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的现实意义范例(3篇)
时间:2024-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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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精神世界中不朽的旋律,人文精神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揭示主体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往往相伴相随,认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需要进一步认识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多层面的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共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也是互补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既以实践为基础,也表明了实践的价值取向。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探析对象和发现自己的活动中形成的两种观念、方法与知识体系。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当代人类实践的发展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既提出了紧迫要求,也奠定了现实的实践基础。应使对今天社会发展的现实状态,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运用要融和与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保持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立足当代人类实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要融汇中西,致力创新,加速分化,促进综合,在新的时代的条件下构建和谐与融合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促进人类精神的健康发展,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历史责任与现实要求。
一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精神世界中不朽的旋律。从古希腊开始,科学精神就在西方世界开始萌动,古希腊科学中的理性精神、分析精神非常的发达,柏拉图的理性主义还使理性负载着精神生活的意义,这样,亚里士多德才有可能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形式逻辑体系。而突出表现在近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更是把理性推崇到了万能的地位,认为理性可以达到人的一切目的。如在康德看来,意志行为惟有合乎理性。在近代科学发展中,由于客观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复兴,实证精神和分析精神的迅速发展,由此引起近代科学在各个领域的全面繁荣。突显出来科学精神的大旗更是在波澜壮阔的现代科学革命中表现出来。历史把科学精神推向了人类精神的核心地位。科学精神的演变与发展凝聚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而何谓科学精神?在美国科学史家默顿看来,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他进而认为,“科学的精神气质虽从未被整理过,但从科学家在习惯中,在无数论述科学精神的著作中,在对触犯精神气质的行为的道德谴责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道义一致性,可以推断出它的存在。”而从科学认识方法的视角,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指出科学精神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物本—物化—对象化,这就是这种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核。”[1]在我国,明确提出科学精神并提倡“弘扬科学精神”的是任鸿隽。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推进,黄昌款、胡适、毛子水、屠正叔等对科学精神的研究从而使这问题进入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而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从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刻卜勒、牛顿、波义耳等人身上,总结出了科学精神的几个特点,它们分别是: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专心一致,实事求是等。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拓宽了科学精神的内涵,赋予科学精神以新的时代特征。科学精神是科学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表现出来的情操、气质、品格和特征,它是时代的科学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现代社会实践要求人们反思以往对科学认识的片面性,要求全面认识科学理性的作用。科学探索就是要透过事物的现象去把握其本质及内在的规律性,反对用任何形式束缚人们追求真理的思想和行为。科学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来理解它。科学精神体现着人类对客观性、真理性、合理性的追求与创造。它激励着人们驱除愚昧,求实创新,并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宣传和探讨“科学精神”的热潮,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充分展示了科学精神及其巨大作用。
人文精神是从人文文化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精髓。它以人为尺度,注重形象思维和整体综合,开掘主体生命内在的体验、感悟和直觉,人文精神突出了人主体地位,揭示主体价值。人文精神就其核心来说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等等。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人对他人、人对自己的基本态度上。人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也要正确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中把握人的价值,人还要处理好人自我表现的超越性的问题。作为一种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注重对个体的关注,夸大物欲作用,忽视精神价值的单面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也即通常所说的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追求”等。有学者认为,人文精神就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理性意识、情感体验、生命追求、理论阐释、评价体系、价值观念和实践规范。人文精神,说到底就是指“一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原则,这种原则是评价一切实践活动结果的根本尺度。人文精神把人的利益、人的发展看作是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人文精神是推动起一种有别于科学认识的探究活动,去展现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它与外间世界的交相辉映。以人性、人文理念来观察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它活跃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中,是一种理性意识与非理性的体验的结合,人文精神的目标是追求善和美,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它既表现为一定的知识形态,也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应承担消除人文危机的重任,为人类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开创一片新天地。
二
在古文明时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开始萌芽,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成为人们探求未知事物的手段、依据和目的,把自然、社会、人的思考混杂在一起。实际上,在那个时期,人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和自然的问题没有本质的区别。从古希腊教育的角度看,古希腊人追求人文的同时也展开对科学的追求,追求科学的同时也展开对人文的追求。我们看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兼容并包的。古希腊既孕育人文精神又孕育科学精神,“科学”对“人文”并蓄。我国古代“天人相合”、“天人相通”说明了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应在自然条件下才能实现。在西方,古代科学精神始终是在哲学世界观的庇护制约下进行的,经院哲学曾一度占据了科学与人文的所有领域,而当人类文化发展到近现代,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野也逐渐凸现出来。近代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使得自然科学技术愈演愈烈,在近、现代的文化中,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之间的尖锐对立。理性与科技结合所形成的科技理性主义日益成为对人本主义的挤压。经由新康德主义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发展到极致,导致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分离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阵营。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流派割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补性和内在联系,形成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科学主义强调科学、客观性、真理性,主张“价值中立”。科学主义强调尊重科学,本来无可厚非,但把科学抬高到至上甚至唯一的地步,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绝对对立起来,以科学文化否定和反对人文文化,这就走到了极端。[2]科学主义推崇理性和科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力量,贬斥关于人的价值、尊严的空洞口号,片面主张知识就是力量。离开科学研究的比较单纯的境域(context)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境域中,某种科学方法就变得太荒谬而不可取了。就像没有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一样,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3]科技被推崇备至,科学精神曾一度压制了人文精神。由此,它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标准的文化模式,来改造其他文化。人本主义的思潮则鼓吹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和科学进步,主张抽象的个人价值、个人理想、个人本位和个人中心等,人文学科领域日益狭窄。各执一端的观点都对社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这就迫使我们重新厘定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人们在认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时普遍存在认识误区,长期以来,由于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分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离,科学与道德的分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往往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科学价值中立”、“为科学而科学”等观点又为这种分离提供解释和理论支持,以至这种分离成为一种传统。[4]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要么基本上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方法,要么主张把在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有效用的科学方法。反应在科学与人文的隔离,教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吴国盛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科学的领地日渐狭窄;学科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科学的地位日渐下降;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推波助澜,人为地造成科学人文之分裂;自然科学自诩道德中立,人和主观性成了科学研究的敌人,使自然科学家们心安理得地拒绝人文关怀。科学活动深化人的认识,净化人的思想,美化人的心灵,凝练人的精神,塑造人的品格,从而内化为人的一种基本精神。同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渐渐脱离并对立起来。克服传统视野的狭隘性,在自然与社会、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中来把握科学精神,对科学技术批判是反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的霸权地位,以及把科学技术视为之至真、至善、至美化身的科学主义,它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汇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而实际上,科学主义所坚持的“为科学而科学”并不是完整科学精神,只是科学精神部分属性的反映。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昭示我们,科学技术一方面推动社会发展取得无与伦比的作用,问题的解决应是在推动科技发展的同时,采取措施,限制有意识科技成果的滥用,即确定“科技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增强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关怀。发展从文化背景来看是科技与人文融合的产物。科学的人文精神有着极大的启发性和感召力,能够整合人与自然趋向,确保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具有科学的人文精神才能确保人的价值、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得以真正实现。新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在技术上的表征。[5]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和科学技术的关系,提倡褒扬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提高人的地位,探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之路。
三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共生的,都是承认与尊重客观实际、提炼与抽取客观现象的本质、探索与揭示客观规律的,其基础在于社会实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生产劳动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有共同的基础,其共同的根基就是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人,而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也是人。许多科学家还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这样主体层面的科学精神中也包含了人文精神。科学界的优秀分子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从主体层面把科学精神理解为科学家的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精神价值。杰出科学家身上体现出的精神品质,如怀疑精神、敬业精神、奋斗精神、献身精神。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在人类社会实践层面,人们要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和深入实践的行动,自觉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统一建构。要在自然——人——社会相统一的基础上,发展和发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相通性,建立一种真正的大科学观,这种大科学观中蕴含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气质和广博内容,从而具有更加广阔的科学视野和实践价值。[6]这就告诉我们,只有撇开种种理论上的谬误,回到马克思说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本身,才会确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本来就是统一的。科学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精神同艺术精神、道德精神等其他文化精神是不可分割的融合在一起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往往相伴相随,科学精神根植于人文精神之中。科学作为一项探求知识和真理的认识活动,体现的对真理的无私追求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人类向着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前进。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控制论奠基人维纳有一本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这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7]科学精神就是人类一切美好、崇高、值得肯定的精神品质,其中包含了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互补的,这能保证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有学者认为,科学精神以物为尺度,人文精神以人为中心;前者追求的是真实的世界,后者追求的是美好的世界;前者是张扬着理性至上的理念,而后者却在理性之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最终价值是一致的,即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具有互补性。人类在改造世界的活动过程中能够同时受到两种精神的指引,忽视了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把握科学精神,把科学精神理解为单纯追求精确性与物的客观性,“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而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也只是一支残缺的人文精神。[8]在此,要反对仅仅从功利的意义上来理解科学精神,把科学精神归结为工具理性,科学精神要向人文的渗透。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9]科学必须要创新,有创新才有发展。培养创新能力,它不仅来源于科学,更主要来源于人文精神。另外,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必须贯串科学精神而不能违背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本身,也有深刻的人文意义。“由于精神上的混乱是如此之深,以至单靠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消除弊病,大概可以肯定,任何不把科学人性化包括在内的药方都不会有任何功效。人们必须找到把科学和我们的文化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的方法,而不能让科学作为一种与我们的文化无关的工具来发展。科学必须人性化,这意味着至少不能允许它横冲直撞。它必须成为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始终是为其余部分服务的一部分”。[10]科学发展为人文精神的弘扬提供扎实的客观依据。在人类理性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地位的科学精神,对构建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也具有重大的意义。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求真,但科学不能保证其本身方向的正确性。在社会高度发展,人文精神需要整合科学与人文特质,将科学精神融合于人文精神的价值中,科技创新需要良好的人文精神作保障。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既有区别之处,在冲突与对抗的过程中又有着日益贯通的趋势。[11]科学技术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才能向着最利于人类美好发展的方向前进。在社会中达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拥有共同的普适性和有效性。
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服从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我国处在现代化的转型时期,知识和科技进步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科技、掌握科学知识已是势在必然。要满足这一要求,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自觉遵循和运用客观规律。人文精神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灵魂,凝聚社会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和目的导向,创新科技价值观念由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追求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培养造就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必须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科学的应用产生的生产力为人文价值的实现提供有利的物质条件,人文精神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实践。为此,既要拥有科技精神,拓展能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又要凸显个性,尊重自然,培养以德性为根本的主体自由的现代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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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资本属性;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产品的分配方式及相应制度决定下的资本经营者的精神状况及表现,它是资本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
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公正经营,不能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设,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理性“经济人”的道德伦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就是追逐利润,无论是理性的“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还是企业家个人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经营意识、理念以及个人魅力,都是“经济人”围绕这一目的的精神表现。从“经济人”角度分析,容易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来,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动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人”必须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必须“理性”交易,这就掩盖了“经济人”理性行为的本质。第三,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利他性”。“经济人”在逐利的同时,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然而,正是这一“‘经济人’的灵魂”的命题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资本主体的动机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等思想范围内,这和较早前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着本质区别,它看不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单向度的“经济的道德人”。这样的分析,也使人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分裂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其内涵、表现形式、组成要素等随着不同主体、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它只能是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及其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且是它发展演化的动力。而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从资本范畴及其属性出发,对资本属性与主体精神表现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
资本精神是由资本主体表现出来的。从个体层面上看,它表现为资本主体运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动机、行为、道德表现等,如经营中的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生活的理性节俭、个人的贪婪、自私等。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到主体的精神意识领域和行为上。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首先,资本的一般属性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性表现。资本的一般性是指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性。”[7]资本一般性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范畴,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一方面,资本冲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的束缚,使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这种一般性,资本对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动机等产生了冲击。资本与宗教作用,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宗教变革的产物,与文化、道德作用,就是义利统一、理性节俭的意识。资本精神反映在经济观念方面,就是竞争、公平、效益意识,反映在政治观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识等。尽管资本主体的这些精神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但都是资本生产、运营等活动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以资本运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因而,它的资本主体具有资本一般属性决定的精神表现。
其次,资本的特殊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资本增殖或者说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作用场”或者经济环境,这个“作用场”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意图、道德表现、不同企业主体的理念和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展开,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元又目的单一的充满悖论的精神现象。第二,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资本的形式尽管不同,形态不断变化,资本主体的动机却是相同的,但由于资本主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参与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应的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精神。第三,资本归属不同的主体,资本主体精神表现不同。从主体角度看,资本主体精神有个体(包括企业家)、企业组织(包括跨国企业)、社会(包括经济共同体)等不同类型的精神表现;从资本运动过程看,有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从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看,它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精神;第四,资本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形态,资本的增殖属性使得它不断冲破束缚自己的各种藩篱,动员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它不仅和不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相结合,而且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习俗、心理等不同层面,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综合精神表现。
再次,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属性的反映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人们站在了市场经济的同一个平台,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迅速发展,资本运营所需的精神能够得以共享认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中,经济主体一般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济基础与经济能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资本主体精神必然面临着冲突与竞争,各经济主体总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化发展的三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投资、金融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这就要求资本主体突破传统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要求资本主体更加注重商业伦理、重新定位实现自己动机的手段。所有这些,都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现。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未变。资本主义理性的逐利精神带来了什么呢?人们除了拼命的、单调的、运用一切手段赚钱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的道德沦丧等,资本不仅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机与灾难带给全世界。
三
可见,从资本逻辑上讲,资本属性、资本主体精神的内在表现是一致的,从本质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必然逻辑展开和主体精神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却在生产着矛盾。资本主义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生产方式的矛盾。
第一,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8]资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然而,正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资本,却是靠剥夺起家的,“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资本同样带着血和火书写着其发展史。而且,这种文明的悖谬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9]。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出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表现出这一创造过程主体精神上的虚伪、欺诈和野蛮性的一面。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第二,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断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总体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其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10]:首先,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文明危机”,引向现在的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内的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其次,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显。出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再次,由民族—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
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9]“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与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预示了它的消亡和终将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资本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坚持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赚钱,而是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构建资本精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11]。其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要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加以道德伦理限制,始终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企业及其经营者要从“社会的道德人”角度,实现最广大人的利益,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最后,对待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学者的方法,建构与培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承接,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包容多样又形成核心价值体系等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问题,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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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大业,既需要有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需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和重要动力,它关系到我们能否把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带入21世纪,并顺利实现2010年的远景目标及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坚持实事求是,有序推进。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负有重要使命和责任。这项工作的侧重点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长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重要手段和基本条件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广泛参与性需要由民主法制来保证。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是以全体人民为对象,也是以全体人民为主体。社会主义民主越发展,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参与越广泛,精神文明建设就越全面,越有效,也就越能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要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只靠党和政府的号召不行,只靠群众本身的参与热情也不行,还必须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是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群众历史主体性的重要保证。它赋予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权利,并要求每个公民切实履行自己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既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为依据的,又是以国家意志为保证来贯彻执行的。它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变更,也不以领导人个人看法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越发展、越健全,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体性越可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越能成为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持久活动。
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序性需要由法制来规范。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同时它本身又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能否有序和有效地开展起来,一方面需要处理好它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又需要处理好它的内部关系。而处理好这些关系,必须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指导下,辩证地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但是,单纯地依靠人们的理智在工作中具体地把握还不够。只有把对这些关系的把握和处理纳入法制轨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打乱仗”,合乎其内在规律地稳定有序地向前推进。例如: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性与特殊性;它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软件与硬件建设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思想道德建设中坚持优秀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关系等等,我们过去把握得不够好,造成了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大量浪费。产生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对这些问题的把握和处理还没有实行民主和法制,工作的随意性很大。所以,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强,要使这项工作活而有序,必须加强民主和法制,把民主法制引入精神文明建设领域。
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效性需要民主法制来强化。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全体人民主动地学习和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长期历史过程。它既是一种教育活动,也是一种制度化、习俗化过程。通过制度化、习俗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普遍性要求和教育成果不断转化为人们的社会行为和习惯。作为制度化过程,它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通过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要求成为国家意志,被强制性地贯彻到人们的社会活动当中,并带动整个制度化、习俗化过程的深入。不依靠民主和法制,国家意志就不能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全面的支持作用,精神文明建设就很难深入人们行为方式和道德标准变革的领域,教育成果就很难得到巩固。一个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社会,肯定是一个思想滑坡、政治腐败、道德秩序混乱的社会。而要建设一个思想活跃、政治清明、道德秩序井然的社会,首先必须形成依法治国的局面。
总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政治资源和重要优势。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挥民主法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促进和保障作用。
(二)运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运用法制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质是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这里边有许多工作要做。我认为,主要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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