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纠纷的处理方法范例(3篇)

债务纠纷的处理方法范文

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盗窃，其法律责任也不相同。现实生活中，许多司法人员并不清晰二者的认定与区分，常常将普通的经济纠纷或民事纠纷即民事盗窃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极大损害了法律的正义性，也造成了冤假错案，研究并分清二者的区别存在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事盗窃在形式上也具备实施盗窃的行为要件，和刑事盗窃的外观十分相似，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行盗人与被盗者之间存在矛盾或纠纷关系；（2）矛盾或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3）不满意一方采取了秘密手段窃取了对方的财产：（4）行窃人往往留有真实姓名或事后不隐瞒“盗窃”事实；（5）行窃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有被“窃”财物，而是为了促使对方解决纠纷，实现保护自己的目的[1]。但是，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的区分，仅靠上述特征还不足以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存在限制

民事盗窃的缘起必须是基于民事或经济、行政纠纷，而不是一切矛盾或纠纷。例如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投资、合伙、入股、委托、酬金等民事纠纷，一方当事人为索要认为应得的本金、利息，或利润或应得其他财产而采用了盗窃手段，以逼迫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或者直接将所盗之财物处置或占为己有，以充抵其认为另一方当事人不交付的应属自己的财产或金额。WwW.133229.CoM除此之外，各种民事侵权行为，包括对一方当事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侵害，在纠纷形成未解决之前，有当事人不通过诉讼或其他正式渠道，而采用秘密窃取这种私力救济方式来补偿受损的权益。这些当事人的盗窃行为虽不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不具备恶意占有他人财产归自己所有的主观目的，而是通过盗窃这种特殊方式来迫使对方履行义务或承担责任，以恢复自己的财产或弥补自己的损失。换言之，当事人实施的盗窃是基于自己认为这些财产或者相当于盗窃财产的金额应当属于自己。这类因民事矛盾引起，行为没有刑法上的盗窃故意，无疑应当纳入民事盗窃范围，不能作为犯罪处理。除此之外，在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也会引起民事赔偿，返还原物之纠纷。如原告遭受被告人人身侵犯，而行政机关不追究其责任，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侵害方被作为第三人出现。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因侵权赔偿而采取了秘密盗窃的私力救济方式。另外，原告和被诉的行政机关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因行政机关拒不承担责任，原告在诉讼之前或诉讼中采用盗窃相逼的手段，从而引发类似刑事盗窃的民事纠纷。但是不能把当事人之间所有的矛盾都看做民事纠纷、行政纠纷，从而逃避法律的处罚。例如当事人之间因互相谩骂引起的矛盾，因竞争关系引起的矛盾，因感情引起的矛盾，不存在财产纠葛的矛盾等，一旦实施了盗窃，就应作为犯罪处理，不能以此来推脱刑事上的责任。在区分民事盗窃和刑事盗窃时必须首先界定当事人之间有无矛盾，什么样的矛盾，是否真正的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不能任凭当事人陈述有矛盾而统归于民事盗窃。对于不能归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没有财产纠葛的矛盾，应当不折不扣地按照刑事盗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作为民事盗窃基础和前提的民事、经济和行政纠纷或矛盾的范围必须有所限制。

二、如何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纷

当事人之间存在合伙、入股、借款等书面的协议及有关机关处理纠纷时做出的法律文书，当然可以认定民事、经济或行政纠的存在。但生活中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行为并不能都是书面形式的。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书面约定而仅是口头协议。在发生盗窃后，一方认为是民事盗窃，另一方则称刑事盗窃，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最高院的这一规定，是法院认定口头民事合伙当事人之间具体法律关系的依据，但在民事纠纷引起的盗窃中，公安机关是否也应将民事纠纷存在的证明义务放到如此之高，统一适用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的条件，值得探讨。

有这样一则案例。某甲和某乙在外地打工时认识，并成为朋友，某甲邀请某乙到自己所在县城合伙做电脑游戏生意，乙遂通过汇款和当面交付方式陆续支付甲人民币5000余元用于合伙购置电脑、租房等。二人共购置组装电脑5台，二人之间基于信任没有书面合伙协议。由于乙对甲县不熟，对外租房和雇工由甲负责。二人共同经营三月有余，乙又陆续支出各

种费用2000余元，因生意不好，乙提出退伙退钱。甲不同意，当乙因故外出重回到甲县城时，发现甲已卖掉一台电脑。于是，某天凌晨，乘甲在屋睡觉之际（二人同居一屋），乙搬走三台电脑拉回自己家中。甲发现后和乙通话，乙证实此事。甲于是报案，经评估三台电脑价值8000余元，甲县按盗窃罪立案并侦查终结移交审查起诉。乙辩称的合伙投资因没有书面协议甲予以否认，侦查机关取得了甲和乙之间关于汇款的短信记录，也调取了乙前女友关于甲、乙二人是合伙关系的证词，甲和二位雇员则证明不是合伙，是雇佣乙，但甲承认欠乙2000元钱，和乙之间仅是借款关系。从上述事实来看，如果按照最高院民事口头合伙的条件，则作为盗窃立案，追究乙刑事责任没有错误。但如此侦办此案，又确有疑点，存在一系列合理怀疑，会将事实真相掩盖，冤及无辜。毕竟，乙前女友证明合伙关系的证据存在，甲也至少认可借款关系。侦查机关仅凭乙前女友证据证明力弱，盗窃三台电脑价值远大于2000元借款为由请求审查起诉是不妥当的。

我们说本案民事合伙的证据虽有不足，但认定民事纠纷存在证据是充分的，证明民事纠纷存在和证明民事合伙存在并不能要求相同的证明条件，二者必须区别对待。对于民事盗窃而言，只要有一定证据证明确有正当的民事纠纷或行政纠纷存在即可，甚至不需要优势证据。因为只要有民事纠纷，其民事纠纷如何解决各方证据如何支持自己的主张，就由法院来负责处理，证明不充分的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可。刑事侦查机关不负责也无须要求有关当事人必须提供优势的充足的证据证明经济纠纷中各方的具体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的多少。本案中侦查机关已经取得了乙前女友关于合伙关系的证词，这些证据就足够说明经济纠纷的存在，故应将本案撤销按民事盗窃对待。三、盗窃的数额与纠纷的数额对盗窃的性质有一定影响

盗窃罪主要是被害人的财产利益遭受非法侵害。一般来说，如果犯罪嫌疑人所有窃取的数额与双方经济纠纷的数额基本一致，则属于作为债权人的犯罪嫌疑人以非法手段索取自己的合法财产利益，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如果行为人所盗财物价值比所存债权数额略大一些，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抵折债权，则不宜作犯罪处理；如果所盗财物价值高于所存债权数额并且相差很大的，则应当追究刑事责任[2]。当然，所盗数额接近或略高于债权数额，无甚争议，关键在于所盗财物数额远高于债权数额时如何认定,是不是一定就应作犯罪处理呢?这里，罪与非罪的认定应着重考察行为人主观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行为人盗取了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且通知了被害人，或者行为人事后、事前向公安机关及其他部门作了报告，且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的目的在于抵押，迫使被害人承担责任，则无论数额多高，都应认定为民事盗窃；如果行为人盗取了远高于债权数额的财产，但行为人当时并不知道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或者认为所盗财产的实际价值和债权数额相当，行为人认为所盗财产可以抵充或抵押债权数额，事后经过评估，财产价值远高于债权数额，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明知，因此，也不宜作为刑事盗窃来处理。易言之，当所盗数额与纠纷的数额有较高差别时，民事盗窃与刑事盗窃的区分应以行为人主观认识为准，而不能依据事后财产评估。

四、民事盗窃向刑事盗窃的转化

如果基于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而实施了盗窃，而且被认定为民事盗窃不作为犯罪处理。那么，在受害人履行了相关义务，承担了民事责任后，行为人仍不返还所占有的财物，表显为一种恶意仍然或继续占有，这种情况下，认定民事盗窃的前提经济纠纷或行政纠纷已经消失，继续非法占有秘密窃来的财物该如何定性呢？是不是原先的民事盗窃已经转化为刑事盗窃？一般来说，民事盗窃事后能否转化为刑事盗窃关键要看行为人的这种故意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如果行为人事前就由蓄意通过秘密窃取被害人财物手段致使被害人偿还债权数额后，再恶意占有被害人财产不返还，那么，行为人盗取被害人财产就意图非法占有，这就符合盗窃罪的主观方面，应作为犯罪处理。相反，如果行为人继续占有所盗财物的故意是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后才产生，则不能转化为刑事盗窃，而构成一种新的民事侵权，由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寻求解决。

五、作为民事纠纷或矛盾引起的盗窃，在量刑上应和普通盗窃相区别

债务纠纷的处理方法范文篇2

（一）借款合同纠纷的分类和发生原因

借款合同纠纷按照法律关系的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银行与企业、个人之间的纠纷；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按照法律关系的不同特点可以分为一般借款合同纠纷和委托借款合同纠纷。司法实践中比较多的借款合同纠纷是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一般借款合同纠纷。

实践中，借款合同纠纷诉讼发生的主要原因有：

借款人不按照借款合同的规定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包括借款人不按合同的约定数额和日期归还借款本金和利息。

借款人不按借款合同的约定使用借款，因挪用借款产生的贷款人追究借款人的法律责任。

借款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如借款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通知义务、擅自处置抵押资产、进行企业改制而未经贷款人同意致使债权受到威胁等。

（二）借款合同纠纷的主要争议焦点

如上文所述，借款合同纠纷多数法律关系明晰，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但部分借款合同纠纷也有一些争议，司法实践中借款合同纠纷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诉讼时效方面。

所谓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于一定期间内不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即丧失该权利，人民法院对其民事权利不再予以保护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可以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方便法院及时、正确地解决各种民事纠纷，促进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诉讼时效问题本身并不复杂，但由于诉讼时效届满后，银行贷款变成了自然债，借款人的还款义务取得法院强制执行的豁免，银行贷款丧失了法律保护，而且银行相关信贷人员可能为此受到内部处罚，因此在借款合同诉讼中诉讼时效便成为一个经常争议的问题。关于诉讼时效的争议，主要是围绕诉讼时效是围绕借款诉讼时效是否届满而展开，而诉讼时效是否届满由于诉讼时效中断问题密切相关。

诉讼时效的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发生某种法定事由，致使已经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全归无效，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制度。根据《民法通则》第140条的规定，可以引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有以下三种：（1）提讼，指权利人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请求，申请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信贷业务实践中，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没有足额偿还贷款本息时，银行通常会通过向法院提讼的方式来引讼时效的中断，而较少使用仲裁这种方式；（2）当事人一方提出请求，即权利人向对方主张权利、提出履行义务的要求。信贷业务实践中，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未足额偿还借款本息时，银行通常会向借款人发出贷款本息催收通知书，此种行为即属于主张权利性质的行为，从银行发出贷款本息催收通知书之日起，诉讼时效中断；此外，银行从借款人账户扣收贷款的行为，亦属于主张权利的行为。不论扣收多少金额，均从扣收之日起引讼时效的中断。（3）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信贷业务实践中，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未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借款人向银行提交还款计划的行为即属于此种性质，从借款人向银行提交还款计划之日起，诉讼时效中断。

上述三种引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存在较多争议的是第二种方式，即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因主张权利而中断，但如何取得、保留主张权利的证据则是实践中的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争议便由此而产生。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期限过短，法律对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过于粗疏，银行在实践中可以用来保全诉讼时效的手段十分有限，制约了商业银行保全诉讼时效工作的开展。在信贷业务实践中，借款期限届满，借款人没有按期偿还借款时，贷款人即银行为了确保不致因诉讼时效的届满而丧失胜诉权，常通过对借款人和担保人进行催收的方式向借款人和担保人主张权利，即银行向借款人和担保人发出催收通知单，借款人和担保人签收后交给银行作为银行主张权利的证据。但是，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借款人或担保人为逃废银行债权而拒绝签收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有的银行便通过挂号信或特快专递的形式向借款人或担保人寄发催收通知单，将邮局出具的有关收据作为银行催收的证据；有的银行则采取向借款人拍发电报的方式催收；有的银行则采取在报纸上催收公告的方式进行催收。上述方式的证据效力在司法实践中有争议，在诉讼中银行和企业双方争议也较大。

（三）银行在借款合同纠纷诉讼中的风险控制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存在着机械的严格规则主义倾向，部分基层法院甚至以企业签收银行的贷款本息催收通知书为银行主张权利、中止诉讼时效的唯一依据，在诉讼时效的认定上有放纵企业逃废债行为的倾向。对上述司法倾向银行在借款合同诉讼中应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在前和诉讼过程中，银行应积极收集合同履行和债权确认证明材料：履约通知书、还款协议等。其中贷款催收通知书尤其重要。贷款催收通知书是银行制作的对逾期贷款进行提示、催促，要求借款人、担保人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书面的意思表示，是银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此外，在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总会对借款人偿还借款等事项发生函件、通知往来，有时双方对还款等事项意思表示一致后达成协议。这些履约过程中的函件、通知、还款协议是合同履行的重要法律文件，具有证明双方义务履行的重要作用，可以引讼时效的中断，上述文件银行在诉讼中要注意收集并运用。

二、担保合同纠纷及风险控制

（一）担保合同纠纷的主要类型：

与商业银行有关的担保合同纠纷主要包括保证合同纠纷、抵押合同纠纷、质押合同纠纷三种类型。

（二）担保合同纠纷的主要争议焦点

1、担保法的适用

我国担保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尤其是近几年，担保法律制度的变化十分显著，因此不少担保合同纠纷跨越时间比较长，在处理担保问题时首先会面临担保的法律适用的争议问题。

2、担保合同的效力

担保合同的效力争议常常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1）担保合同及主合同的关系与担保合同的效力

担保合同是一种从合同。它以主合同的存在和生效为存在的前提，主合同不成立，从合同就不能有效成立；主合同转让，从合同即不能单独存在；主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从合同也将失去法律效力；主合同终止，从合同亦随之终止。

《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基于这一规定，担保合同当事人双方可以对担保合同的效力与主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另行约定。”另有约定“究竟是对什么另有约定？诉讼实践中，上述问题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该约定是否定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从属关系的约定，即确认主合同的效力与担保合同的效力不具有从属关系，两合同的效力互不受影响，只要担保合同有效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若仅作此理解，则”另有约定“的概念过于宽广，似乎主合同与担保合同是互不影响的两个合同，两合同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性得不到体现。因此，又有人从限制性解释的角度出发，主张此处”另有约定“应理解为当事人约定担保人对无效合同的后果负担保责任，即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这一理解，弥补了文义解释说对主合同与担保合同内在关联性的忽略。

综合考虑以上两种解释，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中“另有约定”的真实意思应是，双方可以通过约定否定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单纯的从属关系，并且同时约定担保人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对主合同债权的担保与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的担保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前者是对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担保，后者是对主合同无效时债务人承担责任的担保。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前者因担保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后者由于明确了是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担保，故担保合同仍然有效，担保人仍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换言之，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转变为围绕对主合同无效应负的责任展开，此时若存在债务人应履行的债务，则应为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因此，对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的效力关系“另有约定”，只能是担保人与债权人就是否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进行约定。也只有在这种约定的情况下，担保合同的效力才具有独立性，可以不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因为，此时的担保合同所针对的恰恰是主合同无效后的担保责任，对其法律效力的认定自然不受主合同无效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规定担保合同具有独立性，但未明确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担保人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则在我国现有担保法律下，应当认定为无效。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除非上述提到的明确约定才使得担保合同具有独立性），担保合同是一种从合同，它以主合同的存在和生效为前提，主合同不成立，从合同就不能有效成立。

（2）特定担保合同的特殊要件

不同的担保合同有不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条件是否成就关系到担保合同的效力。因此，诉讼实践中，常常围绕特定担保合同是否符合特殊要件发生争议。

在我国，按照担保物的不同，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有所不同：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特定财物必须登记，否则担保合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律规定自愿登记的财物，虽然不登记不会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但是却不能对抗第三人。我国《担保法》对以特定物进行担保的形式要件进行了规定，要求必须履行向法定部门登记的手续，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此外，如果贷款合同发生变更，未重新办理抵押登记，导致抵押担保无效。根据《担保法》，房地产抵押必须登记。每一抵押登记都是针对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使债权人、债务人不变，如果债的内容不同，前债的担保不能替代后债的担保，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在贷款抵押担保中，如果贷款合同发生变更，则须重新办理抵押登记，否则抵押合同不生效，银行债权得不到保障。

3、无效担保的法律责任

信贷纠纷诉讼实践中，常会碰到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但并非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担保人过错责任的有无和大小应如何认定？诉讼实践中较多争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司法混乱。

4、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

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对于保证责任的承担具有重要的影响，商业银行保证合同纠纷中，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是一个经常引发争议的问题。

保证期间是确定保证人保证责任的期间。一旦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被确定，保证期间即失去意义，无存在之必要。因为这时起作用的就是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了。所谓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是指在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被确定的前提下，债权人诉请保证人清偿保证债务的法定期间。所以，保证期间不是诉讼时效，其性质接近除斥期间。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持续不行使民事权利而于期间届满时丧失请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制度。据此，诉讼时效届满时，权利人丧失的是胜诉权而非实体权。除斥期间与此不同，它又称为预定期间、失权期间，是指法律预定某种权利于存续期间届满时当然消灭的期间。

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存在相同点：①适用对象都是请求权。保证期间是债权人行使保证债权的期间，保证债权当然是请求权。②都是可变期间，诉讼时效和保证期间均可以中断。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不同之处：①保证期间首先是约定期间，无约定时才适用法定期间，诉讼时效期间为强制性法定期间，当事人对此不能进行约定。保证期间的法定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六个月，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不同。②保证期间是请求权消灭期间，期间届满，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实体权利消灭，而诉讼时效期间是权利人胜诉权消灭期间，期间届满，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并不消灭。因此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期间。

认清了保证期间的性质，对于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的承接就很好理解。由于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期间经过消灭的是实体权，因此，只要在保证期间内行了该权利，即确定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也就失去意义，无存在之必要，此时起作用的就是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不是同时存在的，而是有着先后顺序，保证期间结束后，才会产生诉讼时效。根据《担保法》及《解释》的有关规定，两者的承接可以作以下简单归类。

（1）一般保证。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有约定的在约定保证期间内（但不得超过主债务诉讼时效）；无约定的在六个月内；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主合同债权人提讼或申请仲裁，保证期间结束，债权人即取得了行使保证权的实体权利，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如果保证人不能自动履行保证责任，则债权人有权在法定诉讼时效内向人民法院提讼或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以保障自己的胜诉权。

（2）连带责任保证。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有约定的在约定保证期间内；无约定的在六个月内，主合同债权人只要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保证期间结束，债权人取得行使保证权的实体权，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关于诉讼时效期间时间的长短及中断、中止等，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

（三）银行在担保法律纠纷诉讼中的风险控制

1、恰当选择担保问题适用的法律

担保问题适用法律的选择直接影响纠纷的处理结果。银行在诉讼中应注意正确选择法律。

根据法无追溯力的原则，担保行为，原则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

担保行为发生在《担保法》施行以前的，不适用《担保法》。原则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保证行为发生在1994年4月15日以后至1995年10月1日期间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在1994年4月15日以前发生的保证行为，参照上述司法解释。上述司法解释与《担保法》中有关保证的规定差别较大。

担保行为发生在1995年10月1日《担保法》施行以后的，除在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布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该解释外，适用《担保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积极主张担保无效时的银行权利

在担保纠纷诉讼中，担保无效时，银行应根据担保人担保合同（条款）缔约过程中有无主观过错及主观过错的程度的大小，并结合具体的案情积极分别主张权利：

如果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的利益，使担保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担保合同或附有担保条款的主合同，则担保人主观上没有过错。因为担保人的缔约行为是在受骗和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对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恶意串通行为既不明知也不属应当知道，所以，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的违法性和无效性具有明知的过错，而担保人对担保合同或附有担保条款的主合同的违法性和无效性属于应当知道但由于疏忽大意而不知道的过错，则担保人的过错责任显然要轻于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过错责任，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应小于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如果担保人对主合同的违法性和无效性具有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相同程度的主观过错，如均为明知的过错或应当知道而没能知道，则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如果担保人明知债务人以欺诈手段与债权人签订合同而仍然担当担保人，且债权人亦有过错的，则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主合同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如果担保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导致主合同无效并造成主合同债权人经济损失的，则担保人应当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人和担保人具有共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合意，又有共同实施恶意串通的客观行为，所以，担保人应当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积极主张抵押未办登记时的银行权利

根据规定，不动产抵押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少银行存在一些未办登记的抵押。在此情况下，抵押人并非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担保纠纷诉讼中，银行可根据具体情况积极主张权利：

（1）法律规定登记生效的抵押合同签订后，抵押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拒绝办理抵押登记致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抵押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时，因登记部门的原因致使其无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人向债权银行交付权利凭证的，可以主张债权银行对该财产有优先受偿权。但是，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3）以尚未办理权属证书的财产抵押的，在第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能够提供权利证书或者补办登记手续的，银行可以主张抵押有效。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债务纠纷的处理方法范文

郭瑞曹柯

我国的国企改革从最初“扩权让利”，到后来“两权分离”，再到“制度创新”，经历了一个层层推进的过程，并逐步建立起了适应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过程中，通过企业改制，使大量国有企业丢掉了陈旧落后的经营管理体制，重新组建了责、权、利有效结合的新的法人实体，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十几年的改革，也使我们意识到，市场经济建设必然离不开法制的健全，作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否则就会使整个市场处于混乱状态，最终贻害于包括国有企业自身在内的每一个市场主体。在全国各地对国企改制进行摸索的过程中，就曾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甚至直接违反国家政策、法律的行为，不仅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极大的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的还引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一度减缓了整个经济改革的步伐。目前，不少与国企改制相关的纠纷已经起诉到法院，构成了司法审判中一类独立的案件类型。针对这些具体出现在审判实务中的国企改制纠纷案件，我们作了大致的归类，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因为改制效力产生的纠纷。这类纠纷一般是由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起诉，要求法院确认改制无效，或撤销改制合同，目的是要恢复到改制前的状态。这类案件数量不多，但牵涉到国企职工的利益，存在不稳定因素，因而备受社会关注。

第二类是在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产生的纠纷。这类诉讼案件量相对较大，往往是在解决借款或买卖等其他纠纷案件时，一并牵连出来。这类案件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又有很多是借改制故意逃废债务，法律漏洞较多，造成了审判实践中的诸多难题。

国企改制纠纷案件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与其他民事纠纷案件相比不算多，但由于每一件改制案件都与一家国有企业的命运生死攸关，牵连到众多企业职工的生存问题，而且还与广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密切相连。所以，在处理国企改制纠纷案件时，不仅要强调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要考虑到案件处理的尺度以及裁判结果对社会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总结了审理国企改制纠纷案件中应当注意的以下几个原则：

一、在适用法律方面，要注意把握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

由于我国的国企改革是分阶段、分类别进行的不断探索，各个时期出台的政策规章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往往是对某一种类型的企业或某种改制方式所做出的规范，如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规定了企业兼并、公司化改造、债转股的方式；针对国有小型企业的改制则主要采用企业出售的方式；而针对集体企业则采用了股份合作化的方式。不同类别的企业采用了各自不同的改制方式，法律法规也相应的做出了不同规范，只有在这些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所调整范围内的改制纠纷才能利用这些规定作为裁判的依据，既不能视而不见，但更不能任意突破，扩大适用。在最近并且已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按照企业改制的不同方式，分公司制改造、股份合作制改造、企业分立、债转股、企业兼并和国有小型企业出售共六种类别予以了区别对待，这背后反映的就是国家根据实际情况所制订的分阶段、分步骤、分情况逐步改制的改革政策，因而对这些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绝不能相互比照和类推来适用。

二、在认定改制效力方面，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依法维护改制合同的效力。

企业改制完成后，新企业重新设立并开始进行经营活动，形成了新的收入和亏损，对外也产生了新的债权债务，如果在改制之后要否定改制的效力，将一切恢复到改制前的状态，则不仅达不到使企业脱胎换骨的目的，还会成倍增加企业的负担，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所以，从这样的后果考虑，我们认为对国企改制的合同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一般都不能宣告合同无效。

就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新《合同法》与以前的法律规定相比对合同效力采取了一种更加宽松的态度，尽力维护合同的有效性。特别是对合同的合法性认定，《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专门规定了“在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这样的规定使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真正受到了法律和社会公众的尊重，除法院依法宣告合同无效以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干涉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约束效力。因而，对于国企改制合同来说，虽然一方是国有企业，涉及国有资产，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事行为，也应当遵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要求，以自愿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来同等约束改制当事人各方。任何一方当事人，特别是原改制企业的主管部门，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不得随意否认改制的效力。

一些国企改制的相对人如兼并方、购买方，不按照改制协议的要求及时注入资金，反而将企业财产进行抵押贷款，致使企业在改制以后没有能够获得“新生”，走出困境。对于这种相对方不完全履行改制协议的行为，不能以否定改制合同效力的方式来予以纠正，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追究相对方的违约责任，对于违约行为已经致使改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还可以提请法院解除合同。

实践中，也有债权人以改制没有经过相应的批准和登记手续而要求宣告改制无效的情况。对此也应该严格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在债权债务纠纷案件中，核心是解决债务的承担问题，不应在债务纠纷的诉讼中否认改制的效力。对于一些确需经有关职权部门批准才生效的改制合同，只要当事人补办审批手续的，都可以认定改制合同有效，并按规定确认改制后债务承担的主体。而对于工商登记手续的办理，则属于履行改制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使工商机关没有进行相应登记，只要实际已经完成改制，也应当按改制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来认定改制已经完成，不能仅凭缺少登记就认为改制没有履行，更不能因此认为改制无效。

三、在处理改制与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时，要严格执行企业法人财产原则，坚决纠正借改制逃债的行为。

一些企业在改制时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盘活企业资产，解决职工安置等问题方面，对于原企业的债务如何承担重视不够，有的甚至是故意漠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再加上对与改制相关的法律程序没有充分的理解，从而导致因债务承担问题产生的法律纠纷大量出现，占了改制纠纷的绝大部分。

企业的财产是企业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担保，也是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企业法人应该以自己的财产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在经过依法清算之前，不得将企业的财产擅自收回、隐匿或转移。国企改制是对国有资产的一次优化配置，其中必然要调整原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财产的权属发生了变化，原企业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也相应改变，有些企业的法人资格也会因此而消亡，如果债务的承担主体不相应改变，债权就会落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这一点就是产生纠纷的主要源头，一些企业也是利用了这一点故意不考虑原企业债务在改制后如何承担的问题，将债务留给原企业来负担，从而达到逃债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就特别强调了企业法人财产原则，并由此引申出了债权债务继承原则和债务随企业财产变动原则。凡原企业法人因改制而消灭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若在改制的过程中原企业的资产转移到新公司的，对原企业的债务也要随资产的变动转由新公司来承担。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对我国法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其中包含了若干法人人格否认以及营业转让理论的内容，如该司法解释第24条、25条之所以要规定由买受人来承担原企业的债务，其理论基础就是源于买受人与原改制企业的财产混同；再如司法解释第35条规定控股企业因抽逃资金、逃避债务，致被控股企业无力偿还债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要由控股企业承担，则是对“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的直接运用。通过这一系列的规定，防止了借法人有限责任制度逃债的行为，弥补了我国现行法人制度的不足，也为国企改制纠纷中如何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审判实践中，一些企业在工商登记上手续不规范，如兼并完成后并不注销原企业，而是直接将原企业变更为兼并方的子公司或控股公司；有的注销原企业后成立的新公司又沿用了原企业的名称，并使用原企业的财产，给债权人主张权利带来障碍；有的企业在兼并完成后，还用已经被注销的企业名称继续对外发生业务往来，与债权人达成还款协议，致使债权人催债无门。这些案件中，工商登记内容与企业改制的实际情况不符，有的甚至是利用工商登记的不规范来逃避债务。因而，从保护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在认定改制的实施状态时，应尊重企业改制的客观过程，不论兼并后是否办理了原企业的注销登记，都应当视为被兼并企业法人资格已经实质性消亡，如果兼并属于吸收式合并的，都要由兼并方以其自身的财产，包括其在子公司的股权来承担原企业对外的债务。

另外，很多企业在改制时法律意识淡漠，不通知债权人就将企业的资产和负债任意分配；还有的企业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更是只分财产，不管债务，并且对财产上原来已经设定的他项权也置之不理，通过有关登记机关擅自予以涂销，导致债权人向原企业主张债权时的权利落空，增加债权人的诉讼成本。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特别要注意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但也要区分遗漏债务和故意逃债的情况。对于改制时遗漏债务的，要根据债权人是否在公告期内申报过债权分别由买受人或原企业资产管理人来承担原企业的债务；而对于企业借改制故意逃债，特别是以原企业优质资产成立新公司，而将债务留给原企业承担的，就要由新公司在接收财产的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至于改制过程中擅自涂销物权登记的行为虽然属于登记机关的行政行为，但在民商事案件的审判中也可以对这种违法的登记行为不予认可，在个案审理时确认涂销登记的行为无效，认定合法的权属关系，债权人仍然应有权对原企业的财产行使他物权。

在国企改制中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类型，就是企业以内部的某个职能部门或分支机构为单位设立独立法人，并用原企业的厂房和设备出资，形成“厂中厂”。原企业将其负债资产（而非净资产）与债务剥离后投入到新成立的企业作为资本，从而大大降低了原企业法人的偿债能力。对于这种“厂中厂”的情况，我们认为，其性质实际上就是用一个企业的优质资产设立新的公司而将债务留给原企业的逃债行为，所以，如前所述应由新公司在接受财产的范围内与原企业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