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收集5篇)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法学教育；道德养成教育；实施途径

由于我国的法律制度长期受到贬低，甚至曾经被砸烂，法律仅仅作为政治训导工具而并未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从而在客观上影响了法学教育的价值定位。并且，我国的法学教育在取得了由政治训导式教育向学科教育这一转变后，没有及时向价值观教育的转化，而是陷入了概念化、教条化之中，解释概念、注释条文、抽象议论多于具有理论深度的分析…，更忽视了法律道德教育，未将秩序与正义的价值理念放在法学教育的首位。因此，面对当前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道德危机问题，并基于法学教育并非等同于单纯的道德养成教育，我们应认识到法律相对于模糊性极强的道德价值观念来说，更注重程序的约束在法学讲授的过程中不能把二者相等同，而是应注重在法律的范畴内讨论其道德因素，其主要途径有：

一、发挥学校在道德养成教育中的作用

实施养成教育的主要途径，就是要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教育和引导，把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转化为受教育者的道德感情和道德信念，凝聚为按照道德要求去行动的习惯。其重点就是要从幼小开始，日积月累坚持不懈，古人也认为“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这样才能“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礴格不胜之患也”。这就是说，在儿童时期，就要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使基本道德规范逐渐成为他们的思想与品性。可见，中国古代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家训”、“家教”，在此过程中，家庭的角色固然重要，学校教育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一方面，学校教育是承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纽带；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又是以上两者的基础。

我们知道，从思想道德层面来看，青少年时期犹如“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这段时期内如果能够使学生懂得道德的基本规范，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就能够在以后的学习、教育和自我锻炼中，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且能够让学生在思想上产生一道坚固的道德堤防，对一切不道德的观念和假、丑、恶的腐朽思想，就能自觉地抵制，并在这种斗争中锻炼自己识别善恶的能力，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在大学教育中，更要把道德教育提高到理性认同的高度，力求在“知行统一”和“理论认识与身体力行相统一”上下功夫，使道德教育同大学生的成才紧密结合起来。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更应该如此，原因在于法律的权威性首先要求法律从业者以及未来的从业者具有高尚的道德，然后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二、创新教学方法并使其多样化

鉴于法律与道德本质区别，如欲使法律与道德恰到好处地结合。就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启发学生，在传授法律专业知识的同时，更要融人道德教育。

第一，道德教育不同于专业知识的讲授，所以便有人提议，为了加强法学专业中的道德养成教育，应该开设专门的道德养成教育课程，这也未免不可，但具体的授课方法不能仅仅局限于道德理论知识的灌输，而是应该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和教师引导性，特别是通过老师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纳、分析基础上，提出引导性问题，然后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例如，曾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王海现象”，可谓见仁见智。到底如何认识“王海现象”?这其中就涉及感性与理性、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又如“孙志刚现象”问题、法律援助问题、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以及由于科学发展而引发安乐死、克隆人等问题都是涉及法律与道德的典型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有助于学生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促进法律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同步提高。

第二，“诊所式教育”，即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即“通过法律实践学习律师的执业技能”。这种教育方式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与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吻合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传统法学教育无法比拟的优势，此种方法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法学教育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AALS委员会已经在《校内诊所的未来》中根据诊所式教育任务确定了诊所教育的9项目标，其中有一项是通过学生亲身接触职业律师的习俗来培养他们的职业责任感与道德感，这就说明了此方法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塑造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这是传统法学教育很难做到的。所以根据我国法律体系的特殊性质，适当使用“诊所式教育”还是大有裨益的。

三、重新审视传统的“灌输理论”方式

在教学实践中，“理论灌输”方法存在着诸多缺陷，如课堂气氛沉闷，忽视学生反映，讲授内容与学生的教材或资料重复，课堂缺乏交流，内容与社会实践脱节等问题，因此屡遭批判。如将此方法不恰当地运用于道德养成教育，可能将会产生同样的不利后果。

事实上，法学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道德养成教育更非如此。任何一种教学方法的产生均有其特定的基础，任何方法的提出和采纳都不能脱离实际，新方法的引进对于传统方法应是一种丰富和嫁接，试图用新方法完全取代传统方法，实践证明是根本行不通的，即所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因此，我们在创新教学方法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灌输理论”这种传统做法，实际上，这种方法是真正能够使理性法律知识与感性的道德精神有机结合的有效方法，它能使老师在单位时间内充分阐述法的思想和精神，让学生面对面地聆听老师的思想和观点，并能在课间休息时与老师进行交流。课堂讲授存在的缺陷不在于方法本身，而是人们对这一方法的掌握不力、运用不当。我们应当启学生之所能，尊重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平等的双向交流的新模式，恢复灌输理论的本来面目。此外，道德养成教育可分为是理论教育和养成教育，在某种意义上，理论教育可以作为养成教育的前提，欲使受教育者将其道德行为习惯通过某种方式体现出来，必须有内心的思想驱动，而这种思想正来自于教育者日益积累的思想灌输，因此，道德教育方法就其本质来讲是辩证的，任何一种方法都可能顾此失彼，那种包罗万象、一成不变的教育方法是不存在的，简单地人为地确定某一种方法为教育方法，即使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也会因其不能广泛适用于所有方面而惨遭失败。因此，选择道德教育方法时，应坚持多元化综合运用原则。当然，多种教育方法的综合运用不是诸方法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理性选择和有机组合，即要坚持创新方法优先，兼顾传统方法的原则，从而使道德养成教育在法学教育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运用情感式教学在实践中树立法律职业道德

培养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学专业中道德养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了法律职业活动法官、律师和当事人等不同角色的伦理关系。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法学教育必须寻求一种体现不同角色交往的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情感体验的场所，促进学生养成道德人格。因此，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中应该进行体验式教育。

体验式职业道德训练方法，是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实际案例中道德取舍问题的评判，同优秀专业人士交流座谈以及直接为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等实践活动，使学生不断提高职业道德认识，从而形成优良职业道德。这种方法有利于学生将职业道德认识付诸于实践，做到知行合一，也便于学生形成职业道德自律意识。有学者也指出“道德知识对于个体的价值不仅在于实现从‘不知’到‘知’的跨越，更在于从‘知’到‘信’的的提升。……单单靠一般课程的教学和校园文化的影响，显然不足以形成学生坚实深厚的关于道德价值的理解。”其实，“任何人都不能被灌输或施加条件来诚实地讲话或公正地判决，因为实施这些美德都要求一种自觉意识和自由选择的品质”。因此，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能够提高学生“进行反思性的道德判断能力”，并间接地感受律师在职业道德方面的行为。同时，要确保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成功，还必须将它延伸到活生生的司法实践中，因此，学校便应要求学生定期选择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公安机关等部门实习。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与运用，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已经实际上处于法律职业人员的地位而与当事人、律师、实习单位的人员等进行交往，直接面临义务与利益冲突的选择，这将有利于其法律职业道德意识的形成。

其次，受教育者在实践中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理论转化为行为是判断道德素质是否提高的标准，因此还可以采取“内与心，外于行”等立体教育模式，“内于心”就是通过教育，解决道德的思想认识问题。这是一种心理过程，是行为能力形成的内侧。主要通过价值判断、选择、体验形成价值取向、情感、信念、行为方式和习惯等心理素质。“外于行”就是通过管理，解决道德的行为实践问题。这是一种行为过程，是受教育者思想认识的外侧。主要通过外在行为得以体现。养成教育是外化与内化统一于青年学生个体发展全过程的和谐教育，其根本目的决定了养成教育的内部机制必然是外化与内化的统一，二者是行为能力的内外侧，缺少了一侧都不能构成行为能力。因此，作为高等院校的教育者，不仅要使道德思想植根于青年学生的大脑，更应该通过多种方式使这种思想影响其行为与习惯，而作为法学教育者，更应该将法律知识与道德精神相融合，以使法学专业的学生能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前提下，彰显道德的本质。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2

一、引言

将法律与文学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或法学领域来开展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法学院。随着美国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发展，逐步将这一领域进行了划分，主要有以下四个分支：一是作为文学的法律（Lawasliterature），二是文学中的法律（Lawinliterature），三是有关文学的法律（lawofliterature），四是通过文学的法律（lawthroughliterature）。本文笔者主要通过研究第二分支，即研究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法律，思考其中的法学理论和实践问题。近些年来，国内法学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在不断深入。那么，为何要研究法律与文学，它的意义何在？笔者认为，法律与文学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它可以摆脱抽象思维，并借助生动而具体的故事，来理解法律问题的一种途径和方式。通过跳出传统模式对法学理论的研究，摆脱从研究概念、分类、权利与义务等这类问题出发，并借助故事的整体性，来把握法律与社会的问题，来探讨不同语境下的法律世界与社会规范的相互作用。它不仅可以成为法学教育方式的一次创新与突破，更为法学研究领域开创了一个新载体。

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是通过结合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学素材，而开展的针对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的理论研究剖析。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文学作品，无论文学作品是否处于相同的社会背景，他们总会展现一个共通性，即会用特有的社会规范来维持秩序，其中就会涉及到一定时期的风俗、道德、宗教还有法律等问题。而剖析其中社会规范的冲突与调和，则是法律与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它有可能从一个侧面扩展中国当代法学理论研究的领域，改变研究的方式。而本文重点探讨的是，更具表现力的文学作品即影视作品中对于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的呈现与阐释，探讨从影视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规范的冲突、惩戒、救赎及信仰等问题。本文首先通过两部影视作品介绍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然后利用两部影视作品中讲述的有关违规范之后的惩戒与救赎问题，进而引出对规范信仰的重要性，并对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冲突调和进行了总结。通过以影视剧这种更为鲜活立体的方式把某些文学作品搬上荧屏，让广泛的受众群体通过更为形象具体的方式，去体验不同秩序世界中的文化以及社会规范，从而引发人们对各种价值的判断与反思。

二、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矛盾冲突

社会规范指人们社会行为的规矩，社会活动的准则。它是人类为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o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衍生出来，相习成风，约定俗成，或者由人们共同制定并明确施行的。其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社会关系的具体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规范主要包括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道德作为一种内生的规范植根于人们的心中，而法律是一种外生的规范设计，则约束着人们的生活。由于两种规范的外生性与内生性的差异，形成了两种社会规范的本质冲突。而这些冲突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被揭示出来，突显出了社会生活在法律与道德间的摇摆不定：时而合法但不合理，时而合理但是不合法。

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往往会结合当下的社会时代背景，来展现不同社会规范下的人物事件，进而剖析作品中所体现的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风俗与秩序，尤其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冲突以及调和的问题。情与法的冲突一直都是文学或影视创作的重要主题。那些影响较大的影视剧中融合了更多的现代艺术元素，更富表现力。因此，以耳熟能详的影视剧为讨论背景，能够更真切的再现生活、提炼生活，真实的反映出文学作品中有关社会规范的冲突与融合。当社会从传统的道德秩序向现代法律秩序迈进时，所借鉴的西方文明的现代法律制度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理念相碰撞，必定会对本国国民的思想认知产生一定的冲击。

法律规范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现代的法治社会萌生于古代西方文化，在近代欧洲得到发展，并全盛于美国。道德规范却是各民族内生自发的文化、意识与思想的沉淀。现代法治社会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而这种在久远的西方历史中逐渐确立形成的“合法性”很难与传统礼俗社会文化带来的“合理性”相融合。当面对社会变革或是存在与其他文化相融合时，传统的本土文化思想与现代主流法治文化思想势必会出现冲突。

三、社会规范的惩戒与救赎

社会规范是社会所坚持的行为标准，按照其惩戒机制可以分为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道德规范就是一种非正式的规范，属于内在的惩戒，因为其惩罚手段主要是违反者自发的内心挣扎与愧疚感；法律规范是正式规范，属于外在的惩戒，其是利用国家机器通过刑罚的手段进行强制性的惩戒。通过以暴制暴的方法，建立起的法律规范惩戒手段是否有效？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外在的威慑力量绝对没有内在的自发而形成的秩序感的建立更为有效。

道德规范能够让人自发的进行内省，而法律规范则是外部强硬的进行惩罚。两部不同国界的影片，反应的都是在法律规范的惩治作用扭曲或缺失的情况下，道德规范中的自发救赎的力量，在“善”的感召下即使是大恶之人也会引发其对纯真朴实世界回归的愿望。

四、社会规范冲突中的信仰问题

没有了社会规范，人类无法维系在当下的物质生活中。而在上述讨论的四部影视作品中不同意义的冲突却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社会规范背后的信仰问题，笔者认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冲突的本质即是信仰上的冲突。

在《秋菊打官司》中，对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秋菊的信仰所确信的还是道德秩序，她所要求的说法也是道德层面上的，所以才会不辞辛苦的走访上告。然而最终她得到的却是获得法律规范上的解决方法，与其内心所确信的道德规范是冲突的，因此她便不知所措了。剧中所刻画的秋菊这一人物形象是不懂法律规范的村妇，但是却有着极其坚定的道德规范信念的人。而这反映的也正是在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念之上去建构法律秩序时的矛盾与冲突，当人们在试图冲破现有的道德规范而去信仰法律规范时所产生的迷茫与困惑。《爱在哈佛》的女主人公所信仰的是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而她所处的美国社会处于严谨的法律规范的社会秩序构架中，其更信奉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她的救死扶伤的“义”与病人在得到救助后，反而因“利”而向她提起控告行为的对比，也充分表现了信仰的冲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代表“利”的法律规范并不是唯一善的秩序。

同样在前文中所讨论的救赎也与信仰密不可分。因为救赎是通过信仰使人的灵魂得到拯救的过程，只有将救赎观念上升到救赎信仰的高度，它才能对日常生活发生重大而深远的作用，所以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违反还是法律规范的违背，都需要做的是对信仰进行救赎。在《肖申克的救赎》中，男主人公有着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可以支撑他用一把小锤子花了20年挖出通向自由的地道，才有通过穿凿跨越5个足球场长度的粪便管道逃生的勇气，这种精神体现了他对自由的信仰救赎。在《天下无贼》中，作为贼的男主人公从恶到善的转变，从对金钱信仰的漩涡中抽脱出来，从而使在坠落边缘的良知闪现，完成了从贼的恶到对“舍生取义”的善的信仰救赎。

若是失去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西方社会中，法律规范与基督教的宗教文化相互交替，共同影响着西方世界。由于受到宗教文化的深厚影响，当西方人面对着法律秩序时，并不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理解国家所订立规则的权威性，而是可以从信仰的角度去体会法律的神圣性。纵观中国历史传承，核心文化是儒家思想，虽然它不是宗教，因为对于普通百姓，缺少构成宗教的仪式环节[3]。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发挥着宗教的功能，且开启人心的动向，可以有效的安排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可以提携人心的向上超越。虽然没有“儒教”信仰，但是儒家的礼教文化却影响了东亚世界。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儒家精神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被无数仁人志士所信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对彼岸精神世界的追求促成了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超越。

宗教是一套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行动，这种信仰与行动把社会里的人们联合起来而形成了一个道德上的社区[7]。信仰原本指的是对宗教的信仰，而在现代社会中所使用的语境早已超出了这个范围，似乎每种观念都可能形成一种信仰，例如对金钱或对爱情的信仰。但是无论信仰的外延如何变化，即使信仰的客体已经被庸俗化了，但是信仰必定是确定性的而且这种确信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两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作为被信仰的社会规范体系，并且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冲突也需要通过信仰的方式来化解。宗教因法律而具有社会性，法律因宗教而获得神圣性。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信仰将会蜕变成狂妄的信念。美国学者伯尔曼认为法律可以像宗教一样得到信仰，并强调了在法律规范中信仰的巨大力量。没有信仰就如同是躯体在享受着物质世界的繁荣，心灵世界的孤寂却没有力量来安抚。人们需要救赎信仰，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中和统一，以自由的内心去看待周围的世界，相信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正视西方法治社会下物质繁荣背后充斥的功利主义的社会矛盾。

5.总结

本文利用四部影视作品所展现的场景，讨论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问题，有关冲突与其惩治的问题，并由此引发对信仰问题的更为深入的思考。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往往是相冲突的。例如法理与人情的冲突、利与义的冲突。当外来的文化影响着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笃信时，便会引发信仰的缺失。但同时，可以看出传统的道德规范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思维和习惯中，成为一种无形的信仰和秩序。应看到的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并非无法共存。法律秩序是当前全球化竞争中经济建设、秩序建设的必然选择，接受法治并非等同于对道德秩序的放弃，反而更需要做的是恢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以及对自身道德秩序的确信，并在此基础上维系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为经济建设、社会和谐发展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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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3

关键词：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体系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3）03-0029-0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修课之一，是高职学生入学后接触的第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的要求，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均应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而且均应安排3个学分，本科约54个学时，高职高专约48个学时，高职和本科统一使用统编教材。高职生源为高考录取的最后一批，学生无论是科学文化素质还是思想道德素质都与本科学生差距甚大，而且高职学生录取分数差距很大，高的超过500分，低的只有200分左右，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远远高于本科院校。尽管我们所使用的教材理论性、整体性、实效性都很强，但是学生对政治理论类教科书不感兴趣。另外，为实现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高端技能型人才的目标，高职教育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以任务为载体，以实训为手段，设计出知识、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体系，实施“教学做评”合一的教学模式。因此，高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必须以教材体系为蓝本，构建具有高职教育特点的教学体系，切实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加强教学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理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以教育部指定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1年修订版）为蓝本，以“为社会主义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为教学目标。为实现课程目标，结合高职教育特点，本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基本理念。

以人为本理念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以人的本质为逻辑起点，根据人的成长规律和思想道德素质由内到外的培养轨迹，实施人的本质――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道德法律教育的“四层递进”如图1所示。以人为本，主要是以学生为本，即以学生为中心，突出学生的发展，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注重学生个性发展。

和谐德育理念课程教学体系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和学生个体发展为出发点，在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调控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使之发生整体效应，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和谐发展。具体包括教师与学生双主体互动的和谐，学生知、情、信、意、行等要素的和谐，德、智、体、美等教学内容的和谐，学校、家庭、社会思想品德教育的和谐。

因地制宜理念课程教学体系构建要紧密结合地方传统文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将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渗透到课程教学之中。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地处孝感。孝感是全国著名的孝子之乡，是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后花园。我们充分运用地域优势，将孝文化、感恩教育、“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型意识融入课程教学之中，逐步形成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独自的课程特色。

知行合一理念《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必须从高职人才培养规律出发，坚持“知行合一”理念，把教、学、做、评有机结合在一起。教，培养现代道德人格；学，培养自主、自为、自控、自新、自强精神；做，通过实践体验知行合一；评，达到心灵有触动、思想有感悟、行动有体现的效果。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在实践中认同理论、理解理论、内化理论。

就业导向理念《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要紧密联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高职学生的思想道德需求与职业道德培养、未来职业发展有机结合，对教师实行“1+X”专业教学定向，与专业教学有机结合；以服务社会、增进就业为导向，将行业法律法规、企业职业规范、人才市场运作程式等纳入教学内容；坚持以学生能力培养为本位，不拘一格地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这些做法，一方面，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体现“立德”和“树人”双重功能，培养德技双馨人才。

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原则

为了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使受教育者亲身经历并启动全部心智感受、关注、参与、领悟，通过体验或内省实现自主学习，从而达到自我完善和提升的内化过程，我们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中遵循了以下原则。

规定性原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构建遵循、教育部关于“思政课”教学的若干意见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充分体现新教材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教育为主线，依据高职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教育、引导学生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养成科学健康的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职业意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同时，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理论，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规定，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真正做到学法、懂法、用法，依法办事，依法维护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

针对性原则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贴近高职学生特点，紧密结合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充分考虑学生面临的时局、所处的年级、学生的个性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独特性。采取项目化、任务化的教学方式，通过课堂互动、问卷调查、座谈研讨、网络教学、社会实践等多种渠道，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鼓励学生主动发现、提出、思考和解决问题。改革考核方式，用课业考试替代“一考定成绩”的传统做法，建立起新的考核指标体系，包括学生上课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社会调查、讨论发言、比赛评分、实践体验等方面，通过全程考核，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处理能力。

完整性原则课程教学体系各内容之间要保持一定的逻辑连续性和完整性，围绕特定主题开展的教学活动应保持各个教学环节的连贯和完整。课程教学过程不仅包括课堂教学，而且包括课前、课中、课后的全过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要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渗透于高职学生学习、生活各个环节之中，将课内与课外结合、课程教学与学生日常表现结合，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手段，开展教育活动，实现德育功能的系统发挥。通过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施，实现传统德育形式与内容、理论与实践、课堂与现场、可能与现实、对象与主体的真正有机统一。

有效性原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要抓住课程目标和任务，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注重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情感教育、态度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逐步培养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通过创设情境，应用新颖独到的教学方法，调整认知策略，吸引广大学生参与，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意识地、巧妙地寓于各教学环节中，从而使学生集中注意力，把记忆与思维凝结在一起，以达到智力活动的最佳状态。

课程教学体系构建与实施

课程教学体系的设计包括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单元安排、教学实施、考核与评价等几个方面。为了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加强教学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体现人本性、职业性、实践性、开放性、整体性的课程特色，我们根据高职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中学生（中职生）―高职生―社会人―职业人”的角色转化过程，突破教材学科体系，以项目为载体，强化职业导向，着力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旨在使学生形成健康的职业理想、职业意识、职业心理，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在教学体系构建时，我们基于高职教育特点，设计了“理论+实践”课程，共设计政治思想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法律素质教育、职业素质教育4大教学项目，下设12个教学子项目，27个教学单元（如表1所示）。同时，根据高职教育规律，设计了15个实践体验项目，其中，课内3个，课外12个（如表2所示），以实现课内知、悟、信，课外播、律、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按照“五环融合、六步递进”的模式予以实施。“五环融合”，即课内与课外融合，课程教学与国际国内时政、社会热点融合，课程教学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融合，课程教学与高职办学方针融合，课程内容与地方经济文化特色融合。“六步递进”，即每个教学单元按照任务驱动、课堂讲授、案例解析、讨论深化、总结提升、实践体验六步由知到行实施。表3以项目4的子项目1的教学单元4.1.1为例，说明“五环融合、六步递进”教学模式的实施。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探索和构建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并有效地渗透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感恩、责任、忠诚、奉献”的思政主题，倡导学生“传承美德当孝子，一专多能做义工”。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课程教学效果非常明显，学生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职业素质普遍提升，涌现出了一位全国道德模范，两位湖北省年度“十佳大学生”，三位孝感市“十大孝子”。用人单位普遍反映，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综合素质高。我院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被评为湖北省精品课程、全国高职高专文化教育教指委精品课程；教育部的《高职特点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体系研究》课题成功结题，《以中华孝文化为坐标开展校园文化建设》获教育部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二等奖，《以中华孝文化为坐标开展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获湖北省教育成果二等奖。学校被授予“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奖”，获得“湖北省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单位”等称号，思想政治理论课部被湖北省教育厅授予“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基础单位”称号。“在‘思政课’教学中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道德实践中提高专业技能水平”成为湖北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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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军明.思政课教学过程中的网络资源应用研究[FB/OL].（2011-11-05）.http：///article/browse/210597.jspx.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4

[论文摘要]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治国方略，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理论的又一大进步。人治—法治—德法结合，是实现传统法律文化被法制现代化传承的过程，是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价值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对促进社会进步，使中华民族复兴，完成传统法律文化向法制现代化历史性、创新性转换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治国方略，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理论的又一大进步。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唤，是法制现代化的需求，是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制文明的贡献。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作为治国方略的法和德的完美结合。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论的历史背景及基本含义

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两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在两周时，“德”就是一个容道德、政治、宗教为一体的综合概念。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美称，我国古代倡导的以礼治国，就体现了治国中的德法兼施。“礼”是一个包括着复杂内容的治理天下、国家的社会规范，其中当然包括德治与德育，也包含着法制与法治。“德”既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重要指导原则。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以德治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孟子、董仲舒又先后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使其逐步完善成为治国方法，被后来历代统治者所尊崇和采纳。孔子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说的就是用道德统治民众，用礼义来约束百姓，民众就可知耻辱而且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孔子认为统治者只有实行德政、德治进行德育，才会在百姓中树立威信，才能得到拥护和爱戴，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孔孟作为儒家一代宗师主张德治同时，却极不赞成法治，否定法治的优越性及必要性，当然这是时代的制约性导致这样的结果。历史已向我们证明，只有法治和德治两者紧密结合，才能使国家秩序井然，百姓生活安定，才能长治久安，巩固统治。

与孔孟倡导“德主刑辅”的同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在治国方略上，主张用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作为治国的重要方法，他们强调法治而否定德治，“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不务德而务法”。法家主张法律的国家强制力，给百姓提供统一的行为准则，使之受制于法律的威慑力，接受统治者的统治，而不主张人的德性、道德的感化。商鞅、韩非作为法家的创始人也不接受儒家的德治观点，但是后来的荀子就将德、法很好地结合到一起，主张治国要“隆礼”重法，强调两者的重要性，还有“治之以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同样强调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法治和德治应和谐统一，不可偏废，同时发挥作用，做到相辅相成，这才是治国之理想之路，这样的理论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依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二、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中的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每个国家的法律现代化都会存在它与本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在今天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应如何处理好传统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法制变革及现代化面对源远流长的法律传统，是丢弃?还是继承?如果是丢弃，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法关系对法制现代化的实现就意味着巨大的损失;是继承，我们将继承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哪些合理内核，又如何实现从传统向现代法制的转换。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传统法律文化就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人文力量，并且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生活过程之中，因而与一个社会的有机体密不可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传统成了社会成员信仰或认同的载体。法律传统文化存在有其特定的意义，决不是历史就意味着过去，它制约着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我们传统法律文化至今影响着我们正在进行的法制现代化——从传统农业向工商业转型过程中法制的转变过程。

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凝聚、规范、评价的功能，这些功能作为文化的积淀，被虔诚地保留在人们观念之中。它经久不衰，历代相传，成为现代人们法律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往往凝结为一种特定的法律传统，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放弃传统法律文化，就意味着放弃了人们法律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处理传统与现代化这一矛盾的统一体的过程。法律的现代化，一方面意味着对法律的传统性的历史性否定和超越，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继承。

我国正在进行的法制现代化，其目标是实现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说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是构建新的法律体系，树立法治观念，它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否定与借鉴、吸收和传承的关系，是由(1)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延续性;(2)法的相对独立性;(3)法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性;(4)法的历史发展事实的证明。以上这些原因就要求我们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能无视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今人们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传统在法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传统法律精神依然以特定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支配或影响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法律生活。况且，传统法律的价值系统本身确实存在着许多历史遗产，诸如重视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解决纠纷的方式等等，这些都为法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提供借鉴。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德主刑辅”，主张在治理国家上德治为主要方法，德治的地位高于法治，刑罚的适用必须置于礼义德教基础之上，而刑罚目的在于实现道德教化，德治是评价法律的标准或尺度。与传统法律的重视道德相左，现代社会倡导高度重视法律的作用，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法律是衡量国家及个人行为的标准。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的迥异，就要求我们如何很好地将法律传统向现代化法制转换，这将是我们如何继承传统法律文化，为法制现代化服务的关键所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换的根本动力，在于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所形成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推动作用。新型的现代法制系统只有在现代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起来，才能够摆脱掉小农式自然经济对法制建设的影响，才能对传统法制进行创造性、根本性地改革，法制现代化必须创建适应商品经济的新型法律系统。

三、人治—法治—德法结合，是实现传统法律文化被法制现代化传承的过程

法制现代化是从一个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从人治到法治标志着从传统法律向现代法律的过渡。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作为文明社会法律发展进程中的伟大革命，其发展走势必然是要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历史性转变。特别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时代条件下，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把市场经济运行纳入规范和法制轨道，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所在、目标所在。

在传统农业时代，由于自然经济社会的封闭分割性、自然经济时代文化的思想钳制性以及政治的专制奴役性，这些就注定实行“人治”。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治理国家靠人的道德教化，靠君主的高尚道德，提倡“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对人行为的指引上也强调和重视个别指引，忽略了法的规范性和效率性。

人类社会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社会的竞争性，文化的多元创造性，政治的自由民主性，都呼唤法律的至上性、宽容性和正义性。法治的基本特点是:社会生活的统治形式和统治手段是法律。国家机关不仅仅适用法律，而且其本身也为法律所支配，法律是衡量国家及个人行为的标准。我们在进行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倡导的法治、德治与古代的人治和法治有着界限上的不同，必须将两者区分开，才能够真正理解为什么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

(一)是古代人治与现代德治的界限

古代人治是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为基础的，传统道德以君权为本位，现代道德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我们现代所讲的道德，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体现“三个代表”的道德，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

(二)现代法治也不同于古代法治

1.法的来源不同。古代法产生自君主或一个集团，而社会主义法是人民制定，体现人民意志的行为规范。

2.法律地位不同。封建社会虽提倡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但是法律是在君主权力之下，实质仍为人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人和权力，是真正的法治。

3.执法原则不同。古代的法治，法律面前不平等，统治阶级享有法律赋予的特权，而现代社会主义的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是真正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基本出路。只有实现依法治国，才能使我国的政治实现民主，社会有序，保证国泰民安、长治久安。实施以德治国，能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自律意识，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增强责任心，以便赢得民心，提高整个国民的道德素质。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做到相互促进，相互辅佐，对增强我国国民法治观念与提高道德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完成传统法律文化向法制现代化历史性、创新性转换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彭立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J].新华文摘，2001，(12).

[2]段小红.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思想渊源及现代价值[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6).

[3]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道德法律与人生论文篇5

论文摘要:现代法治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引进西方法治理念对于树立法治在中国的权威是必要的,但法治的完全西化却会使法治在中国因水土不服而名存实亡。儒学对国族文化有着深刻巨大的影响,从儒学之“仁”、“礼”入手,寻求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法治建立的意义所在,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同时,古代儒学也因与现代法治的交互契合而获得新的精神内涵。

一

在中国从古至今的所有思想学说中,儒学之于国人犹如基督教之于西方人,是对中华民族产生影响最大的学说。儒家文化独生成于华夏沃土之上,产生于春秋,由孔子创立。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孔孟上承周文教化,通过“损益”改造,将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基调。荀子鉴于战国列强竞雄、法家崛起的新情况,隆礼重法,沟通儒法,突破了孔孟儒学的传统。经秦朝几近毁灭性的打击后,儒学在汉初无为而治的氛围中得以复苏,至汉武帝时,董仲舒顺应时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进行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随后,由于老庄之学的宗教化并借黄老遗风而流行和佛教的传入,儒学曾一度“独尊”不再,但经韩愈的道统论及李翱的复性说后,儒学再度复兴。宋明儒家面对佛老盛行、儒学势微的局面猛然觉醒,重建孔孟道统,传统儒学进入到另一个发展阶段。

儒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虽是一波三折,但其历史连线始终没有中断。儒学的生生不息除了依靠于儒者们的不懈努力外,还得益于儒学自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容纳、同化别种文化的能力,以及长时间生存于宗法农业社会土壤之上的国人的民族认同心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礼”“义”等千年来始终贯穿于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男女到经济政治。儒家伦理法的“思想形式经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而成为长期占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并在其不断的社会化、政治化、法制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法文化的心理积淀和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的固有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起主导价值的部分”。[1](P137)在现代法律制度的构筑过程中,盲目地割断历史的内在联系而建立的法制只可能是空中楼阁。离开一定法律传统形成的现代法治的内在历史根基是不牢固的,“法律的精神应体现民族精神”。[2](P471)我们可以从横贯中华数千年史、占据国人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中寻求法治的根基。

二

纵观儒学发展史,“仁”与“礼”这两个命题贯穿于儒家法发展始终。从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孟子的仁政论,到韩愈的博爱释仁,再到谭嗣同的维新仁学;从前儒学时期——西周的“礼外无法、法在礼中”到西汉的“春秋决狱”再到唐朝时的“纳礼入律”以及之后“礼法合一”状态在中国的千年存续,都证明了“仁”、“礼”在中国儒学发展中所起的主线作用。既然如此,本文将以“仁”、“礼”为坐标原点,去把握源自西方的当今法治理念。

(一)“仁”

“仁”的学说自春秋开始发展。阮元《论语论仁论》云:“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1](P208)“相人偶”,指二人以上的互相关系。仁,就是关于人的关系的原则。《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说过:“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可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仁学即为爱人学。“仁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认识史上由神本位过渡到了人本位,由神道发展到了人道”,[1](P204)“社会发现了人,人发现了自身的价值”。[1](P202)

现代法治同样以人的尊严与价值作为其追求,古老的仁学与现代的法治在穿越了千年时空隧道后暗中契合。西方法治观念中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尊重这一内涵来源于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重视人本身的存在与价值。自此以后,历经数位法学家对法治观念的塑造,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成为西方法治观念的应有之义。

虽然中西“人学”的涵义不尽相同,但中国古代“仁学”与西方文艺复兴作为“尊重人的价值”理念的源头,同样是历史摆脱“神道”走向“人道”的发展。

但二者却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发展径向。中国的“仁学”早在其创始人孔子那里就打了折扣,为了“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政治抱负,孔子的人学带上了浓重的国家政治色彩。孟子则明确地将孔子所探讨的一般人的仁具体化为统治者的仁。[3]P145之后,“仁学”更加明确地走向“君爱民”、“官爱民”的道路,成为典型的民本主义(而非人本主义)。中国仁学的发展使得“人”刚刚从“天”那里解放出来却又走进另一个牢笼——“听命于君”。这就导致了后来中国行政权高于一切的状况,个体人的价值被无限膨胀的行政权埋没。而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的尊严与价值经由古典自然法学派阐释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被抬高到无以伦比的地位。洛克“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享有支配自己财产的自然权利”,[4](P123)卢梭也指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享有一定的自然权利”。[4](P135)正因为重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孟德斯鸠在他“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一切被授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8](P128)的前提结论下设计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政体模式。权力制衡的模式使得行政权无法恣意膨胀以至侵犯到人权。古典自然法学派对个人尊严与价值的推崇至今影响着西方社会,成为西方法治社会建立的基本出发点。

同是关乎“人”的学说之所以在中西两方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径向是由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客观历史条件所造就的。然而,现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呼唤个体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重视,在中国存续几千年的行政权淹没个人权利的状况已大大不利于法治秩序社会的形成,从而阻碍了中国物质、精神文明的向前发展。“仁”学向其始义的复归是中国法治现实状况的要求。重视人,关注人,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在国人心目中的树立可借助古代“仁”学的螺旋式上升型阐释得到实现。从而使上述中西两径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如下图示之)。

(二)“礼”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有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政”同政令;“德”,道德原则;“礼”是道德规范。意为:单靠政令刑法,虽在禁民为非方面能奏一时之效,但却不能使民产生羞耻之心,如此则难免日后再去犯罪。孔子在这里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政令刑法,而是反对不道德、反人道的政令刑法。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意为:道德是法的根本,是法律的指导原则。这样一来,道德成了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为“礼法”。正如荀子在《修身》篇中说的:“礼者,所以正身也……故非礼,使无法也……故学也者,礼法也。”真正的法律必须要蕴含一定的道德精神。先秦大儒们的主张基本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汉代董仲舒则利用“春秋决狱”开启了礼法理论转化为实践之先河,儒家经典《春秋》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之后,儒学又通过“决事比”的方式渗入到立法领域。据《后汉书·应劭传》记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一书在当时经皇帝的认可,起到了“判例法”的作用,故可以说该书获得了某种立法意义,而体现在该书中的儒家道德变成了法律原则。“引经决狱”又开启了“引经注律”之风,随着“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出现,儒家道德的法律化过程也告完成。谓之“礼法合一”的道德化法律千百年来存续于中国封建社会。

再来看看现代法治与道德的关系。王人博先生说,在法治结构里,道德价值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法治不但需要权力的支持,更需要道德的支持。这是法治作为一种价值实体不同于“法制”的关键所在。“法制”虽然能够得到道德的支持,但有无道德的支持并不影响“法制”的现实存在。如希特勒的法律,从道德价值上认识这种法律,它是违反正义原则的,但这并不妨害法西斯作为一种“法制”的存在。与此相反,法治不但追求法律的实效,更重要的是追求道德价值的实现。法治与道德价值紧密联系,须臾不可分离。博登海默(EdgarBodenheimer)说:“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当原则,在所有的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当然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原则而实现的。”[5](P374)傅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也专门就法律与道德关系进行了探讨: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若不去追求愿望的道德也不会受人们的谴责;后者则是对人类过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人们遵守了它也不会受到赞赏。义务的道德可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而愿望的道德则间接对法律产生影响。傅勒的上述观点强调了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系并肯定了法律的道德取向。

在对于道德的重视方面,儒家法与当今法治在横亘千年后又不谋而合。道德与法律的命题,在上升发展的同时也在复归,我们在儒家法文化里重新寻得道德之于法律的价值后,再给其注入时代的新鲜血液,使其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从而完成这一命题的向上发展。

传统儒家道德法的积极性价值对于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有益的。如此,既可以解决民族认同感、法律移植与本土传统资源相结合的问题,又可以达到现代法治蕴涵的要求。例如,在国家立法中,根据合乎时代的道德精神进行法律体系建设,以保证被制订出来的法为“良好的法律”。[6](P199)现代法治应该建基于合乎时代道德精神的“良法”之上。再如,强调礼、德,可以唤起人们的良知,变被动守法为自觉守法,正如古代中医学”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名论,道德对犯罪有着预防作用,而“预防犯罪(又)比惩罚犯罪高明”。[7](P104)

结语:曾无数次被历史重述的中华儒学在当今这个法治时代里将再次得到重述。儒学的再次重述不仅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亦将新的精神内涵赋予传统法制,历史在传承的同时获得了新的生命内涵,这有助于中国法律文化在延绵不断的时空中续写其生生不息的历史!

参考文献:

[1]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2]DennisLloyd著,张茂柏译.法律的理念[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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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5]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