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成本论文(6篇)

降低成本论文篇1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加快，以及国家投资结构的调整，全国建筑承包市场竞争愈演愈激烈，全行业进入了微利时代。因此，要想立足于建筑行业，关键在于如何把成本降低到最满意的地步。笔者认为，降低工程成本关键在于搞好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分析。一、事前计划准备在项目开工前，项目经理部应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选定先进的施工方案，选好合理的材料商和供应商，制定每期的项目成本计划，做到心中有数。1.制定先进可行的施工方案，拟定技术员组织措施施工方案主要包括四个内容：施工方法的确定、施工机具的选择、施工顺序的安排和流水施工的组织。施工方案的不同，工期就会不同，所需机具也不同。因此，施工方案的优化选择是施工企业降低工程成本的主要途径。制定施工方案要以合同工期和上级要求为依据，联系项目的规模、性质、复杂程度、现场等因素综合考虑。可以同时制订几个施工方案，互相比较，从中优选最合理、最经济的一个。同时拟定经济可行的技术组织措施计划，列入施工组织设计之中。为保证技术组织措施计划的落实并取得预期效果，工程技术人员、材料员、现场管理人员应明确分工，形成落实技术组织措施的一条龙。2.组织签订合理的分包合同与材料合同分包合同及材料合同应通过公开招标投标的方式，由公司经理组织经营、工程、材料和财务部门有关人员与项目经理一道，同分包商就合同价格和合同条款进行协商讨论，经过双方反复磋商，最后由公司经理签订正式分包合同和材料合同。招标投标工作应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招标书要求密封，评标工作由招标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不搞一人说了算，并且必须有层层审批手续。同时，还应建立分包商和材料商的档案，以选择最合理的分包商与材料商，从而达到控制支出的目的。3.做好项目成本计划成本计划是项目实施之前所做的成本管理准备活动，是项目管理系统运行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是根据内部承包合同确定的目标成本。公司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和生产要素的配置等情况，按施工进度计划，确定每个项目月、季成本计划和项目总成本计划，计算出保本点和目标利润，作为控制施工过程生产成本的依据，使项目经理部人员及施工人员无论在工程进行到何种进度，都能事前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成本，以便采取相应手段控制成本。二、事中实施控制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按照所选的技术方案，严格按照成本计划进行实施和控制，包括对生产资料费的控制，人工消耗的控制和现场管理费用等内容。1.降低材料成本(1)推行三级收料及限额领料在工程建设中，材料成本占整个工程成本的比重最大，一般可达70%左右，而且有较大的节约潜力，往往在其他成本出现亏损时，要靠材料成本的节约来弥补。因此，材料成本的节约，也是降低工程成本的关键。组成工程成本的材料包括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主要材料是构成工程的主要材料，如：钢材、木材、水泥等，辅助材料是完成工程所必须的手段材料，如：氧、乙炔气、锯、砂轮片等。对施工主要材料实行限额发料，按理论用量加合理损耗的办法与施工作业队结算，节约时给予奖励，超出时由施工作业队自行承担，从施工作业队结算金额中扣除，这样施工作业队将会更合理的使用材料，减少了浪费损失。推行限额发料，首先要合理确定应发数量，这种数量的确定可以是以国家或地区定额管理部门测定的数据为准，也可以是施工作业与项目定额员共同测算并经双方确认的数据。总之，要经过双方的确认。其次是要推行三级收料。三级收料是限额发料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施工作业队对项目部采购材料的数量给予确认的过程。所谓三级收料，就是首先由门卫的收料员清点数量，记录签字，其次是材料部门的收料员清点数量，验收登记，再由施工作业队清点并确认，如发现数量不足或过剩时，由材

降低成本论文篇2

关键词：降水过程；实况资料；探究

中图分类号：S45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4-0223-1

1降水实况及影响

受高空低涡和地面气旋共同影响，5月17日08时-19日08时，我市北部地区降中-大雨，其中霍林河出现暴雨，降水量达65mm，其余地区降小-中雨。此次降水过程对于增加我市土壤墒情，作物生长，净化空气非常有利；但由于北部地区降水强度大，所以引发山洪的可能性很大。另外，今年这一季节降水过程较频繁，造成了我市气温比往年同期偏低，致使农作物生长缓慢。本次降水过程没有造成重大灾情。

2高空及地面形势分析

本次降水从16日夜间开始，持续到19日白天，降水主要集中在18日白天到夜间，故实况资料取18日08时和20时两个时次。

从08时500hpa图上(如图1)可以看出，我市处在低槽前部的偏南气流中，风速达到20m/s；从20时500hpa图上(如图2)可以看出，我市处在低涡前部的西南气流中，风速达到22m/s，两个时次均无明显的冷暖平流。从中低层形势演变来看，基本形势大致同500hpa图，但在08时中低层已经形成了低涡，可见低值系统的发展中低空略快于高空，且中低层存在明显的水汽通道，水汽条件非常好,无论是动力条件还是水汽条件，这样的形势非常利于降水[1]。

从08时地面图（如图3）来看，我市处在低压前部，全市上空大部为高层云，霍林河地区有积雨云，实况有分布不均的降水；从20时地面图（如图4）来看，我市处在气旋底部，全市上空以卷云为主，部分地区上空为高层云或积雨云，全市仍有分布不均的降水，但从云层来看，降水云层已趋于消散，预示着降水也将趋于结束。从高空到地面，系统位置基本一致，因此影响我市系统是深厚系统，其移动速度比较缓慢。

3监测情况

图518日08时雷达图图618日20时雷达图

从雷达图（如图5，如图6）可以看出，在雷达有效探测距离200Km范围内，以0.5度仰角探测时，08时我市上空有片状回波，强回波主要处在我市东部地区，最大反射率因子达到66dBZ[2]，表明反射率较强的低云已移动到我市东部，其后将会出现稳定性降水。20时雷达回波零散，表明降水系统已经移过我市，大范围降水已经停止，此时扎旗境内有较强回波，最大反射率因子达到68dBZ，表明扎旗境内仍有强度较大的降水，但是范围不大。

4数值产品的预报情况

4.1日本传真图

24小时预报产品显示低槽、正涡度、上升气流、湿区等物理量场综合后非常有利于降水，特别是17日夜间形势非常好，18日白天形势要差一些，降水量级均在0-10mm以内；48小时预报我市降水也非常明显，量级在0-10mm以内；72小时显示我市无降水。

4.2EC产品

EC产品预报我市16日夜间开始至19日均有降水，降水累加量级在20-30mm之间。

4.3瑞万斯预报

瑞万斯产品报我市（以科区为例）16日夜间降水2.2mm，17日白天降水1.4mm；17日夜间降水1.2mm，18日白天降水4.5mm；19日无降水。这几日我市以偏南风或西南风为主，风力4-5级，气温较低。

4.4天气在线

天气在线报我市17日无降水，18日、19日均有小量级降水，气温较低，3级左右西南风。

5实况资料与各预报产品的对比

5.1降水对比（科区站17日20时-18日20时）

5.2温度对比（科区站18日温度）

5.3分析结论

本次降水过程日本传真图预报效果较好，但降水时段预报偏早，其余预报结论均较实况小，我台降水预报也较实况要小；从气温预报来看，各家预报结论都比较准确，瑞万斯产品结论最为准确。这对各类数值预报产品进行订正有一定借鉴意义。

降低成本论文篇3

1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体制

现代项目管理的基本点是项目经理负责制,是由项目经理一个人对整个项目工程的成本、进度、质量,做出决策、承担责任。但项目经理又要把参建人员组织起来;把职权分解下去、一层层地交付下去、明确分工、各司所职、奖罚分明。使每一个负责人都有一定的权利和责任,使每一个人抱着对企业和集体负责的主人翁意识为降低成本精打细算,作到从实际出发,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禁止用“大炮打蚊子。”所以说在项目管理中建立一个严密的成本控制体系,用统一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和指导每一个参建人员的工作,力争在施工过程中为企业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

2施工阶段的成本控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严格把关

2.1合同方面

按合同约定的工作范围、技术规范、图纸要求,详细的编制施工图预算及施工组织设计,并以此作为制定计划成本的基础。在施工图纸中出现的设计问题应及早的提出并要求甲方尽快给予答复,以免出现怠工、窝工的现象。对于图纸以外而增加的工程量要及时的作好施工签证并申报、签字。用合同赋予的权利合理的尽可能的增加工程收入,减少开支。

2.2技术组织方面

落实技术组织措施,走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依技术优势来取得经济效益。工程应在开工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技术组织措施并列入施工组织计划,详细合理的绘制施工现场布置图以达到所用材料最省、施工最方便、减少浪费节约开支的目的,根据执行情况和节约效果对有关人员进行奖惩防止“理论上节约、实际上超用”的情况发生。

2.3安全方面

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办事,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保护施工现场的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不允许有任何细小的疏忽。否则,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必须从现场标准化管理着手,切实做好预防工作,把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2.4质量方面

严格按照规范的规定和图纸的要求进行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对每道工序事先进行质量技术交底,设置施工队技监点、负责对每道工序进行质量复监和验收,降低返工、停工损失;根据要求和质量标准,合理使用人工和材料,减少质量过剩支出。

2.5劳动力方面

在实行管理层和作业层两层分离的情况下,项目施工需要的人工和人工费,由项目经理部与施工队签定劳务承包合同,明确承包范围、承包金额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当实物工程量发生变化时要及时的调整人工和人工费,对在进度、质量、节约、文明施工等方面做出贡献的应给予适当的奖励。反之要进行罚款。

2.6材料方面

材料采购实行“质量好、价格低、运距近"的原则,进场材料要专人严格计量。采取“量价分离"的方法进行费用计算,密切关注市场指导价,如遇价格大幅上涨,可向甲方争取按实补贴。材料的领取可采用“限额领料单”的办法,定期盘点,严格控制材料的消耗数量。随时掌握工程进度的材料实际用量与计划用量的比值。对于周转性材料要及时的回收、整理使用完毕及时退出现场,尽量的减少租赁费用,从而降低成本。

2.7机械管理方面

根据工程的实际需要合理的选用机械设备,作到既实用又经济;作好工序、工种机械施工的组织工作,最大限度的发挥机械效能;同时,对机械的操作人员进行严格的培训,防止操作不当影响正常的施工从而增加成本;做好机械的维修保养工作,使机械始终处于完好状态,随时都能正常运转,保持其完好的整体性。对于必须外租的机械设备,要对其性能和价格进行市场调查、摸底。

2.8财务会计方面

财务部门是成本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审核各项费用的支出并对各部门成本招待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对工程进行全方位的成本分析,减少不必要的工资支出,控制非生产性开支的数量,把好花钱关。

3工程项目成本分析

就是根据统计审核、业务考核和会计核算提供的资料,对项目成本的形成过程和影响成本升降的因素进行分析。工程项目成本分析要随着项目施工的进展,动态的、多形式的开展,而且要与生产诸要素的经营管理相结合。成本分析既要注重时效又要为生产经营服务,通过成本分析,及时的发现矛盾,及时解决矛盾,避免造成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发生难以挽回的损失,而且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积极有效的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化建议。从而改善生产经营、降低成本,提高项目经济效益。

(1)分部分项工程的成本分析是工程项目成本核算分析的基础。分析的方法是:通过施工图预算确定预算成本。施工预算计划成本和实耗人工、材料确定的实际成本进行“三算”对比,分别计算实际偏差和目标偏差,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寻求今后的分部分项工程成本的节约途径,为竣工成本分析和今后的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提供一份宝贵的参考资料。

(2)月(季)度成本分析:月(季)度的成本分析,是施工项目定期的、经常性的中间成本分析。通过对各成本项目的成本分析。可以了解成本总量的构成比例和成本管理的薄弱环节。例如:在成本分析中,发现人工费、机械费和间接费等项目大幅度超支,就应对这些费用的收支配比关系认真研究,并采取对应的增收节支措施,防止今后再超支。如果是属于预算定额规定的“政策性”亏损,则就雁控制支出人手,把超支额压缩到最低限度。

(3)年度成本分析:由于项目的施工周期一般都比较长,除了要进行月(季)度成本的核算和分析外,还要进行年度成本的核算和分析。这不仅为了满足企业汇编年度成本报表的需要更可以总结一年来成本管理的成绩和不足,为今后的成本管理提供经验和教训,从而可以对项目成本更有效的管理。

(4)竣工成本的综合分析:凡是有几个单位工程而是单独进行成本核算的施工项目,其竣工成本的分析应以各单位工程竣工分析资料为基础,再加上项目经理部的经济效益进行综合分析。如果施工项目只有一个成本核算单位工程对象,就以该成本核算对象的竣工成本资料作为成本分析的依据,主要包括成本分析、资料节超对比分析、主要技术节约措施及经济效果分析。这样可以全面了解单位工程的成本构成和降低成本的来源,对今后同类工程的成本管理很有参考价值。

4小结

以上论述认为应从以下几点搞好成本控制

(1)首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组织管理机构,建立以项目经理为主的成本控制体系。

(2)制订和完善成本管理责任制,指定出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

降低成本论文篇4

一、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发展状况分析

美国农业政策由来已久，早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农业发展政策，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外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国内外市场收缩和严重的生产过剩，美国农业经历了空前严酷的危机。为了避免农业部门的全面崩溃，从1933年罗斯福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农业政策，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到这些政策和技术进步使生产发展大大超过需求增长时，政府转而制定扩大内外需求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的汇集，成为战后历届政府推行的联邦农业政策体系。该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发展农业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政策。

1．发展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联邦政府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讯事业。20世纪30~60年代，政府累计农业投资88亿美元，使680万农户受益。

2．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联邦政府通过各地建立起来的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三级机构推动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此外，农户还可以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获得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和技术方面的信息和指导。

3．提供农业信贷和农产品保险。农业信贷系统可以从政府获得低息贷款转而提供给农户。农产品信贷公司则为参加价格支持计划的农场主提供短期优惠贷款。农户信贷管理局的贷款则带有很大的补质，它向受灾地区提供利率很低的紧急贷款。1981年《农业法》把这种紧急贷款作为援助遭受自然灾害农户的主要方法，取代了70年代的直接补助。政府还为保险费用提供多至30％的补贴。

4．税收优惠。农户可以在收益多的年份提前支付开支，收益少的年份提前出售农产品，以少缴所得税。此外，农户还享有资产的“加速折旧”优惠。

5．补贴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政府资助水利设施的兴建和维修，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为保护土地，政府还出资修造递田，按等高线平整土地，施用石灰，等等。政府补贴的结果使农户在不增加农业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更多的收成。

(二)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

1．价格支持。为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政府成立了农产品信贷公司，着手实施农业价格支持计划。支持计划主要包括“直接收购”和“无追索权贷款”两项。“直接收购”是指农产品信贷公司为了支持某些农产品价格，随时准备以最低保证价格(即支持价格)从市场上收购任何数量的剩余农产品。“无追索权贷款”是指农户以农产品为担保从农产品信贷公司获得贷款。在贷款期限内(多为一年之内)，如果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贷款，农户可以还本付息，重新得到他的农产品以投放市场；反之，在贷款到期时，则可以用担保的农产品来抵偿，而不必归还本息。政府通过价格支持政策，总可以让农户获得高于市场的售清价格(即长期均衡价格)，获取利益。

2．限制生产。价格支持政策只是使剩余的农产品转入政府仓库，并不能根本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为此，政府又出台了限制生产的三项政策：限耕、限售和休耕。限耕主要是限制农户生产某些农产品的最大面积。限售即“配额销售制”，每个农户的销售配额按历史销售情况决定，从而使有关产品的生产结构固定化，政府亦可以防止农户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限耕和限售的规定农户都必须严格执行，否则要受到政府严厉处罚。休耕则是把限制生产与水土保持相结合，保持生态环境。

3．保证供应。为了满足20世纪70年代出口增长的需要，联邦政府担心“贷款率”(即支持价格)会限制美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于1973年制定了《农业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便使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这两重目标分离开来。70年代中期，由于市场价格持续偏高，政府担心库存不足而引起价格剧烈波动，又于1977年出台了《食品和农业法》，建立起新的农产品信贷计划——“农场主储备”，以刺激农产品生产。

(三)扩大需求的政策。

1．扩大内需。由于“农场主储备”政策效应，农产品生产过剩，产品销售成为农户面临的首要任务。政府为保护农户利益，推出最庞大计划——“食品券计划”，即向低收入者发放只能购买食品的“食品券”、“学校免费午餐”等政策，以扩大农产品的国内需求。

2．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根据1954年的《480号公法》实行的“食品用于和平”计划，美国政府把减少农产品信贷公司的库存同开拓国外市场和推行对外政策结合在一起。向第三世界国家赠送剩余农产品，或者向那里低价销售，换取当地货币转作援助资金或美国驻那里的官方机构的开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粮食出口几乎有40％是通过《480号公法》进行的。为了维护国内农业集团利益，《480号公法》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和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从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出口补贴来减少库存农产品，但由于受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限制，该政策不可能大规模进行。80年代以来，为了迫使其他出口国(尤其是欧共体)减少出口补贴，美国政府开始采用“混合贷款”和特殊补贴的办法来扩大出口。所谓“混合贷款”就是把无息政府贷款同有政府担保(或无担保)的商业贷款“混合”提供给买主。仅在1981~1983年三年间该项贷款金额就由15亿美元增加到48．7亿美元。另外。农产品“目标价格”也起到出口补贴作用。通过“目标价格”压低市场价格，以刺激农产品出口，农户因价格下降所受的损失则可以从“差额支付”中得到补偿。据联合国统计数据，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小麦的出口补贴率为5．4％，水稻为30％，烟草为23％。在进口方面，为了保护国内生产者，政府对某些农产品实行严格的进口配额限制，例如，规定每年进口的乳制品不得超过国内市场的2％。其他实行进口配额的农产品还有食糖、棉花和花生等。在牛肉贸易方面，美国政府要求主要对美出口国实行“自愿限制”，否则美国也将实施进口配额。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和欧美农业摩擦的双重影响下，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制定和实施生态农业、科学技术、信贷支持、信息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农业支持政策。

首先，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政府早已意识到生态环境对农业发展的巨大作用，利用各种媒体向农户讲述改进土地使用方法，聘请水土保护工作人员为农民讲解新技术。此外政府还提供免费技术服务及改进土壤、改善环境的资金。例如，目前美国农业中广泛使用的农业生物技术，具有降低自然灾害发生率的功效，美国目前还具有耐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基因改性农作物。它们已占到全部农作物的67％。这些作物的开发极大地降低和取代了除草剂、抗虫剂、杀虫剂等化学品的使用，直接改善了生态环境。

其次，在科技信息支持方面，政府允许农户使用GPS，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辅助生产。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是通过地面接收装置，接收卫星信号，来确定地面方位的设备。这项技术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击伊拉克时才运用于军事上的一项新技术，而目前在美国已有15％以上的农户将其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农户可以依据定位系统测得的有关土壤的技术数据对耕地“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施肥、浇水，大大提高了整片土地的生产率。目前以基因工程为核心和以全球定位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设备正在推动美国农业的高速发展。

再次，在信贷支持方面，美国政府对农业投入更加巨大。由于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发展，农户已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本来发展生产，加之农业生产风险大、利润低，私人金融机构一般不愿向农户提供贷款，因此，政府承担起农业信贷支持这一重任。目前美国农业资本投入中约有40％依靠信贷来解决，70％以上的农场每年需要借款来维持与扩大生产。政府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农业信贷体系，它包括12家联邦土地银行及地方联邦土地银行会(向农场提供不动产抵押贷款)、12家联邦中间信贷银行(向农场提供中、短期贷款)、12家生产信贷公司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地方生产协会(向农场提供生产贷款)以及13家合作社银行(向合作社提供贷款)。此外，政府还推出出口信贷担保，即由“农产品信贷公司”负责实施各类出口信贷担保项目，使美国农业出口商和银行避免出口销售货款未能按期支付的风险。出口信贷担保，即在进口商未能付款的情况下，按美国出口货值的一定比例予以担保；设施和设备担保，即向进口商提供为销售农产品而设立的仓储、分拨、加工设施和设备等项目的信贷担保。

最后，在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方面，政府更是大力协助。农业部下设“经济研究所”、“农业合作局”、“食品安全和技术服务局”、“食品和农产品出口检验局”、“农产品贸易和销售信息中心”等部门，为农户提供有关市场信息、农产品政策、出口对象国贸易政策、环境、运输、检疫、卫生标准等多方面的信息，以帮助扩大生产与出口。此外，农业部下属的“美国促进出口办公室”还负责向出口的农户提供关于农产品出口促进计划安排、国外农产品市场的信息和资料，进行出口咨询和世界各国市场准入状况的分析，同时负责为农户出口牵线搭桥，使之与国外买主直接建立联系。

美国作为最大的农业现代化国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高度重视农业信息管理与服务，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高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有利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美国农业正在发生一次新的革命性变化。我国与美国虽然国情不同，但美国农业扶持政策仍有许多我国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内容。

二、目前我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存在的主要差距

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将融入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中。这种竞争虽然表现在农产品价格上，但其核心却是农业生产条件和综合生产能力的竞争。改革开放使我国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无论在生产能力还是在发展水平上与欧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薄弱。

我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仅1．2亩，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且耕地总体质量不高，一二类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1％，79％的耕地属于中低产地。不仅如此，耕地面积还因自然环境变化及人为因素正在逐年减少。每年因灾害废弃的土地在600万亩以上，每年干旱、半干旱地区沙化面积拓展达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水资源严重缺乏，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l／4，是全球13个缺水国家之一。我国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极强，农民到现在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

(二)我国农产品结构单一，品质低。

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品质不高，且更新换代周期较长。低质产品充斥市场，而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小麦以生产面筋含量不到30％的软麦为主，面筋度超过35％的硬质小麦仅占国内产量的20%左右。专用小麦品种较少，能与美国、加拿大硬质小麦相比的品种仅十余个，产量不足总产的8％，且价格高于国际市场30％。我国现有的二百多条专用小麦加工生产线所用小麦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玉米蛋白质含量、含油量、赖氨酸含量均低于美国，含水量高于美国2~3个百分点。油料的芥酸、硫代物含量均高于国际卫生组织的标准，很难走向国际市场。农产品的综合优质率仅占1596左右，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一些粮食品种质量过于低劣，不仅在国际上没有市场，在国内也找不到市场。

(三)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美国等发达国家20世纪初就开始积极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并实现了机械力对人力和畜力的替代，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全面机械化，进入90年代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广泛应用于农生产中，农业工人的装备水平已经接近或超过产业工人。而我国仍实行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农业机械虽有一定程度的推广和应用，但人力、畜力以及传统的耕作习惯和耕作方式仍占主导地位。据《国际统计年鉴1998》统计，我国平均每个经济活动人口占有耕地面积0．2公顷，仅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4．1％，占美国平均水平的0．7％；每千人拥有收割机1．4台，占亚洲平均水平的31．5％，占世界平均水平的8．8％，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0．1％；每千人化肥施用量64．6吨，略高于亚洲平均水平，但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67．5％，占美国平均水平的1．2％。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虽逐年增加，但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份额只占27％一35％，较美国等发达国家低四十多个百分点。

(四)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劳动生产效率低。

由于我国尚未普及机械化耕作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农业生产效率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按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实物计算，1994年我国为1194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71％，日本的33％，意大利的10％，美国的1．25％。可见，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存在极大差距。

(五)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发生频繁。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每年我国受灾害面积都在8亿亩左右(占全部农作物种植面积的1／3以上)，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都在400亿公斤以上，经济损失每年都在600亿元以上。近两年灾害不断加重。1999年，中国气候继1998年度之后再度异常，沙尘暴发生频繁，且范围广；降水北少南多，大部分地区冬春连旱，夏季南涝北旱，秋季旱涝并存。北方地区降水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小值，江淮、黄淮、华北等地大部分地区夏旱严重。2000年旱情持续加重，全国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加上调整种植结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因素，全国粮食减产450多亿公斤，减幅达10％以上。如受灾较重的河北省春季受旱面积560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85．9％；秋季粮食成灾1740万亩，占播种面积的76％；绝收553万亩，占播种面积的24．1％。由于干旱少雨，河流和地下水得不到及时补给，全省372座水库干涸(占全省水库总数的1／3)，48412眼机井出水不足，765万人(占全省总人数的12％)和70万头大牲畜发生饮水困难。

以我国目前农业发展现状，很难应对人世冲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如不能在人世之前，及时有效制定农业发展扶持政策，必然会使我国农业发展承受更大压力，面临严峻挑战。分析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尽快制定“十五”期间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是当务之急。

三、“十五”期间加快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一)政府应加大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为改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每年都出资兴建维护大型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休耕、限耕等措施改善土地品质。要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土壤条件，改良农作物品种。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政府应出巨资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在干旱时期通过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为农户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解决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缺水困难。政府还应定期拨款改良土质。虽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农户拥有几十年的经营权。但对于土质的改良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责任负担部分投资费用，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准确、快速的信息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时，不仅要注重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要加强农业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各级政府可以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尽快建立上下畅通、灵敏快捷的信息网络体系。同时，全面开发利用国内外信息资源。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加入因特网，加快以因特网为代表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农业的步伐，让农民通过因特网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解决自己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农业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与保险机制。

从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通过实行农业保险制度，规避农业风险非常必要。农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减少农民突遇自然灾害的损失。这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农业支持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政府应首先制定灾害救济制度。

对于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自然灾害，政府应给予农民往年平均收成一定比例(如60％)的补贴，以便维持农民的正常生活及来年对生产的再投入。其次，政府可以推行多种灾害保险制度。每年由农户自愿申请参加多种灾害保险，农户缴纳一定费用给政府作为保费，如果本年度农业生产状况良好，政府不退费；如果本年度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天灾人祸，则政府承担保险责任，偿还农户全部损失。此外，政府还可以对农业保险实行多种形式的补贴，使农业保险成为有别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政策性保险。

降低成本论文篇5

一、问题导入

读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示意图（如图1），回答以下问题。

（1）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大致有哪些人口发展模式？

①②③④

（2）a、b两曲线，哪条是人口出生率？哪条是人口死亡率？并说出理由。

（3）据图分析，从原始人口增长模式到传统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什么发生了转变？为什么？

（4）在图中画出人口自然增长率最大和人口总数最多的两个时间点。

（5）从传统型模式到高―低―高模式的转变，又是什么发生了转变？为什么？

二、问题分析

这是运用湘教版教材地区某教师导学案上的一道题。此题将人口增长模式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原始型、传统型、过渡型和现代型。习题中②是传统型，它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人口增长模式，具有高死亡率的特点，但在图中可以看到，在这种人口增长模式后期，人口死亡率已很低，大致是1.5%，具有低死亡率的特点，显然②不是传统型的人口增长模式。为什么此图人口增长的四个阶段与湘教版教材中的四个阶段不相适应？它又是什么样的人口增长模式？命题者为何将湘教版教材中的四个模式与此图相对应？

三、问题辨析

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学说，是在20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西欧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学家，由于研究视角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理论也不同。不同版本的地理教材，选择了不同的理论。下列三图为三种不同版本地理教材的人口增长模式图（如图2、图3、图4），是来自不同人口经济学家的人口增长转变理论。

1.诺特斯坦人口增长模式理论

美国人口经济学家弗兰克・华莱士・诺特斯坦（FrankWallaceNotestein）于1945年发表了“人口――长远观点”一文，将人口增长模式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高增长潜力、转变增长和早期下降。并将空间上的三种模式拼接为时间上依次发生的转变阶段。认为第一阶段，死亡率是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第二阶段，出生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人口增长相对较快。第三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且出生率的减退趋势相比死亡率较稳定。

人教版教材将世界人口增长模式划分为原始型、传统型和现代型三种。教材没有直接阐述三种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只是认为“历史发展表明，人口增长模式是由原始型向传统型，继而向现代型逐步过渡”。因此从其图像表现的特征来看，人教版的人口增长模式采用了诺特斯坦在1945年提出的人口增长理论。

诺特斯坦在1953年发表的《人口变动的经济问题》一书中，更强调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关系，死亡率下降是经济现代化促进医学进步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结果。把人口转变过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工业化前，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但死亡率上下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低；第二阶段为工业化早期，死亡率开始下降，出生率基本不变，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第三阶段为进一步工业化时期，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开始下降，但下降速度慢于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很高；第四阶段为完全工业化时期，即现代社会（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死亡率和出生率都降到很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

中图版以“阅读”形式，介绍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人口学家诺特斯特提出的“人口过渡”理论，对人口发展变化作了很好的概括。图“1-1-3”将人口发展模式分成四个阶段：原始低增长阶段、高增长阶段、增长下降阶段、低增长阶段，并用芬兰的人口变动过程诠释了四个人口发展模式。中图版教材明确指出采用20世纪50年代诺特斯特提出的四个阶段的人口增长模式。但中图版的增长下降阶段，出生率显著下降，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出生率慢，因此属于增长下降阶段。但诺特斯坦认为第三阶段是“出生率开始下降，但下降速度慢于死亡率”，中图版教材的观点又与诺特斯坦的理论相悖。

湘教版教材将人口增长模式分为“高―高―低”“高―低―高”和“低―低―低”模式，其中将“高―高―低”模式又分成原始人口增长模式和传统人口增长模式。文中介绍了三种人口增长模式形成的原因和特点，其特点的描述类似于诺特斯坦提出的人口增长理论，与人教版教材选择的人口增长模式理论一致。由于湘教版教材中没有图形文本，笔者推测，湘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和人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意义不同。人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包括了湘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和“过渡型”。

2.金德伯克人口增长模式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C.P.金德伯克（C.P.Kindelberger）和B.赫里克（BraceHerrick）在其《经济发展》一书中，也将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口转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死亡率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变动很大，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死亡率波动极大。第二阶段，由于经济的发展、卫生支出的增加以及医学技术的进步，死亡率开始下降，但出生率保持在原有水平，二者差距扩大，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增高。第三阶段，死亡率继续下降，但由于卫生支出的收益递减，死亡率速度放缓，出生率同样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第四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均衡，进一步降低死亡率越来越难，出生率也很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零。

台湾地区高中地理教材中将人口增长模式分成四个阶段：高稳定阶段、早期扩张阶段、晚期扩张阶段和低稳定阶段。认为高稳定阶段产生的原因是生产力不高，医药卫生水平低，环境负载力小，死亡率常因传染病或天灾而有波动。早期扩张阶段，因为科技的进步死亡率下降，同时出生率仍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晚期扩张阶段，因为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节育观念普及，出生率下降，增加幅度渐趋缓和。低稳定阶段，现代社会生育观念转变，育龄人口不愿生育。

四、结论呈现

20世纪初，随着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发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人口转变理论除上述观点外，还有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德尔费・兰德里（AdolpheLandry）、美国社会学家、人口学家沃恩・汤普森（VaughnThompson）、英国人口经济学家查利斯.布莱克（CharlesBlacker）等学说。不管何种理论，都是在欧洲工业化背景下诞生的，因此，生a力水平被认为是影响人口转变理论的动力因素。人口转变的关键是经济发展先导致死亡率下降，再是出生率下降。从时间上看，都认为原始社会是高出生、高死亡的人口增长模式；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死亡率先出现下降；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实现人口转变的重要动力，是导致出生率下降的关键。

人口增长理论把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归因于出生率下降之前死亡率的下降，但也有例外，如19世纪的法国，却不存在滞后现象，而是出生率先下降。人口转变论的社会文化论者却不同意经济论观点。列思泰在《论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制度》和《西欧一个世纪的人口与文化变迁》中强调文化的影响。1987年芬德利夫妇在“第三世界的人口与发展”一文中，认为人口转变理论难以适用于第三世界。尽管如此，人口转变率的基本观点对研究世界各国人口发展变化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性和现实意义。

五、教学建议

降低成本论文篇6

摘要管理的核心问题--效率，产生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与背离。对于大多数具有一定规模的团体来说，要解决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实现高效率，首先就要获取或创造出一定量与质的激励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安排一个完整的制度性的"激励结构"；同时如何在实现"激励相容"的同时，降低其实施成本，尤其是确保提高作为控制标的的"行为"的可观察性与可评价性，成为问题的关键。

自从管理学诞生之初，人们就把如何提高效率作为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来探讨研究，并从不同的假设前提、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答案。包括科学管理时期的外部规则控制和经济刺激；行为主义时期的参与和民主化管理；系统论时期的权变思想等等。本文在继承了关于"效率"是管理核心问题的观点同时，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再思考，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一、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

尽管"理性"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富争议的概念之一，但是，"理性"却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普倡的价值观之一，并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共持的基本假设前提之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般把"理性"定义为"假定论及的目标和现实世界不变，那么，只要行动得以正确地筹划，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这种行动就是理性的。"1如果说"个人理性"意味着"行为者是自己利益的理性寻求者"2；那么"集体理性"则可以引伸为"集体是团体自身利益的理性寻求者。"

"个人"是社会的元单位，并且是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者。但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其"社会性"，"组织"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的世界中。那么，各种组织何以存在？一般认为，除了人类的合群本性使然外，各种组织（包括工厂、公司、俱乐部、政党乃至政府、国家）之所以要建立起来，乃是因为人们仅仅靠自己个人的力量不能完成或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某些任务、实现某些目标，于是具有相同要求和目标的人们结成了团体或集团。可见，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增进集团中成员的共同利益，组织的高效率意味着提供和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但是，"正如可以假定一个组织或一个集团的成员拥有共同利益，他们显然也拥有不同于组织或集团中其他人的纯粹的个人利益"3。无论组织寻求何种公共产品和服务，都必然要求组织、组织成员付出一定的成本。那么，成本如何分摊？产品和服务如何分配？这些无疑会影响组织成员行为前对行为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只有在符合个人理性的情况下，寻求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行为才会发生，才会实现集体理性。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广义的"经济理性人"假设，那么驱使每个组织成员行动的则将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组织的共同利益"。这样就产生出一对相互对立的命题：命题一：驱使组织成员行动的是共同利益（集体理性）；命题二：驱使组织的成员行动的是个人利益（个人理性）。因此，无论是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其焦点问题就变成：如何使这两个命题协调起来？如何减少、克服"搭便车"的现象？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组织即使成立也会面临解体的危险。可见，管理的核心问题"效率"产生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与背离，管理的核心问题现在转化为内协调问题，即如何协调组织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的目标、利益，使每个组织成员都能为了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去努力，也就是在组织中如何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当然，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不仅有矛盾与背离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否则集体就不会存在。不同学者对其一致性与矛盾性的不同强调，就形成了不同的描述与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例如，在亚当·斯密那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是并行不悖的，这集中地反映在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中，即如果人人都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理性行动，那么他们便会受到代表强大市场力量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或驱使，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繁荣，即集体理性的实现。这种观点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指导理论几个世纪以后，逐渐受到人们的批判，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来自公共选择学派的乔治·布凯南和曼瑟尔·奥尔森。在他们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交通堵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极好例证。其原因就在于由于外部效应及公共物品的存在而产生的成本分摊、收益分割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才为我们探讨内协调这一管理的核心问题提供了必要性。

那么，个人理性与哪些条件共同构成了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呢？换句话说，怎样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呢？根据奥尔森的回答，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二是存在着选择性的激励手段。人数少一方面意味着单个人的影响力将会相对提高，另一方面使人们之间的相互监督成为可能。这样使每个人的每个行为都成为在多次博弈中的计算对象，换句话说，在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人的行为调整自身的行为的同时，也使每个人在行动之前必须考虑自身行为对他人行为进而最终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当然，人数具体少到多少，并没有一个普适的具体数字，但是人们一般认为，人数越少，组织的行动力越强，并且一般在少于十人的情况下，才有自动采取集体行动实现集体理性的可能。当然，随着现代技术的迅捷发展，这一可以实现相互监督、进而自动实现集体理性的小团体的规模也存在相应扩大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组织并不是这种小团体。当组织达到一定规模后，在人们之间形成一致意见并在实施过程中实现上述的相互监督就成为不可能，个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模糊甚至丧失，此时每个成员从个人理性出发，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搭便车"现象，从而减少甚至中止集体行动的产生，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减少、甚至无法形成，即组织效率的下降、集体理性的缺失。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管理者运用"选择性的激励手段"对成员进行激励与控制，即根据组织成员的不同表现，也就是对组织目标达成的贡献程度，有选择地对其进行激励或行使强制性措施，以实现内协调，保证通过集体行动的形成，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组织都面临这种情况，无论是私人组织的管理，如私营企业，还是各种公共组织的管理，如军队、国立大学等，甚或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管理，都面临着如何通过运用"选择性的激励手段"来影响行为者对"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从而实现集体理性的任务。

二、资源获取与激励、控制的制度选择

关于激励，从马斯洛、麦克利兰、赫茨伯格到弗鲁姆再到亚当斯已经给我们讲述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原则和方法。然而，有一点却为他们所共同忽略，即在遵循各种原则、采用各种方法对组织成员进行激励之前，首先必须获取或创造一定的激励资源（包括物质的、权力的、精神的）。这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组织要发展，管理者要激励成员都必须以拥有一定的激励资源为前提。我们看到，现代国家的建立与发展恰恰是与财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相辅相成的，社会抽取能力是国家实现其他能力的基础，它为国家这一高级形态的政治组织进行激励与控制提供了物质基础。恩格斯早在考察国家起源时就已经指出，为了维持国家的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4。国家的社会抽取能力除包括财政资源的抽取外，还包括人力资源的抽取，如兵役、公务人员的选拔等，以获取公众的支持。此外，抽象地从社会价值观中创造性地提取精神性的资源，如荣誉等价值符号，也是国家抽取激励资源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的社会抽取能力对于国家激励与控制整个社会的意义在今天几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在90年代进行的包括税制改革、反腐败、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强化社会抽取能力的努力。国家如此，一般的组织也是如此。曼瑟尔·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也曾鲜明地论及这个问题，认为当集团达到一定规模以后，除非它拥有"选择性的激励手段"，否则它不会提供"公共物品"（或者说不能实现组织目标），它们包括"行使强制性措施的权威和能力"，"向潜在集团中的个人提供积极诱导"5。奥尔森的论述也说明了获取、创造激励资源的基础性地位。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尤为体现了公共管理的独特性。如果说从宏观上而言，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追求的目标--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与本组织利益最大化、外部环境--垄断与竞争、及权力基础--国家强制力与经济诱导力等方面，那么从微观的管理者进行管理实践的角度而言，二者一个重要的区别则在于公共组织中的管理者所拥有的激励资源相对来说要少得多。大多数公共组织，尤其是公共行政组织不能合法地保留其获取的收入--无论获取的途径如何--并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每位成员从中获取的份额，即没有对"物质资源"控制和分配的权力；同时，随着公务员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建立与推行，公共组织在确保用人规范性的同时，也使组织中的管理者又失去了一项重要的激励资源--对组织成员的处置权。这些都使公共组织中的管理者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属下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又往往缺乏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实质性的手段。因此，如何"艺术地"创造激励资源成为公共管理者的一项重要工作。这种"艺术地创造"即包括通过"寻租"为本部门获取非法定的资源，也包括充分运用领导艺术，去创造诸如"尊重"、"社交"、"自我实现"等精神性资源。与此同时，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激励资源，即如何科学地设计、安排激励结构也是其重要工作之一。这一点也正是下面分析的重点。

在既定的"激励资源"下如何设计安排一种制度化的"激励结构"以最好地实现"激励相容"6？这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这首先包括明确界定各方的权力与义务，其次包括确定各组织成员分享由财富、权力、名望和机会等资源共同构成的价值资源的制度结构，从而使组织成员的行为、分享的机会与比例及组织的目标三者具高度的相关性，即实现"激励相容"。因为我们知道，最终影响行为者行动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是行为者的意愿；二是行为者的能力。因此引导、改变其行为的途径也有两个：一是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其行为能力；二是通过改变其对特定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来改变其行为的意愿，而组织内部的制度与规则恰恰是影响特定行为成本与收益的最重要的因素。例如，根据新制度学派的观点，国家在抽取一定的资源之后，一个首要的职能就在于界定并实施的有效率的产权，同时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激励结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引导社会不同集团的行为以获取各种社会价值。并且这种激励结构最终将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这正如伊斯顿所说政治体系的功能就在于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7。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普遍把一国的经济发展看作该国政府行为的函数。值得一提的是，在设计、安排制度化的"激励结构"时，时刻提醒自己遵循一些激励理论提出的原则是有益的。包括：针对人的未满足的需要进行激励；设置多重的激励目标以满足人的多样化的需求；保持激励目标的相对稳定性；实现激励相容等。此外，考虑到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保持"满足"的相对稀缺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公共行政组织的管理者来说尤其如此，否则管理者很快就会陷入激励资源枯竭的境地，而无法运用"选择性的激励手段"。

管理中的控制职能主要从事对处于"制度化的激励结构"中的组织成员业绩的进行衡量与校正，从而在为激励提供依据的同时确保组织的目标得以实现。可见激励与控制是不可分的。完整的激励结构必须通过有效的监督与控制才能得以实现，当监督成本过大时，换句话说，当设计的激励结构实施成本过大时，激励结构便形同虚设。林毅夫在分析我国历史上的农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制度(激励结构)何以失败时，也提到这一问题。"监督成为保持劳动激励和合作社生产率水平的关键"8，因此1961年在生产队作为生产管理与核算单位、收入分配方式(激励结构)恢复到高级社阶段的工分制以后，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激励结构根据社员对公社贡献程度的代表--工分的多少，决定社员的收入分配，从而是完整有效的，但是由于农业生产中监督的困难，工分并不能真正代表社员贡献的大小，从而使农业生产率并没有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其关键在于在家庭责任制下，集体还原为个体，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消解了。从而使监督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可见，监督成本问题反过来又成为设计"激励结构"时必须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一般而言，监督成本的大小与工作的分散程度、周期长短，工作过程的可观察性、结果的可比性等因素有关，管理者应针对本组织的特点来调整作为控制标的的"行为"指标，提高其可观察性与可评价性，降低监督的成本。例如，对于那些其工作人员的"付出"可以观察而"结果"却不可观察的"程序型"组织来说，如学校（教师）、机关（公务员）等往往以"主要的行为是否遵循正确的规程"来作为控制的标的；而对于那些其工作人员的"付出"不可观察，"结果"可以观察的"工艺型"组织来说，如巡警、工程设计人员，则往往以"目标"为控制标的。其次，在确定控制标准上还须保证标准与组织目标的高度相关性，谨防发生"目标置换"现象。第三，要使控制客观有效就必须保证控制主体有获得有关控制客体行为业绩信息的渠道，以及实质性的纠正权力和手段。这一点在公共行政的控制中尤其重要。例如，目前中国已建立了完整系统的监督与控制网络，但实际的运行效果并不甚理想，关键就在于大量的控制主体，如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甚至是审计、监察部门要么缺乏获得信息的渠道，要么缺乏实质性的纠正权力和手段。

三、小结

上文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均具相对意义，即"个人理性"中的"个人"不仅指"自然人"，也指大集团中的"小团体"，而"集体理性"中的"集体"在相对于更大的集团时，则转化为"个人"。这样，通过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的角度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可以搭起一座沟通微观与宏观、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桥梁；同时也是行为研究与制度分析方法相结合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研究中新的趋向在管理学尤其是公共行政分析中的尝试。

通过这样一种尝试性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如下：

1、个人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如何协调二者的矛盾与背离构成了各种组织管理中的关键所在。

2、在小型组织中，往往可以从个人理性自动实现集体理性；而在大中型组织中，则需要管理者运用激励与控制手段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实现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以3、创造与获取一定的激励资源是进行激励与控制的前提条件。这也构成了对公共管理者的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