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论文范例(3篇)

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敦煌研究》创办于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敦煌学研究振兴之际。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段文杰先生敏锐地看到敦煌学即将蓬勃发展之势，提出了创办敦煌学刊物，为推动敦煌学发展助力的设想。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筹备创办了《敦煌研究》，于1981年和1982年出版了试刊第一期和第二期，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作为主编的段文杰先生在发刊词中回顾了敦煌学发展的历程，强调我国敦煌学在国际学术进程中的落后状况，提出以《敦煌研究》作为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园地、促进敦煌学发展的办刊宗旨，体现了在国际领域展开敦煌学术研究的远见卓识。

1983年，《敦煌研究》正式创刊。《敦煌研究》从创办之初，就立足敦煌，放眼世界。一方面集中本所的研究力量，发表新成果和高质量的论文；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征集国内外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的成果，使本刊发表的成果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成为敦煌学界的重要参考。

为了适应《敦煌研究》编辑工作的需要，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82年成立了编辑室。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原编辑室也改为编辑部，并陆续增加编辑人员，1986年已有编辑六七人，编辑部初具模。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编辑部大体上有10人左右的规模。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虽然可以说是专职编辑，但大多同时进行着敦煌学研究工作，学者兼编辑正是本编辑部成员的最大特色。从历年就职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来看，研究范围涉及敦煌石窟艺术、石窟考古、敦煌历史与文化、敦煌文献（文学、宗教、书法、回鹘语言）等，涵盖了敦煌学的大部分专业。本刊的编辑人员在从事繁重编辑工作的同时，仍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不断地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著作。由于对敦煌学有着深入的研究，使编辑人员能够从较高的视点来进行刊物的编辑工作，同时也有利于跟各学科的学者们进行交流，从而使《敦煌研究》的编辑质量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敦煌研究》于1981年和1982年出版了试刊第一期和第二期，1983年出版创刊号。1986年起为季刊，2002年起改为双月刊至今，截至2016年12月，共出版正刊160期，此外还出版纪念特刊8期。刊发文章（除特刊外）约5000余篇，内容涉及敦煌艺术与考古、历史文献研究、文化遗产的保护科学等等与敦煌学相关的所有专业，除了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不断刊发最新成果外，在敦煌石窟及全国各地石窟考古和艺术研究、石窟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论文成为本刊最具特色的学科领域。本刊登载的论文每年都有不少被转载被引用，或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还有相当一部分论文为部级或省部级课题项目的成果，有的还在全国以及各地的社科成果评奖中获奖。《敦煌研究》不仅在世界敦煌学术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且对于相关的学科也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敦煌研究》自创办以来，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界的广大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关怀，包括在座的一些老师，也给我们以持续不断的支持和鼓励，也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工作不断取得进步。但是在今天学术发展的形势下，《敦煌研究》也面临着种种挑战，我们不能停留在以往的成绩上，而是要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近年来我们在如下几个方面做了努力：

1.始终保持在国际敦煌学界的影响力

随着敦煌学的发展，我们依托敦煌研究院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不断约请世界知名学者为我们投稿。近年来，我们得到了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地知名学者的来稿，如日本著名学者宫治昭、高田时雄、英国学者韦陀、魏泓、美国学者王静芬以及台湾著名敦煌学专家郑阿财、王三庆等都先后给本刊投稿，国内著名敦煌学专家荣新江、郝春文、柴剑虹、方广、张涌泉等学者也不断给本刊投稿，使本刊所刊发论文保持在较高的水准，持续在国际敦煌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努力，联系国内外敦煌学专家，刊发最新学术成果。

2.从严审稿，质量第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国内学术界与海外的交流与合作呈现空前活跃的状态。而国内不少大学相关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都在敦煌学领域选择其论文的重点，历史、艺术、语言文学、宗教等学科的专家们也开始关注敦煌文献或敦煌石窟，从中找到有价值的研究项目。因此，《敦煌研究》期刊的投稿量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来稿质量也参差不齐，精粗杂糅。面对新的形势，本刊编辑部首先在审稿上下功夫，所有刊发稿件均由相关专家审稿，严格把关。2012年起，在原有10多名专家组成编委会的基础上，又聘请院内外7名专家学者为特邀编委，协助本刊审稿。编委和特邀编委的学科涵盖了敦煌学相关的各学科，此外，对一些特殊专业的来稿，我们还专门请该学科的权威专家进行审稿，以保证用稿质量。

由于《敦煌研究》是敦煌学专业学术刊物，涉及较广泛的学术领域，对编辑的要求就比较高，我刊编辑人员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也从事敦煌学研究，发表敦煌学专业学术论文或出版学术专著。为提高编辑人员的编校能力，还轮流派编辑人员参加由国家新闻广电总局下属相关部门举办的编辑培训班，以提高编辑人员的素质。

4.加强制度建设

敦煌文化论文范文篇2

？眼关键词？演敦煌，敦煌学研究，佛教，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民族迁徒

？眼中图分类号？演K2？眼文献标识码？演A？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6）20-0003-12

敦煌地处东西文化交流的孔道，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的舞台，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纽带。毋庸置疑，要让人们只能选择参观一处丝绸之路的文化遗址，那必然是敦煌。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永久落户敦煌，将给敦煌乃至丝绸之路沿线省区和国家带来千载难逢的文明对话、文化交流、文脉串联和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机遇。而“学术敦煌”的定位，是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保持永久魅力的重要基石。

1.敦煌莫高窟艺术展示了世界文明交汇点的魅力

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从南北朝开始经历了1000多年的连续开凿，成为佛教传播的圣地。其中2400多身雕塑、4.5万平方米壁画，不仅反映了神圣的佛国世界，也反映了千百年来的世俗生活，更表达了人们对和平的祈愿。莫高窟艺术证明：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要首先经过敦煌传播交流，尔后进入了中原。同样华夏文明通过敦煌逐步走向西方，走向世界。因此，季羡林先生推断：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2.藏经洞文书展示了世界性显学的魅力

1900年敦煌藏经洞文书的发现，直接催生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的产生。藏经洞文献被西方探险家所攫取，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十多个国家的数十家公私收藏机构，吸引了西方许多汉学、藏学、东方学等领域的学者竞相研究，使当时国际汉学的研究方向为之一变。藏经洞文书多达五万多件，在语言文字方面包括汉文、梵文、粟特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回鹘文、衣文、婆罗迷文、吐蕃文、西夏文等几十种古老文字，成为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众多民族的历史记忆，彰显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博怀。

3.敦煌历史展示的是互学互鉴的魅力

敦煌文化论文范文

敦煌学的诞生是以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为嚆矢的。敦煌文书发现后遭到一些外国“探险家”的劫夺，大量流散国外，这是中国学术的伤心史，也是中华民族的伤心史，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催生国际敦煌学发展的作用。

由于大部分敦煌文书被劫往国外，我国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是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中起步的。1909年，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蒋斧《沙州文录》等刊行，对部分文书进行了录文、介绍和初步探讨。此后，刘师培、王国维、刘复、叶公绰、郑振铎、陈寅恪等人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1930年陈垣《敦煌劫余录》面世，系统整理、编目了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的敦煌写本。1938年李丁陇临摹了一批敦煌壁画，翌年在西安展出，反响强烈。1941～1943年，张大千临摹莫高窟、榆林窟等处壁画276幅，先后在成都、兰州、重庆展出，引起轰动。1941年秋，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视察西北，专程来到莫高窟，随后向国民政府提交了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议案。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研究所成立后随即对洞窟、壁画、彩塑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清点，实施有效保护，临摹、研究等工作亦相应展开。于此前后，向达、贺昌群、许国霖、王重民、姜亮夫、史岩、谢稚柳等人亦在敦煌学上做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经济保障。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受文化部直接领导。石窟得到妥善保护，1963年国家拨出巨款，对莫高窟进行全面的加固维修。研究工作亦得以长足发展，常书鸿主编《敦煌彩塑》《敦煌壁画》等大型画册、王重民主持编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以及郑振铎、向达、阎文儒、宿白、夏鼐、潘挈兹、沈从文、刘铭恕、任中敏、周绍良、蒋礼鸿等人的一批论著问世。

“”期间研究工作基本停顿。1977年以后，特别是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以来，中国大陆的敦煌学发展高歌猛进，研究机构相继增加，研究领域大为扩展，学术活动日趋频繁，研究资料大量刊布，高质量学术论著不断问世，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此外，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北京图书馆、兰州商学院（兰州财经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甘肃中医学院（甘肃中医药大学）等，均成立有敦煌学研究机构。《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等刊物相继创办。英藏、法藏、俄藏、中国大陆及台湾藏敦煌遗书等资料大部分得以刊布，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段文杰著《敦煌石窟艺术论集》、樊锦诗主编《敦煌石窟全集》、唐耕耦等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周绍良主编《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姜伯勤著《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施萍婷著《敦煌习学集》、王尧等著《敦煌吐蕃文献选》、沙知辑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陈国灿著《敦煌学史事新证》、荣新江著《归义军史研究》、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李并成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等，不胜枚举。

中国香港地区的敦煌学研究，主要以饶宗颐教授为代表，著有《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敦煌书法丛刊》等。1993年成立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举办多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

中国台湾地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着手敦煌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尤应提到的是潘重规先生的杰出贡献，主编《敦煌俗字谱》等，创办《敦煌学》杂志，培养了一批敦煌学人才。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140册，收录英藏、法藏、俄藏及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文书，对推动敦煌学研究有着巨大作用。郑阿财、王三庆、林聪明、朱凤玉、高明士等，均颇有成绩。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处于前列，100多年来在敦煌学机构的建立、人才培养、文献编目、论著出版等方面都卓有建树。沙畹是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与其弟子马伯乐对斯坦因中亚探险所获资料进行了整理、考释。伯希和从敦煌劫得大批文书后，进行了若干整理、编目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人才济济，戴密微对敦煌禅宗文献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谢和耐对佛教史与寺院经济的研究，苏远鸣对敦煌道教与佛教的研究，戴仁对敦煌文书中纸张与字体等的研究，巴科对吐蕃历史文书的整理，拉露对法藏藏文写本目录的编写，石安泰对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哈密顿对回鹘文文献的研究，童丕对敦煌借贷文书的研究等，均很有成绩。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亦起步较早，1909年内滕湖南即向日本学界介绍了敦煌遗书的发现及其价值。二战结束后，龙谷大学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东洋文库组织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1983年日本成立了青年敦煌学者协会，汇集了一批专家从事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仁井田著《中国法制史研究》、池田温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雄等著《讲座敦煌》、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论》、田中良昭著《敦煌禅籍研究概观》、上山大峻著《昙旷与敦煌的佛教学》、藤枝晃著《沙州归义军始末》、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等，以及铃木俊、山本达郎、西攵ㄉ等对敦煌田制文书等，那波利贞、土肥义和等对社会经济文书，西村元v对敦煌差科簿，铃木大拙、矢吹庆辉、竺沙雅章等对敦煌佛典，长广敏雄对飞天艺术，高田时雄对中古时期敦煌、河西方言等的研究，均很有影响。

英国的敦煌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斯坦因曾先后三次从事中亚探险，从我国新疆、敦煌劫走大批简纸文书及艺术品，著有《西域考古记》等。翟林奈对斯坦因所获文书进行了编目、研究工作，著有《敦煌六世纪》等书。贝利编著7册《于阗语文献集》等，影响较大。1994年在大英图书馆设立“国际敦煌学项目”，定期编印会报。英国还成功地举办了几次国际敦煌学研讨会。

俄罗斯藏有大量敦煌文献，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整理、编目，丘古耶夫斯基、孟列夫等在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对敦煌俗文学、借贷文书、寺院社邑等亦有研究。近20多年来，波波娃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亚西域探险史学术史等的研究上成绩突出。2009年9月成功举办“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研究视角与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