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分析范例(3篇)
时间：2024-11-04
时间：2024-11-04
关键词：商贸流通业创新绿色生态消费
国内学者对商贸流通业的先导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目前对商贸流通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商贸流通业促进社会分工、商贸流通业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商贸流通业促进社会就业、商贸流通业拉动内需等领域的研究都是层出不穷。但是，目前我国也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生态建设无疑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在消费领域，如何推进绿色生态消费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商贸流通业对绿色生态消费的影响也值得研究。但目前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甚少，基于此，本文从我国国情出发，系统地研究商贸流通业创新对绿色生态消费的影响。
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对绿色生态消费的作用机理
（一）直接作用机理分析
商贸流通的基本功能在于将产品通过低成本、高效率的渠道传给需求者，从而实现流通的目的。在当前低碳经济大背景下，商贸流通业创新的目标在于寻求绿色生态型流通方式和渠道，引导生产和消费不断绿色生态化。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对绿色生态消费的直接作用有：
首先，在技术方面，商贸流通业能通过技术创新，使自身向流通生态化发展，为低碳商品提供绿色生态流通渠道，从而为消费者提供绿色生态型商品；也可以通过广告、促销、展会等销售方式创新，加强绿色生态产品的品牌宣传，快速地向消费群体传导绿色生产、绿色流通和绿色消费的理念和发展模式，诱发消费者绿色生态消费的动机，进而促进社会消费向绿色生态发展。其次，在效率方面，商贸流通业能通过创新，为市场带来更新的商业模式和更广阔的购物空间，促进商品在多层次的空间广泛流通，这便促使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不断扩大，使商品生产商的跨区域销售成本和宣传成本不断减少。广阔的购物空间也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个性化需求，商贸流通企业可以提供不同层次的销售平台，加速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之间的对接，节省大量资源，从而达到绿色生态消费的目的。再次，在经营观念上，商贸流通业通过经营创新，形成不同类型的生态经营观念来引导绿色生态消费，比如批发零售企业和住宿餐饮企业都可以通过将绿色生态经营作为自身的经营目标，来诱导消费者不断进行绿色生态消费，物流企业可以通过绿色生态化配送经营作为经营理念，引导消费者的绿色生态消费。最后，商贸流通方式的创新可以改善社会消费环境，并通过信息传递，诱导生产企业通过绿色生态技术和绿色生态原料进行生态生产，从而提升产品的生态性。如，商贸流通方式的创新可以诱导产品不断向可循环利用发展。
（二）间接作用机理分析
渠道资源整合效应。随着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方式不断现代化，流通领域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于是商贸流通业务各个功能在不断深化的同时，商贸流通渠道的信息承载量也将不断增加。此时，商贸流通业的运作就是整合渠道内的各个环节，以提供包含生产、技术、商业性质的综合。而商贸流通创新发展的前提是适应高层次消费需求和可持续发展，其任务之一就是从战略上优化消费形式，引导高质量消费，虚拟性参与商品生产。商贸流通创新发展中的绿色生态理念也将通过综合对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产生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商贸流通业的创新发展能通过不断整合渠道资源，间接地对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产生影响。
节约社会成本功能。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而此时商贸流通业的转型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节约社会成本、提高就业水平等方面对经济产生外部性，推动我国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方面，商贸流通领域的绿色生态经营可以引导社会绿色生产和消费，通过创新来实现生产、消费各环节的信息完整性和及时性，减弱流通环节的滞后性，降低库存，平衡生产、流通和消费各环节，优化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国内总福利得到实质性提高和消费模式的改革。另一方面，商贸流通业发展创新可以通过就业效应，不断吸纳劳动力。由于我国商贸流通业是产业关联面较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吸纳空间较大，而且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对关联产业存在较强的中间需求，于是可以推动关联产业扩大规模，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创新乘数效应。而这种创新乘数效应必然促进社会生产高效化，进一步推动绿色生产，从而也起到促进绿色生态消费的功能。
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对我国绿色生态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与基本数据选取
根据目前学术界对商贸流通领域较为公认的范围界定，本文选取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三个部门的指标总和来反映商贸流通业对应指标。采用的样本范围为1991-2012年，其中1991-2004年商贸流通业采用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交通运输和仓储邮电通信业表示。
参考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采用商贸流通业的创新指数来反映商贸流通业的创新发展程度。具体选用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规模、商贸流通业的流通结构和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效率三个指标，并采用熵值法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从而综合计算商贸流通业的创新发展程度。其中，商贸流通业的规模采用三大部门的增加值之和表示，流通结构采用商贸流通中主要业务的营业收入与流通总量的比值表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效率采用单位劳动力的产量规模表示，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CSMAR数据库。
根据目前我国绿色生态消费的相关要求和绿色生态消费指标的可获得性，部分参考李杰兰等人（2009）的研究方法，选取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环境保护指标和消费可持续性指标，并采用熵值法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从而综合衡量我国绿色生态消费水平。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首先，绘制我国商贸流通业创新指数和绿色生态消费指数的变化趋势，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可见，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创新发展程度基本上处于不断提升的趋势，尤其是1999-2000年和2010-2012年这两段时期的商贸流通业创新程度进步相对较快。而我国绿色生态消费指数呈现了平缓的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转折点为2007年。
以绿色生态消费指数为因变量，记为GEC；以商贸流通业创新指数为自变量，记为CCI。为体现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过程中的流通规模增加，引入商贸流通业规模变量，同时取对数，记为lnSCA，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GECt=α0+α1lnSCAt+α2CCIt+εt（1）
其中，下标t表示序列，αi（i=0，1，2）为待定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另外，根据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理论，即使商贸流通业创新可能促进绿色生态消费，但也可能符合“倒U型”规律。为此，在式（1）基础上引入商贸流通业创新指数的平方项，扩充为如下计量模型：
GECt=α0+α1lnSCAt+α2CCIt+
α2CCIt2+ξt（2）
对式（1）和式（2）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中（一）可知，CCI的系数为0.3035，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国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对绿色生态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前面的理论分析可知，商贸流通业可以从技术和非技术两个层面对绿色生态消费产生推动作用，显然，本文的实证结果基于我国的数据验证了这种推动作用的存在。另外，lnSCA的系数为0.0115，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国商贸流通业的规模增长对绿色生态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作用程度远不及商贸流通业创新带来的推动作用。这显然是符合我国的实际的，单纯的数量式的扩张虽然在短期内能促进生态消费，但随着规模不断上升，边际生产率递减，资源利用率不断降低，随之出现对生态资源的浪费，因此不利于绿色生态消费。
由表1中（二）可知，CCIt2的系数为-0.7892，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国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对绿色生态消费水平的影响符合“倒U型”曲线规律，即支持了绿色生态消费的库兹涅茨曲线观点。根据这个结论，本文给出以下解释：商贸流通业的创新发展通过改革流通渠道，节约流通资源，促进生产和流通消费，从而对绿色生态消费带来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科创技术的不断提升，根据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当技术水平到达某一水平后，每一份科技产出带来的绿色生态消费增量逐步减少，甚至由于过度的技术增加而产生资源浪费或技术冗余，出现不利于生态环境消费的状况。这个结论带给我们以下启示：即使技术条件允许，商贸流通业的创新发展也并不是无止境的，应该充分重视商贸流通业创新与绿色生态消费的平衡。
此外，计算可得到“倒U型”曲线的拐点为CCI=0.9685，而由图1可知，目前我国商贸流通业创新程度尚未达到该水平，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应把握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的方向，积极促进商贸流通业创新与绿色生态消费协调发展。
结论
本文在分析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对绿色生态消费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定量研究了我国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对绿色生态消费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我国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对绿色生态消费水平的影响符合“倒U型”规律，即在一定的创新程度下，我国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对绿色生态消费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是当商贸流通业创新程度超过一定范围时，创新程度的增加只可能带来绿色生态消费水平的降低。
综合本文的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我国各级政府应充分重视商贸流通业对绿色生态消费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适当通过技术升级，促进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进一步促进绿色生态消费；第二，应充分认识我国商贸流通业创新对绿色生态消费推动作用的有条件性，积极促进商贸流通业创新与绿色生态消费协调发展；第三，应充分挖掘我国其他绿色生产、服务等领域的生态积极性，以此推动绿色生态消费进一步发展，与商贸流通业一起构成支持我国绿色生态消费的绿色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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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施工；成本效益；激励政策；对策
中图分类号：F40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51X（2016）03-0106-04DOI：10.14181/ki.1002-851x.201603106
1引言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的大力推广，绿色施工理念及技术在业界逐渐深入，并且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绿色施工技术来源于传统施工技术但不简单地等同于高新技术。《绿色施工导则》对绿色施工定义为：工程建设中在保证质量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施工活动，实现四节一环保（节材、节水、节能、节地和环境保护）的要求。由此可见，绿色施工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保效益的高度统一，即综合效益最优化。近年来，一批绿色施工试点工程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但就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而言，却并未提高。建筑企业属于利益驱动型企业，其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实践中，由于绿色施工的增量成本与产出的增量经济效益不匹配，最终容易导致建筑企业放弃或不充分地实施绿色施工。因此，要使绿色施工快速推广付诸于实践，除了要完善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规范标准外，更要设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1]，并系统调控经济、社会、环保效益的平衡度，以有效地提高建筑企业的积极主动性，改善实施绿色施工方面“说的多，做到少”的现象，加快绿色施工的践行。
2阻碍绿色施工快速发展的因素分析
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建筑企业作为建筑业市场的经济主体之一，其本质上是理性经济人，逐取利润是其必然选择[2]。因此，作为建筑业市场关键主体，如果建筑企业实施绿色施工不能在经济上获取收益，则很难积极、主动地推进实施绿色施工。故本文首先基于企业经济效益的视角，从建筑企业角度分析阻碍绿色施工实施的微观因素。绿色施工的外部性特点决定了绿色施工的推广需要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政府、社会等的共同参与。绿色施工实施后的收益是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态环境的持续保护，这些利益基本都属于社会公益的范畴。政府有义务在公益实现的同时，对积极实施正外部效益的建筑企业在经济或有关方面予以支持或补偿。因此，本文还从政府角度剖析了影响绿色施工发展的宏观因素。
2.1建筑企业角度的微观因素分析
2.1.1对绿色施工内涵的理解存在偏差绿色施工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工程施工中的应用和体现，是绿色施工技术的综合应用。绿色施工技术并不是独立于传统施工技术的全新技术，而是用“可持续”眼光对施工技术的重新审视，是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施工技术[3]。而高新技术施工是相对于传统技术施工提出的，它弥补了传统施工在技术内容及指标、工艺流程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更主要的是为绿色施工的实施提供更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因此并不等同于绿色施工技术。然而，建筑企业对绿色施工的内涵和实施方法理解不够深入，往往将绿色施工片面地理解成高新技术施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盲目地选择高新技术。譬如：在设置一般冲洗装置就可以使进出车辆达到环保指标的工地进出口，安装自动感应冲洗装置。由此造成施工成本增加、经济效益降低。2.1.2不注重因地制宜地选材目前，就绿色施工的选材而言，很多建筑企业并不能做到因地制宜地选材，而是直接照搬其他城市的成功项目案例对本工程进行选材。由于早期的试点项目通常为了宣传而采取高档的新型材料，这对很多建筑企业起到了一定的误导作用，致使其盲目地选择新型材料和绿色材料，增加了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消减了建筑企业进一步实施绿色施工的积极性。2.1.3设计—绿色施工一体化管理较为落后设计是施工的重要技术依据，是决定建筑企业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设计更注重美观，而很少考虑施工特别是绿色施工。并且，设计规范中也没有明确的将绿色施工列入其内。在依据设计图纸编制工程量清单条件下的施工项目招投标中，合同价格就很少或甚至不包含实施绿色施工所需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施工单位实施绿色施工就意味着只有资金投入而没有相应的补偿。因此，建筑企业实施绿色施工因缺乏经济动力支持而停滞不前。2.1.4缺乏绿色施工的事前控制目前，对绿色施工的经济效益控制大多集中在事中控制，即施工过程控制阶段。实际上绿色施工的经济效益管理同样需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前期的策划、设计等对后期绿色施工的技术、工艺、材料等的选择往往有决定性影响。譬如，装配式结构较现浇混凝土结构更能体现出四节一环保的要求，但若设计阶段采用的是现浇结构而非装配式结构，无疑会导致该工程因后期采取节能、节材等的措施而增加成本，前期设计的结构决定了该工程需花费的成本大小。因此，做好绿色施工的事前控制，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之一。反言之，若建筑企业缺乏对绿色施工的事前控制管理，则会经常出现绿色施工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造成建筑企业简单地认为绿色施工亏本的错误观点，而做出放弃实施的选择。
2.2政府角度的宏观因素分析
2.2.1绿色施工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标准不完善目前，绿色施工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标准不完善甚至存在着真空，譬如：在《建筑法》及相关建设工程行政法规中没有对绿色施工的界定和相关的法律规范，绿色施工实施指南缺乏、绿色施工评价体系不完善、《绿色施工导则》执行力度不够等等。导致建筑企业因缺乏相关依据和标准而盲目地选择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产生大量增量成本、效益低下，严重阻碍了绿色施工的发展。2.2.2缺乏绿色施工激励政策绿色施工产生正的外部性，社会效益（包括环境效益）由社会共享，但是其增量成本却由建筑企业承担，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根据经济学理论（如图1所示），当不考虑外部收益时，供给线与企业边际内部收益曲线交于A点，此时成本为P2，最佳产值为Q1；当考虑外部收益（社会效益）时，供给线与边际社会效益曲线交于B点，此时成本为P3，最佳产值为Q2，此时产生增量成本ΔP。产生正外部性的产品，市场生产不足；而产生负外部性的产品，则市场生产过度。外部性的存在说明市场可能出现失灵，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导致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4]。对于绿色施工企业而言，在做决策时通常不会考虑边际社会效益，而是根据企业内部边际效益决定[5]。当社会无偿享受绿色施工的正外部性效益时，绿色施工产值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因此，要想达到最佳产值Q2，就需要尽可能降低成本P3，但是在绿色施工实施的初期，成本投入很难再降低，这意味着在绿色施工实施初期，仅依靠市场调节，建筑企业很难达到相应的收益，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而最直接有效的调控办法就是政府对绿色施工实施经济奖励，弥补绿色施工与传统施工之间的成本差额，但是目前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一方面出台的政策较少，且执行不够到位。
3加快推进绿色施工实施的对策
3.1基于企业经济效益视角的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提高绿色施工经济效益是加快建筑企业自觉实施绿色施工的最有效措施。以下从三个方面给出提高绿色施工经济效益的对策。3.1.1切实发挥传统施工技术绿色化应用的潜力在绿色施工推广的初期，新技术、新工艺发展还不成熟、政府激励政策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一味地选择高新技术施工无疑会增加成本，降低建筑企业经济效益。此时选择传统施工技术绿色施工化，即通过直接采用、综合运用或改造已成熟的传统施工技术，达到绿色施工效果目标，譬如：在工程施工中，不采用智能卸料平台，而采用一般的卸料平台加以围挡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不仅可以节约成本，也利于降低绿色施工推广的技术门槛。绿色施工固然不可能全部通过传统施工技术以实现，但发掘二者之间的重合或关联关系，发挥传统施工技术绿色化应用，实质上也是建筑企业实施内涵式管理的一种需要和体现。3.1.2因地制宜选择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地选择绿色建材是绿色施工实施原则之一。绿色建材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与环境有好的协调性[6-8]。以获得2008年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大奖及可持续发展特别奖的毛寺村生态小学为例，在其建设中除采用少量的钢构架、玻璃、聚苯乙烯保温板材料外，绝大部分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的自然元素，如土坯、茅草、芦苇等。这些材料具有“可再生性”，所有的边角废料均可通过简易处理立即投入再利用：建造用土坯是由地基挖掘的黄土制成，而土坯的碎块废料又可混合到麦草泥中作为粘接材料；拆除而出的椽头与檩头则被再利用到围墙和校园设施建造之中。最终整个教室的直接造价只有378元/m2，不仅低于515元/m2的合同造价，且低于当地常规建筑[8]。可见，因地制宜选材不仅能与周围环境保持良好的协调性，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破坏，而且其做法本身就是在践行绿色施工的要求，同时还能降低建安成本，提高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3.1.3抓好绿色施工事前控制绿色施工事前控制包括：选取绿色设计方案，完善绿色施工设计内容和指标；在招标文件中列明绿色施工内容要求，并明确相应的计价规则等。此外，从管理程序的角度，挖掘绿色化应用的传统施工技术，对工程实施建筑材料因地制宜的选择分析等，也属于绿色施工事前控制的内容。譬如：毛寺村生态小学正式建造前，通过热学模拟实验确定采用当地的生土和自然材料为主要材料进行建设，为低造价奠定了基础。绿色施工事前控制的方法，从建筑企业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实质在于绿色施工实施前，为节约绿色施工成本或争取更大的经济收入而进行的绿色施工技术上或组织上的事前控制、统筹或优化工作。
3.2基于政府的宏观干预调控视角的对策
实践证明，在绿色施工实施初期，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不能调控绿色施工成本与其经济效益的不平衡，需要政府经济激励政策的干预。政府设置合理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适度地弥补这部分增量差额，可以相对降低绿色施工实施者的成本，调动他们的积极主动性，促进绿色施工的快速实施。3.2.1给予绿色施工实用技术创新以经济奖励施工过程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以达到“四节一环保”是绿色施工与传统施工的区别之一，绿色施工技术得以创新是绿色施工快速实施的硬件措施。多数技术创新成本较高，制约了建筑企业主动创新的积极性。因此，为了推动建筑企业的创新能动性，政府应视其创新等级，选择合理的幅度给予经济奖励。以日本为例，政府在节能技术研发方面投入比较大：前沿领域基本上由国家资助，实用开发阶段由国家提供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补助，示范研发阶段由国家提供一半的补助[9]。这为我国的施工实用技术创新研发及发展提供了借鉴。3.2.2推进设立绿色施工专项基金政府部门直接或助推社会力量设立绿色施工专项基金，实行专款专用。分别设置“节材”、“节水”、“节能”、“节地”、“环保”的专项基金，当建筑企业达到某些方面的硬性指标时，可以向基金协会申请专项基金的资金补助。譬如，加拿大实施的“商业建筑激励计划”，由基金协会向较传统设计提高25%以上能效的企业提供最高达六万美元的财政支持[10]。3.2.3给予建设方直接或间接的经济优惠目前，业内很多人士片面地认为绿色施工是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的责任，建设单位与其没有关系。实际上，建设单位的建设指标决定了设计单位的设计指标和施工单位的施工指标。要使绿色施工得到发展，就需要对建设单位的建设管理提出要求，从项目立项时就开始注入绿色施工的理念。对于采用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的建设方（开发商），政府给予其土地出让金、建筑容积率等方面的优惠[11]，有助于提高其选择绿色施工的积极主动性。由此形成建设单位选择绿色施工、设计单位进行绿色设计、施工单位必须实施绿色施工的良性发展局面，各工程建设主体都树立绿色施工的理念，促进绿色施工快速发展。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减少征税的经济激励政策，给予建设方直接的经济优惠，吸引、推进建筑企业实施绿色施工。3.2.4实施环保积分制度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实施的绿色建筑推广激励政策中，有基于生态效果对翻新或新建环保型住宅奖励环保积分的，积分可兑换商品、购物券等，提高居民和居委会积极性[12]。我国可借鉴该方法，对于建筑企业实施绿色施工达到环保要求的进行积分，积分可以作为申请资质或投标加分的重要指标之一。
4结语
实施绿色施工是建筑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研究加快绿色施工实施推广的对策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针对当前阶段绿色施工因经济效益不明显而出现的“说得多，做得少”的现象，本文基于成本效益发展的视角，分别从建筑企业内部经济效益、法规保障政策支持两方面对阻碍绿色施工快速发展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对策，以期对绿色施工的推广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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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绿色创新；环保约束；企业绩效：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6-0111-07
对环境保护问题关注的与日俱增已是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现象。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通过改进环境绩效以遵循环境管制、满足客户对环境的关注、减轻产品或服务对环境的影响来提高竞争力。中国长期以来沿袭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得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尤为突出，2008年的金融风暴对我国的影响更是清晰的暴露了传统增长方式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弊端，而强调发展绿色经济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再一次显示了未来经济发展走绿色、可持续道路的必然性。面对环境保护的约束，广大工业企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路径选择成为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根据波特提出的理论，政府环境管制通过激发企业创新而带来经济效益，在我国现阶段的政策、市场下，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驱动力是否有效?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对绩效提高是否有积极作用?绿色创新活动能否成为企业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桥梁”?本文试图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效应的视角来分析环保约束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为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双赢提供依据。
1理论模型构建
1.1相关文献回顾
对企业因环境保护而带来的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一直是国外很多学者所研究的热点。传统的观点认为环境保护和绩效之间存在固有的冲突，这类观点或是认为环境保护只能增加成本、占有生产资金，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哈佛商学院MichaelPorter教授和Porte与Vanderkinde提出了有创造性的“波特假说”(Porterhypothesis)。Porter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创新产生效率收益”，达到“双赢”。波特的这一想法遭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质疑，例如Gray和sha~g4an对美国的纸浆与造纸、石油提炼和炼钢业的研究发现，反映规制严格程度的企业污染治理成本与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提高环境绩效并未给企业带来足以弥补遵循成本的收益；然而很多经济学家接受并论证了这一观点，如BCBonifant，MBAmold和FJLong提出通过创新，减少在环境方面的成本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两方的争论一直没有达成共识，Jaffe，Peterson，Ponney，和Stavins在回顾超过100篇研究文献后，发现几乎一半的研究发现环境保护对企业绩效有积极作用，而另一半发现有消极作用或是没有影响，这似乎使得研究陷入了混淆中。
出现这种研究现状可能的原因在于大家把关注的焦点过多的集中在环境保护是否会给企业带来成本负担上，对于环境保护所可能激发的企业创新的作用缺乏更多深入的探讨。Porter提出环境管制通过激发创新而产生经济收益，而在“波特假设”的研究文献中，对企业在环境方面所采取的创新策略是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绩效“双赢”的中介这一重要思路的研究论证相对较少，对质疑者提出“即使环境保护能推动新技术的采用，但是新技术是否能弥补以前的投资或是在环保标准上升以后是否还能增加企业收益还未可知”没有给与有效的回答。
Xepadeas和Zeeuw论证了在合理的情境下，环境保护激发的创新也许能减轻甚至完全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UrsulaTriebswetter，JohannWackerbauer以德国慕尼黑地区汽车工业为案例验证了环境管制压力下推动的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有促进作用。而对于处于经济发展转行期、制度环境不是很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所带来的环保压力对企业绩效的有何影响?环保压力能否激发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能否为企业带来的经济绩效的提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认识，对于指导全球绿色化经济、科学发展的浪潮中，中国企业主动处理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路径选择以及建立绿色创新战略，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
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环保压力能否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在本研究中企业所面临的环保压力除了直接的政府环境政策造成的推动力外，还包括来自绿色市场的拉动力，把这两种力作为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驱动力进行分析。二是绿色创新策略能否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目前大部分的实证研究都倾向于直接验证环保压力对企业竞争绩效的影响，而忽略了绿色创新可能起到的中介作用，本文在波特假说的基础上，构建模型来检验绿色创新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之间是否有中介作用，以验证“双赢”的实现路径，确认绿色创新的重要地位。
1.2理论假设
基于以上两个问题设计本文的基础理论模型。模型设计涉及两个部分的路径：一是解释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二是分析企业绿色创新本身受外部环保压力的驱动。
1.2.1环保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驱动
(1)环境政策推动力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假设认为，企业主动采取环境防治措施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前提是存在政府政策约束。因为在没有政府规制的情况下，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单个企业没有主动进行污染治理的动力，企业宁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收益与竞争优势。根据这一理论，企业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环保压力而进行污染治理的初始驱动力在于政府的环境经济政策。Brunnermeier和Cohen对美国146个制造业的分析表明，环境专利数量与环境规制强度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许庆瑞通过对江浙50余家企业62项环境技术逐一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政府政策法令的强制是企业外部环境技术创新最重要的动力源。黄德春和刘志彪通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部分或全部抵消这些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H1.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有正向推动作用。
(2)绿色市场拉动力与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对环保压力的响应与市场机制本身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当绿色
渗入竞争格局，消费者、供应商、其它竞争企业等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各利益相关者对绿色的选择和重视，将推动企业为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适应市场需求、得到获得更大利润的机会而主动进行绿色创新，如积极开发绿色产品。因此，市场的力量是企业绿色创新最有力的拉动。YousefEiadat，AidanKeHy，等论证了企业进行环境方面的创新与受包括消费者、供应商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压力有关；UrsulaTfiebswetter，JohannWackerbauer也分析了绿色创新受消费者压力驱动。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H2.绿色市场的拉动力对企业绿色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
1.2.2企业绿色创新与经济绩效
创新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公认，而在此基础上扩展出的旨在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也应有正面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对绩效的促进作用可能源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绿色创新鼓励资源的合理使用，减少浪费，从而带来“资源生产力”的提高；二是绿色创新带来的新的发展思路，引导企业通过新的方法节能降耗中获益，改变传统只从回收“三废”排放物中的有用物作为副产品获取经济效益的单一途径；第三，绿色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的“技术补偿”效应，有助于降低生产的“x－非效率”的影响或实现生产的“x-效率”，从而提高经济效益。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H3.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
1.2.3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中介效应
波特假说与传统理论相比创新就在于他强调政府环境管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问接的，必须通过刺激企业采取环境创新策略才能达到，这种间接影响的观点事实上就是认为绿色创新在环保压力下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当企业把绿色放进整个改善生产力的流程中，通过创新的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经营带来的资源生产力的改善和提供绿色产品带来的溢价效果，抵消或超越因改善环境影响所带来的成本，就能获得新的竞争优势。YousefEiadat，AidanKelly，等以约旦化工行业企业为案例，对企业环境创新战略和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证明了企业环境创新战略是一定外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第四个假设：
H4.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在环保压力和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企业通过变环保压力为创新动力，达到提高绩效的目的。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出本文的基础理论模型。
2研究方法和数据
2.1量表设计
根据前文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本研究通过搜索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设计了各个变量的测量问卷，需要测量的变量包括：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环境政策、绿色市场、企业绩效。绿色创新按照创新活动涉及的不同方面设计，初始测量条款设计了包括四个方面共13项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环境政策从国家、地区、行业三个层面设计了3个测量指标；绿色市场从国际市场、市场利益相关者(顾客、供应商、竞争企业)方面设计了4个测量指标；企业绩效设计了3个财务指标和2个定性指标。问卷采用likert5点量表设计，对每一个问题根据实施情况与效果设计了5个等级。
初始量表设计完成后首先采用专家调查法进行测评调整，将调查问卷发放给了10个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回收后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正。第二步进行了小样本预调查，在南京选择了5家企业(本研究预计调查的企业中选择)发放问卷进行与调查，根据回收的问卷数据分析对量表进行进一步修改。经过指标的删除和归并后，得到如下表1所示的量表。其中技术创新、生产创新、营销创新三个方面设计，共计11个测量指标；环境政策从国家、地区、行业三个层面设计了3个测量指标；绿色市场从国际市场、市场利益相关者(顾客、供应商、竞争企业)方面设计了4个测量指标；企业绩效指标选择了3项财务指标。
2.2数据收集分析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样本选定在制造业企业。制造业是国家生产能力和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既兼顾了重污染行业的代表性，又体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本研究的数据收集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为了确保问卷的回收和调查内容的准确，问卷发放和回收均采用现场发放和回收。在调查前首先对调查者详细说明了本研究的目的、内容以及各个变量测量项目的含义。考虑可操作性，选择以笔者所在的江苏省为调查问卷发放地，因此研究对象样本就锁定在江苏省的制造业企业。鉴于问卷中涉及一些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较专业的问题，问卷要求由被调查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填写。
问卷发放250份，收回242份，按是否缺漏和是否认真填写剔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的有效问卷为230份。苏南地区企业为84家，苏中地区为35家，苏北地区为30家，行业涉及几乎所有的制造业行业，其中化学化工行业样本占38.69％，机械、电气、电子设备行业占20.86％、金属非金属行业占8.26％，其它等制造占32.45％。从调查企业性质看，国营、集体样本占35.65％，民营、私营样本占30.43％，合资、外资33.92％。从企业资本规模看，资本额在1亿以上的企业约占31％，1000万以下的企业占15.72％，其余企业在1000万～1亿元之间。
2.3量表信度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问卷使用修正后项总相关系数(c1TC)来净化测量项目，利用Cronbach’sa系数检验问卷的信度。计算结果显示问卷项目各部分信度皆在0.7以上，说明问卷有良好的信度。同时每一部分的C1TC和信度分析均大于0.5，都不需要删除。
经过主成分法提取出6个因子，其累计解释方差百分比为84.06％，表示6个因子很好的反映了样本的信息。经过方差最大旋转后得出的因子载负荷矩阵显示，因子分析法的分类结果和本研究预先假设的测量量表分类十分吻合，从而验证了量表的结构效度(限于篇幅的原因，具体计算过程略)。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分成技术、生产、营销这3个活动的要素来测量，据此将假设修正为：
H1a.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1b.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生产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1c.外部环境政策对企业绿色营销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2a.绿色市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2b.绿色市场政策对企业绿色生产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2c.绿色市场政策对企业绿色营销创新有正向驱动作用；H3a.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H3b.企业绿色生产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H3c.企业绿色营销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影响。
2.4结构方程模型
本研究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SEM)，使用AMO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分
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测量模型的验证，对于观察变量指标与潜变量间的关系，验证所设计的变量是否适合进入结构方程；第二步是结构模型评价，验证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的潜变量共有6项，分别是环境政策、绿色市场、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企业绩效，观察变量共有21项(见表1)。
测量模型和结构方程的适配度检验均参考Bollen的建议：“应该慎重地参考多个不同类型且性质稳定的指数报告多项测量结果，而不能只依赖某一种选择”选择包括x2/df、RMSEA、GFI、AGFI、NFI、IFI、CFI在内的各项指标。
3结构方程分析
按照前文的设计分两步进行结构方程分析，验证设计的模型并分析潜变量关系，并进行模型的拟合和评价。
3.1测量模型的验证(验证性因子分析)
所有变量的测量模型如图2所示，观测指标和潜变量之间单箭头上的数字表示因子负荷。通过对整体模型的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可以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区别性。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x2/df=2.109，RMSEA=0.034，GFI=0.911，AGFI=0.906，NFI=0.873，IFI=0.929，CFI=0.903，除NFI指标略低于理想值0.9外，其余指标均优于理想值，测量模型有效。而从测量模式各因子的信度和效度看，所有测量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均大于或接近0.7，R2值均大于0.5，因子信度较高，AVE均大于0.5，可视为有很好的聚合效度。
3.2整体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3.2.1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在环境与绩效关系中起到了中介效应，本研究按baron和Kenny所提出的判定中介作用的四个条件展开分析：第一，中间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即计算外部环保约束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第二，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即计算环保约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第三，因变量对中间变量的回归，即计算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上三步计算结果除第三步中企业绩效对绿色营销创新的回归路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路径系数均显著，说明环保约束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模型、环保约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成立，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基本成立，判断中介作用的条件1、2和3得到证实。(限于篇幅的原因，具体计算数据不在此详细列出。)
第四，企业绩效同时对环保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回归。在中介模型下，环境政策、绿色市场影响企业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均明显下降为不显著，因此，根据判定中介作用的条件：企业绩效同时对环保约束和绿色创新回归，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环保约束的回归系数明显下降甚至减少到不显著水平，说明绿色创新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假设4得到了验证。
3.2.2模型拟合与比较
在确认绿色创新起完全中介作用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拟合和评价比较。模型1是本研究设计的基础理论模型，结构路径设计为从环境政策、绿色市场到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再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到企业绩效。另外构建2个测试模型，模型2从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分别增加一条直接的路径到企业绩效，模型3中删除了基础理论模型中不显著的路径。模型运算结果如表2所示。
从三个模型的数据比较结果来看，比较模型3在各项指标方面要略微优于理论模型1和比较模型2；而理论模型1和比较模型3除了在x2/df方面有略微差异外，其他指标方面没有差异，比较模型3剔除了理论模型中1关系不显著的路径，因此略有改善。虽然比较模型3的拟合程度较高，但是并没有改变理论模型的变量间关系结构。此外，比较模型2中从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到企业绩效的路径，在P
3.3假设检验的验证及结果分析
理论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两条影响路径、一个中介作用假设基本得到验证。验证后理论模型见图4。具体来看，除假设Hla和H3c外，其余均得到验证。
(1)环境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环境政策总体上看对绿色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环境政策对绿色生产创新的影响系数最大，其次是绿色销售创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从这一结果中可以看出，由于目前国家对企业清洁生产、产品的绿色或环保标准都有了比较严格的强制规范，并进行了必要的检查和监督，因此企业的创新活动也多在这两个方面展开。而目前的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还不能起到很好的激发作用，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并非所有的环境政策都能刺激技术创新，目前我们国家的环境政策还多以行政命令的“外部约束”为主，缺乏更有效的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的专利保护制度、经济手段、财政手段等“内部激励”，这都可能影响对创新活动的驱动。
(2)绿色市场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绿色市场是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正向驱动力，其中绿色市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绿色营销创新，再次是绿色生产创新。这说明绿色市场的压力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大部分企业都已经意识到，要在现在的绿色化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必须进行创新，创造自己的绿色技术优势，领先一步。而面对越来越多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青睐，企业也已基本具备绿色营销的意识，用绿色产品吸引消费者，标新立异。
(3)企业绿色创新活动驱动力比较。从总体看，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相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刺激较弱，这也说明市场这一手段是刺激企业创新的主要驱动力，而我国目前的环境政策仍是以行政强制命令为主，缺乏有效的环境经济手段，因此，大部分的企业面对环境政策，仍然是被动应对为主，政府强制的规定则执行，未强制的则避开。所以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仍要强化环境经济手段的运用，以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和主动性。
(4)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与企业绩效。整体来看，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对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从创新活动3要素具体分析看，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果最明显，其次为绿色生产创新，绿色营销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效果不明显，这似乎与一般认识不同。我们的解释是相对于技术创新和生产创新直接从节能、降耗、节约和循环使用资源上人手提高资源生产力，降低成本从而提高效益相比，绿色营销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有一个被市场接受的过程。同时也说明目前企业受绿色需求驱动，绿色产品的开发上已经有了足够的重视和认同，但是在绿色营销手段的创新上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绿色沟通手段或是绿色品牌的树立还有待加强。
4结论
在大样本调查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结构方程，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这两类环保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和企业绿色创新对环保约束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1)环境政策和绿色市场是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活动的驱动力，其中绿色市场的拉动力要强于环境政策的推动力。企业绩效与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直接正相关，其中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最明显。根据这一结论和模型计算结果，可写出本研究的结构方程：
企业绩效=0.34×绿色技术创新+0.33×绿色生产创新+0.07×绿色营销创新+d4(残差)
绿色技术创新=0.13×环境政策+0.43×绿色市场+d1(残差)
绿色生产创新=0.24×环境政策+0.25×绿色市场+d2(残差)
绿色营销创新=0.23×环境政策+0.28×绿色市场+d3(残差)
(2)企业绿色创新在环保约束和企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企业所受的环保压力必须转化为绿色创新动力、通过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才能达到正向影响经济绩效的目的。因此，在绿色发展的大环境下，企业只有重视创新、实施创新，才能变压力为发展动力，达到“双赢”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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