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行业研究(6篇)
时间：2024-07-30
时间：2024-07-30
关键词：中国广播广播理论理论研究
2011年，中国广播是在国家“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深化改革、稳步发展的一年。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推进，中国广播进入了多元发展的新时期。这一年，广播理论研究继续沿着务实与理性的方向拓展，与广播媒体的发展趋势结合得愈加紧密。2011年的中国广播理论研究对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的发展趋势、广播产业化发展与经营、广播多元化发展战略、广播媒介批评、广播战线“走转改”实践等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热情和较多的关注。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发展趋势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网络和数字技术不断影响着媒介的生存环境和传播方式。媒介融合成为媒介发展的主要趋势和媒介研究的重要课题。2011年是国务院加快推进“三网融合”的第二年，作为传统媒体的广播，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借助新媒体衍生出一些新的传播途径和传播形态。相关研究一致认为，在全媒体时代的今天，媒介融合为广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有学者就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思考，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广播出现多种衍生形式，如网络广播、手机广播等。广播多元化的形式满足了用户对多形态信息传播的接受需求，传统广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先天性缺陷恰恰成就了广播移动性和伴随性的优势。研究指出，“内容为王，受众为本”是广播媒体恒久不变的追求，它要求广播从业者以创优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将内容做好、节目做精。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广播将会以传统广播为主，网络广播、手机广播为辅的多元并举的发展格局向前推进，每一种广播形态都有其生存空间和受众市场，但不论形态如何衍变，坚持按广播的传播规律办广播，强化内容建设都是未来广播发展的第一要务。①
有研究者提出“内容为王是广播生存之本”，随着今后“内容”作为知识产权的理念进一步明晰，内容仍然是媒介融合时代传统广播对抗新兴媒体的“重兵器”。如何生产出符合市场、技术、时代和群众需求的内容成为解决广播生存的关键性问题，基于广播受众用户化、收听碎片化与内容分众化的趋势，广播在内容生产上应充分体现个性化需求，培养节目品牌和主持人品牌，拓宽新媒体思路，让广播进入更为广泛的传播环节。②还有研究指出，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媒体应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利用信息及节目资源，建立媒体资料数据库与用户分析数据库，对音频资料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并结构化入库，以满足多媒体受众对内容选择的需求。
二、广播产业化发展和经营研究
2011年，中央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配合国家近年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体制改革中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国广播业置身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中，又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广播业依然面临着经济体量小、收入结构不合理、发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寻求破解良策。对此，有广播业者对广播产业化发展和经营管理进行了思考，相关研究一方面对产业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审视，另一方面对我国广播产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分析。
有研究指出，广播产业经营中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如产业链短，延展性、辅业务弱，发展后劲不足，专题广告收入比重过大增加了经营风险，对外合作、资本运营手段少，管理体制条块分割，难以突破地域限制实现规模效应，广播电视横向联合呆滞，广播呈现弱化现象。在广播产业化过程中，事业产业切割不彻底，市场运营方面存在欠缺等。针对上述问题，并结合目前传媒业的发展态势及政策环境，有研究者从产业发展的宏观层面提出突破发展瓶颈的设想和建议，即转变观念，确立正确的产业发展理念，以政策为先导，以资源为基础，以机制为保障，通过微观层面的体制机制调整和资源业务整合，培育产业运营主体，增强核心竞争力，完善产业链条，做大做强广播产业。③
广播经营研究涉及广播经营的宏观内容、发展策略、广播营销、品牌经营等多方面的内容。随着广播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打造专业频率广播、推动广播品牌建设已经成为广播经营的重要策略。有业界研究者就以北京交通广播的品牌发展之路，对广播产业化经营进行了思考，提出应利用媒体优势，扩大外延，形成产业链。研究指出，广播进行市场化经营，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其他产业是可以尝试的路径。在不改变主业的基础上，立体利用资源获得多重收益，利用媒体资源优势涉足其他领域，是一条值得探索但又要慎重尝试的道路。在整个媒体市场风云变幻的态势下，广播如何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在更高层次的竞争中夺得先机、拔得头筹，是需要不断认真求索的课题，需要当代广播人深入探讨、仔细论证，在总结经验教训和汲取他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寻找新的增长点。④
三、广播多元化发展战略研究
【关键词】媒体融合；中国知网；问题特点
随着2014年国家层面相关政策的出台和媒体创新实践的发展，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又称媒体融合）的研究成果颇丰，在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媒介融合”（或含“媒体融合”），专业文章13184篇，年份篇数分布如下：2013年1444篇；2014年3105篇；2015年5827篇；2016年2808篇（截至2016年7月底）。2014年、2015年成为突出的年份，2014年是2013年的2.15倍；2015年是2014年的1.88倍。
一、媒介融合研究的特点
综观研究成果，可以大致总结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态度取向：温和有力、探索实证
近年的研究成果显示出研究者普遍基于冷静观察和理性思考进行研究，研究态度较为温和，鲜少传统媒体必将如何、新媒体必将怎样之类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
与此同时，研究又显示出有力的一面，“再造”“变革”“转型”这样的关键词并不少见，尤其是后两个词，具体数据见表1。从表1中可以发现，2014年以来，变革、转型研究成果增量较大，这可能与国家政策、传媒界大胆创新密切相关。这些有力的关键词的背后是切实的观察分析。
以有关再造的文章为例：研究者以福州广播电视台为例谈地市台在融媒体语境中的话语实践（汤寒枫，2016）。有关变革的文章，在媒体融合框架下，有谈新闻编辑业务变革的（曹璐，2014；苗慧，2015）；有谈都市报内容生产观念变革的（毛毅，2014）等。关于转型，研究者的角度也呈现多元关照甚至具体而微的特点。
探索实证表现在众多研究者秉承“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从媒体中来，到媒体中去”的精神，其成果往往建立在案例（或个案）研究之上：或引用多个案例佐证自己的系列思考；或进行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在中国知网高级搜索中，以“全文”为参数，同时输入具体媒体名称和媒体融合，搜索结果显示大量文章中包含案例，见表2。内容包括《纽约时报》和媒体融合的文章篇数1209篇，内容包括《人民日报》和媒体融合的文章篇数4234篇。打开搜索条目，可以看到一些媒体的名字赫然列于标题，如《〈人民日报〉微信微博发展策略对传统媒体融合工作的启示》（张月，2015）；《现场实时视频直播：〈新京报〉两会报道的媒体融合实践》（全昌连，2016）等。
（二）研究主题：问题对策为主
总体上，媒体融合的研究偏应用研究，即问题对策研究。表3显示大量文章篇名中直接包含媒介（体）融合现状、问题（困境）、策略（对策、路径）。在批量文章中，还有大量不以现状、问题、策略为题但实质上在谈该如何做的文章。如此偏重应用研究，究其原因，媒体融合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是正在摸索、探索的实践，此领域研究具有强烈的献计实践甚至指导实践的使命。
除了应用研究，还有一些基础研究，主要是关于媒介融合概念、发展史的研究，以及某个时间段（或某个主题）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概念、发展研究如《媒介融合概念的解析和层次》（陈映，2014）等。某个时间段（或某个主题）研究综述如《2010―2014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综述》（鲍高齐，2015）；《2015我国媒介融合研究综述》（单晓颖，2016）；《媒介融合视阈下我国传统媒体转型与制度创新研究综述》（周茂君、李抟南，2016）；等等。
（三）研究目标偏向：服务传统媒体
如前所述，媒体融合研究兴起的重要背景和原因是传统媒体经营危机和话语权危机的出现。这种背景加上传统媒体尤其是传统主流媒体的性质和使命，决定了媒体融合的研究必然呈现助力传统媒体“挽势”的主体目标偏向。
另一方面，通过对一些传媒学者的非正式访谈，笔者也发现，很多学者因为自己本身就有传统媒体的从业经历，或者桃李遍布传统媒体，皆对传统媒体有着深厚的感情，甚至有些研究就是受传统媒体从业人员的激发甚至委托。
表4显示的仅仅是以关键词搜索传统媒体（或传统媒体某一类型）、媒体（介）融合得到的搜索结果，大量以某个具体传统媒体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不在此列。表4显示2015年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出现大幅增长，这与国家政策的出台密切相关。
关于传统媒体如何转型、如何融合发展的文章俯拾皆是，如：《媒介融合时代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互动探析――以凤凰卫视为例》（丁玎，2015）；《地方传统媒体媒介融合的现状及路径思考――以安徽省级媒体为例》（王冠，2016）；《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转型战略与路径》（闻琼，2016）；《电视节目的新媒体融合力分析》（李岭涛、李冬梅，2014）；《媒介融合视角下的传统电视转型思考》（刘晓雪，2015）；《媒体融合背景下报纸转型策略研究》（卜俊成，2016）；《报纸热线栏目在媒体融合时代的转型探索》（薛蕾，2016）；《媒介融合下报纸副刊的创新探索与实践》（陈士娟、高亚平，2016）；《广播的新媒体融合路径》（蔡国栋、陈永松、张军利，2015）；等等。
从这些文章标题可以发现有关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文章，其观照的角度和主题多样：有区域传统媒体发展探讨；有单个传统媒体战略融合研究；有制度创新研究；有个案分析；有传媒内容的创新生产研究；有人才培养的思考等。
（四）研究新视角：互联网思维（逻辑）、大数据
2013年以来兴起的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为媒介融合实践和研究带来了新思路、新图景。
“互联网思维”概念出现在2012年前后，2015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将“互联网■”上升至国家战略，之后关于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逻辑的讨论成为持续热点。传媒研究者也试图从互联网逻辑、互联网思维角度分析传媒、媒介融合，代表性人物是喻国明，他从2014年至今已发表30多篇文章。喻国明认为互联网具有两大特点：连接、开放，[1]要把互联网看成是对社会、传播领域的“基础性、结构性的改变”，并指出“互联网逻辑已经成为现阶段传媒业运作的‘操作系统’”，是一种高维媒介。在互联网时代“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传播能量被激活”，表现在个人操作社会传播资源的能力被激活、个人湮没的信息需求和偏好被激活、个人闲置的各类微资源被激活。据此，他提出构建新媒介生态的路径：依托大流量开放平台为基础系统；个人、利益组织和专业新闻机构成为联结信息的节点、基于共同体作用下的动态平衡。同时，他呼吁政府角色实现从传媒机构管理者到社会传播生态共建者的转换。[2]陈力丹提出“用互联网思维推进媒体融合”[3]。
其他研究者也进行了相关分析，表5显示2014年至今，关键词包含互联网思维（逻辑）、媒介（体）融合的文章有155篇。他们的研究思路大体上是先解释什么是媒体框架下的互联网思维（逻辑），再分析如何在互联网思维（逻辑）下实现媒体转型与融合。
另一个研究新视角是大数据。表5显示，2013年以来，结合大数据的媒介融合研究持续升温，2014年至今关键词同时包含大数据、媒介（体）融合的文章有102篇。他们的角度多元：有结合大数据探讨未来媒体发展趋势的（向安玲、沈阳，2016）；有结合大数据谈科技期刊融合发展策略的（曹金名、徐文杰，2016）；有谈大数据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撑和促进的（尹光亚、施玉海，2015）；有谈大数据背景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战略的（陈寿富，2016）；等等。
表5：近五年中国知网有关大数据、互联网思维与媒体融合搜索结果
二、媒介融合研究问题反思
媒介融合研究至今，成果卓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反思。
（一）媒体融合目标框架和标准体系研究缺位
媒体融合实践同样涉及一个哲学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目前的研究成果能够回答从哪里来、现在何处，能够分析下一步可能有效的策略方法，但是媒介融合最终要通向哪里、终极目标是什么、有哪些指标体系可供参照、衡量，目前的研究没有涉及，这也导致众多研究者对案例的研究和分析缺乏客观评价尺度和标准。
2014年《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时，国家领导人强调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国家层面给出的目标框架：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新型媒体集团”、最终形成“现代传播体系”。对于某个区域和单个媒体而言，在国家媒体目标框架下其媒体融合的目标框架应该是什么、标准体系应该是什么，值得思考。
目前研究领域缺乏从国家层面到区域再到单个媒体的目标框架和标准体系研究，而这是当前各种媒体融合实践（包括时下讨论热烈的政务新媒体融合）亟须寻找的答案。
（二）受众研究不充分
媒介产业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无论是为了实现经营的盈利，还是为了话语权的占有，首先必须研究受众的真正需求，包括叙事主题和叙事方式的偏好，然后按照市场营销学的原理，完成从研究价值、生产价值到传递价值的价值让渡。受众研究的不充分，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数量上（中国知网高级搜索同时输入关键词“受众”和“媒体融合”进行搜索，得到90篇文章），更表现在质的不足，即缺乏研究体系。
目前的研究多停留于对受众的感性描述或基于大数据的数字描述，而关于媒介受众该如何研究，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是什么，如何把受众研究和媒体运营结合起来，总体上较为缺乏。
（三）媒体技术层面、经济学层面研究较浅
媒介和传播技术密切相关，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如此，媒介融合的研究离不开传播技术层面的深度研究，而目前的研究成果对技术层面有关注（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技术”和“媒体融合”，得到25篇文章），但不够深入。一些结合大数据研究媒介融合的文章也表现出共同的技术分析弱点。与此同时，既然谈到媒体运营、媒介产业、传媒经济，就必须结合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进行研究，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亦极其有限。媒体融合研究呼唤更多的学科跨界研究，以及学界、业界横向联合研究。
（四）案例（个案）研究同质性高
如前所述，案例（个案）研究是媒介融合研究的重要特色，体现了研究者探索求证的严谨态度，但在实际成果中亦可发现不足，主要表现在对案例缺乏独立审视，助推“明星媒体”出现。众多文章对某个案例的态度和描述角度具有高度同质性，如一致肯定某些媒体的先锋试验，缺乏独立审视和反思，这客观上不利于形成独立、客观甚至批判的研究氛围。
三、结语
媒介融合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实践摸索诸多变数和已有研究成果价值不确定性，决定了媒介融合研究任重道远。本文结合中国知网数据从研究的基础要素（时间、态度取向、主题、目标偏向、视角动向等）出发，进行量化分析和浅层次的内容分析，希望通过略显简单的描绘，呈现2014年以来媒介融合研究的大致图景，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对于媒介融合的研究，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密切关注实践，及时分析总结并进行信息、观点分享；另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研究领域本身具备宏观把握、微观分析能力甚至反思能力，如此才能推动媒介融合研究共同体的良性互动，推动媒介融合研究的良性发展。
[本文为郑州大学“新媒体公共传播”学科方向招标课题（项目编号：XMTGGCBJSQ23）、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项目编号：2015B36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喻国明.在连接中创造价值：互联网逻辑下的传媒运作[J].新闻战线，2014（7）.
[2]喻国明，张超，李珊，包路冶，张诗诺.“个人被激活”的时代：互联网逻辑下传媒生态的重构――关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观点的延伸探讨[J].现代传播，2015（5）.
[3]陈力丹.用互联网思维推进媒介融合[J].当代传播，2014（6）.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CNKI
郑保章，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吴静静、王一茹，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作为西方新闻传播学的经典概念之一，媒介素养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当时伴随着大众传媒在西方国家的飞速发展，各种新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开始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大众传媒在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快捷、便利的信息服务的同时，所引起的各种社会负面现象也日益增多。在此背景下，为捍卫本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不受流行文化的侵蚀和影响，有关学者提出了“mediaeducation”的概念，旨在通过对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实施恰当的媒介教育，使其具备抵御外来低劣文化的基本能力。随后，这一概念得到了欧美各国的广泛认同，并相继传入其他国家。
在中国，业界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卜卫于1997年在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上发表的文章《论媒介教育的内容、意义和方法》，是我国媒介素养研究的开端。文章中，卜卫系统地介绍了公民媒介教育的概念、意义和内容，并就如何实施媒介教育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此后，媒介素养这一议题开始引起国内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媒介素养的相关研究呈现井喷式发展，2004年更是被誉为“媒介素养教育年”。[1]与过去相比，近5年来我国媒介素养的相关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呈现出了怎样的发展态势？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研究方法有何改进？为探究以上问题，笔者基于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这一平台，搜索了以“媒介素养”为主题的文章，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070篇，剔除一稿多发的稿件和新闻、广告、目录等无效稿件，共剩余有效文章2016篇。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些文章的年载文献量、核心出版物、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勾勒出我国近5年来媒介素养研究的总体发展状况。
一、基本情况
尽管“媒介素养”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我国学者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与2007年的228篇相关文献相比，2008―2012年我国以“媒介素养”为主题的文章，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从数量上来看，2010年与2012年的文献增长量较为明显。其中，2010年的相关文献数量为415篇，较2009年相比增长率达45.6%。而2012年的文献数量更是超过了600篇（图1），成为5年来媒介素养研究的最高产年。从文献的发表刊物来看，近5年来刊载“媒介素养”相关文献数量居前10位的刊物分别是《新闻世界》《东南传播》《新闻爱好者》《青年记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新闻知识》《新闻界》《今传媒》《现代传播》和《当代传播》。从刊物的质量来看，排名前10位的刊物中，只有《新闻爱好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新闻知识》《新闻界》《现代传播》和《当代传播》是全国新闻核心期刊，而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则只有《现代传播》和《当代传播》，其他刊物均为一般刊物。这也表明，我国媒介素养研究虽在数量上取得了可喜进步，但在文献质量上，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二、研究内容
在我国，“媒介素养”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受到了业界学者的持续关注。十几年来，我国媒介素养相关研究趋于成熟，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研究内容不断深入。纵观近5年来媒介素养研究的相关文献，可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1.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内涵和理论渊源等基础性研究。此类性质的文章在媒介素养最早提出时，曾受到学者的强烈关注。伴随着媒介素养在我国社会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开办媒介素养相关课程的学校、企业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学者对于媒介素养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如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宋萍曾在文章《对媒介素养内涵的再认识》中结合现代社会的传媒环境，[2]通过媒介认知、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三个维度重新分析了媒介素养的概念与内涵。而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研究与发展中心的杨书昆和孙文彬，则结合欧美大众传播与媒介研究的背景，对“媒介素养”自20世纪30年代提出以来至今的演变历史进行了梳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媒介素养研究在中国已有十余年的历史，因此，关于该类型的研究并非只是近5年来关注的重点。
2.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多重研究。在意识到媒介素养的重要性之后，如何正确地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从而切实有效地提高我国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已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如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黄旦等人就曾在《媒介教育教什么？――20世纪西方媒介素养理念的变迁》，[3]分析了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和理念的变迁，对于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到了重要的学习和借鉴作用；湖南师范大学的蔡骐则在《媒介化社会的来临与媒介素养教育的三个维度》中，[4]从人类普适性的终极追求――“真、善、美”三个角度出发，对媒介素养进行了解读，并提出要从技术、艺术、道德三个维度来提升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公民的媒介素养。总之，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既有对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原则和意义的定性研究，又有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途径和方法的定量研究，这些文章已占据了近5年来媒介素养相关文献的半壁江山。
关于中西方、内地与港台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比较，是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由于媒介素养最早起源于西方，因此，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素养研究相比，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仍处于不成熟阶段，西方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学习、借鉴和参考的重要资料。如黄娟的《英国媒介教育的发展及启示》，[5]对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及教育体系和教学模式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而袁军在《国际新闻界》发表的《媒介素养教育的世界视野与中国模式》，[6]则是结合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经验，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的原则，以供讨论。与此同时，与内地相比，港台地区的传媒环境相对发达，无论是在媒介素养的教育模式、教育方法还是在教育资源方面都略胜一筹。因此，关于两者的对比，也是我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如袁磊等人的《港台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现状及其启示》，[7]就是从教育目的、推动力量和教育实践三个方面，对内地与港台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进行了对比研究。
3.关于不同群体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不同群体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一直是近5年来我国学者关注的重点，研究对象包罗万象。按照受众的媒介环境分，可分为现实受众的媒介素养调查和网民的媒介素养调查两部分。如周葆华、陆晔的《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张晓冰的《“网络问政”中网民媒介素养的培育》，徐君康的《数字化时代网民媒介素养非理性表征原因探析》等。按照受众的地理环境分，可分为城市受众的媒介素养调查和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调查两部分。如王嘉的《长沙市居民媒介素养与媒介接触情况调查报告》，杜永梅的《甘肃地区受众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思考――以靖远县为例》，郭颖的《农村受众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彭月萍的《农村受众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建构初探――以井冈山区域调查为例》等。按照受众的年龄段分，可分为少年儿童、青少年（中小学生）、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调查研究。如罗树范的《少年儿童媒介素养教育问题及对策》，王世华的《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建议》，李安英等人的《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及对策分析――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等。
在学者的研究对象中，需格外指出以下几类群体：首先是公务员、政府官员、领导干部等群体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伴随着“网络问政”时代的到来，这一类人员的媒介素养水平已成为其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因此，近几年来关于该群体媒介素养的调查开始逐渐增多。如姜德锋的《公务员媒介素养重构之现在时，多元共生――哈尔滨市公务员队伍媒介素养调查报告》，郑欣的《政府官员：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认知及其应对行为研究――以700名处级以上干部媒介素养调查为例》，丁柏铨等人的《领导干部媒介素养考察报告――基于对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的一项调查分析》等。其次是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受众的媒介素养调查研究。与发达城市相比，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贫穷和落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受众的媒介素养水平，已成为提高少数民族受众整体素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因此，关于该群体的媒介素养研究，开始成为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关注的一个新的领域。如胡永刚和白浩然的文章《少数民族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调查报告――以西北民族大学为例》，张景龙的《少数民族地区媒介素养的文化思考》等。再次是新闻专业学生和新闻从业人员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作为我国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个特殊群体，新闻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以及媒介素养教育策略，一直是学者关心的一个领域。如李茫、徐会的《“准新闻人”媒介素养现状调查及培养途径探析――以宿州学院新闻学专业为例》，陆丹的《媒介批评课程教学方法与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研究――基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特点的思考》，姚治兰的《媒体人的媒介素养与媒体责任》等。最后则是不同职业群体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如蔡斐、许建兵的《法官媒介素养论――从保障审判独立的角度切入》，张红、张朱博的《高校辅导员媒介素养现状调研与对策分析――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孙素华的《企业员工媒介素养教育的创新模式研究》等。总之，我国媒介素养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青少年、大学生群体，其研究范围正不断扩大。
三、研究方法
纵观近5年来我国学者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不难发现，其研究方法正由以往思辨主义的定性研究，逐渐向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转变。同时，由于研究不同群体的媒介素养，需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展开调查，因此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仍以问卷调查居多。如生奇志、展成的《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调查及媒介素养教育策略》一文，[8]即以某具有理工科背景的985高校为对象，采用系统抽样的方式，随机选取在校各年级大学生及部分研究生进行抽样，匿名答卷，并从被调查大学生的基本情况、媒介接触情况、校内媒介情况、对媒介的认知和判断及其媒介使用能力5个方面出发，进行了分析。郑素侠的《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则是在2010年1月4日至24日农民工返乡高峰期间，[9]在郑州火车站、二马路汽车站、二马路劳务市场、郑州长途客运公司等农民工聚集较多的场所，进行了一次中型规模的问卷调查。而郑欣的文章《政府官员：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认知及其应对行为研究――以700名处级以上干部媒介素养调查为例》，[10]则是在南京市7000余名处级以上干部中随机抽取700名作为样本，通过派专人面访调查、网络邮件、特快专递、在线答题等方式展开调查，并从媒介认知、媒介接触、媒介使用、媒介环境适应等四个方面，对此次调查结果进行了陈述。
除问卷调查外，在研究媒介素养的过程中，还常常使用个案分析、内容分析等其他研究方法。如张琳娜的《从网络推手运作模式看网民媒介素养――以蒙牛“陷害门”为例》，[11]即以蒙牛“陷害门”为例，分析网络推手的运作模式，对网络推手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如何使媒介素养成为净化网络的切入点。任素华的《论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以2008年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为个案分析》，[12]则采用了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以2008年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研究为个案，分析了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特色，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而郑巧群的文章《试论媒介素养教育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以新闻传播学的学生专业实践为例》，[13]则是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德育素养和心理素养，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总而言之，我国学者关于媒介素养的相关研究，已不局限于“闭门造车”式的定性研究，而是逐渐深入到了大学生、农民工、领导干部等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开展研究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相较于西方国家虽起步较晚，但也在经历一个趋于成熟和完善的发展过程。从2008年至2012年的年载文献量来看，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正处于平稳发展的研究阶段。尤其是2012年，以“媒介素养”为主题且为篇名的文章已超过600篇，这也表明，我国学者对于媒介素养这一议题仍抱有极大的研究热情。从媒介素养的出版刊物来看，我国刊载媒介素养相关研究的刊物水平相对较低，核心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相对有限，对于媒介素养的研究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研究内容方面，我国媒介素养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断加深和扩大。对于不同的群体纷纷给予了关注。然而，尽管媒介素养研究的受众群体千差万别，但在提升媒介素养的策略方面，所提出的观点仍大同小异，内容相对空洞，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有待商榷。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多数文章只采用了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缺乏长期深入的观察和分析，且所设计问题相对简单，缺乏对变量的综合分析。由于媒介素养涉及受众的媒介接触情况及对媒介信息的处理能力等，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问卷调查加以判断。另外，许多学者在调查某一所高校大学生、某一城市受众的媒介素养时，简单地将研究结果总结为全体大学生、全体受众的媒介素养水平，这种观点也不够严谨和准确。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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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参与观察法特征传媒研究
中国分类号G3206文献标识码A
在新闻传媒领域，各类研究者，针对所关注的问题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业界人士大多是出于自身工作的体验、感悟、积累来写作研究性文章。而学界人士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对于传媒领域的研究大多采用文本研究、内容分析、访谈、问卷调查这样的方式。其中，文本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叙事手法、结构等内容角度认识传媒产品，但这种方法的不足是它容易脱离传媒运作的具体环境；内容分析采用定量的方法，但主要还是关注传媒内容本身，虽然形式上比较客观，但给人一种“解剖”的感觉；访谈业界人士，虽然可以得到一些一线的、鲜活的、前沿的内容，但受访者不可能完全客观、全面地向研究者讲述相关事实；问卷调查可以对新闻传媒领域的问题做大范围、面上的、定量的研究，但对个体问题的认识探度就显得不足。参与观察法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一项使用较为久远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可以弥补上述研究方法在新闻传媒研究中的不足。值得重视。
一、参与观察法的核心思想
参与观察法是质性研究。中的一种典型方法。运用参与观察法，研究者可以描述发生了什么，所牵涉到的人或物，事发的时间和地点，怎样发生，为什么发生等问题，尤其适用于研究人类活动所体现的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事件的发生过程。人们与事件的关系及组合，事件的时间连贯性和模式。参与观察法注重从特定情境的“局内人”的角度出发，将当下某一群体的活动情景和场景作为研究方法的基础。强调开放、灵活、随机应变，要求从具体的人类活动场景中获取资料，涉及建立和维持与所研究群体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在运用直接观察法的同时，可以配合运用其他收集资料的方法，如正式访谈、非正式访谈、问卷调查、文献资料收集。
参与观察法并不适用于所有问题的研究，它更适合于：研究的问题是从“局内人”的角度看的，而“局外人”很难获取真实的、深入的情况；研究者介入一定的群体和组织之后，可以获取相关的信息；要研究现象的规模和范围有限，可以作为个案研究；研究的问题可以用质性资料加以说明，这些资料可以通过直接观察和适合该场合的其他方法来收集。
二、参与观察法在新闻传媒研究中的实施步骤
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在针对新闻传媒的研究中，未必要按部就班，而要灵括应对，但总的来说，对于大众传媒组织和机构进行的参与观察还是要遵循以下步骤：对于研究的设计；介入选定的传媒组织和机构；与传媒组织内部的人员建立信任关系；收集、记录有用信息(数据)；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构思、写作成文。
在参与观察法的实施步骤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研究者能否成功地进人所要研究的传媒组织，如报社的新闻采访部、电视台的某一档新闻栏目，并与被研究者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因为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参与观察，其不仅受到研究者个人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关系的影响。这种“研究关系”主要包括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相互角色以及双方在研究过程中的互动方式。这些关系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层面来进行探讨，如群体隶属关系、亲疏关系、局内人与局外人关系等。。研究者一旦成功进人所要研究的传媒组织。并且参与到其日常工作中，那他便拥有多重角色，既是参与工作的“局内人”，又是潜藏研究目的的“局外人”。“局内人”的角色可以让研究者深度介入新闻传媒组织，成为与其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分享他们的共同的价值观、专业理念、行为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而“局外人”的角色可以保证研究者在参与传媒工作的同时，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而不是完全陷入新闻传媒的繁琐工作中，从而淡化了自己的研究使命和对事物的分析、思考意识。
三、参与观察法对新闻传媒研究的积极意义
作为机构的新闻传媒是社会组织中的一类，其从事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因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对于新闻传播研究来说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参与观察法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的一种独特方法，同样适合于对新闻传媒领域问题的研究。某种程度上看，参与观察法对于新闻传媒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与观察法有助于从事新闻传媒研究的人士突破文本的局限来认识新闻传媒的问题。文本是文化活动的最直接体现，传统的新闻研究在注重对新闻采写经验总结的同时，最为关注的就是文本，对于新闻传媒活动的认识、分析、批判主要都依托于文本展开。虽然文本是新闻媒体活动的最终体现，但如果研究者的眼光仅仅局限于文本本身，那对新闻传媒活动的认识必然受到局限，因为研究者只能看到显在的现象，而对于文本形成的机制、流程、制约因素等幕后藏匿的信息的认识则十分有限。而参与观察法在新闻传媒领域的使用迫使研究者必须走出书斋，到现实的新闻传媒运作环境中去观察、体验、感受，去收集一手的资料，从而突破传统文本研究的局限。
参与观察法有利于新闻传媒领域产、学、研的沟通与结合。新闻传媒领域的研究者走出校园、研究机构，深入到新闻传媒的现实环境中去做较长时间的体验、观察，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客观上需要与一线人士建立信任关系，甚至培养起一定的感情。这类关系的培养，不仅有助于研究者融入所关注的群体和组织，而且可以获取比简单的访谈更为深入、真实和全面的信息；与此同时，与业界人士关系的培养。也有利于研究者把他们对前沿问题的思考、观点传达给业界，从而促进其专业水平的提升；新闻传媒是一个注重实践运用的领域，并且与现实社会密切结合，然而学校能够直接为学生提供的锻炼机会有限，通过研究过程中与业界建立的合作关系，建立对口的校外实习基地，便可以为学生的专业实习、实践学习提供机会。
参与观察法有助于对新闻传媒领域的问题做深入的个案式研究。由于新闻体制、传媒体制受政治体制的极大影响，因而，对新闻传媒领域的现象作深入的个案式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整体环境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仅仅通过分析新闻媒体生产的文本是难以准确把握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深入新闻媒体，进行仔细的描述性、解释性研究，而进行这类研究，参与观察的方法是最具有效性的。其中前者力求阐明或描述事件或者情况，后者在于寻求事件的原因以及寻求解释，如果研究者要探求的问题是：“事件过去的情况与现状如何?”，则应该选用描述式的研究，如新闻史就属于这一类别；如果问题是：“为什么事件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那么就应该采取解释性研究。
参与观察法有助于研究者从意义层面去理解新闻传媒的活动与该领域的现象。在其他问题的研究方面，参与观
察法的重点在于了解局内人对于人类活动的理解。从局内人的角度看待的日常活动世界是参与观察法所要描述的基本现实，它追求的是发现、接近和揭示人们对于日常活动的意义的理解。将确定日常生活的意义放在首位，而不是从现存的理论和假设所确定的概念人手，这是参与观察法不同于其他方法的地方。将参与观察法用于新闻传媒领域的研究，研究者同样应该秉承这样的理念，如此一来，研究者便可以深入到意义层面来看待问题，对于当下新闻传媒领域的现象也可以更理性地去看待和评判。
参与观察法有助于新闻传媒领域的研究者获得真实、未经掩饰的相关信息。在新闻传媒领域，研究者运用参与观察法关注的对象是普通而寻常的、自然状态下的传媒人工作状态和传媒组织机构运作情况。这样的状态，与被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正在被观察和研究时(如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会议)，尤其是研究者操控环境时，新闻传媒从业者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话语方式和所传达的信息与观点肯定有所不同。
参与观察法可以使研究者在对新闻传媒的研究中获取更为立体、丰富的信息和资料。当研究者以“局内人”的身份融入新闻传媒组织时，他不仅可以通过观察和与内部人士交流了解新闻传媒的组织架构、人员构成、内部文化与精神氛嗣、编辑方针与宗旨、日常运作模式、当下的处境与面临的问题等，同时还可以收集到会议发言、通知精神、内部自办刊物等承载着丰富信息和真实心声的资料。
四、参与观察法在新闻传媒研究中的局限性
1、不利于对广泛的、面上的问题做统计分析。用参与观察法对新闻传媒进行研究，要求研究者在媒体组织中扎下根，与媒体领导和编辑、记者等人士建立良好的关系，因而。这不是一种适合普遍撒网式的研究方法，不便于大范围展开，不可能如有的问卷调查那样动辄进行几百份的调查。
[摘要]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已经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和全国新闻传媒业的生存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入手，提出了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就世界范围看，智库的产生无不是经济高度发展、社会高度分工、专业性和“专家人才”不断得到重视的必然结果，这一前提对我国传媒业同样适用，我国的媒介咨询服务业是伴随着媒介的市场化进程而同步发展起来的。
目前，我国的媒介咨询服务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依托于高等院校新闻传播学科的科研院所，这类研究机构常常得益于高校的教育和师资资源，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类研究机构研究能力和水平良莠不齐；第二类研究机构是以读者调查、收视率调查为核心业务的媒介数据调查公司，如央视市场调查公司、尼尔森公司、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慧聪等，但是这类机构的研究成果往往呈现出数据有余而分析不足的特征，且商业性强，对媒介产业的总体把握和政策分析缺乏力度；第三类是一般性的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尽管这些公司在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上比较成熟，但对它们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媒介这样一个有着较强特殊性的产业缺乏深入的理解，因此，在关键性问题的分析上有隔靴搔痒之嫌。总是，就目前的媒介咨询业而言，能够被称为真正的传媒业外部智库的研究机构，并不多见。在笔者看来，传媒外部智库至少要体现以下四个重要功能。
媒介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的影响者
智库与一般的研究院所及商业性咨询公司最大的不同，即是为公共决策者提供新的政策主张、策略、政策研究方法等，为决策者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分析每种方案的优劣性、可行性及适用环境。尽管由于我国媒介的特殊性质，媒介政策的制定体系相对封闭，但是，对于真正的传媒智库而言，却也并非没有施展的空间。
就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管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人大传媒管理研究所”)十几年的实践而言，其长期开展文化与传播领域的制度、法规和产业政策、行业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例如2003年的成果“出版评估论证指标体系研究”被相关部门在2003年报刊治理整顿过程中采用，写进了《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文件)，“人口在50万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在100亿元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30亿元以上的县(市、旗)所办的报纸，年广告收入在400万元以上的，经严格评估论证后，可由省级党报或地市级党报进行有偿兼并或改办为地市级党报的县市报，其余都要停办。”这个2003年报刊治理整顿中衡量县级报纸能否保留的相关指标就直接采纳了该所的研究成果。
2007年，该所又受新闻局委托，完成了“主流媒体机构进入新兴传播领域问题研究”。对38家媒介集团进入新媒体的情况进行了普遍的问卷调查，完成了《主流媒体机构进入新兴传播领域调查报告》，并探讨了媒体竞争与融合的趋势、新媒体赢利模式等问题，还对主流媒体如何更好地在新媒体领域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和发展对策。这一报告得到了相关决策部门的认可。
作为独立第三方的传媒智库，在提供政策咨询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它能够通过整合多个方面的智力资源，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大范围的专家见识和遵循专业规律的意见建议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并将这种智力资源通过为决策者提供方案、决策等形式，转化为公共政策，实现智力与政策的有机结合。
媒体管理运营的咨询师
传媒智库还应该是媒体运营和发展中所遇到的多方面问题的咨询师。近年来，人大传媒管理研究所与全国各地的多家媒体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联合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营实力评估和发展战略咨询
市场运营中的媒体需要客观地了解自身的发展环境和自身的实力状况，并据此制定出自己的发展战略，而战略问题关系到每一家媒体的长远发展和兴衰成败。多年来，人大传媒管理研究所针对此类问题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验，开创了一套对媒体的综合实力进行评估的有效工具，能够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多学科综合优势以及对报业生存及发展环境的深入了解为依据，帮助媒体进行市场区分和市场定位，制定多元经营战略并选择投资方向，设计相应的资本结构和组织结构。该所曾为中国经营报社、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大众报业集团鲁中晨报社、北京娱乐信报社、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海峡导报社、吉林日报报业集团城市晚报社、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大连新商报、九江广播电视报、绍兴广电总台等多家媒体提供此项咨询服务。
第二，媒体产品与市场研究
长期对媒介市场的研究，使该所熟知我国不同区域媒介市场和产品的特征，能够为媒体展开相应的读者调查和专业的数据分析，为媒体进行产品与市场研究，提交权威、准确的调查报告。该所曾为杭州日报报业集团都市快报、保定日报社莲池周刊、金华日报社等提供此项服务。
第三，媒体营销管理咨询
现代媒体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媒体产品营销能力的竞争。近年来，该所提供了相当多的媒体营销管理方面的咨询服务，其中包括报纸发行战略战术制定及发行企业发展战略规划、报社广告经营战略战术制定等。北京娱乐信报社、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今晚发行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等报社及发行公司都是该所在这个领域的合作伙伴。
第四，媒体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管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在媒体管理中如何更好地开发出人力资源的价值是这部分项目的主要目标。近年来该所完成了“北京晨报社编辑部工作考评与激励机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考评体系设计方案”、“浙江卫视人力资源考评体系建设”等项目。建立完整的媒体考评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以科学完善的激励约束系统激发媒体发展动力，是这些服务的宗旨所在。
传媒产业健康发展的推动者
传媒智库应该完成的第三个功能是要积极而稳健地推动产业和市场的健康发展。这种推动，不能止于一两个研究项目和研究成果，更应该付诸一系列能够促进产业发展和沟通的平台的建设。
就人大传媒管理研究所的经验而言，近年来该所承接和搭建了传媒业内多个交流平台常设机构的工作。这些平台主要有：中国报业协会报业经济研究工作委员会、全国城市新兴媒体峰会、全国城市报业发行网络联盟、全国报业广告经营信息
平台和全国报业广告经营联盟、全国城市周报联谊会、全国城市商报联盟等。依靠这些平台，该所定期组织召开各种专业研讨会，邀请全国相关媒体参加，探讨问题，切磋经验，以求共同促进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该所于2001年10月创办了学术性内部刊物《传媒经济参考》，利用与管理层和业界、学界的良好关系和密切联系，为传媒人士提供独有的、权威的内部参考资料，为传媒人士掌握业界动态和发展走向，做出正确选择和决策提供帮助。同时，为了全面记录中国报业的发展历程，为业界和研究人员提供一本资料翔实可靠的报业百科全书，该所在多年研究我国报业发展、搜集相关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上，每年组织编写一部《中国报业年鉴》。本书是目前国内一部综合反映报业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的大型史料性工具书，已经连续出版了3年。
专家资源库和人才培养的基地
传媒智库是媒介人才的汇集地，就人大传媒管理研究所的经验而言，人才的汇聚和培养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通过研究项目汇集学界和业界专家，这些学界业界的领军人物是智库的重要资源；第二，开发专家资源，为媒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员工培训。人大传媒管理研究所一直承担为各媒体开展采编及经营管理人员培训的业务，科学设计训练课程，聘请业界与学界的高级人才组成一流的师资队伍，务求专业、实用。该所曾为深圳报业集团、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长春日报报业集团、河北报业协会、烟台日报社、全国城市报业发行网络联盟、长治日报社、洛阳日报社、鲁中晨报社、保定日报社等媒介机构开展过此类服务，效果良好，颇受好评；第三，与研究生教育相结合，以“社会科学实验室”模式培养研究生，使研究生参与到媒介研究的项目中，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使他们获得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培养，也使研究所成为培养人才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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