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投资的优点(精选8篇)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1

一、我区调整投资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情况

(一)产业投资结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

“八五”以来，我区三次产业投资比例经历了由1990～1995年间的“二、三、一”到1995～2000年间的“三、二、一”，再到2000年－2006年间的“二、三、一”的过程。这表明在我区经济结构向高级化演进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结构领先于产业结构的实现，即只有先实现产业投资结构的优化，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投资结构转换促进六大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近年来，我区鼓励要素向优势产业聚集，大范围吸引国内外资本和技术，积极调整工业投资结构，不断加大对能源、冶金、化工、农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高新技术等产业的投入，目前六大优势特色产业投资额占全区全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比重已超过90％。投资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六大优势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截至2008年第3季度，六大优势特色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2400多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94、1％，成为全区经济的重要支柱。其中，能源工业实现增加值882、9亿元，冶金建材工业实现增加值795亿元，化工行业实现增加值216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89、8亿元、农畜产品加工业实现增加值367亿元，装备制造业实现工业增加值97、9亿元。

(三)投资结构调整支持服务业结构优化

“八五”以来，我区不断加大服务业投资力度，调整服务业投资结构，有力促进了服务业快速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1991-2007年期间，累计完成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5948、07亿元，年均增长27、5％，2007年服务业投资达到1474、53亿元，是1990年的62、2倍。在投资的拉动下，服务业实现持续快速增长，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74、46亿元，是1990年的20、8倍，年均增长14、8％。服务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发展平稳，其增加值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由2000年的59％下降至2007年的53、9％，金融、房地产、教育文化等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迅速发展，其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由2000年的20、8％上升至2007年的25、8％。

二、我区投资结构调整存在问题

(一)一产投入呈下降趋势

从我区第一产业投资趋势看，第一产业投入增速比较缓慢，且投入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0-2007年我区第一产业投入增速22、2％，慢于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15、4百分点，分别慢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平均增速22、4个和12个百分点；从投入水平看，第一产业投入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第一产业投入占总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由2000年的11、09％下降到2007年的4、28％，下降了6、81个百分点。

(二)工业投资内部结构不合理

从工业内部投资结构变化情况看，我区工业投资增长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型产业，而加工制造业增速相对较慢。2000-2007年采掘业投资增长了83、91倍，增速高达74、23％，快于制造业投资增速13、44个百分点；从投入水平看我区制造业投入也存在很大不足，2007年我区制造业投资950、4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仅为21、73％，分别低于河北19、26个百分点，山东26、68个百分点，河南18、19个百分点。

(三)服务业投入增长缓慢

我区第三产业投入缓慢增长并呈波动趋势，整体投入水平呈下降趋势。2000-2007年我区第三产业投入平均增速34、2％，分别慢于同时期第二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10、4个和3、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入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2000年的54、59％下降到2007年的44、73％，下降了9、86个百分点。

三、加快我区投资结构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一)按照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要求调整投资结构

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优化投资的产业结构，从满足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推进产业多元、产业延伸、产业升级的要求出发，组织实施一批规模大、起点高、技术装备水平先进的重大项目，增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后劲。

(二)进一步加大服务业投资

充分发挥服务业引导资金的作用，抓好服务业重点项目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服务业。加强生产业投资力度，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加快发展生活业，加快发展商贸流通业、旅游业和社区服务业。

(三)着力改善民生

坚持以人为本，加大教育、卫生、文化、经济适用住房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投入力度，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投资手段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让人民群众更多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2

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现状

FDI和民营资本主要是以风险相对应的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投资主体意愿和投资环境综合作用决定了投资行为。投资环境是影响投资项目效益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条件的总和。综合分析西部投资环境，具有以下特点。

与东中部相比，西部投资环境总体较差。优势和劣势明显 从政策法律环境看，国家已经给西部地区提供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能够降低投资的税费成本。但是西部经济体制改革滞后，非国有经济比重过小，政府干预太多。而且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法律执行不严，透明度不够，不符合外商和民营资本的期望。特别是某些地方政府“先筑巢引凤、后烹凤拔毛”的事件影响很坏。

从经济环境来看，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快，人口众多，收入增加，市场潜力大，但是经济发展总量和增长速度不如沿海。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化指数低于东中部地区。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开放度不够，行业发展水平不高，市场结构不完整，市场空白点多，行业内竞争不激烈。内部市场分割严重和地方保护主义很强，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很多。

从基础设施环境来看，西部地区基本形成了交通、通信、电力、能源等供应体系，并且还在改善。但是城市化水平低，线状交通落后，路网密度低。

从技术环境来看，西部地区已建立了一批具有全国意义的工业基地和重要产业，拥有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具有吸引先进技术的一定基础。但是西部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形成了引进先进技术的障碍。西部以传统工业为主，并且主要是原材料加工工业和机械加工工业，高科技产业少。西部企业以传统技术为主，高技术少。

从社会文化环境来看，西部人口众多，文化多样，与亚洲西部地区联系密切。但是观念落后，缺乏市场意识和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不如沿海地区与西方文化交流较多，没有外商熟悉的社会文化氛围。西部高等教育规模小，中小学和职业技术教育落后，造成了劳动力素质差。

从自然资源环境来看，主要优势在于资源丰富。例如水、能源、矿产、土地等。主要不利因素也很明显。西部地形复杂，气候较差，部分地区生态恶化。经济地理区位不好，远离沿海和经济中心，交通不便，运输距离长，运输成本高：不利于两头在外的加工出口型外资企业；不利于降低运输成本和缩短交货期，不利于形成相对有利的外联条件和物流环境。

西部内部地区投资环境差异巨大投资环境优势区位集中在主要经济区、沿黄、沿边和资源丰富区。例如西安地区、成渝地区等综合优势型区域，晋陕蒙地区、一江两河地区、乌江干流区域、黄河上游地区等资源开发型区域，西北和西南沿边地区等开放开发区。除此之外的地区投资环境较差。通常是大城市要好于中小城镇。

西部内部行业和项目投资环境差异巨大 西部地区能源、有色金属、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投资环境较好。而且在不同的行业，项目投资环境差异巨大。一些利用西部资源优势和占领西部市场的中小项目投资环境较好。例如矿产开采冶炼项目、地产地销消费品制造业项目、小水电、农牧产品加工项目等。

西部地区招商引资规模选择：中小型企业为主

西部具有较好投资环境的特定地区可以吸引到大型资本，例如重庆等。一些特定行业、特定项目也能够吸引到大型资本，例如煤炭和石油等资源优势的产业项目。除此之外，西部地区应该以引进中小型民营资本为主，这是由于西部投资环境和中小型资本应该相匹配。

从投资方的角度来看，西部的优势存于低廉的地价、低价的劳动力成本和丰富的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以及政策优惠和相对较低的税费。两部的劣势之一是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结构不完整、市场开放度不够、行业发展水平不高；劣势之二是缺乏复杂生产所必须的社会分工协作体系，生产相应的产品、半成品、零部件等，劣势之三在于政策法律环境复杂，劳动力文化素质差别大，劣势之四存于自然环境恶劣。这些因素不利于市场导向型的大型外资企业进入，比较适合中小型资本为了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和占领区域市场。而且民营企业家获利动机最强，决策效率高，靠顽强拼搏起家，是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成长起来的，能够适应两部恶劣的自然环境、较差的生活条件、较差的政治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目中小型资本转移成本低、适应性强。因为它们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小，对投资环境要求比大型资本要低。

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促进投资增长

投资不仅给两部带来了资金，还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等先进要素。因此西部大发展必须发挥自身优势、优化投资环境，促进投资增长。优化投资硬环境耗时较长，见效慢，当前硬环境基本够用，并且硬环境效能的发挥常常取决于软环境的质量与完备程度。西部应该重点优化投资软环境，投资者对后者的负面反映较大。

一是优化投资硬环境。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环境建设。应该以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建设为重点，加强铁路、天然气、管道干线建设、加强水网、电网、通信和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优化投资软环境。两部地区要加强执行国家优惠政策力度，加强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简化办事手续，完善法治环境，推进市场化进程。加强国有企业民营化、放松政府管制，加强产权保护。要加强教育，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也是改善投资软环境的重要一环。

改进招商引资工作，促进西部外资增长

西部地区应认真学习、比较、分析、借鉴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和国外招商引资的成功模式，应该从靠投资环境引资为主到靠投资促进引资为主，加强投资环境营销和投资项目营销。投资环境的优化是长期的，见效缓慢，而投资促进见效快，作用更

大。“好酒还要靠吆喝”。应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研究，明确政府、引资中介、投资方的责、权、利关系，制定招商引资规划，设立投资促进机构(1PAs)，加强投资促进人员培养。特别应该加强产业集群引资、地方联络引资和园区引资。

一是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研究，制定招商引资规划。西部要从区域开放观念上升到全球化意识，应从用优惠政策创造局部优势的观念提升为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发展环境意识：应在国际和国内分工合作中找准自己的优势、地区和产业定位，从而推销投资环境和投资项目。应注重研究投资者的投资心理、投资心态和基本程序，建立投资分析研究中心，成立有政府职能部门、中介机构、专家学者组成的权威性投资效益评估跟踪小组。制定科学化、数字化、可操作的招商引资规划。

二是明确政府、引资中介、投资方的责、权、利关系。强化市场中介运作，创建服务型政府。目前，两部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起着主导作用，招商引资中介和企业引资能力还比较弱。但是政府应尊重企业在招商引资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企业的自，不能代替本地企业同外商就合作项目直接谈判、决策、表态、承诺、签约，不能对参与引资的企业搞强迫命令，从行政的角度对企业施加压力、拔苗助长，搞“拉郎配”。两部地区企业实力还不够强，机制有待健全，企业外向度低，在对外联络方面有些不足。西部招商引资中介数量少，经验欠缺，实力差，缺少实力雄厚和运作成熟的大型投资银行。随着市场化进程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招商引资向纵深发展，各类社会中介机构逐步成熟，企业独立地开展对外投融资活动条件也进一步具备，政府应逐步退出一些招商引资的具体事务，适当缩小自身的职能范同。

三是加大对投资者的宣传，加强其对本地区的投资环境有更多的了解。要准确宣传本地区的优势和劣势，多向外国投资者介绍本地区的优势，并且对于客商最关注的原材料成本、土地价格、资本运作、市场饱和度、科研水平、项目预期效益等决定是否值得投资的关键问题，应该提供全面、详实、系统、准确的资料。

四是简化招商引资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应在审批过程中采用更标准的程序，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向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和一卡式收费，减少和消除向投资者征收的不合理费用。

五是设立投资促进机构(IPAs)，加强投资促进人员培养，改善投资促进手段，加强投资服务和管理工作。投资促进机构向投资者提供政策研究咨询、特定目标促进、信息和其他中介服务、投资后联络和咨询服务。以投资者为中心，为投资者提供首问制及全程保姆式服务等，仔细了解投资者需求特点，认真给投资者做好配套服务工作。从投资促进人员来看，应该建立专业化的招商引资队伍及网络。西部投资促进人员应能积极参加各种投资宣介会，与参会客商主动交流、介绍情况，热情推介项目，要有锲而不舍、紧迫不放的精神，熟悉世贸规则、了解市场走势、详细掌握本地情况，能够对客商最关注的原材料成本、项目预期效益等决定是否值得投资的关键问题，提供全面、详实、系统、准确的解答。从投资促进手段来看，应该建立高层次招商平台，多参加国内的国际展览会，拓展联络信息渠道，不断拓展信息来源，加强与国外工商组织、世界知名投资促进机构等联系，与国内外各友好城市要加强经济信息交流与联系，建立长期而有效的沟通机制。开展委托招商、招商，聘请世界知名大企业、大财团CEO及商协会管理层人士担任西部地区政府招商引资顾问。国际经验表明，大型组团涉及经济领域宽，成本高而效率低，而专业化的招商洽谈会则效率更高，公司之间一对一的交流效果更好。因此，西部招商团必须小型化、专业化，项目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到投资者的偏好，既要有精心设计和准备的项目，又要给许多喜欢自己选择投资项目的投资者提供详实的投资环境和项目资料。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3

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涉及外商投资政策的重大调整，对山西未来市场竞争格局和发展思路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近期看：

（一）“两税合一”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会影响招商引资。“两税合一”后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必将冲击招商引资工作，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公司和“国际避税地”公司这两类对税收优惠较为敏感的企业，对山西的投资有较大的影响。表现在：一是利用外资规模可能会有所缩减，但不会出现大的起落。由于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上比内资企业享有更多的优惠，现行税制的不平等已经使越来越多的内资企业走上“假外资”之路。因为，“两税合一”前，在山西投资的企业可以享受以下税收政策：对所得和一般财产价值提供免税或低税的优惠待遇, 而且企业来自于境外的投资所得不用回到居住国交税, 其税负主要产生于东道国政府的征税。“两税合一”后,外资所得税税率的提高,势必会影响这些“外资”进入山西的速度。从而使这部分“外资”逐渐恢复本来面目。因而，随着这部分“外资”的退出，利用外资的存量规模可能会有所减少。二是利用外资增长速度可能会趋缓。原因是一些跨国公司出于全球经营战略的考虑，需要对投资决策做出重新评估，可能会延缓投资；国际“套利资本”可能会将投资方向转向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境内机构以套取税收优惠政策为目的的“返程投资”会因“两税合一”而减少。

（二）“两税合一”会影响到中小外资企业的生存。按照具体政策调整的方式不同，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而且随着“两免三减半”等减税期政策取消，那些钻政策空子，反复注册、反复享受优惠政策的个别外资企业可能将无法生存；部分小型外资企业由于本身资金实力不强，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属于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山西投资除了廉价的劳动力，也比较看中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间接收益。面对调整后的所得税负，这些小型外资企业如果不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很可能在冲击中垮掉。在无法满足这部分企业提出的继续享受税收优惠要求的前提下，他们可能会因优惠政策的取消而放弃在山西的投资。

从长远看：

（一）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两税并存”税收优惠更多的是刺激引资的规模，而对外资的结构缺乏引导力。加之所采取的优惠政策手段单一，这就刺激了短期的、投机性的投资活动。山西省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构成中，大部分资金投向短平快的加工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山西经济发展亟需重点扶持的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则由于投资大、回收期长等原因而外商投资数量较少。“两税合一”后这种明确的产业导向，可鼓励外商投资投向山西的基础设施、高新技术、农业、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使外资的有效利用与山西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效地结合起来。

（二）有助于实现外资来源结构的优化。过去，山西外商资金来源国比较单一，欧美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较少。2006年，香港的合同外资占全省合同外资的42%，而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合同外资分别占全省合同外资的6、3%、2、6%和4、3%，3大经济体累计对山西投资仅占山西吸收外资总量的13、2%。因此，以吸收欧美日直接投资为重点，促进世界优质跨国公司来山西投资，将是山西实现外资来源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

“两税合一”虽然短期内会影响香港等地对山西的出口导向型和避税型投资，但透明的税收政策，合理合规的税收法制环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大型跨国企业进入山西，他们一方面带来了大规模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优秀的技术、管理人才，另一方面其投资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促使山西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二、税收优惠并非吸引外资的决定因素

外资投资动机表明：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外资投向有一些促进作用，但并非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理论)。他认为, 吸引跨国企业投资需要具备3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O) 、区位优势(L)和内部化优势(I)。在我国,这3个优势之中,区位优势比其他两个优势的影响要大得多。主要体现在：

第一，我国政治经济环境稳定。我国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给予山西以上的保障，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期间，山西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第二, 山西省是否具备办企业所必需的条件, 如原材料、市场潜力与劳动力成本因素等。其中市场潜力因素,是一切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就山西省来说, 至少为投资者提供了两个巨大的机会: 一是为高质量产品提供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外包市场；二是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拥有3 000多万人口的潜在市场。

第三, 山西省是否具备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 如政府部门办事效率、完善的交通、运输、银行、通讯、保险等基础设施等。如果投资的前提、办企业的必需条件和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均已具备,外国投资者才会进一步考虑赚多赚少的问题,也就是考虑诸如税率的高低、税收优惠的多少等优惠待遇问题。否则,优惠再多、税率再低对外国投资者也不会有吸引力。因此, 税收政策在提升一国吸引外资的竞争优势方面的作用有限,并非决定性因素。

第四，山西是全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大省，自然资源得天独厚。资源探明储量居全国第1位的有煤、煤层气、铝土矿、金属镁等7种，居全国前10位的有34种，特别是煤炭储量和年开采量分别居全国的1/3和1/4，煤炭外调量占全国市场交易的2/3。随着国家已确定将山西建成全国最重要的能源基地，特别是把山西列为全国唯一的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试点省份，也为山西吸引外资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有关的实证研究表明,小规模的投资者对税收优惠通常要比大规模的投资者更为敏感。也就是说,税收优惠往往只对中小资本有较大的吸引力,大型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资本、一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其投资往往注重长期战略回报,注重整体利益和综合经营,对一般的投资优惠或投资刺激兴趣不大,而更多地关心基本的投资环境以及投资条件的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实现一体化扩张的过程中,最关心的因素为基础设施、现有外资状况、工业化程度和市场容量等。从未来走势看,我国吸收外资诸多有利的基础因素并没有改变: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潜在消费需求不断增长,软硬环境明显改善,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在全球突出强劲,外商在新一轮制造业转移中普遍将我国视为投资信心最强国。此外,我国社会稳定,奥运会、中部崛起等也将带来巨大的商机,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及我省对跨国公司资本的吸引力只会增强不会减弱。

三、“两税合一”后对外资仍有较大吸引力

（一）关于税率的规定。“两税合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这个税率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目前的平均税率，也低于中国周边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税率，因而对外资仍有吸引力。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所得税率是28%，所以，对招商引资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二）关于鼓励投向产业的规定。“两税合一”后，外资若进入我国鼓励发展的产业或投资领域（如清洁生产、节能降耗、减排治污项目），将能享受到颇具力度的政策优惠，虽然这种优惠在形式上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但实际上许多外资基于自身的科技水准和对工艺诀窍的掌握，可能于相当长时期内在获取政策优惠上面，会更具有竞争优势。同时，新所得税法由区域优惠为主转向产业优惠为主，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优惠扩大到了全国范围。企业所得税法第28条明确规定，凡是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第31条规定，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这不仅为税收政策所规定的税收优惠方式、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以及税收优惠条件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今后在实践中探索最适当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领域和最适中的抵扣比例预留了法律空间。

（三）关于过渡期的规定。“两税合一”后，为了防止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与合并前形成太大的反差，对现有的外资企业给予过渡期的照顾。在过渡期内，允许原实行低税率的这些企业，在一定的期限内逐步过渡到25%的名义税率，而且所享受的一些减免措施在一定期限内还可以继续享受。所以从总体上看，不会对现有外资企业和引进外资产生大的影响。

四、提高山西吸引外资质量和水平的

对策建议

当前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内经济结构优化，特别是“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实施，为山西的招商引资提供了有利时机。应对“两税合一”的政策调整，山西的招商引资应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充分利用“承东启西”的重要战略地位，对“两税合一”后山西省利用外资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更新引资理念，调整引资思路。“两税合一”是国家为“调整经济结构，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出台的重要政策措施。因而，我们应从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出发，适应税制的调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眼光向内”，克服对外资的过分依赖；要重视土地、资源、环境和劳动力优势，克服“引资就要给优惠”的思想，要靠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引资；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克服行政引资带来的弊端；要更多地关注高新技术的引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克服为“引资而引资”的错误观念。

（二）调整引资政策，重视引资质量。“两税合一”政策并不是取消了税收优惠政策，而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两税合一”后，招商政策应按照公平、效率的原则，结合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调整，尽可能淡化区域性优惠，注重产业性优惠，实现税收优惠政策由区域优惠为主向产业优惠为主的转变，即将特惠制转变为面向内、外资企业共同的普惠制。这种导向的目的，是由从前的鼓励企业出口，改为鼓励发展技术先进的产业。因此，应通过引进高新技术，提升企业科技水平，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引资手段应充分利用土地、自然资源、环境、劳动力资源优势，靠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和市场经济规律引资。要根据产业优惠政策指引的方向配置资源，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山西省今后的招商工作，也应实现政策招商转向产业招商，以提高开发效益为重点，开展选择性招商。在招商区域和项目上，主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重点引进产业集聚型、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项目，大力吸引世界500强企业、跨国公司和大财团落户山西。

（三）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利用外资结构不合理是山西省利用外资的一个突出问题，“两税合一”为我们调整投资方向、优化引资结构提供了契机，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优化投资结构，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以促进山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两税合一”后，应树立产业结构优化新观念。在利用外资过程中，一是树立优化产业结构新观念，要考虑国际、国内、本地区的产业布局情况，是否属于重复设置；引进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额是否饱和；引进的企业对上下游产业所产生的关联效应有多大；引进的企业对同行业与所属产业是否具有技术创新的效应等。二是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应积极引导外资重点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和环保产业，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以及资源型行业的外资项目，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对利用外资的领域作结构性调整，鼓励进入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借助外资形成具有国际国内竞争优势的行业。遵循最新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来招商引资。三是以产业招商为重点，形成产业发展集群。在招商中强化产业招商理念，着眼于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和构建产业体系，围绕核心产业链招商,从单纯依靠政策优惠招商的模式转向以产业招商为主的模式。四是突出重点，积极引进大项目。对全球跨国公司的基本状况、投资意向等情况，应及时收集汇总和分析，以便于积极主动应对。同时，要主动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着重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产业层次高、资金密度高、牵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努力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分销中心、采购中心等机构落户山西。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4

关键词：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项目管理；多目标决策；多属性决策

1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多属性决策模型

电网建设项目的多属性决策模型主要是对每个拟建项目进行评价，在项目评价的基础上对拟建项目进行排序。在对电网建设项目进行多属性决策的过程中，一般的步骤是先建立电网建设项目指标体系，其次通过运用相应的指标权重设定方法为指标设定权重，最后通过对项目评价排出项目的建设优劣顺序。指标权重确定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的对错，评价方法关系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本文对电网建设项目多属性决策模型中指标权重确定方法以及评价方法进行综述，并对每种方法的优缺点及其适用情况进行了分析。

1、1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权重的确定根据原始数据来源的不同通常分为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以及组合赋权法［5］等三种方法。主观赋权法是由有丰富经验的专家通过主观判断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文献［6］、［7］用德尔菲法确定指标权重。文献［8］－［12］用层次分析法设定指标权重。罗毅［13］运用层次分析法结合德尔菲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其优点是能够充分利用专家的知识经验，并且可以结合实际情况，使最终的结果不至于和实际情况相悖。缺点是主观性太强，最终的评价结果取决于专家的经验。客观赋权法是根据各方案指标值差异的大小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差异越大则其权重越大，差异越小则其权重越小。张华一［14］用差异性权重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指标之间的差异性来反映指标的重要程度。李燕［15］用熵权法来确定指标权重，熵权法是基于信息熵的一种确权方法［16］。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受原始数据的影响较大，如果原始数据偏差较大，将严重影响评价结果的正确性，可能出现与人们的认识不一致的情况。其主要优点是客观性强，缺点是忽视了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因此可能出现权重的确定和实际情况不一致的情况，且计算方法比较繁杂。主客观综合赋权法较好的综合上述两种方法的特点，使主客观结合。朱勇［17］在其硕士论文中应用信息熵这一综合赋权方法来确定各指标权重，以此使指标的权重确定主客观统一。宋伶俐［18］采用层次分析法与变异系数法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根据其变异程度［19］，采用乘法合成的方法得到指标权重。这些采用主客观结合的方法能够使主客观因素相结合，使确定的权重更加科学、合理。

1、2电网建设项目排序

对电网建设项目进行优劣排序，首先需要对电网建设项目进行评价。文献［6］、［20］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电网建设项目进行评价。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电网建设项目进行评价，由于主观性太强，可能出现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情况，同时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这大大增加了计算量［21］。寇凌岳［22］采用专家群组决策法，能够将专家的知识经验和电网建设项目的特点相结合，但同层次分析法一样，主观性太强。为了避免专家的判断产生的误差，安磊［23］用三角模糊数对每个项目进行评价，优点是能有效避免由专家客观判断产生的误差，缺点是去模糊值精确化时容易丢掉部分信息。文献［17］、［24］－［25］用逼近理想法来进行决策，逼近理想法能够平衡某一突出指标对整体产生的影响［26］。张华一［14］采用VIKOR法对电网建设项目进行评价，VIKOR法是一种逼近理想解的评价方法［27］。采用VIKOR法来进行决策能够避免传统决策方法用优质指标补偿劣质指标的弊端［28］，既考虑了综合水平又避免了最优项目组合存在劣质指标的问题。文献［8］、［29］－［30］将灰色关联理论引入到电网建设项目投资决策当中。优点是对数据要求小［31］，能够处理信息模糊的灰色系统［32］。且这种模型能够解决一般的数学合并运算带来的误差，但是计算过程复杂，仅适用于较少项目的决策。文献［33］、［34］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电网建设项目进行评价，能较好的解决电网建设项目相关属性具有模糊性的问题。运用多属性决策模型来对电网建设项目进行排序，仅适用于项目的个数是有限的，且比较少的情况。从众多的候选项目中选择建设项目，多属性决策模型存在明显的不足。

2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多目标决策模型

电网建设项目多目标决策模型的核心是通过运筹优化方法，从众多的电网建设项目中选择最优的项目组合。在对电网建设项目进行多目标决策的过程中，一般步骤是首先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模型的目标函数以及约束条件，最后通过求解得到最优的投资组合。本文对多目标决策模型中目标函数以及约束条件的设立情况进行综述，并对其优点和不足进行分析。在对电网建设项目进行优化过程中，大部分学者用净现值NPV来衡量项目的经济性，将NPV最大化作为其中一个目标函数［2－3，11，23，35－39］。其中安磊［23］考虑到不同区域的情况，以整个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以每个区域的总投资和每个区域的用电量需求为约束条件，建立了项目组合优化模型。何琬［34］等以最大化利润和最大化资产规模为目标构建了电网企业综合计划平衡的双目标优化模型。袁学士［35］等除考虑经济效益最大化外，还提出决策方案对社会的影响最小这一目标，以总的电网容量和投资额为约束条件建立电网项目投资组合模型。张浩［36］等考虑到收益和风险的权衡关系，用协方差来衡量项目的风险。建立了以收益最大，风险最小为目标函数，以资金限制为约束条件的电网建设项目投资组合的双目标规划模型。董军［38］等用净现值来表现其经济性，用容载比将可靠性经济化，用缺电成本来衡量其对社会的影响，将资金约束作为罚函数出现，建立了优化模型。文献［3］、［40］等将发展能力以及可靠性引入目标函数，建立了以经济效益最大化，发展能力最大化，电网可靠性最大化为目标的多目标投资优化模型。此外，汤亚芳［41］用年益本比来衡量项目的经济性，建立了以年益本比最大为目标函数，以财务效益、负荷需求、资金，以及项目关系作为约束条件的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模型。田廓［42］用期望收益率来衡量项目的经济性，将期望收益率最大作为目标函数，将资金和风险作为约束条件来建立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模型，并且考虑了可能剩余的投资资金所能带来的收益。在对电网建设项目进行优化组合的过程中，除将经济效益最大作为目标函数之外，荆朝霞等［9］将项目的迫切度引入到目标函数之中，建立了以迫切度改善最大为目标函数，以项目的总投资为约束条件的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模型。刘文霞［43］建立了以最低风险为目标的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模型。甘德一［20］等采用了对项目的各种组合情况进行列举的方法，分别计算出各种组合的目标函数和风险值，来确定最优投资组合。但是这种列举方法应用范围比较局限，需要对每一种组合情况列举出来，因此其只适用于少数项目的选择问题。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电网建设项目的目标为经济最大化，较少文献考虑到电网建设项目的风险，由于电网建设项目存在工期长、投资大、技术难度较高等特点，导致其风险较大，因此，在电网建设项目的选择中要将风险因素放在重要的位置。其次，在对电网建设项目的风险进行衡量的时候往往采用的是方差、协方差等经济性指标，而电网建设项目是一个复杂系统，其风险因素多种多样，仅用经济性风险衡量电网建设项目的风险对其进行优化过于片面。

3模型求解软件及算法

在求解电网建设项目的多目标决策模型时，常用的有将多目标转化为单目标进行求解和运用智能优化算法两种方式。将多目标优化问题求解转化为单目标求解属于传统的求解方法。张浩［36］将投资者的收益和风险的偏好程度考虑在内，采用偏好系数加权法，而崔巍［3］考虑到实际情况的不同，采用变权理论，杨海峰［39］采用加权系数法将多目标决策模型转化为单目标模型。但这种转化求解的方法，很难找到合理的权重，也不能保证其优化性。目前在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多目标模型的求解中应用比较多的智能算法有遗传算法［30，33，36］。遗传算法简单通用，被广泛应用到解决各种复杂的优化问题中。但遗传算法耗时较长且容易导致局部最优解，针对此问题，刘文霞［43］将复合型算法和遗传算法相结合得出复合型遗传算法来对目标函数进行求解。除此之外，葛少云等［4］为了避免电网出现局部发展瓶颈，同时提高优化过程的效率，采用了混沌人工蜂群算法。运用智能算法能大大提高运算效率及精度。

4总结与展望

4、1总结

本文对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的多属性决策模型和多目标决策模型进行了综述，分析了每一种模型的研究现状，适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现总结如下：1）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的多属性决策模型适用于对较少的电网建设项目进行排序。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指标权重的确定方面，缺少能够结合电网建设项目的特点，使主客观结合的赋权法的研究。2）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的多目标决策模型可适用于较多项目的优选。该模型目前存在较少考虑项目的风险，以及用单纯的经济风险来衡量电网建设项目的风险的问题。电网建设项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风险因素种类繁多，仅用经济风险来衡量项目的风险进行投资优化过于片面。3）在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中较少考虑到项目的地区分配问题，项目建设的迫切度问题，以及项目之间的相互影响等。因此，筛选出的理想模型可能与现实存在偏差。

4、2展望

随着电网建设步伐的加快，未来对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的研究将不断改进、深化，跟上电网建设的步伐。根据以上对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的研究现状分析，建议其未来的研究重点放在以下几点：1）研究电网建设项目的综合风险，在投资优化中用综合风险来替代单纯的经济风险，使优化结果更加科学、全面。同时，高收益的项目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因此，如何平衡风险和收益将是未来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的研究重点。2）电网建设项目投资优化要考虑到地区分配的问题，否则会导致有些地区建设过度，电网容量过剩，而有些地区建设不足，导致电网容量不足的问题。电网建设项目与地区的用电需求有关，有的项目必须马上建设，因此，项目的迫切度不同，在进行优化的时候要考虑到项目建设的迫切度问题。3）电网建设项目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项目之间会存在相互影响。因此，在投资优化时如何考虑进去项目之间的相互影响将有待进一步研究。4）目前电网建设项目优化各模型的工作均具有重复性，若某一条件改变，则需要重新进行优化选择。因此，建立一套可根据各条件变化来智能选择的投资优化体系将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5

关键词：投资战略；投资形成战略；空间投资战略；产业投资战略

作者简介：黄 磊，山东财政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济南 250014）。

一、关于投资形成战略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培育和不断壮大投资形成能力无疑具有突出的意义。在未来的投资战略设计中，促进投资高水平形成是不可回避且必须着力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妥善解决以下两大问题。

（一）投资形成总水平的合理确定

投资形成总水平的适度化取决于对这样几个因素的准确测度：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全社会潜在投资资源的存量；社会对潜在投资存量的实际动员能力。由于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处于经济加速起飞阶段，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扩张几乎不存在动力抑制，即投资的客观需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无限制的，因而合理确定投资形成的总水平，关键是把握住投资形成的条件和能力，即主要应建立在对后两个因素准确分析的基础上。

一般地说，要确定潜在投资资源总量的边界受哪些基本方面的制约并不困难，它大致等于国民收入中剔除消费等其他必要的非积累性分配内容后的余额、可运用的折旧基金数量、由消费延迟及沉淀后直接或间接向投资转化的数额，以及可从国外流入的投资之和。然而，如果缺少审慎和系统的测算依据，仍不可能找到潜在投资数量的准确界限。例如，确定投资从国民收入中可分离出来的数量，需要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度处理问题；确定折旧中的投资潜在形成量，既涉及到折旧存量的充分动用、逐期补偿保障问题，又涉及到对资本折旧加速趋势的准确把握问题；确定消费向投资转化的数量水平，则要考虑消费基金总规模、分配结构、边际消费倾向、储蓄动因与结构及其他各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约因素；而从境外形成投资，则需要对投资环境发展动态及对国外游资的变动状况进行准确分析。

潜在的社会投资资源量并不等于实际的投资形成量，很简单，社会对这一潜在存量的实际动员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是十分充分的。因此，在制定投资形成战略时，除了根据各种相关因素准确地测算出投资资源存量边界外，还必须着重分析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这些潜在资源的实际动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应着重分析这样几方面的条件：一是资金市场融资功能的强弱及其充分释放的保障程度；二是微观经济主体自其内部进行积累的主动性与能力；三是国家在社会投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直接干预能力及组织调度能量的大小。

（二）投资形成的结构优化

投资可以形成于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形成的投资，在数量水平、流量稳定性及运用效应的优劣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故投资形成结构的优化，是设计投资形成战略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投资形成的渠道可以从两种涵义上理解：一是以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各构成部分包括国际资本流入部分为分析对象的投资价值源流；二是指能够使潜在投资资源真正得到动员、最终进入社会投资领域的、与一定的经济主体或融资系统相关联的原始供给渠道，亦即融资实现的渠道。鉴于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形成的投资数量水平实际上缺乏弹性，主要适于抽象的理论分析，而特定投资形成目标的实现保障更现实地取决于各种融资途径的状态，投资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也主要体现在各种融资信用活动中，故这里的讨论主要是指后一种意义的投资形成渠道及其结构优化问题。其中，以下两点无疑应是战略设计者考虑的重点：

一是保证投资按预期战略目标形成的融通渠道完善问题。这属于投资形成结构要素优化的范畴。目前我国的投资融通渠道已多元化，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新渠道（如证券市场等）大多尚不够通畅或容量相当有限，其功能尚无法充分释放；同时还有一些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遍运用的投资融通方式在我国尚未规模化、规范化地出现；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发展态势进行投资融通渠道的创新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外，资金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准入水平也还相当低。这样一种存在诸多空白和缺陷的融资系统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既有的投资潜量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动员，这本身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实际投资要素供给能力不足的基本原因之一。要适应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促进投资充分形成，首先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形成尽可能全面、高效、有自身特色的融资渠道系统上。在未来的投资战略选择中，扩大我国投资融通渠道包括工具体系，形成功能强大的融资系统的目标，予以专门的规划，并设计出强有力的推进措施，无疑是投资形成战略中需要着重研究部署的问题。

二是不同融资渠道在社会投资形成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间比例关系的合理确定问题。面对新世纪发展需要的融资系统是建立在经济运行市场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结构的优化在保证投资形成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必须能够全面适应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显然，提供不同投融资服务的资金市场必须在投资形成渠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资金市场本身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它们所提供的不同的服务对投资形成的意义显然不尽相同。同时，不同的市场部分在发展、培育的条件与难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确定出应着重发展的市场类型。从促进投资形成的角度上说，证券市场等长期资金市场显然应是重点发展的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纪我们将面临大幅度的经济推进要求，而我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投资领域在经由市场导向时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政府可以直接动员的投资资源显然也必须保持相当的比重。但如果政府对社会财力的集中过度，或多或少都会对培育企业投资主体、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确立市场形成投资与政府直接动员投资之间的最优动态比例包括其实现的保障，就需要结合不同投资主体的分工范围、投资结构战略、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及市场机制发育的实际状况来慎重考虑。

二、关于空间投资战略

生产力布局状况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科学地制定长期的空间投资战略极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空间投资战略确定依据的合理设定

科学地制定空间投资战略，其前提是明确这一战略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能的选择角度大致有三：其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的效益目标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其二，以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为主要基点，兼顾效益目标；其三，兼顾效益目标与地区均衡发展双重目标，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从理论上说，第三种选择角度似乎不偏不倚，最能体现出公平性，也是许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教科书宣传的信条。但事实上，这种模棱两可、无所侧重的原则在实践中几乎等于无原则，既不能有效地促进效益目标实现，也不能真正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均衡化的实现。而前两个选择角度，本身并不排斥效益与均衡的结合，作为原则又是具有明确侧重点的，其操作过程也便于规范。由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有其特定的不均衡性，对应的战略选择也从来都是有所侧重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面向新世纪的空间投资战略设计的出发点，还是应当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比较效益目标，在此前提下兼顾地区经济均衡化目标。

（二）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对某些关系的合理处理

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更现实的问题，是明确地规划出投资的空间结构。这里我们并不企图勾勒出这一结构的框架，仅提出在这一结构确定过程中常被忽视而实际意义又十分突出的几个关系，以期引起设计者的重视。

其一，宏观角度的地区投资分工优化与实际宏观集成效益的非拟合性问题。由局部利益最大化动机导致的不同地区投资的雷同化，固然不符合整体的投资效益实现要求，而按照分工协作要求形成的理论上的区域投资专业化，也未必能保证宏观投资集成效益的最优化。如果目前实际存在的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封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区域投资分工后形成的地区产业结构，显然就不能达到预期的宏观效益目标，甚至由于基于分工要求实现的各地区产业体系的相对单一化，还可能导致宏观与地区自身投资效益普遍的下降。因此，在设计地区投资分工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之间进行协作沟通的条件问题，即推进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须建立在区域经济联系渠道通畅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战略规划中只单一地强调地区优势的发挥和分工，而不考虑协作进行的条件，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宏观效益损失。需要顺带指出的是，地区之间经济沟通、协作关系的强弱，既取决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性，也取决于某些硬环境条件，如交通设施、信息通讯手段的健全、充分。有鉴于此，任何地区，无论其投资和发展的具体优势何在，都应当同时把现代交通、通讯、信息产业等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

其二，地区投资分工与区域内经济体系相对完整化矛盾的处理问题。总体分工要求进行的区域投资战略设计，必然带来地区投资内容的相对集中化。与前一点相关，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背景下，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互补来解决；但经济互补的实现，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充分的；至少，在满足各地区发展需要的及时性上就存在弱点；何况某些难以预料的经济异动，也完全可能导致相对单一的地区经济在某一时期陷入某种程度的萧条甚至瘫痪状态中。同时，由于价格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某些地区在宏观角度上确立的发展优势特别是资源优势所在，投资实施后短期内未必能为地区带来比较效益，因而它还可能影响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这样，地区内经济体系在各有侧重基础上的相对健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客观要求，而这与实现地区分工的战略无疑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强调地区投资分工的战略不能走极端，它并不意味着对地区经济体系化的忽视，只不过地区经济体系的健全，应当围绕着优势或主导产业而逐步拓展形成，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比重应有较大区别罢了。在投资形成总量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确定各地区优势、主导产业与一般性产业的比例关系，也是设计空间投资分布战略时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地区资源优势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资源优势利用的空间投资分布战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突出且具有长期性的。鉴于经济增长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质量的极为突出的因素，新世纪人类自身生存环境质量的优劣也将成为更重要的发展质量指标，生态环境保护和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而在空间投资战略的设计过程中，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虽然早已被人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但在以往实际的投资战略规划中却常常被忽视。有鉴于此，在设计投资空间分布战略时，需要对此确定明晰的准则与规范，并作出系统而严格的处理与稽核规定。

（三）对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提高要求的合理满足

以追求比较效益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投资战略，或多或少会带来某些地区发展速度的相对缓滞，甚至可能导致其难以自我满足区内社会福利提高的目标，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马太效应，成为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经济运行的组织管理和利益协调者，必须承担满足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与其他地区同步提高要求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滞后地区通常也是过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中央对其传统的扶持方法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但仅此显然是不够的。可以考虑采取的其他政策是：降低中央对投资滞后地区收入的集中度，实行特殊的税收返还制度以确保这些地区的政府对其区内形成的税收保有高于一般地区的水平；对其优势资源实行流出保护政策（侧重于优势资源流出的高收益保障而非限制其流出）；实行重点发展地区部分投资收益向投资滞后地区直接进行转移流动的责任制度（在理论上，这实际上是对后者发展机遇损失的必要补偿，同时也是为了在国家财力集中量有限的背景下，满足必要的转移性支付需要）；允许产业政策确定的产业发展序列在这些地区执行时具有较大的弹性，以使其有限的投资集中用于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的产业领域；鼓励来自境外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性投资以更高的比例流入这类地区等。采取上述措施，可有效地缓解投资发展滞后地区社会福利增长目标实现的压力，体现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三、关于产业投资战略

投资战略设计过程中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内容，是投资在产业领域之间的合理分布。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标准与基本目标的确立

制定产业投资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以什么为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投资优化目标的确定问题。面向新世纪的产业投资战略，可以有以下多重的优化标准和目标：一是实现既有产业体系相互间的发展均衡；二是追踪世界产业发展的新动态，适应国际潮流和现代化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与重组，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推动高效益产业的快速发展；三是分析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优势所在，集中力量扶持发展某些创新的和可望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的产业，以体现超前发展的战略意图；四是促进我国产业走向国际化经营，以实现对国际市场的高比例占领，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效益；五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注意发挥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保持对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六是产业投资分布格局的设计除应明确体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外，还应更加突出对社会发展质量的直接改善目标。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6

关键词：投资战略；投资形成战略；空间投资战略；产业投资战略

作者简介：黄磊，山东财政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济南250014）。

一、关于投资形成战略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培育和不断壮大投资形成能力无疑具有突出的意义。在未来的投资战略设计中，促进投资高水平形成是不可回避且必须着力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妥善解决以下两大问题。

（一）投资形成总水平的合理确定

投资形成总水平的适度化取决于对这样几个因素的准确测度：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全社会潜在投资资源的存量；社会对潜在投资存量的实际动员能力。由于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处于经济加速起飞阶段，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扩张几乎不存在动力抑制，即投资的客观需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无限制的，因而合理确定投资形成的总水平，关键是把握住投资形成的条件和能力，即主要应建立在对后两个因素准确分析的基础上。

一般地说，要确定潜在投资资源总量的边界受哪些基本方面的制约并不困难，它大致等于国民收入中剔除消费等其他必要的非积累性分配内容后的余额、可运用的折旧基金数量、由消费延迟及沉淀后直接或间接向投资转化的数额，以及可从国外流入的投资之和。然而，如果缺少审慎和系统的测算依据，仍不可能找到潜在投资数量的准确界限。例如，确定投资从国民收入中可分离出来的数量，需要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度处理问题；确定折旧中的投资潜在形成量，既涉及到折旧存量的充分动用、逐期补偿保障问题，又涉及到对资本折旧加速趋势的准确把握问题；确定消费向投资转化的数量水平，则要考虑消费基金总规模、分配结构、边际消费倾向、储蓄动因与结构及其他各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约因素；而从境外形成投资，则需要对投资环境发展动态及对国外游资的变动状况进行准确分析。

潜在的社会投资资源量并不等于实际的投资形成量，很简单，社会对这一潜在存量的实际动员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是十分充分的。因此，在制定投资形成战略时，除了根据各种相关因素准确地测算出投资资源存量边界外，还必须着重分析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这些潜在资源的实际动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应着重分析这样几方面的条件：一是资金市场融资功能的强弱及其充分释放的保障程度；二是微观经济主体自其内部进行积累的主动性与能力；三是国家在社会投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直接干预能力及组织调度能量的大小。

（二）投资形成的结构优化

投资可以形成于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形成的投资，在数量水平、流量稳定性及运用效应的优劣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故投资形成结构的优化，是设计投资形成战略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投资形成的渠道可以从两种涵义上理解：一是以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各构成部分包括国际资本流入部分为分析对象的投资价值源流；二是指能够使潜在投资资源真正得到动员、最终进入社会投资领域的、与一定的经济主体或融资系统相关联的原始供给渠道，亦即融资实现的渠道。鉴于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形成的投资数量水平实际上缺乏弹性，主要适于抽象的理论分析，而特定投资形成目标的实现保障更现实地取决于各种融资途径的状态，投资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也主要体现在各种融资信用活动中，故这里的讨论主要是指后一种意义的投资形成渠道及其结构优化问题。其中，以下两点无疑应是战略设计者考虑的重点：

一是保证投资按预期战略目标形成的融通渠道完善问题。这属于投资形成结构要素优化的范畴。目前我国的投资融通渠道已多元化，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新渠道（如证券市场等）大多尚不够通畅或容量相当有限，其功能尚无法充分释放；同时还有一些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遍运用的投资融通方式在我国尚未规模化、规范化地出现；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发展态势进行投资融通渠道的创新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外，资金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准入水平也还相当低。这样一种存在诸多空白和缺陷的融资系统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既有的投资潜量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动员，这本身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实际投资要素供给能力不足的基本原因之一。要适应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促进投资充分形成，首先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形成尽可能全面、高效、有自身特色的融资渠道系统上。在未来的投资战略选择中，扩大我国投资融通渠道包括工具体系，形成功能强大的融资系统的目标，予以专门的规划，并设计出强有力的推进措施，无疑是投资形成战略中需要着重研究部署的问题。

二是不同融资渠道在社会投资形成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间比例关系的合理确定问题。面对新世纪发展需要的融资系统是建立在经济运行市场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结构的优化在保证投资形成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必须能够全面适应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显然，提供不同投融资服务的资金市场必须在投资形成渠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资金市场本身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它们所提供的不同的服务对投资形成的意义显然不尽相同。同时，不同的市场部分在发展、培育的条件与难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确定出应着重发展的市场类型。从促进投资形成的角度上说，证券市场等长期资金市场显然应是重点发展的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纪我们将面临大幅度的经济推进要求，而我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投资领域在经由市场导向时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政府可以直接动员的投资资源显然也必须保持相当的比重。但如果政府对社会财力的集中过度，或多或少都会对培育企业投资主体、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确立市场形成投资与政府直接动员投资之间的最优动态比例包括其实现的保障，就需要结合不同投资主体的分工范围、投资结构战略、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及市场机制发育的实际状况来慎重考虑。

二、关于空间投资战略

生产力布局状况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科学地制定长期的空间投资战略极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空间投资战略确定依据的合理设定

科学地制定空间投资战略，其前提是明确这一战略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能的选择角度大致有三：其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的效益目标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其二，以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为主要基点，兼顾效益目标；其三，兼顾效益目标与地区均衡发展双重目标，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从理论上说，第三种选择角度似乎不偏不倚，最能体现出公平性，也是许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教科书宣传的信条。但事实上，这种模棱两可、无所侧重的原则在实践中几乎等于无原则，既不能有效地促进效益目标实现，也不能真正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均衡化的实现。而前两个选择角度，本身并不排斥效益与均衡的结合，作为原则又是具有明确侧重点的，其操作过程也便于规范。由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有其特定的不均衡性，对应的战略选择也从来都是有所侧重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面向新世纪的空间投资战略设计的出发点，还是应当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比较效益目标，在此前提下兼顾地区经济均衡化目标。

（二）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对某些关系的合理处理

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更现实的问题，是明确地规划出投资的空间结构。这里我们并不企图勾勒出这一结构的框架，仅提出在这一结构确定过程中常被忽视而实际意义又十分突出的几个关系，以期引起设计者的重视。

其一，宏观角度的地区投资分工优化与实际宏观集成效益的非拟合性问题。由局部利益最大化动机导致的不同地区投资的雷同化，固然不符合整体的投资效益实现要求，而按照分工协作要求形成的理论上的区域投资专业化，也未必能保证宏观投资集成效益的最优化。如果目前实际存在的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封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区域投资分工后形成的地区产业结构，显然就不能达到预期的宏观效益目标，甚至由于基于分工要求实现的各地区产业体系的相对单一化，还可能导致宏观与地区自身投资效益普遍的下降。因此，在设计地区投资分工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之间进行协作沟通的条件问题，即推进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须建立在区域经济联系渠道通畅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战略规划中只单一地强调地区优势的发挥和分工，而不考虑协作进行的条件，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宏观效益损失。需要顺带指出的是，地区之间经济沟通、协作关系的强弱，既取决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性，也取决于某些硬环境条件，如交通设施、信息通讯手段的健全、充分。有鉴于此，任何地区，无论其投资和发展的具体优势何在，都应当同时把现代交通、通讯、信息产业等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

其二，地区投资分工与区域内经济体系相对完整化矛盾的处理问题。总体分工要求进行的区域投资战略设计，必然带来地区投资内容的相对集中化。与前一点相关，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背景下，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互补来解决；但经济互补的实现，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充分的；至少，在满足各地区发展需要的及时性上就存在弱点；何况某些难以预料的经济异动，也完全可能导致相对单一的地区经济在某一时期陷入某种程度的萧条甚至瘫痪状态中。同时，由于价格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某些地区在宏观角度上确立的发展优势特别是资源优势所在，投资实施后短期内未必能为地区带来比较效益，因而它还可能影响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这样，地区内经济体系在各有侧重基础上的相对健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客观要求，而这与实现地区分工的战略无疑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强调地区投资分工的战略不能走极端，它并不意味着对地区经济体系化的忽视，只不过地区经济体系的健全，应当围绕着优势或主导产业而逐步拓展形成，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比重应有较大区别罢了。在投资形成总量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确定各地区优势、主导产业与一般性产业的比例关系，也是设计空间投资分布战略时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地区资源优势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资源优势利用的空间投资分布战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突出且具有长期性的。鉴于经济增长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质量的极为突出的因素，新世纪人类自身生存环境质量的优劣也将成为更重要的发展质量指标，生态环境保护和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而在空间投资战略的设计过程中，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虽然早已被人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但在以往实际的投资战略规划中却常常被忽视。有鉴于此，在设计投资空间分布战略时，需要对此确定明晰的准则与规范，并作出系统而严格的处理与稽核规定。

（三）对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提高要求的合理满足

以追求比较效益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投资战略，或多或少会带来某些地区发展速度的相对缓滞，甚至可能导致其难以自我满足区内社会福利提高的目标，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马太效应，成为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经济运行的组织管理和利益协调者，必须承担满足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与其他地区同步提高要求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滞后地区通常也是过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中央对其传统的扶持方法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但仅此显然是不够的。可以考虑采取的其他政策是：降低中央对投资滞后地区收入的集中度，实行特殊的税收返还制度以确保这些地区的政府对其区内形成的税收保有高于一般地区的水平；对其优势资源实行流出保护政策（侧重于优势资源流出的高收益保障而非限制其流出）；实行重点发展地区部分投资收益向投资滞后地区直接进行转移流动的责任制度（在理论上，这实际上是对后者发展机遇损失的必要补偿，同时也是为了在国家财力集中量有限的背景下，满足必要的转移性支付需要）；允许产业政策确定的产业发展序列在这些地区执行时具有较大的弹性，以使其有限的投资集中用于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的产业领域；鼓励来自境外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性投资以更高的比例流入这类地区等。采取上述措施，可有效地缓解投资发展滞后地区社会福利增长目标实现的压力，体现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三、关于产业投资战略

投资战略设计过程中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内容，是投资在产业领域之间的合理分布。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标准与基本目标的确立

制定产业投资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以什么为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投资优化目标的确定问题。面向新世纪的产业投资战略，可以有以下多重的优化标准和目标：一是实现既有产业体系相互间的发展均衡；二是追踪世界产业发展的新动态，适应国际潮流和现代化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与重组，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推动高效益产业的快速发展；三是分析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优势所在，集中力量扶持发展某些创新的和可望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的产业，以体现超前发展的战略意图；四是促进我国产业走向国际化经营，以实现对国际市场的高比例占领，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效益；五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注意发挥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保持对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六是产业投资分布格局的设计除应明确体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外，还应更加突出对社会发展质量的直接改善目标。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7

一、价值投资理论与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比较 (一)价值投资理论 价值投资理论是1934年由本杰明•格雷厄姆与戴维•多德在他们合写的被誉为投资圣经;的《证券分析》(SecurityAnalysis)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价值投资理论主张，投资者的注意力不要放在股票市场行情变化上，而要放在股票背后的企业身上。 在本杰明•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理论之后，沃伦•巴菲特、格伦•格林伯格、彼得•林奇等投资家又进一步发展了价值投资理论，将企业的成长性也纳入价值投资的思维，并且运用理论指导投资实践中并取得了丰厚的投资收益。巴菲特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时以最为精炼的语言表达价值投资:一看一家公司未来510年的发展，二是价格要合适，三是公司要信得过;。价值投资理论认为: (1)市场是非完全有效的，至少某些时候是无效的。价值投资理论认为将所有投资者都假设为理性投资者的假设是错误的，正因为市场的非有效性，才会经常给价值投资者提供买入证券的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机会，也提供了卖出证券的价格高于内在价值的机会。 (2)奉行积极的投资策略。与证券市场并非是有效的市场理论假设相对应的是，价值投资理论就是要寻找被市场低估的证券，因此采取的是积极的投资策略。 (3)把风险定义为公司经营业绩与预测发生较大的偏离。价值投资理论认为股价波动是难以准确预测的，尽管股价长期来说具有向价值回归的趋势，但如何回归、何时回归是不确定的。因此价值投资把风险定义为公司经营业绩与预测发生较大的偏离，其把重点放在公司业绩的研究上，将公司定价与留有足够的安全边际作为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 (二)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 1、科维茨模型 现资组合理论起源于马柯维兹于1952年发表的《证券组合选择》一文，提出了投资组合具有降低证券投资活动风险的作用机制的结论，最优证券的组合投资是为了实现风险一定情况下的收益最大化或收益一定情况下的风险最小化。 马柯威茨模型以期望收益率(亦称收益率均值)来衡量未来收益率的总体水平，以收益率的方差(或标准差)来衡量收益率的不确定性(风险)，其推导出的最优证券组合是无差异曲线族与有效边界相切的切点所对应的组合。 马柯威茨均值方差模型提供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原理投资组合的风险分散原理。该原理认为:选择相关程度较低的证券构建多样化的证券组合，组合的总体方差就会得到改善，风险就会分散。 2、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马柯维兹的均值方差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夏普、林特纳、莫辛等人对资本市场总体定价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CAPM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明确了切点组合结构，提出并证明了分离定理;(2)提出了度量投资风险的新参数:βi=Cov(Ri，Rm)/Sm;(3)提出了一种简化形式的单因素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认为最优证券组合是无差异曲线与证券市场线(有效边界)的相切点。单因素模型后来又被推广为多因素模型。 (三)价值投资理论与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对立 通过对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与价值投资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间的区别。 1、对市场是否为一个效率市场的观点不同 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假设投资者是理性人，认为市场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因此不可能长期战胜市场。而价值投资理论认为市场并非有效的，投资者由于受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信息不完全的限制、时间不足的限制以及心理偏差的限制，将不可能立即对全部公开信息做出反应，市场经常会犯错误。 2、对待风险的观点不同 例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理论的风险度量指标β系数是证券i与市场证券组合m收益之间的协方差除以市场证券组合m收益的方差。在无分红的情况下，收益=(期末价格期初价格)/期初价格，因此其度量的是证券i相对市场综合指数的波动幅度，相对综合指数波动大的风险大;反之，风险小。因此，其实质是衡量股票价格的波动率。 价值投资者并不非常关注股票价格的波动率，他们关注的是和股票密切联系的上市公司，关注的是上市公司的业绩与成长。因此，他们认为投资的风险是上市公司亏损或者上市公司的实际业绩比预测的业绩低了很多。巴菲特指出了β值的荒谬，他说:一个相对市场已经陡直下跌的股票在低价位时比它在高价位时变得‘更有风险了’;。［1］ 这就是β值如何度量风险的。同样毫无帮助的是，β值不能区分卖宠物石或呼拉圈的单一产品玩具公司与另一家大富翁游戏或者芭比娃娃的玩具公司之间的内在风险;。但是普通投资者能够通过考虑消费者行为以及消费产品公司的竞争力方法来做区分，而且还可以断定何时股票价格暴跌意味着买入的机会。 3、对待最优证券投资组合的处理不同 现代证券投资组合是通过无差异曲线与有效边界的相切点得出的，不同的投资者因为其对收益与风险的投资偏好不同，因而最优证券投资组合也不同，因此最优证券投资组合有无数种。而价值投资者对待价值的判定非常接近，一种证券如果具有投资价值，那么绝大多数价值投资者也会认为其具有投资价值，因此其最优证券投资组合可以只有一个。 (四)两种投资理论的优缺点 #p#分页标题#e# 综上所述，现资组合理论采取了定量分析最优证券投资组合，提出了投资分散化理论，这些对于我们进行最优证券投资组合都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但是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在对待市场的效率性、对待风险的测评以及组合的构建方面和价值投资组合有很大的不同。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存在着在风险的度量上更多考虑市场价格因素、不同时期β系数差别、无差异曲线的测定、期望值的概率预测等问题。 而价值投资理论并不太关注股价的波动而更关注公司的经营。价值投资者认为，投资这一行为应是根据详尽的分析，使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有保证的操作;。显然，价值投资理论更加接近股票投资的本质。 在全球证券投资实践过程中，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价值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在其过去的46年投资过程中，年均复利收益率高过市场指数收益率10%以上，价值投资理论战胜了效率市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易祖琼以19982009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所有股票数据为样本，采取国外学者最常用的四个指标B/M(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与市值的比率)、E/P(每股收益与价格的比率)、S/P(每股主营业务利润与价格比)和C/P(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与价格比)构建价值型投资组合与成长型投资组合，并比较这两种投资组合在样本期间的收益率情况，得出基于B/M、S/P和C/P构建的价值型投资组合能够在大多数年份明显的战胜成长型投资组合，获得超额收益率［2］。此外，中国地质大学的孙美运用市净率模型实证了价值投资在我国具有适用性，即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价值投资都表现出强劲的势头。［3］ 然而，传统的价值投资理论虽然也设计投资组合，但基本上是依据主观与定性化的方法来构建，其风险控制与收益的保障基本靠对投资对象的把握来实现。随着现代金融市场产品的不断出现，以及市场体系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市场的一体化，价值投资者仅靠对个别投资对象的研究和管理已难以有效地控制风险、追求收益的最大化。 二、基于价值投资理论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的构建 (一)构建思路 两种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各有其优缺点，本文试图吸收各自优点，以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论为基础，从理论上探讨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 在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中，就是要投资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公司，产业的稳定性以及投资的公司必须具有高而稳定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巴菲特所关注的。投资的公司必须具备投资价值，买入的股票价格必须低于测算出来的股票内在价值，并且留有安全边际;，中长期投资的股票必须有高过市场证券组合的投资期望报酬。 根据巴菲特的投资理论，我们吸收价值投资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优点，扬弃现代证券投资组合以价格波动率作为风险的度量，以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作为风险的度量，选取净资产收益率高、净资产收益率标准差低的公司来构建最优证券投资组合。由于所选的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波动很小，就可通过递推的方式预测出公司未来5－10年的投资期望收益率。我们可借用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方法推导出证券组合的收益率和证券组合的风险。最后，以在单位风险条件下最高投资回报率的那组股票作为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该组合的本质就是:组合之中的股票具有较高的持续竞争力并且定价被低估(投资回报率高)。这样我们就既保留了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论的精华，又将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融合到了价值投资组合的构建中，实现了两者优势互补。 (二)基于价值投资理论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模型 1、模型构造的理论假设 一是证券市场并非是效率市场，我们可以通过主动性投资取得战胜市场指数投资收益率的超额收益率。 二是价值投资者是根据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持续竞争力，是否具有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并且公司业绩稳定来选择投资的股票。 三是价值投资者有共同的投资偏好，既考虑组合要战胜市场证券组合，取得令人满意的收入，又要考虑单位风险条件下的组合收益率要高，并依此构建投资组合。 2、单个证券风险度量指标 根据价值投资理论，度量投资一家公司的风险不是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率，而是买入的公司的经营业绩与预期的经营业绩间较大的偏离程度。同时，买入公司的股票应当具备长期稳定地增长，应当有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并且能够稳定地维持高的净资产收益率。根据上面的观点，可以根据较长时间的历史数据计算出一家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ROE)与标准差σ，在相同均值情况下，净资产收益率标准差大的公司风险较大。理由如下:EPS=B×ROE(1)g=b×ROE(2)EPS:每股收益;B:每股净资产;b:留存比率;g:利润增长率公式(1)证明了一家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关系密切，当一家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大幅度下跌，必然会影响到这家公司的每股收益。从公式(2)看到，一家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关系密切、净资产收益率高的公司，在留存比率相同的情况下净利润的增长率也高。也就是说，净资产收益率和反映一家公司业绩的每股收益以及这家公司的利润增长率正相关，净资产收益率波动大的公司，其经营业绩波动也大，偏离经营业绩的预测也高。另外在某一时点静态地看，股票的价格等于每股收益乘以这个行业的平均市盈率，联系公式(2)，可以看到一家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在每股净资产相同的情况下每股收益也越高，这家公司的定价也越高。另外，如果一家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波动越大，那么这家公司的股价波动性也越大。 因此，将净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σ作为风险度量的指标符合风险是与预期的经营业绩有较大偏离的假定，符合价值投资理念的风险定义。因此，可以确定一个基本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作为筛选的标准，例如ROE＞24%，选取(ROE－σ)/ROE＞0、80的股票作为构建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备选股票池的股票。#p#分页标题#e# 3、单个证券的期望收益率的度量 由于进入备选股票池的股票具有较高且稳定的净资产收益率，因此可以运用递推的方法计算单个证券的收益率。假设某公司目前的每股收益为净资产收益率为留存比率为每股净资产为D0，净资产收益率为ROE0，留存比率为b，每股净资产为NI0，在预测期间公司仍然保持原有净资产收益率，预测期限为n年，该行业股票的平均市盈率为S，目前股票价格为P0。 4、最优证券投资组合的构建根据模型假设，最优价值投资组合能够战胜市场指数且所有价值投资者具有共同的投资偏好，因此，基于价值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可转化为单位组合风险条件下组合收益率最高的一组组合。结合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当组合证券达到8－10只，投资的非系统风险就会得到极大地下降，而价值投资理论认为最好的公司不多，为了取得超额收益，一般采取相对集中的投资策略，吸取两者优点，从股票池中选取平均ROE＞24%且(ROE－σ)/ROE＞80%，期望收益率大于预期指数收益率的前8只股票，确定最优组合各股票的投资比例(股票数≤8)。 三、结论 本文将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与价值投资理论相结合，吸收各自优点推导出了基于价值投资理论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从表面上看，推导过程和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均值方差理论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实际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区别。 1、风险的定义与度量不同。现代证券投资组合风险的定义是股票期望收益率的标准差或者某股票价格波动相对市场证券组合的波动幅度之比，其本质是度量股票价格的波动率。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的风险度量是度量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波动率，本质是度量上市公司业绩的波动率。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起来。 2、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的目标函数和马科维茨的目标函数不同。马科维茨最优组合是无差异曲线和有效边界的相切点，不同投资偏好的投资者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是不同的。而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假定价值投资者对价值的判断基本一致，因此目标函数为单位组合风险下收益最高的一组组合，因此只有一个最优证券投资组合。 3、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抛弃了β系数的计算，避免了运用证券市场线构建投资组合时β系数稳定性的计算问题。 4、根据巴菲特看一家公司未来5－10年的发展的观点，以净资产收益率递推的方法计算未来5－10年投资收益率，并以此作为期望收益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传统的不变增长以及多元增长股价定价模型大多假定股息分派为无限期，因此定价模型和现实有差距。 通过对上证180指数的实证检验，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最优证券投资组合可以战胜市场证券组合，在承担较小风险程度下获得令人满意的投资回报率。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8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以争创首批中国旅游强县为契机，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提升我县旅游交通和人居生态环境为目的，以旅游发展为导向，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规划、分年实施，因地制宜、彰显特色，主动结合、广泛参与”的原则，以交通旅游干线为基础，以绿色美化为主体，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突出生态文化，美化人居环境，优化区域布局，加快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进一步改善生存生活环境，推动林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目标任务

通过绿色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全县提升150多个示范点绿色质量，带动全县10万亩森林质量及沿线绿化景观效果提升，到2015年，森林覆盖率由83、7%提高到85%，林分蓄积量由每亩3、08立方米提高到每亩4立方米以上，经济林面积比重由7%提高到9%，城市绿地率达35%以上，人均公共绿地由15平方米提高20平方米以上，使我县景区景点、百佳摄影点、百村千幢和新农村建设及周围环境绿色质量水平大幅提高，交通沿线森林景观明显改善，城镇绿化向纵深推进，“一路山水一路景”的交通旅游环境更加彰显，“中国画里乡村”和“世外桃源”的景致景观更加突出。

三、建设内

总投资15161万元，分五大重点，对全县七个乡镇的155个点（总面积9661亩）进行绿色质量提升：

（一）等重要景区景点绿色质量提升30个点，424亩，投资3880万元。

（二）百佳摄影点绿色质量提升6个点，93亩，投资1390万元。

（三）新农村建设绿色质量提升11个点，1410亩，投资2231、6万元。

（四）交通旅游干线两侧山场及其它绿色质量提升78个点，7261亩，投资2671、4万元。重点围绕4个节点周边山场，主要分布在渔亭镇的团结村，桃源村；西递镇的西递村；镇的镇的村。交通沿线及其它绿色质量提升以省道S326线和S218线及旅游干线石小线、宏儒公路为主题，覆盖县道黟七公路和环城公路。

（五）城镇绿色质量提升30个点，473亩，投资4988万元。主要分布在镇的五东殿工业园区和城南开发区。

四、实施步骤

（一）建设实施阶段（2010年9月到2013年12月）

1、2010年9月—2011年12月

完成绿色质量提升60个点，面积4380亩，投资额4791、1万元，其中，景区景点15个，面积120亩，投资额1042、5万元；百佳摄影点3个，面积61亩，投资额706万元，新农村建设5个，面积568亩，投资额1642万元，交通（旅游）干线两侧山场及其它32个，面积3565亩，投资额576、6万元。城镇绿色5个，面积66亩，投资额824万元。

2、2012年1月—2012年12月

完成绿色质量提升50个点，面积3139亩，投资额3972、3万元，其中，景区景点10个，面积124亩，投资额1067、50万元；百佳摄影点1个，面积20亩，投资额100万元；新农村建设6个，面积842亩，投资额169、6万元；交通（旅游）干线两侧山场及其他18个，面积1936亩，投资额961、2万元。城镇绿色质量提升15个，面积217亩，投资额1674万元。

3、2013年1月—2013年12月

完成绿色质量提升45个点，面积2142亩，投资额3597、6万元，其中，景区景点5个，面积180亩，投资额1010万元；百佳摄影点2个，面积12亩，投资额264万元；交通（旅游）干线两侧山场及其它28个，面积1760亩，投资额733、6万元。城镇绿色质量提升10个，面积190亩，投资额1590万元。

（二）巩固提高阶段（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

1、巩固完善提高总投资2800万元，对所有提升点进行回头看，加强管理。

2、对已经列入绿色规划的区域实行精细化管理，对交通干线视线范围1公里内核心保护区，各地和相关部门将管理落实到位。

3、对规划山场，在达到绿色的前提下，不断进行补植补造，优化树种结构，达到生态效益第一；交通干线旅游干道两侧的面上绿色在树种上进行调优，提升档次和品位，巩固建设成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组织，制定实施方案。

成立以县委副书记为组长，分管县长为副组长，各相关部门单位为成员的县绿色质量提升行动领导组，领导全县绿色质量提升行动的规划和实施，并成立规划设计组、专家评审组、技术服务组、检查督查组、宣传报道组等五个具体工作班子，明确工作人员及职责。各乡镇、各单位也要成立相应领导和工作机构。

（二）搞好宣传发动，营造良好氛围。

实施交通干线绿色保护工程，对改善我县生态环境，展示新农村建设成就，促进全县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各乡镇和有关单位要强化交通干线绿色保护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报刊、电视、广播等各种媒体的作用，全方位、多渠道地宣传加强交通干线绿色保护的目的、意义，宣传林业建设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各乡镇要在所辖的交通干线醒目位置构筑永久性宣传牌。各乡镇和有关单位要耐心细致地对环境绿色活动进行部署，统一干部群众思想，赢得群众支持，引导群众积极配合、主动参与，营造浓厚的造林、护林、爱林氛围，掀起交通干线绿色保护新高潮。

（三）明确责任单位，确定专人负责。

各乡镇要切实落实辖区范围内的绿色质量提升建设任务，组织相关部门单位抓好绿色质量提升工程的实施；交通、公路部门负责交通（旅游）干线的实施；林业部门负责交通（旅游）干线两侧山场规划设计和技术指导；旅委、相关旅游公司负责景区景点绿色建设，农业委负责新农村建设，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开发区绿色建设。各责任单位要确定专人负责绿色质量提升工程建设。

（四）强化项目扶持，多方筹措资金。

明确责任，广开渠道，多方筹措资金。交通干线绿色保护工程建设资金投入，原则上按管辖范围和职责由各地各部门自行解决。同时要多种途径筹措建设资金。一是要从重要节点、景点建设资金中安排一定资金落实绿色质量提升工程建设。二是林业部门要把林业重点项目优先安排在主要交通干线沿线，以加快造林绿色进程；新村办要把交通干线沿线自然村优先纳入新农村“百村示范、千村整治”试点范围，以提高村庄绿色水平；农口其他部门要将项目资金优先向交通干线沿线重点倾斜，以推进沿线的环境综合整治；财政和林业部门要将生态公益林优先安排在主要交通干线和村庄周边，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绿色质量提升行动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