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6篇)

外商直接投资篇1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正负影响效应。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质量改善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与示范效应和产业聚集效应有力促进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挤出效应、产业结构滞后效应和区域发展差距效应对东道国产业结构造成负面影响。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影响机理

一、理论回顾及评述

经济学家一直在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当两国之间产生了要素跨国流动,产生了经济联系,就会引起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关系的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缺口”理论、“增长阶段模型”和“边际产业转移理论”等。

“缺口”理论主要包括“两缺口”模型和“四缺口”模型。钱纳里(H.Chenery,美国经济学家),20世纪60年代年创立了“两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外部资源弥补“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在发挥政府的作用的同时,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以适应引进外部资源。它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引进外部资源对于缓和国内资源稀缺性的重要意义。托达罗(Todaro,美国经济学家),1969-1970年在“两缺口”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增加“政府税收缺口”和“生产要素缺口”形成了“四缺口”模型,并从这个角度论述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和实现经济增长的意义。“缺口”理论模型仅能从宏观上探讨利用外资的可能性、重要性和必要性。

小泽辉智(TeretomoOzawa,日本经济学家),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增长阶段模型”。在赤松要(KanameAkamatsu,日本经济学家)“雁行模式”的基础上,小泽辉智引入了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因素,使得这一模型对东道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优化产业结构有重要意义。根据“增长阶段模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缩短了东道国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换代的时间,加速了东道国建立本土具有竞争力产业的进程,从而成为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助推器。

小岛清(Kojima,日本经济学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了“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应将本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可集中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一方面促进了东道国劳动密集行业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本国及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但按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永远只是跟随者,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取得后发优势的情况。

按西方经济学届的分类,上述理论同属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产业说”范畴,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演变具有积极作用,即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可以通过要素的国际流动和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具体表现为:第一,外商直接投资转移的产业迅速填补了东道国产业结构的空白;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优质资本、领先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促进来源国与东道国产业间结构的转移,并推动产业内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但是,上述理论都存在着理论极限,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总是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它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会产生负面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主要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质量和技术含量,二是当地利用外资的产业政策。若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不高,或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以同等生产效率的生产,或外资企业在竞争中挤出本地企业,则外商直接投资就会对当地产业结构造成负面影响;若政府没有对外资进行有效地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益目标和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偏差较大,则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分析与总结,文章的理论研究基础框架将围绕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展开。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正面效应

1.资本质量改善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质量改善效应是最直接的正面效应。在资源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竞相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决定性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东道国的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改善资本质量,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积极贡献。

更深层次,产业结构的转换和调整有两种方式,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增量调整的实质是,改变资本增量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比例,是动态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转换。各产业部门的增量资本流向和增量资本结构,决定着现有产业结构的基本变化格局,所以,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每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增量。存量调整的实质是将存量资源进行再次配置或优化重组,借此突破稀缺资源的瓶颈约束。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跨国并购已成为存量调整的重要形式,其操作模式往往是,以市场为导向,经过调研分析与研判,选中未来成长预期明确的、自身含有优质或稀缺资源的行业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或技术改造;通过所有权转让盘活闲置资源,或将股份变现处理,又可以资金形式继续投向新兴产业或新产品部门。借助多方一系列的退出以及进入的调整活动,使得各种资源在产业或产品之间不断优化配置,提升产业结构。

2.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是一个运动着的系统,外商设立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先进的技术通过一定的途径从外资企业运动到本土企业,从而引起当地技术进步或生产力升级。外资通过技术溢出促进国外分支机构进行研究与开发,提高要素生产率,改变产品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引起组织创新,提高管理水平,来直接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通过与当地研究与开发机构合作、向当地后向与前向合作者转移技术,来间接地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①。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可以分为行业内溢出和行业间溢出。行业内溢出,又称为水平溢出,是在同一行业内,外资企业向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其产生途径包括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以及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行业间溢出,又称为垂直溢出,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链向上游企业的后向溢出和向下游企业的前向溢出,其产生途径主要是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又分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两种,前者指东道国本土企业从外商投资企业采购中间投入品,后者指外商投资企业从东道国本土企业采购中间投入品,两者分别对应前向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

示范――模仿效应。本土企业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生产流程、新产品工艺等的学习和模仿来提高的自身技术水平,分为单纯的技术复制和吸收创新。本土企业对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产品工艺以及管理经验等进行单纯照搬和简单复制,获得的都是质量水平不高的技术,而跨国公司真正的先进技术、核心技术则难以获得;本土企业对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技术加以细致研究、消化吸收并加以改善融入到自身产品及生产工艺中的方式可以绕开跨国公司的技术壁垒获得较为先进的技术,但这也对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竞争效应。从外资公司角度看,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促使跨国公司持续吸收母公司高新技术,创造了东道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的条件;从本土企业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转化为动力,刺激本土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本土企业加强自主研发、积极学习和吸收同行业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应用效率。

人力资本培训和流动。科技以人为本,技术先进的跨国公司往往注重给予当地雇员多方面、多层次的培训,以提高低层管理或技术人才的基本管理技能、服务文化与技能、基本操作技能;提高中层管理或技术人才的部门运营能力、专业技术技能、服务能力;提高高层管理或技术人才的经营理念、管理运营能力、现代技术应用能力等②。而当这些雇员由外资公司流向东道国本土企业时,他们积累的知识和技能随之外流,从而对东道国本土企业产生技术溢出。

产业关联效应。当内外资企业建立起产业关联,外资企业的因产业部门间的供求关系会对技术相对落后的本土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前向关联效应下,外资公司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售后服务、先进宣传和销售方式等途径推动下游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后向关联效应下,外资企业为了确保自身利益,往往会通过技术支持、人员培训和辅导等方式提高上游供应商的技术水平,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3.带动与示范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东道国投资后,获得了大量资本收益,在企业前期利润较高的条件下,有可能带动母公司对该企业追加投资,或向上下游产业投资以完善整条产业链,这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效应。与此同时,国内与国外的其他外资会被获利效应吸引进而开始投资,或投资该行业,或投资相关行业,从而促进产业链的发展,这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示范效应。

4.产业聚集效应

产业聚集效应,即在某特定区域内,一定数量的具有密切产业联系的企业以及相关机构聚集,并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产业聚集会给聚集区内的企业创造良好的获利环境,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形成聚合力较强的竞争优势,包括企业生产成本优势、经营绩效优势、产品的质量优势、差异化优势、区域品牌优势和产业集聚的创新优势等。反过来,产业集聚效应的产生又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形成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负面效应

1.挤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挤出效应,是指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替代国内投资、引起非公平竞争、阻碍当地技术进步和扩散、抑制生产率增长等因素引起的负面效应。随着外资公司在东道国的扩张,凭借其各方面的比较优势,外资企业会给东道国企业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可能会使得本地因长期处于竞争劣势而最终被挤出市场。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挤出效应的有以下三种作用机理:第一,在内资企业较多、已发展成一定规模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凭借其技术、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优势打入市场,逐步树立在当地的地位,替代内资企业,并在竞争中渐进式地将内资企业挤出市场;第二,在内资企业投资不足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闪电式地进入,填补市场空白,占领市场,并凭借其先入为主的市场优势地位为其他投资进入设置障碍,尤其是内资企业;第三,随着一些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内资企业的某些技术可能已领先外资企业,这时,外资企业通过向先进的内资企业学习技术,享受内资的技术溢出,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相对挤出效应。

2.产业结构滞后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东道国时,若发达国家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可能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此时,就会形成以发达国家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国,以发展中国家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国的国际分工格局。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模式,一味被动地接受,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将固化在较低层次,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存在严重滞后,非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外商直接投资篇2

【关键词】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特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和技术的全球化也在不断发展，现代的产业发展模式正逐步引导着企业为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品销售范围而走出国门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银行业是我们金融行业的支柱产业，也是目前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

单位：亿美元

目前，我国银行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中央银行、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政策性银行等。由于整体发展模式、资产能力和经营能力等各方面的差别，五大国有银行和部分有能力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成为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51亿美元，其中货币金融服务类（原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74.8亿美元，占49.5%。（各年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流量见上图）。由此可见，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是金融类对外直接的主力军。所以，通过研究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为银行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有用的政策，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通过中外相关文献的阅读和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处于形成阶段，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不是特别的成熟，所以，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可以为我国商业银行更好地走出去寻找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本文将从主体分布、区位选择、投资模式和投资规模四个方面上进一步分析现阶段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以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一、投资主体集中于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五大国有银行以及少数发展较为良好的大型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和城商行对外投资极少。从银行业的数据来看，中国银行是海外规模较大的银行之一，其海外机构的数量最多。截至2014年6月末，中行海外资产总额7653亿美元，实现税前利润44.12亿美元，同比增长35.76%，占集团资产总额和税前利润的比重分别为27.73%和22.22%，占比在国内同业中居于首位。从数据上看，中国银行大力配合了“走出去”的战略，充分发挥了综合化的经营优势。但是其他小型的股份制银行把主要的经营范围重点放到了国内市场，对外投资频率低，不够重视，与大型商业银行的差距较大。

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较为集中

从目前的投资区位分布来看，我国的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南非、俄罗斯、马来西亚、加拿大以及香港、澳门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许多分行、子行、支行和代表处。但是，总体看来，目前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于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占比将近70%，非洲地区较少，仅仅达到了1%左右。很多潜在的市场尚未挖掘。

三、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较为单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银行业“走出去”大多采用新建投资的方式，沿袭至今，新建投资已成为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方式。近几年，并购投资也逐渐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规模和资产的限制，并购成功的案例不多，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是并购成功次数最多的银行，我国银行业采用并购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还不够，后续整合管理也还不够成熟，还需要继续寻找并购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并购措施。

四、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渐增长

近些年，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渐增长，数据显示，2013年，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51亿美元，其中货币金融服务类（原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74.8亿美元，占49.5%。2013年年末，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170.8亿美元，其中货币金融服务类对外直接投资709.2亿美元，占60.6%。2013年是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增长的一年，我国银行业逐渐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重新把握有利时机，实施国际化战略，进行全球扩张。

五、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特征分析，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在制定合适的国际化战略，采用因地制宜投资模式，既要考虑自身的需要，也要考察被投资地区和被投资对象的具体情况才能制定合理的投资模式。此外，并购以后，要制定全面有效的整合管理措施；还要联合海外机构，加强合作，实现协同效应。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风险风范意识，加强银行自身建设，提升自身抗风险经营能力。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海外市场，提高自身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邓小东，孙芳.从跨国并购看中国银行业国际化一基于中国工商银行并购南非标准银行的思考[J].北方经济，2009，8：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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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智泓.银行海外并购动机的探讨一以中国工商银行东亚并购动机为例[J].发展研究，2011，4：7276

外商直接投资篇3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就业；溢出效应；建议

引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外资随而迅速进入我国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外资在华投资的规模势必进一步扩大。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是开放我国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利用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从规模上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越来越快。改革开放初至1984年5年间，由于国家对外资的种种限制，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仅为30.60①亿美元。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开始放开了对外资的一系列限制。到2002年我国引进外资达527.43亿美元，引进外资规模得以迅速扩张。由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再加上我国基础设施的发展，国外大型企业纷纷涌入，到2011年为止，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了1160.11②亿美元。

从区域分布来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地区分布上不平衡。由于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资金需求量大，加上基础设施先进，对外商更具有吸引力。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较落后，以及企业投资设厂的配套设施不健全，外商直接投资就较少。目前，我国东部实际接受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大部分，中西部占全国的不到20%。

从投资方式来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日益多样化。改革开放初，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形式。现在出现了外商企业、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以及合作研发等其他形式，且外资企业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由商务部资料显示，2002年外资企业投资额317.25亿美元，到2011年达到了912.05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方式投资额甚至下降了。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益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溢出效益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会促进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拉动我国GDP的增长。投资作为我国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对经济的的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特别在我国这个居民不愿意消费的国家，投资和出口显得更为重要。由于我国中小企业缺乏资金，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正好可以弥补我国资金的不足。另外，外商直接投资于实体经济，必然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发挥投资的乘数效应，最终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进一步投资扩张，拉动GDP的增长。再者，外商直接投资拉动了实体经济的扩张，必然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拉动就业的增加。从而增加人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刺激国民的消费水平，消费增加也就增加了整个社会的需求水平，这也会发挥消费的乘数作用，进一步增加国民收入水平。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缓解我国的就业问题。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势必增加我国的投资规模，增加相关行业的需求，进而导致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新建工厂，都需要劳动工人，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带动作用。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先进的生产科技，使得我国攻克了一些技术难题，从而带来一个新的产业，拉动新的投资；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会给国内企业带来示范效益，带动国内企业的投资。四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技术水平的挑高，带动行业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通过合资或者合作的方式，使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出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外商独资企业也要雇佣我国的工人，它们为了提高本公司的劳动生产率也要培训员工，传播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但是这些员工往往可能由于工作压力大等原因离职，成为我国企业的员工，所以也会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以及生产效率。由于技术上的突破，对相关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新中国建立初，我国的汽车行业发展缓慢，特别是轿车的生产。改革开放后，外国为了进入我国的市场，通过合资或者合作的形式在我国建立生产基地。在不同程度上，我国学到了轿车生产的一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也开始了生产自己的品牌汽车。至今出现了比亚迪、吉利等一些国产汽车，由于价格实惠，也在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

三、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虽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也存在一些隐患。比如，固然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益，但是如果我国自身的吸收能力有限，引进外资对我国技术提高也没有多大实际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可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们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③。二是提高利用外资质量④。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更加注重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实施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这些都是我国比较薄弱的产业，更具有学习的价值。三是优化引进外资的区域分布以及合作方式。一方面让更多的外资投向中西部，支持国家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才能更好的发挥溢出效益。四是我国企业需要大力提高自己的吸收能力以及学习能力。这才是发挥溢出效益的关键一环。

参考文献：

[1]商务部官方数据

[2]2013政府工作报告

注解：

①商务部1992年数据

②商务部2011年数据

外商直接投资篇4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它通过向外活动来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发展。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条件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气候、自然风光、自然资源状况、与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条件因素是最明显的因素，其优良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沿海地区如广东，直接毗邻香港、澳门两个国际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受到这些经济先进地区的辐射和传导，推动了本地区的贸易合作和技术交流，对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为外商直接投资节省了原材料成本及运输成本。且西部地区不仅有人文景观，其历史文化悠久而辉煌，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特色品牌。

（二）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经济环境包括经济发展状况，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这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场规模大，盈利机会多，因而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改革开放，尤其有着众多的海港区，其有着十分便利的交通条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倾斜，使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基础设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物质条件，其是否完备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评价投资环境时，必然考虑基础设施的完备情况。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港口码头、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通讯信息设备、供水供电设备等。我国沿海地区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国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进外资，长江三角洲位于我国东海岸线的中段，是长江入东海的出海口，临近渤海，海陆兼备，有“黄金海岸线”和“黄金水道“之称，其有众多的优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宁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组成了我国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区拥有内陆地区无法比拟的便利交通和优良港口，便于产品原材料的运输，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常常选择沿海地区，而我国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交通运输综合能力低，邮电、通信体系不健全，电力供应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制约了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政策包括外资政策，一国的外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的领域、规模和效益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和行业是限制投资的，而对于有绝对优势的产业和行业是鼓励投资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产业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

贸易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一定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会对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及产业进行一定的贸易保护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冲击，加大对外商投资国的依赖程度，从来使其投资者形成独占优势，一旦其改变投资政策或者撤资，将会对国家或地区及其相对应的产业产生巨大影响，不但制约了其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

财税政策也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者的利润及其效益。如果东道国的纳税率低，财政政策宽松，这样投资者就会进行积极的投资计划。相反，如果对某些行业征收高额关税或者报复性关税，那投资者会绕道而行的。

外汇货币政策。如果东道国进行外汇管制或没有可行的货币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为外商直接投资者提供便利的融资条件，也不能进行自由兑换，这会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者投资。

贸易与国际收支状况。东道国一般欢迎进口替代型投资。经济制度及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环境与政府的作用和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国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由于与经济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体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变趋势往往直接表现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预和控制的程度上，从而对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政治稳定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有无被颠覆和的可能性，其稳定性包括政权的稳定性；政府的执政能力；反对派的状况；国内一定时期内发生政治冲突的情况；国内民族、宗教及其工会；军队警察的状况等七个方面。

政策的连续性是指一国政府政权发生换届时，该国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政府及公众对待外资的态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公众对于不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往往会示威、抗议、罢工、游行等；政府对于反对的项目则施加更多的额外限制，如在税收政策方面。

国际地位是指该国在国际中的地位，特别是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际政治组织中的态度

（四）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教育水平、社会观念和风俗习惯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劳动者的素质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在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时，教育水平不仅影响劳动力的供给水平，而且影响到外商投资者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管理意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沿海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人才开始流向东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优秀的劳动力资源，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且我国本来就有着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城市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地区。而我国东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落后，思想观念守旧，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不完善，人们对教育的认知程度浅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在知识、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没有能力接受外资，虽然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难以管理和培训，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实现利用外资的地区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广东和福建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随后其他十几个沿海城市也陆续宣布对外开放，政府给予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自、税收和资源配置上等优惠政策，使得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同时也造成了东西部之间的差异，这时政府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政府政策开始向西部转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资者在西部的投资进程。为此颁布了一系列针对西部的优惠措施，包括进一步开放金融、保险、电讯等投资领域，放宽外商设立代表机构和营业分支机构的限制，对投资于该地区的外资给予税收优惠等。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东部相比较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大优惠力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资真正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公共基础设施依赖程度加深，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东部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投资环境中经济环境是关键，基础设施是经济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基础设施无论哪方面达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响该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因此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准备好首要的物质条件，继续加强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

最近几年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交通运输方面的改善尤为突出，新建、扩建、改建了许多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动车、高铁、地铁等高科技运输工具的应用，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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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何军，石静.西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现状及对策[J].西部论坛，2004（3）

外商直接投资篇5

1、FDI独资化趋势的原因

1.1、理论阐述

学界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独资化的原因从生命周期理论、博弈论、公司治理、财务状况以及宏观经济等角度做了很多有益的阐释。

李维安、李宝权（2003）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认为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投资初期较看重资源获取权，侧重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进行投资；随着后期跨国公司投资经验的积累、财务状况的改善以及东道国投资环境提升，独资更易实现利润最大化。华民、蒋舒（2002）从博弈论角度指出，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外方的信息优势和学习激励优势，通过重复的合作博弈，使得博弈的结果越来越有利于外方，所有权优势逐渐向外方倾斜，中方只能被迫转让自己在合资或合作中的股权。林小兰（2008）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阐述了董事会的职能残缺、经理人的考核标准、利益相关者的约束等方面的不稳定影响了合资公司的利润和长远发展，因而转向更加成熟自主的独资经营模式。

1.2、实践分析

结合我国企业现实和当前国情来看也的确如此。

企业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成本费用与收入利润差异很大，外商对此合理地进行了规避。合资初期，合资企业面临困难重重，风险较大，为开发新产品开拓市场需要进行大量的先期投入，此时的会计利润往往很低，甚至亏损。在这一时期，中方占据着大部分的股权，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亏损。而企业进入到成熟期并且开始盈利时，外资如果提出或根据合资初期的协议增资扩股，但中方受自身资金的限制不能按比例增资，中方股权就被稀释，而此时外方享有绝大部分的利润。

合资企业中，外资往往掌握着绝对的技术优势、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排除国内法规对外资股权的限制），这使得它们在合作中处于明显有利地位。随着外商在华投资经验的逐步增强，它们能够更准确地估算经营风险与收益，因而愿意采取资源投入大、控制程度高的独资或控股方式。此外，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够完善也使得跨国公司也愿意建立独资企业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此外，合资方式天然的内部不稳定性导致其较低的效益，使得合资企业越来越不被外资所青睐。对参与合资的外商跨国公司来说，当合资企业的利益与其全球战略利益发生冲突时，它们宁可牺牲合资企业的利益。而参与合资的中国公司通常将其最优质的资产和人员投入合资企业，对合资企业的发展寄予厚望。双方的战略目标截然不同，再加上双方的文化差异，使得合资企业的内部经常出现矛盾，但显而易见，中方是处于被动地位的。

2、FDI独资化趋势对我国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一种形式，是在国际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渠道，独资化作为其中一种，毫无疑问会对中国企业的成长和经济发展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首先，在华直接投资的独资化趋势可以打破国内企业一统独大的结构，再造微观市场主体，促进我国原有亏损企业自身改制，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推动企业良性发展。此外，在独资化的过程中，资金、技术、品牌、国际市场渠道的引入也有助于我国全面提升行业的经营层次和市场竞争能力。外商通过技术、品牌和国际市场渠道的输入，快速提升被并购企业的技术水平，知名度，市场形象，进而提升整个行业市场竞争力。

但毫无疑问，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独资化趋势不可避免的会对我国各行业造成不小的冲击，特别体现在技术进步、市场结构、品牌流失等方面。

大多数国内企业被并购之后，将研发的重点都集中在对外商产品的本土化转型，即适应性研发。而外商在引入技术时，考虑到技术保密，不可能把最尖端的技术带入我国。长此以往，国内企业会失去自主研发产品的能力。另外，由于实力差距，外商创立独资企业或进行并购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垄断，使得价格机制失灵，市场调节功能失效。几家实力较强的外资企业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屡见不鲜。此外，外商在华投资独资化导致本土化品牌流失，形成对外资的高度依赖，导致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外商直接投资篇6

我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增大，外汇储备激增，原因错综复杂，其中，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特殊的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加速发展，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加，才是根本原因。

一、中国经济转型与外商投资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拉开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和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转型大幕。

在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我国放弃了简单追求不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思路，转而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富裕起来。我国期望通过经济特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乃至整个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后确立起领先优势，逐步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形成近似“梯度”发展的格局；同时，我国放弃了闭关锁国、依靠工农业剪刀叉、遏制消费和自我积累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转而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商投资，进口必要的机器设备、技术，弥补外汇短缺、资本短缺以及技术和管理的缺口，突破国内资源约束，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出口，突破国内市场约束，并带动制造业的发展，走上新的工业化道路。

在经济体制转轨中，与整体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相互配合，一方面，中国没有像苏联东欧转轨国家那样采用激进式的改革方式，而是选择了适宜中国自身条件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过程中，保持了经济政治体制变革中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相对稳定，在改革开放以来长达29年的时间长河里，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递增9.7%的高速度，人均GDP年均递增超过8%，即使在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动荡不定、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波幅增大甚至出现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大大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和亚洲经济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奇迹。高速增长的经济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无限机会，构成了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另一方面，率先在农村启动的经济改革，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入到非农产业，奔向经济特区等东南沿海地区，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使中国具备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

在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计划经济遗留下的短缺结构与中国13亿人口的庞大潜在市场并存，这一方面形成了无处不在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内投资商缺少市场开拓经验和技巧，缺乏核心竞争力，外商投资企业在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为外商投资企业打开了广阔的成长空间和盈利空间。虽然我国从1979年开始吸收外商投资以来，直到80年代末，外商投资规模还比较小，年均只有15亿美元，最多的年份也就是30多亿美元，占全球跨国投资的比重不足1%；但1992年以来，随着中国坚定的市场化改革方向确立和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坚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外商形成了对华投资的良好而稳定的预期，外商投资出现了深刻变化，投资持续增加，纷纷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

二、全球产业转移与外商投资

充裕的外资供给是获得外商投资的前提。而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持续增加还依存于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产业转移提供的契机。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变迁，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一般制造业向外转移，并带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日本依赖在60年代积累起来的工业基础，成为承接美国产业转移的最大东道国，并使日本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而工业化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积累和投资，日本对外资又敬而远之，只能依赖国内积累，一直保持高储蓄率，国内消费因而不足，在产能扩大与国内消费不足的矛盾积累起来后，反过来制约了储蓄转化为投资，消费缺口无法靠投资弥补，寻求出口也就成为必然选择。美国一般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出来后，也需要从海外进口初级产品和制造业产品满足国内需求，这使日本很自然走上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并形成大量的对美贸易顺差。

随着美日贸易摩擦加剧，日本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日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走出了与日本近似的发展道路。

中国在计划经济下虽然错过了20世纪70年代承接世界产业大转移的机会，但在改革开放后成功抓住了80、90年代全球经济整合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体系瓦解、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各国产业结构重新整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知识经济迅速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移。中国成功抓住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会，承接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美国、欧盟转移出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并大量从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等进口零部件，组装生产，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进而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一般制造业，加工贸易产品和一般制造业产品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地。这样，一方面推动着中国的工业化，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形成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对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

总之，中国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增大，恰恰是全球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发展的产物。与日本不同的是，日本当年承接美国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和制造业主要依赖的是本国企业投资，而我国不仅存在资本、外汇缺口，而且存在技术、管理的“缺口”，在制造业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的条件下，叠加上经济体制存在缺陷，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严重不足，不得不依赖外商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和一般制造业，我国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外商投资企业迅速增加的过程。换言之，我国对美欧贸易顺差增大是与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外商投资密切相关的。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顺差增大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还是处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资本项目顺差、贸易项目逆差”的状态。但是，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及国际分工日益深化，我国开始逐步摆脱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期常见的“双缺口”局面。据海关统计,2006年中国对美顺差1442.6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15.4倍；对欧顺差1005.1亿美元，而1995年时还有14.6亿美元的逆差。与此同时，中国对日、韩、东盟和台湾的贸易逆差合计达1539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8.9倍。

外商直接投资是中美、中欧贸易顺差和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加快从其他地区向我国转移。近年来，逐步形成了以东亚为零部件供应方、以中国为加工制造基地、以欧美为核心技术研发方和主要市场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国际产业分工的变化从贸易上则反映为全球贸易地区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我国从东亚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经加工组装后，再向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东亚国家向美国和欧盟地区的部分直接出口转变为通过中国进行的间接出口。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以往部分亚洲国家对美欧的顺差转变为中国对美欧的顺差，因此，加大了中美、中欧贸易顺差。

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重要形式――加工贸易，可以看出其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基地，且供应链不断延长，附加值不断提高，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这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据海关统计,2001―2006年，加工贸易顺差年均增长28%，总额达6278亿美元，对同期贸易顺差的贡献率为207%。2006年，在我国9691亿美元的出口贸易总额中，加工贸易出口额达5104亿美元，占到52.7%，其中加工贸易出口约8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这样，外商投资于加工贸易，不仅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低的优势，赚取了大量利润，而且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市场，形成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顺差。

从总体上看，不仅以外商投资为主的加工贸易，而且整体的外商投资企业都直接增加了我国贸易顺差。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额从1992年的263.87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4726.16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3.9%；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创汇增长迅速，其出口额从1992年的173.6亿美元增加到2006的5638.35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8.8%。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长明显高于其进口增长速度。因此，我国FDI具有一定的出口导向特征，并成为贸易长期顺差的主要来源。

从海关统计数据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顺差的贡献是显著的。1992―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顺差累计为1197.4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顺差占同期全国贸易顺差的51.8%。其中，1997年以前，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存在逆差，但逆差逐年减少。1998年开始实现贸易顺差，且顺差逐年增加，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超过10364亿美元，创造贸易顺差912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外贸总额和顺差的58.9%和51.4%。

外商投资还间接增加了我国贸易顺差。这一点往往被忽视。

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达9570.59亿美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1.4%，如果按照库存20%计算，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品销售额达7657亿美元，当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5638.35亿美元,在国内市场销售额达2018.65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大量替代了进口，节约了外汇，从而增加了贸易顺差。否则，我国必须花费更多的外汇用来进口投资品和消费品，贸易顺差则会减少。

外商投资间接增加我国贸易顺差还表现在：外商投资企业大举进入我国市场，与内资企业发生竞争与合作关系，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带动着内资企业技术、管理进步，许多内资企业加入到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条，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而我国在工业化加快发展中，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速度很快，不仅纺织、轻工、家电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竞争力增强，信息通信等部分高新技术产品的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既为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出口规模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进口，增加了贸易顺差。

四、从生产领域入手缓解贸易失衡

我国贸易顺差增大，表面上是贸易问题，是流通领域中的问题，实质上却是生产领域的问题在贸易和流通中的表现。既然我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是在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外商投资迅速增加、工业化进程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主要从流通领域入手就无法根本扭转贸易严重失衡。

为此，一方面要看到我国对美国、欧盟等货物贸易顺差的长期性，看到对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贸易逆差的长期性，只要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持续下去，美、欧制造能力继续向我国转移，或我国继续保持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我国上述贸易失衡现象就很难根本改变；另一方面，要缓解我国贸易顺差扩大的趋势，就必须从生产领域入手，从外商投资入手。

从生产领域和外商投资的角度入手缓解贸易顺差扩大，既不能以牺牲我国根本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又要遵守WTO的国民待遇原则。简单排斥外商投资流入，排斥外商投资于加工贸易，当然可以根本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但这会使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受到打击，也会使我国本来就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攀升，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这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代价。可以适当提高一般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成本作为主要的选择手段。

第一，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严格禁止各地在对外招商引资中攀比、让渡优惠政策。

在履行中国入世承诺、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放弃简单追求吸收外商投资数量的目标，注重提升外商投资质量和投资结构，禁止地方政府擅自对外商投资让渡优惠政策，清理地方政府各种不规范的外资优惠政策。

第二，提高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环境成本，严格执行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禁止高污染产业外商投资，限制资源高消耗型的外商投资。

为了提高外商投资质量，可以考虑将企业经营中造成环境污染和治理污染的社会成本内部化，由企业承担治理污染的费用。在放弃按照所有制性质设定差别政策待遇的同时，转而实施产业倾斜政策和区域倾斜政策。按照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对不同产业和区域分别实行差别性的投资管理办法和财税、金融等政策待遇。提高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技术门槛和环境门槛，控制资源损耗大、污染程度比较高、技术水平较低的外商投资进入，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外商投资进入。

第三，适当提高包括内外资企业在内的劳工标准，这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虽然学术界的实证分析对于提高劳工标准是否会减少一国外商投资流入存在分歧，但对于成本寻求型外商投资存在影响却基本达成共识。目前，在一些外商投资企业中仍然存在着同工不同酬以及福利待遇悬殊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和在国际上的形象。为此，应该按照WTO国民待遇原则消除外资企业中劳动待遇的歧视性做法，坚决贯彻和有效实施《劳动法》，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工待遇监管。并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提高完善劳工标准，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劳动者福利待遇标准等，严格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鼓励内外资企业参加SA8000等国际认证体系。这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也能够起到调节外商投资企业成本、调节外商投资结构和规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