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论文(6篇)

乡土文化论文篇1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在民族文化研究成为潮流的时代下，民族文学研究成为探宄民族文化神秘之窗的捷径。宁夏回族作家马金莲在西海固土地上构建起具有民族特质的乡土乐园世界，探宄出最苦西海固却拥有极高的幸福度背后所隐藏的民族文化内涵。作者通过个体生命的饥饿体验，挖掘民间理想：在城乡二元文化中，寻找灵魂家园：以及通过边缘者视角，发掘人物超越话语的神性。

关键词：民族文化：乡土：城乡对立：边缘者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157-03

文化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单元体若想持久生存，都需建立一种稳态性的文化机制，以期获得其群体认同。而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得以繁衍不息的根本，通过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凝聚着本民族人民的心理认同感，建立了一种隐形的文化壁垒、因此在当下民族文化研究潮流中，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表达”的民族文学成为打开民族文化神秘之窗的重要形式，各民族文学创作者们纷纷将自己的审美体验融于艺术想象中，共同探视群体隐含的共存文化，使得民族文学创作出现百家齐放的繁荣景象。

而自然环境是文化产生的基础，“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民族文学作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约而同的以地域环境为基点，研究不同地域上所呈现的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思维习惯。“80”后女作家马金莲是宁夏回族文学创作者中的突出代表，她将作品立足宁夏西海固乡土，在文本叙事中作者拒绝政治意识形态的进入，将乡土的一切置于地域和宗教文化的体系中去思考与表现，呈现出西海固的地方特色及回族文化特征并折射了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改革前后的中国西部农村现实和农民处境。但在她质朴的文风下，将最苦西海固通过默默温情展现出人在严酷自然环境面前的绝望无助，但人与人之间却能守望相助，给予读者的不仅是感伤的情绪，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的熏陶和情感取向的认同，为读者揭示出生命的活感性和文化的诗意性。并且文本中贯穿着浓厚的宗教文化气息，其笔下的艺术形象即使生活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依然拥有着很高的幸福度，人们将生存的突破寄予在真主“可能虚幻的永恒中”，现实的一切都是真主对自己的历练和奖励，因此这里的人民怀着向善的心面对现实中的一切，挖掘出了回族文化背景下回族人生存状态、心灵归依和精神境遇，建构了其创作的文学深度和人文关怀。

一、诗意的乡土

马金莲的小说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她在叙事中借助个体生命的生存进入到民间文化生态与世俗生存的本真境况，在西海固的土地上寻找最为本源的生命情态和存在本相，以对本民族生存的探索获得更多历史、地理和文化的支撑，述说着田园劳作、土地生存的悲悯。从她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关照，对乡土风情的醉心描绘和对乡村百姓的诗意刻画，可以见其对乡土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立场。即使在如此贫瘠之地苦苦挣扎，马金莲对乡土生活的理解依然是积极向上的。在小《永远的农事》中虽然开篇“人活着，屎难吃，苦难下”，为读者营造出农田劳作的艰辛，但是土地已经在春风的日夜吹拂下苏醒过来”，却通过开春土地上可喜的景象，为我们营造出质朴轻松的艺术想象。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我们的一生都与这种叫做庄稼的东西有关……一年四季，从开春到入冬，上至快入土，下到刚刚懂事的娃娃，我们全都把精力心思花在庄稼上。”H即使再苦再累日子还得过，好歹都得往下过”，在现代文明背后的乡土社会，人们从生至死都在土里刨食，为生存奋斗，但是他们依旧虔诚的相信，只要脚踏实地的流着劳动的汗水，真主就会看到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即使没有获得回报那也只是真主对自己的历练，这种纯粹而又坚定的信仰，是这片土地给予人们最朴素也是最至理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智慧，融注着作者的民间理想，而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的，是普通人在寻求自由、争取自由过程中所表现开朗、健康、热烈，并富于强烈的生命力冲动。”这里依然在困顿中挣扎的最淳朴、最勤劳的乡民有着远离城市喧嚣的平实和拙朴的人生观念，通过他们的生存哲学触及到了民族结构的心理深层，是特定地域民族文化的审美镜像，体现了马金莲炙热的乡土情结和人文关怀。

她的小说致力于描写她生活区域的穷山恶水的民间，记载了在饥饿状况下，人的种种窘迫。但马金莲的乡土世界与余华等人借饥饿的乡村暴露人在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罪恶不断、人性扭曲不同，她笔下的西海固人民活出了虽苦犹甜的坚韧，深刻体现和保存了西海固文化的精神特征和风貌。《长河》里的西海固到处是金黄的色彩”，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但作者的用意并不是想勾画出一个乌托邦世界，而是借此来反衬生存的艰苦和表现乡民在将面对苦难时秉承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所映衬出的内心的强大力量《糜子》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打碎了赛麦一家生存的希望。在这片贫瘠干旱的土地上，靠天吃饭的生存现状并没有击垮人们的精神支柱，即使一年四季不能闲的农人们？在严冬里，焐在土炕上歇息真的是一件最舒服最最幸福的事”，即使几十亩地里的收成加起来才半口袋”，父亲也不允许母亲长吁短叹，依旧坚韧的过着自己的生活。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饥饿如影随形，在特殊年月中大人不得不偷吃拌着尿液的种子以缓解饥饿，孩子不得不减少活动以延长生命的长度，正如林语堂所说：“凡是到中国旅行过的人们，无不为中国劳苦大众低劣的生活水准所震惊，尤其使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条件下居然颇感快乐和满足。”在西海固贫瘠的土地上到处充斥着饥饿，而饥饿不是怨天尤人的悲悯，而是生存的一种常态，将苦难回归到大地本身，获得一种来自精神信仰上的大乐。而作者对饥饿忍受的描写，就是对底层生命韧性的肯定，是对民间生存价值取向的流露和体现。马金莲的小说中借助乡土生活的饥饿背景寻觅诗意的家园，构建西海固地区的乐园图式，将现实贫困诗化为身心的净化与自然健康的人性状态，蕴含着作家对西海固乡土生命的讴歌与赞扬和对宗教信仰的秉持。

二、城乡的二元对立“文学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学不仅是人类审美的对象，更是传达着人类精神思想与政治意识的场域。厚重的文化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得西海固形成了共同的保守、静态的文化性格，对城市文明形成一种本能的排斥，但乡土文明依旧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被逐步被蚕食。《舍舍》中保守的乡民为了生计涌向大城市，在城市文化熏陶下逐渐丢弃了传统回民的特殊装饰，烫了头发，化了妆，摘了头巾和盖头融入都市文化中，而乡村小媳妇舍舍虽见了世面”，却依然坚守回民传统，成为这方圆，年轻一茬里，她是唯一戴着盖头的小媳妇儿……坚守住了一份教门上的传统的东西”。在社会风气迅速变化的当下，马金莲看到了回民们观念的转变，体现出城市文化的强大，但作者借助典型形象在向读者传达事实的同时，也用文中主人公的操行表达了自身对城市文化的抵制，渴求坚守住回回穆民的操行。但是作者没有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上来审视乡村传统，去批判乡土的落后与愚昧，而是立足宗教文化的体系来审视从乡村走出去的这群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变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乡村人”的个体生命单位，体现对他们的宗教关怀，以期在世俗世界中营造一个守护他们灵魂纯净的精神家园，实现生命纯真的救赎，这也成为其作品的价值归宿。

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家乡，在都市文明的浸染下逐渐忘记了他们曾经的信仰，同时也把都市文明的习气带回到他们曾生活的土地上，使得宗教信仰至上的文化体糸受到了现实的严重冲击。而由传统道德支撑的精神支柱在城市的浮华下，侵蚀了他们的身心，偌大的城市隐藏着诱惑与罪恶，不再有乡村的恒定与善良。人们因为日子紧困而出外打工挣钱，但年轻人被外面是花花绿绿的世界，能挣来养家糊口的钞票”诱惑着，而老一代坚守的庄风不再被年轻人遵行，麻将、牌九也进入了这个封闭淳朴的山沟沟。甚至出外打工的小媳妇们被都市繁华迷失双眼，为了金钱沦为妓女，更是严重冲击了乡村固守的伦理道德。《少年》中的哈三、哈赛和着众多从家乡走出来的少年成为工业体制下最廉价的劳动力，小小年纪忍受着身体的摧残和心灵的煎熬，还要被层层剥削，这时的他们无比怀念那个黄土地上的矮房，那是他们生存的根和灵魂栖息的港湾。在马金莲笔下的他们，从乡村走进城市，流转于城市底层，他们没有获得平等的社会资源，从事着最辛苦最廉价的工作，他们有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忍耐艰苦的工作环境：有的渴望融入城市却学了皮毛，成为城市与乡村的边缘者：有的被金钱迷失双眼，成为被城市和乡村都排斥的道德堕落者：而有的在无法获得公平的社会资源与人格尊严时，重回到那片生养他的土地上。马金莲在文本中通过典型环境下塑造典型人物，尽力描摹出他们自然状态下的生命本真，以返现现代文明对社会存在的假丑恶和不平等对人尊严的践踏和对身体的摧残。同时透过这些平淡的现实文本，从这群出外打工的年轻人的遭遇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出作者对于他们遭受不平等社会待遇的微弱抗议，对于挣扎的异化生灵们谴责而又同情的悲悯，而故乡的温情是他们肉体得到拯救，灵魂得到净化的最终归宿，以期实现唤醒祖祖辈辈都在坚守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准则，体现出的是作者对传统乡土文明的坚守和对其内含的普适性价值观的传播。

三、边缘者视角

受传统社会环境和宗教因素的影响，西海固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儿童和女性往往是被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边缘化的群体。而在马金莲的小说中，却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关注，她直接采用儿童或女性视角作为叙述者，以一种类似于局外人的身份洞察周边的一切事物，关照着这片土地上最为原声态和最为纯洁的一面、

在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孩童视角并不少见，孩童不仅仅是一种叙述视角，也是一种叙述心理和认知方式。孩童缺少社会认知，对事物的攫取不会带入太多社会偏见，因此他们对事物本质的认知更为纯粹，不经意间就能揭示出事物的真实面貌。同时立足孩童的视角，以孩童的懵懂拒绝对人物进行道德善恶的评判，让人物在相对自然的生存空间中充分展示自己，使生命得到完美再现。在马金莲的小说中，作者通过孩童视角着重挖掘西海固人民平凡生活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同时将宗教信仰和生存哲学蕴藏在童言童行的表现中，还原民间生存经验，张扬生命意识，因此作品显示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高度的人道关怀，表现出对人们生存欲望的深刻理解和同情。”小说《长河》中儿童将村民们的无常视为自己的节日，因为送埋体可以得到两毛或五毛的海底耶”，还可以大摇大摆在主人家进进出出地自由活动”。他们单纯无邪的眼中真实地再现了大人的悲痛和凄然，展现了面对死亡时人们真挚的情感和内心深处的纯洁。《父亲的雪》中我因气母亲改嫁，坚决不喊新爸爸，而新爸爸却因大雪天护送我”回家落下病根而死，真切的反映了一个孩子深深的忏悔和对深沉父爱的理解《巨鸟》中的我”被安排守家的任务，却失职的让喜鹊咬死了二十一只鸡娃娃，“由于这沉重的教训，我忽然长大了，成熟了……我的肩上也该担一份生活的担子，认真往下抗。”从一个稚嫩儿童的顿悟，让读者真真切切了解到这里生存的压力，连一个爱玩的孩子都知道承担生活的压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马金莲笔下的童年生活都是在困苦的环境下，用稚嫩的肩膀担起一部分家庭责任的成长过程，更加真切的反映西海固地区凄厉的生存环境并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关切和同情。

乡土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乡土文化;中医药文化;中医药教育;高职高专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10)16-076-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大地,每一方圣土都有着成千上百年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因素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医药文化作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自然而然地渗透于每一寸乡土。乡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将乡土文化融入到中医药高职高专教育之中,有助于培养热爱家乡、热爱中医的实用中医人才。

1中医药高专以培养“乡土中医药人才”为己任

中医药高专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当地城镇社区和农村基层培养专科层次的实用中医药人才[1]。中医药高专院校的多数学生从故乡来,学成后又回到故乡去反哺于故乡。所以,中医药高专教育主要是培养愿意到基层去,能为本土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乡土中医药人才”,简称“下得去、用得上的中医人才”。

2中医药高专应加强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

在高职高专教育强调“以就业为导向,理论知识以必需、够用为度,注重技能培养”的影响下,加上学制短,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交叉教学,生源素质较差等原因,中医药高专院校很少注重给学生喂养优秀传统文化的食粮,易使当代青少年学生错误地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产生功利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就业就是一切”指挥棒的指挥下,有些中医药院校更是舍弃了“人文”传统,“把大学降低到市场经济的附属地位,市场需要什么,大学便做什么,一种产销对路,短、平、快的人才培养模式悄然形成”[2]。

医学是对生命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和实践活动,医学科学发展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精神[3],脱离人文关怀谈医学,学生就会成为医学匠人。中医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脱离传统文化谈中医,学生很难真正理解中医,也就学不好中医。乡土文化是一个特定地域内发端流行并长期积淀发酵,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4]。乡土文化的地域范围放大到全中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从学习乡土文化入手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易于接受。所以,不论课时有多么紧张,不论技能是多么的重要,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教育对中医药高专来说是必需的。

3中医药高专开展乡土文化教育的途径

乡土文化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乡土文化教育列入人才培养方案,贯穿于教学之始终,分阶段实施是一条有效途径。由于中医药高专教育学制短、课时紧张,乡土文化教育的教学时间和教学形式可以灵活安排,可通过开设课程,组建兴趣小组,建立专题网站进行辅导,举办学术讲座、文化节和知识竞赛等多种途径实现。如我校在中医药类各专人才培养方案中列入《三峡文化与三峡中医药》这门课程,纳入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之中,前4个学期均开设,每学期32学时,教师和教学时间不固定,灵活安排,重在营造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生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学。

3.1入学教育普及乡土文化,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1)开展乡情教育,强化学生热爱家乡之情。每个学生对家乡都有或多或少的认识,但由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对乡土文化教育的缺失,学生对家乡的了解多数是零碎的片断,不够系统全面;多数是直观的感受,缺少理性的思考。在新生入学前两周,学校结合军事训练的理论教学时间,用4―6个学时向学生讲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发展现状、未来规划等,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发展历史,强化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如我校地处长江三峡库区,学生入学时就对学生讲长江文化、三峡文化、讲三峡库区沿线城市未来的发展,顿时使学生开拓了视野,对家乡产生了自豪感、认同感。

(2)开展本地中医药历史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医之情。中医药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各个地方乡土文化中富含中医药文化。学校通过系统研究整理后,在新生入学时开展1次本地中医药历史与来来的讲座,安排1―2次参观,如参观学校中医药博物馆、中药园、中医药专业实训室等,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医药在治病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如我校每年均安排中医药类专业新生参观校内富有特色的中医药实训中心、中医文化陈列馆、中药科技馆、生命科学馆、药用植物园,并讲解长江三峡地区中医历史文化,学生一开始便对中医药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学习兴趣。

3.2深入探究乡土文化,提高学生职业素质

(1)以典型乡土文化为例,引导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主要通过对本地的神话传说、民间习俗、知名人物、文化古迹等进行深入剖析,引导学生去思考、发现其中的文化现象,引导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提高人文素质。如以“长江三峡地区是亚洲人类的发源地”[5]等三峡考古发现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去探究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秘密是什么,引导学生了解巴文化、蜀文化、楚文化等。又如处于长江边,以“水文化”为切入点,从“大禹治水”、《易经》论水、五行之水、人体之水、自然之水等方面进行讲解,引导学生去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去思考中医、去理解中医。

(2)扎实开展乡土中医药文化研究和教学,提高学生专业素质。中医药高专院校要发挥学校人力、物力优势,对本地区中医药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对老中医学术思想进行总结,并将这些成果应用于教学之中。如我校从2005年开展《三峡地区中医历史文化发掘与中医学术经验整理研究》,形成三峡地区中医历史文化发展概论、老中医学术经验集成等成果,2009年获得了重庆市万州区科技进步一等奖。我校利用这些成果开发了《三峡中医药》校本特色教材开展教学,并邀请三峡有名的中医药专家到校开展学术讲座,一方面通过介绍名老中医高尚的医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修身养性之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通过传授医家的学术经验,帮助学生提高专业素质。

参考文献

[1]苏绪林.浅论中医药高职高专教育的发展方向[J].卫生职业教育,2007,2(23):13.

[2]仪垂杰.当代大学人文精神的反思与重建[N].光明日报,2006-11-07(6).

[3]张宗明.高等中医教育应促进医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9):106.

乡土文化论文篇3

就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总体格局来看，大陆和台湾在分期上几乎没有大的分歧，1949年既是一个政治概念的划分，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在两岸发生突变的时期，文学作为一种工具抑或政治的简单传声筒，同时作用于两岸的文学创作。直到七八十年代，两岸的文学才逐渐开始面临着根本的转型。因此，我们在总体把握上，将它分为三个时期，即五四至1949；1949至七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至本世纪末。但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还是将它们切割成五个阶段。

无论是胡适的“八不主义”文学主张，还是陈独秀高扬的“文学革命”的大旗，抑或是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无疑都打上了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烙印和色彩。换言之，五四文化先驱们的思想移植是针对中国几千年强大的封建统治无可更易的文化现状的，反封建是当时新兴知识阶级不可回避的迫切文化命题。因此，作为新文学最初的实践者，也是中国乡土小说的开拓者的鲁迅，在其一开始进行白话小说创作时，就将小说主题定位在批判国民劣根性和弘扬人道主义的阈限中。生活在王权意识中的国人魂灵的麻木，异化病态的扭曲性格，以及水深火热的生存苦难，都使得鲁迅在一提起那支犀利的笔时就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于是，强烈的启蒙和拯救意识便成为五四及五四以后中国大陆乡土小说的一贯性主题，它不仅缔造和滋养了五四以降的大陆“为人生”的乡土小说流派，使之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鲁迅风”作为一个“被仿模式”，它也深深地影响着五四以后台湾乡土小说发端的走向。可以断言，作为五四文学，尤其是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主流话语，批判现实主义一直是站在创作潮头上的。

作为大陆文化的一个支脉，五四时期前的台湾本土文化尚浸润于农耕文明之中。一方面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古典文学对台湾上层贵族文化的主流性制约；另一方面是来自本土文化的民间文学的世俗性影响，这两种文学的流向沉浸在亘古不变的农业文化氛围之中相安无事，互斥而又互补地缓缓前行。当五四新文化的春雷惊醒了台湾的知识分子之时，张我军们所能进行的文学工作也就是传播、介绍中国大陆文化思潮和文学的走向，至多也只能对大陆的文学进行一些摹仿和移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大陆文化血脉相连的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支，亦如台湾作家叶石涛所言：“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台湾由于地缘的关系，在文学和社会形态上，承续的主要是来自中原汉民族的传统。明末，沈光文来到台湾开始播种旧文学，历经两百多年的培育，到了清末，台湾的旧文学才真正开花结果，作品的水准达到跟大陆旧文学并驾齐驱的程度。”（注：《台湾文学史纲》，叶石涛著。）也就是说，到了五四时期，作为和中原文化，乃至大陆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学刚刚磨合得比较和谐的台湾文学，就被五四新文化的强劲“西风”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得七零八落。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这样一个铁的事实，这就是日本文化对台湾本土文化的隐形的影响：“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文化的强制推行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使台湾本土文化带有某种程度的日本色彩，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湾文学的本土形态。这也是历史发展无庸回避的客观事实。”（注：《台湾文学史》（上卷），刘登翰等主编，第19页。海峡文艺出版1991年版。）这就是台湾文学因着历史和地域的缘由，所形成的与大陆文学不同的文学题材、风格，乃至于文体的根本内在原因。然而，根深蒂固的汉文化的遗传基因是使台湾文学有着不可改变其中华色彩的更深的血统原因。因此，五四文化新基因的植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以说，台湾的新文学是以台湾的现代小说为主体内容而成为发端的，而台湾的现代小说又是以乡土小说为主体内容进入先锋状态的。同样，台湾的乡土小说亦是沿着五四新文化火炬照亮的文化批判道路，跟在先驱者鲁迅的身后，一步一个脚印踩过来的。台湾的现代小说之父赖和之所以被称为“台湾的鲁迅”，其道理就在于此。

作为五四风云席卷下的大陆和台湾乡土小说，它们所呈现出的反封建主体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台湾的乡土小说多了一层本能的反日本殖民统治的色彩。这种主题内容的台湾乡土小说一直延伸到台湾光复以后，这不能不说是台湾乡土小说的一种潜在延绵的主要内涵。但是，从两岸的创作群体和创作实迹来看，民族精神所构成的共同创作母题——苦难的现实和现实的苦难——促成了两岸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不断高涨。

而从乡土文学的艺术角度来看，台湾乡土小说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它鲜明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特征，无论是从乡土文体本身来说，还是从文学语言的特质来说，地域文化的限制反而强化了乡土小说的艺术张力，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审美张力之下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的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乡土文体与语言所引发的台湾乡土文学的第一次论争，虽然不会得出圆满的结论来，但是，论争本身就标志着台湾乡土小说的日趋成熟。

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是中华民族陷入多灾多难岁月的年代，两岸乡土小说的共同母题是以抗日为先导的。抗日的母题不仅成为共通话语，而且也使人们从中看到了众多作品中崛起的一个个民族的脊梁。抗日，这在台湾民众来说是一个永远的民族情结，所以，也同时是台湾乡土小说的永远主题。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特殊文化背景之下所产生的两岸乡土小说，无疑是在悲壮绚丽的风俗、风景、风情画面上涂抹的血色历史。就此而言，大陆和台湾两地所产生的不同地域的抗日作家群的乡土创作就有了更有现实意义更有民族情感的文化内涵。当然，这一时期大陆和台湾的一些独具乡土风情的恋歌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沈从文与“京派小说”，以及钟理和的悲情小说等。在救亡、启蒙和唯美的文学选择上，因着作家不同的经历与审美经验的差异，而显出迥异的个人风格。

整个50年代的两岸乡土小说是进入了一个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既互斥又互融的年代。从表层结构来看，大陆乡土小说已开始从充满着现代性的五四文化话语告别和剥离，乡土小说创作几近成为简单的政治传声筒，而台湾乡土小说创作却在与主流话语的不断疏离中突现出民间意识。然而，从深层的文化心理来看，大陆乡土小说的异端话语和台湾乡土小说的皈依主流的情结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反映在作家作品当中。这种有意识的剥离是非常艰难的，而同样受制于主流话语，台湾的乡土小说在以林海音、钟理和、钟肇政等为代表的创作实迹中，较好地完成了文学回归民间的审美之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60年代的两岸乡土小说是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怪圈中盘桓的年代。大陆的乡土小说由于在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导致了伪现实主义的空前泛滥，严重的概念化、脸谱化倾向致使乡土小说创作迅速颓败，其间虽有“中间人物论”的抗争，但丝毫经不起主流话语的打压，瞬间即灰飞湮灭。而台湾乡土小说却与大陆截然相反，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下，导致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崛起，拉开了传统与现代之争的序幕。虽然此时台湾的乡土文学的概念与大陆的乡土文学的概念已然发生了质的歧义，但其实像白先勇这样用现代主义手法来表现“乡土”的作家，从本质上来说却是个道道地地的乡土意识作家。从另一方面来看，以李乔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创作的日盛，又有力地证明了台湾乡土小说进入多元化“黄金通道”的事实。两者表面上的互相排斥却掩盖不了殊路同归的乡土小说的繁盛。这一时期台湾乡土小说在艺术手法、语言技巧、文体形式等方面的探索，无疑是和大陆的乡土小说创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乡土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和孝镇；村落地名；来源；乡土文化

一、和孝镇的基本概况

和孝镇属于河南省汝南县下辖的一个古镇，“它位于县境南部，距县城约36公里，东临梁祝镇，南靠大王庄乡，西与常兴乡相邻，北与官庄乡接壤。东西宽7公里，南北长11公里，总面积72平方公里。”[1]和孝镇下辖16个村委会：和孝村、新集村、大庙村、薛岗村、陈屯村、邱井村、梁岗村、林阁村、黄寨村、王楼村、后马村、林楼村、郭庄村、黄屯村、吕屯村、小田村等，由122个自然村、214个村民小组组成。

二、和孝镇的地名来源

和孝镇作为镇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区域经济、文化、公共服务中心。关于和孝的名称来源，笔者曾询问了一些村里的老人和文史爱好者。韦明山，男，77岁，和孝镇和孝村第六小组村民。据韦明山老人回忆：和孝，原名和店，由于当地人口音“和店”便读成了huo店。关于和店的名字来源，这位老人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咱们当地生有一种鱼，称为火头鱼，俗语称“huodou”，传说南头的湖里曾有一只huodou精，由于当地人惹怒了这只huodou精，它便吐出一把火烧了和店，所以称为“火店”，也就是“和店”。其实所谓的火头鱼只是当地人的叫法，这种鱼被称为黑鱼，是乌鳢的俗称，河南一带叫火头鱼。黑鱼也被称为“孝鱼”，这是因为鱼妈妈每次生鱼宝宝的时候，都会失明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鱼妈妈不能觅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母子天性鱼宝宝自己争相游进鱼妈妈的嘴里，直到鱼妈妈复明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所剩无几了。传说，鱼妈妈会绕着他们住的地方一圈一圈地游似乎是在祭奠，所以后来人们称黑鱼为孝鱼。“万事和为贵，百善孝为先”。家乡人注重孝道犹如这孝鱼一般，一般家里面有老人去世，祭奠仪式隆重而庄严。虽然没有找到有案可稽的文史资料可以证明“和孝”的名称来源与这种火头鱼有关，但这种鱼十几年前在和孝镇地区的确随处可见，大人小孩都喜欢在河里捉鱼。由于最近几年的环境恶化，河流污染，这种鱼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关于和孝地名的来源，我们家乡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传说。据家乡文史爱好者程新耀解释：“和孝村在明朝时期就有了，它本来的名称是：‘火烧店’，以前这个地方还不是村庄，只有几家卖茶的店面，有一年失火，将这几个店面都烧光了。随着来此定居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便将此地称为‘火烧店’。人们通常省略最后的一个字，（由于当地人口音便将‘烧’读成第四声），久而久之，火烧就变成了和孝。”。

探究和孝镇地名传说，我们从中获取了多种地名成因，形成了丰富的地名文化。

三、和孝镇村落地名命名特点

现代地名学将地名结构分为地名通名和地名专名两大部分。“地名分类是地名学理论建设中的重要方面。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原则，可以采用不同的地名分类方法。不同的地名分类法又产生不同的地名分类系统。以地名通名分类可分为自然地名和人文地名两大类。自然地名中又可以分为山名、河名、湖名、海名、高原名、平原名、盆地名、沙漠名等等。人文地名中，也可进一步分为聚落名、道路名、桥梁名、行政区域名、文物古迹名等。如果以地名专名分类，则可分为姓氏地名、地物地名、意愿地名、数量地名、颜色地名、人物地名、军事地名、方位地名等等。”[2]

按照地名的通名分类，和孝镇属于人文地名中的聚落地名，也属于乡级行政区划单位。通过表1展示的和孝镇所有村落名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常见的村落地名通字，例如：镇、集、屯、寨、楼、阁、庄、园、坡、沟、塘、岗、洼等。

“镇”、“集”是唐后期伴随着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发展而来的。“屯”意为“包起来”、“卷起来”，随着屯田制发展，逐渐演变为建有一圈防御性围墙的寨子。从现在的许多口语地名中我们还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寨子的存在，比如和孝村的四周曾经围起了一圈土墙，称为寨墙，土墙里面为村民居住地，称为寨里，土墙外面的耕地称为寨外。楼：古代指筑成的狭而曲的土台，现指自然村落名称。“镇”、“集”、“屯”、“楼”等都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有关，属于人文类地名专用字。而“沟”、“塘”、“岗”、“坡”地名用字都是因地形地貌特征而得名，属于自然类的地名用字。和孝镇全乡地势西高东低，岗洼较多，属岗坡地，从地名中可以得知自然村的地势地貌情况。

按照地名专名分类，通过分析表1我们可以得出和孝镇122个自然村落地名，有以下5种类型：宗族姓氏类、地貌特征类、地物标志类、传说故事类、复合型。

宗族姓氏类：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到宗族姓氏类的地名占大多数，116个的村庄都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聚集而来。这一类的地名都以村落的主要姓氏为名，例如：赖屯，全村人都姓赖。任化庄，全村主要由任姓和化姓组成。

地貌特征类：这类地名都是以当地的地形特征来命名的，例如程洼、赵坡。洼指地势较低，坡指地势偏高。这也正体现了和孝镇岗洼较多的地貌特征。

地物标志类：这类地名都是因当地特殊的建筑或有标志性的地物而来，具有地方特色。例如：邱寺，因寺庙得名。据《颜真卿志》记载：贞元元年（785年）正月五日，颜真卿被李希烈胁裹移囚到蔡州，关押在龙兴寺中。颜真卿的尽节地龙兴寺到底在哪儿？许多考证，历来说法不一。2005年春，在和孝镇邱井村邱寺自然村检查维修一座桥梁时发现两块清代光绪年间的石碑，这两块石碑的发现为我们考证颜真卿的尽节地――蔡州龙兴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两块石碑分别是《重修苏庄桥记事碑》和《重修龙兴寺记事碑》。《重修龙兴寺记事碑》是一块残碑，碑文部分字迹还能辨认，碑头刻“万古流芳”，碑文为：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清初重修龙兴寺碑记。

传说故事类：这类地名都因当地传说故事而来。比如：和孝村。（本文第二部分已有介绍）

复合型：这类地名主要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复合。例如：高庄，是典型的复合型地名，高庄全村人除了两家之外都姓王，本应是典型的宗族姓氏类地名，应该称为“王庄”，但是据村里人回忆：“有一年发大水，周围的村庄都淹了只有高庄地形高免受一灾，所以地名就改称为高庄。”再比如赖大庙，它既是宗族姓氏类地名，也是地物标志类地名。

通过对和孝镇122个自然村地名归类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村落地名通用字中庄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村落地名专名中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

四、乡土文化

村落地名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不仅展现了地名形成与发展的自然环境，揭示了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与乡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土壤，而且呈现一个地方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犹如一个人的名字传递着家族的血脉一样，地名承载着地方独特的乡土文化。通过对和孝镇地名的分析可以得知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说明该地区宗族文化传统深厚。

1、宗族文化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源。村落家族成员被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中获取生存资料，从播种到收获，自给自足，具有封闭性、稳定性、世代累居等特点。“宗族统治是我国古村落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包括两层关系：宗族成员天然处在一定的血缘关系中，它是村落形成的最基本人际关系要素，组成了血缘群体；由一族人习惯地居住在相对封闭的一块地域，构成地缘关系，形成地缘群体。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构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单元，使村落与城镇、村落与村落之间产生明显差别。”[3]

和孝镇地处平原，四季分明，水源充足适合农业发展，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继承了祖辈相沿已久的礼俗来维持村落秩序。这些礼俗习惯、文化传统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时节、耕种、宗教、习俗、语言、人际关系等等。在和孝镇宗族姓氏类的自然村落中，全村都是一个姓，但有的村落中，由于“上门女婿”（虽为上门女婿，孩子仍随父姓）、要饭逃难定居于此等因素，各自然村的村长仍由大姓氏担任，一般由村里面权势威望较高的长辈或财产多、弟兄多的大族长辈担任，这就形成所谓的人治社会。它在维护村落世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比如：训斥村里不孝的儿孙们、劝和邻里之间的争吵、以传统道德解决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解决某些道德事件等。比如：一家老人如果只有两个女儿而没有男孩的话，那么两个女儿出嫁后就会保留一个女儿的耕地，确保老人家可以老有所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某些消极观念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随着血缘关系的重要性降低，人们将财产视为自己的和非自己的，将村里的大小事件视为该管的和不该插手的，许多村落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都建立于个体层面上。比如农民们最关注的私宅问题、耕地问题等等，这些所谓村落里的“家长”也在谋取自己的私利，一些世代形成的价值观念正在被利益这个恶魔慢慢的侵吞。

2、方言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说一方话，这就是指方言，和孝镇更不例外。和孝镇属于河南，自然说的话可以称为河南话。但河南话只是地理文化概念，在《河南方言与中原文化》一书中，作者将河南话分为四个区：东区、西区、南区、北区。和孝镇虽然在地理上属于南区，具有地域特色，这也体现在地名的发音上。当地人经常将h和f混读，比如“刮风”通常读为刮hong，把“放学”说成“晃学”，此外当地人发he的音为huo，所以和孝变读成了“火孝”。并且当地人不分平舌翘舌都读为平舌，比如赖柏树（shu）变读成了赖柏su并且发音为轻声。在和孝镇村落中“庄”的出现率极高，通常当地人将zhuang读成zhua或zhuo。读成zhua的时候发音为上声，比如毛庄读成毛zhuǎ。读成zhuo的时候发音为轻声，比如周庄读成周zhuo。方言是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彰显了地域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和社会现象。语言就是家乡的名片，也是一个地方的标识。你张开嘴，发出音的同时也将你的归属地向人们展示了出来。

近年来打工热潮吸引了和孝镇许多的农民外出务工，直到现在大部分50岁以下的农民基本都在农闲时外出务工，只在播种、收获时节和春节时回乡几天。村庄里留守的也只有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甚至于出现了村里“老了人”（指老人去世）都找不到可以抬棺下葬的青壮年，人抬棺下葬的习俗逐渐演变为用车代替。由于长期在外务工，他们逐渐成为农村里的“城市人”。留恋于城镇的繁华和便捷的交通，农村已成为他们回不去的故乡。故乡在他们的观念里逐渐淡化，过去挣钱只想着在村里盖一座漂亮的楼房，而如今打工赚钱在城镇买房，已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随着大部分青年人脱离农村，这些村落也在慢慢消失，村落地名也随之成为历史，蕴含其中的乡土文化也逐渐谈化，这正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五、结语

村落地名具有独特鲜明的地方性。本文简述了和孝镇的概况和区划沿革，走访调查探究了和孝镇的地名来源，通过分析和孝镇自然村名的命名特点，我们发现农村地名中宗族姓氏类地名所占比重最大，说明其宗族色彩浓厚；地貌特征类地名排列第二，说明其地貌特征明显。通过对和孝镇自然村地名的分析，揭示和孝镇地名中蕴含的宗族文化、方言文化等地域文化特色。在快速追求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和继承农村地名文化，有效开发地名文化资源。农村地名不应沦落仅仅用于定位的工具，我们应该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开发挖掘农村地名所独有的文化特色，大力弘扬农村地名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海建，付建月，贺曙辉，王二玲，王怀若.汝南县志[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2]尹均科.浅谈区域地名研究[J].中国历史论丛，2003.18（第三辑）.

[3]朱晓明.历史环境生机―古村落的世界[M].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乡土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新课程;乡土资源;校本课程

中图分类号：G6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7-0253-02

一、问题的提出

（一）敢问路在何方？

广东高考试卷上有一道颇具地方特色的题目，就是对“对子”――给出的上联是：“荔枝龙眼木瓜皆为岭南佳果”，请考生对出下联。显而易见，答案不止一个，考生可以回答的一个下联是：“丹霞西樵鼎湖均是广东名山。”专家称，如果熟悉乡土文化，回答好这个6分题不成问题。然而据传这道题很多考生都得了零分。出题者的本意是想了解学生对广东本土人文的熟知程度，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可见，乡土教育的薄弱，是学生失分的关键。

为此，广东省教育厅下发通知，从当年秋季开始将在全省普通高中开展新课程试验，要求高中学生三年内必须选修28分以上的地方课程（总学分144分）方可毕业，将地方课程正式列入学生考核范围内。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现在的学生天天忙着上课、考试，唯“课堂中心，分数唯一”和“智育中心，内容单一”，他们哪有时间了解家乡历史和风土人情呢？从这个角度讲，乡土教育的缺失不仅是乡土知识的缺少，更是乡土教育观念和乡土教育意识的缺乏。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最好方法就是根据新课程理念，结合地方人文自然资源，研发乡土校本课程。

（二）历史遗留迄待解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乡土教育一直都有提及，但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全国统一了教育教学体系，乡土教育难有立身之处。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推进，地方课程被列入国家课程体系，为乡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在应试教育的理念下，迫于考试的压力和家长、学生唯分数论英雄的思想，老师和学生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考试以外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学校尤其是全国、省市重点学校，都把开设乡土教育等考试以外的课程当作是忽视升学率的绊脚石，只要没有上级部门的硬性规定，鲜有学校而为之。可以说“应试教育的罪过之一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乡土知识教育。”

（三）乡土教育难成气候？

我校和不少地方学校一样也开始了乡土教育的尝试，开设校本课。由于措施跟不上和应试教育的惯性思维影响，尽管学校和老师们在探索，在尝试，但是承受着重重压力，而很少按规定的时间进行教学，从根本上将乡土教育处于缺失的状态。乡土教育教学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少数教师的个人所为，如我校刘建兵、樊江峰老师编写的《镇江文化概要》，李金国老师编写的《山水镇江》，秦向荣教师主编《生活中的数学》已经出版，吕品老师撰写的校本论文――《镇江历史与文化》在省级校本论文评比中获一等奖等。乡土教育只在各地部分学校零星存在，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在一次校本课上课前对学生作关于“人文奥运与民间文化”一项调查表明，学生对自己家乡的历史人文自然资源了解十分匮乏，关于地方历史与文化知识的调查中，800多名被调查学生得分平均为65分。有41%的学生不知道“闻名世界的八达岭长城主要修建于哪朝”。因此对大中小学生开展乡土历史人文自然资源教育十分必要。

二、理论依据

（一）新课程理论

《历史课程标准》指出，教学形式要个性化，教学途径要多样化，教学活动要丰富多彩，充分研发地方人文历史自然资源。《地理课程标准》规定：乡土地理是必学内容。乡土地理帮助学生认识学校所在地区的生活环境，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增强爱国、爱家乡的情感。乡土地理要结合所在地区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突出区域地理特征，体现人地关系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二）石中英先生的本土教学理论

中学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国际意识和全球观念，而且要培养他们的家乡观念和乡土意识;不仅要培养学生应该具有的个性特征，而且也要培养他们对本土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本土教学理论专家石中英先生在《本土知识与教育改革》指出：要发展以本土知识学习和研究为主的地方性课程。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加强对地方人文自然资源的了解，从而产生报效祖国、报答家乡的思想。

三、扎根于乡土资源的校本课程的研究与开发

我校地处长江与运河交汇的地方――镇江，经济发达，人文自然资源丰富，有国家绿色农业示范园、历史文化遗址、集园林、书法、雕刻于一体的焦山，近代英国领事馆――镇江博物馆等，三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众多的教育基地为校本课程的研发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校本课程研发必须扎根于家乡历史人文自然资源这片沃土。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校校本课程研发以整合为开发方式，以尊重为开发原则，以发展为开发目标，逐渐形成具有我校自身特色的校本课程。

如通过主题“镇江区域旅游与未来经济发展”的校本课程研发，我校李金国老师编写了校本教材《山水镇江》，通过该课程使学生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魅力，从而形成学校自身德育工作的特色。如通过乡土地理课堂教学和课外乡土考察等活动，使学生了解家乡镇江旖旎的自然风光，众多的人文景观，丰富的物产资源，家乡社会和经济的建设成就，以及乡土发展优势。另外，还组织课外活动小组的学生利用双休日对本市主要名胜古迹，如西津古渡、金山寺、北固山公园、焦山、南山风景区等进行乡土地理旅游;参观梦溪苑、赵伯先事迹展览、镇江烈士纪念馆等;通过乡土地理讲座介绍茅以升、赛珍珠、李岚清等镇江籍名人。通过乡土历史人文自然资源的利用、保护研发，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环境资源观、可持续发展观。如通过主题为“近现代镇江的历史与文化”的校本课程的研究与开发，我校刘建兵老师、樊江峰老师编写了校本教材《镇江文化概要》，通过该课程使学生扩大掌握地方历史知识的范围，深入了解地方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使学生学会综合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历史和现实问题，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树立为家乡和祖国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理想。如充分利用镇江图书馆、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等馆藏资料，山炮台、焦山炮台等历史遗迹，赛珍珠故居、镇江英租界等遗址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因此我校在开发和建设乡土校本课程过程中，有意识地抓住有利的“契机”，因势利导地对学生浸润思想教育。在镇江这片热土上，还形成了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革命历史文化、忠义文化、山水文化、书画文化，所以乡土校本课程研究与开发要与语文学科、历史学科、政治学科、地理学科、美术学科等紧密结合，探索适合镇江地域乡土文化教育的新路子。掌握镇江近现代历史和文化知识不是校本课程唯一和终极目标，而是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如通过主题为“异域文化与乡土知识”的校本课程的研究与开发，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增强学生参与国际交流的意识，从而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语言文化教学。如充分利用学校的社团活动――英语角和外籍教师的有利条件进行口语练习，如参观英国领事馆，了解西方建筑与中国建筑的异同，再如参观赛珍珠故居和聘请专家对赛珍珠及其《大地》进行专题讲座，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说赛珍珠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座“人桥”。

四、实践与反思：走向校本天地宽

（一）有助于学生理解教材的内容，提高学生探究问题的欲望

通过对地方人文历史自然资源的研发和学习，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个个故事、一段段历史不仅使学生上课认真听讲，提高课堂效率，而且会主动进行实地考查，如有些学生为了了解镇江西津渡的历史，或向爷爷奶奶打听，或查阅有关地方志，或实地考察，从而了解西津渡的发展变迁史。如在实施新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我特意补充了一些有关“鸦片战争中镇江之战”的材料：焦山古炮台抗英的历史图片资料;西津渡口激战的场景，特别是当英军攻打镇江城时，年过半百时任副都统的海龄高呼“保国卫家，与城共存亡”，在镇江浴血奋战，沉着、坚毅、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壮烈场景……这样，一下子就把学生拉进了历史，实现了教科书中历史知识与地方人文历史的无缝链接。这样做，既活化教材，使学生加深了对教材内容的理解，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探究的兴趣。

（二）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品质和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乡土校本教材的研发倡导的是师生独立选题、独立研究、独立思考，从提出问题、制定方案、实施研究、成果汇报等均由师生自行完成，从而培养学生善于质疑、乐于探究的能力。

学校校本教材的研发实质是师生运用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提升师生的研究精神和实践能力。研发过程中信息如何收集、处理、提炼？如何运用有效信息解决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如何与他人合作和交流？研发成果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示？学生就在这很多的“第一次”中体会到探究的乐趣，也从中初步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

乡土文化论文篇6

乡土文化内容丰富，它涵盖了这一区域人们所有的生活内容，但从总体上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或自然的和人文的。乡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具有民族文化的共性，如我国乡土文化中的任何一支在道德价值观上都会体现仁义礼智信、忠勇孝悌恕等内容，在审美上体现“乐天忧世、崇阳恋阴、尚贵羡仙、自然至美、中和为美”的审美追求等。乡土文化最大的特性还体现在其区域性特征上，并且这种区域性特征在道德价值观上差别并不大，最主要的差别表现在审美观和包括自然资源、民俗文化、地方文学、古今名人在内的具体内容上。这种差别也正是乡土资源开发与语文教学相结合的意义所在。

教育部《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关于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有三个方面的具体阐释：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及整体素质；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结合乡土文化的特征与这三个方面的阐释，乡土资源的开发与语文课堂相结合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1.乡土文化为实现新课标基本理念提供丰富的资源。新课标是教材编写的理论依据，反过来，教材是对新课标的再组织、再创造，是新课标精神的体现。目前课堂使用的教材无论是人教版的还是鲁教版、北师大版的，都以此作为编排的依据。但这三版教材作为全国通用教材都只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因此在资源的提供上有一定的限制。而乡土文化既体现中华文化的共性，又体现地方文化的个性，那么在教材的编排上，在体现新课标的大前提下，既是对通用教材的补充，又是新课标精神理念在地方深入贯彻的体现。乡土文化内容的多样性和获得方式的多样性，使得它与通用教材相比，体现新课标精神的内容和手段更为丰富。

2.乡土文化资源的开发体现“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及整体素质”的新课标理念。语文素养是一种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养，语文素养的要素包括语文知识、语言积累、语文能力、语文学习方法和习惯，以及思维能力、人文素养等。而乡土文化多是以语言的方式存在的，如戏曲、楹联、地方历史等；或是借助语言为工具体现其存在，如乡土民俗、名胜古迹等。前者本身就是一种语言艺术、语言现象，对其开发也就是对语文知识的学习、语言的积累；后者需要资源开发者对语言文字准确生动地运用，这更能有助于语文能力的提高、语文学习方法的改进。两者相结合从而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增强了学生的语文素养。

3.乡土文化资源的开发体现“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的新课标理念。前文笔者已指出乡土文化此与彼的最大区别主要是审美观和具体文化内容的区别，正是有这种区别，才有乡土资源开发的必要，也正是在对这种区别的深入研究中，培养和提升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探究能力。比如在教师的适当引导下，让学生在了解颍上“四句推子”的基础上谈谈其与黄梅戏的异同，谈论的过程便是一个探究的过程，谈论的收获便是学生审美能力的加强。

4.乡土文化资源的开发体现“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的新课标理念。新课标指出：“学校应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按照具体条件和学生的需求，有选择地、创造性地设计和实施课程，开发利用各方面的课程资源，建立互补互动的资源网络，发展教师的教学个性和业务特长，根据时代的需要建设开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体系。”这是我们进行乡土资源开发的理论依据：新课标的指导是基本原则；“按具体条件和学生的需求”是课程资源开发的条件。每个地方、每所学校都具体地存在于某一区域，都有自己的乡土文化，都有开展乡土资源开发的条件，而了解自己家乡的文化，增强对家乡的自豪感进而热爱祖国文化，也是每个学生的需求；而对乡土文化资源的开发形成的课程资源与通用课程资源相比，更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原则、条件、方式的符合，必然会带来“发展教师的教学个性和业务特长，根据时代的需要建设开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体系”的结果。

以上是新课标基本理念给乡土文化资源开发与语文课堂相结合带来的理论基础，此外，两者相结合也有其现实的基础――学生学习、了解家乡文化意义。高中生虽然十几年都生活在家乡这片土地，但他们的年龄较小，见识相对有限，再加上三五岁始便困于学堂、困于书本知识，对身边事、家乡文化了解不多，也缺乏了解的意识，这是因为应试教育迫使学生无法去关注课本知识以外的东西，但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倘若学生只是以将来是否有用这种观点来看待知识，他就会没有激情，计较个人的利益，动机不纯，甚至情操低下”，而且高中生在心理上又有求知欲旺盛，做事的动机层次提高，对社会各方面的关心程度增强的特点，若能以丰富的教学手段来让学生学习、了解乡土文化，一方面符合其求知欲旺盛的特点，满足其对社会各方面关心程度增强的心理；另一方面，乡土教育是知识教育，更是道德情操教育与审美教育，它不像一般的课堂教育，出于应试教育的关系，教师课堂教学中或多或少地在道德情操教育和审美教育上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有所忽视，长此以往，学生自然会没有激情，计较个人的利益，动机不纯，甚至情操低下，但乡土教育的内容不明显地出现在考试所要掌握的范围内，没有应试知识的拖累，师生更能从以文字、声音、图画、仪式等为媒介的乡土文化中愉悦而轻松地获得道德情操和美感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