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区别(收集5篇)

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区别篇1

关键词:宏观金融效率;微观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Abstract:ForagriculturalfinanceistheshortplankofChinesefinancialsystem.EfficiencyisthekeyproblemofChinesefinancialdevelopment,asaresult,itgraspsthehingetodiscussChineseagriculturalfinancefromtheperspectiveofefficiency.AimingattheinterfluvebetweenMacro-FinancialEfficiencyandMicro-FinancialEfficiency,andbasedontheshortplankofChinesefinancialsystem,thispapertrytoanswerthequestion“IsMacro-FinancialEfficiencyconsistentwithMicro-FinancialEfficiency?”Firstly,thepaperappliesregressiveanalysisandPanel-Datamodelondividedeconomiczonestotesttherelationshipbetweenfinancial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wthofGuangdongAgriculturalCreditSociety.TheEmpiricalResearchrevealsthattheoutcomesofPanel-Datamodelaremorenotablethanonesofregressiveanalysis,thefinancialdevelopmentpromotestheeconomicgrowthinGuangdongprovince.Secondly,thethesiscomparesMicro-FinancialEfficiencyofGuangdongAgriculturalCreditSocietywithfourstateownedbanks.WefindthatMacro-FinancialEfficiencydoesn’tconsistentwithMicro-FinancialEfficiency.

KeyWords:macro-financialefficiency,micro-financialefficiency,empiricalresearch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1-0074-06

一、引言

资源配置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范式。Koopmans(1957)将资源配置效率划分为宏微观两个层次,其后在微观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Charnes(1978)的DEA方法、Berger等人(1994)将上述研究成果引入银行效率研究;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特殊形式,以Fama(1965)的有效市场理论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信息(资源)效率自成一体。相比之下,宏观经济效率与宏观金融效率离实际应用均有一段距离。

尽管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Levine等,1997)强调金融功能观(Merton,1995)、法律因素与金融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但仅以储蓄――投资转化率(SLR)等单指标代替宏观金融效率。近年来,李广众和王美今(2003)、王志强和孙纲(2003)、沈军(2006)等人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沈军(2006、2008)在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从系统与资源的双重视角构建了金融效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体系。

在微观金融效率研究方面,Berger和Humphrey(1994)与Young(2001)等人通过研究证明,X效率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Ranganetal.(1988)运用DEA方法检验了215家美国银行的技术效率;Sathye(2003)对印度的银行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国内学者(魏煜和王丽,2000;秦宛顺和欧阳俊,2001;张健华,2003;王艳颖,2004;刘汉涛,2004;朱南等,2004;王聪等,2007)借鉴国外研究的先进成果,运用DEA方法(及其改进)、Tobit回归模型对中国银行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虽然研究银行效率的文献较多,但由于投入――产出中采用的变量不同、采用的实证方法不同,使得现有的结论不能得出比较一致的观点。为此,一些文献在实证方法与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上进行了有益的改进。在实证方法方面,平衡计分卡原理、二次相对评价与“超效率”模型以及标杆管理等原理与方法被用来弥补DEA方法本身的不足;在变量选取方面,不少文献注重把握银行与一般企业的区别。

尽管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紧密相关,但上述文献梳理充分表明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已出现分野。由此我们很容易提出这样以下问题: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的关系到底怎样?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吗?中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农村金融在该问题上更为突出吗?

相对而言,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GlennD.Westley(1997)对拉丁美洲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政策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表明,信用合作社的绩效主要依赖于债务人的还款激励和影响信用合作社审贷能力的其他因素。NeilEsho(1999)以澳大利亚为例分析了合作金融机构成本效率的决定因素,分析表明,债券类型、规模、期限、平均存款规模、利率差是相对成本效率的显著的决定因素。GunterLang(1999)用基于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了德国合作银行之间的并购效率。结果发现,被并购银行的效率要低于相同规模银行的平均水平,但接管银行几乎相当;不能证明并购有明显的效率收益,但并购公司的差异将逐步缩小。

由于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对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证研究文献较少。徐笑波、郑英陶等(1994)论述了中国农村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基本上属于定性描述,实证上也只是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相似的研究有宋宏谋(2003)。张兵、朱建华等(2002),姚耀军(2004)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大多支持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金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针对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出现的分野,聚集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我们探求两种效率之间的关联。为此,本文从宏微观金融效率两个方面探讨了广东农信社的金融发展。一方面,考察广东农信社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广东农信社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是否促进了广东农村经济的增长:其一,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广东省农信社作为一个整体对广东农村经济的可能存在的促进作用;其二,根据所得数据,将农信社所在地区分为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将广东农信社的微观金融效率与四大国有银行的微观金融效率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尝试回答“宏观金融效率是否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的问题,从而将金融效率研究拓展至新层面。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走效率型发展之路的若干设想。

二、广东省农信社宏观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广东省农信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所代表的宏观金融效率研究从两方面展开:

第一,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广东省农信社作为一个整体对广东农村经济可能存在的促进作用;

第二,根据所得数据,将农信社所在地区分为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1993-2004年广东全省农信社以及广州、东莞、中山、珠海、佛山、江门、汕头、潮州等十八个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广东省十八个市的农信社相关数据,我们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较发达和欠发达等三个地区,其中,发达地区包括广州、佛山和东莞;较发达地区包括江门、茂名、惠州、汕头、湛江、中山、珠海以及肇庆;欠发达地区则包括韶关、潮州、阳江、梅州、清远、汕尾和河源。根据以下实证分析所选取的变量,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和相关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资料中心、《中国统计年鉴》(2004光盘版)、《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中宏数据库(高教版)、中国经济信息网等。文中的计量分析均使用Eviews5.0。

(二)回归分析

1.变量选择与定义。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本节实证分析的目的是要揭示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我们将使用两组指标,一组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状况,另一组则反映农村经济增长状况。本节先以广东全省数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再通过地区的划分进行panel-data模型分析。具体指标包括:

(1)合作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发展规模首先可以通过金融资产的绝对数量及其人均金融资产额来衡量,而基于一国国民财富扩展的金融发展规模则通常采用戈氏和麦氏两种指标来进行衡量。Goldsmith(1969)提出金融相

关率(FIR)概念,其完整表达式为M2+L+S/GNP,其中M2为货币存量,L为各类贷款,S为有价证券。麦氏指标则是指McKinnon(1973)在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时所使用的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Levine和Zervos(1998)认为,M2与GDP的比值即不能度量负债的来源,也不能度量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金融部门的功能,进而他们认为银行信用是度量金融发展的有用指标。Arestis、Demetriades和Lintel(2001)考虑了在不发达国家国内信贷的作用,而设计了L/GDP这一指标。国内学者(2002)、李广众、陈平(2002)以及史永东、武志等(2003)也利用该指标来进行相关研究工作。本文参考上述指标,得出了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农村合作金融相关率,表示为RL/RGDP。其中,RL表示农村合作金融的贷款余额,RGDP表示农村GDP。该指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是正向关系,即金融相关率越高,贷款规模越大,就可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计算时,RL为广东省农信社年度贷款总量,由于广东省尚未开展农村GDP的统计,本节以按行业增加值计算的广东省农业GDP来代替。该指标简记为RFIR。

(2)合作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结合王志强、孙刚(2003)的研究,本节中的金融发展效率是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率,即存贷比(deposits-loansrate),该指标简记为DLR。理论上分析,若金融发展效率越高,则意味着该指标越小,即存款转化为贷款规模的比例越大,或是贷款增加幅度大于存款增加幅度,将更好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具体计算时,则为广东省农信社的年度存款与年度贷款的比值。

(3)农村经济增长指标。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一般是用GDP增长(Cheng,1999;Darrat,1999;Ram,1999)或用人均GDP的增长(Jung,1986;DenetruadeandHussein,1996;Odedokun,1996)来测量经济的增长,朱琴华(2001)提出了对我国进行农村GDP核算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由于目前没有广东省农村GDP的数据,本节考虑以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指标,记为RINC。

2.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我们先对所选取的变量及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中可以得到一些直观的结论。具体见图1、2、3。

图1体现了1993-2004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图2说明了1993年以来,尽管金融相关率指标有一定的波动,但整体上看广东省农信社贷款规模呈大幅上升之势。其中,1995年该指标较低,为120%,而2002年的相关率指标高达195%。由图3可知,在样本期内存贷比指标的值都大于1,而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东农信社把从农村地区吸纳的存款转化为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规模在不断提高。

为了减少数据变动幅度,我们对RFIR、DLR、RINC三个指标取自然对数值,分别记为LNRFIR、LNDLR、LNRINC。如图4所示,图中的三条折线分别反映了我国1993-2004年广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LNRINC)与广东省农信社发展规模(LNRFIR)、发展效率(LNDLR)之间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农民人均收入与农信社发展规模、发展效率均为正相关关系,也验证了上述的理论分析。

3.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还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简单相关系数的计算,试图反映出农村经济增长与合作金融规模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1。

表1所显示的系数符号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农信社发展规模与发展效率指标均与农村经济增长指标呈现出正向关系。

4.回归结果及因果关系分析。

(1)回归结果

回归模型以LNRINC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LNRFIR和LNDLR为解释变量,来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Eviews5.0软件提供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以上变量进行拟合,得到主要结果综述见表2。

表2说明了当解释变量为农信社发展规模时,它与农村经济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规模提高1%时,农村经济增长也相应提高1.18%;当解释变量为农信社效率,效率提高1%时,推动农村经济增长0.91%,得出的结果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即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只不过我们这里特别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农村经济的增长是否也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规模和效率的提高呢,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行分析。

(2)因果关系分析。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理,我们分别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5.简要结论。通过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知,在样本期内,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较好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这说明了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的主体,是农村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它对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实证分析也反映出农村经济增长不是农村合作金融规模扩大的格兰杰原因,这也表明了农村合作金融并没有随农村经济增长而发生相应的质的变化,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农村经济的增长。

(三)Panel-data模型分析

前面我们以广东全省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农信社规模与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在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信社对当地经济的促进效应是否与上述分析是一致呢?结合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本小节把广州、佛山、东莞等十八个城市分为经济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影响。

1.数据处理。按照广东省十八个市的农信社相关数据,我们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较发达和欠发达等三个地区。同时,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信社规模以及农信社效率等三个指标分别取其平均值来进行具体分析。

2.确定模型形式。我们判断是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这一过程主要利用Hausman检验来完成。

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H0是:个体效应与回归元不相关,即随机效应。选择如下检验统计量:

其中,和分别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中的系数向量,而和分别为和的方差阵。

和、和可以有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直接得到。同时,服从分布。

根据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由(1)式计算可以得到LM=21.2148,而在95%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为5.99146。所以拒绝原假设,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3.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运用Eviews软件中panel-data模型中固定效应分析方法,我们得出广东省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农信社规模和效率的估计结果,详见表6。

从上述结果,我们可以发现panel-data模型的分析要比回归分析的结果来得更加显著。与回归分析结果相比,农信社规模与效率对农村经济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可能是由于panel-data模型分析中的样本容量增多,使得结果能较准确地反映现实;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截距项看出,发达地区的农信社对当地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较发达地区的作用次之,欠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就相对小些,这一结论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也是相符的。相对而言,随着农村改革进程的深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农村发达地区对资金有较大需求,其中不少来源于农信社贷款,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广东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分析

限于数据的可获性,本文未严格区分微观效率与绩效两概念。在衡量金融机构经营绩效指标方面,国内大多数学者运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当年利润与农信社总资产的比值)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当年利润与农信社净资产的比值)等财务指标来进行分析,也有一些研究同时采用上述两个指标。结合笔者所采集的数据,本文分别采用ROA和ROE指标来衡量广东省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并与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对比。

对原始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具体结果详见表7。由表7可以清晰地看出,1993-2004年,广东农信社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分别-0.002117、-0.160180,均为负值,这反映了样本期内广东农信社的整体绩效较差。其中,总资产收益率的总体变化和波动幅度并不大,而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相对比较大;其次,样本期内广东农信社总资产有了明显增加,2004年的总资产约为1993年的6.6倍;再次,广东农信社的不良贷款规模也比较大,样本期内的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为36.85%,同时,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距也相当大。这也从一定侧面反映了广东农信社的贷款投向不很理想,有相当一部分的贷款成为不良贷款。另外,从广东农信社的法律诉讼费用来看,样本期内的均值为1021.25万元,从统计曲线看,1993到2002年呈直线上升之势,2003年有所回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信社相应诉讼案件也在不断增加。我们还选取了1997-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ROA和ROE指标与广东省农信社相应指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广东农信社的ROE指标明显低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具体结果见表8。

四、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相关结论

本文以广东省农信社以及18个城市的农信社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微观金融效率状态,分析结果基本上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实证支持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变量的选择、模型的设定以及数据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未对影响农村合作金融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点主要结论:

1.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点在广东省分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中表现的更为突出,这也从相当程度上说明广东农信社的宏观金融效率较高,该结论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吻合。限于数据的可对比性,本文运用ROA和ROE指标为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的替代指标,并与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较低,该结论也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吻合。

2.农村金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从效率角度探讨农村金融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广东农信社的相关实证研究否定了“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的命题。

(二)政策建议

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是一系统工程,从系统上重新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将为全面提升中国金融效率进而促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奠定基础。白钦先(2004)提出,必须从战略上、整体上、根本上中长期思考与解决中国农村金融体制问题。所以必须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战略性重构重组与重建,构建以国有商业性金融(中国农业银行)和国有农村合作金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导与主体的,以商业性和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翼的(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等)的,以兼具商业性与政策性双重属性的、地方性农村合作金融(合作银行和信用社)为庞大基础的中国农村金融新体制。

2.尽管造成中国农村金融困境有许多历史性的原因,归根结底,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实可归结于多目标错位问题。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中,其多目标错位,即效率(赢利性目标)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合作制目标(为社员服务的原则)、政策性目标(服务三农)、规模性目标等目标,将上述多目标由错位到归位,把效率放在重要位置,是解决中国农村金融困境的必由之路。

3.从理论上讲,微观金融效率是宏观金融效率的基础,没有微观金融效率支持的宏观金融效率是暂时的空中楼阁,如何通过提高微观金融、进而带动宏观金融效率的提升是解决中国金融体系“木桶效应”的关键之所在。

参考文献:

[1]King,RobertGandLevine,Ross.1993.FinanceandGrowth:SchumpeterMightBeRight[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Vol.108:7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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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方勇.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经济学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09,(9).

[6]李广众、陈平..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多变量VAR系统研究[J].管理世界,2002,(3).

[7]王志强、孙刚.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

[8]沈军.金融体系效率的涵义、影响因素与提高途径[J].金融发展研究,2009,(3).

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区别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调整；人民币汇率；外汇市场微观结构；非线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5-0065-08

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稳步提升、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人民币汇率变动成为热点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在2015年后呈现加速态势。Wind资讯显示，2015年年底，中国境外央行类金融机构开始分批进入中国外汇市场。2016年2月，国际清算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金融机构均已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完成备案。在中国外汇市场加速开放、外汇交易量大幅增长的同时，全球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逐步增强，尤其是2015年第三季度开始发达经济体之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加剧分化，势必会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产生复杂影响。因此，从中国外汇市场交易机制视角出发，研究货币政策调整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的汇率理论在凯恩斯经济学框架下形成与发展，但是随着世界外汇交易量不断扩大、外汇交易机制愈发复杂，其在接受现实数据的检验上却面临着巨大挑战。Meese和Rogoff认为凯恩斯框架下的汇率理论在解释主要国家汇率变动的效果时没有超过统计学中的随机游走模型。Frankel和Rose的进一步研究同样证实了宏观汇率理论对汇率变动月度数据和季度数据的解释力几乎为零。20世纪90年代后，Flood和Taylor以及陈雨露和侯杰均认为从外汇市场微观结构视角研究汇率变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兴起之后，国内外学者对汇率变动的研究呈现两大阵营，分别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研究汇率变动。宏观视角下的汇率变动实证研究结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外汇市场微观结构视角下的汇率变动实证研究结论却具有较强一致性和稳健性。2008年以后，随着美国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经济开始步入量化宽松时代。外汇市场微观结构视角下的汇率变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层出不穷，继Evans和Lyons的开创性研究之后，Killeen等和Yao等均给出了微观视角下的汇率模型。此外，部分学者并未完全摒弃宏观因素对汇率变动的影响，并在实证研究中将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有机结合，较好地拟合了汇率变动特征与行为。本文拟通过引入中国外汇市场交易机制来研究货币政策调整与人民币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希望对中国货币当局采取相应对策以避免人民币汇率意外变动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所帮助。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假设1：人民币外汇市场有核心交易商i，该交易商预期是理性的。

假设2：人民币外汇交易周期包括T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为t，t=1，2，3……T。

假设3：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通过改变宏观经济影响外汇市场信息传递与交易商持有的外汇头寸影响人民币汇率。

假设4：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交易商外汇持有的最优外汇头寸有显著影响。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综合式（7），我们选取如下变量进行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变量。本文选取美元、欧元、日元兑人民币外汇即期名义汇率，分别表示为usa_chn、eur_chn和jpn_chn（100日元兑人民币），且均采用直接标价法。利率差变量。本文选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各国基准利率。人民币基准利率来自SHIBOR，美元、欧元、日元基准利率来自LIBOR，将人民币基准利率与发达经济体基准利率相减得到三个利率差变量，分别表示为diusa_chn、dieur_chn和dijpn_chn。货币供给差变量。本文选取各国m2作为货币政策调整的实施指标，所选取的货币供给数据均为月度数据，中国、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货币供给时间序列分别表示为m2_chn、m2_usa、m2_eur和m2_jpn。其中日本货币供给单位为百亿日元，其余单位均为亿元。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方向变量。本文选取技术分析中的SAR（stopAndReverse）指标作为反映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方向变量，分别将发达经济体货币兑人民币交易方向变量表示为direusa_chn、direeur_chn和direjpn_chn。若外汇市场是多头市场，变量取值为+1；若外汇市场是空头市场，变量取值为-1。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情况变量。本文选取技术分析中的威廉指标（Williams%R）作为反映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情况变量，分别表示为wrusa_chn、wreur_chn和wrjpn_chn。另外，考察模型中的因变量APit，该变量表示即期汇率的一阶差分，因而对人民币汇率变量分别取一阶差分，得到新的时间序列。本文利用对数线性插值法将货币供给月度数据转换为日度数据。为了消除货币供给的异方差性和量纲，本文对货币供给数量先取对数，之后不同国家之间作差，表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中国与发达经济体货币供给数量之间的相对变化，分别表示为dm2chn_usa、dm2chn_eur和dm2chn_jpn。

本文实证研究数据均来自于Wind数据库，模型估计基于Eviews8.0，样本区间为2010年10月8日至2016年5月13日日度数据（不包含周六与周日观测值）。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拟对三个方程的回归元进行组数据单位根检验，若组数据检验结果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则可以进一步进行区制转换模型的估计。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拟估计模型因变量回归元所代表的经济含义与计量对象明显不同，因而假设组数据中不同的变量有不同的根，在此假设下，组数据单位根检验主要有Im-Pesaran-Shin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三种类型，本文给出三种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显示，三个统计量值均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二）估计结果

考虑到2015年发达经济体之间货币政策调整出现了明显分化，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更加复杂，因而本文试图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进行研究。又因为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的估计结果对区制个数有较大的限制，个数较多对模型的估计结果造成较大的稳健性损失，且大部分学者在应用该模型时区制个数取值为2或3。因此，本文的模型估计将区值个数设定为2，并假定不同区制下模型具有同方差性。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以得出，美国、欧元区、日本货币政策调整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既有差异又有相同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1）人民币汇率变动因素有差异。微观影响因素方面，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在常态下只有外汇交易方向变量有显著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更易受外汇交易方向与外汇交易情况的共同影响。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在两个区制下均只有外汇交易方向具有显著影响。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在常态下没有微观因素具有显著影响，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微观因素均对其有显著影响。宏观因素方面，货币供给差变量及其一阶滞后变量系数均显著，表明其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均有影响。基准名义利率差变量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有明显的不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只有一阶滞后变量对其有影响，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均不显著，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均表现显著。（2）人民币汇率变动状态的持续期有差异。模型区制期望持续期结果显示，区制1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33，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16，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14。区制2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54.67，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为25.05。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为21.14。由此可见，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在区制2下持续期最长，而三者在区制1下持续期差异较小。因此可以推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持续时间最长，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持续时间次之，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持续时间最短。（3）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结合在解释三者变动效果上均表现良好，且与理论预期基本保持一致。虽然三者之间的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制下具有差异，但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微观因素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不可忽视。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货币供给差异及其一阶滞后项估计系数均显著，也证实了货币供给的相对变化在解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传导机制中的主要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1.变量系数的稳健性检验

考察表2的估计结果，筛选出除常数项且系数在10%以内显著水平的变量，其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结果如表3所示，区制转换模型的估计系数正负与理论预期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表明估计结果较为可靠。

2.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区制转换模型对变量系数的估计要求较高，多重共线性往往是模型估计过程中出现障碍的主要原因。鉴于此，本文剔除系数不显著的共同变量，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估计，发现模型的系数与之前的相比仍然显著，且系数正负未发生明显变化。具体如表4所示。

根据表4可以得出，剔除原模型非显著的共同变量后，极个别变量前的系数出现了显著性与方向的变化，而模型的整体结构与区制转换情况均未发生明显变化，模型估计结果呈现出较好的稳健性。

（四）人民币汇率变动区制转换结果

本文给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HP滤波区制转换概率结果如图2所示。根据图2可以得出，本文的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较好地识别与拟合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同状态，这主要体现在区制转换时点与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调整的时点较为接近，具体表现为如下两点：（1）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时期。人民币汇率的微观传导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变动位于区制1的概率在2015年后明显减小。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增强，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市场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外汇交易量的大幅增长均使得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对外汇市场信息的扰动更为灵敏，增强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复杂性。（2）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时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状态与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状态较为同步，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状态相比两者具有一定差异。本文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1）在与中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上，美国最强，欧元区次之，日本最弱。（2）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与美国和欧元区更为密切。

四、结语

（一）研究结论

第一，宏观因素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根本原因，微观因素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直接原因。在宏观因素方面。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主要受到中美利差变化的影响，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主要受到货币供给差影响。在微观因素方面，外汇交易方向与外汇交易情况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不容忽视。

第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本文研究发现，两区制计量模型的转换概率较好地识别与拟合了人民币汇率变动行为。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通过改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给差和利率差间接作用于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机制，进而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形成了显著的影响。

第三，未来时期，美欧日货币政策调整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美国持续加息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不容忽视，欧元区持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最有可能改变欧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行为，日本货币政策调整对日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行为的影响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二）政策建议

第一，建立健全有效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目前全球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仍持续存在，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着较为复杂的被动影响。因此，中国应建立健全有效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以此来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意外变动。

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区别篇3

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滑态势有所加剧。多项经济指标表现不尽如人意，各大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全年GDP增长率“破8”的概率大幅上升。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许多市场人士认为宏观调控急需加码，以求在稳增长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但笔者以为，宏观调控再出重拳并非当务之急。

一方面，宏观调控进一步加码的政策空间并不大。就财政政策而言，当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染的背景下，财政巩固已成为全球主流趋势，若此时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和声誉风险。此外，虽然中国中央财政实力雄厚，但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仍受到普遍质疑，以政府支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可行性较为有限。就货币政策而言，2012年8月，CPI同比增幅较上个月增长了0.2个百分点，短期通胀抬头的压力已初步显现。而长期看，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食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增大，全球流动性过剩格局不会轻易改变，中国长期通胀压力也在不断上升。在短期和长期通胀压力兼具的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在宽松方向上大幅加力的可能性也不大。

另一方面，值得强调的是，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并非不给力，而是急需加强效果传导。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调控发力不小，但实体经济尚未扭转颓势。这既与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颇有关联。作为宏观调控的理论源泉，传统凯恩斯主义在学术上的最大缺憾在于就宏观论宏观，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的诸多努力集中于为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构建微观基础。但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理论上的微观基础虽在不断夯实，但在现实中却并不牢固。宏观调控未能快速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的失速态势，易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五种宏微观之间的博弈让宏观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

其一，宏微观之间存在“囚徒博弈”。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其核心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过程中。一些宏观政策出台的目标是符合集体理性的，但微观个体却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调整个体行为，致使调整后的行为未必符合宏观政策本意。例如，2012年以来，监管部门大力整顿银行业不规范经营，其目的是规范行业行为，还利于民，减小融资成本，助推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虽然政策已取得成效，但从微观层面看，整顿不规范经营、不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加大银行业竞争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部分金融机构被迫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大型企业的业务维护上，中小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反而受到了相对挤占。

其二，宏微观之间存在“吃饭博弈”。换句话说，无论宏观调控政策如何阳春白雪，微观个体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饭的。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长期吃饭靠转型，唯有转型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但从微观上看，地方经济短期吃饭难转型，为了转型而转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风险隐患。微观中国，很多城市、县域存在产业集聚、经济结构单一的特征。如果恰巧这个单一的行业属于粗放增长的行业，属于转型压降的对象，那么地方政府将很难真正做实转型。特别是在当前地方政府的业绩评价体系下，以短期“自发降速”换取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的现实激励并不大。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微观企业，一旦为转型而转型，往往会盲目追求多元化，将眼光投入到房地产、民间金融等面子足、见效快的时髦领域，而这种超出其自身风险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会成为隐患酝酿的温床，甚至会对企业主业或地方支柱产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其三，宏微观之间存在“弹簧博弈”，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宏观调控不断施力，政策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宏观调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宏观调控有所减力，往往会出现有违政策初衷的负向反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终具有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诱惑，只要宏观层面对房市调控稍有放松，甚至只要有些许“不强调”的迹象，微观层面就有捂热房市的本能冲动。2012年5月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正是弹簧博弈发挥效力的体现。

其四，宏微观之间存在“边缘博弈”。宏观调控画了一个圈，而部分微观实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往往行走在宏观政策的边缘，或是在不断试探宏观调控的边缘区域，这种行为往往会带来诸多风险。例如，2011年中国民间融资市场经历了一波非理性繁荣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流动性紧张状态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民间融资市场政策监管的边界不清晰有关。宏观层面鼓励民间金融力量的稳健培育，但由于规范性的民间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政策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这种初始阶段的监控薄弱为民间融资市场创造了行走于边缘的条件，表现为机构超速扩张和业务高杠杆运作，这种边缘博弈带来的非理性繁荣的风险在当前逐步显现，并还将不断释放。

其五，宏微观之间存在“专业博弈”。宏观层面凝聚着专业思维，充斥着专业人士；微观层面则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源。这种“专业屏障”往往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博弈均衡走向集体利益受损的重要壁垒。表现得过于专业的某些宏观政策，会带来三种非理性的微观反应：一是不加理解、教条主义地执行；二是不加思考、加重砝码地执行；三是不加重视、轻描淡写地执行。这三种做法最终都会导致宏观调控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这种专业博弈发展到极致，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本质上也是专业博弈的结果，前者是金融机构利用专业优势过度开发房产业务、金融衍生品诱发的危机，后者则是政府部门利用专业优势过度透支社会财力诱发的危机。

宏微观之间的五种博弈令宏观调控的效果显现有所不足。笔者建议，针对囚徒博弈，宏观层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微观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选择，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政策引导微观个体做出理性选择；针对吃饭博弈，宏观层需要将转型深层次细化，让每一个微观实体都有落实转型的具体指引；针对弹簧博弈，宏观层需要在重点调控方向上加强政策意图宣示和传导，防止不必要的负向反弹；针对边缘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球行为的专向管控，并明确新兴领域的政策边界；针对专业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宏观政策的通俗解释，并引导专业人士更多地向社会传导基本经济常识，减小专业性的信息不对称。

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区别篇4

关键词:市场机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45.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001-03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本质要求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就是要通过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和政府有效实施宏观调控的体制安排｡显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必须科学认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在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笔者拟就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谈几点体会｡

一､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相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市场机制是以微观主体的自主能动为基础,通过市场上各种价格的变动､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等来推动经济运行､实现资源配置的｡其基本运行过程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自主灵活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在竞争中实行优胜劣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反过来价格机制又成为调节供求关系和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这表明,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的充分作用,就是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显然,唯有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经济运行才是充满活力的,资源配置也才是富有效率的｡换言之,市场机制就是效率机制｡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区别是否市场经济的根本标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就在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或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事无巨细都由政府包揽,其结果是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率低下｡因此,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把它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要通过相关的改革,包括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等,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但是,至少有如下一些原因,使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成为必要:其一,由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引导或推动的复杂多变的微观经济活动,并不能保证国民经济在整体上持续健康运行;其二,受赢利动机驱使的市场机制难以有效提供往往是无利可图而又为全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也难以对市场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产生的一些损害他人利益与经济社会环境的行为或后果,如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实行自动的约束;其三,由于各种形式的垄断造成的整个社会层面的效益低下或规模不经济,而这些垄断要么是市场机制无法克服的如自然垄断,要么是市场机制造成的如经济垄断｡也就是说,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解决市场机制造成的“失误”和“失灵”,以保障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而又健康运行｡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必须有效实施宏观调控｡换言之,宏观调控也必然要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要通过相关的改革,包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财政､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概括地说,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两者的作用,任何时候也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

二､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

但是,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实践看,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虽然不断得到加强,但对某些领域和环节特别是某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调节仍然有限,例如土地､国有企业高级管理者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的程度还不高,某些宜于市场调节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特别是垄断行业的相关价格仍然处于严格的行政管制下｡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例如,调控的方式缺乏灵活性和多样性,在一些时期,行政手段仍然占据主体地位,经济手段的运用还不够经常和自觉;调控的时机与重点的把握还不够精准,及时性､针对性､差异性需要进一步增强｡总体看,灵敏､规范､有效的调控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调控效果难以保持持续性和稳定性,经济运行仍没有走出“一控就少､一放就多”或者“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进一步看,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政府通过一定的手段对市场整体或某个方面的某种程度的制约,因此,是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能否健康地运行,从根本上说,都同政府宏观调控直接相关｡这表明,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要着眼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保障国民经济总体稳定运行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并且要把加强寓于改善之中｡

三､改善宏观调控要在目标､重点､方式､时机､力度五个方面下工夫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善宏观调控,必须切实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立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密切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特别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第一,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目标｡这是有效实施宏观调控的前提｡明确的目标,既是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标准,也是正确制定政策措施的依据｡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运行的实践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促进经济增长｡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增加就业｡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稳定物价｡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长期以来,政府包揽一切,宏微不分,政企不分,不仅使宏观调控的任务特别是阶段性､紧急性任务难以及时完成,而且破坏了顺利实施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要通过推进政资分开等有力措施实现政企､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切实解决政府“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规范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把政府工作重心和调控重点切实转变到实现上述四个方面的目标上来｡

第二,正确选定宏观调控的重点｡每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不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不同,因此,宏观调控在把握总目标､总要求的前提下,还要准确把握每一个时期的重点,这是使宏观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关键｡每一时期宏观调控重点的选择既要立足于当前的需要,又要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既要考虑整体的统一,又要体现区域的差别;既要突出发展任务的要求,又要凸显体制保障的内容｡要特别指出的是,调控重点的选择切忌泛化､随意化,也要克服被动性和盲目性｡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好｡

第三,合理运用宏观调控的方式｡合理的方式是确保宏观调控科学有效的保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宏观调控方式的运用从总体上说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二是经济调节从主要是依靠指令性计划调节转向计划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的有机结合､协调运用,而计划手段主要是指导性计划､预测性计划､方向性计划和政策性计划｡这些年,通过对计划､财政､金融､税收､投资､价格与政府审批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不断深入的改革,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已在宏观调控中广泛应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已初步形成｡要从形成能动性､自律性的微观主体和建立有利于政府公正履行职能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构架两方面深化改革,牢固确立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

第四,有效抓住宏观调控的时机｡实施宏观调控,既要避免调控对象上的模糊,也要防止调控时机上的错误｡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市场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变异性大大增强,要加大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力度,增强宏观调控时机把握的准确性,从而增强调控的主动性｡

第五,科学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经济社会发展千变万化,地区､行业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实施宏观调控时,应力求避免调控政策措施的实施在不同阶段一个样,在不同地区､行业“一刀切”｡调控措施的选择既要立足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又要有利于促进下一步的发展,避免调控之“药”下的过重过猛;要根据调控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政策调整;要区别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

应进一步强调指出的是,着眼于上述五个方面改善宏观调控,有赖于实施宏观调控者的素质和能力,这包括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等,但更重要的是依赖于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因此,正确处理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关系,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把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关键是通过改革构建一个良好的体制基础,否则凭调控者主观意志或自我感觉实施的宏观调控,其效果往往是短期的,其成本也往往是十分高昂的｡

TheRelationshipbetweenMarketMechanismandMacro-controland

RegulationShouldBeDealtwithandRecognizedCorrectly

FANHeng-shan

(EconomicRestructuringOfficeoftheStateCouncil,Beijing277160,China)

Abstract：Duringtheestablishmentofsocialismmarketeconomysystem,wehavetounderst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marketmechanismandmacro-controlandregulationtheoretically,andhavetodealwithitcorrectly.Thebasaleffectthatthemarketmechanismtowardstotheresourcesdeployandthemacro-controlandregulationissupplementeachother,andpromotesmutually,itactsonthewholeprocessofthesocialismmarketeconomydevelopment.Thekeyofdealingwiththerelationbetweenbothofthemisthatmacro-controlandregulationshouldbeactualizedcorrectly.Weshouldconcentrateoureffortsonthetarget,keystone,mode,opportunityandstrengthtoimprovethemacro-controlandregulation.

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区别篇5

一、企业会计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的关系

国家宏观调控的依据是国民经济核算,国民经济核算是以国民经济为整体的核算,但所有核算包括生产核算、分配核算、流通核算和使用核算都是以基层单位即企业核算展开的,因而企业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基地。在企业核算中,会计核算又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占企业核算工作的很大比重。国民经济核算与会计核算相比较,它们之同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核算的总体范围。国民经济核算是将国民经济当作一个总体的宏观核算,而会计核算是将企业当作一个总体的微观核算。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范围上看是总体与个体的关系。宏观总体的某个指标数值与微观个体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汇总关系,如销售收人这个指标或科目,对企业来讲,不考虑买者是谁,只要出了企业范围,就是销售;而对部门、地区、国家来说,部门、地区内部的相互买卖就不应该计算迸来。总体范围的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宏观统计核算与微观会计核算在许多方面的差异,从而决定会计核算无法直接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各种数据。

2.核算的目的。国民经济核算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为核算对象,通过制定一套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指标体系、分类标准、科学的核算方法及相应的表现形式,为国家宏规经济分析、决策、调控提供资料。会计核算则是以微观基层单位的资金运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目的在于为微观活功单位的经营管理者、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社合公众了解微观单位的财务信息提供服多。目的不同,所选的指标(科目)自然也会不同,国民经济核算与会计核算中某个指标(或科目)即使在名称上相同,大多救情况下口径、范围也不一样。

3.核算的内容。从这方面讲,国民经济核算和会计核算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互相区别的一面。就两种核算中直接相互关联的部分而言,主要区别表现在核算的概念与分类上。在概念方面,二者的区别表现为同一核算概念有时会有不同的含义。在分类方面,二者的区别表现为共同采用的分类所依据的原则和所划分的类别不一致。

4.核算的方法。二者尽管都采用了复式记账法,并借助账户形式加以表现,但两者使用的账户有以下区别:(1)从登记主体来看,国民经济核算以账户为主体,根据账户来确定收支;会计则以企业为主体,根据企业经济业务的发生所引起的各项会计要素的变动,分别反映其增加及减少。②从登记项目来看,国民经济核算中所有账户要登记的项目都是固定的,它不随业务的文化而变动;而会计账户要随经济业务变化,区分不同的账户登记实际发生额。(3)从账户类型来看,国民经济账户是根据国民经济循坏过程来没立账户,包括生产账户、收入支出账户、投资账户、对外交易账户、资产负债账户;而会计账户则根据它所反映的经济内容不同,分为资产账户和权益账户两大类型,收入和支出要根据账户的不同类型进行登录。此外,国民经济核算除复式记账和四式记账外,也采用单式平衡表和矩阵表进行核算。

以上差异引发了国民经济核算和会计核算的许多差别,如收入概念的差别、配比原则的差别、计价原则的差别等等。所有这些差别表明,试图将微观会计核算纳入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内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想从微观核算到宏观核算建立起逐级汇总体系,也是缺乏依据的。国民经济核算所需要的资料只能由国家统计系统从宏观搜集,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甄别、调整、加工和开发。把国民经济核算所需要的资料下放到企业去转换并强求企业实现统计与会计的协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行不通的。

二、从会计目标看会计的服务对象

会计作为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主要以财务报告的形式向使用者提供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决定了企业应当提供的会计信息的内容。会计信息使用者一般包括国家宏观管理部门、投资者和债权人(包括目前的确和潜在的)、企业的管理当局、其他相关利益集团(如职工、客户、供应商)。从契约的观点看,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经理人员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总是受到各种各样契约的约束。在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背景下,委托人与人总会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出于这种原因的考虑,相关利益集团会与经理人员达成一定的契约,以保证经理人员不会做出损害他们利益的决策。人们要求通过会计报告来监督这种关系的假设成为受托责任概念,

受托责任现在问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会计主要为相关利益集团签订契约和监督契约服务,这是企业会计最为基本的目标之一。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但会计作为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会计所提供的信息限定在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单位之内,是对该单位的经营活动进行的确认和计量。也就是说,会计信息系统立足于微观经济主体,主要为微观经济主体服务,这是由会计本身特性所决定的。由于企业会计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之间存在显着的差异,会计信息系统并不能提供直接有助于宏观调控的信息,两者之间需要一定的衔接。

三、运用企业会计信息为国家宏观调控服务的途径--微观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的协调

虽然国民经济核算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的全局性的整体核算,而会计核算仅针对一个特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会计核算仍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资料来源。然而,会计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核算范畴,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根本差异,这就给国民经济核算直接利用会计核算资料带来了不便。而企业的微观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在对象和目的上是一致的,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的协调统一应在这一微观层次上来讨论,运用企业会计信息为国家宏观调控服务的途径也只能从微观统计核算与会计核算相结合的角度来寻找。

在微观层次上统计与会计的协调,就是要建立以会计核算为基础,以统计核算为综合研究方法,以计算机为技术手段的会统并轨合一的新的企业经济核算制度,从而达到两种核算职能上的结合及相对的统一。具体来说,有以下要求:

1.会统协调应以会计核算为基础。宏观统计核算与微观统计核算的关系不存在自下而上层层汇总的关系,宏观核算同企业会计、统计核算在核算目的、核算原则上都有区别。从国民经济核算模式来看,其一整套规则同企业会计准则相比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无论是会计核算还是企业的统计核算,在微观上都是为企业管理服务的,把国民经济核算所需要的资料下放到企业去转换并强求企业实现统计与会计的协调是行不通的。因此,不能再以统计为中心进行协调,更不能以两者的独立为前提,会统协调应以会计核算为基础。

2.必须转变企业会计与统计的职能。应将企业统计的核算职能归并到会计核算之中,作为会计核算的一个分支,而统计则作为一种分析研究的方法和预测、决策、控制职能而存在。以会计核算为基础,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来弥补会计人员缺乏综合分析能力的缺陷,这样既可以消除企业核算数据多元化及重复劳动的现象,又可以使会计核算体系的优势与统计综合分析的特殊作用得以更好的发挥。

3.必须进行相应的机构改革。既然要把企业统计的核算职能归并到会计核算之中,作为会计核算的一个分支,那就必然要改革现存的会统分家的组织机构,可在会计部门下设一个统计分部,不一定要设置独立的统计机构,来完成上述企业统计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