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历史主义范例(3篇)

科学历史主义范文篇1

关键词：历史学；实证主义；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29—06

一、19世纪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历史学科学化的命题

史学源于人类的记忆能力，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必须从长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需要记忆过去的事情，于是便产生了历史意识。史前人类使用口头传授、结绳记事、刻画符号等简单方法记忆过去的故事，后来随着文字的发明，人们创造了多种叙述历史的史书编撰方法。长期以来，历史一直被视为是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正如17世纪欧洲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经验论的奠基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区分正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

然而，在近代历史科学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人类始终没有摆脱单纯记忆过去经验的习惯，没有将历史记录的意识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历史研究意识，未能形成一整套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方告突破。

19世纪初期，英国天才史家马考莱爵士（LordMa—caulay，1800—1859）和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仍以艺术的标准衡量史书，并将著史的艺术水平推向了极致。马考莱被誉为“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到兴趣的英国作家”，这位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代言人注重史书的写作技巧，讲究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展开故事情节。为写出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他总是字斟句酌，甚至充分应用想象力将人物描述得生动感人。在他眼里，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著作是诗意和哲学的合成品。马考莱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是无规律的，“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渣滓”，只是为作者编写生动故事提供素材的。马考莱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他甚至扬言：“如果我的著作不能在仕女们的心目中迅即超过最时髦的小说，那我是誓不甘休的。”

卡莱尔也强调史家的天职就是描述。他以激情写作《法国革命史》和《运动》，倾情描述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在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幽灵”般游移不定的思想。然而，最终他和马考莱一样，都因忽视史料的真伪而止步于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

尽管如此，19世纪欧洲飞速发展的科流还是推动了古老史学的蜕变，历史科学率先在欧洲破茧而出。从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开始，后经客观主义兰克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断改进，欧洲历史学率先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科学的转型。

19世纪欧洲产生了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和生物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同时，以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要把历史学奠定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学研究之上，使历史研究也能达到在确定性上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境界，从而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孔德把实证哲学的认识论推广到社会研究领域，从而为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整个近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成为了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1822年，24岁的孔德结合自己对世界文明史的深刻理解，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说法：人类心灵在反映现象时，自然而然地要经历三种主要的形态——即（中世纪及其以前）神学的形态、（文艺复兴以后）形而上学的形态、（19世纪）实证的（科学的）形态。这就是孔德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规律”。在他那里，人类的思维或认识是从神学阶段开始的，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发展到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科学显得无能为力，人们只能以直觉方式认识自然现象，那时各种宗教崇拜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在形而上学阶段，先前的神学支配地位发生动摇，理性开始发展，但仍然保留了神学阶段的认识原则，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证阶段，人们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现象。孔德认为，实证精神是人们智慧成熟的标志，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它首先要求确定事物的真象，然后是“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而不像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去“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因为那是“无法认识的”。孔德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及规律性，为近代历史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孔德看来，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他认为规律是为了解释现实，但它也应该适应于过去和预测未来。孔德指出，科学知识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门类，其中排在前面的几门学科相继进入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只有社会学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阶段，科学的社会学必须是实证的社会学。孔德出于一种远大的历史使命感，第一次提出了广义的“社会学”概念，并希望把社会历史研究建设为科学的研究。他率先把实验科学上的观察、实验、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建立了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的基本体系。后在英、法、德等欧洲史学家的积极引导下，实证主义思想被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很快形成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潮流，从而奠定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基础。

孔德所讲的“社会学”指广义的社会科学知识（so—cialscientificknowledge），而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分类上作为法学门类之一的“社会学”。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历史科学”泛指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孔德的“社会学”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一度使用的“历史科学”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后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时进一步补充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信中也曾指出：“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领域的简单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历史科学”也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学”概念，而是泛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1844年，在多年前编写大学实证哲学讲义的基础上，孔德发表了重要的《论实证精神》一书，阐述了他的实证哲学思想。孔德认为事物发展可以观察，可以从观察中总结归纳出规律，规律可以指导人们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尽管孔德错误地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历史进化的规律说成是理性的“恒定不变”的，但他强调人的社会性，否认纯粹独立的个人的存在，这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孔德说：“单纯的个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因为无论从何种关系来看，我们整个发展都归功于社会。”这一历史认识论从思想源头上规定了近代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群体进化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论断。

在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欧洲出现了实证主义史学流派，史学家狂热地追求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按照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追寻“一般法则”的科学。他们关注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无论在课题研究或是史书编写的实践方面，他们都尝试运用逻辑学、心理学以及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力图寻找真实的历史规律，努力把史学建设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而实证的科学。例如，1839年德国学者大卫·斯特劳斯（Da—vidFriedrichStrauss，1808—1874）以实证主义方法考察耶稣生平，所著《耶稣传》曾引起极大争论，这是当时欧洲史学家努力构建科学历史学的积极尝试。

在19世纪欧洲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中，以英国博克尔、法国泰恩和德国的朗普雷希特最为著名。博克尔（HenryThomasBuckle，1821—1862）是一位有着广泛兴趣且自学成才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所著《英国文明史》就体现了实证主义特点。他把“规律”这个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欧洲文明”与“非欧洲文明”，从而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明史体系，他的这一文明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思想界。博克尔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社会历史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可循，历史学家的崇高任务就是寻找文明发展的规律。在博克尔那里，历史规律有三种形态：一是以地理环境支配人类活动为代表的自然规律，二是抽象的人性道德规律，三是随着人类实践而不断增长的知识规律。在这三种规律中，博克尔相信知识规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主导作用，这等于肯定了科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博克尔批评将人类历史人为地割裂成彼此毫无关联的碎片的做法，反对一些史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窄眼光。博克尔重视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他认为“不借助于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然而，博克尔把自然科学的某些规律生搬硬套到历史研究中，在理论认识上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无视社会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历史，因而导致了把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公式化的流弊。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甚至有学者批评说：“博克尔的史学体系是非科学的。”

泰恩（Taine，1828—1893年）长期在法国教授艺术史，他在广泛搜集大量事实后对历史加以解释，试图运用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所著《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现代法国的由来》、《古代政体》、《智力论》都体现了实证史学的特点。泰恩擅长运用心理学方法解剖历史，甚至认为历史就是“心理解剖学”。在《英国文学史》中，泰恩宣称：全书旨在阐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决定于三种力量或元素：种族、环境、时代。泰恩认为，文明的产生是由种族、环境和时机三个要素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气候决定了民族的心理，而民族的心理对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泰恩的这一研究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是早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朗普雷希特（Lampreght，1856—1915）是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历史研究不仅仅研究精英人物，更应研究人类生活的总体。他所撰12卷本《德意志史》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心理发展史，作者用心理学理论方法分析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试图突破传统的描述史学的束缚。他从心理学、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展变化，强调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存在着理论解释多于事实论证的缺陷，但这并不影响朗普雷希特作为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的地位。

到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史学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标志性的成果之一便是1898年法国史学家郎格罗瓦和瑟诺博斯合作出版了《史学研究法导论》。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圆满勾画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实证主义史学家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性”的内涵，他们追求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这种方法注重资料积累，强调客观冷静地对待史料，力求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拒绝急功近利的草率之举。实证主义史学注重甄别与考订史料，通过考证资料的真伪树立客观的历史事实，为后来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证主义史学强调考证史料真伪的过程应遵循理性的逻辑法则，通过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增强史料考证的准确性。历史学家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拥有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权。实证主义者坚信，经过实证的研究过程，历史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从真实可靠的资料中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科学结论，从而使历史的事实具有确定性。

总之，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努力在历史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并将理性主义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达到了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境界，加快了历史学在近代欧洲的科学化进程，使古老的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犹如老树开花一般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历史学由此步入了近代科学的殿堂。

二、19世纪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整合与完善

正如人们普遍看到的那样，欧洲的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此间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客观主义、历史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异彩纷呈，为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欧洲历史科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诸多史学流派自然整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史学流派的具体贡献不尽相同，其中浪漫主义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客观主义史学主要奉献了取材与批判史料的方法，历史主义流派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历史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因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成了历史科学体系的自我建构。

浪漫主义原本是在反思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后来波及到了历史研究领域，并在近代史学科学化到来之际起到了开拓视野的积极作用。19世纪初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史学上接欧洲启蒙思想，下启19世纪史学流派的百家争鸣，促进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当初，启蒙思想家出于反对中世纪神学统治的需要，提出了理性主义思想，强调世界一切事物都遵循理性法则，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的，并强调了人类历史的循序发展。后来，理性主义逐渐脱离了时展，演变成一种僵化的思想。由于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致使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泛滥，人们的情感被称为非理性的东西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被忽视了。于是在艺术、文学和文化领域，人们率先要求冲破理性主义牢笼的束缚，回归人性自然状态，因此浪漫主义应运而生。首先，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片肥沃的“浪漫主义的田野”。人们希望摆脱理性主义制造的单调模式，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性，强调生活的非理性因素。后来，这种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思潮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并渗透到了历史学领域。

历史哲学家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的出版，标志着欧洲浪漫主义历史思潮的系统形成。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发展了康德的思想。他早在1784年出版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点》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历史事件并非是无规律的，而是正像自然事件一样是按照规律在进行的。”赫尔德把人类生命看作是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联系的。就像柯林武德所总结的那样：“他所设想的这个世界的普遍性质，是一个有机体的性质。”在赫尔德那里，历史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客观世界。在历史观念上，赫尔德否定了启蒙思想中抽象的人性的概念，认为不存在单一的人性模式，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发现和理解每一种文化的自身价值。在方法上，赫尔德明确将非理性的移情原则应用于历史研究。他说：“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如张广智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历史哲学家的引导下，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和领悟着浪漫主义史学，为历史提供新的解释。”于是欧洲涌现了德国缪勒（Muller，1752—1809）、英国埃德蒙·柏克（EdmundBuerker，1727—1797）和法国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或因赋予历史作品以活的灵魂而打动读者（如缪勒），或因擅长用激情和情感讴歌历史而感动每一个人（如天才史家马考莱和卡莱尔及柏克），或以历史想象唤起人们的情感（如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尽管多数浪漫主义史学家后来被兰克为代表的职业史学家排斥在外，但是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浪漫主义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它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这种历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在它的启发下，“人们被引向认为过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个整体”浪漫主义史学拓展了传统史学家的思想空间，并帮助他们从单纯搜集和整理资料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最终在“寻找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关系，实现了熔合”。浪漫主义思想给19世纪欧洲学术界带来的另一个变化，便是西方史学家从此兼具了思想家的光荣使命，大量历史材料背后的思想被发掘出来，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故纸陈编。

这无疑提升了历史学的社会认可度。

浪漫主义史学之后，长期引领欧洲历史流的学派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兰克是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的集大成者。尽管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者是柏林大学教授尼布尔（BartholdGeorgNiebuhr，1776—1831年），但兰克仍被视为是客观主义史学的精神鼻祖，他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近代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大师”、“永远无人超越的史学家”。

19世纪3040年代，诞生于德国的兰克学派在历史研究与史书编写的实践层面上将客观主义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兰克学派的产生有着近代欧洲学术职业化的背景。欧洲在完成工业化革命的任务后，逐步要求科学职业化，作为近代科学之一的历史学也被要求职业化。在这种趋势下，人们要求史学家更加严格地批判史料，以便获得精确的历史叙述。为满足人们追求真理的需要，标榜客观主义的兰克史学应运而生。兰克史学是一种历史撰述意义上的客观主义史学，它破除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先验论的观念束缚，将人本主义观念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将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了历史科学的成熟。因此，兰克史学一向被视为是真正的历史科学。

兰克学派的历史观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本体论，主张人类历史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各色精英人物创造的。基于人本主义的兰克史学的方法论继承了实证主义方法，兼收德国狄尔泰的“移情论”，强调运用移情方法研究和重建历史，即用“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式的领悟方法”，从精心考证过的第一手史料中领悟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动机，进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具体的“个别描述”。兰克史学提倡客观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主张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史学家应“排除自我”，一切结论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用史料精确叙述历史，即“让史料说话”。

在兰克史学那里，历史学是以求真为旨趣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而史著的任务就是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如实地用文字再现出来，其间不需要掺入任何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由于强调史料高于一切，兰克十分注重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档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从而大大提高了史书的可信度。

兰克史学基本的治史方法是史料考证，即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的鉴别、辨析，运用内证、外证等专业方法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从而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所谓“内证”法是指通过对不同人所著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结合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方面的考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所谓“外证”法，是通过史料表现的形式如语法、体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规范来确定史料的真伪，通过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相互校勘，使史料真伪自然显现出来。至今，兰克史学关于史料批判的方法，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一直为人们所沿用。

由于兰克的巨大影响，德、法、英、美等国涌现出了一批追随兰克的客观主义职业史学家，如德国的魏茨、吉泽布雷希，英国的斯塔布斯、阿克顿，法国的莫诺，美国的赫伯特·亚当斯等，这些兰克史学的继承者长期以一流史学家身份控制着欧美一些大学的讲坛和专业杂志。自兰克学派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一直是欧美历史学的主流，并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

当然，兰克史学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兰克史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该学派过分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领域的研究，重视对精英人物的研究，而忽视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忽略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其次，兰克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强调用史料说话，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者的心理感悟能力，这使得兰克史学难以达到它所标榜的纯粹客观的境界。再次，兰克学派强调史实的再现，深陷于对史料的烦琐考证，见木不见林，对历史发展规律避而不谈，忽视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兰克史学这些缺陷不仅阻碍了它迈向更高层次的科学境界，客观上也为孕育20世纪西方新史学流派提供了空间。比如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便是在修补兰克史学缺陷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反对兰克史学“移情式”的历史研究法，主张运用包括计量统计方法等新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群体史料进行定量的归纳和分析，揭示群体行为和现象的结构、模式或总体趋势。年鉴学派大大提高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在参与构建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历史主义史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词最早于1797年由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格尔提出，他强调事物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以后，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史学家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以萨维尼、艾希霍恩、洪堡、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史学。该学派强调历史在时空二维元素中的连续性，并试图通过寻找真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该学派将历史研究纳入了遵从因果律的科学轨道上，使得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坚实和稳定。我们知道，自从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在其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发现“因果律”（即“普遍的自然法则”）以来，因果律便被视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康德的这一发现也为历史学步入科学殿堂提供了依据。正如柯林武德曾经指出的那样，康德揭示了历史遵循因果律的客观事实，即“历史学叙述人类行动的过程时，是把它作为现象的，因此就把它看作是服从自然律的”。在康德看来，自然律（因果律）能够适用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等于把历史学视为了科学。1821年，洪堡发表了奠定其历史主义史学家地位的《论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历史主义的原则强调：“在历史认识过程中，首先必须确定历史现象的真实性，然后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解，理解其中隐蔽着的理念。”

在近代欧洲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作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史学重要人物之一的哲学家黑格尔（He.geI，1770—1831）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方法上确立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人们普遍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整体上就是一种历史哲学，但真正代表黑格尔历史哲学成就的著作是他去世后出版的《历史哲学讲演录》。该书首版于1837年，第二版由其子K·黑格尔重订，于1840年出版。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逻辑原理运用于历史研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规律可循的特点，为历史学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这一点体现了黑格尔寻求关于整个世界历史合理性发展的一贯主张。黑格尔指出，当一个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要解释一种历史过程或者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过程的时候，在他心目之中就有一种程序——用“恰当的概念”把组成它的各种事件“概括起来”，追踪普遍的规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黑格尔认为，人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个体现象中寻找到普遍的、内在的精神发展道路。他还认为，总结历史规律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其他常识的角度做出概括。黑格尔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在他那里，历史研究体现出了精神自我认识从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绝对自由的过程。于是，历史研究成了一门寻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经过黑格尔的努力，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巩固。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合理吸收了黑格尔的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后提出了更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善了历史科学理论体系。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Karl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1820—1895）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科学的日臻成熟。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初步阐明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书中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过程，它依赖于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念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有机地相联系着的。这一重要观点开辟了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原则，启发引导了历史学沿着科学的道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而引起社会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有机联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它标志着历史科学的最终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重要的科学。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能够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要素联系起来做综合的考察，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世界历史科学研究的方向，在他们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先前的政治史转移到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主流，人类历史的内涵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回顾近代欧洲历史科学的诞生与整合的自然过程，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近二百年来古老的史学乘着近代科学的便车实现了科学化的自我蜕变。经历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断发展，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日臻完善，最终成为一门体系完备的现代科学门类之一。回顾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在19世纪以前历史科学的胚胎时期，历史只是叙述而已，那时的史书充斥着传闻轶事，真实性差强人意；近代以来，成为科学的历史学注重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力求恢复历史的真实性，从人类生活的表层到人类精神的内部全面再现人类生活，展现人性的真、善、美。今天，在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诞生不到两个世纪的历史科学如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依然显得年轻、幼稚，历史科学的探索之路依然遥远而漫长。为了更好地发展历史科学，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实证的科学探究方法，使历史学走在科学的道路上。为此，我们必须坚守学术道德，拒绝谣传和卖弄词藻的浅薄表演，摆脱种种功利主义和庸俗的娱乐主义的诱惑，冲破无处不在的金钱主义的包围，让历史科学创造出更多丰富的精神产品，让真实的历史起到感动人、教育人、启迪人的作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科学历史主义范文

论文摘要：历史教师应当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功夫，做好四项工作，才能更好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

随着历史新课标的实施，在如何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历史教师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这些历史教师在教学中都是在具体的教学方式上下功夫。忽略了教师自身素质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在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历史教师应当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功夫，认真做好四项工作，才能更好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

一、历史教师应当有意识的加强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

历史新课标明确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增强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民族自豪感”。作为爱国主义的教育者，历史教师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学生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和养成。

在当今社会，有部分教师，在谈到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时，总是产生悲观情绪。而谈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大谈其如何之好，总以为外国的月亮更圆。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常常视而不见，崇洋的思想特别严重。因此，对于中学历史教学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来讲，历史教师就更应该要加强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历史教师只有认识到加强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认识到爱国就是对自己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认识到怎样才是爱国、爱人民。才能端正自己的态度，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在历史教学用高尚的人生追求影响教育中学生。所以说历史教师有意识的抓好自身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抓好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前提和保证。这既是历史学科的基本任务所决定了的，也是历史教师自身应当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

二、历史教师应当挖掘新教材中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进行剖析，激发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历史教学大纲明确提出“要在教学中充分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在这一点上发挥其他学科所不具有的优势”。这证明了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是历史教学中应遵循的主要原则。由于历史学科自身有其理论的科学性、史料的真实性和内容的客观性等特点。在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领域中有着“真实、感人、可信”的先天优势。可以通过形象、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去感染、熏陶中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使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得到滋润和升华，因此，充分利用历史教材对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每个历史教师的责任。

在历史教材中，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从古至今都充满着爱国主义的人物和事件。这也为历史教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的精神财富。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前，必须挖掘历史新教材，以历史新教材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教育素材为基础，抓住“中华民族创造的丰富文化、优秀传统道德以及文明成果和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心，通过对教育素材的剖析感染中学生，激发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三、历史教师应当兼顾学生个体差异性，有针对性的“按需施教”，培养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由于受个人的素质和所受教育的影响不同，以及学生自身主观努力程度等诸方面的限制，使处在同一年龄阶段中的不同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表现出不同的差异性。故不能要求所有学生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情感性表现得“整齐划一”。历史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应当根据每一个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对教学活动进行统筹安排，以满足每个学生的学习需要。

爱国主义教育还要有针对性的“按需施教”。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还不高，用抽象乏味、空洞说教式的教育是没有良好效果的。对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要从中学生的年龄、心理出发，因地制宜、多角度采用贴近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贴近学生的认识规律，贴近学生生活的形式多样地教学方法，从近入手，把和学生相关、密切的、能够影响他们的因素抓住，有针对性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用具体、直观、形象、生动的事例来教育他们，使他们易于理解和接受，从小就培养出一种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四、历史教师应当有意识、有目的的与政治、语文、地理学科进行教学配合，形成教学合力，把中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升华为祖国献身的精神

爱国主义教育历来就是学校教育的主旋律。历史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不能脱离学校这个整体来单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学生所学科目中除了历史学科外，与爱国主义关系密切的学科就有语文、地理、政治三门学科，这三门学科在其教材的教学内容中都有着丰富的中国近代史和国情教育的内容，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只不过各个学科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教学侧重点不同。

历史学科是讲授史实，以史立论，提高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语文学科是以文载道，以情感人，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情感的熏陶。政治学科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着重进行基本观点的教育，教育中学生如何做人，怎样才算是爱国。地理学科是着重围绕人地关系逐步展开，利用教材中蕴含着的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结合人地关系，在学生观念中树立科学的环境观、资源观、人口观，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

因此，历史教师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要有意识、有目的的与政治、语文、地理学科进行教学配合，多角度对中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爱国主义教育，最终形成爱国主义教育的合力。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教师给予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引导，认识到要践行爱国主义，就得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激发中学生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把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升华为祖国献身的精神。

参考文献：

科学历史主义范文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新晨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