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相关理论(6篇)
时间：2024-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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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逻辑哲学中心问题提出的理论背景
关于逻辑哲学中心问题的研究受江天骥研究影响。江先生强调站在哲学的角度对归纳逻辑进行省思，其关注的重点在于非经典归纳逻辑的产生及其发展。归纳逻辑的发展实质上为对相关疑难问题、悖论进行解决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在理论相互更替的过程中，新理论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旧理论存在的相关疑难问题进行消除，因此与旧理论相比，新理论具有更加理性的恰当性[2]。对逻辑哲学中“恰当性”问题进行探讨的思路来自于1988-1989年期形成的“归纳恰当性”概念。在这该段时间中，江天骥对科恩归纳逻辑进行的研究。科恩归纳逻辑的重要特征表现为高度关注和强调形式系统内外的相符性问题。此外，在这个时间段中，还确立了部分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哈克在《逻辑哲学》中明确逻辑哲学的中心问题为形式系统内外的相符性问题，确立“有效性”规则成为逻辑的核心。哈克提出的这个观点得到认可，并经合理弱化之后发展成为“归纳有效性”。“归纳有效性”在实际上是将“归纳强度”以概率的形式来进行表现；其次，把科恩经过研究所提出的概率归纳逻辑进重新定位，具体将其定位为非经典逻辑。非经典逻辑所具有的特点体现为前提、结论二者之间所存在得相关关系和被概率化；再次“，恰当相符性”为一种具有动态性和相对性的概念，其在发展过程中还在不断发生变化，不断得到改进。科恩所提出的“恰当性”概念也同时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其也同样具有相对性。因此可归纳出，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从逻辑哲学的角度出发，归纳逻辑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心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归纳逻辑系统中的相关句法、语义解释、现实原型之间所具有的恰当相符性问题。在这种研究和发展背景中便逐步形成“恰当相符性”概念。
二、逻辑哲学概念、逻辑系统及其现实原型
逻辑哲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述。逻辑哲学在狭义上指的是应用哲学对逻辑进行反思。逻辑哲学在广义上指的是对由逻辑学中引伸出来的相关具有哲学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心问题表现为对有效和非有效推理进区分，实质上制定出有效性的纯形式标准和精确规则。而逻辑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均是以恰当相符性问题作为中心实施具体研究。一切的逻辑均是来自于科学实践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所应用的语言。由此可见，逻辑认识具有客观性，其能够对显示生活和科学进行客观反映。而逻辑认识需具有动态性的，其无法一次性完成，因此“恰当相符性”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由此可见，逻辑哲学必须高度重视对形式化推理论证和相应非形式现实原型二者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那么形式论证与其相对应的非形式论证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二者之间的关系上体现出来的这些意义主要为辩证统一。形式论证实质上体现为非形式论证。需将非形式论证进行进一步的抽象和概括，使其成为形式论证。形式论证是对非形式论证进行客观反映和科学概括。
三“、恰当性”成为逻辑哲学中心问题的原因
逻辑均是来自于科学及日常语言中的没经过任何形式化的具有实际性意义的论证，其本身即为非形式论证，可其又能够反映和概括非形式论证。由此可见，站在逻辑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时，研究重点题型为对形式论证和形式论证所对应的非形式原型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上。恰当相符问题作为中心问题，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在逻辑哲学中又派生出诸多问题。将“恰当相符问题”定位为逻辑哲学的中心问题的理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次问题为关系逻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
通过对逻辑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可知，在发展过程相关逻辑理论、逻辑形式系统一直在被充实、完善，甚至直接被修改，各种崭新的逻辑理论和逻辑形式系统均在不断涌现，而这种现象也是现代逻辑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在对逻辑哲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如仅对系统内部融贯问题进行考虑，而不对系统内外恰当相符问题进行考虑的话将无法产生次协调逻辑、直觉主义逻辑等相关非经典逻辑系统。同时也无法产生相干蕴涵、严格蕴涵、反事实蕴涵等蕴涵词，同时与蕴涵、严格蕴涵等想相互对应的诸多逻辑蕴涵理论也就不会产生。
（二）该问题在逻辑哲学研究相关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
众所周知，逻辑哲学实质上是通过哲学的角度对逻辑学实施科学反思，在反思过程中需要回答的问题通常均是通过逻辑学无法进行合理解释的相关问题。例如，通过逻辑学本身无法科学地对该门学科取得不断发展的原因进行回答，同时也无法科学的回答逻辑学的发展趋势。想要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进行探寻，必须首先要对形式系统内外的恰当相符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然后才能找出问题的正确答案。比如在对内涵逻辑产生的原因、发展的趋势等进行研究时，首先需要对经典逻辑在形式系统内外的恰当相符问题上存在的局限性进行深入分析和充分考虑。问题的根子主要体现为经典逻辑的外延性原理中。实际上，外延性原理均适用于谓词演算和命题演算，这就表明形式系统内外是恰当相符的。但是外延性原理并不是适用于任何自然语言的语境中。所以在对其他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均需要对恰当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且需要首先对该问题进行考虑。
（三）该问题为逻辑哲学研究中其他问题的中心
在逻辑哲学研究中，所有问题的研究均是围绕“恰当相符问题”展开的，其他问题均是这个问题的派生，“恰当相符问题”为其他问题的中心[3]。逻辑哲学所研究的问题范围极广，内容极深，在研究过程中涉及各种大小问题。大问题大到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逻辑真理问题、逻辑意义问题等，小问题小到确证悖论问题、跨界同一问题等。这些问题在逻辑哲学研究中也极为重要，但是其均不是中心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均是以“恰当性”问题作为中心展开的。站在逻辑哲学的角度对意义理论进行思考，其为一个逻辑哲学研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其也是由“恰当相符问题”派生出来的。站在逻辑哲学的角度看待意义理论时，必须首先要充分考虑各种意义理论与各个逻辑类型二者之间存在的关联性进行综合性思考。如在研究过程中涉及的内涵逻辑、精致指称论二者之间，外延逻辑、真值条件二者之间等等均存在极为密切的关联性。因此在进行逻辑哲学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在实质意义上，意义理论主要作为逻辑理论下的基础假定和逻辑理论背后的预设。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和上述问题呢？因为在逻辑哲学中，所研究的各个逻辑类型都是具有其各自相应的一个适用的范围，所以逻辑哲学中的形式系统内外所存在的恰当性也同样是与相应的范围或者相互对应的领域存在相互适应性。从这就可以看出，所研究的问题又回到了“恰当性”问题，就连在逻辑哲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意义理论也需要围绕着“恰当性”问题开展，其他问题研究的开展更是无法离开这个中心问题。
四、结束语
在组织行为科学中比较经典的激励理论是美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赫茨伯格等人提出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决策模型理论。首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友好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等5个等级。这五种需求的依次上升，呈金字塔式的结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企业可以建立灵活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掘员工的潜能。双因素理论是指“激励——保健”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避免不良情绪的需要，一类是激励因素。前者与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工作待遇等有关。如果没有这些因素，那么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很低，但如果有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后者是指员工才能得到赏识、拥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等因素，这些因素能够激励员工产生强烈的工作欲望。在决策模型中，目标函数采用效用函数形式，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非物质因素等。另外，在决策方式上，采用满意准则。这比传统的最优化准则更具有人性化。企业的决策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寻求满意解，而不是“最优解”，这样的决策更具有实用性。
2行为科学在现代管理中应用的误区
2.1企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企和中小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的起步比较晚，不够重视行为科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很多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例如，很多国企采用终生制的人事管理方式，员工一旦进入相应的单位编制，就不会因为工作绩效差而被辞退。这种终生制的方式对于员工没有激励作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差，因此企业的效益很差。传统的管理方式不能充分考虑到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出现了企业提供条件与员工需求不平衡的现象。如岗位与员工能力不适应、晋升机制不完善等。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下降，企业员工士气低落，严重的甚至出现了整个管理团队辞职的事情。不科学的管理方式为企业的管理带来严重的隐患，成为企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2.2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
行为科学理论引入我国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很多企业已经逐渐在利用这种理论来进行员工的管理，但是效果却一直不好。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企业对行为科学理论认识不够深刻、不够全面。行为科学与心理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企业应用中需要咨询相关的心理咨询师。在中国，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公众普遍对心理咨询师具有一定的偏见。很多人将心理问题与精神问题划等号。因此，很多企业没有借助相关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直接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使用。然而，要想获得员工的性格特质、倾向等方面的信息和结论就必须进行相关心理方面的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员工的性格、潜能等，然后企业可以实现岗位与员工能力相匹配。
3在现代化管理中应用行为科学理论的具体途径
3.1企业要重视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
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企业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通过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企业的领导和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洞察到企业员工内心的真实需求，然后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相应的满足。这样可以充分地发掘员工的潜能，进而提高企业组织绩效。因此，企业应该十分重视相关理论的应用。首先，领导层需要学习相关的行为科学理论。企业领导可以通过咨询、自学、参加EMBA班进行行为科学理论的学习。然后，针对企业员工，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员工，企业需要进行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培训。企业可以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对该种理论进行深入透彻的剖析。然后结合本企业的现状进行讲解、分析，使得行为科学理论由抽象变为具体。例如怎样在本企业内部具体应用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本企业的各种因素与双因素理论是怎样对应的等。
3.2企业要全面认识行为科学理论
由于对行为科学理论的片面认识，企业不能很好地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要想全面、深刻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企业的相关管理人员需要进行踏实、认真的学习。然后，企业需要克服文化的偏见，正确地认识与行为科学相关的心理学以及心理咨询师。通过心理咨询师的分析，企业可以获得企业员工性格倾向，从而更好地进行岗位的分配。企业可以进一步建立员工的心理档案。由于现代生活压力很大，员工由于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心理问题。这样心理咨询师通过员工的心理档案可以全面系统的了解员工的心理状况，然后进行及时地疏导，使员工摆脱压力的困扰，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来。全面地认识行为科学理论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全面的认识行为科学理论使企业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员工的真实诉求，主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例如，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发现某员工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请假，并且闷闷不乐。针对这些问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了解员工最近的生活状况。然后在企业内部尽全力帮助员工解决问题。
3.3以人为本
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企业需要想尽千万百计吸引优秀的人才，然后创造良好的条件留住优秀的人才。要做到这些企业需要以人为本。首先，根据相关行为科学理论的应用，企业需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使之能够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激励员工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企业和工作。然后，企业需要与员工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认真考虑员工提出来的工作中问题。这样长期以来员工就会与领导层建立信任。员工与领导层之间信任能够使员工对企业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这样有助于企业推行新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加快企业的发展步伐。例如，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生产）这一模式的推进在一开始就需要员工与企业领导之间很强的信任感。这样，员工才能将基层存在的问题真实地、完整地反映给企业领导，然后通过企业整体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高企业的现代化科学管理水平。
4结束语
（一）关于学科“界限”问题
在讨论音乐学跨学科研究问题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有：什么是学科间的“界限”？学科间的关系如何？进而，会涉及到学科间的“界限”是现成的、绝对的、凝固的、分割的，还是生成的、相对的、动态的、关联的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这里有必要强调学术研究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基本前提，即人类实践、认识活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形成的知识也必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学科分化是人类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人类认识活动不断深入的必然趋势，学科分化使人类对自然、社会现象的探索更细致、更深入，进而促进对自然、社会整体认识的深化。然而，学科分化并非学科分割，在某个学科研究领域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与相邻学科某些领域发生交融，并且可能导致一个新的交叉学科的形成。
事实上，就音乐学科发展本身而言，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乐律学等子学科并非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某些问题上与历史学、哲学一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等人文、自然学科某些领域发生相交，进而把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有机融入到音乐相关问题探寻和解决中，逐渐形成相应的研究领域和相对完整的体系，最终导致上述音乐学交叉子学科的形成和确立。
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音乐学内部子学科之间也会出现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譬如，于润洋先生倡导的“音乐学分析”就是试图把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的理论、方法与音乐技术分析学的方法进行有机融合的一种积极探索。这种方法，一方面旨在避免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重事实、理论的描述，轻音乐作品本体分析的偏颇；另一方面旨在避免技术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重音乐作品本体形式分析，轻音乐作品内涵的历史文化、美学意义的相关分析的偏颇。因此，“音乐学分析”的提出，在理论、实践上都将促进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技术分析学研究方法的融合和完善，促进各自学科研究在广度、深度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使研究视野更开阔、研究方法更多元、研究过程更细致、研究结论更客观，从而促进我国音乐学整体研究在广度、深度上的进一步拓展。
从上述音乐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学科间的“界限”关系来看，笔者认为，音乐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之间，以及自身内部的子学科之间的“界限”关系并不是现成的、绝对的、凝固的、分割的，而是生成的、相对的、动态的、关联的。因此，学科的界限只是相对地规定了学科研究的大致范围和内容的边界，但并不表明学科研究范围和内容只能永远固守于其中。恰恰相反，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在某些问题上与相邻学科的相交，适度的“越界”是可能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必须的。并且，假如这种适度的“越界”和相互交融形成了某个相对完整的研究范围和体系，作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的确立也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情。
只有以这种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看待学科间的“界限”关系，才能使学术研究既能围绕本学科现有范围、内容不断深化，又能随着本学科研究深化而适度拓展，与相邻学科交融，把相邻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先进的理论、方法，适时地、有机地融合到音乐学研究中来，为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新视野、新方法、新动力、新生长点，解决传统理论、方法所不能观照的某些方面和难以有效解决的某些问题，从而避免音乐学科研究观念的滞后，方法的老化，内容的陈旧，使音乐学科发展与人文学科、自然学科整体发展同步，使音乐学术研究的保持足够的动力和勃勃的生机。
（二）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
就音乐实践活动来看，人类音乐实践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音乐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使音乐学科呈现出高度细化和专门化的趋势，就目前比较通行的分类来看，音乐学可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民族（人类）音乐学几大块，各大块之内又可作更为细致的层级划分。
音乐学科呈现出的高度细化和专门化的趋势，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存在着利与弊的两面。其利：由于音乐学科的高度细化和专门化，促进了音乐学科局部领域研究的深入展开，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了音乐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其弊：同样是由于音乐学科高度细化和专门化，久而久之，会导致音乐学各研究领域之间横向关注的不足，使音乐学各领域的研究忽略了对音乐整体性的观照，忽略了对音乐艺术与其他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领域之间的整体性观照，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研究方法的单一，研究内容的陈旧，研究结论的片面。
由此，为了避免由于学科高度细化而导致的上述问题，音乐学跨学科研究（所谓的“跨界”）问题的提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音乐学跨学科研究应该从那几方面展开？笔者认为，大致上可从如下三个层面进行：
1.音乐学内部学科间的理论、方法上的跨学科融合。这个层面的跨学科是指音乐学内部各子学科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与相关子学科的借鉴、融合。譬如，上述于润洋先生提倡的“音乐学分析”就是属于这类跨学科研究的融合，这种跨学科融合并没有把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和音乐分析学消解掉，而是拓展、深化了各自学科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促进了各自学科的发展。
2.音乐学和其他人文学科间的理论、方法的跨学科融合。这个层面的跨学科研究是指音乐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在理论、方法上的借鉴、融合。音乐学现有的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等子学科，实际上都属于在音乐学科发展中借鉴、融合相关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的产物。作为上述子学科的研究，应紧密关注史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前沿，及时把相关的新理论、新方法有机融入本学科的研究，促进本学科在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的更新，推动本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同时，对一些还未被我国音乐学界关注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应根据音乐学研究问题的需要适时地引入本学科的研究领域中，从而促进本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
3.音乐学和自然学科跨学科融合。这个层面的跨学科研究是指音乐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在理论、方法上的借鉴、融合。乐律学、声学、音乐治疗、音乐心理学（其中的实验、实证方法）等都属于这一类跨学科产物。这些子学科的研究，应紧密关注相关自然学科的研究前沿，及时把相关的新理论、新方法有机引入本学科的研究中。
在借鉴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时，不应该忘记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目的。在笔者看来，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目的是把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有机融入音乐学研究中，从而促进音乐学研究问题的有效解决。合乎这个目的的跨学科研究就是好的，否则就是不太好的，甚至是不好的。由此，音乐学跨学科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在进行音乐学跨学科研究时，应“适度”，以避免在过于宽泛的跨学科中消解了音乐学学科自身。具体说来，跨学科研究应该紧密围绕音乐学研究的问题域，不要漫无边际。假如音乐学跨学科研究过于宽泛，则可能导致本学科研究问题域的消解，最终导致音乐学学科的消解。
2.对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的借鉴、融合，必须是能有效解决音乐学问题的，而且是经过消化、过滤和改造的，对音乐学研究问题是具有切适性和可操作性的，应避免生搬硬套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
3.对西方理论、方法的借鉴和融合，应该以中西观照的态度，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在中西观照中，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消化、过滤和改造，使西方理论本土化，进而成为能有效地解决中国语境中的音乐学问题。
二、跨学科研究的探索
（一）音乐符号学研究的探索
本人的学术研究方向是音乐符号学，在研究中笔者把符号学理论、互文理论、身体理论引入音乐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音乐与现实关系问题和音乐意义生成问题展开；其中涉及音乐符号行为链条中的“物-身-心-音”的转化关系问题；音乐符号的能指一所指意指问题；音乐音响文本、乐谱文本、身体文本间的互文性意义生成等问题。试图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拓展音乐美学研究视野，深化音乐美学的研究内涵。
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域和对象，当把一个学科的理论引入另一个学科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该理论对另一个学科领域的的切适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把这个理论有机融入到相关的学科领域。同样，在把符号学理论、互文理论、身体理论引入音乐学领域时，首先要考虑这些理论对于音乐学研究的切适性，因为这些理论针对的理论域和对象主要是语言学、文学的、现象学的，其中必然存在不适用于音乐学理论域和对象的东西。如果生搬硬套其理论，必然无法有机融入音乐学理论域，无法对对象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研究。所以在引入这些理论的核心概念（如符号、能指、所指、互文性、身体、身体间性等）时，必须在吃透、消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度的过滤和改造，保留其理论普适性部分，剔除其理论特殊性部分，挖掘其与音乐学问题域相关联的部分，经过消化、过滤和改造，使符号学理论、互文理论和身体理论能较好地融入音乐符号学问题域的研究，并且具有较好的切适性和可操作性。
中西文论的融合是我在音乐符号学研究中所采取一种研究方法。“物-心-身-音”模式的提出，一方面以中国传统乐论为基础；另一方面把西方的符号学理论、互文性理论和身体理论融合其中。笔者试图以这种模式去描述音乐符号行为链条及意义生成过程。
在音乐符号行为中，“物”、“身”、“心”“音”的转化，若从音乐符号创作行为的发生来看，则可描述为“物”（现实事物）——“心”（作为音乐符号行为主体之作曲家在感知现实事物的基础上产生的心灵活动过程）——“身”（作曲家把心灵活动中意欲表达的音乐音响通过身体的写作行为或即兴演奏行为外化为乐谱符号作品或音响符号作品的行为过程）——“音”（通过作曲家身体的写作行为或即兴演奏行为物化为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或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的本身）的转化过程。
若从以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为中介的音乐演奏行为的发生来看，则可描述为“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心”（作为音乐符号行为主体之演奏家对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的解读、体验、理解的一系列心灵活动过程）——“身”（演奏家在对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的体验、理解、解读的基础上，按照音乐作品中的乐谱符号所规定的要求，用身体动作演奏乐器的过程）——“音”（演奏家演奏乐器过程中所呈现的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本身）的转化过程。
若从音乐欣赏行为发生的来看，则可描述为“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身”（听众的身体，其中包括听觉、肌肉和整个躯体，对音乐作品的音响作为声音刺激物产生的生理情绪层面的反应和体验）——“心”（听众在身体性的生理情绪反应体验基础上，产生的把音乐音响作为具有“意味”的符号来体验、联想、解读等一系列的心理意识活动）——“物”（听众通过对音响符号意义的体验、联想、解读等一系列心理意识活动，把音响符号与其所象征和意指的现实事物关联起来）的转化过程。
在音乐符号行为中，作为创作行为结果的“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和作为演奏行为起点的“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是同一的，此处的“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是创作行为向演奏行为转化的中介点；作为演奏行为结果的“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和作为欣赏行为起点的“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同样是同一的，此处的“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是演奏行为向欣赏行为转化的中介点。由此，“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或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在作曲家、演奏家和听众的音乐符号行为的表达交流活动中起到重要的符号中介作用。而“身”（身体行为）则分别在音乐符号的创作行为、演奏行为和欣赏行为中的“心-音”相互转化中起着重要的行为中介作用。
（二）利用华南师范大学综合学科群优势，进行校内跨学院、跨学科的音乐学-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探索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是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学科带头人莫雷教授是我国心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现任中国心理学学会会长，在学习认知心理研究上成就斐然，并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学术团队和世界一流的心理学实验仪器和设备。我们充分利用本校心理学科的优势，进行校内跨学院、跨学科的联合。近来，主要做了如下三方面工作：
1.成立跨学院、跨学科的音乐心理研究中心，学术团队由两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
2.利用先进仪器设备，进行音乐-心理学跨学科实证研究，其中涉及音乐与美感关系、音乐语义启动机制、音乐听觉延留等研究课题，部分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心理学报》等国内心理学权威刊物。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心理学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音乐心理学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涵。
3.实施音乐学-心理学跨学科人才培养，从音乐专业本科生中挑选优秀人才进入跨学院、跨学科的音乐心理学硕士联合培养项目，培养方案由音乐学院和心理学院共同制定，跨学院授课，实行音乐学一心理学双导师制，成绩优秀者，二年级可转为硕-博连读生，毕业后回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音乐心理学研究培养跨学科研究的复合型人才，为音乐心理学科发展培养后备力量。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
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网络时代的到来、独生子女的普遍存在和留守儿童的出现，这一系列社会的变化导致学生在思想和心理方面出现的问题不断增多，这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性、有效性，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由于二者存在相关性，思想问题的产生往往导致心理问题，心理问题的出现往往源自于思想问题，因此打破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各自为政的局面，共同制定教育目标，相辅相成，推进两者的有机结合，并在学校中进行广泛推广，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教育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
1.源头相近，理论相通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向受教育者传递正确的思想，让受教育者认识并接收这些思想，并通过这些思想帮助受教育者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是一个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的过程。而心理健康教育往往是以人的情感为纽带的，是要去发现人的心理问题，针对当前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向受教育者讲解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解决心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帮助受教育者进行心理疏导，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教育更注重情感上面的东西，能够帮助受教育者排解心理、情感等方面存在的不愉快，使得受教育者拥有一个健康积极的心态，更坦然地面对生活。然而，与思想政治教育一样，心理健康教育也是通过教学内容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并最终引导受教育者的行为的学科。两者的理论基础不同，教学方式存在差异，但都是通过学科理论影响受教育者思想和行为的学科，都是对受教育者进行精神层面的教育，让受教育者走出精神上的迷茫和误区，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状态，从而更好地生活和学习。由此可见，从本质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共同的源头和共通的理论基础[1]。
2.各自独立，相互补充
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都有各自完善的理论体系，相关工作人员也是依据这些理论体系制定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内容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基础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让受教育者认识并遵守社会规则、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了解人作为社会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能够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指导实践，处理好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帮助社会建立良性的人际关系互动循环机制。心理健康教育以心理学理论为理论基础，如认知理论、行为理论等。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内容包括心理健康知识、个性心理品质的塑造和心理调适能力的培养。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在理论基础、教育内容、教育目的上是相互独立、不可相互替代的。思想政治和心理健康是两种不同的教育，在理论上自成体系，但同时两者无论在理论基础、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上又都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心理健康教育是从人内在的根源着手、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更加关注个体的心理健康与心理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将外部理论思想通过不同的方式传递给受教育者的过程，更加关注受教育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设。总体来说，心理健康教育是“治病”，让受教育者拥有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思想政治教育是“育人”，让受教育者建立指导自我行为的正确思想，端正品行，主动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努力实现自身价值。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的必要性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促进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对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带来了冲击。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开放、便捷的网络平台获取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思想与文化。网络既包含正面的思想与信息，也存在许多负面的、不健康的思想与信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更加容易出现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显得更加重要。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也随之增加。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跟上时代的步伐，对于当下的教育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良好的思想品质、正确的价值取向是个人心理健康的保证，而健康积极的心理、稳定的情绪、坚强的意志则能帮助人保持好的思想道德品质，不会轻易被一些不良的思想毒害或诱惑。因此，对于个体来说，思想和心理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是相互补充的关系，教育工作者要推进两者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教育工作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力度，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方法，而个体的思想与心理的高度相关性要求教育工作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机结合。在不同学科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既有理论支持又有现实需求，是一种适用于当下的科学有效的教育模式，急须进一步加强和推广。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的策略
1.育目标，渗透教育内容
统一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的第一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标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心理健康教育的教育目标是帮助学生扫除心理障碍、保持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两者的教育目标虽然不同，但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应共同制定统一的教育目标，将两者的教育目标相融合，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提供方向[2]。教学内容的相互渗透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的第二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应加强沟通，增加学科互动，在理论知识上进行相互渗透，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在理论知识上的有机结合。如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中融入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这样能够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调整心态、远离诱惑，从而树立和保持正确的价值观念。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也应被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容中，只有加强与受教育者的交流与互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才能了解学生的心理动向，利用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些知识，对学生的心理进行判定，如果学生存在心理方面的问题，那么就可以优先进行心理上的疏导，之后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修正，这样可以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总体来说，增加学科间的互动，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面进行拓宽，进而更好地对受教育者的情况进行判断，才能制定出更加科学有效的教学内容和解决方案，从根本意义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知识的相互渗透和有机结合。
2.在教学实践中吸取彼此经验，丰富教学方法
现代教育要求教育工作者要对学生的想法予以尊重，形成为学生服务的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也不例外，要遵循生本理念，对学生的心理进行把握，按照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对学生心理进行把握，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了解一些心理健康知识，掌握一些心理判定上的技巧和方法。从实际工作来看，心理健康教育较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技巧性，并且，教育教学的方法也比较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一般仅以课堂授课为主，而心理健康教育则包括情感交流、心理访谈、心理疏导等等。心理健康教师在与学生进行沟通的过程中，经常可以通过适当的语言，找准有效的切入点，使得学生放松戒备，愿意向心理健康教师吐露心声，并且也愿意接受心理健康教师给予的指导和意见。相比较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则逊色很多，学生往往对思想政治理论嗤之以鼻，缺乏学习兴趣，对于思想政治教师的教导还会产生厌恶心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向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学习一些教育教学上的方法和技巧，对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进行改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和心理健康教师进行经验上的交流，总结彼此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站在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对自身教学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出自己教学方法方面的漏洞和弊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学习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语言技巧。通过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与受教育者交流的语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在与学生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更倾向于一种平等的交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将自己设定为一个倾听的角色。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往往将自己放到了一个教育管理的角度，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学生心理反应的不同。因此，在今后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不要以说教为目的，而是通过沟通向学生建议，让学生感受到自己被尊重、被关心，逐渐对教师传递的思想政治理念进行认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之所以可以控制与学生的谈话节奏，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能够让学生感到舒适而没有厌恶感，除了平等交流外，还因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善于把握学生心理。例如，抓住学生想要自我表现的心理，教师就可以在课上积极组织学生发言；发现学生情绪不高教师就会主动予以关心，采用比较温和的语言与学生进行沟通。而这一点往往没有引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并没有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最常用的办法是一刀切，不论是哪种学生都用同一种教育方式，而不同的学生存在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因此很多问题无法真正得到解决。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要学习如何对学生心理加以利用，更好地帮助学生解决问题[3]。
3.强化人才培养，建立复合团队
教育工作者是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的实施者，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对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是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的关键。目前，我国拥有两门学科的知识背景或教学经验的教育工作者非常少，因此，教育部门应制定出复合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及具体的培养内容和培养方式，加强复合人才的培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复合人才的培养，相关部门应在制定复合人才培养的目标、具体的培养内容和培养方式的基础上，通过立项等形式，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搭建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共同培训与交流的平台，让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能够通过专家讲座、外出进修、参加研讨会等形式，不断提升自我，获取两个领域的理论知识，吸收他人的教学经验，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学习、交流中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的教育理念，共同摸索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的有效方法。综上所述，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导致人们面临更多思想和心理方面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难度也随之增加。相关部门和教育工作者要与时俱进，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教学水平，探索全新、有效的教育方法，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机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在理论上相互渗透，在实践中相互借鉴，从而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同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拥有健康积极的心态。
参考文献
[1]叶丽霞.论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J].学理论，2011（6）
[2]张晓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途径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2（1）
【英文摘要】inthestruggleagainstmarhism,lenindefinitelycriticizedrelativityandfocusedontheillustrationoftheobjectivenessabsolutenessanddefinitenessoftruth.however,lenindidnotholdanegativeviewonrelativity,instead,henotonlyreflectedthenaturalrelationshipbetweenrelativityandidealismbutalsoanalyzedobjectivelytheinseparableconnectionsbetweenrelativityanddialectics,andillustratedtheroleandpositionofrelativityincognitiononthebasisofscientificanalysis,whichfullyshowshismaterialanddialecticalwayofthinking.
【关键词】相对主义/客观真理/辩证法/relativity/objectivetruth/thedialectics
【正文】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中，以独特的视角对真理的绝对性、客观性和确定性作了集中而深入的阐释，并且立场坚定、褒贬鲜明地批判了相对主义。但是列宁并没有简单地否定相对主义，而是在对相对主义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既揭示了相对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必然联系，又客观地分析了相对主义同辩证法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阐明了相对主义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辩证而又唯物的思维方式，给人以深刻的思维启示。
一、相对主义为辩证法打开了大门
关于相对主义，列宁的解释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1](p211)不难看出，列宁是将“相对主义”视为同“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相等的概念。而将其称之为是相对主义的“原理”或“原则”，表明对相对主义的重视程度——视其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
关于知识的相对性问题，恩格斯早在批判杜林的所谓“终极的真理”时就指出：“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2](p431)。列宁继承了这一相对性的思想，他说：“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1](p193)“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1](p192)在列宁看来，一切关于自然界的理论知识都是相对的，都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证实。
列宁很重视对知识相对性的认识。在他看来，如果能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即相对主义的原理)，就接近了辩证法。在谈到杜恒费了莫大的力气，从物理学史上引用了许多在马赫的书中也常常可以看到那种有趣的、有价值的例子来证明“物理学的一切规律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他们是近似的”时，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在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冗长议论时会这样想：这个人在敲着敞开的大门!但是杜恒、斯塔洛、马赫和彭加勒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见大门已经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1](p213)
相对主义不仅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大门，而且是辩证法不可缺少的内容：“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1](p97)。一般的辩证法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否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因素呢?列宁的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1](p97)。列宁抓住了相对主义这一辩证法的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相对性原理，并以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为纲，展开了对认识辩证法的阐述：
其一，提出了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是相对的观点。列宁在批驳马赫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物质概念攻击时，坚决捍卫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特别说明：“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1](p108-109)。这一提法，不仅有力地冲击了旧唯物主义将物质和意识绝对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也为指导人们辩证地认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其二，提出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区别是相对的观点。真理问题是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在真理总是上，列宁一方面批判否认真理客观性的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批判旧唯物主义的“终极真理”。而旧唯物主义把一切科学原理都看成是终极真理的原则，是由于他们不理解真理的相对性。列宁在说明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内涵的同时，还特别指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的区别也具有相对性。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1](p96)，这里说的“不确定”性，就是指相对性。
其三，提出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相对的观点。列宁在阐明“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1](p103)的同时，又强调：“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p103)
在列宁看来，认识论中，如果没有相对性的思想，后果是严重的，会使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的东西，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的等等，只有引入相对主义原理，才可以克服以上种种弊端。
对以上几个问题的重要结论，是列宁对恩格斯关于真理的相对性结论的继承和发展。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所谓“终极真理”的过程中，就深入地阐述了真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他说：“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2](p431)。恩格斯对相对性原理的应用，为建立认识辩证法体系奠定了基础；列宁则在批判了马赫之流的相对主义谬论中，从新的角度，科学地阐述了认识论中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几个重要问题，为建立认识辩证法体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明确界限
列宁在说明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都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的因素时，同时又特别强调辩证法“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1](p97)。就是说唯物辩证法中虽然不能缺少相对主义的因素，但二者之间又是有着明确界限的，不可将其混为一谈，否则会陷入唯心主义哲学中。列宁对二者界限的区分，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界限之一，是否能准确地说明知识的相对性原理。相对主义的错误不在于承认知识的相对性，而在于将我们的知识相对性的原理片面夸大。如，“物理学”唯心主义最重视的是我们知识的相对性，而忽视了知识的其他特性；又如，以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结果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再如，从裸的相对主义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证都是正确的；等等。列宁后来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深刻揭示了哲学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无限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3](p311)。而相对主义则正是将知识的相对性这一认识过程的特点片面夸大的，这种片面的夸大，带来的后果是唯心主义的产生。与相对主义相反，唯物辩证法则要求“正确地阐明相对主义”，准确说明相对主义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界限之二，是否在承认客观真理的意义上承认知识的相对性。列宁在说明唯物主义辩证法之所以不归结为相对主义时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1](p97)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承认一切知识的相对性是有条件的，是以承认真理内容的客观性为前提的。而相对主义，特别是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1](p97)。这正是列宁所要特别强调的：“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1](p193-194)
界限之三，是否承认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区别的确定性。列宁在阐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区分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这种区分正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东西；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这种区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这里是有你们所没有看到的界限，而且由于你们没有看到这个界限，你们滚入了反动哲学的泥坑。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界限”[1](p96)。
界限之四，是否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论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3](p306)。
正是由于辩证法与相对主义有着明确的界限，所以辩证法不能归结为相对主义。如果不能明确二者之间的界限，就难以避免经由相对主义而滚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三、从相对主义滚到唯心主义的条件
在列宁看来，自然科学自发地是唯物主义，他把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唯物主义称作“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他甚至认为：“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1](p216)但是有一些现代物理学家们却很不幸，他们没有看见大门已经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却从相对主义滚入唯心主义。列宁将它们看作是分娩时必然会产生出的一些死东西，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自然科学家为什么会产生唯心主义呢？列宁深刻地剖析了物理学唯心主义产生、泛滥的两个认识上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与相对主义直接相关的。
列宁说：“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1](p211)列宁多处反复强调，不懂得辩证法，就会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因此，理解列宁所说的“不懂得辩证法”的内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列宁在批评莱伊时说：“莱伊像一切欧洲实证论者一样，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仅仅在唯心主义哲学思辨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这个词。因此，虽然他感觉到新物理学在相对主义上失足，可是他仍然绝望地挣扎着，企图把相对主义区分为适度的和过分的。”[1](p211)看来，列宁所说的不懂得辩证法，不是指一般的辩证法，而是指唯物辩证法，所以他特别强调：“关于相对主义总是在理论上唯一正确的提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出来的，所以不懂得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必然会从相对主义走到哲学唯心主义。”[1](p211)而不懂得唯物辩证法的马赫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却只承认相对真理，在他们看来：“任何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甚至无法理解对于所有研究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人是不言而喻的问题：“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愈来愈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1](p212)。这段不为马赫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所理解的论断，即阐述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又强调了真理(包括相对真理)是客观的重要特性。而在“物理学”唯心论看来，既然物理学的一切旧真理都是相对的，那么，任何不依赖人类的客观真理就是不能有的，承认真理是相对的，就不能承认真理是客观的，将真理的客观性与真理的相对性完全对立起来。
马赫主义者对辩证法的不了解，还突出地表现在不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内核上。“物理学”唯心主义极力攻击原子论——机械论的自然观，认为这种自然观是有局限性的，许多概念是僵化的等等。列宁赞成这种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他说，旧唯物主义这种缺点是不容怀疑的；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点——这也是恩格斯责备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能够(与斯塔洛不同)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且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天才的真理的内核。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为了那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而屏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1](p213)而物理学唯心主义则相反，既丢掉了唯物主义，又不懂得黑格尔辩证法天才的真理内核。就是说，他们连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也不真正懂得。所以列宁特别强调：“他不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常常经过相对主义滚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1](p213)“总之，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着自然科学一个门类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地和立即地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1](p215)就是说，那些被称作“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者的科学工作者，只有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才可能使他们的科学研究的道路更为平坦，才能在哲学上将唯物主义坚持到底。否则，也会产生唯心主义。
列宁对相对主义的分析，给我们重要的思想启迪：对于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即使是非常错误的哲学思想，也应给于客观而辩证的分析，并划出认识论的根源，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正如列宁所说：“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3](p311)。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无疑是夸大了认识过程中的相对性的成分，从而成为滚向唯心主义的桥梁。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重要的思路，即相对主义无疑也是一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3](p311)。所以，我们也应认真对待它，并从中学会辩证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关键词老年人，青年人，心理理论，执行功能。
分类号B844.3
1前言
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做出归因，并据此对他人行为做出预测和解释的能力[1]。后来，发展心理学家们开展了大量研究，提出一些理论来解释个体心理理论的发展。这些理论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心理理论不同于其它一般认知能力，具有领域特异性（domainspecificity），另一类认为心理理论具有领域一般性，可以用一般认知能力（domaingenerality）解释，如一些研究用执行功能来解释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中的成绩[2]。
支持心理理论是一种特异性能力的证据主要来自对发展患者（如孤独症）的研究。Baron-Cohen等采用经典错误信念任务测量孤独症、唐氏综合症和正常被试的心理理论，研究结果发现，在匹配3组被试的心理年龄后，孤独症患者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明显地差于唐氏综合症患者和正常儿童，表明孤独症存在心理理论缺陷[3]。但是，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儿童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成绩与在执行功能任务上的成绩存在显著相关[4,5]，说明一般认知能力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儿童的心理理论。
心理理论是在儿童早期出现，并一直持续发展的社会认知能力。二、三岁时，儿童已经牢固地掌握了“愿望”理解[6]；四、五岁时，儿童能理解他人的信念和白谎（whitelie）[7]，在六、七岁时，儿童开始理解二级错误信念；儿童在11岁左右才可以通过失言（fauxpas）任务[8]。由此可见，对不同心理状态的理解是在不同的年龄段出现的。那么随着个体的衰老，这些在不同年龄段发展出来的心理理论会如何发展变化呢？Happé等发现，老年被试在心理理论故事（包括白谎和误解等）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青年被试的相应得分，而在一般性故事（对物理细节进行归因）上两组被试得分并没有显著差异，在混乱短文（记忆能力）的得分上，青年被试则显著高于老年被试[9]。这一研究结果提示，心理理论与一般认知能力可能是分离的，支持了心理理论的特异性假说。Maylor等重复了Happé等人的研究，却得到不同结果，发现心理理论和执行功能随个体衰老而降低，同时他还考察了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的关系，发现在排除了语言和年龄的影响后，二者不存在显著相关[10]。但是，在这两项研究中都没有匹配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智商。Happé等人的研究中，老年被试选自波士顿大学的医学院，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青年被试都是自愿者，有可能老年组的智商高于青年组。而在Maylor等人的研究中，虽然所有被试都不是来自大学，但是，并没有排除青年和老年被试一般智力差异的影响。以上2项研究结果可能是由于老年和青年被试不同模式的智商差异导致的。那么，如果老年人和青年人在智商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在执行功能和不同复杂程度的心理理论任务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并且，很多研究都强调学前儿童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之间存在显著相关，那么这种关联是否会持续到青年和老年阶段呢？
2方法
2.1被试
被试共60名，其中青年组30名（M=21.60，SD=1.5，范围19~25岁），老年组30名（M=68.93，SD=3.73，范围62~77岁），2组的男女比例分别都是26:4。2组被试均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智商匹配（采用中国韦氏成人智力量表简式测量[11]）。
2.2测量
2.2.1失言任务的测量
从李健的实验材料（根据Stone等的故事翻译而来，并就中国情况做了细节上的修改）中选出3个失言故事，简化了一些语句上的修饰[12,13]。每一个失言任务后有5个问题，包括4个测验问题和1个控制问题（记忆问题，不记分）。问题1：有没有人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认识论心理状态）；问题2：谁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认识论心理状态）；问题3：为什么他/她不应该这么说？（认识论和情感的心理状态）；问题4：为什么他/她会这么说？（认识论和意图的心理状态）。每一个故事的得分范围是0～6分，总的得分范围为0～18分。
2.2.2故事理解能力的测量
故事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涉及他人信念理解和白谎的故事（3个）；另一种是一般故事（3个），作为控制任务，仅仅考察被试的逻辑推理能力。这些故事参考了李健的实验材料（根据Happé的故事翻译而来，并就中国情况做了细节上的修改），简化了一些语句上的修饰。每一个故事的得分范围是0～2分。总的得分范围分别为0~6分。
2.2.3执行功能的测量
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CardSortingTest，WCST）测量个体的抑制转换能力。得分范围为0～12分。
3结果
3.1心理理论故事理解，失言任务和一般故事理解的结果
对2组被试在心理理论故事理解、一般故事理解和失言任务上的得分进行方差分析表明，年龄和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2,116）=5.07，p＜0.01；任务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2,116）=40.64，p＜0.01，事后检验（Bonferroni）发现，一般故事理解和心理理论故事理解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1），而这2种故事理解与失言任务都有显著差异（所有的p＜0.01）。针对年龄和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对2组被试在心理理论故事理解、一般故事理解和失言任务上的得分做t检验，研究结果表明，2组被试仅仅在失言任务上存在显著差异，t（58）=-2.25，p＜0.05，说明青年人在失言任务上比老年人的表现差，但老年人与青年人在心理理论故事理解和一般故事理解的任务上表现几乎一样好。
3.2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的结果
对青年组（M=7.93，SD=2.29）和老年组（M=7.43，SD=2.76）被试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上的得分进行t检验，表明2组被试在这个任务上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t（58）＝0.535，p＞0.05，说明在匹配智商后，2组被试的抑制―转换能力一样好。
3.3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任务之间的相关分析
卡片分类任务与心理理论故事理解（r=0.03，p＞0.05）、失言任务（r=0.07，p＞0.05）之间没有显著相关，说明抑制―转换能力不能充分地解释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心理理论。
4讨论
Maylor等发现在不排除语言和年龄的影响时，成年个体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存在显著相关；当排除了语言与年龄的影响后，发现二者的相关不显著，所以，他们认为成年个体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的关联可能是由于年龄和语言影响造成的[10]。本研究匹配了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智商，而且2组被试的年龄范围也比较小，因而，在没有排除年龄、智商的条件下，所有被试的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之间就不存在显著相关，说明执行功能不能充分地解释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心理理论。同时，2组被试在智商和执行功能没有差异的条件下，老年人在失言任务上却逊于青年人，这与Happé等的研究结果相反，但两种结果都说明心理理论能力是特异性的。
这一结果与已有学前儿童的研究结果不同。一些研究指出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与卡片分类任务上存在显著相关[4,5]。对儿童存在这种联系的解释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心理理论任务中包括了执行成分，如儿童在完成经典错误信念时，如果不能抑制物体实际所在位置这一优势想法，他们就不能理解错误信念[14]；另一类认为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之间的关系不能仅由任务的执行需要来解释，它们之间存在深层次的发展上的联系[5,15]。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是毕生发展的，仅仅考察学龄前个体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对于解释二者的关系来说，是不充分的，可能并不能完全地反映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的关系[16]。同时，研究结果也说明可能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的相关模式在成人与学前阶段是不同的。
本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在心理理论故事理解上没有表现出衰退，而在失言任务上却显著地差于青年人。前言中提到，个体心理理论的发展是有层次和顺序的，有关他人信念和白谎的理解比失言理解出现得早。Jacksonian原则提出最晚发展的能力由于年老、脑损伤和疾病会最早消失，而最早发展的能力会在有机体死亡时才会受到影响[17]。可能心理理论的发生发展也符合Jacksonian原则，较晚发展出来的心理理论成分可能较早消失，而较早发展出的心理理论成分可能较晚消失。
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与青年人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匹配智商后，老年人在执行抑制―转换能力上没有衰退。所以，老年人在失言任务中较差的表现可能不是受到了执行功能的限制。陈天勇和李德明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年龄对于执行功能各个方面的不同影响，因为也许执行功能的有些方面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出现一般性的衰退[18]。本研究仅仅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任务考察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执行功能有一定局限性，因为抑制―转换能力只是反映了执行功能的一个侧面。在以后的研究中，将采用更多的测量个体不同执行功能（如工作记忆，计划等）的任务来探讨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的关系，为澄清理论上的争议提供更多实验证据。
5结论
匹配智商后，老年人的执行抑制-转换能力没有衰退。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的相关模式在成人和学前阶段不同。
老年人在两种复杂程度不同的心理理论任务上的不同表现提示，较晚发展出的心理理论较早衰退，而较早发展出的心理理论较晚衰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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