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6篇)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篇1

［关键词］转型升级金融支持文献综述浙江

一、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关金融支持体系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1.关于金融与经济关系，金融促进论被普遍接受，Schumacher从信用创造的视角、Keynes从银行体系的视角、Gurley和Shaw从金融中介的视角分别论述了金融对经济的重要影响。之后，Goldsmith、Mckinnon和Shaw等人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建立了金融结构论、金融深化论和内生增长论，形成金融发展理论体系。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变量的数量与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Gurley和Shaw，1960；Goldsmith，1966）；金融深化论则从制度因素层面论述了一国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相促进和互相制约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在于金融抑制，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McKinnon和Shaw，1973）；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金融市场是内生的，金融中介平衡可产生更高经济增长率（Bencivenga和Smith，1993）。而国内外学者（King和Levine，1993；岳彩军，2008；黄学超，2009；孙力军，2009）还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沈坤容和张成（2004）、艾洪德（2004）、王树华和方先明（2006）研究得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是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尹优平（2008）、吴拥政（2009）研究表明，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有阶段性差异。

2.关于金融支持体系和金融生态环境，（周小川，2004；徐小林，2005）认为金融支持体系建立应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所谓金融生态环境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并且认为区域金融生态的差异主要在于各地行政干预程度、司法维护债权人权益的力度及商业文化的差异；李扬和王国刚（2005）通过区域金融水平差异的比较分析得出，法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独立性、信用文化五个要素对区域金融水平差异的贡献达到75％；高小琼（2005）认为，在金融生态链中，法治环境是根本，制度环境是保障，信用环境是基础，三者缺一不可。（于淑俐、辛波，2007）认为良好的金融生态对于打造“资金洼地”、实现银企双赢具有重要作用，金融生态就是竞争力。

3.关于金融支持体系和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关系，（史晋川，2003，2005；蒋永志，2005；陈时兴，2009）突出了地方民营金融与民营经济之间的联动效应。周业（2005）认为，“浙江金融现象”证明，地方政府是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导。沙虎居（2006）分析认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得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而地方政府主动充当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导者，联手金融部门用市场化手段改善经济金融运行环境，提升经济金融发展质量。

二、对浙江的借鉴经验

以上文献综述从金融与经济关系、金融生态环境、金融支持体系和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关系这三方面评述了它们之间辩证关系，这些文献的研究思路、方法和结论对于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1.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体系的关系

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体系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是浙江经济腾飞的强大基础，而支撑其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地方金融的改革发展以及两者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机制。可以收集积累浙江民营经济与地方金融发展历程的相关数据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归纳处理，得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可初步建立浙江金融与民营经济两者互动关系的框架模型。

2.研究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的必要性

研究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可建立浙江这种特定区域环境下，地方金融发展与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细化“金融与经济关系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具有不同特征”这一论断，对于丰富金融发展理论具有一定价值。可为其他地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金融支持路径提供经验参考范式，为其他地方政府改善金融生态，引导和促进金融业的改革创新，促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借鉴，也为浙江当前继续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有益的探讨。

3.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的政策依据

可以收集积累浙江省政府对于民营经济和地方金融发展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对于地方金融发展所提出的规划、制定的方案，为地方金融发展所提供的政策、财税和环境支持措施；在实施“八八战略”、推进发展模式转型，转换政府服务理念、增强金融良性发展合力，联手打造“信用浙江”、提高经济社会信用水平，推动金融改革开放、营造竞争性市场环境所做出的努力，强调金融支持体系中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导者应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社会经济各种制度的创建者和维护者，可以通过法律制度创新、金融体系创新、市场监管创新来为地方金融发展和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制度和环境保障，并且增强服务职能，联手金融部门等运用多种手段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从而有力支撑民营经济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钱程，基于信用缺失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0（9）

[2]周建松，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篇2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金融体系；实体经济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管理、监督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和手段。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鲜明提出的“五个坚持”原则中，“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被放在首要位置。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结构多元化和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传统的货币应量、新增人民币贷款等指标已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2011年4月14日，央行在召开的第一季度金融数据说明会上首次对外了“社会融资规模”。从此，社会融资规模作为完整的反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全新指标而备受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10年，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由2万亿元扩大到14.27万亿元，年均增长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9.4个百分点。2010年社会融资总量与GDP之比为35.9%，比200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此外，2012年一季度融资规模为3.88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2.46万亿元，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1327亿元，委托贷款增加2809亿元，信托贷款增加1721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2271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3960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875亿元。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快速扩张，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基于此，从社会融资规模角度去研究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显得尤为迫切。

二、文献综述

自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Husam-AldinN.Al-MalkawiHazemA.MarashdehNaziruddinAbdullah（2012）

选用货币化比率（M2/GDP）和金融中介比率两个指标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两个变量之间的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NoureddineKhadraoui（2012）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系统估计法对7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估计，得出资本流动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的结论。在国内，高松成（2011）采用2002-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数据得出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CPI的关系更紧密；王伟,郑月明(2011)以中国各省1985-2007年数据为样本,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这一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朱庆（2011）采用2002-2010年江苏省盐城市的相关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表明了区域融资总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结合前人研究的经验，本文立足于全国宏观环境去分析，考虑社会融资规模这个新指标的内涵，通过收集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各组成部分与GDP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考察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最后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判断因果关系的方向。

三、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变量和数据

本文采用的是季度数据，考虑数据的完整性与可获性，将样本区间设定为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一季度。从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的具体统计口径来看，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代客理财及资金信托产品资金运用（贷款部分）+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等）,本文以DK表示金融机构贷款在量，代表信贷市场融资，其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以GPRZ代表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以ZQRZ代表非金融机构企业融资总量，其数据均来源于每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BXRZ表示保险赔偿额，代表保险市场融资规模。最后，以GDP表示实体经济发展情况。以上5个变量的单位均统一为亿元，为减少数据的波动幅度和异方差性，对各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最后得到5个变量：LNGDP、LNDK、LNGPRZ、LNZQRZ、LNBXRZ。

（二）ADF单位根检验

时间序列的数据可能是平稳的，也可能是不平稳的，为了防止伪回归，必须在时间序列的数据进行回归之前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本文中我们以ADF的方法对上述5个变量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注：检验类型（C，T，K）中的C、T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模型中含有的常数项、时间趋势，n表示不含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滞后阶数，其中滞后阶数以AIC准则为准。

从表1中可以看出：LNGDP、LNDK、LNQPRZ、LNZQRZ和LNIM都是非平稳序列，而DLNGDP、DLNDK、DLNQPRZ、DLNZQRZ和DLNBXRZ和都是平稳序列，即这些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从而国内生产总值、各项贷款、非金融机构股票融资及债券融资、保险赔偿之间有可能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下面，通过建立VAR模型判断其滞后阶数，再通过Johansen检验来分析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篇3

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学家中间存在着大量纷纭的观点。本文从风险规避、信息获致、公司治理、储蓄动员和促进分工等方面论证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同时经验研究结果尤其是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状况较为轻微、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政府金融监管较为有效的经济，有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金融风险。

关键词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

一．理想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

对于金融体系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问题，经济学家们持有异常纷纭的观点，这些结论迥异的研究成果简直使人迷惑。自熊彼特、戈德史密斯、格利和肖、麦金农以来以至于内生金融增长学派，大量经济学文献肯定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关系，但也有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反对熊彼特所坚持的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认为是企业领导而金融追随，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自动和被动地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这就否认了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有些经济学家不相信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说法，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断言，经济学家过分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则经常以故意忽视金融来表示他们对于金融体系作用的嘲讽态度。在一本包含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发展经济学前沿》的论文集中，并没有涉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而且在尼古拉斯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综述中，也没有讨论金融体系问题，甚至在列示他所忽略的问题的清单中也未提及金融问题。20世纪末期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更加使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作用产生了疑虑。鉴于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的巨大影响，对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全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居于核心的地位，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是近几十年来不可否认的经济现实。经验研究证实，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确实对于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特别指出“运转良好”，是强调金融体系的两面性，即在金融体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金融体系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个不存在金融抑制、达到完全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而且金融监管非常有效的理想经济中，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推动作用，我们在这部分内容中就是试图描述这样一个理想情形下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功能；而经验研究尤其是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也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状况较为轻微、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政府金融监管较为有效的经济，比那些金融抑制严重、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比较滞后、政府金融监管效率低下的经济，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少的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可以从至少五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分而言之：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风险的交易、风险的规避、风险分散化和各交易主体的风险分担。在所有风险中，流动性风险（liquidityrisk）是最为普通的一种金融风险，所谓流动性（liquidity），就是一种资产可以以协议价格被转换为购买力的速度和便利程度，而所谓流动性风险的产生，是源于与将一种资产转换为交易媒介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informationalasymmetrie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都可能影响流动性，加剧流动性风险，这些摩擦产生了一种动力，导致可以提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产生。直觉和历史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提高流动性方面的作用，使我们在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经济中的高收益项目往往需要较长时期的资本承诺，但是储蓄者却不希望长时期放弃对其储蓄的控制权，因而假若金融体系不存在或者金融体系出于非常幼稚的发展阶段，就不能提高长期投资的流动性，因此较高收益率的投资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史学家希克斯通过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认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金融市场的发达使得流动性风险得以减轻，这是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的重要原因。根据希克斯的研究，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所生产的产品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被发明出来，技术创新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反，技术创新的成果需要大量的长期的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而在18世纪的英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新要素正是资本市场流动性。在存在流动性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储蓄者持有诸如股票和债券等转换便捷的流动性资产，同时，资本市场将这些流动性金融工具转化为非流动性的生产过程中的长期资本投资，假如没有金融市场这种转换，需要大规模长期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的英国工业革命就不会产生。除了降低流动性风险之外，金融体系还会降低与个人项目、私人厂商、个别产业和地区有关的金融风险，也就是所谓具有个人特征的风险（idiosyncraticrisk）。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都可以提供风险分散和分担以及风险交易的渠道，通过改变资源配置和储蓄率水平，金融体系提供风险分散化的服务可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对于技术创新有推进作用。在金融发达的国家，金融市场体系提供了流动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满足了大规模长期性投资和大规模技术创新的需要。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获得更多有关投资和资源配置的信息，这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相对于金融体系而言，私人的信息获致成本（informationacquisitioncosts）更高，私人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搜集大量的有关企业、管理者以及经济态势的信息，因此，私人信息获致成本的高昂创造了金融中介产生的激励。金融中介机构在获致信息方面的优势使信息成本得到节约，因而有利于有关投资机会、投资收益、经营管理状况、宏观经济等信息的收集和传递，这就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促进了经济增长。运转良好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完备的金融工具，是经济中各种投资信息的重要传播渠道，这些信息引导着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一般拥有发达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有关厂商的各种信息获取和扩散的通道，当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增大的时候，投资者就会获得更多的有关厂商经营管理以及宏观经济态势的信息。而在那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信息获致的成本高昂，这就阻碍了私人资本向长期投资的转变，阻碍了高收益投资的形成，资本配置的效率被严重降低。金融抑制的消极后果之一是使得信息获致成本增大，从而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改善公司治理。大量金融中介和金融机构的存在，降低了投资者获取有关经营者信息的成本，尤其在股票市场上透明度较高的股票价格，成为一种获致成本极低的公共品，投资者很容易通过股票价格以及股票市场上公布的其他公司信息来判断管理者的经营业绩，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促使经营者改善公司治理和调整企业战略。所以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从而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投资者从发达的金融体系中获取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对于经营者的监督，因而，金融体系在这里似乎充当了一个无形的社会管理者和社会评判者的角色，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依照市场原则对资金的流动进行有效的配置，可以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从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相反，在金融抑制的经济中，信息获致成本较高，人们难以通过金融体系来获得有关公司经营的信息，因而投资者就难以对经营者的业绩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监督。为了克服这个缺陷，在金融抑制的国家就会特别抑制金融市场（比如股票市场）的作用，而试图以银行等间接金融机构甚至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形成资本配置的主要手段，金融市场对厂商行为的监督约束机制被削弱，因此就不得不以政府的权威形成另外一种监督与约束的机制，而后者显然是成本高昂的。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动员储蓄(mobilizingsavings)和大规模资金积聚。动员储蓄和促进资本积聚是金融体系最基本的功能之一，通过加强流动性、提供风险分散化机制、以及降低信息获致成本，金融体系可以有助于经济中的分散资本的快速和大规模积聚，从而为工业化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资本。动员储蓄是要花费成本的，但是发达的金融体系通过大量的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工具和广阔的金融市场，降低了由不同私人手中收集储蓄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成功地使得储蓄者在放弃其储蓄控制权的时候感到安全可靠，降低了储蓄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美国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美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中，投资银行在储蓄动员中起到重大作用。许多投资银行利用自身与欧洲市场的联系而从境外筹集了大量资本，还有很多投资银行与美国境内的实业家和银行建立密切联系以利于储蓄动员，还有的投资银行在各州之间巡回宣传以向居民户出售证券，这些资金筹集行为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有关动员储蓄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金融创新的目的都是降低储蓄动员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对于资源配置效率起到有效的增进作用。而金融抑制的国家进行储蓄动员的方式是通过利率的扭曲、对金融市场的压制以及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单一化而实现的，这些金融抑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动员储蓄的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却抑制了储蓄和投资的形成，增加储蓄动员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现象，长期中抑制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斯密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较低的交易成本可以允许更大的专业化分工，因为一个专业化分工较细的经济所包含的交易比自给自足经济（autarkiceconomy）所包含的交易要多得多，专业化分工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就是交易成本要足够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其金融体系的发达，使得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经济中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更活跃的交易与技术创新，从而也就意味着更强劲的长期经济增长。总之，以上我们综述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发展所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对金融自由化经济和金融抑制经济的绩效逐一作了比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金融体系的这些积极层面的作用，都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假设之上，现实中的金融体系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会使得上述功能受到削弱，尤其在金融体系遭受重大冲击的时候，比如在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时候，金融体系的崩溃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同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也会伴随出现一些金融脆化和金融动荡的情形，这些金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也削弱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NextPage]

二．基于经验研究和国际比较的结论

经济学家们已经在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上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这些经验分析涉及公司层面的研究、产业层面的研究、特定国家的研究以及更广泛的跨国比较研究，这些研究都揭示出在金融体系的作用和经济的长期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的关系。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结果都很难使我们下结论说，金融体系仅仅是自动地对经济行为和工业化作出反应，或者说金融发展仅仅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附加产品。有关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之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始于戈德史密斯，他使用了1860-1963这一个世纪中间35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得到结论说：“假如考虑几十年这样的长时期，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平行关系；在数据比较充分的国家，甚至出现这样的规律，即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时伴随着金融发展的平均速度的快速增加。”但是戈德史密斯的经验研究存在着若干缺陷：一是其经验数据仅限于35个国家；二是未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系统性的控制；三是没有考察金融发展是否与生产率提高以及资本积聚有关联；四是金融中介的规模未必能够准确衡量金融体系的作用；五是金融体系之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未揭示其因果关系，这些缺陷，戈德史密斯自己也有所察觉，而这些开创性的成果为以后的研究者奠定了方法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开始在方法论上弥补戈德史密斯的缺陷，对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精密的考察。King&Levine考察了1960-1989年这30年间80个国家的数据，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进行系统性控制，研究了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高的渠道，建立了衡量金融发展的其他方法，并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可以用以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率、资本积聚和生产率的增长。

King&Levine使用四种方法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水平，试图以此更准确地评价金融体系的作用。表1概括了1985年四种指标值相对于人均实际GDP的比率。第一个指标DEPTH，表示金融中介规模或金融体系流动性负债与GDP的比率，结果显示，最富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计算属于前25%的人）的年收入的三分之二是以正式金融中介中的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而最穷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计算属于最低的25%的人）仅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是以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可见，在实际人均GDP和DEPTH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金融发展的第二个指标BANK，表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在配置信贷方面所占据的地位，它等于银行信贷与银行信贷加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设置这个指标的目的，是要说明，在一个国家中，银行一般比中央银行更有可能实现金融体系的信贷功能以及其他功能。虽然设置这个指标有着内在缺陷，比如银行并不是提供有价值的金融功能的唯一金融中介，另外银行也有可能只为政府所有的企业或者公共企业提供信贷，但是这个指标大体可以反映金融中介在一个国家信贷行为中的重要性。在最富国家中，BANK这个指标达到90%，相反，在最穷的国家，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几乎与中央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处于同等水平。第三个指标PRIVATE，等于提供给私人部门的信贷数量在总信贷数量（不包含对银行的信贷）中的比重，而第四个指标PRIVY，等于提供给私人企业的信贷数量占GDP的比重。这两个指标背后的假设是，那些为私人部门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比那些仅仅为国有部门和政府企业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更有动力投身于加强对于企业的研究，更有动力进行公司控制，也更有动力去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动员储蓄和提高交易水平。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均实际GDP和流向私人部门的贷款数量之间，存在着统计上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King&Levine接下来继续探讨1960-1989年间标志着金融发展水平的这四个指标（F）与同时期三个经济增长指标（G）之间的经验关系的紧密程度。三个经济增长指标是人均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和总生产率增长率，所谓总生产率增长率，即“索洛余值”（Solowresidual），是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减去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的0.3倍。如果用F（i）表示1960-1989年间代表金融发展（DEPTH，BANK，PRIVY，PRIVATE）的第i个指标的值，用G（j）表示同时期代表经济增长（人均GDP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的第j个指标，用X表示控制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其他要素（如人均收入、教育、政治稳定性、汇率、贸易、财政有货币政策等）的条件信息矩阵，那么在77国中进行12次回归分析的公式就是：

G（j）=α+βF（i）+γX+ε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篇4

【关键词】金融发展制度优化评估指标

一、引言

2013年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对经济和金融两个层面做出了相似的评价，即总体平稳、结构性矛盾突出，明示GDP总量尚在容忍区间但质量欠妥，金融体系无系统性风险但效率堪忧。惠誉调查发现中国信贷总量对GDP的比率在5年内由75%增加到200%，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比较低下。由此可见，当前我国金融发展呈现出量性增长过速、质性发展不足的特征。如何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质量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也是实现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应有之意。本文基于金融制度评价的视角，通过构建较为全面的指标体系，以期反应金融服务支撑和引导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为观测金融问题、化解金融风险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早期关于金融制度优化指标体系的探索可以追溯到Goldsmith（1969），他建立了以金融相关比率FIR为核心的金融发展指标体系，通过1860-1960年的数据对16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做出定量评价。另一位金融大师McKinnon（1975）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深化的经济货币化指标---M2/GDP，即该指标反映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付中介和动员储蓄职能；但受限于数据可得性，货币总量总要以M1、M2为基础构造，因而更多的是代表交易职能，而难以反映金融体系联结储蓄与投资的功能；即便将货币的总量扩展至M3，仍未能很好的衡量金融体系发展，尤其是金融效率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evine为代表的学者构建了以下金融发展指标：非货币金融深度指标、国内金融机构的相对地位指标、金融资产的配置状况指标等用以反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应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两个层面的数据研究表明：在不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而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

以上学者所提出的指标侧重于银行等传统部门的发展，而对金融市场上日益庞大的股票和债券市场重视不足，这一特点在衡量发达国家金融发展水平时更为突出。为弥补这一缺憾，世界银行于1999年提出了一系列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指标：金融中介的规模与活跃性指标、商业银行的效率与市场结构指标、其它金融机构的规模和效率指标、股票与债券市场的发展指标等。

国内学者谢平（1992）、易纲（1996）等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状况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胡鞍钢等（1999）、樊纲等（2000）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几乎不相关。而谈儒勇（2000）、周立等（2002）运用中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指标、金融市场的变量指标等通过多元回归、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金融发展的量化指标从侧重于反映金融发展的深度，到重视金融结构、规模与效率等，体现了金融评价指标随着金融功能多样化发展的历史性演进，也说明金融市场复杂性、金融发展的层次性必然要求采用组合指标以全面衡量金融发展的程度、水平和层次。

三、我国金融制度优化指标体系构建

金融制度优化指标体系是对金融体系发展状态的描述，它以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第一推动力”为基本立足点，应用结构化和层次分解方法构建指标体系，使用状态比较方法予以评价。我们认为，基于金融的功能观视角，金融效率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是金融对经济的支持效率；二是金融对经济的引导效率。

要构建金融市场制度优化的指标体系，首先必须给出判断金融制度优化的一般定性标准，而后要对金融制度优化程度进行具体分析，因此本部分内容由我国金融制度优化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构建两部分组成。

（一）我国金融制度优化的评价标准

金融制度优化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是指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的支撑和引导的一种帕累托改进。因此，金融制度优化的评价标准也须从金融对经济的支撑和引导两个方面入手。

（二）我国金融体系支撑效率的评价标准

金融对经济的支撑效率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重在强调金融是如何更好适应并且推动经济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作为被动主体的角色出现，各种金融工具的产生、金融结构的调整、金融政策的推行都附属于经济发展这一宏观目标，最终呈现出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相协调的格局。其评价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三）金融体系各子市场协调发展水平

在金融体系发展过程中，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主体的需求层次，各子市场在资金配置期限、资金配置额度、资金配置工具复杂度等方面侧重不同，但为了完成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它们在一定时期内会形成并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关系。然而从短期来看，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金融或者实体经济的反应迟缓，金融市场长期处于不均衡状态，如何衡量这种不均衡性就是我们评价体系考虑的首要内容。

（四）金融市场整体的规模大小和产品多样性

金融发展的大小是相对于实体经济发展而言的，过小则束缚经济增长；过大则容易激起经济泡沫。因而，合适的金融规模对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至为重要。金融产品是金融交易的客体，是否拥有满足不同金融期限、金融风险、金融成本等市场需求的多样性产品决定着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能否起到有效的支撑。

（五）金融结构变迁、金融制度改革与实体经济的适应发展

金融体系要实现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还应避免自身的畸形发展，必须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为主要导向，减少或者避免行政干预。因为政府干预造成的市场扭曲程度大于市场失灵本身。在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有两个侧重点：一是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二是打破垄断，放宽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增强金融市场竞争。

（六）我国金融体系引导效率的评价标准

金融对经济的引导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推动和牵引成效，重在强调如何发挥金融体系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实体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作为主体的角色出现，各种融资方式、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金融改革的深化都将成为带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其评价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七）金融与实体经济宏观调控

实体经济运行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时，需要政策协调配合，综合运用好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金融政策工具，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扭转经济发展呢的不利势头如通货膨胀等，较好地实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引导功能。

（八）金融与实体经济结构优化

经济发展既是经济数量的增长，更是经济结构的优化，而结构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的。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既可以很好支撑实体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通过对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实现对实体经济的引导，从而使得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布局更加合理。

（九）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成效

实体经济的发展成效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效率上，即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根据金融发展理论，金融体系主要通过提供支付体系、动员储蓄和改善资源配置等方式增进经济效率。

（十）金融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封思贤等（2011）认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积极转变增长方式。我们一般将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加而获得经济增长方式称为粗放型，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增长方式称为集约型。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为企业改进生产设备、引进先进工艺、改善管理水平等方式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集约型增长。因而，金融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推动亦是金融对实体经济引导功能的表现之一。

（十一）我国金融制度优化的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我国金融制度优化指标体系的基本思路是：以优化我国金融制度为目标，以金融对经济的支撑和引导为主线，以一级目标、二级指标和操作指标构成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反应金融制度优化状态。具体思路为：以优化我国金融制度为总目标，将这一总目标分解为两个子目标，即金融对经济的支撑目标、金融对经济的引导目标。进一步分解两个子目标，即将金融对经济的支撑目标和金融对经济的引导目标进一步分解为8个二级指标，然后在基本目标之下分解为若干个三级指标。

1.金融对经济的支撑效率指标设定

（1）反映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

主要包含6个三级指标：金融总资产与GDP之比、参与主体的数量、企业贷款增加额与间接融资总额之比、非国有企业贷款与GDP之比、金融业职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之比、金融产品多样化。

（2）反映金融结构变迁的指标

主要包含3个三级指标：M2/GDP、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货币市场交易额/资本市场市价总值。

（3）反映金融资产配置状况的指标

主要包含5个三级指标：贷款总额/储蓄总额、股票市场融资总额与GDP之比、金融资源配置期限结构、基础金融资产规模与衍生资产规模之比、信贷结构比例。

（4）反映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指标

主要包含5个三级指标：市场集中度、市场竞争力、民间金融资本占比、存贷利差收入占比、金融机构类型多元化。

2.金融对经济的引导效率指标设定

（1）反映金融与实体经济宏观调控的指标

主要包含2个三级指标：居民消费信贷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M2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弹性系数。

（2）反映金融与经济结构优化的指标

主要包含2个三级指标：金融资源在产业间配比、各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

（3）反映金融与经济发展成效的指标

主要包含5个三级指标：资本形成总额/储蓄总额、GDP的增量/资本形成总额、国企获款比例/国企GDP贡献度、存款+贷款/GDP、企业自筹资金/固定资产投资。

（4）反映金融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

主要包含3个三级指标：人均贷款、全要素生产率、资本要素生产率。

3.我国金融制度优化指标体系指数模型

金融制度优化指数模型是在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由一个总指数，即金融制度优化总指数，两个分项指数，即金融对经济的支撑效率指数和金融对经济的引导效率指数构成的评价指数体系。

指标权重的分配是在专家打分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调整赋值来进行。具体做法是：选择xxxx年为基期，通过指数化的方法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各级指数。其中，一级指数为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分层加权总和，总指数为一级指数的加权总和。模型框架见表1。

四、结语

当前，根据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何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和引导效率已成为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金融制度优化指标体系为分析中国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引导状态这一极具争论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视角，但其实证研究远未完善。本文尝试性构建了中国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引导效率的综合指标体系，是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研究的新拓展。需要指出的是，该项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相关理论与方法仍需进一步的整合，这也是我们今后研究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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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封思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金融支持—来自长三角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1（05）.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篇5

关键词：经济增长门槛效应地区金融

引言

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表明：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有所不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已有关于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多数建立在线性关系假设上，但经济和金融环境的不同可能造成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只有满足“门槛条件”，金融才可促进经济发展。对山东省与上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探索山东省金融发展与先进水平的差距，研究山东省与上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一）理论假设

适度发达的金融发展水平将会促进经济增长。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促进资本形成和积累，并通过减少金融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来提高投融资效率以推动经济发展。消费信贷等众多金融服务、金融业务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从而减少消费的约束、促进消费增加、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完备的金融服务可为进出口企业提供信贷和信用证服务以提高贸易和结算的效率。另外，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可以为新技术提供较多的金融服务以合理地分配金融投资的风险，有效地推动生产技术进步；完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可实现地区间资金的合理流动与配置、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本文选择金融相关比率和金融深化比率指标来描述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以研究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门槛效应”的存在是金融经济关系实证结果迥异的根本原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使各种金融功能充分发挥自身效用，这些条件构成了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门槛”。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水平、信用环境等金融发展软环境等都有可能是“门槛条件”，最基本的条件是金融发展水平。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邹氏”转折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对地区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邹氏”转折点检验的目的在于检验在整个样本的各子样本中模型的系数是否相等。如果模型在不同的子样本中模型的系数不同，则说明该模型中存在转折点，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协整检验用于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主要用来检验断点前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是否存在显著不同。

实证研究

（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指标及其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指标。第一，经济增长指标。本文采用地区名义GDP代表地区经济增长规模，因为代表金融发展的自变量均没有进行人均处理，而且省市地区公布的人均GDP采用了不同的计算口径。第二，地区金融发展指标选取。构建金融发展指标是合理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是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关系进而探寻其内在作用机制的前提。一是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IR）：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金融资产规模指标包括广义货币、股票总市值及保费收入等；二是金融深化指标（DEPTH）：金融机构的信贷额与GDP的比值。本文选择上海市作为山东省的对比对象，因为上海市经济金融发达，经济金融发展已经满足部分“门槛”条件，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以体现。

2.数据来源和研究年份选择。山东省和上海市1978-2010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和金融数据来源于《山东金融统计年鉴》（2011）、《山东统计年鉴》（2011）、《上海金融统计年鉴》（2011）、《上海统计年鉴》（2011）。年份选择及时段划分：1978-1984年，我国金融体系迈出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打破了中国人民银行统揽所有金融业务的金融体制；1984-1991年，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相继出现，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标志着直接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金融体系的初步建立；1991-1996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并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汇率并轨、放松对同业拆借利率的控制；2001年以后，我国加入WTO、金融国际化步伐加快。

（二）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1.邹氏转折点检验。首先对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发现：山东省1991-2010年、上海市1990-2010年期间GDP、FIR和DEPTH具有协整关系。对山东省和上海市的FIR、DEPTH与GDP进行邹氏转折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山东省的断点出现在1991年；上海市的基础金融功能比较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重大变革基本上都对上海市金融经济关系造成重大结构性的影响，对上海的检验出现多个断点，最显著的则为1990年发生的断点。本文则选取最为显著的结点，即上交所成立的1990年作为断点进行后续研究。此时断点能够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在1990年上海市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更加突出。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山东省断点前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在1978-1991年的区间内，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在滞后一期的情况下，都显著地推动了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这说明在此期间山东省经济的发展带动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规模的扩张、金融体系的初步建立，从而使金融发展水平快速提高；但金融效率并不高，金融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而在断点后（1991-2010年），山东省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指标都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只是其发展作用的时限向后推迟一年。从实证结果看，金融发展水平是金融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门槛条件”，金融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开始促进山东省经济的发展，此时属于“供给引导型”经济金融发展阶段。

由表3可知，上海市经济增长能够带动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增加，而且能够通过5%或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不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程度，上海市经济的快速、高水平的发展对金融服务的要求日益多样化、复杂性、深层次化，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的作用逐渐地增强，上海处于需求跟随型的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实证分析结果还表明，金融发展水平是不可忽视的“门槛条件”。根据表3，在断点后的期间内，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上海市经济和金融进入良性发展循环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门槛条件”开始发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二者互相带动、相互提高，共同推动上海市经济金融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3.实证检验结论。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跨过一定的“门槛”，即金融作用于经济增长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金融发展水平。1991年是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门槛点”；上海市经济金融化程度较高、对政策性金融变革比较敏感，从而造成断点不止一个，本文则选取最为显著的1990年（上交所成立）；两地金融资产规模扩张都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金融深化程度作用则出现分化，山东省金融抑制现象比较突出，上海市金融市场化体制进行地比较充分，山东省应努力消除金融抑制现象、继续进行金融体制改革；1991年前，山东省经济发展显著地推动了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和金融深化程度，这表明金融体系的建立推动了金融发展但作用相对有限。1991年后，当山东省金融相关比率与金融深化比率跨过金融资产规模扩大、金融机构发展等“门槛条件”时，金融发展大大促进了山东省经济增长。上海市经济发展对金融发展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正处于“需求跟随型”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在断点后的时间里，上海市金融发展“门槛条件”开始发挥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上海市的经济和金融开始进入良性的发展循环阶段；山东省和上海市在金融经济关系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时点，都跨越了金融发展水平等相应的“门槛条件”，但山东省正处于供给引导型阶段，而上海则处于经济金融更高级的需求跟随型发展阶段。

政策建议

（一）加快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的建立

经济地理条件、金融政策倾斜、金融生态环境差异是区域间金融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上海市作为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国家的重点培育和支持，在政策倾斜、税收优惠、资金流动、金融市场化建设等方面都离不开政策介入。合理的政策能够有力地推动金融市场化的进程、缩短金融发展周期。

（二）完善区域金融发展生态环境建设

完善的法律制度有助于金融深化及金融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完善的法律和良好的金融发展生态环境能够大幅地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促进经济金融发展。因此应不断完善个人征信系统，建立个人与企业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山东省要重点落实国家关于金融发展与消费信贷的法律法规改善区域金融发展的环境；加强居民诚信意识教育以提高诚信在现实金融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建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以促进经济发展。

（三）建立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

经济发展需要多元化金融服务。以银行等金融中介为主的间接融资服务和以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服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金融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并缺乏与之相匹配的金融体系。所以，山东省应坚定不移地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努力建立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既要充分发挥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资本积累的规模效应，又需积极提高股票等证券市场资金配置与使用效率，从而创造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发展。

（四）优化融资结构

加快企业直接融资步伐，鼓励上市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等，以便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扶持有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适当扩大长期金融债券的发行以解决商业银行存在的附属资本不足的困境；促进和引导民间金融发展：鼓励民间资本组建地方性中小民营银行，民营银行能够发挥其地缘优势，降低当地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以促进当地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繁荣。

参考文献：

1.刘东晟.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及实证经验[J].生产力研究，2009（10）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篇6

关键词：金融体系；实际经济；关系

伴随着我国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金融体系也随之不断改革，其转变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该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是近些年来科研人员重视的热门课题，但是伴随着其过于快速的转变，对于该课题的研究渐渐有陷入误区的趋势，因此，造成我国大部分企业的金融发展缺乏规范正确的体系指导。只有准确认识这两者的真正关系，才可以避免该误区的继续发展与扩大，管理者才可以做出理智的经济决策。

一、金融体系对于实体经济的地位

1.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石

当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金融也就随之诞生了，因此，金融体系应该以实体经济为基石，当现实经济转变成为虚拟货币时，就极其容易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极其大的危害。其地位存在的原因在于实体经济自身的性质以及其对于其体系发展的不可忽略的作用。实体经济的交易往往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并用现实货币与物品进行交易，交易过程较为透明与安全，具有较强的可预知性，而与其相比，虚拟货币的交易则显得在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因此，其地位关系应该为金融体系的发展依赖于实体经济。

2.金融体系是促进实体经济提升的动力

金融体系其动力作用的表现主要为以下两大方面，一方面，现实的经济发展应该以良好运转的金融体系作为中介平台，另一方面，其体系的完善能够加速实体经济的增加，缩短第二次扩大生产的投资周期，同时还能对实体经济交易过程中的风险提供保障，伴随着近些年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其相互的促进作用也渐渐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例如，在交易过程中的信息透露、信用维护以及兼并等行为都需要强大的金融体系作为后盾，由此可见，金融体系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的互相作用

1.金融体系的存在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体系则随之诞生，现实经济的资本积累为其体系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金融体系很快就会奔溃，资源配置将会出现混乱，市场交易的规则就会被打破，金融体系的存在也没有了其本来应该拥有的意义。

2.金融体系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交易平台

金融体系作为实体经济交易的平台，为实体经济交易过程中的稳定与安全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后台保障，将一部分的交易风险分散，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体系的日渐完善，其职能越来越强大，对于其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最后，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也就是不可改变的必然趋势了。

三、协调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有效措施

1.充分利用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

为了有效协调两者之间关系的平衡，首先应该充分利用实体经济积极作用，保证其高速并且稳定的发展，其发展是带动该体系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其发展对于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具有指引作用。在其发展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发展与之密切相关，例如，在实体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第二次生产的周期就会大大缩短，实体经济达到了资金积累的目的，因此，就会有多余的资本流入金融体系中，从而带动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因此，该两者之间的发展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样，伴随着其发展，金融体系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呈现出向多个方向延伸的发展趋势，当实体经济实现了市场的改革，则金融体系对于资金的需求将会大大提升，金融需求的大量产生就会导致其服务的完善，同时，也为其自由化发展提高了基础与契机。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市场中，私营经济的交易越来越活跃，经济类型的多元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但由于私营经济缺乏统一的管理，因此，私营经济的交易往往缺乏严谨的规则，为了该类型经济的进步，其体系展开了多元化的经济服务。因此，充分利用现实经济的积极影响，可以促进金融体系的向多个方向延伸发展。

2.推进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

为了推进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就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改革进程进行大幅度的提升，消除限制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例如，利率浮动对于国际经济的限制等。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能够很大程度提升实体经济资金积累的速度，缩短实体经济发展的循环周期，改善企业的融资条件，同时还可以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对于国家而已，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可以减小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管理，同时，市场的资源可以根据其条件得到最优化的分配。因此，为了使经济市场上的问题彻底地解决，就应该推进其体系往各个方面多方向发展。

3.保证金融市场的改革进程

金融市场上的经济形式主要分为直接与间接两大类型，间接形式的经济需要有中介作为交易平台，为直接类型的经济则是直接通过交易双方来决定交易的收益以及速度等因素。而金融市场的改革又将直接决定实体经济的未来，因此，保证金融市场的改革进程对于其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金融市场的改革对于维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金融市场可以通过透露交易信息等手段来补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信息缺陷，同时还可以实现市场的统一化的管理与经营，能为其经济的发展制造一个稳定安全的外界环境，金融市场的发展会使实现经济筹集资金的渠道与方向越来越多，还能够提供市场交易的效率，因此保证金融市场改革的进程，保证其进程的不间断不停歇，对于其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对金融体系对于实体经济的地位以及作用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协调该两者关系的三大有效措施，主要通过充分利用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推进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发展以及保证金融市场的改革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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