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的优势(精选8篇)
时间：2023-08-11
时间：2023-08-11
关键词：沿海经济带；外商直接投资；对策
江苏沿海地区包括南通、盐城和连云港三个城市，地处我国沿海、沿江、陇兰三大经济带的交汇处。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江苏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在江苏省经济发展的“低谷”，也是中国东部沿海经济成长的“断裂带”。江苏沿海的“洼地”经济成为江苏经济均衡发展的“瓶颈”。2004年，江苏省政府提出“要重新认识沿海的优势和加快沿海开发的战略意义，以加快发展为重点，全面推进沿海开发，把沿海建设成新兴的基础产业基地、重要的海洋产业集聚区、良好的生态功能区和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为加速江苏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江苏省“十一五”期间发展重心将转移到沿海和沿东陇海线。江苏沿海经济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
一、现状及问题
(一)江苏沿海经济带引资现状
近年来，随着沿海三市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开发步伐的不断加快，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长足发展。2002年以前，沿海三市利用外资的规模相对较小，均处于低水平引资状态。1999—2001年连云港引资合计2、68亿美元，盐城为5、76亿美元，南通为6、25亿美元。2002年以后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均有所增长，其中，南通利用外资出现大幅增长趋势。2003—2007年南通市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207、14％、39、53％、49、02％、68、08％和21、05％。2007年利用外资达到31、17亿美元，是2002年引资额的13倍。1999—2005年间盐城和连云港利用外资则处于相对较为平稳的低水平增长阶段。2005年后二市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2006年和2007年盐城利用外资达3、25亿美元和8、11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倍和1、5倍。连云港2006年和2007年利用外资也达3、46亿美元和7、38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82％和113、30％。尽管江苏沿海三市在引资规模上取得较大发展，但从全省角度看，沿海三市的利用外资情况仍处于较低水平。盐城和连云港在全省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中所占比重都在4％以下，南通2006年利用外资额最高水平也不过近全省fdi总额的15％，而仅苏州一市1999～2007年间利用外资竟高达全省fdi总额的近33％～45％。由此说明，江苏沿海三市在利用外资方面尚需进一步提高。
(二)江苏沿海三市与苏州、无锡、常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
1，沿海三市与苏锡常实际利用fdi数量比较。从利用外资角度来看，苏南地区苏锡常(苏州、无锡和常州)与沿海三市(南通、盐城和连云港)引进和利用外资存在相当大的差距。1999年至2002年间沿海三市引资相对趋稳，而2002年以后沿海三市引资增长态势比较明显，呈逐年上升的势头，反映江苏沿海三市在引资方面工作成效显著。苏锡常利用外资规模比南连盐三市要大得多，尤其是苏州市利用外资的规模更为突出，引资额占苏锡常三市总引资额的六成以上。1999年到2003年苏锡常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逐年上升趋势，2004年有所回落，从2003年的103、6l亿美元下滑到71、32亿美元。2005年到2007年间又表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且增长趋势更为显著。2007年苏锡常引资额达到117、7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3、62％，是1999年引资额的近三倍。由此可见苏锡常三市的引资势头是相当迅猛的。
2，江苏沿海三市与苏锡常利用fdi投资质量比较。利用外资的质量通常可从单项投资规模和资金到位率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单项投资规模可用“单位项目合同金额”指标来反映。资金到位率可用“实际利用外资与协议利用外资之比”来表示。从利用fdi单项投资规模来看，南通、盐城和连云港单项投资规模在2003年以前基本相当，2003年以后则出现较大变化。其中，南通的单项投资规模增长趋势较显著。南通、盐城和连云港三市总体上外资利用质量都在呈现上升态势。盐城的单项投资规模增长比较平稳，连云港单项投资规模2004年前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2004年以后则发展较快，超过盐城。2007年与盐城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达813万美元，说明连云港利用外资的质量有显著提高。南通在利用外资方面发展步伐一直较快，2003年以前与盐城和连云港相比单项投资规模基本相当，但2003年以后，南通利用外资的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居江苏沿海三市之首，且增长较快。2006年南通单项投资规模达到719、8万美元，超过了苏州698、1万美元和常州652、7万美元的水平。说明南通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利用质量2003年以后有了较大的提高。从利用fdi资金到位率比较分析，江苏沿海三市总体呈下降趋势，说明资金到位量在不断下降。盐城2004年后资金到位有下降趋势，2006年又开始平稳发展，但趋势平缓。南通和连云港的资金到位质量与盐城相比，则不甚理想。南通除1999年达到88％，1999～2007年资金到位率在29、2％～48、2％之间，未突破50％。连云港2001年和2002年资金到位率为57、4％和50、8％，2003—2007年资金到位率亦未超过50％。而苏州、无锡和常州的资金到位率2001年以前都在50％以上，2002～2003年基本都在50％左右徘徊，除常州2007年达到50、9％以外，苏州、无锡和常州从2003年以后资金到位率都低于50％。这说明尽管苏锡常在引进外资方面数量较大，但资金到位率相对来说偏低。
(三)思路和对策
1，产业结构不合理，吸纳外资能力低。2007年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比为12、7：52、3，35，与上年相比，第一产业比例有所降低，减少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增幅最小，仅增长0、6个百分点。由此说明，江苏沿海地区目前仍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工业所占比重较大，且有逐渐加快趋势。农业的产业化程度有所下降，且降幅较大。第三产业在江苏沿海地区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说明第三产业在江苏沿海地区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2007年沿江地区同期产业结构比3、2：57、8：39、1来看，沿江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较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较大。与上年同期相比，沿江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均有所下降，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说明沿江地区的产业结构已经逐渐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由此可以看出，沿江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明显高于江苏沿海地区。江苏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低层次，阻碍了外资的大量注入，难以吸纳更多的外资。
2，利用外资规模小，外资数量和质量相对较低。从1999年到2007年利用外资情况来看，沿海三市利用外资总量不但远低于苏州一市，且不及无锡一市的引资量。1999—2007年间江苏沿海三市占全省实际利用fdi的比重最高仅达21、31％，最低为4、86％。而苏锡常三市引资总量占比重最高达到70、44％，最低为53、77％。可见，江苏沿海地区目前的引资状况与苏锡常相比，差距很大。
3，基础建设相对滞后，投资环境有待改善。从总体上看，江苏沿海地区基础建设仍显薄弱和相对滞后，不能适应利用更高层次的引资需要。江苏沿海地区，虽然港口众多，但规模层次不高。除连云港和南通港为我国沿海主要港口，其他港口规模较小。高速公路比重小，沿海铁路和航空建设才刚刚起步；通信和电力设施建设方面尚存在较大差距；在投资软环境建设方面，亦需有待改善；部门办事效率较低，服务层次需进一步提高；各项引资政策和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的滞后，制约了沿海地区外资的引进和产业的承接。
二、思路和对策
(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引资水平
沿海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产业的发展。由于沿海工业经济基础依然十分薄弱，因此沿海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以港口为依托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科技，培植海洋特色产业发展。要提升服务业层次，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因此，江苏沿海地区在第二产业大量引资的基础上，要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通过外资输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提升。
(二)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提高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
江苏沿海经济带位于我国沿海地区中部，是我国沿江、沿海和陇兰三大经济带的交汇地带，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南部是长江三角洲的组成部分，毗邻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有对接上海、融入长三角的综合区位优势。南通作为长三角北向拓展的枢纽，具有“承南启北”的作用。江苏沿海北部拥有新欧亚大陆桥东大桥头堡的连云港，是陇兰地区重要的出海门户，并与环渤海经济圈紧紧相连。连云港可借助其港口优势加快接轨长三角，同时在联动山东半岛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江苏沿海东部与一海之隔的日本、韩国隔海相望，距釜山港、长崎港只有400多海里。沿海西部的扬州和泰州经济发展步伐迅速。很显然，江苏沿海经济带具有连接南北，沟通东西中的优越区位条件和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三)加强投资环境建设，为吸引外资打好基础
投资环境建设是外资注入的重要平台。环境建设包括硬环境建设和软环境建设两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是外资引进和经济发展的坚实根基。由于多种原因，沿海地区硬环境与苏南地区相比较落后。近几年，江苏沿海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沿海铁路、沿海高速公路和苏通大桥的建成通车，打通了沿海通道，提升了江苏沿海地区的区位价值，促进了沿海地区融入长三角的进程。江苏沿海地区还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通信、水利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提高基础设施层次，为引进外资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中国的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从历史和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民营企业获取新的发展机遇的重要途径。目前,浙江省是国内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早,企业数量相对较多,同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的省份之一。因此,本文通过评析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力图为我国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一些启示。
一、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者中,中央企业及单位仅占5、6%,各省市的投资者占了94、4%。其中,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上海、黑龙江六省一市的境内投资者数量占总数的70、2%;浙江省的境内投资者数量最多,占22%;七成的私营企业投资者来自浙江、福建两省。从设立境外企业数量看,中央企业和单位占19、6%,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北京、福建、上海、河南、黑龙江七省两市的境外企业数量占境外企业总数的六成,其中浙江省是中国拥有境外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此外,根据浙江省外经贸厅课题组的《浙江境外投资创业现状的调查》,截至2003年底,浙江省经审批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1382家,位居全国首位;投资遍及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额6、09亿美元,其中我方投资额4、45亿美元,每年带动出口15亿美元。浙江省企业境外投资的领域除一般性贸易投资外,投资项目涉及轻纺、机械、电子、化工、医药、建筑、专业市场等行业。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到1999年之前,主要是通过在境外窗口公司设立分支机构,了解海外市场。1999年,浙江省提出了“两个推动”,即推动本省制造业等优势产业到境外投资,积极开展加工贸易;推动省内商品专业市场到境外设立分市场,开展跨国经营。此后,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受政府推动,开始加速发展。现阶段,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全面推进时期,投资规模、企业数量、涉及行业领域、投资方式都在不断发展。
二、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评析
(一)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
“块状经济”专指以制造业为主体,具有产业集群特征,富有浙江特色的区域经济形态。“块状经济”表现为以某一行业的骨干企业作为龙头,以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家庭工厂配套协作为基础,在某一区域内形成的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和现代化生产的企业群体。绍兴的轻纺、领带、袜业,宁波的服装、机电、塑料,嘉兴的皮革、建材,温州的皮鞋、低压电器,萧山的汽车配件和永康的小五金等,都是浙江省具有鲜明特色的“块状经济”。
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浙江省民营企业也通过实施“块状经济”,采取集群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创造“走出去”的整体竞争优势。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载体就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兴建的海外工业园区,其中既包括浙江省民营企业投资的部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如华立集团与泰国安美德集团在泰国东部海岸创立的泰中罗勇工业园,康奈集团牵头建设的俄罗斯乌苏里斯克远东康吉工业园等;也包括民营企业自发到国外开办的工业园,如越美集团投资的越美(尼日利亚)纺织工业园等。
单个民营企业势单力孤,由于受到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多方面的制约,仅仅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跨国经营难度很大。而采取集群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可以实现专业化分工和相互协作;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和服务共用;增强对外谈判能力,节约采购成本;降低海外投资风险,避免恶性竞争。海外工业园区的建立,可为民营企业实现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搭建一个良好的信息提供与运营服务的平台。
(二)开展境外生产加工
浙江省的传统优势行业,如机械、轻工、纺织服装、建材冶金和电子等,普遍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同时面临着国内需求饱和,需求层次升级和出口产品贸易壁垒不断增加的双重困境。因此,浙江省的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开展境外生产加工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为在国内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的产品寻找海外市场并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同时带动国内技术、设备、零部件和劳务的输出。例如,浙江省平湖茉织华实业集团投资250万美元在约旦创办织衣厂,1999年获得批准,当年就派出250名中方员工,并出口了220万美元的设备和材料。宁波海天机械公司已在土耳其、加拿大、墨西哥等多个国家设立了境外加工企业,已成为亚洲举足轻重的塑料机械生产商。
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兴建生产加工企业,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和原产地的多样化,减轻国内的资源和环境压力,转移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开展境外生产加工,可以有效地规避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并且利用东道国提供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此外,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还可以借助发达国家给予东道国的外贸优惠条件进入第三国市场。
(三)构建海外营销网络
浙江省的民营企业为实现“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空间,积极构建海外营销网络,形式包括海外销售办事处、贸易公司、连锁店、贸易中心等。其中,最具有浙江特色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商品专业市场和海外商城。而一些在国内已具有品牌优势的浙江省民营企业,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营销网络,推广自主品牌。例如,康奈集团从2001年开始,就在意大利、法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康奈皮鞋专卖店(柜)。此外,通过实施海外并购,也可以获得外方企业已有的成熟销售网络。例如,万向集团曾经以代工方式,借助美国舍勒公司的销售渠道进入北美市场,后期万向集团通过并购经营陷入困境的舍勒公司,得以直接掌控舍勒公司的市场网络。另据报道,到2012年,浙江省要在境外建设50个省内优势行业的地区营销总部,重点扶持100家龙头企业建设营销网络,其功能主要是自主品牌推广、营销接单、售后服务和物流配送。
商品专业市场和海外商城已成为浙江省民营企业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桥头堡,降低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和风险;通过构建海外销售网络,推广自主品牌,则可以占领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并购国外知名品牌及其销售网络,可以利用已有的成熟销售网络,迅速打开国际市场,改变民营企业以往从事贴牌业务的代加工地位,并获取定价权。地区营销总部虽然是由龙头企业承建的,但也能带动相关配套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走出去。
(四)设立境外研发机构
为积极利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的诸多优势,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2001年,华立集团为进入通信高端业务,动用巨资收购了飞利浦的CDMA研发机构,并且拥有了在美国、加拿大的CDMA的实验室和境外创新团队。尽管这一并购未能实现预期收益,但它却开创了我国民营企业从事境外研发的先河。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浙江省民营企业主要还是少数行业龙头企业,如万向集团,康奈集团、奥康集团等,主要方式是并购海外企业或其技术部门,新建独立研发机构和设立合资境外研发机构等。
浙江省民营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目的无疑在于获取技术、服务于市场需求,提升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实力。此外,投资于海外研发机构,利用国外的技术和人才,还可以提升浙江省传统制造行业的创新能力。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浙江省的许多民营企业主要还是依靠成本优势,而发达国家的一些同类企业虽然经营陷入困境,却仍拥有完整的研发团队。通过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将海外技术资源与浙江省的制造能力相结合,能够有效地提升传统制造业领域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
(五)实施海外并购
随着企业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也在逐步升级,一些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实施海外并购。万向集团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不仅获得了被收购方的专利技术,提升了制造能力及产品档次,而且还获得了品牌和销售渠道。纳爱斯集团通过收购获得多家香港日化企业的知名品牌,为开拓国际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浙江新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德国自动裁床设备制造企业Bullmdr和Topcut,一举跻身世界缝纫机中高端领域,并缩短了进入欧美市场的通道。
现阶段,民营企业存在的普遍问题是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人才缺乏,研发水平低、没有知名品牌,单纯依靠低成本优势,而实施海外并购,是民营企业实现转型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海外并购,可以获取有效的人力资源和国际知名品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此外,实施海外并购还可以减少投资成本,借助现成的经营网络和社会关系,迅速打开国际市场,降低管理难度和经营风险。
三、几点启示
中国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难免会遇到诸多问题。虽然浙江省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早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同样遭受到了很多挫折与失败,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汲取。从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来看,民营企业同样具备从事跨国经营的条件与能力,选择什么样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则应遵循以下一些主要原则:
第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民营企业虽然不具备跨国公司那样的垄断优势,但在资金、技术、管理和品牌等方面已具备了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的比较优势。例如,相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浙江省民营企业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较为明显,通过开展境外生产加工,就充分利用了民营企业的生产能力和适用技术。对于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规模较大、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凭借资金优势、过硬技术和知名品牌,实施海外并购和自主品牌推广,就在发挥比较优势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这些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
第二,集群式规模化发展。民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资金有限,承受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能力不强,而采取集群式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则可以形成整体的竞争优势并降低风险。浙江省民营企业通过创办并依托海外工业园区,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就有效地增强了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通过建立境外商品专业市场和海外商城,则为浙江民营企业“抱团”走向国际市场搭建了平台,并加速了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第三,循序渐进地逐步推进。为避免盲目性和降低风险,民营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浙江省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是从设立境外贸易窗口开始,先熟悉国际市场,再到开展境外生产加工、构建国际营销网络和设立境外研发机构等实体性投资,乃至实施海外并购。这种循序渐进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有利于民营企业逐步积累跨国经营的经验,从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
第四,注重培育国际竞争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仅仅依靠低成本优势,已经不能满足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需要,也与我国努力寻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相违背。因此,民营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注重培育国际竞争力。浙江省民营企业通过设立境外研发机构、构建国际营销网络和实施海外并购等方式,学习和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广自主品牌,就有效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并提升了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总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民营企业必须权衡利弊得失,结合企业的自身特征和发展战略,细致分析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认真评估各种风险,积极而谨慎地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最终实现民营企业成功“走出去”。
参考文献:
[1]章鹏,徐滢,张勤、 企业对外投资的“双轨模式”――基于浙江企业的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05: (8) 、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现状分析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当企业在本国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到国外投资设立生产基地、从事跨国生产经营赚取国际利润这是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企业一贯的经营思路。这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以企业的竞争战略、寻求产品多样性或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动机。此外接受投资国的投资环境,例如税收优惠政策、关税政策以及贸易壁垒等,也同时影响着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于是企业从事海外投资的动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扩张性动机,另一类是防御性动机。在前一种情况下,企业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或者寻求生产所需原料而进行海外投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则更多地是因为本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在本国投资无利可图而转向海外寻求投资机会。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分析
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便已经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85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头五年内,中国企业在国外共投资设立了76个独资或者合资企业,中方总计投资额约5000万美元,投资项目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在84-85的两年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立企业达113个,投资额达1、4亿美元,接近前五年的两倍,投资地区扩展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见表2-1)在这一阶段,企业的投资项目金额相对都较小,投资行业也局限在海运、金融保险、工程承包以及餐饮等服务行业,仅有少数投资项目涉及制造业。
第二阶段(1986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进行,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了逐渐提高了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国内日渐成熟的产业和技术迫切需要进行对外产业转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缺乏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净出口额的逐年增加,国家外汇储备日益攀升,中国企业开始有能力进行大额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充分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因此,中国政府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日益成熟的企业也更加强调投资回报的重要性。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投资主体的是大中型制造企业以及投资公司,例如,首钢集团、中国国际信托集团和深圳赛格集团。
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从1993年开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征兆;而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日趋严重,中国政府不得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这些情况都影响到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随着政府削减货币供应收紧银根以期控制住通货膨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枯竭。而与此同时政府收紧了对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新的项目的审批程序日益严格,而已经批准的投资项目也被要求进行复查。这些政策手段直接导致对外投资项目的锐减,这一情况直到1995年才得以好转。尽管199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额较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总投资金额相较1995年却有了大规模的增加,表明了企业单笔投资数额的显著增加。而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到2001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及金额显著下降,直到2002年才有所上升。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政府在政策上越来越重视引导促进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要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自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揭开一个崭新的篇章,从2003年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了559、1亿美元(非金融类),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寻求新的业务增长机会、规避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分散业务和市场风险、提高生产率、应对宏观环境等成为了企业投资海外的新动机。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
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本文特总结如下:(1)、从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我国企业与国际企业的技术差距,学习了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经验。如前文所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集团通常能够通过并购海外企业实现了这一目的。例如南汽集团通过并购英国的汽车生产商罗孚取得了汽车产业的先进技术;(2)、拓展了海外市场。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在海外投资经营拓展企业的销售市场,例如,海尔集团通过在海外新建或收购了30多家工厂,这些工厂分布在从意大利到印度的多个国家,生产面向当地市场的产品。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进行的工程承接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本国的设备、材料以及劳力的输出。(3)、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制造业中,中低档制造业产品占大头,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比重较小,产业结构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升级导致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企业陷入困境,失业现象加重。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将大量设备和技术转移海外,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能力是以最小代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国内的诸多企业已经采取了在东南亚、拉美地区投资设立工厂,降低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4)、充分利用了海外金融市场筹措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所需的资金并不总是全部由企业的自有资金投入。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都会考虑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来解决资金问题。
2、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所占绩效不高。为了更好地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本文使用了OND指数(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 ),即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这一指数由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提出,按照UNCTAD给出的定义,该指数反映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综合实力,反映了决定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或者说不同国家之间这一指数的异同是由各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受到的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的不同所决定。这两个因素分别为:“所有权优势”,或者称为企业所特有的跨国竞争力,如企业的创新能力、品牌优势、管理和组织经验、信息获取能力、拥有的财务资源和自然资源、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内部结构优势,这些竞争力因素使得企业有能力和动力进行海外拓展;“区位因素”,这一因素主要指的是在母国或者受资国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所分别具有的优势,例如市场的相对规模、生产与运输成本、熟练劳动力、供应链、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支持。在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的促使下,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也无论其处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进行海外投资以增强本企业的竞争优势。OND指数的大小反映了这两种因素在驱动不同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中国的OND指数在2001-2003年、2003-2005年以及2005-2007年三个区间内数值分别为0、150、0、217、0、240,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基本稳定在世界第60位左右,而同期处于世界前十名位置的中国香港地区的OND指数数值分别为3、477、8、758、7、799远远高于内地的数值,处于世界前二十位的加拿大和英国的数值也比中国高出很多,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与中国同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虽然在2001-2003年区间或高或低于中国的位置,但到了2005-2007年区间三国均已处于领先于中国的位置。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所有权优势”是制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最根本的原因。故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中国企业提高投资绩效的必由之路。
(2)、中国跨国企业规模较小,国际化程度不高。中国的跨国公司相对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而言规模较小,根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09》所列举的截止2007年底的数据,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是美国的通用电气(GE),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7953亿美元、雇员32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727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 中信集团,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1909亿美元、雇员10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49亿美元,且是中国唯一入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非金融)。而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积极推进企业跨国经营政策的大形势下,许多企业在并没有一个可行的投资方案的前提下就盲目的投资海外导致了经营效率的低下。
此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普遍低于国际水平,本文采用UNCTAD提出的跨国指数(Transnational Index, TNI)作为国际化程度的综合衡量指标。根据UNCTAD的定义,跨国指数是通过计算跨国公司海外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海外销售与总销售的比率、海外雇员与总雇员的比率这三个的比率的平均数而得出,以衡量跨国公司对于海外资产、海外雇员、海外销售的依赖程度。我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215亿美元,而全球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2145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十倍左右,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429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两倍左右。全球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71、52%,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58、74%,而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28、3%,无论是在海外资产还是跨国指数上,我国与全球水平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都还有不小的差距,说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不高,我国的跨国企业主要还是在利用本国的资源,而世界上主要的跨国企业早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长此以往不利于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更不利于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故而形成一批在国际上著名的跨国企业是我国企业需要迫切实现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鉴、2009
[2]厉以宁,曹凤歧著、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
【关键词】湖南企业 境外投资 竞争优势
一、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竞争优势评价指标构建
根据对湖南企业宏观与微观竞争优势的分析，本文建立了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竞争优势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将湖南企业海外投资优势具体分为两个一级指标、九个二级指标。第一个一级指标为湖南宏观竞争优势，其体现为文化与区位优势、产业结构优势、人力资源的优势、资金融通优势、宣传媒介优势、政府支持等六个二级指标。第二个一级指标为湖南企业微观竞争优势，则其主要表现为较高的企业家素质、装备制造业较发达、境外投资形式多样化等三个二级指标。
二、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的宏观竞争优势
1、文化与区位优势。湖南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古属楚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黔中郡”、“长沙郡”，唐朝设“湖南观察使”衙署，宋朝设“湖南路”，元、明朝设“湖广行省”，清朝设“湖南省”，名称及疆域至今未变。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灿烂的文化。历史上湖南文化的代表——湖湘文化，具有忧国忧民、实事求是、通变求新、敢为人先的优秀精神和独特魅力，在全国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形成了独具特色和优势显著的湖南文化产业。有着长久影响力的湖南历史名人与博大精深的湘楚文化紧密联系，已构筑了湖南特有的文化现象。湖南企业充分融合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给其海外发展注入了文化的灵魂。
一个地区有无区位优势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其交通便利程度上，区位优势常成为某地区企业海外发展的先天优势。湖南地处中国腹地，北靠长江，与湖北隔江相望，属长江中下游开放开发带;南临广东、广西，紧靠沿海开放带和港澳地区，直通货柜车当天可达香港;东接江西，西连重庆、贵州，是南中国沿海开放带和长江流域开放带两大经济地域的连接带。境内有京广、湘黔、浙赣、枝柳等8条铁路干线，里程3100公里;有内河航道285条1、14万公里，已开通至日本、韩国的国际直达运输航线和至南京港外贸运输支线班轮。有国道7条、省道70条，公路有8、8万多公里，其中有15条高速公路共1765公里，“十一五”末将达到3500公里。拥有长沙、张家界两个国际机场和常德、永州、怀化3个支线机场，可直达香港、澳门、曼谷、首尔和国内60多个城市，构成了水陆空互相衔接、纵横交错、通江达海的综合性立体运输网络。
2、产业结构优势。体现一省企业海外投资优势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于其所依托的产业优势。在湖南海外投资的企业中，颇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企业无一不是与其产业优势息息相关的。湖南产业基础较好，工业门类齐全，基本形成了十大优势产业集群和包括烟草产业群、长沙工程机械产业群、浏阳的生物医药产业群、岳麓山大学科技园、长沙新材料基地、株洲留学生创业园等在内77个初具规模、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工程机械、钢铁有色、电力机车、卷烟制造等行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竞争优势，食品加工、石油化工、建筑材料、造纸工业等行业具有较好的基础，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行业已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全省有近3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国前10位。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商贸、物流、通信、广播影视、动漫卡通、出版、旅游等产业快速崛起，“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体育湘军”、“娱乐湘军”、“动漫湘军”享誉海内外。另外，湖南高新技术产业优势明显，尤其在软件、生物医药、先进电池材料等领域独具特色，拥有中部地区惟一的部级软件产业基地、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等。
在产业发展方面，湖南产业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湖南文化产业的“个性”、湖南农业的“个性”、湖南制造业的“个性”以及湖南高新技术产业的个性。湖南文化产业的“个性”主要体现在广电、出版、报业、娱乐四大核心优势文化产业上，形成了有产业规模、有市场主体、有文化品牌与人才队伍的支柱性行业或产品。湖南农业的“个性”主要体现在科技优势、种苗优势、资源优势、绿色优势等方面。湖南制造业的“个性”首先体现为实力的优势。《中国1000制造商》排行榜上，中部地区共有125家企业入围，湖南省共有33家企业入围，占总数的31、3%，居中部之首。近年来，长沙已涌现了一大批制造业骨干企业，如中联、LG、远大、三一重工、长丰等组成的标志性工业企业。同时，未来五年，湖南将着力培育四大优势产业集群，即现代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群、轨道交通设备产业集群和输变电设备产业集群。在高新技术产业“个性”方面，湖南具有较强科教实力优势，如自主研发了银河计算机、杂交水稻、碳复合材料等等。
3、资源优势。在农业方面，湖南农业产业化经营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农业产业化经营渐成气候。湘东、湘中重点发展了蔬菜、时鲜瓜果、花卉苗木、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湘北突出“湖”字特色，重点发展了稻米、优质棉花、油菜、水果、蔬菜和特种水产、水禽养殖;湘南利用“天然温室”优势，重点发展了蔬菜、时鲜瓜果、油茶、烤烟、养殖等名特优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湘西突出“山”字特色，重点发展了草食畜禽产品、优质水果、优质名茶、反季节蔬菜、药材等。洞庭湖区结合退田还湖工程、防护林工程等项目建设，实施湖洲造林，加快杨树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林纸产业。各林区市县，大力发展竹、木地板、胶合板、纤维板等林产工业。大中城市郊区还重点发展了观赏农业、休闲农业与设施农业。蔬菜、水果、花卉苗木、药材、草食牲畜和特种水产等种养业的区域化、特色化经营特征越来越明显，使得农产品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基地建设也由过去的“一村一品”，逐步转向按气候资源条件、按区域、流域连片发展，
在矿产资源开发方面，湖南省矿产资源丰富，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其中锑、锰等矿藏资源居国家前列。湖南已发现各类矿产141种，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70、18%，已探明储量的矿种101种， 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71、63%。湖南省保有储量总量居全国较前位次，全省共有57种矿的保有储量总量居全国前十位，34种矿产的保有储量居前五位。重要矿产中，钨、普通萤石、海泡石粘土、隐品质石墨等居全国之首，钴、钒、锑、重晶石等居全国第二，金刚石位居第三，铅、锌、铌钽分别居四、五、六位。
近几年，在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和人力资源方面，湖南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重大科技专项和科技攻关取得了新的突破。全省有县及县级以上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308个。拥有部级重点实验室3家，部级重点实验室7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9家，国家(部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7家。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继续扩大，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湖南现有普通高校数、在校大学生数和研究生数均列中部第二，在湘院士45人，排全国第八位。湖南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可以充分利用本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能力。
4、资金融通优势。公司的海外投资需要高资金融通水平作为支持。事实证明，资金融通能力比较好的地区企业对外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为支持企业发展，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湖南省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例如湖南省中小企业占全省工业企业的99%。为解决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贷款难问题，2009年4月底，湖南省多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若干意见》，研究制定了18条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重要举措。2009年省财政专项调度、使用期限为两年的支持市州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14亿元资金，省财政已全部拨付到市州。各担保公司积极响应，纷纷出台了降低担保费用政策，以减轻中小企业融资负担。
另外，湖南省建行、农行、中行等国有商业银行下放贷款权限、减少审批层级。省工行还成立小企业金融业务中心，对小企业贷款独立核算，独立审批，单独考核。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等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加快金融创新，与中小企业更好地对接。长沙银行推出的产业链系列融资产品已达到20项。省农信社系统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大力推广农村商户联保贷款和最高额循环抵押贷款两个品种，各地贷款均有增加。攸县农信社推出的商户循环贷款，已发放信贷资金2130万元，惠及涉农中小企业300余家。可见，湖南省企业融资机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的资金压力进一步得到缓和。
5、宣传媒介优势。湖南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巨大优势、出色的传媒和信息传播可以有效促进湖南企业在海外的发展，成为湖南企业海外宣传的强劲后盾。近年来湖南基本确立了以广电、出版为龙头的文化产业发展主体框架，并初步形成了包括出版、广播影视、报刊、文娱演艺、动漫、网络、文博等在内的产业发展体系，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达82、81万人。湖南文化产业竞争力在全国的影响不断扩大。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结果，湖南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连续三年保持第一。
湖南媒体机构从间接参与到直接操办展览项目(或经营场馆)，既拓展了传统媒体业务，创造了新的增长点，也利用媒体在策划、宣传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了湖南展览业的快速发展，而湖南展览业的发展又为湖南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2008年在湖南长沙举办的国际种业博览会和糖酒会，对湖南企业建立品牌形象，实施“走出去”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6、政府支持优势。政府的重视为湖南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04年，湖南省政府出台了《境外投资资助资金管理办法》。2005年，省政府批准设立了400万元的“湖南对外经济合作专项资金”，主要向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贴息贷款以及进行劳务输出中介抵押金等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对境外资源性开发项目给予重点扶持。此外，企业“走出去”的审批手续也日益简化、便利。
三、湖南企业海外投资的微观竞争优势
1、企业家队伍整体素质较高。改革开放以来，湖南企业家队伍构成不断优化，职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湖南省企业负责人的教育程度比较高。湖南省企业负责人研究生以上的占到11、4%，大学本科占到32、4%，即使是高中及以下水平的经营者也是各类职业资格证书、职称的拥有者，以经济师为常见。从地区的分布来看，长株潭等企业众多、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相对来讲经营者的受教育程度较湘西等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高，仅长株潭企业负责人中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占有21、3%的比例。
2、装备制造业发达。在湖南省的制造业门类中，装备制造业成长最快，成为湖南制造业中的亮点。在装备制造业内，目前已形成了工程机械、汽车和电工电器“三驾马车” 并驾齐驱的局面。在这“三驾马车” 中，工程机械是成长最好，也是最有发展潜力的行业。自2000年上市以来，综合经济效益一直排在全国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前10位;三一重工也于2002年7月上市，赢利能力排全国工程机械行业第一。湖南汽车工业占全国的比重不大，但有自己的特色，长丰集团是我国高档越野车的龙头企业，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55亿元、利税10、5亿元、利润2、48亿元，较上年同比分别增长14%、2、1倍和4、7倍。零部件龙头企业湘火炬，近年加快资本扩张，成功进入整车市场。轿车方面有浙江民营资本进入(江南);农用车方面有北汽福田进入(福田长汽);客车方面有“美的”进入(三湘客车);中兴汽车有安徽凯马进入(湖南重汽)。另有浙江民营资本、北汽福田、美的、安徽凯马等外来资本给湖南汽车工业注入新活力。依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企业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竞争方式都取决于所在地的环境与历史，另外当地若有很强的竞争对手，也会刺激企业不断地提升与改进，所以湖南大批实力强劲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对湖南本土企业保持海外投资的优势非常重要。湖南企业通过与国外企业开放学习、信息共享、创意共生，形成对机会与挑战灵活反应的创业氛围，增强了竞争优势。
3、境外投资形式多样化。从投资的形式看，从境外带料加工到境外投资设厂，从建立网络销售到建立研发中心，湖南省投资形式多样化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湖南企业境外投资方式主要采取两种常见方式:独资和合资。随着境外投资的不断发展，湖南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一，改变了长期以来遵循的“新建投资”模式，加大了购并投资、增资扩股或独资取代合资，同时还采取战略联盟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如三一重工、有色集团已与国外多家公司联合投资或上市。其二，从单个项目投资转向产业链投资。如三一重工集团、有色集团在海外市场，不仅建立加工企业，还从事销售和售后服务，覆盖生产加工、进出口、转口、销售等各环节的一体化产业链。其三，投资模式呈现多元化:境外注册经营贸易，比如三一重工、中天集团、电广传媒等在“走出去”开始阶段都是采取境外注册经营贸易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加工制造，如神州龙在阿尔及利亚设厂从事服装的加工制造;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如隆平高科在菲律宾设立研究开发中心、三一重工在美国设立研究开发中心;建立生产基地，如三一重工在美国、巴西、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建立加工基地，湖南有色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收购矿山，进行资源开采等;海外上市，如有色集团与国外企业合作在香港、澳大利亚上市、中天集团以子公司中国农机在新加坡上市。
境外投资形式多样化促使湖南企业境外投资规模进一步加大，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截至2007年，湖南省累计境外企业151家，合同金额73483、93万美元，中方合同投资47013、596万美元。其中2006年新增38个，2007年新增51个，合计占总数的60%;2006年和2007年合同投资额分别为29000万美元、30414、48万美元，合计占总数的81%。2007年，湖南境外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的6、45%，居全国第六，居中部地区六省首位，占中部六省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7、4%。2007年，湖南境外直接投资单个企业投资平均规模573、3万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60、5%。
四、结语
“走出去”是培育和壮大湖南省企业的必由之路。要在21世纪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成功地进行跨国经营。因此，湖南省须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山去”， 引导各类有实力的企业在境外科技资源密集的地区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在欧美发达国家兼并收购研发型企业，提高跨国企业的经营质量和产品档次;充分利用湖南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提升湖南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层次和水平，使湖南跨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娜玲:湖南企业家队伍现状研究[J]、经济师，2008(10)、
[2] 熊伟:湖南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方向及政府的应对措施[J]、湖南社会科学，2006(2)、
[关键词] 投资 上海 东盟 竞争优势
自从2002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署,中国和东盟双边提出要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上海明确地把东盟国家作为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在上海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上海对东盟的投资已经在项目总数和投资金额方面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上海对东盟投资中也出现了一些影响力大、效益好的成功项目,对促使上海更多的企业到东盟投资发挥了引导作用。
中国的开放型经济要持续良好地发展,则不仅要引进外资,也要重视“走出去”对外投资。中国要成长为真正的开放型经济强国,培育对外投资的竞争优势是必经之路。上海对外投资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起步早、基础好、发展快、规模大、领域广、方式活、层次深的特点,但也存在着对外投资缺乏长期战略,竞争优势薄弱的问题。本文将结合上海企业近年对东盟投资的概况,对上海如何培育对东盟投资的竞争优势作些探讨。
一、上海对东盟投资的特点
1、上海政府重视加强与东盟的经贸、投资合作,通过各种渠道、借助各种平台力促上海企业到东盟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从2003年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始,上海政府就组织上海市著名企业参展博览会,特别是在2006年的第四届博览会上,上海作为博览会“魅力之城”活动中唯一代表中国的城市,借助博览会的平台成功地向东盟十国展示了上海企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并牵线搭桥促成了不少投资东盟的项目。
2、上海对东盟的投资涉及纺织服装、商业零售、食品加工、汽车配件、房地产、国际贸易、农业、矿业等众多领域,近年来尤其重视对东盟交通通讯、电力能源和海上运输业等基础设施开展大项目投资活动。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上海与越南的合作较多,例如上海市与越南胡志明市的地铁建设投资项目早在2006年就进行了谈判;上海企业还获得越南广宁电厂总额近9亿美元的一期、二期项目。
3、上海在对东盟的投资中,重视与广西、云南等毗邻东盟国家的省区进行密切合作,意欲借助这些省区的地理位置优势更便捷地接触东盟市场。如上海将与广西东兴市打造进一步拓展东盟贸易市场的物流平台,推出国际物流园、边贸市场、东兴博览会会展中心、国际物流园、数码港基地、自由贸易区等13个核心建设项目,预计总投资17、19亿元。
4、在政府推动下较早进入东盟国家投资的国有企业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早在2001年就在泰国投资建设了中国工业城,其已经建成的棉纺厂、家用纺织品厂和柠檬酸厂不仅在泰国市场上取得好的盈利效果,而且其产品还成功打入欧美市场,获得欧美客户的高度赞扬。
5、民营(私营)企业对东盟投资的意愿日益强烈,民营企业主要对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进行实体投资,开展跨国生产,以获得产品的竞争优势。典型的如上海东方希望集团及上海华辰之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开发区投资建立饲料厂,将当地廉价的土地资源、原材料和劳动力,与本国的设备、技术和管理有效地结合起来,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6、上海对东盟投资的方式更加多样化和更灵活,在投资项目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提升,投资项目越来越多地得到东道国的肯定。上海对东盟的投资方式包括合作开发和加工资源、工程承包、绿地投资、跨国并购,以及设立工业园区等,并且针对投资的不同产业,有选择地采用适宜的投资方式,以灵活性来保障投资项目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上海企业对外工程承包中已不再局限于分包商的角色,总承包“交钥匙”项目越来越多,振华港机、上海电气、上海外经、上海城建、上海输变电工程公司、上海建工集团等分别获得多项境外大型工程的总承包资格。其中,上海建工集团在柬埔寨7号、8号公路建设工程中表现突出,得到柬埔寨洪森首相的赞扬,并鼓励上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企业再接再厉,更多地参与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上海对东盟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上海企业对东盟服务业的投资项目偏少,与东盟中先进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投资合作程度低。上海在东盟投资涉及服务业的项目仍然局限于传统服务业中的商业零售和贸易类项目,在能创造高附加值并大大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金融、咨询、软件开发、信息通讯等新兴服务业项目上,鲜有涉足。这种投资现状说明了上海对东盟的投资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还未充分意识到应该加强对新兴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在投资与合作中增强上海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上海中小企业对中国东盟双边经济合作尤其是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和促进措施了解不够,从而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政策、措施。例如,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小企业到东盟国家投资方面早有优惠举措,例如2005年国家就设立了支持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赴东盟投资50亿美元优惠贷款的基金支持项目;然而上海的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几乎都不知道中国政府有这样一项专项基金。
3、除了一些双边政府支持的大项目,上海对东盟的投资项目大多数金额和规模偏小,投资项目之间缺乏联系,使得投资企业难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此外,投资项目在带动国内相关产品出口、和培养经营管理人才方面的作用尤其薄弱。
三、培育上海对东盟投资竞争优势的思路和途径
1、加强政府引导,明确重点投资产业
东盟国家是上海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但目前还未能形成规模,问题主要在于上海企业投资的领域分布广泛,但重点产业不突出。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前往东盟投资的方向,主要是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延长产业链的投资。上海的很多工程建设企业(集团)拥有配套完整、技术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和相应技术,在国内和国外的工程承包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并且一些大型工程建设企业已经有了到东盟开展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合作的成功经验和良好口碑。因此,上海企业应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寻求与东盟国家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大项目上的投资合作,这不仅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使企业能在东道国更复杂的投资环境中得到锻炼,有效培育出企业的项目管理人才和跨国经营人才,有效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延长产业链的投资方面,上海可重点加强纺织服装、机电仪表、家用电器这些成熟制造业对东盟的投资。鼓励这些行业对东盟投资,既能充分利用上海企业在这些行业的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又可以结合东盟国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使这些在我国已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获得新的发展机会。通过这些产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还可以带动国内为这些产业供给上下游产品的企业向东盟国家的出口;此外,这些产品在东盟国家生产出来后,不仅可以开拓东盟市场,还可以开拓更广大的国际市场。投资使产业链延长,使产品市场扩大、边际产业重新焕发生机,也使这些投资的企业在投资和国际化经营活动中获取新的竞争优势。
2、政府要为对外投资的企业构建服务型的投资促进体系和全方位的服务机制
上海企业到东盟投资,必须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投资政策、投资热点和特殊产业政策有全面的了解,除了企业亲自到东道国进行实地考察之外,政府应该为企业获取投资方面的相关信息提供一个即时的和交流平台,以降低上海企业到东盟投资由于信息缺失而带来的风险。政府还应充分利用多双边经贸联系机制和磋商机制,宣传、推广上海企业,推动落实合作项目,并通过各种途径为企业提供东盟各国的法律法规、市场状况及企业资信等信息。在企业项目的审批机制上,要改变重审批轻监管的老做法,尤其是要革除多头审批的繁琐程序,尽快做到“一站式”审批,使投资项目能够及时登录东道国。政府对投资项目的监管重心要从对项目的事先审批转到对项目投入后的事后监管,灵活运用监管手段甄别企业对外投资项目的业绩好还是坏,对于绩效好的企业,可给予其更多的优惠待遇,如直接提供外汇贷款、降低信贷利率、增加出国津贴等,通过这些鼓励性的手段使经营绩效好的企业有更多的盈余资金,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动力和保障;而对于经营绩效差的企业,则要严格监管,直至减少甚至取消对其信贷、外汇、税收等鼓励措施。上海政府还可以根据上海的地方财政状况,加大对东盟投资企业在财政和金融方面的鼓励、支持程度,尤其对符合产业发展目标的和有潜力的好项目要全力以赴支持,做到支持一个成功一个。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东盟国家的投资风险还是较大的,在这方面上海政府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和上海地区投资保险机构的作用,为企业投资尽快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体系。
3、上海企业应明确自身的定位,深挖东盟国家细化的市场需求
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理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和产业选择方面有着很好的逻辑,这些投资理论也突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获得成功,在选择合适的东道国和合适的产业、恰当的投资项目上是很重要的。与进入东盟国家投资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上海对东盟投资的企业在跨国经营和投资战略上还很幼稚;但是,上海企业在纺织服装、家电制造、机电仪表等制造业上的技术优势恰恰是更适应东盟国家的小规模市场这一特定环境的。东盟国家对这些产品的市场需求细化程度高,而且需求富于动态变化。这就更需要上海企业要密切关注不同东盟国家市场不同的产品需求,明确自身的定位,着力发挥上海企业在加工制造业上的技术优势,在具有区位优势的东盟国家设厂投资,建立生产基地,开拓东盟的市场。
4、重点挖掘具有影响力的重大投资合作项目
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上海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东盟第二梯队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对它们的制造业投资有竞争优势;上海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东盟第三梯队的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对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农业、能源、资源、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商机广泛;对于经济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新加坡,上海可着重开展技术寻求型的投资,努力在新兴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上与新加坡达成一些有影响力的投资合作项目;对于富裕的文莱,上海服务型企业可以开发劳务输出型投资项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作为东盟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其在纺织服装、电力能源开发、港口设施建设乃至医药、医疗器械业上的投资机会都很多,这些产业都是上海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并且中国对越南投资的项目已较多,中国企业在越南投资过程中初步构筑起一个商业网络。因此,上海企业应尤其着重考察越南的投资机会,加大与越南在纺织服装、电力能源开发、港口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合作。
5、提升中小企业投资的活力,促进工业园投资形式的发展
上海虽然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企业的竞争力也是国内企业中竞争力中较强的,但是在开展与东盟的投资合作项目方面,云南、广西、四川的企业进入东盟市场投资较早,云南、广西两省更是凭借毗邻东盟国家的地理优势,占到了对东盟投资的先机,这些省区积累了对东盟投资的大量信息和经验。此外,上海对外投资中民营企业的发展非常迅速,仅2007年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项目就占了上海新批对外投资项目数量的一半,而其中又有一半项目属于外省市(特别是长三角省市)民营企业通过上海开展的对外投资项目。综合这两种情况分析,要培育上海对东盟投资的竞争优势,政府要为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政策上的支持,推动上海乃至长三角周边地区众多民营企业到东盟开展投资,提升中小企业对东盟投资的活力。从培养竞争优势的长远目标来看,上海应高度重视在东盟国家建设工业园的投资形式。工业园投资项目的资金耗费巨大,风险也更大,但投资项目一旦成功,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回报,也使企业在东道国的融资能力和再投资能力大大提高,为企业在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成功的综合工业园投资项目可以为更多缺乏独立投资能力又有投资意向的企业提供一个进入东盟市场的基地,带动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依托工业园继续在东盟进行配套的投资项目,延长投资的产业链,构筑上海企业在东盟投资的整体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一、GE中国的发展历程
GE公司的对华投资始于1910年的电厂投资。1925年，GE公司买下丹麦人于19世纪初在中国创办的慎昌洋行，创办了中国电气工业的第一家制造厂。1929年，GE公司投资创办了上海电力公司，该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1979年，GE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从此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后来又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办事处，逐步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经营网络。
迄今为止，GE的所有工业产品集团均已在中国开展业务，总投资超过15亿美元。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各要素市场的逐步开放，GE的金融业务也正积极寻求在中国发展的机会。
截至2008年底，GE公司在华销售额为46、4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近80％。尽管受金融危机冲击而业绩下滑，GE公司并没有放慢在华投资的步伐。2008年，GE旗下的通用汽车(GM)在前三季度亏损数百亿美元的状况下，仍坚持每年在华投入10亿美元不变，于当年年底在上海投资2、5亿美元建立中国园区，用作亚太中国总部，并设立通用汽车前瞻性科研中心。GE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罗瑞立于2009年年初表示，在GE的亚太区几个市场中，韩国和泰国市场状况都比较弱，而印度的发展也在减缓，GE在一些地区的发展确会暂缓，但绝不是在中国。
二、GE对华直接投资特征及动因分析
GE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涵盖家电、航空、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能源、金融、医疗、照明、媒体与娱乐、油气、轨道交通、安防、水处理等诸多领域，是跨国投资中多元化经营屈指可数的成功案例。GE对华直接投资的成功，是对一系列跨国投资理论的极好的诠释。
(一)GE公司具有特定的垄断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也称为特定优势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海默(S，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一国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海默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而跨国公司持有的垄断或寡占优势是其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条件。GE在中国提供的产品基本上都是高科技产品，所提供的服务中，对商业和消费者的金融服务占有极大的比例，这充分体现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GE进入中国存在以下两个要素：一是GE公司具有企业特定优势，即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技术优势、先进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实力、规模经济优势和完备的信息销售网络上。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完全的国内市场。在中国的要素市场中，由于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面临着知识外溢的损失，而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对相关产业高关税的设置，也成为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此外，根据凯夫斯(R，E，Caves)1971年对垄断优势的发展，产品的差异能力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优势。GE公司在中国注重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对原有产品或服务进行革新改造，使其与中国当地其他生产者的产品或者服务有所差异，与在美国的GM产品相比也更加中低端化，以此来适应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从而扩大产品的销量，为其带来优势的维护和强化。此外，通用独特的商标品牌也是一种无形资产，能够吸引国内的消费者，有助于其业绩的增加。
根据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年对垄断优势理论的发展，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是一种防御性的投资，是由寡占反应引起的。以GM的对华投资为例，全球汽车行业是由几家大公司占统治地位的行业，每一家大公司对其他大公司的行动都十分敏感，紧盯竞争对手，一旦其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就紧随其后实行跟进战略，以维护自己的相对市场份额。GM资本进入中国，就是对德国大众的一种跟进，其目的在于抵消对方率先行动所带来的好处，避免给自己带来风险。
(二)GE公司的产品生命周期进入直接投资阶段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R，Vernon)认为，在开发新产品和技术的优势当中，主动的直接投资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因为厂商为国外提供最好的服务要比谋求利润的最大化更重要。因此，当厂商出口产品在东道国市场达到一定份额水平时，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一阶段的投资在弗农看来是一种被动的市场竞争方式。当GE公司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面l临威胁时，GE就立即做出强烈的反映而直接在华设厂生产，这是对预期利润的考虑，不仅仅是传统的销售收益与总成本之差，还包括因市场份额下降所导致的收入减少部分。
(三)GE公司对华投资是一种边际产业的扩张
比较优势投资论，也被称为边际产业扩张论或边际比较优势论，是由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Kojima)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理论提出的，其主要核心就是，“一国应该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此进行”。GE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很多领域如家电、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等都是其国内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符合小岛清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直接投资实现了双方贸易的互补和扩大，是一种顺贸易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四)GE公司对华投资寻求内部市场 根据拉格曼(A，Rugman)的内部化理论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某些产品(如知识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垄断优势的存在，导致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
一方面，由于中国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中间产品的进入面临着一系列的壁垒；另一方面，由于GE投资中国的相当多的一部分领域都是中国技术比较落后的领域，为避免其核心技术在外部市场上转让可能发生的产品外溢，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设厂。GE将中间产品(主要是核心技术)在其相关行业的企
业内部转让，以内部市场来代替外部市场，以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造成的损失，谋求企业整体利润的最大化。
(五)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看重区位优势
邓宁(J，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核心理论组成的。GE选择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就是综合考虑了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内市场广阔，外资政策优惠等区位优势而最终做出的选择。在GE中国的多领域经营中，对华直接投资的选址仍然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城市，体现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区位选择。三个地区繁荣的经济水平，发达的金融市场，较高的消费者购买力，广阔的市场容量，沪宁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工业基地体系，都成为GE投资的重要动因。
通用汽车(GM)在华设立的七家合资企业和两家独资子公司都位于上海，是源于上海固有的、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金融发达、开放程度极高，沪宁杭的重工业基地也为汽车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资源，上海发达的经济和高消费水平、长江流域的广阔腹地也为通用汽车的销售提供了潜在的市场容量。此外，还有中国低价格的劳动力，中国政府对幼稚产业的优惠和扶持，都成就了GM对华投资的重要战略选择。
(六)GE中国实行多元化经营
GE公司近百年来在华进行直接投资，而且经营领域涉及金融、工业、医疗、基础设施等较多方面，这样有利于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风险。我们可以看到，GE中国的很多业务领域都是有相关性的，或者存在着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这样有利于公司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和规模效益的实现，为其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全球业务的夸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一)注重垄断优势的培养
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是其对外投资获利的根本条件，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注重核心技术研发，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规模经济优势，并加强完善的信息销售网络的建设，建立有效的营销渠道。此外，中国企业也应当在国际经营中注重本土化战略，使产品或者服务贴近东道国消费者的需求，并尽可能的与当地品牌形成差异化，实现企业特定优势。
(二)实现边际产业的转移
纺织、轻工、家电一直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这类产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企业不断壮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不断增强，但是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利润增长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为延长其生命力，将其有选择地转移到该产业成本相对较低、正处于成长中的地区，不仅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重新发挥对国内经济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的边际产业可以到亚非拉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得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建立国际化内部市场
当今的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的，存在着市场交易费用，而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又过多地采用绿地投资的新建方式，与内部化方式相比有明显的局限性，也存在着更大的风险。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更多地采用并购的方式，建立国际化的内部市场，实现跨国流动要素在企业内部的转移，来防止技术知识外溢，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终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注重区位选择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瞄准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进军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不发达国家。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我国的产业对一些国家的地区具有潜在的优势，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在市场。因此，东盟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首选，其次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也是我们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在一国国内投资地点的选择上，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选址在经济繁荣、市场广阔、交通便利、政策优惠的大中城市，以尽可能控制成本、降低风险，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五)实行多元化经营
跨国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同样可以选择相关性强的产业链进行联合投资，从持续经营的战略角度来构思业务组合，强化资源的关联管理，并不断进行优化。同时，在跨国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应当考虑到因为跨国管理而带来的组织和管理成本，并尽可能减少资源配置的低效化和浪费。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张纪康：《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王海平：OLI范式与跨国并购之动因，《国际经济合作》，2002年第5期，
彭秀文：从战略角度分析造成通用汽车公司现状的原因，《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5期。
多因素制约电信投资增速
对于国内的电信投资，在经过2009年3G电信投资的高速增长之后，电信运营商方面存在着几种趋势，使得国内的电信投资必然面临下降趋势：
首先，从电信运营商的利润情况来看，2009年上半年三大运营商利润情况除中国移动略微上升以外，其余均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行业拐点阶段的特征将抑制电信运营商投资的能力。
其次，在大规模建网之后，用户数量和业务数量并未快速跟上，这将使得对资本开支要求大的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动力趋缓，反而加强对业务方面的投资，而这也符合电信运营商一贯的会在几年时间内完善网络同步推进业务的做法。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国内电信运营商在2009年的总预算投资额3800亿将可能只能完成3500亿左右，而从未来两年2010～2011年来看，电信投资总额将会呈现逐步下滑趋势。但是，从结构性的变化来看，我们认为支持未来宽带化业务发展的宽带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和增值业务相关的投资仍然会加强，这将是2010年通信设备板块和增值服务相关板块的结构性机会所在。
对于全球电信投资情况，受中国国内电信投资下降影响，2010全球总投资可能仍然呈现下降趋势，但海外电信投资将在2010年年中前后出现显著恢复。
国际电信投资在2009年一季度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显著下降，特别是电信投资占据主要份额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但总体看来，发展中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印度、以及亚太部分地区电信投资并未明显趋缓，这主要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政府主导的电信投资和用户快速扩张背景下拉动的电信投资所致。海外市场电信投资的恢复依赖欧美和中南美洲国家地区的电信投资恢复。
光通信仍是投资热点
3G建设进入新阶段，多重因素将引爆光通信行业需求，高速增长将持续。我们认为，随着3G大规模建设进入新阶段，运营商在3G集中建设期相对平常年份对宽带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例有所降低，而这将会在3G集中建设期后得到修正，这将为光通信行业带来结构性机会。
光通信领域内部重点看好光传输设备、光接入设备的增长预期，仍然看好光纤光缆在未来需求的快速增长，建议加大对光电子器件产业可能超预期增长的关注。光传输设备在全业务后，由于运营商加大投入和升级，需求提升显著，已从传统的更新替换需求模式变换为升级和新增需求并举增长模式，光接入设备由于FTTx推动高速增长，但价格竞争激烈，应重点关注技术能力与成本控制能力较好的公司；光纤光缆行业呈现需求与产能齐增状况，相关公司上游控制力和行业集中趋势成判断行业公司价值关键；光电子器件等跟随行业整体快速增长，建议密切关注光器件行业可能的超预期增长。
国内市场光通信需求将持续景气，并在未来3年内呈现更快速的增长态势。预2009-2011年光通信市场规模将分别达到346亿、462亿、589亿。
我们认为，国内光通信领域设备商已经从技术上、市场能力上获得全面的进步，建议根据光通信细分领域发展特点选择个股，获取高增长带来的投资超额收益。对光通信覆盖全面，技术实力领先，今年以来已经走上高速增长轨迹的烽火通信值得强烈关注；发展稳健，在国际市场已经取得良好地位的综合电信设备提供商中兴通讯值得长期投资；包括光缆等各项业务前景均稳健，特别是海缆业务已获国际市场准人证，但估值较低的中天科技也值得推荐。
3G后网优值得关注
三大运营商在2009年初均提出了对于3G网络覆盖的目标，根据相关的进度情况，目前总体的覆盖目标基本达成。我们认为，在3G网络主体投资实现覆盖之后，网络建设将转向提升网络用户使用体验，以更好地吸引用户和留住用户，实现网络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报。
用户体验改善的驱动力一般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由于用户区域集中度或者使用量的提升导致必须通过优化改善网络使用体验，其次是由于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大量新的城镇中心的出现，以及交通运输领域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的建设，使得网络布局的需求需要不断改善，从而对有关网络优化的业务都产生较大的需求，推动网络优化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
从3G时代网优发展的方向来看，其重点向数据业务和语音业务并重方向转移，网优的技术手段向自动化、集成化发展。从网络优化业务具体的角度来看，可以细分为网络测评、网络优化设备制造、网络优化技术服务、网络优化运维等等。目前A股市场可重点关注提供网络优化设备直放站和分布式基站RRU的三维通信，其近年来发展较快已逐步赶上网络优化市场第一梯队，且其存货增长情况预示其未来的业务增速将较为确定，其主打产品直放站和2G RRU前景广阔，专网和广电网络优化服务业也有所进展，同时费用控制能力良好；提供网络测评服务的华星创业也值得关注，在3G集中建设后，运营商对网络优化测评的需求将会不断提升，利好公司未来发展；另外，提供网络优化直放站及集成服务的奥维通信以及主营网络运维和集成服务的国脉科技也值得关注。
海外电信投资若显著复苏将带来机会
根据我们前面对海外电信投资趋势的判断，尽管在2009年出现了部分的反弹，但是总体来看，并没有完全走出谷底，复苏的确定还需要时间。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海外电信投资的触底回升得到确认，那么通信设备板块海外业务比重较大的公司、已建立好海外网络但海外业务较低的公司、合作对象业务受海外电信投资影响较大的公司均会得到利好确认。
从2009年半年报的情况来看，海外市场占比比重较大的中兴通讯、东信和平、光迅科技将会优先受益海外电信投资的复苏；而以合作形式向海外供货的日海通讯、武汉凡谷虽然从报表分类上来看，海外收入比重不高，但若计人通过合作设备商向海外的供货，则比例显著，如武汉凡谷此比例为50％左右，此类公司若海外电信投资确认反转，则同样会受益较大；另如烽火通信已计划拓展海外市场，海外销售网络已经初步建立，但当前海外收入占比甚微的公司，在海外电信投资复苏的背景下，其有可能实现海外业务收入的大幅增长。
紧跟光通信、网优、海外复苏三主线
从整体通信网络设备的情况来看，国内明年的通信设备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趋势我们认为是确定的，这将给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相关设备商带来影响，但其中也将存在着结构性的机会；海外电信投资在2009年中显示有复苏迹象，但总体随经济形势的变化并未获得确认，我们认为海外电信投资有望在2010年中后期确认复苏，从而带来相关的投资机会。
针对国内电信投资下降趋势下的结构性投资机会，我们认为可持续关注在宽带化发展趋势、光网络升级时机、业务带宽需求持续增长等因素推动下受益的光通信行业公司，重点关注专注光通信行业的烽火通信，同时关注中兴通讯以及相关的光纤光缆上市公司；可关注3G主要网络基础设施建立后的网络优化设备和服务市场需求高增长的机会，个股如三维通信、奥维通信、国脉科技等等。
一、练好经管内功
在“走出去”的策略上，不同的企业会因为自身条件和基础的差别而千差万别。针对内部企业间的信息不畅造成资源浪费，资本和资产的流动性差增加了运营成本，以至资源的不可移植和不可再生导致企业持续盈利能力下降等矛盾，上海实业集团提出上海海外公司对所属企业的作用和功能定位要逐步实现“四个中心”的设想，即“成本利润控制中心”、“金融资本（产）运营中心”、“业务发展促进中心”和“后勤管理服务中心”。上海实业集团的成功经验说明，上海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前提就是要练好经营管理的内功。这些内功包括：（1）要准确认识自己和对手。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投资需求的规模和层次有相对差异，企业的优势也正是相对不同市场、不同竞争者而言的。因此，拟“走出去”的企业应该首先开展全面深入的调研活动，确认自己是否具有胜过当地企业的特别优势，如核心资产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内部化优势、组织管理优势等等，才能进行跨国经营活动。当这些优势在国内有一定基础后，通过跨国经营与当地区位优势结合，企业就会快速积累和发展这些优势，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从而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2）要加快企业管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成功的企业都对企业的管理水平、经营素质极为看重，因为只有良好的企业管理才能够保证资金得到最恰当的运用，把产品和技术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企业跨国经营中，在与国际化接轨过程中无论从管理方法或思维方式上都必须与国际接轨，特别是要加大海外公司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同时，由于现在的干部轮换制度既不利于鼓励有经营才能的人发挥他们的专长也不利于培育和开发长期形成的人脉关系的价值，因此，必须通过加快推动智力资源资本化，建立起长期激励与约束相统一的机制。对于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企业，可鼓励经营者和员工将国内资产（房产、存款和股等）作为抵押，以自然人身份个人持股，并且允许私人持股比例超过50%，以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在外派人员的收入分配机制方面，要把经营业绩与收入紧密结合起来，大胆采用经营者年薪制、与所在国（地区）分配方式相衔接、带资风险承包以及期股、期权奖励等多种方式，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对外派到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要制订高标准的地区津贴，激励职工到艰苦的地方开拓市场。（3）要因地制宜地创造新技术。上海从事海外投资活动的企业普遍缺乏技术优势、创新能力不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但是应该看到从某种程度讲上海企业某些成熟技术对发达国家某些行业及某些企业来说，具有相对优势。因此企业除了加大科技投入、努力创造高新技术外，在跨国经营中应进行技术知识当地化，把已有的成熟技术与当地的市场需要相结合，研发出新的适用技术，使其生产出来的产品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4）要采取灵活、创新的组织结构。近年来，由于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和国际互联网的建立，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特征，其主要表现是企业的网络化趋势逐步加强，母子公司之间以及分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子公司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条块结合、纵横交错的矩阵型公司架构。同时，为了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国际竞争力，各跨国公司间还结成牢固的战略联盟，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上海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应该认真学习和借鉴各跨国公司在组织管理模式方面的成熟经验，不断进行体制创新，争取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
二、发挥整体优势
上海海外企业投资规模较小、融资渠道有限的状况，限制了其市场能力的拓展。同时，由于这些企业缺乏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加之市场目标不清，市场预测失误，盲目出击，往往造成经营失败，以至半数以上的企业黯然“回流”。因此，上海要加快发展海外经济，首先要通过发展大联合，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集中资源，发挥“外”字号大企业的整体优势。经过多年的海外经营实践，上海毕竟形成了一批实力雄厚的海外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在不仅拥有丰富的海外经营实践，还形成了广泛的海外经营网络。近年来，上海最大的海外企业集团上海实业集团，遵循“走出去”、“引进来”、“沉下去”的发展战略，在上海市政府以及上海市外经贸委、市经委、外汇管理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其众多海外网点的桥头堡作用，通过联合上海工业投资集团、上海仪电集团、上海化工区、锦江旅游公司等一大批大企业、大集团一起“走出去”，先后牵头重组或建立了上海国际株式会社和圣彼得堡上海贸易中心，不仅开辟了上海企业“走出去”的新局面，还为上海引进海外资本和优秀项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上海国际株式会社刚刚重组不久就成功帮助上海引进了理光等2个外资项目。上海实业集团董事长蔡来兴公开表示，上海实业现在在美国、南美、日本、澳大利亚、南非、汉堡、俄罗斯等地的9个海外总部不是上海实业集团的“私家码头”，而是上海企业共同进军国际市场的“公共码头”。如果国内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借重像上海实业集团这样的海外集团力量，结成既有接单能力，又有生产能力、工程管理能力以及资本运营能力的“走出去”的集团军，并通过优化组合和战略性重组产生聚变和裂变效应，上海企业“走出去”的整体实力必将大大增强。三、优化投资方式
以往我国在进行海外经营时主要采取“绿地投资”（新建）的方式进入，比例高达48%；战略联盟方式为39%，收购兼并为13%。，对外投资的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所投资的技术多为适应性技术或已经标准化的技术，对技术进行严格保密的要求也比较低。近年来，上海一批大企业在海外的兼并收购已经出现重大突破，如上汽集团出资5970万美元收购韩国通用大宇汽车科技公司10%的股份，不仅可以得到巨额分红，还可进一步利用通用大宇的全球网络“借船出海”，以此扩大市场、提升实力；上海电气集团与美国晨星公司共同出资900万美元买下了日本秋山印刷机械公司的所有技术和设备，至今运营良好；上海制皂集团成功收购的2家美国企业为上海买家添了多条可充电电池生产线和10多项专利，而且生产技术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上海海欣集团出资2500万美元，买下进美国Glenoit公司纺织分部的销售网络和46个商标品牌的永久使用权，为公司产品进入北美市场铺平了道路，等等。今后，上海企业必须在思想观念、运行机制和模式上进一步转变。在投入方式选择上，应更多考虑采用收购而非新建的方式。因为较之于新建，收购企业具有几大优势：可缩短投资周期和投资回收期，迅速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可利用原有企业的技术、资金和管理人才，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可利用原有企业的市场和销售网络，节约新建企业所需要的巨额的市场开拓费用，等等。当然，并购成功并非难事，但是顺利完成并购之后的跨文化整合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过程。整合上的失败在国际市场中屡见不鲜。因此，并购成功以后还要尽可能充分了解目标企业的当地文化和原本的企业文化，通过与自身文化的比较，来鉴别是“相溶型”、“摩擦型”、还是“冲突型”，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和管理方式来加以协调，以缩短整合过程，减少整合成本和由整合带来的资源浪费。对于具有较多管理经验和市场开拓经验的企业，可以利用国外当地的资本进行重新组合来投资。具体的办法如：在当地上市、发行预托凭证、在当地发行企业债券等，这类投资方式既有利于克服自身资金不足的缺陷，也有利于企业降低投资风险。
四、优选投资区域
上海企业在对外投资区域的选择上应充分根据区位的特点选择投资策略。东南亚各国与上海近临，它们有着与我国相似的传统文化，并且近2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购买力大大增强。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国家纷纷出台了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因此，东南亚各国应是上海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原苏联各国有着比较发达的重工业体系，但轻纺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则严重落后。在中亚及俄罗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可充分利用自己小规模生产的技术优势和诸多适应性的技术。在非洲和南美部分自然资源密集丰富的国家可以兴办油田、矿山等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合理利用国际资源，解决上海自然资源不足的矛盾。在北美，美国应成为上海效率导向型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的首选地点，这样可利用技术外溢和扩散，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墨西哥虽然落后，却有利于我们加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充分利用其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优势，绕开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壁垒，直接进入其市场。在欧盟内部投资则可避免“反倾销”的政策和各种贸易壁垒。同时，上海企业还应根据当前国际竞争的特点选择重点投资区域。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上海企业的真正竞争对手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只有在发达国家才能真正打到跨国公司的后方和本土，真正获得高利润。华虹集团就是较早深入发达国家的上海企业之一，早在1998年，这家企业就投资600万美元，参股设在美国硅谷的集成电路设计开发中心，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开发新产品的能力。由于近年来美国、日本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一些中小型企业濒临破产境地。这些企业拥有较为发达的科技、在其本国也有一定的市场和影响力，如果能够通过一些大企业的的海外地区总部，收集这类企业的信息，然后，联合国内实力较强的大企业对其进行收购，不仅有利于我们获得对方的技术，还可以直接绕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进入相关产品的市场。当然，深入跨国公司本土的行动不应该是盲目的行动，研发先行（即对投资目标国家或地区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以后才进行投资）、服务先行（即在海外建立促进贸易发展的销售服务网络以后进而投资办厂）、到有较强辐射能力的地区和市场设立企业集团的地区总部（或代表处、子公司）、采取“属地化”的方式管理海外企业，以及严格遵守国际规则等等都是打到跨国公司的后方和本土应该重点参考的策略。
五、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曾有经济学家预言，将来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取决于中国大型企业集团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上海现有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企业的海外投资资金短缺。为此，要积极抓好资本运营这张企业的重要王牌，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以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分享现有资源的市场渠道。海外上市融资不仅能为企业筹措发展资金，而且有助于企业深化改革。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企开始进军国际资本市场以来，我国已经先后有50家在海外上市，而成功者仍然寥寥。由此可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为充分发挥上海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作用，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必须遵守国际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些企业热衷海外上市的目的主要是集资，对上市以后如何利用海外资本市场的环境和要求以使企业在管理上取得进步方面所下工夫不够。这不仅带来了海外投资者对这类公司的不信任，为进一步筹集资金造成了困难，同时，也失去了改革企业内部机制，给企业注入持久活力与其他类型公司同步发展的机会。因此，进入资本市场只是手段，而通过“游戏规则”达到转换经营机制，按国际资本市场原则来经营的企业才是最终目的。第二，必须正确处理好海外上市公司同集团母公司的关系。尽管上市公司与母公司是各自独立运作的，但是二者之间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母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上市公司才有发展的基础；只有上市公司大发展，母公司才能多分红，才能尽快摆脱困境。六、开辟战略资源市场
在人类面临可持续发展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严重短缺成了制约一些大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如，2000年11月27日《瞭望》周刊曾断言：水、石油和粮食这三大战略资源“总体短缺”的基本特征，将成为制约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因此，抢先一步获得世界范围内一些战略性资源的经营和开发权是企业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的关键。近年来，世界经济正处于“增长性衰退”阶段，我国政府针对国内日益出现的战略资源短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通过“大资源外交”，营建稳定的国际资源安全环境已成为这些措施中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海外收购油气、煤炭和矿产资源的代价相对较小。目前，上海已有一批企业开始探索在海外参与资源开发的途径，如宝钢集团参与巴西铁矿开发；又如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公司在橡胶资源丰富的泰国建立合资企业，生产出来的天然橡胶部分销往欧洲国家，部分返销国内，对满足母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料起到了良好的补充作用。今后，上海企业应借助国际经济的走势，以及国家“大资源外交”战略形成的良好国际环境，进一步走出国门，与当地资源型企业结盟，或者兼并收购这些企业，从而建立我们自己的资源生产基地和营销渠道，为集团获得高额、稳定的利润来源。
七、充分发挥银行对企业的金融支撑功能
上海海外企业往往会因资金问题而影响发展。如在企业创业初期，由于规模小，在海外银行缺乏授信记录，无法得到注册地银行的融资和授信支持；由于境内外账户独立开设，集团总部无法实时了解海外企业账户信息和高效集中管理资金；此外，部分海外企业注册地政局不稳、外汇管制严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外企业的发展。上述问题的存在，客观上产生了在境内设立投资海外中转账户，以便合理避税和进行海外资本市场运作的需要。据了解，世界著名跨国投资企业，一旦瞄准新的投资国和地区，和其有天然联系的银行、保险、法律等服务机构，往往紧随其动。表面上看到一家跨国公司落户，背后是一个全方位服务团体的跟进。因此，上海的金融机构也应效仿外国同行与“走出去”的企业结成更加紧密的关系。所幸在2002年，总部在上海的交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已相继获准开办离岸业务。为促进上海企业“走出去”，同时也为了逐步构建银企整体战略合作联盟，加快银行自身的发展，建议这两家已获准开办离岸业务的银行率先以离岸金融服务为纽带，使各大企业集团在上海本地就可以便捷、集中地对其海外账户进行管理，实现企业海外投资发展与境内银行服务的有效整合，为企业海外发展提供有力的和后台支撑，加快上海产业优势融入国际市场的进程。
八、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和服务功能
上海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也需要政府的指导和法规政策环境的保护。在2002年3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教授指出：“在美国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中，运作的整体环境是良好的资本市场、齐全的法律框架和完整的管理指导架构，只有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企业才可以在政府的相关规定指导下做出商业决策和经营决策。”据外经贸部近两年对100家走出国门的重点企业调查显示，在企业“走出去”遇到的困难中，有40%是直接与政府有关，如外汇管理过严、审批渠道不畅等；另外的45%与政府的政策有间接关系，如融资困难、人才缺乏等。真正的外部环境问题只占15%。因此，政府在推进企业“走出去”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制定适应新形势的海外投资管理体制、提供必要的服务等等。对于上海市政府来说，除了全面落实现有的各项配套政策和鼓励政策以及在享受出口退税政策、金融服务和政策性保险鼓励政策以外，还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改革海外投资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上海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所导致的微观投资决策的盲目性，是直接影响政府干预企业对外投资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改革海外投资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完善投资主体的公司治理结构。
第二，提高审批效率。审批制实际上是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一种过渡制度。在对外投资制度由审批制向登记备案制过渡的条件成熟之前，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提高政府对企业对外投资审批的效率，把重点转移到规模、结构、方向和企业竞争力上。
第三，给企业海外投资一些权力、便利。市政府应根据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有步骤地放宽资本管制，简化项目审批和外汇管理手续。对已拨上海的2亿美元的换汇额度审批权下放地方。另外，为了解决并购、投标等投资活动的时机选择问题，增强企业决策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可考虑对大型优势企业实行预先申报规划、自主决策立项、相机实施运作、事后上报备案的政策。
第四，加强对外投资事后监管。目前，各个部门都非常重视对外投资项目的事前审批，而对事后监管却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或无能为力的状态，导致了一些大中型企业热衷于以“走出去”的名义在国外设办事处，为国有资产在合法理由下的流失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政府部门要大力加强对外投资事后监管。此外，政府部门的事后监管还要防止重复检查等给企业造成的不必要的负担。
第五，防止海外投资的过度竞争和“走出去”企业对境内企业的不良影响。政府应尽快出台明确的管理办法或相应的授权，对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同一种产品，审批和核准部门要控制企业数量。对海外投资总量也要有控制，除宏观目标外，还应根据投资主体的资信和资质，确定优先审批顺序。
第六，加快制定地方性的对外投资法规。为便于政府部门有法可依，切实可行地全面管理对外投资活动，应根据上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WTO的新形势，从立法上重新划分各部门的职能，把不该管的或不应管的部门职能取消，简化审批管理内容和程序。把审批与监管职能有机结合起来，由多头、多部门审批管理改为单一部门审批管理。同时，加快出台加快海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方面的地方性政策与法规。另外，还必须切实利用好我国已经参加的多边投资担保公约和多边投资争端解决公约，维护上海对外投资企业利益。
第七，在海外建立投资工业园。上海企业“走出去”，尤其是中小企业，单帮很难成功和避免风险。如果有国内好的中介服务机构、组织，在国外建立类似新加坡在苏州的工业园，有投资咨询、法律顾问等，集群到海外投资，如果出现风险或问题，国家或双边之间可以谈判。这方面，政府部门和政策不仅可以协调，还可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工作。
第八，设立海外投资公共信息平台和风险评估机构。一个企业要对外投资所需了解的信息包罗万象，既包括宏观的国外经济发展趋势、产业总体规划、有关法律法规、政府投资政策、金融外汇市场状况、海关政策、税收政策等，也包括微观的产品供需状况、价格市场周期、合作伙伴的资信、行业市场准入、人员进出情况等。然而，由于企业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有限，资金、人才、渠道缺乏，对国外有关法律、政策、投资环境等知之不多，在互联网上也难以查询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如果政府能够设立对外投资公共信息平台和对外投资风险评估咨询机构，对企业海外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当然，由于中国国有体制的特殊性，银行还需要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机制风险做出评估和判断。
第九，以项目为抓手，积极推动上海有实力的大企业联合起来到海外投资。对于重点项目给予优惠的信贷支持、一定的税收支持和适当的财政资金支持，同时，对海外投资项目许可证和配额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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