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效益研究论文(精选8篇)
时间：2023-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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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效益 资源配置 法律现实运动 法学泛经济化 法律的经济价值 定量分析 事前分析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影响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学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B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内容，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 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 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即只有在潜在的致害者预防未来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预期事故损失时，他才负过失侵权责任。[6]
法律经济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7] 根据
，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时代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应用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 ，第21页[5] 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
[6] 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2页。
【关键词】 现代创新理论 拓展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和高新技术的迅猛变革，创新已日益成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纵观国内外成功企业走过的历程，企业发展的历 史就是创新的历史、企业竞争力的不同就是企业创新能力的不同，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从实质上而言取决于企业对创新能力的培育与发展。把握现代企业创新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理论的创新，对于指导企业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经典创新理论的系统回顾
创新理论研究始于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的内涵、创新与企业家、创新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等内容。熊 彼特把创新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并把创新概括为五种类型：产品创新、生产方法创新、市场创新、原材料创新和组织创新。
熊彼特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对创新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实际进行了过程分析。一般认为创新研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和文化创新。而后创新理论的研究形成两大独立分支：一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创新，二是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研究对象的制度创新。
1、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曼斯菲尔德、卡米恩和施瓦茨、门斯等，他们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发展了技术创新、将创新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进行综合，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理论的基本框架。
其中、曼斯菲尔德、在研究技术创新推广问题上，提出了模仿论。提出了技术创新与创新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为了考察同一部门内技术扩散的速度和影响技术扩散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他提出了四个假定：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专利权的影响很小、在技术扩散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发生变化、企业规模的差异不影响新技术的采用。
卡米恩和施瓦茨在研究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市场结构论。他们主要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过程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介于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状 态之间的“中等程度的竞争”的市场结构是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
门斯在研究创新群集理论上，提出了技术僵局论。他认为， 缺乏创新是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而与此同时，经济萧条构成了技术创新高涨的主要动力，因为只用此时“资本才能克服承担风险的厌恶，并依赖于可能会获得的基本创新”。
西方创新理论引入我国后，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跟踪世界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与应用，结合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实践，对技术创新的概念、机制、过程与管理等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是傅家骥等所著《技术创新一中国企业发展之路》，许庆瑞所著《研究、发展与技术创新管理》等。
2、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代表人物是戴维斯和诺思。戴维斯和诺思在《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增长》中阐述了制度创新的含义、制度创新的推动因素、制度创新的过程分析。他们认为，制度创新是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
此外，在制度创新研究中还有舒尔茨的制度调整论、拉坦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舒尔茨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提出“作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提供者，必然随着技术的创新和变迁以及经济的动态增长而做出反映和调整”。坦提出“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
国内在制度创新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常修泽所著《现代企业创新论: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研究》，丁栋虹所著《制度变迁中企业家成长模式研究》等。常修泽结合我国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形式以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实践，对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总体设计、运作方略以及创新协同等进行了系统研究。丁栋虹用组织模式、交易费用模式和模式对企业家的创新进行了系统的制度分析，将中国企业家与企业制度理论研究进行了有机融合。
二、现代创新理论研究的三大拓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和高新技术的迅猛变革，现代企业经营环境日益呈现出动态非线性的变化特征，各种因素对企业创新综合产生各种影响如消费者需求的多变、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变革等，企业创新也普遍表现为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工程，经典的企业创新理论在新时期日益凸现了其局限性。因此，国内外学者从20世纪末逐步开始对经典创新理论进行持续拓展，这种拓展体系分为三大方向，即从局部研究向系统研究方向拓展、从点状研究向网状研究方向拓展、从一维研究向多维研究拓展。
1、 从局部研究向系统研究拓展。现代创新理论研究逐步从局部创新研究向系统创新研究进行拓展。美国学者纳尔逊和温特创立了“创新进化论”这一独特新颖的理论分支，它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融合 ，他们认为创新是一个系统总体的概念，创新包括生产、经营、管理、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容。基于“创新进化论”的推动，创新理论逐步由对技术、组织、制度、管理、文化创新等的局部研究走向综合性创新研究，即创新理论不断呈现系统化、整合化和集成化的特征。
20世纪70 年代中期以后，迪隆、厄特贝克等人则进一步指出提高技术创新效果的关键在于合理处理好各种要素的匹配关系，发挥协同作用。此后，许多学者如弗里曼、多西等在更广的 范围开展了技术、制度等的综合性创新研究、从而促使创新管理的集成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集成的思想和原理逐渐在管理实践中得到推广和应用。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颜西提教授在其代表作《科技整合》中提出了集成的概念。他认为“通过组织过程把好的资源、工具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应用称为技术集成”，“技术集成管理更加有能力应付不连续的技术创新”。
2、从点状研究向网状研究拓展。现代创新理论研究逐步从点状创新研究向网状创新研究进行拓展。国内外者在对创新的本质及特征进行探讨的过程中，认为创新是多维的、非线性的、网络的、互动的过程。为更好地说明创新产生的过程，不同时期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创新模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推出了五代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模式，分别为技术推动模式、市场需求拉动模式、技术和市场交互作用、一体化模式和系统集成网络模式。由此可知现代创新理论正由点状研究向网状研究拓展。
近年来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从不同的出发点开始、即不同的创新价值链中的所有环节都有可能创新。1996年，布烈松在其《经济互相依赖和创新活动》中指出不同类型的创新组织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影响着创新活动，并且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可以通过“创新簇”的概念进行描述。“创新簇”存在的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存在创新网络。
弗里曼在《Research Policy》中提出，创新网络是为了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具有非正式和隐含特征的关系。他把创新网络的类型分为合资企业和研究公司、合作R&D协议、技术交流协议、直接投资、生产分土和供应商网络等类型。
瑞典网络学派关于网络的理论模型包括三种构成要素，即参与者、资源和活动（即参与者的行为）。政府、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之间相互结网，行为主体的特征是通过其在网络中的活动来体现的。
3、从一维研究向多维研究拓展。现代创新理论研究逐步从一维研究向多维研究进行拓展。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创新理论研究逐步开始关注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传统创新理论是以经济利益至上为价值取向的，这往往与社会发展的多维性产生矛盾，因此创新的主体与创新的对象和社会、环境逐渐形成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发展的统一体。与之相对应，对创新效果的评价也由一维向多维转化，即我们除了用经济效益外、还必须用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来对创新进行评价，通过对创新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系统效应研究，建立起创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维评价模型对创新进行评价。
结合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呈现多维化，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我们要构建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除了要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创新资源投入能力、创新R&D能力、创新组织管理能力、创新生产能力、创新营销能力以及创新产出能力等外，还要包括创新社会效益和创新环境效益等，在这方面国内已经有部分学者做了深入研究，如向刚，汪应洛在《企业持续创新能力：要素构成与评价模型》中提出了评价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体系框架模型，这一模型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综合能力体系，包括创新能力，创新基本能力、机遇与环境三个层次，其中创新基本能力中包含经济效益实现能力，机遇与环境层中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因素。毕克新在其所 著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测度与评价研究》中建立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来评价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其中产品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中包含产品创新环境效益指标，工艺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中包含工艺创新社会效益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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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克新：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测度与评价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6。
[4] 王洪：西方创新理论的新发展[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关键词:民营企业投资效益提升综述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效益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涉及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研究成果较少,特别是有关西部地区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研究文献极其缺乏,理论和实证方法上也显得比较薄弱。目前,有关其他方面投资效益的理论和评价方法研究上已相当成熟,比如对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支农资金、固定资产、金融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等投资效益的研究。本文将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总结如下:
一、国外研究动态
(一)关于宏观层面投资效益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宏观层面投资效益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这个层面展开的。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从“投资总量”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问题,即总量层面的效益。Phelm(1961)最早提出宏观经济“动态效率”,后来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s10W--Swan模型和Ramsey—Cass—Koopmans模型中都有精确的数学表达。Abel(1989)提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AMsZ准则,即如果一个国家每年的总资本收益“始终大于”当年的总投资(D>I),那么这个国家的宏观投资就是“动态有效”的;否则,就是“动态无效”的(D2从“投资结构”的角度分析资本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配置是否合理。投资的流向是否正确。Fraumem和Jor-gensonfl9801用“调整推算”法对美国1948—1976年间46个制造业行业的资本收益率进行了测算。Wurgle“2000)分析了1963一1995年65个国家28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发现发达国家的ηc系数普遍高于欠发展国家,而且发达国家的T1c显著为正,欠发达国家则大多不显著。
(二)关于微观层面投资效益的研究
微观层面主要是围绕企业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投资决策所引起的投资效益来展开的,且集中在金融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并依据相应的投资理论建立数学模型对其投资效益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AllenBlackman(1998)、SangkyunPark(1999)、Amitid(2003)等。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对投资效益的研究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后来讨论一度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投资效益问题再次成为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
(一)投资效益内涵相关研究
关于投资效益的内涵,理论界存在着分歧,其焦点在于:在普遍承认的“投资效益就是投资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的比较”的前提下,“产出”和“所得”究竟是何涵义。对此,理论界有几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一般成果说”、“有益成果说”、“净成果说”等。持“一般成果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投资效益作为投资领域或投资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比较,其内涵应该包括投资过程中的总投入和总产出,应是劳动消耗总和与所得成果总和之间的比较,“有益成果说”观点认为,其特定的含义是指投资活动的结果所能给社会和人们带来的收益、受益和利益。“净成果说”观点认为,产出和所得的内涵只能是所得扣除所费、产出扣除投入的净成果,或者是投资“带来”的新价值。还有观点认为,应将投资效益归结为投资领域和投资活动中费用与效果的比较。
(二)投资效益评价方法相关研究
随着新的企业投资效益评价方法的引入,国内理论界对企业乃至民营企业投资效益评价方法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较多的学者运用投入产出法、多级模糊综合评价、DEA(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来评价企业的投资效益问题。余水兰(2008)、刘德(2008)等人均采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不同区域范围的投资效益进行评价。田中禾等(2009)运用DEA的C2GS2模型对甘肃省具有代表性的10家民营企业科技投资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近年来,考虑到统计数据较全面、易获取,诸如一些统计分析方法也运用到企业投资效益评价中,使评价效果更有说服力。张明(2005)利用SPSS软件对上海市1990-2003年投资效益进行主成分分析。尤卓雅、毕权富(2008)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弹性分析模型对甘肃省1991-2005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效益进行比较分析。
(三)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影响因素及提升途径相关研究
查阅相关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关于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研究不多。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其影响因素和提高途径的相关研究主要有:
1制度和相关优惠政策的出台。陈海宜(2003)建议温州民营经济应该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政府提供信息服务,协助企业进行决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其投资效益。刘耀胜(2005)提出民营企业应充分利用现有人力资源和国家优惠政策等途径来提升民办高等教育投资效益。
2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使用。仪旭(2007)建议各区县政府想办法提升区域的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和科学技术氛围,为天津市民营科技企业提供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背景,以协助民营科技企业打破现有技术瓶颈。张治军(2004)、周伟(2008)等学者指出技术进步和创新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提升尤为迫切,其中企业家、技术人员、经济园区、金融资本等要素投入对技术的创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产业集群的培育。陈顺(2005)指出民营企业集群作为一种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是提升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重要途径,并提出了集群创新机制。王元京(2010)指出发展产业集群,促进优势产业链条的延伸是提高民营企业投资效益的重要条件,而产业集群的发展又是建立在大中小企业配套生产基础之上的。
4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金少英(2001)指出加强东西部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才能有效地提高民营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田中禾、员碧辉(2009)研究发现,甘肃省民营企业总体科技资源的投入配置没有达到最优化,应提升科技投入产出规模效益,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效率,使企业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资产。
三、国内外研究成果比较分析
通过对上述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国内研究还是国外研究。均注重投资效益评价方法的研究和选取。但国内外研究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关键词 海域使用效益；评价；变异系数法；TOPSIS 评价模型；广西钦州；2002—2010年
中图分类号 X1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1-0252-03
要实现海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走用海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发展道路[1-2]。目前，对我国海域使用效益的研究甚少，狄乾斌等[3]运用均方差权重法对我国海洋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进行了全国性评价，段晓峰等[4]根据生态位态势理论，运用多边形综合指标法，评价了我国不同区域间海洋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益差异。而对同一海域不同时期的用海效益研究报道就更加少。
用海效益可以直接体现人海关系，用于衡量海域使用水平，反映单位面积海域投入与物质产出的效果，涉及经济、社会、生态与环境等方面。为了综合评价广西钦州地区海域使用效益，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态势，采用定量方法，研究区域内海域使用效益的变化规律及趋势，并且为实现海域使用结构适应于当地发展的优化组合，提出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1、2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钦州市海洋局每年统计的海域使用现状数据，2002—2010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钦州年鉴》《广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在获取2002—2010年钦州市社会经济及海洋自然、经济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出钦州市海域使用效益指标数据。
1、3 研究方法
目前，关于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研究方法，学者们采取的方法有功效系数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TOPSIS模型等方法[5-8]，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海域使用效益评价的研究甚少。在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研究方法，采用TOPSIS模型方法对钦州市海域使用效益进行评价。
1、3、2 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权重可以反映评价指标对评价结果的重要程度，有多重方法来确定指标权重。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该方法属于客观赋权法，客观性较强，其原始数据采用各指标实际数据，并非评价人的主观判断，是经过一定数学处理后获得的权重。各评价指标权重见表2。
1、4 用海效益评价模型
本研究采用TOPSIS模型，即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该模型于1981年由Hwang C L和Yoon K首次提出。TOPSIS模型评价的基本原理：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计算最劣解（负理想解）和最优解（正理想解）。根据二者之间的距离，最后求取各评价对象与理想方案的相对接近程度。具体的评价步骤如下。
2 结果与分析
2、1 海域使用经济效益分析
2、2 海域使用社会效益分析
2、3 海域使用生态效益分析
3 结论与讨论
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的TOPSIS 评价模型对钦州市2002—2010年的海域使用效益进行了评价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期间钦州市海域使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逐年提升，但是逐年下降的生态环境效益制约着海域使用综合效益的提升，因此要充分考虑三者协调发展。总体上，本文所建立的指标体系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钦州市海域使用效益动态变化情况，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生态环境效益方面的指标都是负影响指标，正影响指标的原始数据很难获取或资料不全，所选取指标并不能比较全面反映出海域使用的生态环境效益。另外，海域使用效益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反映，虽然有关指标的选择、权重系数的确定在国内尚无统一标准，但是用简单的数量指标来表示复杂的海域使用效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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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规制理论 经济实验 范式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规制经济学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以来,西方学者在规制理论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伴随着理论的进展,西方众多经济学者利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规制理论进行检验并对现存的规制政策进行评估,以期为理论研究提供新的依据以及为规制机构制定政策提供帮助。
二、规制经济学研究的范式演进
规制实践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规制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处于动态的变迁进程之中。规制的“公共利益”研究范式起源于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其理论基础为公共利益规制理论(Public Interest Theory of Regulation,PIT)。规制的“公共利益”研究范式主张政府通过对市场失灵实施相应的干预,以纠正在市场失灵下发生的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和分配的不公正,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Kahn、Mitnick、Breyer和植草益等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是“公共利益”研究范式的代表者。
基于规制实践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公共利益”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批判,采用“部门利益”研究范式的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应运而生。“部门利益”研究范式的典型代表人物有波斯纳(Posner,1974),施蒂格勒(Stigler,1971),佩尔兹曼(Peltzman,1976)、贝克尔(Becker,1983)等。“公共利益”研究范式基于“道德人”假设,而“部门利益”研究范式则是“经济人”假设。“部门利益”研究范式认为政府的基本资源是权力,利益集团能够说服政府运用权力为集团利益服务,而且规制者是理性的,会选择能使其效用最大化的规制政策。
“激励性”研究范式从两方面超越“公共利益”研究范式和“部门利益”研究范式:第一,坚持“公共利益”研究范式,在假设规制者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者的条件下,突破传统规制理论信息完全的假设,在信息不对称的框架下分析规制问题;第二,吸收了政治学中前沿的规制体系非整体现,打开了规制机构这个“黑箱”,从而发展了一种具有三层科层结构的利益集团政治的委托―理论。因此,“公共利益”研究范式和“部门利益”研究范式两者共存于“激励性”研究范式这个统一的框架下,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范式的融合”。
三、规制经济学研究的实验研究范式及其特点
1、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Smith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作为实验学科的微观经济系统》,第一次规范的给出实验经济学的一般性研究范式:实验被定义为系统的环境设置(treatment)和制度设置到系统绩效P(System Performance)之间的映射,这个映射依靠系统参与人的行为B(Agent Behavior)来传导,所以实验研究的一般性范式可以表示为:。规制经济学研究的实验方法基本秉承了Smith的规范。在实验中,市场结构S和环境设置向量e相对应,各种交易制度与制度向量I相对应,参与人行为B与市场行为C相对应。
2、规制经济学的实验方法
实验经济学的是一种动态调整范式,便于我们观测和分析调整后的市场绩效。例如,我们根据参与人行为C和系统绩效P的要求对市场结构S和交易制度I边际调整,制定合意的规制政策,评价规制效果。从方法论角度看,实验方法将理论模型研究和实证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比较微观系统的结论和理论模型的结论,我们可以验证理论假设是否合理,考察结论对假设的敏感性以及结论成立的边界条件。
四、规制理论实验研究的一般框架
1、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的一般步骤为:确定实验目标,选择合适的交易制度,选择被试,确定被试报酬的支付方案,编写实验指导用语,实验方案的审定。
交易制度设计。交易制度设计是实验设计的重要环节,交易规则的细微改变可能对观测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
被试的选择。在选择被试时,要尽量注意减少被试的差异,或选择被试差异与实验目的无关或影响极小的被试。
报酬的支付。支付报酬要遵循价值诱导理论,支付给被试现金或其他奖励作为报酬,支付的多少与被试在实验中的表现密切相关。
2、实验实施
实验结果的可复制性要求实验的实施过程必须做到程序化。实验实施过程中来自外界环境的信息干扰过大,实验的分析结果就不能完全把实验数据的统计特征归因于实验参数的设计及其调整。目前的大部分设计都在计算机局域网中实现。
3、实验结果分析
(1)比较和评估。实验结果的有效性,一是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二是采用独立自动变量。实验中独立的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数量。三是评估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的基础上。
(2)运用行为和心理学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试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五、规制经济学研究中的代表性实验:文献综述
1、早期研究
查尔斯・普洛特和费农・史密斯(1978)用实验方法发现了标签价格机制。史密斯与普洛特,最早将“风洞”(一种用来检验飞机样机性能的实验装置)方法引入实验,检验官僚制、私有化和公共物品供给设计的制度机制表现。史密斯的一系列实验研究论述了公共物品供给的适宜激励机制,检验了经济理论中提出的机制效果和他自己提出的机制效果的不同。
垄断厂商实施其市场力的结果往往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针对反垄断政策,芝加哥学派认为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可能来自于政府的反垄断政策。鲍默尔等人提出了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理论。实验学者针对可竞争市场理论设计了一系列检验性实验,Coursey、Isaac和Smith(1981,1984)的实验发现在寡头市场中明码标价交易制度下,沉没成本为零的可竞争市场可以对自然垄断厂商的市场力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力。Coursey、Isaac和Smith(1981,1984)又在前面实验的基础上,引入了沉没成本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在沉没成本不为零时,市场价格仍然会趋向竞争均衡水平,而不是自然垄断的定价水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弱可竞争市场理论。
2、近期研究进展
(1)通过实验方法评价和市场化设计来实现放松管制的目标。实验在市场机制设计及规制效果评价方面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包括排污许可权交易市场设计(Cason and Plott,1996;Cason and Gangharan,1998),美国宇航局空间站的空间分配和交通规划(Banks et al、1989;Ledyard et al、2000)以及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如何分配微波频率上所做出的安排(Plott,1997;Kwerel and Roston,2000)。市场实验检验规制前后的效果。早在考克斯和艾萨克1987年的实验中就已经研究并明确阐述了可替代规制的机制设计,还得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除了评价选择性替代机构的有效性外,实验方法还给出了引入竞争、实现私有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趋向均衡的速度。而这经常被过去的研究所忽略。
(2)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比较(Ledyard 1994)及环境规制。研究对象的参数选择,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法评价政府公共政策的变化效应,特别是在公共安全、医疗卫生以及环境规制方面的政策效应(Magat and Viscusi,1992;Hanley et al,1998)。Cason和Gangadharan检验了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成本效应。在日本,实验经济学已在市场研究、谈判、投标、环保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西条辰义等人将实验经济学应用在“温室效应气体排除权交易的机制设计”方面,取得了备受关注的成绩。
(3)规制政策收益的量化。有关研究直接取决于消费者对可能消费的众多商品组合的主观评价。例如,要想知道环境政策实施后的效果,就要知道周边地区的森林、河流以及现存物种的存在价值。实验方法是一种比调查勘测更为行之有效的测度价值的办法,从事实验研究的人员正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该领域的技术。还有两篇文章(Murphy,Howitt,Smith,2000)关于消费者偏好,文中列表描述在设计良好的拍卖市场上测定引诱价值的一种新方法。Krause、Chermak 和Brookshire 重点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在面对不同价格和保护水资源意识不同的情形下,对水资源需求程度的差异性。
(4)反垄断政策。Rassenti Smith and Wilson and Abbink, Brandts and McDaniel比较了委托机构和机构都提议放松电力批发市场监管的条件下,受消费者集团偏好的机构可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即现行电力市场的高额定价以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无效率定价问题。利用实验的环境和方法观察企业行为。在这方面Jung et al、(1994)和Grether and Plott做的最好。前者检验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受规制企业的掠夺性定价;后者给出了以上问题的解决方案。还有一系列的研究模拟了市场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例如Davis and Wilson(2001)近期的工作研究企业横向兼并市场均衡价格的有效性。实验方法在检验假设条件方面很有效果,特别是那些不太可能发生的条件。例如,要评估合并后的绩效,有关机构需要考虑并购双方的事前基础,反并购的中间禁令。法院方面也做相类似的工作。监管机构不仅要比较并购后的现期效果;还要考虑若是并购不能成立,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可以通过仿真的实验方法所得到的数据去实现,就像Ball和Cech(1996)研究的那样。另一个方法就是把实验研究和相关领域的政策研究结合起来来解决实际问题。Eckel等人(2002)的研究就体现了这个特点。
六、结束语
规制经济学的实验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当实验的结构参数和制度参数比较复杂时,实验被试不能完全理解和掌握它们在实验中的策略空间,从而在面临市场决策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主观交易成本,此时即使采用更大的货币报酬也难以诱导被试做出符合逻辑的决策。二是当实验采用非对称激励设计时,会存在着实验被试之间以及被试对自身的角色认同(Role Regarding)问题,尤其是在垄断市场的研究中,扮演垄断角色的被试获得的主观收益和客观收益之和总是高于其他被试,被试之间可能会进行收益的相互比较,从而使实验数据产生一些不能被实验参数解释的变动。
针对上述问题,实验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来克服这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实验学者往往采用有经验的被试或者提前将实验说明发放给被试来缓解主观交易成本造成的市场行为扭曲;第二,实验学者通过引入问卷测试来解决,得分高的被试可以获得相对优势的实验角色等等,从而更好的发挥实验方法在规制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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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建标、李晓义:产业组织理论的实验研究范式[J]、产业经济评论,2007(1)、
关键词:税率的统一;企业经济效益;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所得税法”)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新企业所得税法涉及税率、税前扣除、税收优惠、反避税等方面的变化,将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影响,其中以“所得税税率统一”影响最大。下面来具体分析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对内、外资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一、税率的统一有利于内资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新税法规定了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不考虑税收优惠的前提下,原外资所得税法和内资所得税暂行条例的适用税率都是33%。相比较而言,税率有了明显下降,在国际上属于适中偏低水平。据统计:在100个国家中,有65个国家的税率在27%以上,78个国家在25%以上;在中国周边的19个国家中,13个国家在27%以上,15个国家在25%以上。但如果考虑税收优惠因素,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将大幅上升,内资企业的税负则是基本持平①。
例:A公司是内资的中国居民企业,2007年适用的所得税率为33%,2008年适用的所得税率降为25%;2007年和2008年应纳税所得额均为100万元,则2007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33万,2008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25万。可见在不考虑税收优惠的情况下,内资企业的税后收益明显增加,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加了其盈利水平。
税率的变化对于不同行业的利润实际增幅的影响不一样。石油化工、金融、白酒等行业的上市公司,原先的税率都为33%甚至更高,2008年一季度开始改为25%后,部分公司净利润增加幅度很大。下面以金融行业的部分银行的实际所得税税率的变化来说明新税法对原来的高税率行业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图1)。其中实际所得税税率是根据银行当期确认的所得税费用除以当期税前会计利润而得出的。
而对实际执行税率较低的汽车、家电、电子元器件等行业构成负面冲击,但由于这其中有些公司将继续享有高新企业优惠税率,有些公司的优惠将被取消,因此正负影响不一。下面以汽车行业的部分企业实际税率变化来观察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这些行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从图1中可以看出,所列示的银行的实际所得税税率2007年基本上都是大于2008年的,而且有的银行的实际所得税税率2007年与2008年相差很大,比如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此可以看出所得税并轨对银行的税后盈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企业经济效益影响很大,主要是因为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了。
由图2中可知,所列示的企业2007年和2008年的平均实际所得税税率都低于名义所得税税率,而且通过对比,2008年有些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有所下降,比如说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所得税税率由26、81%下降到16、79%;而另外一些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却有所上升,比如说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税率由15、68%上升为25、16%,所以图2中折线图没有明显的上升或者下降的规律。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所得税税率的调整,另外也是由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化,致使一些原来能够享受税收受惠政策的企业在新税法下却不能享受了,而另外一部分企业却相反。
但对于部分企业来说,法定税率的降低并不意味着税负的降低。原税法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企业,实行18%的税率;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10万元含10万元的企业,实行27%的税率。为更好的发挥小型微利企业自主创新、吸纳就业等方面的优势,利用税收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小型微利企业的发展,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照顾性税率。新税法实施条例将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具体界定为从事国家非限制的禁止行为,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3000万元;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新税率的变化对小型微利企业的税负升降有重要影响,总体上看,小型微利企业税负有升有降。一般来说,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小企业的税负水平略有上升;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上的企业税负降低幅度最大,表1列示了税率变化对小型微利企业的影响。
从表1中可以看出,当应纳税所得额小于等于3万元时,税负有所上升,对小企业的发展不利,但也有其积极作用,那就是企业利润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企业的实际税负是下降的,这样就消除了抑制小企业做强和做大的税收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企业调整年应纳税所得额逃避纳税的冲动,减少了税收的流失。因此,从总体上看税负的调整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小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税率的统一短期内会降低外资企业经济效益
据综合测算,原来我国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大约为15%,名义税率为33%。另外,对于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20%的适用税率,和原外资所得税法规定一致。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统一税率为25%,并且取消了很多原来外资企业独享的税收优惠政策,所以总体来说外资企业的税负会增加,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会产生负面影响。
例:B公司是外资的中国居民企业,可以享受生产性投资企业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2007年适用的所得税率为33%,免收地方所得税,处于减半期的第一年;2008年适用的所得税率降为25%,处于减半期的第二年;2007年和2008年应纳税所得额均为100万元,则2007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15万,2008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18万。若2008年仍适用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则B公司2008年应缴纳企业所得税15万。可见,在原税法没有享受税率优惠的内资企业应缴企业所得税税额将减少,享受税率优惠的外资企业应缴企业所得税税额将增加。
表2列示了2008年与2007年的利用外资对比情况,此表数据未包括银行、保险、证券领域吸收外商投资数据,但是从表中仍可以看出2007年的引进外资数量明显比2008年的减少了,部分原因就是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升高,会引起其税负的增加。
“两法”合并后,部分外资企业的税负将会有所提高,但由于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税收优惠,例如对于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实行“三免三减半”的政策。因此,投资方向合理的外资企业的税负不会增加。此外,新税法对外资已经享有的税收优惠采取了过渡期的办法,这样一方面简便了征收管理,另一方面又回避了外资企业税负的大起大落,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利影响。总体上来说,税率的变化会引起外资企业的税负有所上升,短期来看对其经济效益有些影响,外资有可能会减少,但是从长期来看,税率的变化不仅不会抑制外资的进入,而且会创造更加规范、透明的投资环境,有利于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参考文献
[1]施正文、企业所得税法新旧条文变化与解读[M]、法律出版社、2007年7月、
关键词：绩效审计 内涵 功能 审计模式
一、国内外绩效审计理论发展
在国外，绩效审计（Performance Audit）概念产生之前，一般提法是“对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评价”，或是“经营审计”、“管理审计”等。伴随着绩效审计实践的开展，国外绩效审计研究专家学者对绩效审计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早在1948年3月，阿瑟・肯特在美国《内部审计师》杂志上发表的“经营审计”一文中就出现了“绩效审计”这一概念。据相关文献记载，最早有关绩效审计的论著，当属美国管理咨询师威廉・伦纳德在1962年撰写的《管理审计》（William P、Leonard，1962）。1966年Neil C、Chuchill和Richard M、Cyert发表的《管理审计学》等，以经营审计和管理审计为切入点，对绩效审计的概念和具体应用进行了研究。通过阅读相关著作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绩效审计理论的研究相对单一，主要是介绍有关绩效审计的定义与实务，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结构。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非营利组织与企业不断开展绩效审计，绩效审计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也逐步将目光转向政府绩效审计理论与实务，就其性质、过程、方法等问题做进一步研究，并在各国各行业之间进行了比较。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1972年美国管理协会出版的《经营审计》及1973年James的《经营审计问题》和随后的《在绩效审计中使用模型》、1981年Robert的《经营审计是什么》、1982年Bagget的《经营审计是一种管理方法》、1994年Ali的《经营审计指南》等。
我国有关绩效审计理论研究工作起步较晚。1985年中国审计学会在长春举行了经济效益审计学术研讨会，标志着绩效审计开始跨入我国政府审计的范畴。“绩效审计”一词的引入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最早出现有关绩效审计的学术文章是徐日清和肖正乾写的“经济效益审计初探”，最早外文译作是由张国祥等翻译的美国学者利奥・赫伯特的著作《管理绩效审计学》，它与后来的R・E・布朗等撰写的《政府绩效审计》及约翰・格林撰写的《绩效审计》等，都对我国绩效审计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国内有关绩效审计的著作是吕文基编著的《经济效益审计教程》。到了90年代，我国绩效审计理论研究才开始从经济效益审计的角度开展。1998年中国审计学会将绩效审计（经济效益审计）确定为重点研究课题，并在南京举办了绩效审计（经济效益审计）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西方国家政府审计的理念和技术方法开始大量引入我国。就其本质而言，绩效审计与以前开展的经济效益审计的差别不大，重点都是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综上，对国内外绩效审计的理论研究及实践状况进行总结，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国外绩效审计理论体系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制定了《绩效审计准则》，并将其运用于指导审计实践。尽管有些国家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审计准则，但也制定了类似的规章制度。第二，基本上确定了政府绩效审计的内容。如R・E・布朗（1992）认为，绩效审计包括“管理经营审计和效果审计”；巴基斯坦审计长公署认为绩效审计可分为管理审计、项目审计和财务与遵纪审计等；美国审计总署认为绩效审计应包括经济、效率和项目审计。第三，形成了适合本国情况并具特色的政府绩效审计方法体系。除运用传统的财务审计指导绩效审计外，绩效审计自身也有其独特的程序与方法。其次，我国现阶段绩效审计尚处于借鉴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理论的阶段，内容不够系统和完善，理论和实践尚未很好的融合，但取得的成果也是后继学者们有目共睹的，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绩效审计理论研究的开展。
二、绩效审计内涵界定
绩效审计在不同国家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虽然在名称上有些不同，采用的方式方法以及所涵盖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差异，但其本质是相同的。美国审计署（GAO）在1994年为绩效审计下定义时，认为绩效审计包括经济性、效率性和规划审计。而美国政府领域、内部审计领域、民间审计领域则分别采用了绩效审计、经营审计、管理审计三种不同的术语表达。加拿大采用“综合审计（Comprehensive Audit）”术语。在综合审计的概念下，审计长公署既检查和评价被审计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的情况，又对被审计单位的绩效情况加以考量，充分体现其综合性。1989年，加拿大著名绩效审计研究者丹尼斯・普瑞斯波尔认为，除了“综合审计”概念下的“3E”审计之外，还要增加以下两方面：生态性审计（Environment Audit）和公平性审计（Equity Audit）。在瑞典，绩效审计又被称为“效果性审计（Effectiveness Audit）”。瑞典审计长伯格伦（Berggren）将效果审计定义为：“中央机关效果检查机构或活动的效果和生产能力，目的在于检查经营活动是否有效、有组织和经济的运行。效果审计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公共机关的效果。”国际会计师联合会把绩效审计的目标界定为向客户提供独立的业绩信息和系统的认定保证服务。
我国学者认为，国外的“绩效审计”是经营审计、管理审计、3E审计、货币价值审计以及综合审计等各种绩效型审计的总称。在我国，对绩效审计认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认为绩效审计是对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审计。由此可见，我国学者大部分赞同3E审计。至于绩效审计的称谓问题，部分学者将绩效审计称为经济效益审计，如竹德操教授（1997）等认为，经济效益审计就是独立的审计机构或人员按照一定的评定标准，对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综合、系统的审查和分析，以判断其与既定标准的符合程度，进而提出改进建议，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审计活动。李凤鸣教授（2000）认为，经济效益审计是以审查评价实现经济效益的程度和途径为内容，以促进经济效益提高为目的所实施的审计。有学者没有用经济效益审计来表述，如王光远教授使用管理审计，并强调其本质为受托管理责任；但也有少部分学者直接取名为绩效审计，如王会金教授使用绩效审计，认为绩效审计是对政府部门对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益以及所取得的效果是否与预期目标相一致，以进一步改善经济管理工作，提高政府部门项目效益的经济监督活动；邢俊芳研究员认为，绩效审计和效益审计是同一含义。目前，我国有许多审计文献将绩效审计与效益审计混同使用，这与我国的审计环境不无关系。我国经济效益审计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正值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阶段，企业效益问题成为深化改革的突出问题，审计自然要将帮助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审计目标纳入其审计职责范围。到了90年代，绩效审计的概念较多的见诸于审计书刊上，因而出现了目前将绩效审计与经济效益审计混用的局面。随着绩效审计工作在我国的开展，笔者认为绩效审计这一术语应加以规范。
笔者认为，绩效审计就是审计人员运用系统的方法，客观、系统地对政府及非营利组织的项目、活动和政策就其实现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程度进行独立的评价，提出改进意见，改善公共责任，为有关方面决策提供信息。从使用惯例及我国传统来看，可以将针对政府及非营利组织的非财务审计称为绩效审计，把对企业的非财务审计称为管理审计或经济效益审计。
三、绩效审计功能定位
我国审计学界在探讨审计功能时往往习惯以“审计职能”、“审计作用”来代称。如：阎金锷（1985）认为，审计的职能是由审计的本质决定的……审计的职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管理要求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娄尔行（1987）认为，审计职能是由审计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审计固有的、内在的功能。箫英达（1991）认为，所谓审计的职能，指的是审计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是审计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生活需要所具备的能力，它是内在于审计的客观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本文所述绩效审计功能也是在审计固有功能基础之上扩展出的新功能，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需要。具体可定位在以下两点：
（一）解除受托经济责任。无论是政府还是经营管理者都对其代表的利益群体或组织集团负有受托责任，特别是政府部门的一切收支活动均应对人民负责。在经济愈加发达的今天，政府受托经济责任的内容也愈加丰富。受人民之托，政府负有以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使用和管理各项经济资源并使其使用价值最大限度地达到预期的责任。开展绩效审计正是有效利用资源的需要，同时，绩效审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002年1月15日，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绩效审计’是世界发达国家审计机关的重要任务，加入WTO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增强，审计机关之间交流与合作增多，有更多的相通之处需要我们相互借鉴。我们要抓住机遇，积极在效益审计方面进行探索。”
（二）价值增值功能。绩效审计的价值增值功能在于其注重专业判断并产生新的信息，从而创造了新价值。所谓职业判断，张继勋（2002）认为，它是指“审计师根据其专业知识和经验，通过识别和比较对审计事项和自身的行为所做的估计、判断或选择”。绩效审计师通过专业判断及专业分析并提供审计建议。政府通过采纳绩效审计师的建议改善管理，使其各项经济活动更经济、更有效率，从而产生预期的效果，为社会创造价值。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绩效审计问题的思考与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的绩效审计理论研究成果是巨大的、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绩效审计在我国起步较晚，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探索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任重而道远。首先，我国绩效审计实践方面，自恢复审计制度以来，经济效益审计逐步提上了日程，此时重点是对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审计，对行政事业单位很少问津，即使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政府绩效审计”，范围也仅局限于国有资产部门绩效问题的事前审计，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较小规模和较小范围的审计。随着审计实践的发展，虽然绩效审计侧重点发生转移――政府部门，但这种审计体制下的绩效审计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内部审计”，这对绩效审计实践的开展是不利的。在绩效审计方法上，往往局限于会计记录的真实、完善及财政收支的合理合法，仍然是以财务审计为主，与真正意义上大规模、大范围的政府绩效审计相差甚远。其次，理论研究方面，从事绩效审计的工作人员对绩效审计理念尚未精准掌握，缺乏系统的绩效评价标准，绩效审计方式、方法落后于西方国家，真正适合我国的绩效审计准则尚未建立。
在我国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背景下，探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绩效审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审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总结国内外绩效审计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今后我国应进行审计体制改革，从转变政府绩效审计模式，即从行政模式转为立法模式，积极探索建立绩效审计准则体系，提高绩效审计人员素质、改善人员结构，制定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标准等几方面入手，探索一套切实可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模式，真正彰显绩效审计本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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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石桥、绩效审计方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 投资过热；可行性研究；通货膨胀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更为明显，投资过热是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200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笔者认为，抑制盲目过热的投资是完成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任务的关键。除实行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外，完善投资可行性研究的管理机制，切实加强可行性研究是抑制投资过热、降低投资盲目性的重要措施。
一、可行性研究是理性投资决策的前提与依据
可行性研究是指运用经济学和工程技术学原理，采用系统的的观点和方法，对投资项目的技术、经济、资源、社会和环境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分析预测、反复对比、综合论证，从而说明项目在技术上是否先进适用、经济上是否合理赢利、市场和社会上是否可行，为投资决策方案选择提供科学依据的分析论证活动。可行性研究首先要进行投资机会论证，通过对市场需求及销售可能性预测，项目实现的技术可能性预测，以及社会、环境、政府政策、投资来源及通货膨胀的预测，再加上一些必要条件的调查来确定投资项目社会是否需要，有无开展的基本条件。在投资机会论证得出肯定的基础上再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研究，即根据详细准确的资料对项目各个方面的情况提出详细报告：包括项目的依据设想，投资的必要性和经济意义；市场需求、建厂规模和市场需求预测；资源、原材料、燃料及公用设施情况；建厂条件和厂址；技术方案；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等要求和相应措施；企业组织劳动成员和人才培训；建厂工期和实施进度安排；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经济效益评价。可行性研究报告是最终的的结论，它提供最佳方案或几个可行方案优缺点或一个方案是否可行等结论，为决策提供依据。显然，科学全面的可行性研究是减少投资的盲目性，降低投资的风险，提高投资经济效益的重要保证。1981年国务院明文规定，我国所有新建、扩建大中型项目及所有利用外资基建项目都必须有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2月国家计委颁发了《关于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试行办法》。可行性报告成为确定建设项目是否能够得到上级批准兴办的依据，成为项目筹措资金、申办建设执照和签订有关合同、协议的依据。
二、可行性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与投资过热的关系
我国的项目投资决策无论是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还是企业自主投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都做得很不够，这是我国现阶段投资过热、盲目，投资效益低下的深层次原因。
(一)无可行性研究，拍脑瓜凭直觉决策。为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近20来中央和地方制定了一批规章和规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家和省市成立了综合性的工程咨询机构，确立了先评估后决策的前期工作程序，但在实际中，投资无可行性研究而随意决策、不遵循市场规律盲目决策、违背规定的工作程序而任意决策的现象大量存在。政府直接投资因为所有者责任和监督机制缺位，很多决策者以付学费、改革的代价来搪塞决策失误导致的损失，决策时拍脑袋，立项目时拍胸脯，砸锅了拍屁股。有的企业及领导人没有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意识，不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不做可行性研究，决策者凭直觉、拍脑袋决策盲目投资拖垮了企业。民营和个体投资自主决策，虽然投资决策时会慎之又慎，但民营和个体投资者受知识能力、观念和信息的限制，无可行性研究意识，“跟风跑”，“一哄而上”凭直觉决策现象也特别严重。
(二)可行性研究过程被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所代替，可行性研究失去其应有的意义。有些单位为使建设项目能得到上级的批准，筹集到更多的建设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戏说可行性，力求可批性：弄虚作假，拼凑事实，有意降低建设投资额，抬高经济效益，千方百计要得出项目在技术、经济上均可行的结论，使可行性研究为“可行”而做，成为争项目的手段，可行性研究沦为可批性研究。有的可行性研究实际上等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研究。因为国家法令制度、银行贷款、签定协议合同要求一定规模的建设项目必须向上级主管部门、银行、合作单位及工商环保等国家有关部门递交可行性报告，有的建设单位为做可行性研究报告而造可行性研究报告，没有研究的过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实际上就是文字工作的结果，是项目获得上级批准、资金筹措、申请执照、签署协议合同的文字资料，并不能为设备配备、科学实验、组织管理结构设置职工培训等后续工作提供依据，更不是投资决策的依据。许多单位的可行性研究就是建设单位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闭门造车，突击一星期之后的文字作品。
当可行性研究沦为可批性研究、沦为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研究”时，可行性研究就成为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幌子，成为支持长官意志、个人膨胀的工具，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这种现象在我国政府投资、地方经济发展中非常普遍，是导致投资过热，经济增长粗放和社会资源浪费的重要因素。
(三)可行性研究的深度不够，内容不完整，准确性差，质量水平不高。目前我国可行性研究是由各类设计部门(科研院所/设计院)或专业咨询机构或企业自己组织人员承担完成，可行性研究人员主要由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缺乏宏观经济、市场、财务、营销、生产等方面的经验和专家，可行性研究着重于技术方案的设计论证，市场调查预测往往闭门造车，经济分析往往跟着感觉走。如缺少科学的市场预测和经济分析，不做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分析与预测，不考虑通货膨胀对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影响。又如，缺少项目投资社会效益分析，不考虑投资对经济过热的推波助澜和高消耗高污染的影响，不做宏观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影响评估等等。这种低水平的可行性研究难以避免投资的混乱与盲目性。
投资可行性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投资过热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经济高潮期，市场繁荣，缺乏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基础的投资就盲从市场，“一哄而上”，此时盲目扩张、低水平重复现象尤其严重，投资过热也就成为必然。2004年以来的钢铁热、房地产热无不是这种现象的典型。尤如过热的经济不可持续一样，狂热的市场需求终究不能持久，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虚高价格必然回归真实，只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投资必然导致国家政策的限制、长期效益低下和社会资源的浪费。2005年的“铁本案”及其他钢铁投资项目的工程遭遇的国家调控查处、1995年后房地产工期一拖再拖乃至“马拉松工程”、“烂尾楼现象”导致的后果是经济高潮期项目投资该永远吸取的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次过快的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都是需求拉动，而快速的基建投资增长即过度的投资需求是过热需求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经济的过快与过热问题主要原因就是2004年来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过热，投资过热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过热的投资导致相关资源的紧张及其价格的上涨，直接构成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和经济增长质量的低下。虽经国家紧缩银根、加息及行政措施抑制，过度投资仍然是经济过快增长的突出问题。要抑制经济发展由过快转向过热、缓解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强、完善投资可行性研究尤其迫切。
三、投资过热形势下加强可行性研究的对策建议
(一)充分重视可行性研究，实现可行性研究的真实、科学、客观、公正，充分利用可行性研究手段，控制投资的过热与盲目性，提高投资效益
1、规范并落实投资可行性研究政策制度。迄今为止，我国关于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管理办法仍然在试行阶段，没有正式规定，各行业关于可行性研究的规定也参差不齐，有的行业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有的行业有规定也适应不了目前形势的需要。控制过度投资、加强可行性研究应抓紧规范可行性研究政策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制定切实可行的新的可行性研究的内容和深度规范，并做好政策制度的落实工作，为科学、公正、客观地进行可行性研究奠定基础。
2、加强可行性研究重要性教育，提高投资者决策素质。首先，普及可行性研究的基本知识，加强决策人员可行性研究理念理论培训。其次，真正落实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投资失误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树立企业及其他投资单位(人)的可行性研究意识。第三，真正实现政府功能的转变，建立投资备案制度下的政府公共咨询服务制度，做好政府风险提示工作，督促引导企业及投资者自觉遵循投资前可行性研究程序，为科学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3、大力发展投资论证评估咨询业，实现可行性研究专业化，提高我国可行性研究整体水平。目前我国可行性研究许多是由各类设计部门(科研院所/设计院)或专业咨询机构承担编制，显然这些机构的主要业务不是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的技术力量不全(尤其缺乏市场研究、技术经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可行性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高，而且为取得和进一步取得咨询设计业务，他们有强烈的将不可行变可行的动机，很难公正地评价项目。有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由企业自己临时设立机构组织专人编制完成，专业化程度不高、人员结构不全、素质能力有限直接影响报告的质量。没有形成完善的投资咨询劳务市场及其规范，没有规范的咨询资格准入制度和风险道德约束机制，没有稳定高水平的专业人员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等是我国可行性研究质量问题的根源。现阶段要提高我国可行性研究整体水平，首先，要催化投资咨询市场的形成，建立投资咨询工作与行业规范，整顿并大力发展工程投资咨询服务业。其次，要尽快建立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认定、年检评估等从业资格制度，建立专业人员培养、选拔淘汰机制，保证专业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水平。
(二)建设单位应认清经济形势对投资项目经济效益及可行性的影响，克服盲目追求投资热点和眼前利益的冲动，充分重视经济预测与分析，重视可行性研究中经济环境的研究，注重通货膨胀因素对投资效果影响的研究，研究中要坚持审慎性原则
1、要充分预测投资筹措的难度与成本，充分估算投资总额。在经济增长偏快的宏观背景下，资金需求量增大，此时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银行往往紧缩信贷，提高利率，资金筹集成本增加，资金筹措难度加大。可行性研究应充分考虑紧缩性货币政策对项目可行性的影响。在投资估算时，要充分估计物价上涨或经济过热可能导致的对投资总额的影响，用通货膨胀率调整流动资金估算和固定资产投资估算值，以保证投资总额估算的准确性和投资决策的理性。如用工程概算法估算固定资产投资时，建筑工程投资套用概算指标要及时更新，要反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建设期造价的影响，设备投资计算也应考虑物价因素给交货价格及各类费用的影响，修正现行静态设备成交价格及各类费用。
2、市场预测要特别重视经济周期对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的影响，科学预测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变化趋势。未来的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缺口、未来产品价格是投资项目建设的基础，直接决定项目的经济效益。只有科学、准确地对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进行预测才能保证可行性研究的准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的特点，有高涨期也有低谷期，即便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无法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幅度会降低，跨越时期逐步拉长，但犹如我们无法避免过热的投资一样，我们无法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可行性研究不能以眼前的市场需求和价格为准，市场预测的时间取值要拉长，应大于或等于一个经济周期。
3、市场研究还要充分加强经济过热情况下对竞争对手的分析和研究。许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市场研究内容粗糙表现为对市场的预测只停留于对市场容量的估计，缺乏动态的对竞争对手的研究分析，对项目的效益估算粗糙，导致对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不切实际，盲目乐观。在经济高潮期，某些产品短期市场向好，价格呈上升趋势时极易引发“一哄而上”的现象，此时，新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急剧增加，市场研究时应充分调查分析竞争对手尤其是潜在竞争对手的数量、实力和竞争策略等，避免投资的盲目性。
4、在进行经济评价(财务评价)时，要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夸大投资效益。投资效益的估算必须考虑价格的可比性，我国现行的投资效益评价体系是假设物价稳定没有通货膨胀的，无论是静态效益指标计算还是动态经济效益指标计算都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必然夸大投资收益。因此，在经济效益静态评价法下计算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差额投资回收期、计算费用等指标时，投资额、经营成本和收益的取值要用可比价格；动态评价法下净现值、未来值内部收益率的计算中基准收益率的取值要以实际收益率参数为基础，国民经济评价中社会折现率也应用通货膨胀率加以修正，消除通货膨胀对投资收益的夸大。值得一提的是，经营成本的估算也要有前瞻性，应充分估计经济过热或膨胀可能导致的原材料人工成本的上升，不能简单地以现实成本代替将来的成本。经营成本的估算与预测要坚持审慎原则，不能低估成本费用、夸大效益。
5、做好投资方案不确定性分析，充分估算投资风险，促进理性决策。用敏感性分析方法，计算市场需求、价格、通货膨胀率等不确定因素对投资收益的影响；用概率分析法计算投资收益期望值；用盈亏平衡分析法计算保本价格和保本销量，等等，充分预计风险，评估风险，为理性决策提供依据。
(三)严格项目投资审批，遏制套取国家资金投资的现象。在经济高潮期，有关部门应提高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审批标准，尤其要严格社会效益的审批标准，抑制高消耗高污染的投资，遏制投资的发热倾向。应建立项目建成投产后经济效益评估与政绩挂钩制度，建立和完善投资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从根源上遏制套取国家资金用于盲目投资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陈锡璞、工程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崔治文、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的根本性误区及纠正[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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