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护理的知识范例(3篇)

关于护理的知识范文

一、知识及其类型

何谓“知识”。这或许是历来最难解的哲学问题之一。难处不仅在于解答本身有多种角度，欲得公允的观点殊为不易；更难者恐还在“知识”概念的弥散性，指称内容充溢于各理智领域，难以划出确切的认知界限。本文对知识的界定采用传统“三要素”理论，即仅当（1）命题P是真的，（2）S相信P，（3）S的信念P恰当地得到辩护（justification），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时才能说“S具有关于P的知识”[1]。为更加明确“知识”的涵义，特将其与“理论”概念相比较。广义上“知识”包括“理论”，但知识论视野中的“知识”有别于“理论”。一方面，知识含有“信念”成分，某命题若不为人相信则绝无可能成为知识，知识具有“亲主体”（pro-subject）的性质；理论一旦产生则竭力凸显其“中立性”，含有“去主体”（de-subject）意蕴，成立与否皆力避主体信念的影响。另一方面，“辩护”是知识的构成要素之一，没有获得辩护的命题不能称为“知识”；与知识的辩护相对的是理论的证明，但证明并非理论本身的构成要素，如常有所谓“有待证明的理论”。由此，知识和理论不容混淆，否则将失去其独有的学术视角。

知识的辩护类型。根据“三要素”理论，“辩护”是知识生成的关键，辩护类型可作为划分知识类型之依据。已有研究主要从形式（即辩护方式）上将辩护类型分为“内在主义”、“外在主义”与“语境主义”等。本文重在从实质（即辩护证据）上分析辩护类型。知识的辩护证据大致有“事实”、“价值”以及“意念”三类，相应的辩护类型即为“事实辩护”、“价值辩护”与“意念辩护”。“事实”与“价值”解读者甚众，其涵义明晰易晓，“意念”则须稍作说明。所谓“意念”，简而言之，是一种心理力量，含有认识和逻辑成分[2]，是研究主体对人类主体的自觉归附，以类主体的精神力量专注于求解某一知识难题的特殊意识。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意念”，例如，“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3]，论者已认识到，意念的对象并非简单的事物形象，而是更高级的某种存在；又如，王弼的“言意论”认识到，意念是“圣人”制定的，可根据意念所表现的内容探寻圣人的本意[4]。此处若把“圣人”理解为人的“类主体”而非“个体”主体，则无疑是十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知识类型与辩护类型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划分，可将知识分为“事实知识”、“价值知识”与“意念知识”。“事实知识”指，知识辩护的最终证据是“事实”，命题的指称对象与“事实”一致；“价值知识”指，知识辩护的最终证据“价值”，命题涵义以一般价值取向为支撑；“意念知识”指，知识辩护的最终证据是知识主体的意念，这种意念不是个人的意念，而是知识主体向类主体的自觉归附而感悟出的坚定意念。综观三类知识可得，其一，知识的辩护证据皆非“个体”的主观臆想。“事实”证据的非主观性自是无庸赘言，“价值”与“意念”作为辩护证据，是知识主体以人类主体的精神力量对知识的深度确证，并非个体的价值偏好与意想信念。其二，比较“事实”、“价值”与“意念”三个范畴，事实属于客体范畴，“价值”属于主客结合范畴，意念属于主体范畴，三者包含了所有辩护的证据类型。从逻辑上看，上述知识类型的划分是周延的。其三，知识类型的判断依据是“知识辩护的最终证据”。“最终证据”对应的知识体系中的命题可称为“基本命题”，基本命题是知识体系中的“阿基米德点”，其辩护证据的类型是决定知识归属的重要参照。

二、教育知识的划归依据

据上述，分析某种知识的辩护与类型，须找出支撑其体系的基本命题，基本命题的辩护证据是判断知识归属的重要依据。那么，教育知识体系中是否存在“基本命题”呢？本文认为，教育知识体系中有两类基本命题，一是本体性命题，二是目的性命题。本体性命题，即关于“教育是什么”的命题。各种教育知识体系都预设了对“教育是什么”的回答与辩护；回答与辩护既标明知识主体的教育本体立场，又确保和支撑整个知识体系的一致性与稳定性。作为其他命题的辩护基础，本体性命题常以隐性的方式渗透于整个教育知识体系。分析隐性的本体性命题，需要对教育知识体系作整体考察，才能归纳和概括出表达“教育本体”思想的命题。目的性命题，即关于“教育为了什么”的命题，引导教育知识体系的发展方向，是显在而“活跃”的要素，在教育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上各种教育学说都是从教育目的的假设中推衍出来的建议体系；目的性命题是教育知识的一大逻辑前提，其不同用法和含义决定着教育知识的不同性质[5]。

本体性命题的辩护证据。对“教育是什么”的辩护，从根本上说不能以“事实”为证据。现实的教育错综复杂，“教育是什么”基本上是个无法求解的知识难题[6]，更是难以用确定的事实或价值证据对其辩护。本体性命题的辩护是形而上的论证过程，辩护证据是人的类主体“意念”。本体性命题的辩护需要知识主体自觉感悟、移入人的类主体意念，借助类主体意念深刻反省辩护命题，最终形成坚定的个体意念。不同知识主体对同一本体性命题的辩护程度不同，这缘于个体对类主体意念的感悟能力不同，个体的“感悟能力”集中反映了其自身的人文素养，决定其对人类主体的归附程度。一般而言，人文素养越高对类主体意念的反省和认识越深刻，然而深刻的感悟极有可能一时间得不到其他知识主体的认同，如赫尔巴特曾为此悲叹道：“我那可怜的教育学没能喊出它的声音来。”[7]但随着人类素养的普遍提升，最终必然获得更多认同，也正如随后赫尔巴特思想影响的迅速扩大。

本体性命题辩护的历史考察。拉开历史的帷幕不难发现，一部教育知识史就是一部知识主体感悟类主体意念，并以此辩护教育基本命题的历史。大体说来，人们对本体性命题的回答和辩护形成有“工具论”—“适应论”—“生活论”—“教化论”等知识体系。“工具论”贯穿古代教育思想。以柏拉图教育思想为例，柏氏以教育可将各类素质的人“筛选”出来过正义生活为意念，以此辩护教育是建构“理想国”不可缺少的工具，提出“工具论”的教育知识体系。此后，卢梭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崇拜”思想反对“工具论”，他以“出自造物者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8]为意念，以此辩护教育就是适应人发展，提出“适应论”的教育知识体系。杜威从另一角度批判了“工具论”，他以“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教育即生长”为意念，辩护教育本身就是生活而非生活的预备，提出了“生活论”教育知识体系。近来我国论者提出，教育是一种促进人精神发展的而避免规训的教化[9]，论者以人的“自由”本质为意念，辩护教育是一种自由的实践（即教化）而不是束缚自由的实践（即规训），提出“教化论”的教育知识体系。综上，知识主体感悟类主体所获的意念，既为本体性命题提供坚定信念，又作为主体性证据助其辩护，不断催生新的知识体系，是教育知识演进的内在动力。

目的性命题的辩护证据。目的性命题的辩护以社会一般价值为证据，体现了知识主体对社会一般价值的认同。在辩护中，知识主体须自觉感受社会价值取向，深沉追问“教育何为”？并将所得化为教育自身的追求。本体性命题是知识主体内向反思教育本体而获得辩护，目的性命题则是知识主体外向导入社会价值而获得辩护。教育活动总是以具体的人为对象，社会价值通常在教育活动中凝结为人的理想模型，因此关于人的理想模型自然成为目的性命题的核心要素。据有论者研究，教育思想史上有关人的理想模型大致有，“宗教人”—“自然人”—“理性人”—“社会人”等[10]。各自的辩护逻辑大致如下，“宗教人”（HomoRiligiosus），以热爱、赞美、信仰和服从上帝的价值取向为证据，辩护教育就是为完善人的神性；“自然人”（HomoNaturalis），以遵循和尊重自然的价值取向为证据，辩护教育应帮助人发展自身固有的内在倾向；“理性人”（HomoSapiens），以崇尚理性生活的价值取向为证据，辩护教育应该培养有理性的人；“社会人”（HomoSociologicus），以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取向为证据，辩护教育应促使人的社会化。

三、教育知识的归属及启示

教育知识的类型。知识类型的划归须依循其基本命题的辩护证据，此论若属不谬则可得出下述结论：教育知识体系包含“本体性命题”与“目的性命题”两类基本命题，其辩护证据分属“意念”与“价值”，由此，教育知识当横跨价值知识与意念知识两大类型，具有“两栖性”特点。此特点表明，不能将教育知识仅作为价值知识而忽视了沉思与追寻类主体的意念，也不能将教育知识只作为意念知识而忽视了感悟与遵循社会一般价值取向。由于意念知识与价值知识的辩护遵从不同的理路，各自拥有不同类型的辩护证据，故教育知识既相当丰富和复杂，又充斥着各种争论和“迷惘”。不少争论甚至伴随着教育知识的始终，例如，教育知识的科学化问题，教育知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问题等等。不清楚教育知识的归属特点或许正是许多争论“山重水复疑无路”之症结，利用教育知识归属理论或能为解决理论纷争提供新的思路。限于篇幅，现以“教育知识的科学化问题”与“教育知识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为例粗作分析。

“教育知识科学化”既应放在整个知识史中反思，又应结合知识的辩护理论分析。据福科（MichelFoucault）研究，“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11]，知识演变是各种权力争斗的痕迹。在知识史上，意念知识，如远古神话知识与古代宗教知识，因其是统治阶级解释君权的理论根据，最先被认可为人类知识。随着市民社会发展成熟，社会本身需要以正义、公平等一般社会价值来维护，市民阶级也需要以世俗价值体系反抗神权。以社会一般价值为辩护证据的价值知识开始获得统治阶级承认。工业革命后，追求物质利益的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自然科学因能助其攫取物质利益而被宣称为“知识”，不符自然科学辩护特征者被贬为“非知识”。在事实知识主导知识界的背景下，教育知识为辩护自己的“知识身份”便努力改变辩护方式，取向事实知识的辩护路径。然而，吊诡的是，当知识主体改以“事实”作为教育知识的辩护证据，教育知识却失去了“知识”的身份。甚至有人称道，“理论（知识）”对于教育来说只是一个“尊称”[12]。可见，“教育知识科学化”并不是出于深刻认识教育知识的辩护性质与类型归属的结果，实乃教育知识在知识“场域”中的迷梦。若以上述归属理论观之，教育知识属于意念知识和价值知识，“事实”并不能为其提供最终辩护，其基本命题的辩护证据属于“价值”与“意念”。因此，只有“价值”与“意念”才能为教育知识筑就坚实的基础，建成辉煌的知识体系的大厦。

教育知识与实践的关系通常有两种表述，一种常见表述为：“教育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结合”以一定程度的“符合”为前提，教育知识与实践相“符合”意味着，实践活动直接为教育知识提供辩护，教育知识自动发挥对教育实践的影响。然而据前文所述，能为教育知识提供最终辩护的不是客体性证据，而是非客体性证据的“价值”与“意念”，而且知识具有“亲主体”特性，教育知识只有以主体信念（包括知识和实践主体）为“中介”才能影响实践活动。因此，上述表述显然是“去主体”的“理论”思维的认识结果，而非从“知识”角度出发得出的研究结论，其中“教育知识”只是“教育理论”的“替身”，整个表述不过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翻版而已。另一常见表述为：“教育知识指导实践。”判断这一常识性表述宜先明确，上述三类知识与实践的关系各不相同，处理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时，需要区别对待而不能相互僭越对知识的期望。事实知识以客观事实为辩护证据，客观事实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由它辩护而成的事实知识可以“指导”实践主体对其余同类事实的认识和改造。价值知识以社会价值为辩护证据，社会价值的可变性使此类知识不具有确定性，它只能通过“引导”教育实践主体的价值追求来影响实践。意念知识以知识主体感悟的类主体意念为辩护依据，它可“启发”实践主体感悟类主体意念，助其祛除实践主体的“洞穴假相”，使其以类主体的气度从事教育实践。教育知识属于价值知识与意念知识，它只能“引导”教育实践主体的价值追求、“启发”实践主体积极感悟类主体意念，“间接”地影响教育实践。由是观之，“教育知识指导实践”以事实知识作用实践的方式类推价值知识和意念知识，是对教育知识与实践关系的又一误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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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护理的知识范文篇2

[关键词]在校护生；实习护生；法律意识；对策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卫生事业走向法制管理的同时，医疗纠纷的法律处理也愈加广泛，法律不仅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也保护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因此提高医护人员的法律意识显得及其重要[1]。当前，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法律知识掌握程度低下，防范职业风险的能力较差，据有关调查显示，已学完两年理论课的高级护理专业学生能够完整回答基本法律问题的不到50%，对即将在临床实习中可能会碰到的法律问题的回答准确率不到30%，调查同时发现，高护实习生90%以上的差错发生在实习中后期[2]。目前关于护生法律意识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临床实习护生的调查分析，大部分研究只是单方面的研究，如只对在校护生进行调查，或者只对实习护生进行调查。目前还没有研究对本科在校护生与实习护生进行对照研究。为了进一步调查护生的法律意识现状，提出更好的法律意识培养对策，因此进行本课题的研究。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择2016年10月～2017年1月某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在三级甲等医院实习的2013级的全部本科生，共120名，其中男生35名，女生85名；根据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同期某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的120名在校学生，其中男生25名，女生95名；2014级学生30名，2015级学生39名，2016级学生51名。

1.2方法

通过参考与本论文相关的文献资料和书籍[3-5]，自行设计《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法律意识的调查表》，问卷内容包括护生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平时生活中可能遇到法律问题时的处理方式、涉及到伦理方面问题的态度以及同学们对法律意识的学习态度等。问卷的评分分为两个部分，属于有固定答案的题目：正确为1分，错误为0分；属于态度项目采取四分制的形式，从底到高分别为1～4分，同时将部分问题设置为反向提问的形式，并对该类问题进行标记。邀请5位相关专家对问卷进行内容效度的评价，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重测信度的测量：即随机抽取15名同学对问卷进行第1次测试，隔1周时间对原来的15名同学对同一份问卷进行第2次测试，并将两次分析的结果录入SPSS11.5统计学软件，测得两次调查结果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t检验，测得P值。本研究所有问卷由调查者亲自发放和收集，对被研究者详细讲解填写方法，知情同意，并承诺个人资料保密，选择相对安静的环境，请同学们当场填写《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法律意识的调查表》，及时发现同学们填写时出现的问题并予以补救，保证问卷调查的有效性。本研究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如下：在校护生组总共发放120份问卷，其中回收118份（回收率为98.33%），有效问卷115份（有效率为95.83%）；实习护生组总共发放120份，回收115份（回收率为95.83%），有效问卷112份（有效率为93.33%）。未回收的原因有：问卷的缺失、未联系上随机抽取的同学。无效的原因：回答不完整、规律答题、重要的基本信息未填写等。1.3统计学方法将所得数据录入计算机，使用SPSS11.5统计学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描述性分析，其中一般资料、连续性资料使用百分比进行描述，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护理法律问题认知的比较

两组学生对于护理法律问题认知的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接错瓶处理方式的比较

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对于接错瓶处理方式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对于购买到伪劣商品的处理方式的比较

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对于购买到伪劣商品的处理方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3）。

2.4护生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

问卷结果显示，护生获取法律知识途径的频率由高到低分别为学校课本173例（76.6%）、电视79例（35.1%）、报纸68例（30.2%），可以看出虽然护生可以通过电视、报纸等其他途径获得法律知识，但课堂学习仍是护生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所以学校应进一步重视通过课堂培养护生的法律知识。护生希望的法律意识的培养途径：88例（76.5%）在校护生和84例（75.0%）实习护生选择“尽可能介绍能解决社会生活的法律法规”，101例（87.8%）在校护生和96例（85.7%）实习护生希望从案例中讲解相关法律知识。

3讨论

3.1在校与实习护生法律意识的比较

由表1可知，在校本科护生与实习本科护生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都很低，并且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回答的正确率也普遍很低，提示不仅在校护生的法律意识薄弱，而且实习护生的法律意识也不高，都需要进一步学习。由表2、3可知，在校护生与实习护生对生活中法律问题的处理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相当一部分同学遇到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需要进一步引导；大部分护生希望的学习方式都是从相关案例进行讨论学习，或者介绍与工作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虽然其他途径也是护生获取法律知识的有效途径，但课堂学习仍是护生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学校应进一步重视课堂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3.2在校与实习本科护生法律意识薄弱的可能原因

3.2.1学生方面的因素3.2.1.1缺乏主动性调查了解显示，在严峻的就业压力下，护生选择将更多的时间放在自己专业科目学习上，大多数学生重学分轻实效，觉得法律是与自己专业不相关的知识，同时，多数护生认为法律枯燥无味，缺乏吸引力，对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也只求考试过关，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未被调动起来，这是护生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之一。3.2.1.2缺乏远见性调查显示，很多护生认为，自己目前并不需要法律，而等到真正需要时，才觉得为时已晚[6]，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淡薄，当自己的正当权益受侵犯时，不能有效应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3.2.1.3缺乏实践性在调查中，很多护生反映，目前学校开设了《法律基础》这门课，初步讲述了相关的法律知识，然而，理论知识没有结合实践，最终流于形式[7]，法律知识课堂上听懂了，但是根本不知道如何应用，时间一长，知识没有实践便逐渐淡忘了。3.2.2院校教育方面目前国内护理教育对护生法律意识的教育程度不够，基本还是停留在基础-临床-实习“三段式”模式[3]。学校虽有开设《法律基础知识》《护理伦论学》等课程，但由于学时数有限，再加上学生的主动性不够，学生并没有很好地掌握相关知识。3.2.3实习医院缺乏法律知识教育3.2.3.1上岗前无系统培训学生到实习医院后，多数医院在学生上岗前缺乏医德规范及医疗事故防范等安全教育，更忽略了临床法律知识的集中培训，只是学习了医院规章制度及有关内容的理论学习和技能操作培训，势必造成护生缺乏他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3.2.3.2带教老师法律意识教育不足实习医院一般都会安排临床经验丰富的护师以上职称人员担任带教老师，但由于日常工作繁忙，对学生的带教也只注重临床专业知识及职业技能的培训，其虽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但缺乏有意识的法律知识的引导教育，往往在学生发生差错或医疗纠纷后才意识到法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3]。

3.3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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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双轨制；司法保护；行政保护；建议

一、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途径

我国在当今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建立了一项综合性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主要包含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两种途径，在保护范围方面主要包括了商标、专利和著作权。下面笔者就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这两条途径来做一番阐述。

1.我国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途径

在我国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中，一批知识产权审判庭及合议庭已经在各级法院中被建立起来，并从2001年时起，民三庭或民五庭也就成为了这些法院的知识产权庭部分的新名称，他们主要负责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所以在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就是我国的人民法院，他们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制度在2009年被推出，相关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方面的工作也得到了全面的展示，同时其也实现了对三审合一（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行政和民事案件全部由人民法院受理）试点工作的推进。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对外知识产权成果的权威信息，我国相关部门还建立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站和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并且推出了世界知识产权日（4・26）宣传周，以更好地在社会中更好的宣传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同时我国人民法院为了减轻那些争大、影响大和审理难度大的案件中当事人的举证负担，也实施了证据保全措施。而且为了实现我国在国际文化和科技交流中的更好发展，我国人民法院也加强了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理工作，注重对相关国际公约的研究和应用。

2.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途径

我国知识出安全行政保护的行使主体主要是相关的行政管理机关，他们在法定程序和法定手段的规定下来处理各种知识产权纠纷，从而实现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秩序的维护。具体地来讲，我国的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机关主体主要包括了：海关总局及各地海关、国家农业局/林业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各级地方管理部门、国家版权局等。它在保护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了：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确认等，如我国相关的行政部门要根据《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等法律法规对涉及的各种知识产权进行相关的管理工作，对那些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及时的行政处理，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对侵权人做出适当的行政处罚。

相较于司法保护途径，行政保护有着成本低、积极主动、效率高和程序简省的优点，所以这种保护在相关知识产权的纠纷案件处理中有着更高的效率，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相关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反复侵权和集体侵权现象非常普遍的情况下，行政保护途径作用的发挥就显得更加重要，它是一种扬长避短的保护方式。在当前国际贸易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各国在对外贸易中关注的焦点问题，如美国在其“特别301报告”中就特别把中国置于了“重点观察国”的位置。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我国更要在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建设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以激励我国在知识创新方面的发展，为它们提供坚实的保障。

3.对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途径之间关系的探讨

相较于国外在行政执法方面的薄弱，我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行政和司法保护制度，两者相辅相成而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首先，从行政保护途径的角度来看，它有着简洁性、主动性的优势，能够在知识产权受到侵犯之后进行及时有效地制止，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途径有着效率高的优点；其次，司法保护的途径适用于那些情况比较复杂的案件会更加有效，具体来讲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下所示：

首先，根据“司法终局决定原则”，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有着监督和审查的作用。其次，当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存在交叉的时候，我们将此分为行政裁和行政调解两种情况来看：国家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应该要不断弱化行政裁决制度在知识产权纯民事纠纷中的应用，一直到被司法保护方式所取代，通常情况下行政裁决作用的发挥只是在司法保护途径不适用时才被采用，依此来补充司法保护途径的不足之处；而行政调解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中也应该被定位为司法保护途径的重要补充，以更好地发挥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重要作用。第三，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途径可以在合理分工的情况下形成优势互补，例如被动和直接保护的方式主要是司法保护途径的特点，而主动和间接的方式则是行政保护途径的主要特点，前者主要是通过对个案践行判决来达到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而后者则多是通过对知识产权市场秩序和环境的维护来达到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于是在二者的互补中，我国行政和司法保护途径相结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形成了。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双轨”体制面临的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较薄弱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我国建立的时间较晚，所以从时间角度方面考虑，我国社会民众在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方面还较为薄弱。由于我国长久忽视知识产权保护，民众已经习惯于免费获得网络资源，这虽然有利于民众享受我国的知识文化成果，但是对于后续的文化创新来说却起着较大的阻碍作用，即使对一部分创作人或发明人来说，知识产权的财产权性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除此之外，他们还在缺少相关的法律常识，也不懂得如何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整体上来看，我国知识产权整体的社会保护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2.行政保护途径的效率不高

因为我国比较重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方面的建设，所以从机构设置的方面来看，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机构设置也比较复杂，机构臃肿，并且存在着官僚作风和相互推诿的问题。具体来讲其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各个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协调性不强，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各个行政部门的职能都较为单一，这种单一化的职能划分很容易导致行政效能底下的结果；其次，行政职能界限不清，天然扩张性是行政权的主要特性，这样做可以在权利扩张的同时，减轻本部门承担的责任，而且也使得很多方面的监管也出现了权利交叉和重复的现象，很多机构也都出现了本位主义的苗头，“有利则上，无利则下”，“互踢皮球”的现象也成为了行政管理中的常态。第三，执法力度不够，经济的发展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一个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所以经济发达地区在这方面要不经济欠发达地区做的较好，而在此基础上不同地区的执法资源也存在着不太平衡的现象，执法力度也就出现了差异。尤其是在内陆很多城市，他们在执法力度方面就会显得更加欠缺，并且各种专业性较强的案件也影响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3.司法保护机制不健全

首先，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虽然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法制体系，但是这种法律的建立和修订多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下被动进行的，而在这种外界环境的压力下，很多法律法规的制定其是在未充分考虑我国实际的情况中进行的，并且这种法律制定的被动性，也很容易导致我国立法的滞后，立法的质量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其次，其次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途径中的审判机构也存在设置于分工不合理的现象，当前“三审合一”模式已经在我国部分地区开始试点工作，而民事审判刑事和行政审判分开进行还是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制的主体，但是这种审判制度就很容易导致对同一案件的审判结果会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第三，由于这类案件的专业性较强，对法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产权专业知识成为了必备，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国知识产权法官队伍也要加强对自身的建设，并且随着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对这一方面的人才需求也将会更大。

4.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建设与WTO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适应性冲突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承诺也开始生效，并且签署了TRIPS协议，而这一协议又是有发达国家主导的，这就使得在WTO相关框架下的争端解决对发达国家不利，并且美国为了使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在别对国家获得认可，还利用自己的经济和市场地位颁布了“301条款”，这样我国的《著作权法》、《专利法》也在欧美国家的压力下进行了修订。但是之后知识产权保护的纷争并没有因为此而得到缓解，中国与发达国家间在法律、外交方面也进行了激烈的互攻。而在这方面，中国可建立相关的海外维权研究中心，为相关企业提供必要的帮助，如深圳市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的努力，也逐渐建立了完善的海外维权研究机制，推出了如《深圳市企业海外维权指引》、《德国展会参照指引》等指导文件。

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双轨”体制改革的建议

第一，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途径方面要建立统一的管理部门。当前我国的知识产权管理行政机构设置过于分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管理的行政效率和对外交流。因此在这方面，我国要建立一个知识产权统一的保护管理部门，对其保护、转让和取得等行为进行统一的管理。

第二，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途径方面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要对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进行完善，并且还要加强对互联网商标使用问题的关注，同时还要将相关的地理标志保护规定进行理顺，以上时关于《商标法》修改的建议。而就《专利法》在2008年修改之后而言，对生物技术的保护也已经成为近几年需要被给予重点关注的问题。而我国当前《著作权法》存在的问题最多，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判定、著作权所有人的著作权利益分配等问题都是应该被给予关注的问题。

第三，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还要加强对司法审判体制的探索。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案例，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加强对“三审合一”模式的探索和推广。

第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还要提高相关执行主体的素质。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会涉及到很多的专业知识，所以相关执行主体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问题的解决。在这一方面，如可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学院，深圳大学就在这一方面于2009年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学院；同时还要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育，建立完善的培训体制；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前沿问题的研究和关注。

总之，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它是影响一国国际竞争力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对于保护创造性的劳动和激励创新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社会诚信和法制建设的水平。在我国知识产权专利保护实行的是司法和行政两条途径协作运行的保护机制，这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的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不断实现有着积极的意义，而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建设还有很长的怒要走，这需要相关人员付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