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的研究背景(6篇)
时间：2024-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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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控制工程专业硕士实践能力
2009年，教育部提出要加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力度，同年，各高校开始招收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定位要求学生更加具备实践能力，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培养人才的核心就在于要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但目前，很多高校在实际的培养过程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针对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问题，在分析相关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
1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情况分析
《控制工程领域专业学位标准》中将该领域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定位在四方面：知识、技能、能力、素质。[1]（1）知识方面要求学生应掌握控制工程领域的基础知识及针对具体应用层面的相关知识；（2）技能方面强调了学生应该具备使用相关研发工具、熟练使用外语、获取相关国内外文献资料等方面的技能；（3）能力方面要求学生具备使用本领域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4）素质方面要求学生要注重该领域工程研究、开发、应用的问题，能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也即是说在控制工程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设定上就必须强调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加强工程实践的锻炼，要充分面向行业领域进行高质量的专业实践，以提升专业研究生的就业能力。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控制工程专业虽然已经招收了专业硕士研究生，但在真正的培养过程中学生的实践能力还是差强人意，这里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2-5]（1）受长期以来学术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影响，很多高校在课程设置上还是沿用其课程体系，对于实践环节的重视不够；（2）有些高校对“实践”的概念认识并不到位，这就使得虽然在课程体系中设置了“实践”课程，但内容的设置相对匮乏，形式化，从而造成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3）一些高校建立了实践中心，但是缺乏具有职业背景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导师队伍，从而导致实践环节的设置与社会应用的真正需求相脱节，学生的实践能力不能进一步提高；（4）虽然有些高校同企业建立了协同实践教学平台，让学生到企业参加到一些实践工作，但很多从事的都是一些低等的或者辅助性的工作，真正能够培养起动手实践能力的并不多。
2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构建
专业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针对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培养体系的构建应包含：构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扩大导师的选择面，校内、外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
2.1构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
首先，在构建课程体系的时候就必须定位明确。学校要能实时、准确地分析就业市场需求，从行业对对控制工程人才的实际需求出发，以培养实践能力突出的行业高级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在理论课程的设置上，要紧密结合学校的特色和行业背景，除了最基础的专业理论课程之外，还需要开设与学校特色和行业背景相关的一些理论课程。对于控制工程的专业硕士研究生来讲，毕业生不但要掌握基本的控制理论，熟练的编程语言，还要对其行业内的一些自动化、电力相关领域的工程问题有较深入的了解。
然后，要结合行业应用背景，对实践课程进行精心的设计和规划。要能够切实考虑实践的难易程度，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在不同的阶段开展不同的实践课程，比如在課程学习的初期开设基础的实验课程，让学生能迅速的掌握课程相关知识点；到相关课程知识点都学过之后，可以再开设一些专业性的实验课程，让学生能将不同课程的相关知识点融会贯通，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校企合作的实践课程，进一步让学生学以致用，能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在培养方案中将专业硕士研究生参加实践课程的要求、内容纳入到研究生培养的整体教学计划中，将实践课程设定为必修课，严格规定课程的学时、学分，确保实践课程能得以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开展。实践课程的开设要强调学生动手能力，以及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2.2扩大导师的选择面
很多导师是搞学术研究出身的，大多缺乏行业背景和工程实践能力，这就导致在进行实践教学时可能会力不从心，并不能真正达到实践教学的目标。而控制工程专业硕士是一个对实践动手能力要求很高的专业，要有动手能力强的导师来指导研究生进行实践。所以在导师选择的问题上，除了校内的专业导师之外，还必须增加具有行业背景的企业导师。
对于校内导师来说，需要加强对导师的培训，要创造机会让导师特别是青年导师到企业去锻炼，能让他们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将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加强他们的行业背景和实践能力，从而在校内实验、实践课程中指导研究生的时候能够更贴近生产实际，能以一些真实案例来丰富自己的教学。
同时，高校要聘请行业内部的一些高级工程人才来担任学生的企业导师。企业导师主要在学生进入到企业实践时给予研究生指导，在培养方案制定的过程中也应提供有用实践培养建议，并努力为研究生提供企业实践的机会，以期让研究生达到理论与实际操作的紧密结合，从而真正学以致用，并提高动手能力。
2.3校内、外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
实践平台的建设可以说是锻炼学生实践能力最好的途径之一。通常来说，实践教学平台又可以分为校内实践教学平台和校企合作实践教学平台两类。
校内实践教学平台是指位于学校的，模拟真实生产环境的、能够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提供一定帮助的场所，是联系课内知识和企业实践的重要环节。校内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分为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部分即是指研究生实验资源的建设，它会影响校内实验创新活动开展的效果；软件部分即是指基于硬件部分开展的研究生创新课题及各类研究生创新活动，它会影响校内实践教学平台的发展壮大。对于控制工程专业来说，校内实践教学平台可以包含计算机网络、控制工程、自动化等多个方向，从而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多个学科的知识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校企合作实践教学平台是指由学校和企业合作建设在校外的实践场所，也可能就是在企业之中或者真实的生产环境中。要能够创造机会让研究生真正参与到某些项目的研发、生产过程中，那研究生就可以深入到工程一线，自己动手去完成一些实际的工作，在此过程中，将自己的理论知识和校内实践经验运用到真实环境中，再通过富有实践经验的行业导师给予指导，还能与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工作人员交流，学习，能较快地培養起自己的动手实践能力。
作者：李建桢等
参考文献
[1]李茂国，朱正伟.面向工程过程的课程体系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9）：1-5.
[2]李娟，穆晓星.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管理机制探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12）：112-116.
[3]曾令全，李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途径的研究[J].东北电力大学学报，2010.30（5）：68-70.
关键词：风险投资；背景；IPO；创业板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5—0106-11
一、引言
我国风险投资起步较晚，但近年发展很快。最早由政府主导风险投资发展，如1986年成立的我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就具有明显的政府背景特点；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对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促进，很多国外风险投资进入我国，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大公司也加大对风险投资的投入，此外，个人也因风险投资的巨大回报而加入其中，成为独立风险投资。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由此形成背景多样的繁荣局面。
自2009年10月创业板开板交易以来，截止到2011年9月30日共有267家企业上市，其中超160家具有风险投资的背景，显示创业板市场与风险投资关系紧密，因此研究风险投资与创业板IPO之间的关系对促进我国创业板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投资在1PO市场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是金融领域颇有争议的主题，也是研究热点。多数学者通过比较有/无风险投资的公司之间的差异开展相关研究，其隐含的假设是所有风险投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然而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在资金来源、投资理念、管理模式、市场信誉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近几年学者们开始逐步关注风险投资的背景要素。
Rindermann（2005）较早区分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在研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IPO的运行和市场表现的过程中，Rindermann将风险投资分为国际风险投资和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研究结果显示两类风险投资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国际风险投资对股票价格表现出正面影响作用，而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股票价格则具有负面影响。Chahine，S和Filatotchev，I（2008）将风险投资分为独立风险投资和附属于承销商的风险投资两类，在针对法国市场的研究中发现附属于承销商的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抑价偏低，且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和市场表现。Brander等（2008）的研究表明，在企业价值增加以及创新方面，私人风险投资比加拿大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表现更好。我国的学者也开始研究类似的问题，张学勇、廖理（2011）把风险投资分为政府背景、外资、混合型背景以及民营背景风险投资，通过选取在大陆、香港以及美国上市的有风险投资支持的中国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不同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的IPO抑价率以及股票回报率的确存在差别。
综上所述，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对所投资公司的影响的确存在差别。之前的学者对我国风险投资背景的研究是基于综合不同证券市场的样本，而不同证券市场之间存在差别。我国的创业板是新开市的证券市场，且与风险投资联系紧密，因此研究风险投资背景对我国创业板IPO公司的影响，对促进我国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发展以及指导我国中小企业选择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
IPO是风险投资的成功退出方式之一，并能够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和建立良好的声誉，因此风险企业在IPO时的市场表现是研究风险投资价值增加作用的重要途径。创业企业的IPO抑价和长期业绩问题已经成为风险投资背景IPO研究的两大核心问题，很多研究者都从这两大角度分析IPO活动（金融中介选择、股权分配、发行定价、发行时机选择、信号发送等）对风险投资参与的IPO企业的影响。
近年来，国外许多学者对风险投资在IPO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相对成熟的理论主要包括认证理论和逐名动机理论。
认证理论：认证理论是由Barry等（1990）和Sahlman（1990）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认证理论认为，质量好的公司会吸引风险投资的参与，当市场中缺乏传达公司真实价值的有效途径时，风险投资对发行公司的持股将被认为是对发行公司的认证，被投资者视为公司具有良好前途的信号。此外，风险投资也会通过持股参与公司的决策，全程监控持股公司的运作，为其提供增值服务。这一理论在西方证券市场已得到证实。
风险投资在与创业者签订投资契约并开始投资之后，除了提供资金支持之外，风险投资还会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帮助企业快速成长并成功IPO（或其他退出方式，如并购），最后获得巨额回报。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持有发行公司的股份，参与发行公司的管理，行使了“内部人”的职能，因此风险投资的参与提高了对内部人的监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可以证明公司价值的真实性，而且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能吸引声誉好的会计师、证券承销商等参与证券的发行工作，从而能够降低IP（）的抑价程度。
IPO的过程伴随着信息不对称，例如发行公司拥有比外部投资者更多的信息。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崩溃，就需要第三方的认证来保证发行的成功。在证券市场中，证券承销商、审计机构以及证券交易所都是能够对IPO进行认证的第三方，但风险投资可以更好的发挥这种认证作用，这因为他们持有发行公司的股份、占有被投资公司的董事会位置，直接参与所投资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与其它金融中介相比，风险投资与所投资公司的管理层建立的关系更密切、持续的时间更长；此外他们还会控制风险投资出现的认证错误，由于大多数的风险投资基金是以有固定存续期限的有限合伙制存在的，因此，如果它们要在未来成功地筹集资金以继续存活，过去的业绩表现以及所建立的声誉是极端重要的。
从认证理论出发，本文发现风险投资若要发挥第三方认证的作用，则必须具备下列条件：具备认证资本、认证资本大于其虚假认证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以及企业取得认证服务要支付较高的成本这三项条件。从对风险投资的认证作用的分析可以看出，认证理论主要分析风险投资作为认证的第三方具有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功能。
由于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在参与发行公司的管理、行使了“内部人”的职能等方面的程度不同，导致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参与对内部人的监控程度、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存在显著不同，因此证明公司价值真实性的可信性会有不同，从而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发挥认证作用的效果不同。
逐名动机理论：由于风险投资的兴趣不在于拥有和长期经营创业企业，而是在一定期限内退出并实现投资收益，因此在客观上有过度追求短期效应而较少顾及企业长期发展的需要。Gompers（1996）首先提出风险投资“逐名动机（Grandstanding）”的假说，即风险投资机构出于自身投资业绩的压力会对所投资企业“拔苗助长”，促使其过早上市而获取回报，从而可能损害企业的长期利益。
风险投资基金的存续期通常为十年左右，其中前三至五年用来寻找和投资企业，之后的几年则用于帮助企业成长和增值，存续期满时必须清盘，把本金和盈利分给投资者。由于一个基金在成立后几年内就会完成所有投资，风险投资机构为了维持经营，必须采取滚动式融资，即每隔三至五年要重新进行筹资，这导致投资者和风险投资机构之间形成一种反复博弈的关系。后续的每次融资行为实际上是对风险投资机构管理水平和能力的一次评估，其之前的业绩表现是投资者考量风险投资机构能力的关键指标，直接影响后续融资的难易程度。特别在风险投资机构的发展起步阶段，由于投资者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质量一无所知，因此前几次的投资表现对于风险投资机构能否生存下去至关重要（Lakonishoketal，1991；Zeekhauseretal，1991）。
风险投资的有限合伙制和有限存续期机制等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约束风险投资的机会主义行为，缓解风险投资和投资者之间的委托问题。然而Gompers（1996）指出，该机制存在一个潜在问题，那就是风险投资迫于后续融资压力，可能会过度关注风险企业的短期业绩，急于在其存续期内实现退出，实现投资收益回报投资人，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声誉，以保障其后续融资和经营。
风险投资的这种短期压力会直接转嫁给被投资企业，导致风险投资和被投资企业之间目标不一致，从而产生委托问题。Stein（1988，1989）、Rajan（1994）等进一步进行了理论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由于风险投资基金的短期投资期限，会导致被投资公司的决策层做决策时无法从公司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制定公司发展战略。由于IPO是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退出方式和业绩衡量指标，风险投资为尽早取得业绩，证明自身能力，有动机把被投资企业在尚未发展成熟的情况下就仓促推向资本市场。Gompers（1996）指出，那些从业时间短、资历尚浅的风险投资机构由于缺乏业绩记录，因此更容易产生“逐名”倾向。而对于那些从业时间较长、已实现多次成功退出的风险投资机构来说，投资者对他们的能力已经有了较深的了解，一个额外的IPO对提升他们后续融资能力的边际收益相对较低，因此他们反而没有强烈的急功近利倾向。
从对“逐名动机”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逐名理论主要从风险投资自身的激励问题出发，分析风险投资对所投资企业IPO效应的影响。不同背景风险投资所面临的激励问题不同，从而导致风险投资对所投资企业IPO的影响不同。
三、实证分析
研究假设：对风险投资背景进行合理分类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前提，虽然《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2006》按资金来源将风险投资分为“两大类，八小类”②，但这个分类过细，不利于开展相关研究。本文根据创业板的实际情况，将风险投资分为：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企业背景的风险投资、独立风险投资，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
（1）不同背景风险投资与抑价
抑价是研究公司IPO的重要指标，它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克服“赢家诅咒”的一种方法，因此风险投资可以通过改变信息不对称影响抑价，但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能力并不相同，进而影响抑价。
因为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是典型的“过桥投资者（bridgeinvestor）”，不像其他类型风险投资会深入公司管理，因此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能力较弱；而企业背景的风险投资和独立风险投资则是典型的活跃、长期投资者（Tykvova，2006），所以它们能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虽然政府背景、企业背景的风险投资都追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但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目标可能是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等，企业背景的风险投资的目标可能是母公司的发展战略，并非普通投资者所关心的收益最大化（Gompers和Lerner，2000，企业背景风险投资；Brander等，2008，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它们难以有效解决投资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独立风险投资则特别关注其声誉，因为声誉对其能否获得资金组建下一个风险投资有重要影响，而声誉和其以往的投资收益率密切相关，因此市场可以通过独立风险投资的声誉来判断其所投资公司的质量，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有理由认为独立风险投资能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综述所述，本文认为独立风险投资能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对抑价的影响程度最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抑价的影响程度不同
H11：独立风险投资对抑价的影响程度最高
H22：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抑价的影响程度较低
（2）不同背景风险投资与IPO后收益
IPO后收益是衡量投资者收益的重要指标。作为一个特殊的投资者，风险投资对所投资公司的IPO后收益有很大影响（MegginsonandWeiss，1991；Barryete，1990；Chemmanuretc，2006），且一般认为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原因包括：
激励机制的差异：风险投资是一个智力密集型的行业，其核心能力的两个重要方面分别是风险投资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和一批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投资经理。因此，在微观运作上是否能够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来充分发挥投资经理的作用，就成为风险投资机构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激励机制较差，一方面由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投资项目经理担心投资失败会承担较多的非经济责任，不愿意将收入与业绩挂钩、惩罚与资产挂钩；另一方面是政府出资人从国家资金安全或者“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考虑，不愿给予风险投资家更多的自和更“前卫”的激励方式。
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的目标具有多重性，不像独立风险投资具有单纯的财务投资回报，使得投资业绩难以准确衡量（Siegel，Siegel&MaeMillan，1988）；此外，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可能不能像独立风险投资基金那样给基金经理提供足够的激励，使得基金的管理要么缺乏激励机制，要么缺乏必要的专业人才（Chesbrough，2000）。
与其他背景的风险投资相比，独立风险投资的薪酬制度和管理架构更具激励性（Cumming，2005），所以它会更努力地寻找优质投资对象，并精心管理和监控所投资公司。
增值能力的差异：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不仅提供资金，还积极参与企业的各种经营管理活动，为企业提供重要的咨询、信息和帮助，最终增加企业价值。风险投资的这种增值作用在高科技企业的早期融资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而且重要，并最终体现在所投资公司的IPO后收益上。
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是政府委派，本身是政府官员，没有从事企业管理的经验，对市场反应不敏锐。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为政府资金的安全性负责，因此深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程度不深，从而对企业价值增值发挥的作用不高。
对于接受企业背景风险投资的企业来说，除资金之外，更看重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可以提供与生产有关的重要资源，促进市场上必要的知识向受资企业转移，并且能够利用自己的声望为受资企业背书，使受资企业快速地获得认可（Mauta，2001）。
独立风险投资通常专注于某一个特定行业，并且会建立社会网络（Barry，1994）。与企业背景风险投资相比，独立风险投资在增加企业价值方面的突出表现在能够帮助受资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获取其它融资、招募经理人等（Maula，2001；Maulaetal，2005）。一般认为其高度的专业化和良好的社会网络能增加所投资公司的长期价值（Tykvova，2003），即IPO后收益表现较好。
综上所述，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所投资公司的影响差异较大，因此对受资公司IPO后收益的影响应该有显著差异。基于上文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的影响程度不同
H21：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所参与的上市公司IPO后收益的影响程度最高；
H22：独立风险投资对参与的上市公司IPO后收益的影响程度次之；
H23：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参与的上市公司IPO后收益的影响程度最低
研究样本和研究变量：本文选取2010年12月31目前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总共包括154家公司，其中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公司是94家。本文以公司十大股东是否包含风险投资公司判断其是否具有风险投资背景。
本文采用横截面回归方法研究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对我国创业板的影响，涉及风险投资背景、市场收益率、市场热度、账面市值比等研究变量，各研究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2所示。
各项指标的数据来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个企业的招股说明书，股价信息来源于通达信软件。
风险投资背景与抑价：本文首先通过模型（1）比较风险投资支持企业和非风险投资支持企业上市首日抑价程度的差别：
其中，被解释变量UNDPRING是企业上市首日抑价，以公式（首日收盘价一发行价）/发行价计算；SIZE是上市前一年的总资产；VC为风险投资虚拟变量，若有风险投资支持，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O；其余控制变量的取值如表2所示。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和风险企业上市首日抑价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模型（2），检验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抑价的影响。
其中，VC_AGE是风险投资的从业时间；VC_LENGTH是风险投资对企业投资到上市的时间间隔；GOV、CORP及INDEP代表不同背景风险投资，若风险投资为政府背景，则GOV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O；CORP和INDEP以此类推；其余控制变量的取值如表2所示。
在结果Ⅰ中分析“有/无有风险投资”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抑价的影响，使用风险投资作为虚拟变量；V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首日抑价水平显著高于无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这个研究结果没有支持风险投资具有“认证”作用的理论，研究结果同时还显示发行公司的规模、帐面市值比和市场热度等的指标较显著，表明发行公司的规模、发展潜力和市场热度等变量对上市公司IPO抑价影响明显，其中公司规模越大，发展潜力越高，则抑价越低；而最近市场的热度越高，则抑价越高，说明市场的炒作氛围将会显著影响发行公司的抑价。
在模型（1）的基础上，结果Ⅱ是通过引入虚拟变量“风险投资背景”（模型（2））研究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抑价的影响而得到的结果，发现风险投资的不同背景均不对IPO抑价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即使深入风险投资内部，考虑风险投资的不同性质，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参与对创业板市场的IPO抑价没有影响。因此，我国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发挥的影响差异在创业板市场没有显现，不同的“认证”能力没有发挥出来。
结果Ⅳ研究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IPO抑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政府背景和独立背景风险投资的系数为正，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的系数为负，但其t值均不显著，说明即使研究样本缩小至仅考虑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上市公司，风险投资的不同背景对抑价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在创业板市场IP（）抑价和风险投资背景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关联性，意味本文的第一个假设不成立，揭示我国创业板市场没有如期望的那样觉察到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的市场认证功能具有差异性，意味着我国创业板对风险投资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结果Ⅴ和Ⅵ进一步考虑了风险投资机构声誉（从业年限）及进入风险企业的期限等特征对IPO抑价的影响，发现回归系数同样不显著，说明风险投资机构的从业年限和进入风险企业时间的长短均不会影响企业抑价。这和Gompers（1996）的发现不一致，说明在我国创业板市场，风险投资的特性（背景、资历等）没有凸现出来。
总之，在风险投资参与对抑价的影响这个问题上，全样本和对应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回归检验结果不完全一致。在创业板，风险投资的参与会影响企业的抑价，即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首日抑价水平显著高于无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这个结论并不支持风险投资具有“认证”作用的理论；而针对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回归分析显示，不同背景风险对风险企业的抑价没有显著影响；即使只考虑只有风险投资参与样本的基础上，结果仍然一致，而且风险投资机构的从业年限长短也没有对风险企业的抑价产生影响。因此，在我国的创业板市场，不同背景风险投资没有完全发挥“认证作用”，同时“逐名”机制也没有发挥作用。
风险投资背景与IPO后收益：从Ritter（1991）开始，就不断有学者采用配对方法研究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的IPO收益，如基于风险企业的公司规模进行公司配对（Loughran&Ritter，1995），或规模及行业（Ritter，1991），后来使用了规模和帐面市值比（Brave&Gompers，1997；Bray，Geczy&Gompers，2000）。但Barber和Lyon（1997）的研究显示一对一公司配对进行研究的基础是要具有足够的公司数量，这样研究结果才不会遭受再平衡和产生偏斜。
与配对方法一样，由Fama和French（1992）所使用的时间序列三因素模型也经常被用于分析IPO后收益（Brave等，2000；Brave和Gompers，1997）。这种方法通常考虑市场（β）因素，规模以及帐面市值等因素。有些研究考虑额外的因素，如杠杆和流动性（Eckbo&Norli，2005），或者IPO之前的收益（Brav等，2000）。
由于本文研究的期限较短，以及缺少相关因素的数据，因此不能采用因素模型分析。本文将采用与Ritter（1991）相类似的横截面分析，基于市场收益，不同的控制变量（如规模、帐面市值比、成立年限以及行业虚拟变量）和风险投资的特征进行分析。
IPO后收益率是用指数调整后的超额收益率作为公司IPO后收益的衡量指标，即公司上市后第一个月到第12个月的股票持有有收益率，再除以当期的创业板指数：
P1（Pl+1）是上市交易的第一天收盘价（IPO后1年），DIV为股利，RETURN计算为企业上市后1年的股票持有收益率减去同期创业板综合指数的增长率。
本文首先通过模型（4）比较风险投资支持企业和非风险投资支持企业上市股票持有收益的差别：
其中，被解释变量RETURN是企业IPO后持有收益，计算方法如（3）式所示；ROA为上市当年的总资产收益率，公司所属行业（IND），本文仅划分为传统行业和高风险行业（金融行业、医疗、新能源、IT、生物技术、新媒体），若为高风险行业，则取1，否则取0。其余控制变量的取值如表2所示。
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和风险企业IPO后收益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模型（5），检验风险投资的背景属性、从业年限及投资期限对收益的影响：
此处增加的变量与模型（2）一致，其余变量见表2。
对IPO后收益的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Ⅰ显示公司规模、帐面市值比以及发行规模等变量回归结果显著，结果Ⅰ还显示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在上市后一年的股票超额收益率显著高于无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这说明风险投资的参与增加了IPO后收益，表示风险投资并没有非常急切地把未成熟的企业操作尽早上市，没有显示出风险投资的“逐名”倾向。
在结果Ⅰ的基础上，结果Ⅱ是通过引入“风险投资类型”研究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影响，发现独立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则没有显著影响；
结果Ⅲ则是仅考虑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研究结果发现独立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则没有显著影响；这和结果Ⅱ一致，说明在创业板，只有独立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的影响是显著的，而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与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IPO后收益的影响没有表现出来，或者没有影响。
结果Ⅳ和结果Ⅴ则是通过进一步考虑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从业年限）以及IPO时风险投资进入风险企业的时间长短而得到，发现风险投资的从业年限对IPO后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风险投资的从业时间越长，则IPO后收益会较高。而风险投资的投资期限并不影响IPO后收益。
综上所述，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提高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而且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IPO后收益的影响显著不同，这符合H2的假设；其中独立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无影响。这样的实证结果至少反映出在创业板，独立背景风险投资并没有表现出“逐名”效应，这与Gompers（1996）的研究结果不太相符。此外，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并不对IPO后收益产生影响，说明在年轻的创业板，炒作非常严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年轻的创业板存在无效率性。
实证结果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提高风险企业的IPO抑价；而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参与的风险企业的抑价没有显著影响；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提高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IPO后收益的影响显著不同，其中独立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和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无影响。这与国外研究者的研究结论不同，Tykvova（2006）通过研究德国Neur市场，发现独立的风险投资对抑价和IPO后收益的影响程度最大，而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抑价和IPO后收益的影响程度最低。Rindermann（2005）、Chahine，S和Filatotchev，Ⅰ（2008）等针对法国、英国及加拿大等国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在我国现阶段的创业板市场上，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对所投资企业的IPO抑价的影响不存在显著不同，而IPO后收益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的现象呢？本文认为存在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创业板的制度性缺陷使得风险投资的作用没有完全发挥。
我国的创业板市场推出时间尚短，发行审核、股票禁售以及退市等制度仍不够健全，特别是当前创业板保荐人制度和新股发行询价制度的漏洞，以及高达7.19倍的创业板平均投资回报，使得风险投资对所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投资策略、公司业绩等方面的影响效应降低，使得不同背景的风险投资的特质没能体现出来，因而没有对所投资企业的抑价产生影响。
第二，风险投资对创业板企业的影响程度不大。
创业板上市企业具有“轻资产、高成长”特性，企业从成立到上市时间较短，风险投资介入企业的时间也不长，风险投资对所投资企业的影响不大，所以创业板的风险投资没能表现出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成熟市场的特性。
第三，大部分风险投资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
从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实践来看，风险投资不仅对公司进行投资，还要通过影响公司战略决策、公司治理、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源安排等提升公司价值，但我国现阶段大多数风险投资却以单纯性资本运作模式为生存之道，主要精力放在创业企业上市包装和IPO，并在IPO后择机退出，其本质是通过资本运作和创业板IPO达到获利目的，而提升公司价值则不是其关注的重点。独立风险投资由于大多由有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组成，因此能够影响公司战略决策、公司治理、资本结构和人力资源安排等方面，从而提升公司价值，因此独立风险投资对IPO后收益的影响显著好于另外两类风险投资。
稳健性检验：由于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样本不是随机抽样的结果，而是风险投资机构经过尽职调查作出的选择，因此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本文借鉴Rosenbaum和Rubin（1983）的“倾向度匹配”方法来控制该问题。首先用Probit模型对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的可能性进行回归。其中因变量为风险投资这个虚拟变量，若企业具有风险投资支持，则等于1，否则为0；自变量为发行规模、上市前总资产、上市时间、行业等变量。然后根据回归系数为每个样本企业计算出一个“倾向指数”，为每一家风险企业配比一家“倾向指数”最接近的非风险企业。
表5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之后，风险企业的IPO后收益仍然显著高于非风险企业，且IPO抑价差别不大。这说明本文的结论不受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影响。
四、结论
【关键词】Web设计CSS层叠样式表应用思考
CSS层叠样式表单（CascadingStyleSheets）属于标记性语言，应用其进行网页制作，可以有效降低作业量，提高作业效率。在网页设计过程中应用CSS技术，不仅可以对代码的重复使用效率进行有效提升，对HTML语言的繁琐标记进行全面简化，对网页布局进行精确控制，还可以强化网页的传输效率，为网页的维护与更新升级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本文重点阐述了CSS层叠样式表单在网页设计过程中的应用思考，以期可以为网页设计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提高其CSS技术的应用水平，促使网页设计实现全面创新与发展。
1CSS层叠样式表单
CSS属于标记性语言，将其与HTML语言有机结合，可以为网页的外观进行精准控制。上世纪90年代末，CSS技术诞生，不过由于浏览器支持力度较小，人们并没有对其给予高度重视。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浏览器普遍实现了CSS技术支撑，应用CSS技术，可以在HTML文档中添加大小、颜色以及类型等字体样式，对于网页设计者而言，该技术可以有效分离网页的外观控制与内容，具有较强的实用性。CSS层叠样式表单在网页设计中的应用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不仅可以定义在行内，也可以在特定的页面位置进行定义，除此之外，它也可以扮演外部样式文件，支持网页调用。而CSS的主要制订、颁布机构为W3C组织，CSS自颁发以来，共经历了四个版本，分别为1.0、2.0、2.1、3.0，现阶段，仍被人们广泛应用的版本为2.1和3.0。W3C属于民间性技术组织，因此，在颁布CSS技术时，并没有使用规范进行强制要求，因此，浏览器基于各自的差异，在CSS支持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开发者工作的难度系数。不过，现阶段，CSS已成为Firefox、IE等主流浏览器的事实技术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CSS的浏览器支持率。
2CSS层叠样式表单在Web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2.1背景控制
在设计网页时，设计者要对色彩的应用给予高度重视，网站色彩是用户的第一感官，因此，对于网站设计而言，页面背景控制具有十分关键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在背景控制方面结合CSS技术，不仅可以应用纯色背景，还可以利用背景图像构设具有较强复杂性的效果图。采取纯色背景需要涉及background-color这一属性，相关属性值有三个，分别为颜色英文关键词、16进制的颜色值以及RGB颜色分量。这一属性除了可以对背景颜色进行设置，还可以设定HTML背景色，以此为基础便可以对页面进行分块处理。而WEB代码中常见的background-color：#0000FF所表示的便是蓝色的网页背景。
创建背景图像会涉及background-im-age这一属性，其属性值仅有一个，即url（）。在设计网页的过程中，设计者普遍在images文件内存放图片，因此，用户若在网页中见到background：url（images/bg・gif）语句，其中的url表示便是相对路径，bg.gif表示的则是背景图片，images则表示图片储存的文件夹。用户使用网页时，会发现背景具有渐变的现象，这是在设计过程中结合了Photoshop软件与Dreamweaver软件，择取CSS技术设计渐变背景。首先，通过Photoshop构设图片文件，以5CACFE为前景色，以FFFFFF为背景色；结合渐变工具，对其进行上下拉动，对图片文件进行颜色填充。其次，通过单列选择工具选择页面，确保其像素为1×700，然后以bg.gif格式对其进行另存处理；最后，构设网页文件，并针对其页面的内嵌样式表进行声明设计。将body属性加设于CSS技术中，多次反复显示原定的图片水平方向，确保页面背景色与图片底色相同后，将其加设于属性中，便可以实现背景渐变。
2.2链接控制
在设计Web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在当前网页文件中应用CSS层叠样式表单，而且对其所实施的链接控制相对比而言具有较强的广泛性。在HTML页面中应用CSS层叠样式表单，常见性连接方式为外部链接。利用外部链接法，首先，要构建外部文件用于储存CSS层叠样式表单代码；其次，通过HTML语言所包含的LINK元素对CSS代码进行有效调用；最后，通过修改CSS文件，便可以获取一个全新的、页面繁多的站点。由此可见，应用外部链接方法，不仅可以提高网页改版效率，还能促使网站文件实现最优配置。具体做法如下：将输入HTML语言所包含的head标签，然后通过LINK元素对CSS代码进行调用即可。
2.3页面布局
传统的Web设计方案以表格页面布局为主，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完善，表格页面布局技术所含有的弊端逐渐显露，例如，网速较慢、后台代码繁多以及代码冗余等，DIV+CSS技术营运而生。利用该技术对Web进行页面布局设计，通过DIV对象，可以对页面进行区域划分，并将所需信息进行标注，CSS便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样式表现。DIV+CSS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
利用标记将网页划分为3个区域：一是，头部区域，代码为#header；二是内容区域，代码为#main；三是底部区域，代码为#footer，其中，内容区域共有两个部分：一是右侧部分，代码为#right；二是左侧部分，代码为#left，这便为页面布局的整体结构。应用CSS层叠样式表单不仅可以添加并定位这些区域的样式，还可以将相应的内容，例如，图片、文字等，添加到区域内部。由于CSS、HTML处于彼此分离状态，且HTML可以对CSS进行有效调用，因此，要相对HTML内容进行革新，只需对CSS进行更改即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网站升级、维护工作的便捷性。DIV+CSS结构的具体代码如下所示：
3Web设计过程中应用CSS常见性问题
（1）在书写过程中，要严格遵循相应的规范标准命名CSS的各个部分，并对其代码进行最大程度的缩写，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代码书写效率，还能缩减文件内存占有量。除此之外，设计者要对class所具备的多重定义给予高度重视，并准确把握各个浏览器属性的默认值，基于浏览器所具备的兼容性质，设计者可以将CSS・padding与CSS・margin元素设为0，应用相同样式套用不同元素时，设计者要对样式的类别明进行有效定义。
（2）在校验时，常见性问题为W3C校验合格，但CSS2.0校验不合格。主要原因是W3C的字体定义，如果在设计完成后，结束语不是类别字体，而是单独字体，便会导致系统在操作过程中遗漏相关定义。
（3）兼容问题。IE浏览器可以对“*”进行有效识别，而其他浏览器则不具备这项功能，因此，设计者在书写代码过程中，要对浏览器类别进行有效识别，这样才能有效表面CSS出现兼容问题。
4结语
本文主要对CSS层叠样式表单在Web设计中的页面布局、链接控制以及背景控制方面的应用进行了思考，并阐述了具体注意事项。不过，CSS层叠样式表单的应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对于网页设计者而言，CSS技术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不仅可以有效融入HTML语言，强化其属性控制能效，还可以有机结合DIV，从而提高Web页面布局的合理性与美观性，这些还需Web设计者深入研讨具体应用技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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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心理弹性；归因方式
作者简介：高长松（1981-），女，云南腾冲人，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心理教研室，讲师。（广东珠海519090）明冬艳（1978-），女，云南腾冲人，腾冲县第七中学，二级教师。（云南腾冲619707）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项课题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1ZY046）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32-0122-01
以往对大学生归因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格特点[1-2]、心理健康[3]、应对方式[4]、主观幸福感[5]方面，他们的研究发现，高敏感、忧虑、紧张焦虑及感情用事的个性倾向于消极归因，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大学生的积极归因，积极的归因有利于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优化学生的心理品质，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而大学生遇到挫折时，内心是如何恢复的即心理弹性，与归因方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几乎很少文章涉及，本研究从心理弹性角度，研究其与归因方式的关系，以期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及完善他们的归因方式。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
分层整体随机抽样广东省高校大学生，由经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深入班级统一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58份，有效率为93%。其中男生288名，女生270名；大一学生97名，大二学生187名，大三学生181名，大四学生93名；城市学生295名，城乡结合部学生120名，农村学生143名；独生子女217名，非独生子女339名；理工科学生195名，文科学生205名，艺术类学生158名。
2.工具
（1）弹性量表（CD-RISC）。该量表国内外研究比较常用，该量表测量了有利于促进个体适应逆境的积极心理品质，由坚韧、力量、乐观三个维度25个项目构成。坚韧分量表有13个项目，描述个人的镇定、灵敏、持久及在面对困境和挑战时的控制力。力量分量表有8个项目，集中体现了个人在经历创伤后恢复并变得强壮的能力。乐观分量表有4个项目，反映了个人看待事物积极的一面，并相信个人和社会的力量。[1]采用5级评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三因素结构较为合理，具有良好的校标效度，是测量心理弹性的理想工具。
（2）多维度—多归因量表（MMCS）。该量表分别涉及关于学业成就和人际关系的因果信念，分为学业成就归因和人际交往归因2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分成4个维度，即能力、努力、背景、运气。每个分量表24个题目，共48个题目，0～4的5级评分，总分为外控性得分减去内控性得分，分数越高，外控性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成就心理控制源量表中，科隆巴赫a系数在0.58～0.80之间，在人际关系心理控制源量表中，科隆巴赫a系数在0.70～0.84之间。间隔1周至4个月后的重测相关两分量表分别为0.51～0.62，0.50～0.70。其中，在可控性维度上，可以将努力归为可控，将能力、背景、运气归为不可控；在内控—外控维度上，将能力、努力归为内控，将背景、运气归为外控；在稳定性维度上，可以将能力、背景归为稳定归因，将努力、运气归为不稳定归因。
（3）统计方法。采用SPSS17.0进行t检验、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二、结果
1.高职生心理弹性及归因方式的性别差异
由表1可知，男生和女生在心理弹性的乐观维度上差异显著，男生在坚韧、力量及乐观上的得分均高于女生。男女生在学业成就归因及人际关系归因的外控性上差异明显，男生都倾向于外控归因。学业成就及人际关系归因，无论内控还是外控男生得分都高于女生。
2.大学生心理弹性与归因方式的相关
由表2可见，大学生心理弹性的各个维度与学业成就归因及人际关系归因的各个维度均具有显著性的正相关。说明大学生的心理弹性与他们的归因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3.大学生心理弹性及归因方式的回归分析
以心理弹性的坚韧、力量、乐观维度作为自变量，学业成就归因及人际关系归因的努力、能力、运气、背景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Enter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表3发现心理弹性的坚韧、力量对学业成就及人际关系归因的努力因素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乐观对学业成就归因的能力、运气及背景因素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对人际关系归因的四个维度都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力量对学业成就归因的运气因素及人际关系归因的背景因素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三、讨论
本研究发现，男生的心理弹性优于女生，且在乐观维度上差异显著，这与前人的研究基本相符。[6-7]男生内心深处可能比较认同社会文化及社会角色赋予他们更多的社会使命及责任，对挫折、困境及挑战非常的镇定、处理灵活，控制力较强，创伤恢复力也较好，更易发现事物的积极面。女生因个性、社会文化及角色的影响，抗挫力较低，遇事易慌乱紧张，依赖性强，自我认同低，致使心理弹性偏低。男生倾向于外控，在学业成就归因及人际关系归因的外控归因方面差异明显，且他们的得分均高于女生。男生会把学业成就及人际关系的良好，更多的归因于运气和背景，忽视自身努力及能力的影响，这不利于男生的职场发展及未来家庭的和谐，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应注意这方面的引导。
研究还发现，大学生心理弹性与归因方式关系密切，它们各维度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良好的心理弹性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的合理归因。因此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弹性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及人际关系。心理弹性与归因方式的回归分析显示，坚韧、力量能很好的预测努力因素，乐观能很好的预测能力、运气及背景因素，说明增强大学生的坚韧、力量，有助于调动他们的认知内驱力，有利于提升他们的学习动力，增加学习的干劲与兴趣。引导学生的乐观及积极性，有利于调动他们的自我内驱力及附属内驱力，激发他们的潜能，更好的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信息化建设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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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增文.高职大学生应对、归因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6）：694-695.
关键词：航天特色；控制工程；大众化教育；精英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6-0057-02
一、引言
随着21世纪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人的综合素质越来越高，相应地对自身教育的要求和渴望也不断提升，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在20%以上，这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1]。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的教育资源总体是有限的，若将其平均分配势必导致精英教育的缺失，直接影响到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涌现。因此，合理优化配置有限的教育资源，将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有机结合，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研究型大学高层次精英教育的方式多种多样，但目标都是为了培养出拔尖人才，提高教育质量，起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目的。首先，应该创造有利于精英人才培养的学习环境[2]。其次，应加强教育管理水平[3]。最后实施厚基础宽专业的分层教学[4]。
虽然国内外诸多研究者对于研究型大学高层次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5]，但是对于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而言，此类研究却十分有限，因此本文基于上述的高校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的研究成果，结合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研究生培养的实际需求，力求从航天专业特色出发，探索出一条符合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可行之路。
二、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研究生的培养策略问题
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属于高技术行业范畴，专业的特殊性要求对学生的培养应更为精益求精。如何针对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探索新的教育教学策略，使得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能满足航天领域的专业需求，也能适合于现代社会宽泛的就业环境，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方面，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技术属于国防的重要领域，相应地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应定位在精英教育，即所培养的人才应该拥有奉献国防事业的聪明才智，具有高层次的素养，能够满足航天发展的高需要。另一方面，如今的大学教育越来越向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包括宽广的知识层面、宽进宽出的考核体系等。因此，如何针对航天特色背景下的控制工程专业，在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让所培养的部分学生能投身到国防事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而另一部分学生亦能融入社会，成为大众的一员，将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三、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为了提高航天控制专业教育教学质量，达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目的，具体措施建议包括以下几方面。
1.厚基础、宽专业的分层教学策略。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课程可以采用厚基础、宽专业的分层教学。通过积极主动的思考，完成对重要知识点的掌握，这样的学习过程将会让学生记忆深刻，且过目不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深入探究问题的实质，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锻炼学生的认知能力，从而有助于学生今后从事创新性的航天科研工作。
2.教研一体化的培养方式。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课程可以将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在讲述理论来源、推导证明过程的同时，着重强调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及对人类生活进步发展的意义所在。将枯燥乏味的理论与学生身边的科研项目紧密联系起来，以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此外，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留出一定的时间与学生进行讨论沟通，甚至还可以采用让学生融合到科研项目的实际研究中，从而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研究生培养中的引导与实践策略。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课程除了理论部分，还有一部分内容需要通过实验来加以诠释，如何在已有的课程学习基础上，教师通过适当引导，结合数学或半物理的仿真模拟达到深化教学内容、提升教学品质的目的。此外，航天控制专业的课程较为特殊，所针对的对象通常情况下无法获取，因此在课堂上只能以视频的形式来展现给学生，相应地在实验过程中，航天器对象模块也只能通过编程的方式来虚拟实现，但传感器、执行机构以及控制器却能真实存在，正是这种特殊的模拟形式使得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课程的引导与实验环节富有挑战性。
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姿态动力学与控制、轨道动力学与控制等，这些内容涵盖了航天器基本的运动机理，覆盖了航天控制领域若干的研究方向，在课程学习中需要引导学生开拓思路，结合实验的仿真策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探索航天的未知空间。此外，考虑到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课程的专业特色，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从基础的万有引力定律入手，由浅入深，引导学生迈入到航天控制的知识体系。譬如航天控制的本质是什么？与航空器控制的差别是什么？等等问题，需要在课堂上与学生逐一探讨，同时还需要把握航天控制的最新研究方向，包括探月、探火等深空探测的控制问题与传统航天控制的差异，空天飞机的实现与全程自主控制，等等，通过结合这些最新的研究动态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从细节中感染学生，让他们记忆深刻。
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课程的最大特点是理论较为复杂，内容颇为烦琐，看上去略感乏味，却充满了回味，如果仅从原理上去解释问题，学生的理解可能仍有限，因此实践环节必不可少，设计直观、生动的仿真模拟实验来巩固课程内容，让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感受到航天控制专业的价值所在，凸显专业的重要性。航天控制系统包含被控对象、传感器、控制器和执行机构，要想构成一个完整的实验过程，每个部分都必不可少，然而侧重点又不尽相同，作为课程本身，更多关注的应该是航天器的建模与控制方法，即要求学生在进行课程实验的时候，采用教材中的基本理论和控制策略实现航天器的仿真模拟过程，先通过数学编程的形式来开展实验，结合教材的原理和方法，将航天控制系统的每一部分都以代码的形式进行模块化处理，并将这些模块并联起来完成一体化的模拟仿真，进而结合气动台、陀螺仪等设备开展半物理的仿真实验，让学生在实际动手的过程中掌握课本知识的要领，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4.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策略。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研究生的教育管理水平主要体现在对不同学生所使用的不同管理方法，避免在学生之间采用等同划一的计划和要求，允许学生个性化发展，并在此基础上给予学生适当的指导，以发掘每个学生在不同领域的潜能，为其设计出合适的学习计划，并定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动态进行跟踪和测试，通过这种人性化的教育管理模式将有助于航天人才的脱颖而出。
四、结语
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其初始定位是精英教育的范畴，而目前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教育呈现大众化的趋势，为寻求航天控制专业精英化教育和大众化教育之间的平衡关系[6]。航天特色背景下控制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通过分层教学、教研一体化的方式、社会实践等手段来引导学生朝着积极的方面发展，确保拔尖人才进入到航天科研院所的同时，亦能使一般学生学有所成，在各行各业中都有所建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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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管团队断层；企业创新；CEO权力强度；股权集中度
一、引言
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UpperEchelonsTheory）认为，创新作为企业的一项战略选择，具有风险高、投资大和不确定等特点，不仅受到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并且还会受到高层管理者的有限理性与认知模式的制约。高层梯队理论所隐含的假设是高层管理团队成员多重人口特征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从而能够将个体层面的特征整合起来构造团队层面的特征变量，研究其分布并检验其影响效应（Thatcher等，2003）。然而，个体特征在本质上是多维的，并且不同个体特征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多重个体特征之间的这种聚合作用会对企业绩效做出贡献或者造成损害，因此相关研究难免存在多重共线性或者遗漏重要变量等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Lau和Murnighan（1998）从团队断层视角对高层管理团队的多样化特征进行了重新解读：“断层（Faultline）”的概念源自地理学，原指最容易引发地震的地带；团队断层则是指基于群体成员的一个或多个相似特征，从而将团队群体划分为若干子群体的一组假想的分割线。在子群体内部，由于成员间的忠诚和信任，个体能够获得相似性的满足，而在各子群体间形成的对比差异能够使团队成员获得独立性满足（Brewer，2007）。Li和Hambrick（2005）将组织派系小集体（FactionalGroups）的概念引入到高管团队断层研究中，进一步论证由于派系小集体的存在而产生高管团队断层。派系小集体被定义为组织内一些小团体，成员具有相似特征，能够在小集体中找到明确的归属，但不同派系小集体之间容易形成偏见与歧视。由于这种派系小集体广泛存在，从而产生派系断层（FactionalFaultlines），并且这种派系断层越大，任务冲突（例如监管政策、风险策略、控制体制以及危机事件处理方法等）和情感冲突（例如组织内人际关系的不相容等）越激烈。
相较于高层梯队理论，团队断层的理论视角考虑到了个体特征的多重性及其聚合作用，从而能够更为准确地对高管团队内部机制进行研究。并且，团队断层理论还认为，断层会导致团队内部发生分化，从而会损害团队运作过程和运作绩效（Lau和Murnighan，1998）。学者们已经从不同角度构建检团队断层影响效应的模型，基于不同的人口统计特征（年龄、性别、种族、教育背景、职位、任职时间、职业背景等）划分团队断层，并验证了高管团队断层强度会对企业并购活动（Wan和Zhou，2014）、企业竞争力（Ndofor等，2015）和企业成长性（Alessro等，2010）等方面造成影响。同时，近年来还有学者发现与任务相关的冲突主要来源于不同的教育背景或工作经验（Cooper等，2013）――当前在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中，普遍存在一部分具有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他们对公司的投资、融资、现金流量、资本市场动态等方面问题更加敏感，与具有研发、市场、法律等经验背景的其他高管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观点。尤其是对于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等特点的企业创新，具有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会更加关注创新投资过程中的资金支持与风险收益等问题，而不是关注创新的实用性或技术可行性。这种基于经验知识所形成的认知差异，会在具有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与非财务金融背景高管间形成一种“天然断层”。
由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大多从事创新业务，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因此本文以2009-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具有财务金融背景和非财务金融背景高管形成的高管团队断层强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同时还关注CEO权力强度和股权集中度对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能力
企业创新是一种风险较高、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战略决策，不仅需要企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资金，还需要高管团队的相互合作与支持，整合各方资源，加强沟通与信息交流，保障企业创新的成功实现。
不同的职业背景往往意味着企业管理者具有差异化的工作经验、思考角度以及认知模式（马富萍和郭晓川，2010），能够在高管团队进行经营决策时，促进多角度问题分析和多样化方案的提出。基于成员职业背景多样性，高管团队能够从不同角度分析复杂问题、全面清晰地看待并解决问题，进而有利于改善和提高决策质量（Alexiev等，2010）。当具有不同职业背景的高管成员针对相关经营或战略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沟通时，不同领域的知识得以相互碰撞、激发更多灵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Talke等，2011）。而高管团队断层的存在将会阻碍成员间相互合作、沟通、协调等群体行为过程，较强的团队断层甚至会导致代表不同利益或具有不同背景的高管之间产生分离，激发派系小集体的形成，从而导致信息难以在派系小集体之间顺畅地流动并且成员间无法实现真正的合作与沟通，最终影响企业创新产出能力。
本文以是否具有财务金融背景作为高管团队派系小集体的划分依据，对任务导向的高管团队断层进行分析。该划分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大部分公司高管层中均有具有财务会计或经济金融背景的高管成员，其负责内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并且主要是关于投融资等方面的决策，关系到企业日常运营以及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地位，很难被其他高管替代；另一方面，与具有其他背景的高管相比，具有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对资本市场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能够与投资者、银行等资金提供方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在资本筹集、运作以及投资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姜付秀等，2012）。在企业创新这个长期过程中，拥有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更加重视资金链的安全性，确保资金充足收益稳定；而拥有研发、市场、法律等经验背景的高管更加注重企业创新的实用性、推广性或合法合规性等方面，两类高管在企业创新方面的关注角度存在较大差异。
在进行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具有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和非财务背景金融的高管会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分析问题，从而产生分歧与争执。例如，当具有技术研发背景的高管认为公司目前正在从事的研发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应投入较大资源进行开发；而具有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更注重企业的整体收益以及资金配置，认为该研发会在消耗公司大量资源，甚至造成公司短期亏损，应谨慎实施。当两方的观点分歧较明显时，具有相似观点的高管就会聚合起来形成派系小集体，不同的派系小集体间则引发较强的高管团队断层，从而触发高强度冲突与争执，影响高管成员之间的正常交流、沟通与合作，最终降低企业创新的效率和效果。并且，随着派系小集体之间在成员的其他特点（如年龄、性别、任期和职业背景）上进一步产生差异，高管团队断层强度会进一步扩大。现有相关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断层强度过大一方面会造成团队内部互相隔阂、缺乏沟通（王端旭和薛会娟，2009），另一方面会降低团队信息处理能力（Hutzschenreuter和Horstkotte，2013），从而影响企业创新过程，阻碍技术创新的有效实施。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对企业创新能力有负向影响。
（二）CEO权力的调节作用
作为企业生产经营与战略决策的核心领导者，CEO的行为和认知对高管团队乃至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与战略决策都有较大的影响（Adams等，2005）。当高管团队断层较强时，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进行协调统一，以保证派系小集体间的有效沟通，并进行及时有效的冲突管理，避免出现较大的冲突与争执。本文使用CEO权力强度来刻画高管团队中领导者的协调与控制能力。Finkelstein（1992）在首次提出CEO权力强度的概念时认为，CEO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并处理内部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需要具备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和声望权力等四方面权力。其中，组织权力由组织结构和职位层级所决定，组织权力越大则对他人的控制越强；专家权力反映了CEO的专业技术能力，专业技术能力较强表明CEO对公司相关知识和信息有着更为清晰的了解，从而能够及时发现公司存在的关键问题；所有制权力描述了CEO在公司中所持有的股权比例，当CEO既是管理者又是股东时，对公司有着更为强烈的归属感，从而对高管团队以及公司的整体控制力更强；声望权力反映了CEO的社会影响力（王帅等，2016），声誉较高的CEO可能会出于对自身与公司形象的注重，认为一个和谐友善的高管团队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姚冰等，2015）。CEO作为企业日常事务的最高领导人员，对企业经营战略的实施负有主要责任。而其他高管主要由各分部门领导组成，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是基于自身部门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而提出的，较少考虑到企业整体情况。此时，便需要CEO来平衡利弊以及总览全局，选择整体最优的战略决策，以保障企业的健康发展（Adams和Ferreira，2005）。
当高管团队断层较强时，具有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c其他高管对于企业创新问题的冲突和争执会变得更加激励，此时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进行协调沟通，权衡各方所关注的利益点，决定最佳的创新投入水平，并且保证未来创新产出能力，以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EO权力强度对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关系有抑制作用。
（三）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
以往大量研究发现，公司治理会影响高管的行为和认知。而股权集中度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对高管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Cronqvist等，2011）。当股权集中度较高时，控股股东对公司的管控能力较强，可直接监督和控制高层管理人员的行为。另外，部分学者发现当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较高时，其对高管的监控会抑制高管自身特质的发挥，即弱化高管根据偏好做出的经营与战略决策（姜付秀和黄继承，2013）。同时，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差异和法治环境等问题的分析，有学者认为由于新型经济制度和法治环境较为薄弱，企业股权集中容易增强控制股东追求个人利益的意愿（Wu等，2011），他们可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源，进而导致创新资源投入不足。当控股股东为谋求自身收益最大化而根据自己的偏好权衡风险与收益，进行资源配置决策时，控制股东倾向于规避风险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引发对高管人员过度干涉和控制，抑制高管人员的创新动力（杨建君等，2015）。
基于此，本文认为如果具有财务背景和非财务背景的高管间存在较强的断层，那么可能会引发冲突与争执，导致企业创新能力减弱；控股股东能够以自身的控制能力对高管团队产生影响，但为保证自身利益不受侵害，控股股东也是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来进行决策，从而更易偏向一方的意见或建议。因此，当股权集中度较高即控股股东控制能力较强时，其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偏向具有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派系小集体或另外一方，导致由高管团队断层引发的冲突与争执更为激烈，从而降低高管团队的沟通与协作效率，抑制部分高管成员参与经营战略决策的积极性，降低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对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关系有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本文以2010-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因为创业板上市公司主要从事高科技业务，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创新活动较频繁，最符合本文的研究情境。上市公司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以及国泰安数据库（CSMAR）；研究中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对于初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ST公司以及金融、保险行业公司；（2）剔除相关变量有缺失的数据；（3）对照上市公司年报对高管团队人员进行手工整理。本文的高管人员包括CEO（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高管的财务金融背景被认定为曾经从事过与财务、会计或金融相关的职业。国泰安数据库中提供了大部分高管人员的职业背景信息，对于职业背景缺失的高管人员，笔者通过查阅上市公司年报或使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查找其职业背景，并剔除当年任期时间小于8个月的离任或退休高管。剔除高管团队人数小于4人的公司，这是因为人数较少无法使用高管团队断层公式计算断层强度；剔除高管团队具有财务金融背景的人数少于2人的公司，这是因为一个人无法形成派系小集体，从而无法形成高管团队断层。
根据上述处理方法，最终得到847个观测值。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的1%和99%百分位进行Winsorize的处理。
（二）变量定义
1.企业创新能力。本文使用企业年度专利申请数量以及授予数量作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王超恩等，2016）。相较于研发支出，以专利数量作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创新产出以及创新效率与效果（Hsu等，2014）。
2.高管团队断层。高管团队断层强度用构成最强团队断层特征的变差的平方和除以全部可能构成团队断层特征的变差的平方和来计算（Thatcher等，2003）。而本文中的最强团队断层为是否具有财务金融背景为划分依据的高管团队断层，同时本文的高管人口统计特征还包括了性别、年龄、学历、和任职时长。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Faug=∑pj=1∑2k=1ngk（jk-j）2∑pj=1∑2k=1∑ngki=1（ijk-j）2g=1，2…S
其中，Xijk代表第j个特征的k派系小集体中第i个人的值，j代表高管团队中j特征的平均值，jk代表在k派系小集体征j的平均值，ngk代表k派系小集体中的人数（k=1，2），断层强度Faug则为基于是否具有财务金融背景所形成的高管团队断层的强度。同时由于性别和学历为哑变量，年龄和任职时长为连续变量，为将这两类变量整合到同一个团队断层强度计算公式中，本文对它们分别进行重新编码――首先，对哑变量做变量转换，把每列哑变量与2相除，使各类别个体间欧氏距离相等，且为1；其次，对连续变量做重新编码，把年龄除以10，任期时长除以8。Faug的取值在0，1之间，值越大说明断层越强。楸Vな抵ぜ煅榈木济显著性，在实证过程中笔者取100倍Fau的自然对数作为高管团队断层的衡量指标。
3.CEO权力强度。根据已有文献，本文将从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和声望权力四个方面对CEO权力强度进行衡量。其中，组织权力由CEO是否同时兼任董事长代表，是为1，否为0；专家权力由CEO是否具有高级职称来代表，是为1，否为0；所有制权力由CEO是否持有本公司股票来代表，是为1，否为0；声望权力由CEO是否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来代表，是为1，否为0（姚冰等，2015）；从而CEO权力的强度区间为0-4。
4.股权集中度。本文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衡量股权集中度的指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说明股权集中度越高。
5.控制变量。根据Hsu等（2014）的研究，本研究选取公司年龄、公司规模、研发支出比率、有形资产比率、总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比率、营业收入比率、市值账面比、融资约束指数以及托宾Q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计
根据研究假设和变量设定，设计模型（1）来分析检验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innovationi，t=β0+β1LnFaui，t+Controli，t+∑Ind+∑Year+∑State+δ1i，t（1）
其中，innovationi，t分别由创业板上市公司t年专利申请数量LnApp和专利授予数量LnAcc测量，LnFaui，t代表i公司在t年的高管团队断层强度，Ci，t是一组控制变量，由t年相关数值代表，Ind代表行业控制变量，为虚拟变量，行业划分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修订）》，共包括了十二个大类，Year代表年度控制变量，为虚拟变量，年度区间为2010-2015年，共六个，State代表经济区域控制变量，为虚拟变量，经济区域划分，按照“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东北、泛渤海、泛长三角、泛珠三角、海峡、中部、西南、西北经济区划分为类，δ1i，t为随机误差项。
使用模型（2）和（3）来检验假设2和3。同时对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
innovationi，t=β0+β1LnFaui，t+β2CEOpoweri，t+β3LnFaui，t*CEOpoweri，t+Controli，t+∑Ind+∑Year+∑State+δ2i，t（2）
其中，CEOpoweri，t是i公司t年的CEO权利强度数值，LnFaui，t*CEOpoweri，t为交互项，δ2i，t为随机误差项。
innovationi，t=β0+β1LnFaui，t+β2Top1i，t+β3LnFaui，t*Top1i，t+Controli，t+∑Ind+∑Year+∑State+δ3i，t（3）
其中，Top1i，t是i公司t年的股权集中度，LnFaui，t*Top1i，t为交互项，δ3i，t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展示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LnApp和LnAcc的均值分别为1861和1521，标准差分别为1299和1230，说明这两个指标在样本中的分布有差异性；而LnFau的均值为2677，最小值为-0676，最大值为4499，标准差为1097，说明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强度属于中下等强度，并且企业间有一定差异；CEOpower均值为2992，中位数为3，说明CEO强度普遍偏高；而Top1均值为34491%，中位数为32290%，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普遍集中，存在控股股东问题。
（二）相关性分析
表3给出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表3数据显示，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与创新产出的两个变量均显著负相关，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与H1相符。另外，各个解释变量的VIF均小于5，表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控制模型中可能遗漏的不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固定因素，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相关假设进行分析。表4给出了假设1-3的回归检验结果。其中（1）和（2）检验了假设1，（1）以LnApp为因变量的检验结果，（2）以LnAcc为因变量的检验结果。在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各项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相关变量后，本研究发现LnFau的系数均在10%水平上显著。从而表明当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强度增长1%时，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分别降低0224%和0291%，因此随着高管团队断层强度的增加，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会随之降低。控制变量中，研发费用支出与LnApp与LnAcc在10%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研发费用的投入可以有效提高专利申请数量以及授权数量。其他控制变量大部分都在10%以上显著，说明控制变量有效。
接下来加入CEO强度交互项，以分析CEO强度对高管团队断层和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影响。从（3）中可知，LnFau*CEOpowe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当CEO权力强度越强时，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对专利申请数量的负向影响越弱。同时，从（4）中也得出相似结论。LnFau*CEOpowe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
最后将股权集中度的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带入回归方程，作为交互项。从（5）中可知，LnFau*Top1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当股权集中度越集中时，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对专利申请数量的负向影响越强。同时，从（6）中也得出相似结论。LnFau*Top1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
（四）进一步研究
在前文的研究中已验证了公司内部环境差异对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影响。而公司所处的外部环境必定对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也有深厚的影响。从已有文献可知，货币政策直接影响了公司的融资能力，当货币政策较宽松时，企业能够以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获得较高的融资规模，尤其能够为创新活动融到期限更长、数量更多的资金（Hsu等，2014）。因此在进一步探讨中，本文以我国货币政策作为公司外部环境背景，探讨在货币宽松和货币紧缩阶段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强度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根据陆正飞和杨德明（2012）的研究方法，设计如下公式（4），MP越大代表货币紧缩时段，越小代表货币宽松时段。
MP=-（ΔM2M2-ΔGDPGDP-ΔCPICPI）（4）
最终，本文认定2010和2011年为货币紧缩年度，MP=1，其他年度为货币宽松年度，MP=0。最终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由实证结果可知，相对于货币宽松时期，在货币紧缩时期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负向影响更强，且分别在5%和1%上显著。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首先，本文根据Bezrukova等（2009）提出的高管团队断层强度测量改进方法，即先求出高管断层距离，如下公式所示：
Dg=∑pj=1（j1-j2）2g=1，2，…，S
其中j1和j2表示在j特征下，两个子群体的特征均值。然后计算Fau*D，再对Fau*D的100倍取对数，得出LnFauD作为高管团队断层的新变量。通过检验结果（1）和（2）可知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能力的负向关系在5%以上显著。
其次，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根据周建等（2013）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影响高管团队断层强度的相关外生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进行OLS回归，以求得内生变量的预测值。本文以高管规模（lng）、高管多样性（d）、高管平均任期（t）、高管持股比例（p）、和公司规模（s）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原有的模型。通过检验结果（3）和（4）可知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能力的负向关系在5%以上显著。
最后，鉴于企业创新过程所好用时间难以准确判定，因此借鉴Cornaggia等（2015）的研究方法，将t-t+2期的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予量加总，分别作为因变量，然后带入回归模型进行验证，最终结果如表6所示。通过检验结果（5）和（6）可知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能力的负向关系在5%以上显著。对于整体而言，最终结果均与表4一致，实证结论未发生较大改变，说明本研究结果较为稳健。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样本公司2010-2015年的横截面数据，以是否具有财务金融背景为依据探究高管团队断层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同时基于CEO权力和股权集中度等角度探究在不同情境下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基于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团队断层对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及授予数量均有负向影响，表明当具有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与非财务金融背景的高管间形成较强断层时，将会降低企业专利技术的申请数量与质量，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同时，CEO权力强度可有效抑制并缓和由较强的高管团队断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常发挥；然而，由于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随着股权集中度的增加，促进了高管团队断层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负向影响，损害企业整理利益。
本研究的贡献有以下两点：一方面，引入高管团队断层理论对高管团队行为进行深入刻画，克服了运用高层梯队理论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同时发掘具有财务金融背景与非财务金融背景高管间的“天然断层，以此为基础分析高管团队断层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而也拓展了有关企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以CEO权力和股权集中度为调节变量，分别从高管层面以及公司层面对高管团队断层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进行详细分析，探讨基于不同情境下的高管行为对企业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较全面的探讨了不同情境下高管团队断层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一定实践意义。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高管特征变量选取的局限性，由于数据收集具有一定难度，所以本文主要考察了高管是否具有财务金融背景、年龄、性别、学历、任期四个特征，而关于高管价值观、认知等方面更直观影响高管团队断层的特征变量很难获取；此外，本研究只选取了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所以样本量上有一定局限，后续研究可将样本拓展到全部A股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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