府也就会积极支持你开展合法的宗教活动。
其次，要保护信教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信教公民的政治权利，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些宗教问题，起因是个别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造成的。尤其是民族地方的一些，往往与地方政府漠视群众利益，处理方法不当、不公有关。只有充分落实信教群众的各项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利益表达权，对政府的监督权等，并依法处理群众的诉讼请求，做到处事公道、秉公执法和司法公正，让群众感受到做一名公民的尊严和政府的诚意，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避免小事件升级为民族宗教问题。
关键词:水安全;战略意义;重视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032-02
前言
水是地球万物的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极为重要而活跃的因素,是维系地球生态系统功能和支撑社会经济系统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
目前,全世界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缺乏饮用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共计约17亿人喝不上洁净水。中国也有很多人口不能引用洁净水,甚至饮水都成了首要问题,前一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持续干旱造成的饮水困难,更让人体会到水安全的问题。
因此,我们应正视现实,关注水安全,从全局的、战略的、长远的高度和角度,审视对待水安全问题,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尊重自然、经济和社会规律,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加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供定需,以水定发展,节约保护、科学利用水资源、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障饮水安全、健康安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水安全与和谐社会建设
目前,我们正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加快和谐社会建设。关注水安全,防治并降低水污染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水安全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生命健康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如果水安全得不到保证,就不可能建设和谐社会。因此,建设和谐社会依赖于水安全,即水安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支撑。
水与空气、食物是人类生命和健康的三大要素。水是一切生命和环境的血液,既是人类生命之源、又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通过水在生态系统中的循环,能有效的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平衡。水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命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无论在游牧部落时代,还是在农耕社会,无论是今天,还是在未来社会中,水总是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资源,人类傍水而居,依水而发展,水使人类生生不息,水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诞生与发展,而文明的演进又赋予水更多的光彩和灵气。人不能没有水,生态环境更离不开水,没有水,就没有人类社会的今天,更不可能建设和谐社会。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国家安全要素由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诸要素而扩展到包括科技、文化、环境等非传统要素,水正是这样一个非传统的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要素之一。水安全问题从形成和发展阶段就深深地打上了国家或区域的烙印,是国家或区域安全的基础条件之一,是战略资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以水资源匮乏、水污染严重、水土流失加剧、洪涝灾害为特征的水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成为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古今中外都把水作为社会与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政治手段和有力的武器,治水的最初目的并不是出自人道主义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自然历史条件以及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纵观中国的历史,历朝历代的盛衰,无不与水、治水活动密切相关,正如古人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试想一个洪水泛滥的地区,怎么可能有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秩序,甚至会出现社会不稳。如果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一直处在洪涝灾害的威胁之中,经济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社会稳定就难以保障,人民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同样,如果人的饮水问题解决不了,或者喝不上安全洁净的水,连当代人的生存、健康都受到威胁,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我们也应当注意,水安全是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绝对的水安全是不可能的。当出现水安全事故,如果有充足的准备,能够及时处理事故,并能控制事故损失和对损失进行补偿,这样我们就确保了一定程度的水安全。
总之,水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一是水安全的自然属性,即产生水安全问题的直接因子是自然界水的质、量和时空分布特性;二是水安全的社会经济属性,即水安全问题的承受体是人类及其活动所在的社会与各种资源的集合;三是水安全的人文属性,即安全载体对安全因子的感受,就是人群在安全因子作用到安全载体时的安全感。具体说就是水安全和水资源系统的丰枯等属性有关,和人类社会的脆弱性有关,和人群心理上对水安全保障的期望水平、对所处环境的水资源特性认识以及自身的承载能力等有关。人群的安全感是水安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即人群必须感觉到水供应、水环境质量、洪水预防等是安全的,如果人群感觉到威胁,就会引起恐慌,进而影响社会经济正常秩序,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比如悬河,虽然河堤可以保证洪水顺利通过,但河边的人群肯定感到恐慌和威胁,从而不能安居乐业。
因此,水安全问题的出现有三方面的原因,这和它本身的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水资源的不可替代性,水资源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源,因此水资源被称为基础性自然资源;二是水资源供给的有限性,水资源是稀缺资源,人口增长是水资源稀缺的最原始驱动力,由于不能满足人们对水资源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存在水资源数量和质量等安全供给问题;三是水资源系统的整体性,水资源系统内部存在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系统,如果水资源系统结构遭受破坏,如水质污染等会导致水资源系统功能衰减甚至消亡,进而产生水安全问题。
《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这是“十一五”时期中国环境保护工作一项重要的指导方针。说到底,保护水资源及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只有合理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水资源,防治水害,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之路,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持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水安全的战略意义
水安全不仅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且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人类活动不断加剧,使水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等水安全问题,不仅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是由人类自身活动造成的。
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初和最近在进行的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看,中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应该说,水安全的威胁更多来自人们自身的行为,无节制的水需求、污染水和浪费水都给水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这些问题多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要解决水安全的问题,人类需要严格自律,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严格按自然经济社会规律办事,建设好和谐社会,规范人类活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从而为实现水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纵观许多古文明的兴衰,我们发现,这些文明之所以从强盛走向衰落,是因为他们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很少或根本没有遵循生态规律,对自然界肆意开发和掠夺,从而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最终酿成文明的衰败。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能领略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如果我们再不改变自己的行为,在自然界面前依然我行我素,那么,数百年后,巨大的热浪将会席卷地球每一个角落,海洋中漂浮的冰山将会融化得无影无踪,全球性的悲剧将会不期而至。因此,要从掠夺型、征服型和污染型的工业文明走向协调型、恢复型和建设型的生态文明,节约保护水资源,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人们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进行索取掠夺,以致出现了人与人争水、地区与地区争水、人与生态环境争水、污染物与生态环境争水、污水与径流争河道、人与水争地等不良现象,使水资源不断减少,污染加剧,水体弱化或丧失正常功能,不能维持其社会与经济价值,改变了水文循环平衡,并且降低了水质,直接影响人类对水的基本需求,该作用后果是隐性、广泛和滞后的,当长期作用累积超过承受阈值时,就会危及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和良性循环,进而引发一系列水安全问题。我们在防止水对人侵害的同时,更要防止人对水的伤害,如果人对水的侵害不及时控制,反过来又将出现水对人类更大的伤害。水资源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水利工作涉及方方面面,矛盾交织,情况复杂。因此,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发展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自然、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当代与未来的关系,统筹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阻碍和影响环境和资源问题的社会深层次矛盾,消除阶级、种族以至国家间的资源环境歧视,通过实现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谐,进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不同区域之间的人的公平,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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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社会治安问题对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公安机关作为党领导下的维护稳定的专门力量和政府重要的组成部门，如何围绕大局找准定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各级公安机关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新农村建设中法制服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农村的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关键，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效甚至成败。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力军，自然对维护农村地区的稳定责无旁贷。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影响不断加大，加上历史遗留因素的作用，农村社会治安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村农民的利益失缺导致的，如征地拆迁、道路扩建、开办工厂过程中出现的侵占农田、拆毁农房、废水排放、补偿款偏低或到不了农户手中等行为，使农民既失地又失房，生活生产资料失去起码的保障。农民对此极易采取过激行为发泄不满，从而导致。
二是非法宗教、宗族势力、组织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蚀，从而滋生各派系间的争斗，严重危害农村政治治安稳定。由于受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近年来在一些乡村出现了设族长、定族规、修家谱、祭祖坟、供祠堂牌位等现象，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团体利益和势力的明争暗斗。一些地方的村委会选举中，宗族势力横加干涉，破坏选举程序，以期达到“占山为王”目的，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借宗教之名，假宗族之势，暗地发展组织，在农民中灌输反动思想，混淆农民的意识形态，使农民从思想到行动受之驱遣。
三是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在农村蔓延，败坏了农村社会风气，滋生了各种治安、刑事案件。当前，由于“”遭到严重打击，一些赌徒便利用农村集市的场地设赌，或利用婚嫁丧娶等人员比较集中的时机设赌，或者在偏僻的山村暗开。这些活动给当地的治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在一些城乡结合部、路边店、山村度假村等场所，出现现象。农村中的涉毒现象也是个不可小觑的问题。制毒犯罪嫌疑人把目光瞄向山沟，以偏僻的山村掩人耳目，凭借道路不畅、易守难攻的自然条件躲避侦察、打击。又由于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法制观念淡薄，个别农民极易成为毒贩的马仔和工具。
四是盗窃、伤害以及“民转刑”等传统案件比较突出。由于农村的村落是零散型的，农民的生活是敞开式的，客观上不利防盗，农作物、家禽家畜更是盗贼“顺手牵羊”的目标。再加上，农村精壮劳力大多在外打工，留守的老人、小孩势单力薄，对抗犯罪分子的力量不够，一旦遭遇盗抢，不是无能为力，就是遭到重创。
五是农村交通安全事故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突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交通设施的逐年改善，“公路通到家门口”已成现实。路通了，车多了，农村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多。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纠纷、村民与车主（驾驶员）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积存的矛盾和报复性犯罪，给农村治安带来了新的严峻的问题。此外，农村不稳定因素还表现在邻里纠纷，蓄意破坏农作物和生产资料，非法开采矿产资源，私藏管制猎枪、刀具，盗取和非法藏匿民爆物品等方面。
二、公安机关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职能要求
基层干部群众对公安机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职能作用、做好服务工作充满了殷切的希望和期盼，各级公安机关要加大对农村不稳定因素的排查力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全盘掌控不稳定因素导致的矛盾、冲突和诱发的各类案件。
一是加大打击力度。广大群众对影响农业生产和自身生活的盗窃耕牛、变压器、农机具、制造销售假劣农资的案件及入室盗窃、上门诈骗等案件深恶痛绝，希望公安机关在发案后能够及时侦破，狠狠打击犯罪分子的气焰，最大程度地为农民挽回损失。尤其是要始终保持严打整治的高压态势，通过对犯罪活动进行严打严惩，从而极大地震慑犯罪分子，确保农村的一方平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员和经费难以落实，当前农村治保组织处于有机构、无人员或有人员、不起作用的状态，群防群治工作受到很大影响，绝大多数地方治安防范有名无实，没有效果。广大群众希望政府能够解决好基层治保人员和经费，公安机关组织好村民开展治安巡逻防范，同时，切实加强治安卡点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尽可能减少发案，让群众能够安心生产、舒心生活。
二是加大维稳力度。党和政府以民为本的政策在农村中深得民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一步激发了乡村干部群众蕴藏的无限激情。他们也充分认识到，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当前农村各种矛盾纠纷多，处理不好就会由小变大，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都迫切希望公安机关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做好农村的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和处置工作；另外，维护好农村正常的选举秩序，防止有前科劣迹的人员或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三加大管教力度。有些“两劳”［1］回归人员在农村惹事生非，有的在乡镇企业务工的外来人口给当地治安带来一些问题，群众对此颇有微词。因此，希望公安机关能切实加强对重点人口、暂住人口和无业游民的管理，防止他们扰乱社会治安。同时，希望加强对网吧的管理，坚决落实好不准未成年人进网吧的规定，以免对未成年人的学习和成长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农村群众对法律、政策了解不多，对治安问题也比较关心，都希望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能够经常下乡村开展法律、政策宣传教育，特别是针对农民十分关心的实际问题，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用身边的人和事来教育群众，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对于当地的治安警情，要及时宣传告知，提醒群众加强防范工作。群众对青少年教育非常关心，希望法制教育能够多进学校、进课堂，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预防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四是加强相互联系。户口和身份证等证照涉及到农村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往往是需要的时候才来办理。因此，希望到公安机关能够找得到人，办得成事，不要因为民警不在或者公安网络故障影响上户、办证。同时，希望能够根据群众需要，进一步简化办事手续，出台新的举措，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对于农村超生人口的落户问题，希望能及时解决，否则影响这些人的上学、婚嫁和就业。很多地方干部群众都反映派出所警力少、工作忙，希望能够加强派出所警力，希望民警能够着警服深入到农村，走村串户，让群众经常见得着，与群众能打成一片，加强警民之间的联系，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增强为群众服务的实效性。
三、公安机关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对策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新形势新任务对公安机关的必然要求，是公安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具体体现，是公安工作的应有内涵。公安机关必须积极适应社会形势的客观需要，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总目标，进一步找准着力点，强化工作措施，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一）全面加强群众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各地公安机关要始终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置于各项工作的首位，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的领导，积极与有关部门配合，深入组织开展农村纠纷矛盾大排查、大调处活动。特别是要从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建立专门调解机构着手，借鉴推广赣州、吉安等地整合乡镇部门力量，成立乡镇矛盾纠纷综合调解中心、“和谐110”、村民公共事务服务所、村民理事会等有效做法，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机制，使农村各类不稳定因素能够及时收集获取，群众的争执与诉求能够及时得以化解调处，从而及时将各类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当地，解决在基层，防止矛盾纠纷积累、升级和激化引发刑事案件和不稳定事件，努力为新农村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全力加大涉农犯罪打击防范力度，保证农村社会长治久安。各级公安机关要将影响农民安全感和正常生产生活的涉农犯罪作为打击的重点，快侦快破、严厉打击盗窃耕牛牲畜、盗窃机动车、破坏电力设备、破坏通讯设施和抢劫等多发财犯罪，严厉打击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破坏生产经营、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犯罪和破坏农村资源环境的非法占用耕地犯罪等坑农、害农犯罪活动。要坚持打早打小的方针，坚决排除干扰，下力气打掉危害“三农”的村霸、地霸、行霸和把持、操纵村级政权组织的各种黑恶势力，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保障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要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开展“平安乡村”创建活动，解决好影响农村群防群治人员和经费保障问题，充分发挥农村治保小组、护村队等群防群治队伍的作用，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治安巡逻控制，切实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稳定。
(三)切实抓好治安管理法制宣传教育，促进农村社会乡风文明。要结合农村治安实际，有针对性地加强治安管理，开展重点整治，严厉查禁取缔和非法宗教组织在农村的地下活动，大力扫除农村“黄赌毒”社会丑恶现象，依法查处坑农、害农、诈骗农民钱财的封建迷信活动，引导农民明礼守法，崇尚科学，抵制，反对迷信，形成文明向上、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净化社会风气。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特种行业和网吧等公共娱乐场所管理，重点做好农村刑释、解教人员和轻微违法人员的帮教工作，加强对暂住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维护好正常的治安秩序。要从提高农民法制道德水平出发，以社区警务活动为载体，组织民警开展送法下乡，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广泛宣传《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提高农民群众的守法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继续坚持社区民警兼任中小学校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制度，抓好法制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通过加强课堂普法，提高农村中小学生的法制观念，积极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
(四)严格履行各项公安行政管理职责，保障农民生产生活质量。大力支持、保护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顺利开展，对农作物种植、畜禽养殖大户和农业技术推广重点项目、农村龙头企业予以治安重点保护，加强治安巡逻和安全大检查，防止其受到不法侵害和发生安全事故，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围绕新农村建设需要，积极主动地为农村村庄规划建设搞好消防建审服务，经常开展农村消防检查，督促整改消防隐患，对广大农民开展消防知识、技能教育培训，保障村庄消防安全。大力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加强农村各类机动车辆管理，深入农村为机动车核发牌证，整治县乡道路危险路段，加大对无证驾驶、超速超载、酒后开车等违法违章行为的治理处罚力度，维护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保证农民出行安全。从方便农民出发，通过简化手续、预约办理、上门服务等措施，积极为群众办理户口、证照，解决农民遇到的实际困难，进一步提高为农民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五)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建设，服务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农村派出所作为直接面向、直接服务农村、农民的一线单位，是公安机关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和主要依托，其工作如何直接关系到公安机关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成效。要紧紧抓住当前正在开展的“三基”工程建设[2]这一有利契机，乘势而上，按照“警力要下沉、保障要有力、班子要加强、管理要严格、机制要创新、执法要规范、工作要上去、人民要满意”[3]的总要求，以派出所和处于一线的刑警队、巡警队、交警队及其下设的责任区中队为重点，着力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努力实现基层警务信息化、勤务实战化、执法规范化、队伍正规化、保障标准化，全面提升基层基础建设水平。特别是要把派出所建设作为基层基础建设的重点，积极建立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农村警务机制，使民警更多的深入农村、贴近群众，加强基础管理和服务工作，真正把派出所建设成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第一级平台和维护农村治安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注释：
［1］“两劳”是指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劳动改造是刑事处罚，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不仅是各级党委、政府、司法部门和公安机关应该管，同时也是教育部门、每个家庭和社会各行各业都应当共同承担的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特别是教育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更有其特殊的职能和作用。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固然是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而滋生各种刑事犯罪的土壤则是社会上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源头上对社会治安状况进行有效地综合治理，就必须从治防结合、以防为主入手，做到标本兼治。
多年来我们北林区教育党委在配合各级党政机关、公安司法部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过程中，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摸索总结出教育部门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自身优势和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以预防为主方面，更为突出。
一、充分发挥育人功能，突出预防优势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包括预防、整顿、治理等过程，而做好预防工作则是抓准了根本，抓到了基础，抓住了源头，不要等问题出现了才去治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但警钟先鸣，才能防患于未然。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青年犯罪已形成上升趋势，而且年龄日渐低龄。中小学校是青少年集中的地方，如何把未成年人这一庞大的群体从小就培养教育好，给他们打下良好的科学文化基础、思想道德基础，就成了教育部门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
从我们对中小学生素质状况的调查结果来看，虽然绝大部分学生在思想道德品质方面看，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从中不难发现极个别学生身上存有的劣迹行为和不良行为习惯都时有发现。所有这些都是酿成违法犯罪的根源。几年来我们教育党委为了解决这些对社会治安有影响的不安定因素，我们加强和改善了学校的德育工作，突出和强调了全面素质教育。我们总结出适合中小学生年龄特征的八项系统教育内容：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旋律教育；以“三德”为内容的文明礼貌和思想品德教育；以学习先烈继承遗志为内容的革命传统教育；以“两法”为内容的法制教育；以守则和规范为内容的纪律教育；以树立科学的远大理想为目标的“三观”教育；以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为内容的“三新”教育和培养创新意识和奉献思想的时代精神教育。总结出八条系列教育途径：即以各科教学为主渠道的渗透教育；以重大节庆日为契机的宣传纪念教育；以主题班团队会为组织形式的自我教育；以净化美化校园氛围的环境陶冶教育；以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的三结合教育；以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到工厂、农村、部队参观访问、共建共育为内容的社会实践教育；以请社会“五老”人员向学生作宣讲报告的专题教育和在日常生活中学英雄做好事向不文明行为告别的养成教育。
通过上述教育活动，中小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文明礼貌、遵纪守法的程度明显提高，全面素质明显增强，从而从根本上、从源头上治理了不良行为的形成和违法犯罪的滋生。
二、充分发挥教育的幅射功能，突出宣传优势
一所学校的校风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周边社区的社会环境，一个学生的素质如何也会对一个家庭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说这种学校教育的作用将直接幅射到整个社区。
北林区中小学现有学生21787名，这些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不但关系到本人的健康成长，他们还可以成为一支数量庞大的义务宣传队，向家庭和社会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宣传工作。
去年我们在学习、宣传、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工作中，通过开展“十个一”的系列教育活动，他们把在校的学习收获带回家庭，向父母系统地宣传了“两法”，通过参加社区街道活动，又宣传了社会。
去年我们配合揭批“”，把区关工委编写的“不让‘’进家门”的宣讲材料，讲发给每个学生，他们不但自己学，受到教育，还带回家庭，向家庭成员宣传，都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今年以来，我们在学习、宣传、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工作中，通过开展“编、讲、看、赛、评、读”等系列活动，学生将区老干部讲师团编印的“道德四字歌”、“学习纲要”千字文等材料，带回家庭和社区，广泛向社会做到宣传，四月份我们在第六中学召开了北林区教育系统学习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现场会，总结推广了他们同家庭、社会共同学习贯彻《纲要》的经验。
在几年来我们评选“十佳小孝星”的工作中，通过典型人物事迹介绍，向社会广泛宣传，充分发挥榜样示范的教育作用。通过宣传，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对维护社会治安、净化社会环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通过开展“三结合”教育，突出时空优势
青少年时代是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人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由学前教育、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一般要经历二十年的时间。虽然一个人也在随时接受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受到教育，但都远不如学校所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教育更为直接和有效。学校教师可以从学生的个性特点出发施以个别教育，叫做因材施教。这种近二十年的系统教育的效果，是家庭和社会影响教育所根本达不到的。这是学校教育在时间上的优势。
再从空间上看，学校教育不仅对学生要管校内“三尺门里”，同时也要管课后的三尺门外，全面负责。多年来我们所开展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就是从学校到家庭再到社会紧密结合，同步施教，使学校教育在空间上保持连续性，避免和防止了“5＋2＝0”。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创办学生家长学校，建立校外教育辅导站，单位共建共育等多种形式，有效地开辟校外教育阵地，使学生得以在校外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继续受到教育，得到了良好效果。
关键词：农村社会治安；违法犯罪；基层组织；对策
社会治安是指社会在一定的法律、法规及制度的约束下呈现的一种安定、有秩序的状态或状况，社会治安问题是指影响社会安定的各种矛盾、因素。一个地区社会治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秩序的持续稳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做保障。当前，农村的治安工作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传统的社会治安控制手段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原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也难以适应新的需要，农村社会治安管理亟待进一步改善和加强。
一、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现状
当前，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大局是好的，整体是稳定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利益分配方式的转变，城乡差距的拉大，流动人口的增多，农村社会治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遇到了新问题。
(一)侵犯财产的犯罪案件增多，方法手段翻新。集中表现在盗窃、诈骗、抢劫方面，以前在城市发生的如传销和团伙诈骗等犯罪形式逐步向农村转移。作案手段逐步升级，由过去的挖洞、撬门、别锁等单一方法发展到使用快速交通工具、制作专门工具、跨地区作案等。作案成员也由个别、少数人发展到团伙，呈现盗抢、窝赃、销售一条龙犯罪。
(二)农业生产资料屡遭侵害，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农村生产生活区域广阔，防范困难，农田水利设施、用电设备基本处于无保护状态，象变压器电线、水泵、拖拉机、耕牛等生产资料，是作案的首选目标。这些资产屡遭侵害，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给受害人及其家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影响极坏。
(三)封建迷信、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近年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封建迷信活动又有所抬头，一些不法”信徒”打着宗教旗号，坑蒙拐骗，聚众滋事，扰乱社会治安。农村之风也屡禁不止，”大赌小赌到处都有”，严重的地方男女老少齐上阵，农闲时节更甚。这些现象不仅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而且诱发抢劫、盗窃等刑事犯罪活动的发生。
(四)群众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目前农村中各类民间纠纷较为繁多，家庭成员间因为赡养老人、财产分割、恋爱婚姻、家庭琐事等经常发生矛盾；邻里之间因宅基地、农田土地、山林场地、建房修路、经济债务、用水用电等因素也常引起纠纷。在城市化过程中，涉及农村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移民安置等问题时，矛盾尤为突出，甚至引发治安或刑事案件。
二、当前农村治安问题频发原因分析
社会治安问题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综合反映。我国目前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转型期社会深层矛盾积淀后的集中反映。
(一)社会分配不公，积累社会不稳定情绪。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些分配不公的现象，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在人们的心理上有一种传递发酵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情绪，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尤其那些想通过自己努力改变自身贫困命运的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基本社会保障欠缺，当生活消费欲望的膨胀在通过各种正当途径难以得到满足后，就容易产生使用不法手段达到快速致富的目的。
【关键词】高等学校；文艺演出；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190-03
高校文艺演出活动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和大学生的青睐。近年来，高校文艺演出活动空前繁荣，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节目也屡见不鲜，严重影响大学生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甚至危及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一、高校文艺演出是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文艺演出具有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必须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对意识形态的传播要求。
（一）文艺演出具有意识形态传播功能。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艺、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显然，文艺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文艺不仅包括文艺观点，也包括文艺工作者按照一定的文艺观点创作的文艺作品，它与政治、法律、哲学等其他意识形态不同，“是通过塑造具有美学意义的典型形象，具体、生动地反映社会生活”[1]，因此，文艺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文艺工作者创作文艺作品，不是为了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而是以自己的审美观点和价值取向，将思想性、艺术性和审美性融为一体，赋予塑造的艺术形象一定的感染力，并通过一定的载体，“以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精神面貌（包括、道德情操、政治信念等）”[2]，从而产生认识、教育和娱乐等社会作用，因此，文艺本身具有社会传播性。文艺演出作为一种综合性文艺活动，既有文艺信息的传播者，即组织者和导演等，也有文艺信息的接受者，即观众，同时还有传播文艺信息的载体，即文艺节目等，完全具备文艺传播的三大要件，无疑具有传播意识形态信息的功能。
（二）文艺演出传播意识形态具有双面效应。文艺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相联系。同志曾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3]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了文艺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一方面，文艺受一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和影响。当今社会，多元价值观念并存。不同的文艺工作者，由于对社会的认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以此为支配，创作出了不同性质的文艺作品；另一方面，文艺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文艺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文艺为统治阶级服务。西方敌对势力从来都没有忘记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侵略，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不良社会思潮和西方价值观念，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下，大有迅速蔓延之势。个别别有用心和少数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不强的文艺工作者，主动或被动地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编造出了一系列反对改革、抹黑领袖、篡改历史、丑化英雄，甚至宣扬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等作品。总之，文艺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受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具有不同政治观念、审美观点和价值取向的文艺工作者，创造出的文艺作品性质不同，积极的、先进的文艺作品，往往从实际出发，塑造典型形象，反映社会本质，具有鼓舞和教育人们积极向善、为国效力、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消极的、落后的文艺作品，往往脱离实际，歪曲事实，甚至追求低级趣味、散布敌对思想，使受众离善取恶，甚至丧失意志，起着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当不同性质的文艺节目被搬上舞台，势必对传播意识形态产生不同的效应。
（三）高校文艺演出中的意识形态安全诉求。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用好、管好阵地是关键。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高校文艺演出作为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必须保证意识形态安全。与此同时，文艺演出本身也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平台，因此，就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而言，对高校文艺演出有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质量与品位高雅。大学生不仅要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审美与艺术修养也是其素质培养的内在要求。一场融思想性、审美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的高水平、高品位文艺演出，可以激励大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吸引他们积极参与，对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反，如果一场文艺演出主题不鲜明、缺乏思想性，质量不高、品味低下，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演出实效，反而因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会使观众感到乏味。二是内容与形式健康。文艺演出是由搭载包括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等信息内容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文艺节目，通过艺术编导设计编排而成的综合性文艺活动，其内容和形式是否健康向上，直接关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和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而一些高校文艺演出的组织者和身为大学生的演员，因缺乏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为了引人耳目、烘托夥眨致使一些文艺演出充斥着低级庸俗的节目及表现形式，严重影响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高校意识形态安全。
二、高校文艺演出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笔者认为，目前各高校对意识形态安全总体上是高度重视的，高校绝大多数文艺演出的内容及表现形式都是健康向上的，但就意识形态安全而言，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高校文艺演出中不良意识形态信息的表现内容。在高校文艺演出中，鲜有直接违反政治纪律的节目，但在一些以引导学生正视社会问题为目的的语言类节目中，因内容把握和艺术处理不当，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结果违背初衷，更加激起学生对社会的不满，不利于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改革、坚定“四个自信”。高校文艺演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为“三俗”，即庸俗、低俗和媚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张，加之不良社会思潮和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一些文艺工作者丢弃了对正确价值观和审美观的追求，为金钱而创作，走上了“三俗”之路，致使一些文艺作品充斥着低级、粗俗，甚至的内容。比如，一些影视作品，为了追求收视率，打着“戏说”的幌子“恶搞”历史，甚至宣扬色情和暴力；一些语言类文艺节目，为了吸引观众，不吝“揭露”社会问题；一些流行歌曲也以直白低劣的淫言秽语来释放情感。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三俗”文化不断向高校蔓延，并受到一些大学生的热捧，不少大学生成为“三俗”文化的支持者、传播者乃至创造者。而作为组织者和演员的他们，因缺乏辨别是非和美丑的能力，为了追求纯粹的娱乐，也将“三俗”文艺节目搬上舞台。笔者现场调研发现，某高校一学院在欢送毕业生晚会上，三个语言类节目中，都将爱情当作大学生活的收获尽情表白。这本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一些庸俗和粗俗片段，比如毫无艺术性的搂抱亲吻、跪地求婚、男扮女装、打情骂俏，实不该登大雅之堂。而越是如此，越能引起观众共鸣，致使场内掌声、呼声肆起。中青网评论文章《高校演出量多质低究竟谁娱乐了谁？》评论道，“目前高校高数量的演出中难得一见高质量的节目，‘三俗’（即低俗、庸俗、媚俗）节目占了大头，在此起彼伏的尖叫及鼓掌声里，暴露的是高校里病态的审美水平及错误的价值取向问题，让人担忧。”“三俗文化”败坏社会风气，消解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而影响意识形态安全，早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警惕，2010年7月，同志就公开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二）高校文艺演出中不良意识形态信息的传播形式。高校文艺演出，一般都是由声乐、器乐、舞蹈和相声、小品、朗诵等不同形式的文艺节目，辅以串台词和舞台背景构成，而不良意识形态信息即包含或隐含其中。一是语言传播。包括声乐类节目中的唱词、语言类节目中的台词和节目主持人的串台词等。比如，《香水有毒》中的歌词：“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她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实在粗俗露骨，一旦被搬上文艺演出的舞台，将会在大学生中产生不良影响。语言传播更多出现在相声、小品等语言类节目中，且屡见不鲜。《北京晨报》都市新闻栏目于2014年9月24日刊文《李金斗痛批校园低俗相声》，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评论道：“时下在大学校园里说相声挺流行，但是一些低俗的相声也充斥着校园，这种现象很普遍。”“黄色段子，涉及伦理的一些东西，一些在老艺术家看来是肮脏的东西，却在大学生中占有一席之地。”二是姿态传播。包括舞蹈类节目中的舞姿和声乐、语言类节目中演员的形体语言等。某高校迎新晚会上，几名女大学生表演“冷艳热舞”，秀臀、扭腰、提裙等不雅“舞姿”引起学生热议，被吐槽“尺度太大”“火辣性感”“夜总会里的预备队”。三是舞美传播。包括演出服饰、背景设计等。某高校迎新晚会上演“T台走秀”，男生脱得只剩内裤，女生脱得只剩比基尼，不足五分钟的表演便将晚会推向“高潮”，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四是乐曲传播。包括歌曲中的曲调和乐器演奏的乐曲。特别是一些低迷的流行音乐，低俗的歌词配以沉闷的乐曲，沉迷其中会使人情绪低落，甚至丧失意志。
（三）高校文艺演出中存在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高校文艺演出中，之所以存在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原因。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背景下，西方不良文化不断向大学校园渗透，为大学生不加辨析地崇尚“多元文化”提供了土壤；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一些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大批糟粕文化产品，为作为组织者和演员的大学生不加甄别地选择或模仿创作包含不良意识形态信息的文艺节目提供了食粮。二是学生原因。大学生的理论修养、文化水平和社会阅历，决定其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在选择上束手无策；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决定其面对“俗文化”而产生好奇心，进而不自觉地选择和模仿；一部分受社会影响较深的大学生，因思想偏激，可能故意选择或创作包含不良意识形态信息的文艺节目以宣泄情绪。三是学校原因。高校文艺演出类型、层次、数量较多，但普遍缺乏专业队伍，对文艺演出活动的艺术指导不力；作为经常组织文艺演出的部分学生政工干部缺乏政治敏感性和艺术修养，对文艺演出节目疏于审查把关；学校管理体制不健全、缺少审核审批机制也是当前高校文艺演出活动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三、高校文艺演出中的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对策
针对高校文艺演出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笔者以为，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切实加强管理。
（一）加强学生教育引导是根本。大学生作为高校文艺演出的活动主体和客体，其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艺术修养如何，直接决定文艺演出节目的品质，进而影响意识形态的安全程度。因此，要切实加强对大学生的教育引导。一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价值观决定价值取向。大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以正确的价值标准去辨别是非、区分美丑，作为组织者和演员，才能选择和创作品味高雅的文艺节目；作为观众，才能提高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度，为文艺演出活动提供价值导向，引导组织者和演员适应观众需要，编演出高品位的文艺作品，以保证文艺演出的意识形态安全。二是要加强大学生的文化艺术教育，特别要积极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素质和艺术鉴赏能力。“艺术对年轻人吸引力最大，影响也最大。”[4]大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并不断提高艺术鉴赏能力和欣赏水平，高雅艺术才能在高校占据一定地位，并不断扩大市场，以逐步消解校园“三俗文艺”，增强意识形态安全。
（二）加强文艺队伍建设是基础。提升高校文艺演出的质量和品位，保证文艺演出活动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建立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文艺演出管理与编演队伍。一是要建立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指导教师队伍。以学校音乐学院（系）、艺术教育教研室等艺术机构或校团委为依托，以学校现有或引进部分专业教师为基础，并培养一部分对文艺感兴趣、有特长的兼职教师，组成一支指导教师队伍，通过建立指导管理体制和制度，对文艺演出活动的设计编导、节目选择、创作、排练进行专业指导。二是建立一支具有文艺素养的管理干部队伍。以专职共青团干部、学生辅导员为主体，通过培训学习，不断提升其文艺素养和指导文艺演出的能力。三是建立一支积极向上的学生文艺骨干队伍。加强大学生文工团等学生文艺团队建设，并以此为基础，培养一批具有文艺特长的学生骨干队伍。
（三）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是关键。明确提出：“要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5]文艺演出作为高校重要的文阵地，必须健全完善管理体制机制。一是要建立健全领导机构。以校园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为依托，建立由主管校领导负责，党委宣传部、校团委、保卫、后勤等管理部门及音乐学院（系）参与的高校文艺演出活动组织领导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健全运行机制，综合协调指导和管理各级各类文艺演出活动，为加强文艺演出管理提供组织保证。二是要健全完善制度规范。要围绕文艺演出质量管理、安全管理、艺术指导、审查审批、责任追究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为文艺演出管理提供制度保证。三是要建立健全审查审批机制。按照切块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等方式，和申报、审查、审批等程序，建立健全审查审批机制，明确责任、规范程序，做到演出必报、严格审查、不批不演。四是建立责任追究制度。遵守“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文艺演出管理责任制，明确责任主体和基本要求，对因组织管理失控、审查把关不严，造成文艺演出质量低劣，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任主体给予责任追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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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关键词]社会治安；广州；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1-0115-04
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社会治安面临着多重压力。而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州，其社会治安状况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有效地防范广州社会治安，是社会各界努力探索的问题。然而，影响广州治安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何?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改善广州社会治安?解答这些问题对改善广州、广东乃至全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实证模型的构建及说明
(一)模型的构建
构建模型时，需要对广州市社会治安状况、破案效率、防范投入、人财物流动状况、宏观治安环境、潜在危机进行量化，确定相应的指标。然后收集相关指标数据为样本，通过相关与回归分析，研究各因素对广州市治安的影响。
本模型的具体方程假定为：Y=b0+b2(b2、b3、b4、b5、b6、b7、b8、b9)P
其中：“刑事立案数”为因变量Y，“刑事案件破案率”、“人均GDP”、“总人口数”、“公检法司支出”、“广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省刑事立案数”、“全国刑事立案数”分别为自变量P。
b0为本方程的常数项，b1、b2、b3、b4、b5、b6分别为各变量的系数。
(二)模型变量分析
1．社会治安状况的度量
本模型采用刑事立案数作为衡量社会治安状况的指标。因刑事立案数是一国或地区中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案件数量，是反映治安状况的晴雨表。
2．影响因素的选择与度量
本模型在选取社会治安的影响因素时，结合广州经济快速发展、总人口规模大、外来人口聚集、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大等特征，选取破案效率、人财物流动状况、防范投入、潜在危机、治安环境五个影响因素进行考察。而在度量上，分别选取刑事案件破案率、人均GDP、总人口数、公检法司支出、广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省刑事立案数、全国刑事立案数。
(三)模型数据来源与规模
1．数据来源
本模型采取多种途径收集数据。其中，广州人均GDP、人口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广州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数据则由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广州市司法局等部门提供。
2．模型数据规模
本模型选择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96―2005年，数据样本包括1996―2005年的广州市刑事案件破案率、人均GDP、总人口数、广州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广东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广东省刑事立案数、全国刑事立案数。具体数据见表1。
三、模型实证分析
(一)模型回归方程
运用SPSS11.5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相关系数、决定系数、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中的置信水平。见表2。
(二)模型分析
1．破案效率与治安状况的关系分析
从表2可见，广州刑事案件破案率与刑事立案数呈高度负相关关系。其回归方程为：Y=19.65-25.19P1，回归方程的自变量P1的系数是负的，说明变量Y随着变量P1的增加而减少。从方程的拟合效果看，相关系数R为0.94，决定系数R2为0.95，非常接近1，可见该方程拟合效果都很理想。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中，统计量F为143.59，统计量对应的置信水平Sig。均为0.00，这远比常用的置信水平0.05要小。因此，可以认为广州刑事案件破案率与刑事立案数的方程是极显著的。这表明，广州刑事立案数随着刑事破案效率的提高而下降；反之亦然。从表1给出的数据也可以明显地看出，1996―2005广州刑事破案效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而刑事立案数则呈现上升趋势。
2．人财物流动状况与治安状况的关系分析
在本模型中，人财物流动状况主要通过人均GDP和总人口数来体现。从表2可见，广州人均GDP、总人口数都与刑事立案数呈现正相关关系。两个回归方程分别为：Y=3.37+1141P2和Y=-53.68+0.09P3，自变量P2、P3的系数都是正的，说明变量Y随着变量P2、P3的增加而增加。然而，不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正相关程度、方程的拟合效果却存在差异。人均GDP与刑事立案数、总人口数与刑事立案数的相关系数R分别为0.59和0.74，决定系数R2分别为0.35和0.55，可见人均GDP与刑事立案数的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明显差于总人口数与刑事立案数的回归方程。另外，从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来看，两个方程统计量对应的置信水平Sig分别为0.07、0.01，前者大于0.05，后者则远小于0.05，因此，可以认为人均GDP与刑事立案数的方程是不显著的，而总人口数与刑事立案数的方程是显著的。即表明人均GDP的发展并不能带来治安状况明显的恶化，同时由于人均GDP是衡量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可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广州社会治安的恶化，而总人口数量的增加则是导致广州市社会治安恶化的重要因素。
3．防范投入与治安状况的关系分析
财政支出中公检法司支出与刑事立案数的回归方程为：Y=3.68+0.18P4。回归方程的自变量
P4的系数是正的，说明变量间呈正相关关系。但是，从相关程度、方程的拟合效果来看，其相关系数R、决定系数R2分别为0.63、0.40，可见财政支出中公检法司支出与刑事立案数相关程度不高，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并不理想。而从方程的显著性来看，其方程统计量对应的置信水平Sig为0.05，为临界值，可见方程并不显著。由此表明广州市的公检法司支出与社会治安状况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从表1也可以看出，虽然广州市的公检法司支出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是并没有带来刑事立案数下降的结果，1996～2005年广州市的刑事立案总体呈上升趋势。存在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防范投入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虽然投入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利用不合理、缺乏针对性等导致其没能带来治安状况的必然改善；二是防范投入依然不足，现实防范投入相对于改善治安状况所需要的投入而言份额太小，所以很难利用这些投入对完善治安状况有所作为。
4．利益冲突及潜在危机与治安状况的关系分析
在本模型中，利益冲突及潜在危机主要通过广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体现。从表2可见，广州、广东、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刑事立案数都呈现正相关关系。三个回归方程分别为：Y=-0.87+0.00P5、Y=0.36+0.002P6、Y=2.03+0.03P7，自变量P5、P6、P7的系数都是正的，说明变量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从变量相关程度、方程的拟合效果看，相关系数R分别为0.75、0.61、0.63，决定系数R2分别为0.57、0.37、0.40，可见广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刑事立案数的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优于其他两个回归方程，而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刑事立案数的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最差。另外，从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来看，三个回归方程统计量对应的置信水平Sig分别为0.01、0.06、0.05，即可见广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刑事立案数的回归方程极显著，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刑事立案数的回归方程较显著，而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刑事立案数的回归方程不显著。这个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广州社会治安造成威胁最大，次之则是全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广州社会治安的威胁也较大，而广东的威胁不明显。
5．宏观治安环境与治安状况的关系分析
本模型的宏观治安环境主要通过全省刑事立案数和全国刑事立案数来体现。从表2可见，全省刑事立案数、全国刑事立案数与广州刑事立案数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其回归方程分别为：Y=2.37+0.19P8和Y=0.61+0.03P9。可见变量间呈正相关关系。从相关程度和方程拟合效果看，变量的相关系数R分别为0.95、0.88，决定系数R2分别为0.91、0.77，可见变量的相关程度非常高，方程的拟合效果都很好。此外，从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来看，两个回归方程统计量对应的置信水平Sig分别为0.00和0.00，均远小于0.05，可见两个方程都是很显著的。这表明，广州市的治安状况与宏观治安环境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全省、全国治安环境的恶化，直接会导致广州治安的恶化。从表1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全省刑事立案数、全国刑事立案数与广州刑事立案数呈同步上升趋势。
四、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热点问题；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思想倾向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3-0020―03
总书记在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问题时，提出了“以解决影响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的要求，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也要突出问题意识，善于揭示存在的问题，最大可能地探究问题发生的根源和内在机理，为顺利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是一个困扰教育工作者思想、影响情绪多年的难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我们对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的把握尚不够准确。大学生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而社会生活具有多样化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其中，许多社会热点问题更是紧紧撩拨着大学生的思想和神经。于是，把握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思想倾向的实际影响状况就成为突出教育针对性的前提。
一、社会热点问题的特性
社会热点问题的显现通常具有一定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指大众性、综合性、内含矛盾的复杂性、对人们思想触动的深刻性等等。
1．大众性
所谓大众性，是指某一社会时期所涌现的社会现象、发生的社会事件、进行的社会活动、爆发的思想理论争端等，足以引起广大的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和各种程度不一的社会参与。这里的社会公众具体指向可以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广大白领人士、公务人员、退休人员等等。其中有些社会热点问题可能波及到社会绝大多数人员，如通货膨胀；有些社会热点问题，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每年一度的春节乘车难等，则可能牵动部分社会成员的神经，但其社会影响面却不容小觑。尤其是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本身具有周期性复发和“久治不愈”的特点，使得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积怨颇深，社会波及面较大，公众的情绪化反应也会比较强烈。
2．综合性
所谓综合性，是指社会热点问题的内涵构成具有综合、多样、交叉渗透等特征。从表象看，人们似乎可以将社会热点问题依其聚焦点不同而分成经济问题、民生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等等，但实际上大量社会热点问题是复杂的，是多种属性的融合。如高房价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民生问题，又具有政治风险。更重要的是，许多社会热点问题交叉渗透盘根错节，试图孤立地、单独地解读某一社会热点问题都显得苍白单薄，然而问题的解决又必须诉诸于从具体问题入手，应对社会热点问题是一个见诸于实际行动并取得切实改进实效的实践过程。因此，它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综合过程。
3．复杂性
所谓的内含矛盾的复杂性，主要指这些社会热点问题所引起人们的关注程度和评价指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形成社会共识的沟通条件比较苛刻。仅以个别地区试行的“房产税”的社会反应状况看，人们在私下表达的观点就众说纷纭，甚至大相径庭。任何社会热点问题都具有复杂的多重性，表现在社会成员身上，就会产生“有人欢喜有人愁”的情形。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如今无论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利益受损者，几乎都有抱怨情绪，都认为自己处于社会“弱势”或社会边缘，似乎都遭受到莫大的委屈，希望社会的扶助政策倾向于自己，而一旦发现这类政策倾向于其他社会阶层，就会按耐不住而疾呼“社会不公”。
4．深刻性
所谓的对人们思想触动的深刻性，主要是指社会热点问题由于其本身与人们利益紧密相连，使得它十分敏感和严峻，深深地制约着人们的态度，并且随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动机。不难看到，所有社会热点问题关联人们利益的种类是十分丰富的，这些利益大致可分为经济利益、文化利益、政治利益等。从表象看，人们似乎最直接地关注经济利益，如社会分配不公、房价过高、通货膨胀等，因为它们与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直接关联。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利益与文化利益的相关性，即如果剥夺某个人的受教育权利，就势必会影响这个人今后的发展，包括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更关键的是，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利益或权益保障，如具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还包括配套的制度依托和政策保证，那么，要维护和发展持续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就是一桩比较困难的事。于是，可能存在着一种趋势，随着社会矛盾的交杂，人们在政治方面的诉求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也逐渐认识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利益需要通过政治诉求表现出来才能受到关注与重视。在社会热点问题的熏陶下，人们的思想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行为动机会变得越来越多样，这是社会管理所面临的境况越来越复杂的缘故之一。
尽管人们批评如今的学生比较自我，但长期的思想教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责任基因的影响，还是使得学生会程度不同地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并产生自己的判断与评价，只是他们缺乏正确全面认识和正确表达的途径。
二、社会热点问题影响大学生的主要方式
社会热点问题影响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可以通过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种主要方式。直接影响是指大学生直接经历社会事件、产生社会经验、进行社会认知、形成社会态度。而间接影响是指大学生通过感受社会心理气氛，特别是社会民众的社会情绪等，逐渐构成一定的认知和评价，继而形成一定的社会态度。大学生思想状况的形成，是社会环境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相结合的产物。
1．直接影响的具体路径与方式
今日的大学校园不再是往昔的“象牙塔”，极个别大学校园甚至会像其他社会场所一样，也浸润着市侩的气息。大学生在这样一种小社会中，通过学校生活、教学途径、社区和家庭环境、各种新媒体、社会实践活动、人脉交流等许多途径和方式，感受和体验着许多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大学生通过网络了解了海量的外部资讯，也有不少虚假的东西，这些资讯扩展了他们的想象力，同时他们又通过各种社会联系途径，包括社会人际交往，直接接触到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这些海量资讯、虚拟世界、丰富想像力、社会实相等要素交杂在一块，构成了现今大学生思想的“调色板”。加上他们的家庭境遇不同、经济生活波折、遭遇到的各种文化冲突、感受到的世间冷暖炎凉，加快了学生思想的调谐速度。甚至他们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认识和敏感比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士更灵敏、更全面、更深刻、更复杂。中国高等教育本身也是他们直接遭遇到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例如，大学行政化问题、“钱学森之问”的问题、中国大学文化发展和大学精神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
产生着影响。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令人们所困惑的问题，一方面学生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另一方面学生缺乏有效的政治生活技能的训练，这就难免会发生“高参与、低理性”、“高热情、低能耐”等现象，或者走向另一极端――政治冷漠。
2．间接影响的途径和方式
这里主要指一定的社会热点问题会转化为某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又主要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心理气氛，特别是社会一定阶层成员的社会情绪。这些社会情绪大量通过广大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表现出来。大学生尽管没有亲身经历某些社会热点事件，但却会感染到亲身经历过这类社会事件人员的心理感受和情感投射。在这种社会心理影响的过程中，大学生与某些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及其成员，不论其社会地位、职业、身份等有怎样的差别，一旦在某些社会热点问题上形成“感同身受”的情景，在社会态度、利益诉求上有某种一致性，或者感受到自身的利益正受到侵害或受到威胁时，就会形成“同病相怜”的心理境遇，从而产生相似的心理反应，就会不由自主地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基本利益。
大学生具体感受社会心理气氛特别是社会情绪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大量通过人际关系、群体心理气氛、周围人群处理公务或外部事务的态度和活动规则、社会公共活动秩序、网民情绪、民间舆论与牢骚等等。总之，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与社会心理状态基本是一致和合拍的，社会其他成员如产生焦虑、浮躁、颓废、怨愤或安宁、平和、进取、阳光的心态，那么大学生也大致如此。
三、值得关注的一些思想倾向
这里所说的思想倾向，是指人们的认知因素和情绪情感因素的统一。认知因素与情绪情感因素在其统一体中又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如认知因素与情绪情感因素的“融洽”或“背离”。在“融洽”中又可内含一个从高度融合到基本一致的谱系。在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认知因素或情绪情感因素何者占优势地位，也会表征着思想者与一定利益的关系程度，从而出现情绪抬升、理智退化或理智上升、情绪受控等等。因此，思想倾向一方面反映着客体的状况，同时也昭示着这个客体与主体的某种关系，另一方面也表征着主体本身的精神――心理发育状况和健康程度。
在我们的实际经验中，已经感知到一些大学生身上存在着的某种值得关注的思想倾向，主要有：无望感、无奈感、不安感、对政治缺乏现实感等等。
1．无望感
无望感是一种基于担心社会纵向流动渠道变窄或堵塞、基于无法明晰个人努力方向和对努力成效评价低迷，以及基于对社会流行一夜成名的诱惑和投机取巧成风现象的彷徨和失落(怒其不公但又不齿为伍)等而产生的心理感受。我们要特别警觉大学生由于担心个人发展前景暗淡而引起的情绪反应，这里其实涉及到社会流动问题。一般而言，社会流动可分为横向平面流动和纵向垂直流动，横向流动固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境遇和发展环境，如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位置，但毕竟不如社会纵向流动那样主要关涉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声誉、经济实力、人生价值的更好展现等一系列关键要素。一个正常社会的良性运作，总是保持着有序良好的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相统一的过程，社会能够不断向人们昭示有序正常社会流动的秩序及其美好前景，不断满足人们的“人往高处走”的期望心理，人们就会感到振奋和信心百倍。相反，如果社会缺乏有序良好的纵向流动渠道和机制，社会的各种能量、信息、人才等都无法实现正常的交换和对流，就可能对人们的思想与情绪产生巨大的压抑。或者人们发现或在心理上感受到社会流动的通道正在发生变异，特别是社会纵向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人们就可能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无望感，这种社会情绪的蔓延扩散，将会引起不可忽视的消极性。对大学生而言，他们接受的高等教育使自己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社会阅历，从而使得自己的发展期望值大大提高。尽管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调谐着自己的发展价值观，甚至不断压低自己不现实的抱负水平，以对应社会的实际状况，但大学生毕竟是社会中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一群成员。于是，他们可能更深切地感受到这种高期望和低现实两者之间的落差。
2．无奈感
无奈感是一种基于有心想服务社会，但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且对前人努力参与社会治理，但效能不高(如参与层次不高、参与领域不广)进行反思的一种心理感受，以及对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社会参与途径不够丰富、言论表达和情绪合理宣泄缺乏有效而方便的途径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社会管理的宽容度是社会公众都关注的问题。某些人一旦认为对意见表达和情绪宣泄问题缺乏有效管理，就可能主要诉诸网络方式进行恣意妄为，那些网络就是例证，甚至一些大学生成为对某些指定言论大加推波助澜的“水军”，迷茫着网络舆论的真实性。对此，相应的社会管理边界如何控制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人们既不能放任自流、麻痹大意，又不能草木皆兵，过于敏感。
3．不安感
大学生的不安感一方面来自对自身就业的期望与失落感并存，对改革开放的紧张焦虑，以及对腐败问题的担忧等引起的心理反应；另一方面来自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所带来的对自身和家庭的压力。这些与大学生切身利益攸关的问题常常导致他们的不安心理。
4．对政治缺乏现实感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政治的现实感受，受到许多问题的遮蔽，首先，对“政治”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全面、不清晰，容易导致对政治缺乏真实感。其次，对政治活动介入力量的简单理解，也不容易对政治取得现实感。实际上，任何政治活动总是表现为矛盾运动，总是有几种甚至多种力量介于其中，并存在着博弈过程。因此，不能将政治过程看成是只有对立没有统一或者只有统一没有对立的简单活动。由此，有作用力就同时存在着反作用力，有运动就会存在着反制运动。只有让人们认识并感受到对立统一的矛盾整体，人们才能获得对政治的真实感。再次，社会信息发散的不对称，这种现象客观上具有两重性，其积极方面是可以预防不必要的精神紧张或心理恐慌，其消极方面是迷失人们的政治现实感。对政治缺乏现实感，很容易导致以下几种结果：对政治的盲目乐观；对政治的无知悲观；对政治的无端疏离；对政治治理的失语失策；产生怀疑论，产生不负责任的非理。在以上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如何制定有效的教育对策，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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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针对性实效性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族地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系列论文之一，项目批准号：11jdx2004。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6-0062-02
我国有着广大的边疆民族地区，全国五个民族自治区中有四个在边疆，并且都是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民族构成多样，同时，又都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要地。在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是边疆民族地区未来各项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走出校门后将要承担起建设本民族地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社会责任。他们能否承担起这样的社会责任，要看他们是否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的是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使他们成长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密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积极探索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努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其成为各民族大学生真心喜爱和普遍接受，并能内化为他们素质的教育。
一、把握好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思想特点才能增强思想教育的针对性
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受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长期熏陶，使他们的思想、心理和性格都有着与内地大学生不同的特点。笔者在长期边疆民族地区教学实践中，发现他们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民族意识强烈，自尊感与自卑感并存。作为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本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等都十分热爱，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他们十分在意其他民族同学对他们的态度，一些看似很小的事情，稍不注意就有可能伤害到其民族感情。他们有强烈的自尊心，渴望理解和尊重。但是，当他们在发现自己由于学习基础差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时，又常常陷入自卑之中。
（二）思想作风踏实，但主动性不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大都诚实、踏实，他们待人接物都很实在，对学习也比较认真。但是，在学习上、在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上，他们往往显得比较被动，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例如，在课堂上很难看到他们对老师提问，既使是老师提问，也很难得到他们的主动回答。
（三）有上进心，但竞争意识不强。在民族地区高校，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大都表现出有上进心，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肯定和承认，获得成绩和荣誉。但是，在面临激烈竞争时，他们往往不去竞争，而是安于现状，得过且过。
（四）思想纯补，但不善与人沟通交流。在民族地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一般思想比较单纯，感情纯朴，他们表里如一，实实在在。但他们许多时候不愿敞开心屝，而是封闭自己，不愿与其他民族同学交往，总是聚集在本民族同学的小圈子内，只和本民族同学交往。
（五）性格直率，但自控能力差。少数民族大学生大都性格比较直率，他们喜欢直来直去，不隐瞒自己。但他们缺乏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特别是在喝酒之后，往往不顾忌学校的管理规章，出现违反学校纪律现象较多。因而，在民族地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难度比内地高校要大许多。
二、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思想素质提高的主要因素分析
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所形成的思想性格特点，是边疆民族地区特有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长期熏染的结果。对于他们这种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影响他们思想的各种因素我们须作深入分析，才能明确应如何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开展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自然环境因素。我国的边疆民族地区相比内地来说，大多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像西藏这样的地方更是有着世界上少有的高寒、缺氧、气候干燥，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生存环境差等特点。“每一民族所处的独特的自然环境都对这一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习性、交流方式、文化积累、精神建构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在这种自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他们与外界交流较少，见识不多，所熟悉的只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因而，他们大多思想比较单纯，思维不够开阔，容易轻信和偏激。
（二）社会环境因素。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社会环境是对人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大学生处在社会化的特殊时期，他们思想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受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教育影响的结果。目前，在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除了受到学校正面教育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一些社会负面因素的影响，这些负面因素的影响严重制约着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是民族地区高校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必须面对的。
1.受民族文化中落后思想观念的影响。我国少数民族都有着丰富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正如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也是既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如藏民族中那些让人们各守本分、谦逊礼让、尊敬老人、敬奉师长、诚实守信、生活俭朴等优良的传统文化通过各种途径，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使他们形成了热爱集体、孝敬父母、和睦相处、生活俭朴、与人为善等优良品德。但是藏民族文化中一些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也在深深地影响着大学生们。那种“稍富即安、固步自封、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无为知足、听天由命的消极循世哲学；重义轻利、甘愿于贫穷的精神享乐观；妄自菲薄、甘于沉沦的宗教宿命论及粗耕简作、不计效益的劳动价值观等”落后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藏高校大学生的精神状态。一些大学生之所以学习不够主动，缺乏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和紧迫感，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满足于“六十分万岁”，等、靠、要思想严重，其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保守落后思想观念的影响。因而，要了解边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的成因，必须了解对他们有深刻影响的民族传统文化背景。2.宗教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都有宗教信仰，宗教所具有的民族性、群众性特点非常突出，整个社会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这对于那些从小就在浓厚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来说，他们耳闻目染，受到长期熏陶，思想上不可避免受到一些影响，产生一定的宗教感情。当然，与他们父辈相比，大学生由于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更多的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力量，他们的宗教意识和对宗教的感情远没有他们父辈那么强烈。但是，由于宗教影响的客观存在，使他们确立科学世界观和无神论思想总是不那么容易。
3.西方敌对势力推行“西化”、“分化”战略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有的区位特点，一直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重要目标和“热点”地区。他们推行“西化”、“分化”的手段之一就是对青少年进行拉拢、引诱，他们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方式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在大学生中宣扬民族分离意识，消解了大学生的爱国精神，弱化了他们的国家观念。他们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鼓吹“全盘西化”。少数大学生由于对网上的东西缺乏识别力，因而可能受到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宣传的影响。
4.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渗透的影响。在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是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各族人民利益，危害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根源。其中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往往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以本民族利益代言人自居，煽动民族情绪、挑拨民族关系，极具煽动性和欺骗性。达赖和热比娅之流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代表，他们把大学生作为渗透的对象，积极向他们宣扬分裂主义主张。据调查，在新疆7.5事件之前，受热比娅指使，“世维会”骨干分子就曾潜入新疆大学等高校进行演进煽动。达赖则在国际社会到处宣扬他的“西藏独立”主张，攻击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这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宣传煽动，会对一些涉世未深大学生思想产生一定影响。
5.社会消极现象的影响。不可否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社会取得全面进步形势下，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如腐败、假冒伪劣等，这些消极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大学生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和正确人生价值观的确立。
三、紧密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思想实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边疆民族地区地
处反分裂斗争前沿，分裂主义势力总是把大学生作为与我争夺的对象。边疆民族地区高校要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坚定政治立场，坚决捍卫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靠得住”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具体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按照党和国家的统一要求，在大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就影响大学生思想认识的各种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增强针对性上下功夫。近年来，西藏、新疆等地高校针对大学生突出的思想认识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认真开展马克国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教育，以解决大学生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西藏高校针对达赖集团在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等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针对部分大学生所暴露出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在大学生中专门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四观”教育概论》课，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四观”基本理论和我们党有关民族、宗教、文化等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来教育大学生，使他们从理论高度更深刻地理解党在西藏方针政策，促进他们在祖国、民族、宗教和文化问题上认识水平的提高，增强他们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强化大学生对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教育，以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新疆高校把增强各民族大学生的‘四个认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侧重点。”强调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四个认同”教育是新疆特殊区情和新疆高校特殊学生群体结构的要求，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针对性的具体体现。“四个认同”教育的提出给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新疆高校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坚持不懈地进行“四个认同”教育，强化了大学生的“四个认同”，使他们的爱国情感建立在更加理性的基础上，从而更加自觉地抵御“三股势力”的渗透，更加坚定地站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立场上。
（三）深入揭露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阴谋，使大学生认清到他们的反动本质。边疆民族地区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往往把自己装扮成民族利益代言人，他们的言论极具蛊惑性，他们的行为极具欺骗性，因而容易给一些大学生造成思想上的迷惑和混乱。对此，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深刻揭露分裂主义分子的反动本质，以及他们搞分裂阴谋给祖国统一、国家安全和边疆各族人民利益带来的严重危害，才能使大学生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能够更加自觉地站在反分裂立场上，与分裂主义势力做坚决斗争。
（四）对大学生进行历史使命教育，使他们认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由于自然和历史等原因，目前我国的边疆民族地区相比起内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还比较落后。而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得不到充分发挥，就会给敌对势力进行分裂破坏以可乘之机。多年来，国家为改变边疆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这使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要彻底改变边疆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大学生必须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经常启发他们，使他们明确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认清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以激发他们的昂扬斗志，增强上进的动力，以饱满热情投入到学习生活中，为建设边疆，改变边疆民族地区落后面貌奋发向上、刻苦成才。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边疆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的和历史的原因，造就了特殊的人文社会环境，同时还存在着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的活动和影响，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各民族的团结，这一切都要求边疆民族地区高校在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紧密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努力加强针对性。有了针对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才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邵二辉《浅析藏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8年12期。
[2]狄方
《西藏经济学导论》，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297页。
[3]王恩春《新疆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侧重点和有效途径》，《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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