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方案(6篇)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方案篇1

（一）注重创新方法，切实完善措施，构建工作新机制

1、建立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坚持预警在先、教育在先、控制在先、调解在先的原则，建立了村（居）每半月一次、镇乡每月一次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制度。在经常性排查的同时，还根据矛盾纠纷发生的特点和规律，围绕重点人、重点事、重点时期开展集中排查，确保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理。如今年三月，县综治委、司法局、群工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2009春耕大忙期间矛盾纠纷及不稳定因素排查调处活动的通知》，共排查矛盾纠纷1546件，成功调处1508件，确保了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促进了我县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特别是今年7月—9月，为确保建国六十周年期间全县社会稳定，开展了“春风化雨”百日行动，已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321件，调解1304件，调解成功1254件，目前该行动正在深入推进。

2、建立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逐一建立台帐，落实了牵头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员，明确调处要求和调结时限，对重大矛盾纠纷实行挂牌督办。加大对特殊纠纷和重大疑难纠纷的专题调处力度，围绕全县中心工作，确定开展专题调处，防止因纠纷调处不及时而引发的不稳定事件发生，共化解47件，调处疑难纠纷897件。如*赵某离婚纠纷案（涉法涉诉）、*膨润土矿采矿纠纷案（）、*村民刘某医疗纠纷案（）。

3、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注重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结合起来

，完善多渠道解决争端的机制，采取多种手段、多方参与、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方法，对纠纷进行综合治理，形成社会化联动“大调解”格局。构建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同公安、计生、民政、国土、税务、法庭等相关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形成“领导重视、建立网络、上下联动、多方配合，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如为推动一般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及时解决，今年7月聘请了15名具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和丰富调解经验的司法助理员，成立了*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4、建立矛盾纠纷信息反馈机制。制发了《*县突出矛盾纠纷及不稳定因素排查调处月报表》，镇乡、部门定期报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规范报送内容，重要时期实行“零报告”制度。由县司法局牵头，组织群工局、综治办、维稳办定期对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排查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重要时期天天报告、天天研判。

5、建立调解队伍教育培训机制。建立调解员学习制度，通过举办培训班、组织交流、经验演讲、以会代训、现场观摩等形式，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分批分级培训两次，重点学习《四川省人民调解工作条例》和调解工作常用法律法规、现行方针政策，不断提高依法调解水平。今年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对*x个村（居）委会“两委”负责人进行了4期培训，对调委会主任进行了为期一天的业务培训，有效提高了基层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履职尽则的能力。

（二）注重强化保障，切实加强领导，夯实基层基础

1、落实领导责任。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领导人民调解，与各镇乡、县级各部门签定了人民调解工作目标责任书，将人民调解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平安创建工作目标督要内容，县目标督查办、县综治办制定了人民调解工作考核实施意见，为调解工作有序推进提供了组织保障。

2、健全组织网络。按照《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和“组织、人员、报酬、工作”四落实的要求，我们进一步健全了镇乡、村(社区)和企业的调解组织，吸收了一批有威望、有能力、懂法律、身体好、群众信任的同志充实人民调解队伍。到目前，建立镇乡调委会*个，村（居）调委会**个，企事业行业性、专业性、区域性调委会119个，在公安机关（派出所）、人民法院（法庭）、等部门和其它行业设立调解室157个，共有专兼职调解员（纠纷信息员）33019人，形成了以块为主，以条为辅的四级一院调解网络体系。同时，在全县建立了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聘请首席人民调解员9636人。

3、加强指导力量。镇乡司法所具体承担着管理指导辖区人民调解和直接调处重大矛盾纠纷的繁重任务。在争取国债投资182.6万元建立规范性司法所26个的基础上，争取灾后重建资金679.9万元，开展了44个司法所灾后重建。加强人员配备，在镇乡在职干部中选调司法行政干部7名、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8名司法行政干部，到目前*个镇乡已有*个所*名专职司法助理员从事司法行政工作。强化司法行政工作效能，加强镇乡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全县司法行政工作连续四年综合目标考核为优秀单位，连续两年荣记集体三等功；“5.12”汶川大地震后，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中被市司法局荣记集体三等功，20人次受到中央、省市奖励表彰，其中*司法所*x被评为全国“人民满意司法助理员”，*司法所*x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x同志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政法系统“三大主题活动”先进个人；县政府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先进集体。

4、强化经费保障。为了确保全县人民调解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县政府在县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将人民调解工作经费15万元、人民调解个案补贴经费30万元列入财政预算。县财政局、县司法局联合印发了《*县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补贴发放实施细则（试行）》，对成功调解的矛盾纠纷每件补贴50至150元，为人民调解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三）注重拓展职能，切实加强督导，服务全县大局

1.坚持“六个结合”，拓展工作领域。一是将人民调解工作与全县中心工作相结合。坚持从全县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为大局服务，注重让法律先行，注重为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打通道”，围绕在县委、县政府的即将出台新政策、新举措，提前进行研究和预测，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晴雨表”和“探雷器”的作用。二是将人民调解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建立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接访制度，全县有120余名人民调解员到群众工作部门值班，配合县、镇乡主要领导接待上访群众，协助调处案件200余件。三是将人民调解工作与普法教育相结合。在《梓州之光》开辟调解专栏，刊登典型案例，坚持以调促教，采取以案释法、公开调解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向社会宣传人民调解工作先进经验和先进典型，努力使人民调解工作赢得群众信任和社会认同。共编印《人民调解工作手册》3300本，印发各种宣传资料157500份，广播讲座126次，现场解答咨询6174人次，排查调解各类纠纷2205件，受教育群众达21万人次，有效推动了“五五”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四是将人民调解工作与基层法律服务相结合。充分利用法律服务人员具有法律知识的优势，及时为调委会调处纠纷提供法律帮助，积极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据统计，全县*个基层法律服务所协助调解矛盾纠纷**件。五是将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相结合。切实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提供方便。今年1—8月免费为全县弱势群体办理法律援助*x件，为农民工办理维权（工伤、死亡）*件，索赔*x万元，追索劳动报酬*件*x万元，既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六是将人民调解与灾后重建相结合。各级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认真学习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有关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开展专项排查调处，共排查化解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纠纷300余件，有力推动了灾后重建的顺利开展。如乐安镇司法所积极协调相关部门6次开展联合调解，化解了村民朱某和赖某家属之间的灾后重建安全事故赔偿纠纷，维护了当地稳定。

2、加强督导检查，确保作用发挥。强化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指导职能，定期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检查，规范调解工作程序，提升调解工作质量。加强督导检查，在7月抽调县人大执法监督室、县司法局、县群工局、县综治办、县维稳办精干力量组成四个督查组，深入到全县各镇乡进行了人民调解工作半年督促检查，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进行，对工作差的单位进行限期整改，确保了人民调解职能作用的发挥。

二、正视不足，再鼓干劲，再树新功

我县的人民调解工作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一是调解资源的配置不尽合理。调解组织网络体系不够严密，调解组织之间没有形成合力，存在多头管理、重复管理或相互推诿现象，工作中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沟通机制。二是行业性调解组织建设滞后。矛盾纠纷多发、突发的企事业、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网络还存在空白，尚未形成规模。三是规范化、制度化程度不高。调解程序不规范，调解协议不统一，存在重结果、重口头，轻程序、轻文书等问题。四是队伍素质需提高。部分调解员由干部兼任，法律专业知识欠缺，专业技能匮乏，调解方法简单粗糙，依法调解、公平调解的水平还不高。五是管理和指导力度不足。由于全县司法助理员严重缺编人员，有*个镇乡无专职司法助理员，使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人民调解无法高效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县人民调解工作的深入开展。

在下一步工作中，县人民政府将紧紧抓住全省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保障，完善措施，充分调动各级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构建“和谐三台”再树新功。

一是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保障到位。把人民调解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规划，纳入年度工作考核目标，与全县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做到组织领导到位、工作落实到位、经费保障到位、责任考核到位。

二是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规范制度管理。强化人民调解员教育培训，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基层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进行调整、充实、完善，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事业、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提高整体素质。按照“五有”和“四落实”的规范化建设的要求，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建设，调解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建立健全纠纷预测、纠纷排查、纠纷调处、领导包案和回访等制度，进一步规范调解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增强调解程序的公正性，提高调解工作的水平和公信力。

三是进一步强化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职能作用，加强对人民调解目的意义、模范事迹以及调解案例的宣传，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形成齐抓共管的舆论氛围，使广大群众形成依法解决矛盾纠纷的观念。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方案篇2

为进一步完善我县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构建新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体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目标，结合我县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搭建县乡两级矛盾纠纷综合化解工作平台

县委政法委牵头搭建县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平台。县级平台设非诉讼服务中心，与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合署办公。中心负责受理、分流、化解反映到中心的社会矛盾纠纷；对乡镇、部门（行业）不能有效化解的矛盾纠纷进行指导或化解处理；联系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群众团体、行业组织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组织全县矛盾纠纷化解骨干培训。县人民法院速裁庭、县土地承包经营仲裁院、县劳动争议仲裁院、县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庭入驻非诉讼服务中心。

乡镇（新城区）设立调解中心，与乡镇诉源治理工作站、人民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负责统筹协调政府各职能办公室和驻乡镇庭、所、队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对接县非讼服务中心、县直单位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指导村级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负责基层调解员业务培训。

二、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排查预警

坚持全覆盖与聚焦重点相结合。按照“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单位不漏事项、行业不漏对象、系统不漏部门、园区不漏企业”要求，各责任单位要对辖区人群、建设项目、社会事务进行系统梳理，对矛盾纠纷逐一登记、建立台帐、分类管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重大建设项目、重大改革事项、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要及时开展专项排查。

坚持平时排查与定期排查相结合。对辖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村（居）委会实行周调度分析，乡镇（新城区）实行半月调度分析。各单位、村（居）组长、网格员、党员对周边社会矛盾纠纷要做到了然于心，随时掌握动态。

坚持集中排查与专项排查相结合。在节日、“两会”等重要敏感时期和纠纷多发季节，要加大密度进行集中排查。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时，应当同步组织开展专项排查。调解员排查工作情况要同步录入湖南人民调解系统。

三、完善矛盾纠纷化解联动工作机制

完善层级化解工作制度。按照“村、乡、县三级化解”思路，对于本地本单位内部成员间民间矛盾纠纷，村（居、单位）等基层单位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本村（居、单位）。村（居、单位）调处化解不了的，应向乡镇调解中心报告请求派员指导调处化解。对本乡镇跨村或涉及乡镇部门的矛盾纠纷，应由乡镇调解中心组织调处。特别重大复杂、有较大影响、涉及多部门多地的，可提请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牵头协调组织处理，或由县级分管领导牵头组织处理。

进一步密切条块协作。对乡镇范围内主体涉及与县直部门（单位）及其派驻机构的矛盾纠纷，可由乡镇调解中心牵头协调县直部门（单位）共同调化解。矛盾纠纷主要起因、解决手段主要在县直部门（单位）的，县直部门（单位）应主动联系乡镇调解中心组织化解。

优化多种类化解路径。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责任单位应当告知当事人矛盾纠纷化解途径的时效、成本和风险，引导其依法理性选择成本较低、对抗性较弱、有利于修复关系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或者仲裁机构先行处理的，告知当事人申请、并督促进行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或者仲裁。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调解达成的协议，引导双方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依法进入诉讼程序的，人民法院依法调解、裁判。按照“调解优先”思路，尽量引导当事人自行和解、接受调解，将调解贯穿于纠纷解决的全过程，加大调解结案力度，做到案结事了，实现和解、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矛盾纠纷化解途径有机衔接、协调联动。

四、充实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力量

县委政法委统筹全县政法机关工作力量，为每个村（社区）安排一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指导员，县人民法院在每个乡镇调解中心设立诉源治理工作站，至少安排一名法官参与矛盾纠纷处理。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指导员职责是指导村（社区）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参与重大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未单独设立人民调解组织的县直单位选派人员进入县联调委专家库。

每个乡镇、村（居）至少配备一名专职调解员。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配备一至三名专职调解员。

五、加大保障力度

对调解成功的案件实行“以奖代补”。人民调解案件“以奖代补”经费、购买乡镇、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服务（专职调解员）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各调解中心运行经费由设立部门予以保障。

六、建立奖惩激励机制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方案篇3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存在的问题

（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难以补偿

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诸如近年来涉及失业、下岗、医保、拆迁、物业管理等类型的案件，大都是由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这些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极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同情，但在利益补偿方面又难以解决，因此在化解中难度较大。

（二）群体性矛盾涉及面广，难以沟通

由于受经济结构调整和政策因素的影响，矛盾涉及的对象大多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一旦在利益上发生矛盾，就不仅仅是个体性矛盾，而是群体性矛盾，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如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工工资、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置等类型的案件，所涉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关乎一个单位大部分职工或一个村的多数村民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

（三）对抗性矛盾容易转化，难以平息

在个人利益驱使下，随着相互之间利益差距的扩大，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处境。一旦发生冲突又得不到及时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易引发停工、停产、集体上访，或发生殴斗等群体性暴力冲突，转化为刑事案件。

（四）历史遗留矛盾时间长、跨度大，难以突破

社会矛盾纠纷千差万别，复杂程度多种多样，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跨地区和部门的问题，有的问题则缺乏政策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依据，处理、协调难度较大。如涉及“两案人员”、“核基地人员”连续上访等案件，要求落实政策、解决待遇等问题。

（五）多样化的社会矛盾连锁反应快，难以协调

社会矛盾纠纷的主体由过去的个人对个人、家庭对家庭、单位对单位向个人对村委、对个人企业、对单位、对政府之间矛盾纠纷转化。如一个因土地开发引起的纠纷就涉及施工单位、开发商、政府职能部门等多家单位，形成连锁反应，社会矛盾纠纷主体的多样化意味着纠纷复杂程度的提高和解决难度的加大。

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基本原则

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要本着“可疏不可堵、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逆”的基本思路，按照“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的总体要求，正确把握时机，妥善跟进化解。

（一）司法为民原则

以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把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作为做好三项重点工作、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关键。正确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及时答复，认真化解。

（二）预防为主原则

提高办理案件质量和效率，从源头上预防各种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避免和减少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经常全面排查隐患，针对可能引发的敏感问题和重点人员，做到预防措施在前、化解工作跟进。

（三）力争主动原则

对早期发现矛盾纠纷苗头，要迅速疏导，及时平息，防止个别问题群体化、简单问题复杂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内部问题社会化、局部问题扩大化。

（四）案结事了原则

要把解决实际问题、力争案结事了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首要环节，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决不能为一时结案而采取拖、哄、压等强制手段，表面上的平息只能是矛盾激化的前奏。

（五）教育疏导原则

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不断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帮助广大群众认清改革中出现一些困难的必然性和暂时牲，引导群众自觉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共渡难关。要深入到群众中去，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宣讲法律政策，消除对立情绪，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六）依法处理原则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必须依靠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协调各方力量，分工负责，齐抓共管。对个别利用社会矛盾纠纷制造事端的不法分子，要及时调查取证，采取果断措施，依法严厉打击。

三、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建议

积极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是人民法院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是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根据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的新特点，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机制，达到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目的。

（一）建立健全法制道德教育机制

深化法制道德教育，加强诚信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整体素质，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基础环节。在法制道德教育中，要坚持法制教育和内容、形式和方法的创新，增强法制教育的实效性；要根据不同对象，区分层次，有的放矢地进行法制道德教育，因人施教，因事施教，因时施教，增强针对性和约束力；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规范、教育、监督为手段。以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律道德素质为目的，发挥法律、道德在平衡矛盾、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

（二）健全完善预防社会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

通过大力开展巡回办案活动，到田间地头现场开庭，加强与群众沟通与联系，实现诉讼调解制度与其他化解矛盾纠纷方法的衔接，形成全方位的化解矛盾纠纷网络。

（三）建立健全排查预测机制

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治理活动，是预防和及时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方法。要坚持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登记制度、分析报告制度、分流督办制度、检查考核制度、研究预测制度等，用制度规范矛盾化解。及时发现和研究矛盾纠纷的苗头、倾向、原因和规律，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切实将不安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

（四）建立健全联动联调机制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方案篇4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5-0101-04

1对立性和统一性：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问题的提出

和谐,在哲学上是一个对立统一系统,是以差别和对立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了矛盾和差异（不和谐）,和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辩证法思想,就是“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和谐与不和谐是一对矛盾体,和谐是矛盾的同一性,是一种平衡协调、对立合一的均衡状态。和谐是一种最为复杂、最为完美的自组织系统,无论是物理领域、生物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都潜藏着和谐的灵魂。和谐是一种秩序,在这一秩序中,万物是平等、互助共存的。

所谓纠纷,是特定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或多边的对抗行为。它又常被称为冲突、争议或争执,其本质可归结为利益冲突,即有限的利益在社会主体间分配时,产生的一种对立不和谐状态,包括紧张、敌意、竞争、暴力冲突以及目标和价值上的分歧等表现形式。

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盾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特别在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当代转型时期的中国。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及时化解各种矛盾。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2普遍性和客观性：对当前青海省主要社会矛盾纠纷的简要分析

从联系的普遍性与客观性看,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整体与部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青海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全省共有55个民族成分,现有少数民族人口共238万多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45.5％。在青海世居的少数民族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其中土族、撒拉族是全国唯一在青海特有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分别是：藏族21.89％,回族15.89％,土族3.85％,撒拉族1.85％,蒙古族1.71％。当前我省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和矛盾凸显的多发期。由于受到地域、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全省的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以及人的思想素质、法制观念同发达地区相比较都存在很大的差距。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各种利益冲突和摩擦不断出现,不断发生,涉诉问题越来越突出,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民事纠纷导致治安刑事案件上升,对社会稳定形成较大的压力。一是民间矛盾纠纷发生了新的变化,呈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已经不再是民间主要矛盾纠纷,而以资源权属、环境及生态、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工程建设中群众利益维护等经济内容的新型矛盾纠纷日益突出。其中,因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拖欠工资、职工下岗、干部待遇、复员军人就业和党群干群关系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加。纠纷当事人的构成复杂化,不仅有工人、农民、学生、离退休干部、个体户,还有转业、退伍军人等。一些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纠纷不断增多,解决起来难度很大。二是各类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矛盾纠纷的热点、难点主要集中在复员军人、伤残军人的安置问题,征地补偿、拆迁安置问题,企业改制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集资款到期不能兑付问题,以及涉法涉诉问题,司法不公、执法不当问题等。三是纠纷参与人的数量呈规模化倾向。一些地方群体性纠纷参与人数动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且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甚至有的群体性纠纷事件,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事前和事中都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和周密的行动计划。四是相当部分纠纷参与人言行发生重大变化,诉求方式和行为方式偏激甚至违法的特点明显。有的利用国家重大政治活动、重大节假日或政治敏感期,集体到京、到省里上访,围堵冲击党政机关,静坐请愿,罢工罢课,阻塞交通。甚至出现殴打执行公务的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过激行为,以及自杀、自残的极端行为。

3前进行和曲折性：青海省民族地区纠纷调解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从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看,事物发展的总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而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这是事物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方向,是由事物矛盾运动所规定了的。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各种观念深刻转变,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矛盾纠纷所具有的特点,我省民族地区纠纷调解工作正面临着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3.1各类矛盾纠纷的经济内容日益突出

一是因土地承包引发的纠纷日趋频繁。青海省是一个农牧业省区,全省551.6万人,人口其生产生活对土地资源的依赖程度还十分强烈,加上各种原因造成部分山林、田土、水力资源权属不清,有些承包经营合同与法律法规相悖,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导致各类纠纷时有发生,这些纠纷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在所有矛盾纠纷中占的比例较大。二是环境及生态问题逐渐呈现。随着农村工业化的推进,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环境及生态问题不断受到群众的关注,因生态环境的利用和保护而引发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三是随着经济多元化出现了不同经济主体问题的利益纠纷。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经济活动中的劳工、价格、市场、能源、污染和消费等问题都随时有可能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群众之间引发矛盾纠纷。四是工程建设中群众利益维护问题。如征地补偿金到位不及时导致部分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工程建设中部分工头克扣民工工资,引发的民工聚众闹事,有的重点工程征地拆迁的法定程序和思想工作不到位,引发群体上访。五是农村换届选举和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所引发的派系争端、财产分割、相互交往等方面的矛盾纠纷。六是部分企业里军队转业干部、伤残复退人员因待遇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错综复杂,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很容易激化为刑事案件或者,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3.2部分人思想陈旧,缺乏道德观念,导致矛盾纠纷长期存在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旧的传统和不良习俗在较长时间内还不能彻底消除,与在新的政治经济下催生的科学文明进步观念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构成人民内部矛盾纠纷：一是法律规范与社会行为的不规则之间的矛盾,一部分人因为不懂法或故意利用法律的边缘特点,以轻微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他人权益进行侵害和影响,如行为、地痞行为、损坏公物或他人财物等行为导致纠纷；二是道德约束与一部分人公德意识缺乏之间的矛盾。缺乏道德的行为往往在不违法的条件下对他人利益造成影响,这是社会发展进步与部分人思想僵化保守导致的矛盾,大量的婚姻纠纷、家庭纠纷缘出于此。

3.3法制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导致的新型矛盾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一些法律法规已在较大程度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形势变化需要,有些法律法规所保障的公民权益与社会实践需要保护公民权益存在不对称性,在法律有所不及的情况下,如何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结合民族地区良好的风俗习惯来调解矛盾纠纷,是对纠纷调解工作的一个重大考验。

3.4思想认识和工作机制滞后于形势的发展要求,致使矛盾纠纷调处无力

近年来,作为“第一道防线”的我省纠纷调解工作,其地位虽然已逐步被各级领导所认识,下发了相关文件,开展了很有成效的工作,为维护地区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形势和其他维稳机制的加强,村级纠纷调解工作出现了弱化的势头,致使大量的矛盾纠纷集中到基层法院。一是认识有偏差。有的地方和领导对社会矛盾纠纷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缺乏足够的认识。二是调解机制不强。有的地方没有摆正纠纷调解工作位置,调解人员心中无目标,工作无压力,遇到问题互相推诿,小纠纷无人管,大纠纷不想管,致使小纠纷酿成大矛盾,大矛盾引发大事端。三是纠纷调解工作的有关政策和法律规定宣传不到位。群众认识有偏差,大事小事找主要领导,唯有一把手才能解决问题,主要领导不知所措,经常被矛盾纠纷所围绕。一些矛盾纠纷因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调解而升级恶化,因民事纠纷导致的治安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对社会稳定形成了较大的压力。

4统筹性和全面性：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部分、成分或环节。因此,在解决民族地区纠纷问题时,要统筹兼顾,全面协调。

4.1深化认识,创新思路,全力构建民事纠纷调处新平台

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基层的了解、重视与支持,切实克服“重打轻防”的思想,充分认识到纠纷调解工作坚持立党为公、执法为民,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建立健全各项保障机制,为纠纷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一是要大力加强对新时期纠纷调解工作的宣传力度,为调解工作提供良好的执法环境,要把调解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要工作考评范围,使调解工作在综合治理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二是大力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牧区警务战略,把社区和农村警务、牧区警务室建成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调解民事纠纷的第一平台。基层民警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等工作优势,深入到辖区村镇,做到“每家每户访一访、房前屋后转一转”,把防火防盗、入户调查、警情提示等日常治安管理工作与排查民间矛盾纠纷有机结合起来,围绕可能引发事端的人、事、地、物,认真排查梳理家庭婚姻纠纷、经济纠纷、所有权纠纷、邻里纠纷、人身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继承纠纷、合同纠纷、劳资纠纷等民间矛盾纠纷线索,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排查出来的民间矛盾纠纷逐一登记造册,实行“三卡”登记制度,即对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且在调解范围内的民事纠纷,填写《登记卡》；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不采取相关措施可能导致民转刑的民事纠纷,及时报告当地党委、政府,并积极协助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调解和稳控工作,尽量减少和避免因民间纠纷引发刑事案件,对一时不能处理的,则填写《移交卡》并提出意见移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对已经调解且双方当事人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公安机关又不能依照法律、法规处理的,则填写《告知卡》告诉群众可以依法到法院。

4.2不断完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的工作机制

首先要创新纠纷调解组织形式,筑牢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建立健全基层调解指导网络,充分发挥基层纠纷调解网络亲民、近民、便民的优势,密切警民关系,减少涉讼上访案件,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一是以基层法院建立指导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导辖区的人民调解工作,每季定期组织召开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会议,总结、分析人民调解工作开展情况,研究对策,解决问题,不断推进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向前发展；二是以派出法庭为单位,在法庭辖区内广泛建立乡（镇）、村（社区）、组三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形成以法庭为指导调解工作中心,分级负责,覆盖整个辖区的三级人民调解互动网络,既可准确及时掌握辖区内民事纠纷发生情况,又可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掌握、立案,快速审理,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发展行业性、区域性人民调解组织,在不同行业和系统建立各类专门调解组织,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网络。其次,建立司法联系会议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庭审观摩和联合培训制度,使基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和村级调解组织密切工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对于人民调解组织解决不了的矛盾纠纷,依次进入行政调解和司法程序,形成梯次防线,逐步化解矛盾纠纷。

4.3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与公安机关110接处警对接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民事纠纷调处工作新机制。将调处民事纠纷列入驻村特派员开展创建工作考核范围,与人口管理、治安防范、隐蔽力量建设、查处扰乱社会秩序等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二是建立公安机关内部协调机制。明确规定,派出所是治安调解工作的承办部门,治安大队是指导、协调部门,法制科是法律援助部门,督察队是纠纷调解的督办部门,各警种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公安机关一盘棋的格局。三是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积极在预防、控制上下工夫,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民转刑”预防上,以驻村特派员为平台,将驻村特派员与村委会的治保、调解、违法青少年帮教、、消防等组织有机结合在一起,由驻村特派员统一指挥,整合各种群防群治力量联勤联动,对各辖区内的民事纠纷进行上门调处、现场调处。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新时期矛盾纠纷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涉法广泛化的特点,采取形式多样的调解方式,化解矛盾,平息纷争。针对公民法律素质不断提高,法制观念不断增强,依法维权心愿越来越迫切的现状,改变传统做法,创新工作方法,提高调解成效。要变遵循惯例被动调解为主动出击调解,掌握好调解工作主动权。要变单纯的依据道德、风俗习惯调解为道德、风俗习惯、法律相结合的调解,实行以案说法说服教育调处的方法。对一些复杂、疑难民事纠纷的调处,则由各乡镇（场）成立的以派出所、综治中心、司法所、办等部门组成的矛盾纠纷调处联合工作组参与调处,实现调处工作格局“三转变”,即从“小调解”向“大调解”转变、从单一调解向综合调解转变、从被动调解向主动调解转变。以及实行领导上阵亲自调解、整体联动联合调解,不断提高调解工作的实效性。四是建立调处工作责任追究制。派出所所长是民事纠纷调解的第一责任人,驻村民警为直接责任人,所领导定期听取汇报,重大纠纷要亲自主持调解并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对因工作不力导致矛盾纠纷升级恶化的派出所,严格落实“一票否决”制,并由派出所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4.4建立警民联调工作机制

纠纷问题的产生、出现与社会环境、人们总体道德水平有紧密的关系。妥善处理纠纷问题,不仅是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的事,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共同做好纠纷问题的预防、处理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警民联调工作力度。在过去,老百姓普遍认为将小纠纷闹到衙门去是很丢人的事情,大部分民间纠纷都是通过家庭、村落之间的民间调解协商解决的,政府也承认这种民间解决方式的合法性,真正通过政府处理的纠纷案件是微乎其微的。而现在,群众往往喜欢找公安机关解决纠纷,因为公安机关不收费,进行的是无偿调解,其他如到法院,不仅要诉讼费,还要请律师,要承担败诉带来的法律与经济风险,而且找别的部门往往互相推诿,有的部门、基层组织值班不到位,群众上门找不到人,相比较公安机关因种种纪律规定,例如“有困难找民警,民警就在你身边”等对外承诺,使基层公安机关无法推托,也造成基层公安机关承担了大量的纠纷调解工作,弱化了民间自行调解纠纷的传统和其他调解组织的调解能力。针对不同情况的民间纠纷,采取了多种调解方式：一是共同调解。对于婚姻、计生、劳务、土地、经济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商请民政、计生、土地、工商等相关部门参加调解；对一些有社会影响力和争议较大的纠纷,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及其他有声望、影响的人士参加评议调解。二是公开调解。对纠纷难度大、意见分歧大、发生频率大的纠纷,在朝阳派出所警民联调办公室公开调解,由双方当事人参加,实行听证式的调解。三是跟踪调解。对已经调解终结的重点案件、复杂纠纷进行跟踪回访,了解协议执行情况,做好双方的思想疏导工作,确保纠纷不反复,巩固调解成果。四是首问调解。即落实首问负责制。无论是小组调解员,民调中心或者社区民警,在受理纠纷时,一律实行谁首次受理,谁先期了解情况,谁控制平息事态发展的原则,然后再将受理的纠纷按管辖分工和管辖范围,分流到各部门处理。五是现场调解。对于可能即将激化成为恶性事件或大型的矛盾纠纷,调解干部采取“走出去”的调解办法,及时达到现场,及时调查,及时调解,把纠纷调解在当地,防止纠纷演变与扩大。警民联调中心及时受理调处纠纷,大大加快了接处警中大量民间纠纷的消化处理、化解了人民内部矛盾,真正实现了“纠纷必解”,同时人民调解员在公安机关现场办公,民警也能够及时指导业务,两者配合相得益彰,形成了合力,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减轻了值班民警在接处警中的压力,将民警从大量繁杂琐碎的民事纠纷调解中解放出来,更加高效地完成各项警务活动。因此,构筑警民联调工作机制既有力维护了全省社会稳定,又有效地调处了各类民间纠纷。与此同时,应增加公安机关的经费投入,确保办案经费,增加警察编制,切实解决当前各类案件逐年上升,而警力相对缺少难于适应形势发展的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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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方案篇5

“早”字当头，唱响调解为民主旋律

“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减少了”，“生活好了，离婚的也多了”，“马路修宽了，邻里间却陌生了”，“招商引资多了，污染也下乡了”，这些变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当下社会生态和诉求结构。海安县通过大力开展“一线访查、一网覆盖、一站受理”三个一工作法，使大调解在服务群众中释放出正能量，调解员在为民办好事、办实事中放开了手脚，找到了自身价值。

一线访查早掌控。畅通县领导定期约见网民、干部赴村下访、民生热线等群众诉求十大渠道，实现纠纷苗头一线掌控。针对群众身边多发易发的“小过节、小误会、小矛盾”，实施“一二三四五”工作法，即开展一线访查、条块两级管理、红黄橙三色预警、老干部老舅妈调解员特派员“四员”联动，分层分类分级分片分次“五分”调解，绝不让小事拖大。以“送小家温暖、促大家和谐”为主题，开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专项排查，把家庭中有留守人员、外地媳妇、上门女婿、涉黄赌毒人员以及外来人员家庭列为重点对象，逐一走访，对因家庭纠纷报警3次以上的22户重点家庭建立专门档案，进行跟踪调处，有效防止民转刑案件发生。

一网覆盖早预防。一是建立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农村以村民小组为单元、县城以50户左右设立单元，选聘5334名网格员担任矛盾纠纷信息员。网格员走村入户，发现隐患苗头及时上报，专职社工同步录入网格化管理平台，确保矛盾纠纷第一时间汇报、第一时间协调。二是建立调解员与网格员互动机制。全县553名专职调解员和235名综治特派员全部下沉到基层网格内，在为群众打造15分钟调解服务圈的同时，对网格员上报的矛盾纠纷，按类型实行分层、分级、分类调解。三是建立网上调解机制。整合政府服务热线、大调解信息网、海安石板街、海安论坛等网上资源，24小时受理群众各种诉求事项，倾听网上的民意呼声，实现矛盾纠纷排查全覆盖。

一站受理早化解。县财政投资一亿多元对县镇村三级调解平台进行升级改造。推进区镇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标准化建设，配齐配强专业调解力量。235个城乡社区，统一建设一站式服务平台。即便是节假日，群众也可通过“调解一键通”。实现调解员上门服务。各专业调解组织按照“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的原则，健全完善首问负责、首接负责制，确保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化解。

“小”处着手，夯实化解矛盾主阵地

基层是矛盾纠纷的源头，更是化解的重头。化解不及时，就会“雪球”越滚越大，成为矛盾纠纷的“堆积中心”，甚至积重难返。近年来，海安县注重在基层小环节上下大力气，以小带大，有效破解长期以来困扰基层基础上的“瓶颈”问题，让小基础撬动大和谐。

做实小项目。一是社会管理心防工程。依托汪浴宇心理疏导与调解个人工作室，以心理协会为平台，整合资源，先后在30多家单位举行心理疏导专题讲座，成功进行心理疏导2185人，心理矫治1261人，心理危机干预88人，破解了一批稳定难题。二是空中大调解。利用法治热线栏目，走进电台介绍大调解，通过电波与群众零距离接触，就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宣传，现场解答老百姓来电咨询。三是配备调解指导员。在13个专业调处机构配备专业调解指导员，开展业务培训，指导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实现诉讼调解和专业调解的良性互动。

做活小机制。一是动态排查机制。以区镇调处中心为主体，组建精干的下乡巡回调解小分队，开展“下乡排查、下乡培训、下乡调解”活动，对突发或重大复杂的矛盾纠纷提前介入，主动调处。2012年以来，小分队下乡72次，及时化解苗头15件，帮助解决问题69个。二是联动联调机制。县一级建立公调对接、检调对接、诉调对接、援调对接联动调处机制，各区镇普遍设立公调对接工作站、片区检察室、片区法官、法律援助工作站，把各类矛盾纠纷关口前移，就地化解。三是群众参与机制。成立县综治协会、心理协会、老舅妈调解队、夕阳红调解队等群众性志愿调解组织，抓苗头，点人头，做到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化解。仅全县821个老舅妈调解队去年就成功调解婚姻家庭纠纷1676件。

做精小队伍。一是专职调解员队伍。邀请调解专家、资深法官对专职调解员采取“化整为零”、“片区集中”等方法，讲法规、话实务、解实例，培养一线调解能手。二是调解志愿者队伍。壮大老舅妈工作室、片区法官、综治特派员、青少年法制教育馆阵地，整合计生信息员、妇女代表、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等调解志愿者资源。全县108名老干部，先后参与调处迁坟、鱼塘承包、精神病人溺水身亡、癌症老人交通事故等76件敏感纠纷。三是信息员队伍。发挥环卫工、农村保洁员、投递员等1.1万名“红袖标”队员优势，统一配发工作手机，将手机号码分类编组，加入县短信平台统一管理，发现矛盾隐患及时报告。

实效为本，提升矛盾调处生命力

工作中，海安县坚持注重规范制度，强化法理情并举，严格绩效考核，提升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实效。

强化法理情并举。开展“涉乡情矛盾村居先调”。对婚姻、赡养、继承、邻里等涉亲情、乡情民事案件，法院在收案后立案前，委托村居专职调解员对部分民事案件进行先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由法院予以司法确认，被群众誉为家门口的“法庭”。注重调解与普法相结合，组织各级调解组织深入到矛盾纠纷多、工作难度大的镇村进行现场调解，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增强广大群众法治意识。春节前，县劳资纠纷调处中心深入到企业、工地现场调解劳资纠纷，成功调解民工讨薪纠纷51起，为1823名民工追回工资1468万元，起到了“化解一件，教育一片”的效果。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方案篇6

[关键词]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正在迈向化的，在突飞猛进的奇迹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地上升，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不仅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发散性。认真研究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对于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和类型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正面临关键的临界点，社会矛盾众多，各类纠纷频发。这些矛盾纠纷具有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复合化、调处疑难化、矛盾易激化等特点，具体类型主要有：（1）涉及城市居民和群众的优抚安置、社会救济、婚姻登记、婚姻中介、殡葬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2）涉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劳务市场管理、劳动争议、工伤等方面的矛盾纠纷；（3）农村经济政策、经营和财务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4）有关土地的征用和划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土地有偿转让、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反映滥占滥用耕地等方面的矛盾纠纷；（5）城乡建设规划、城镇管理、以及拆迁补偿和安置等方面的矛盾纠纷；（6）城乡环境保护方面的矛盾纠纷；（7）运输、公路、桥梁、航道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8）消费者权益、商品质量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城乡市场监督和管理、查处违法经营、个体工商户的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9）医疗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0）计划生育方面的矛盾纠纷；（11）涉及改制、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2）涉及群体性上访的矛盾纠纷；（13）涉及到家庭、邻里、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以及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群体性械斗等方面的矛盾纠纷；（14）涉及到其他有关部门的矛盾纠纷。这些类型，多数属于新型纠纷，其中，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安置、干群关系、劳资关系、涉农等引发的纠纷尤为突出，这类新型纠纷较之于传统纠纷，起因复杂，涉及面广，一般呈群体性规模，处置难度大，对社会稳定产生的不良也更大。

二、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西部的差距、城乡差距、各阶层的差距明显拉大，虽然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改变了“均贫”的状态。但是，由于并没有达到“均富”，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由心理失衡而导致行为失控。个别地方因“仇官仇富心理”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启示和警示。

第二、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了社会纠纷的剧增。随着原有的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单位之间、行业之间、家庭之间、社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差距与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同时，多元化利益带来的冲突加上因制度未有效确立而产生的混乱与无序，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如土地承包权纠纷、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纠纷、劳资纠纷、消费纠纷、医疗纠纷等。

第三、市场机制不成熟，新旧体制产生巨大摩擦，社会控制系统不够完善并明显脱节，原有的管理体系力不从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

第四、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共同体正在生成。以价值、观念共同为特征的传统社会正在向利益共同的经济共同体转变。村办企业的兴起，农民为参与市场的需要自愿组织的各种生产、销售、技术性协会正在生长、发育，这是经济共同体在乡村社会发育的征兆。另一方面，农民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城市流动。1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又未被城市接纳，造成他们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权利一旦受损害，往往诉诸暴力或其他类型的自力救济。

因此，基于特定的时期，我国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类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信访数量同样快速增长。2当自发的、零散的、轻微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时，将可能转化成自觉的、有组织的、严重的群体性对抗，使矛盾摩擦上升为矛盾冲突，烈度与强度不断地增强，引发更大范围、更加激烈的冲突。为此，尽快建立一种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紧迫而必要的。

三、纠纷解决的现实困境

（一）“诉讼爆炸”之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表明，案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附带产品，在我国，诉讼发展高潮同样成为现代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且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结果是一方面是法院案件大量积压，另一方面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如仲裁机构门前冷落，民间调解更是日渐弱化。

（二）人民调解制度的局限性。人民调解在走向规范化、法制化之际，尽管其正当性和效力有所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在纠纷解决方面的社会作用，但是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矛盾冲突方面的作用却可能非常有限1，近年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呈现急剧下降的态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人民调解对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解决具有重要作用，但对解决困扰党和政府的重大矛盾纠纷显得无能为力；第二，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重视发挥行政的力量和作用2；第三，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和行政性不可能统一在一起；第四，要转变观念，开阔视野，借鉴西方国家ADR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方式除以法院判决和法院调解为主的诉讼解决方式外，诉讼外解决方式包括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行政机关的纠纷处理机制、交通事故处理机制、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以及民间组织调解，还包括极富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3.它们共同组成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但由于存在各自为政、适用依据不一、机构组成人员素质不高、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以及缺乏当事人信任等问题，总体看，现行的纠纷解决体系解纠效力不高，结构、布局不合理，有时法院不愿或不屑配合。过于倚重诉讼解决纠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有些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取向、机构设置、程序运作与现代ADR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相去甚远，有的甚至是南辕北辙；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有的规范化、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实践中作用突出（如人民调解制度），有的则形同虚设；尤其是适应现代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专业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缓慢，消费者纠纷和医疗事故纠纷以及知识产权纠纷、保险索赔等解决机制要么运作不畅，要么付之阙如。在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当ADR已汇合成一个势不可挡的国际性潮流时，我们不应该还在为争取ADR在解纷体系中的正当性地位争论不休。曾经有过的许多尝试，如不少地方或行业成立的“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山东陵县的“司法调解中心”，江苏南京、南通等地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浙江嘉兴市在所有乡镇街道建立的“综治司法信访联动中心”等，都有其合理的成分，需要从更高的视野加以审视、、提高和升华，以建立符合时展要求的、经得起理论、法律和实践检验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四）纠纷解决的领导方式亟待转变。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问题上，现在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领导方式，即：成立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层层召开高规格大规模的会议、层层下达文件、提出一些口号、规定一些考评标准、不间断地进行检查督办，结果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收效甚微。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两个：一是形成了领导方式的习惯定势，即人治的思维难以改变；二是缺乏求真务实的精神，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大张旗鼓的检查督办代替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看似领导重视，实则工作在上层空转。这种空泛化、运动式的领导亟待改变。改变执政方式，使各类纠纷的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由救火式、突击式、运动式转变为化、经常化和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迫在眉睫。

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思考

积极探索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多样化、合理化机制，既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成熟法治社会的标志。在当代中国，探索和研究，构建便捷、节约、高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用法规的形式规范矛盾纠纷解决的方式渠道、工作机制、政府责任等，形成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格局，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一）确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性思维

虽然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协商和解、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并没有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有效机制。作为一种机制，要靠制度来保障，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在纠纷解决机制重整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纠纷解决权优化配置这一重要课题，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解决权（实际上一直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逐步地向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围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和最高机构，国家所要掌握的应当是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这应成为纠纷解决机制整体重构过程中的基本原则。

（二）积极推动立法，使各类纠纷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

我国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中，各地积极探索，创造了很多纠纷解决办法，但依据、做法不一，在一定程度上了纠纷解决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这就迫切需要从上进行提高，并把正确的做法和经验转变为规则，加以法制化。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节约司法资源、缓解社会的压力，盛行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DR），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务操作，美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国都分别制定了规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纠纷解决法，从而对传统法学和纠纷解决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当今的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在我国，就纠纷解决，立什么法、怎样立法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我国对于《人民调解法》立法的呼声颇高，也有一些地方考虑就调解进行地方性立法，我们认为，调解是否需要再单独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调解”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调解”本身也是个法律概念，它有一整套原则和规则，但现在有不少人、甚至是相当一级的领导和机关却把“调解”理解为一般的协调解决的意思，认为人民调解可以统揽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调解可以包医社会矛盾纠纷的百病，因此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别出心裁地搞出新的运行机制，规定一些不切实际的量化标准。比如：司法部的部颁规章中明确规定，民间调解只适用于“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并且规定两类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其实现在很多纠纷，并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涉及权利义务争议的纠纷，而对这些不适合调解的纠纷，实际上我们已经创造和积累了信访等解决途径，但许多人却视而不见，片面夸大调解的功能，这对纠纷解决是有害而无益的。

如果单纯就“调解”进行立法，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值得斟酌：一是调解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虽然关于调解的规则和规范是分散在各个法律法规中，确实没有一个系统的法律来规范，但规则是清楚的，在实践中没有不明确的问题，再搞一个系统的立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实践上的意义；二是司法部在2002年的规章中，对人民调解有突破法律规定的地方，主要是在镇、街一级设立调委会，调解委员采用聘任的方式，这就突破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同时还涉及到行政许可的问题，虽然我们在人民调解的实践中完全可以这样去做，但一涉及到立法，显然是一个障碍。因而，就调解立法，突破现有的法律难于操作，不突破现有法律则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没有多大实践上的意义。

实际上，矛盾纠纷解决方式是多元化的，举其要者就有司法、仲裁、沟通、协调、协商、调解等，而且这些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都有所实践并积累了经验。现在的关键是，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以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有效地处理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因此，我们主张就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立法，第一步可以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实施国家立法，总体的思路是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创制我国的《纠纷解决法》或分别单行立法。立法总的指导思想是要进一步突出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突出民本思想和社会自治精神，强调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司法的衔接。

（三）建立和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以及社会主体表现出来的法律意识，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不同的社会由于制度设计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体现出的选择偏好和类型会有很大的差异，如西方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通常被视为“审判中心型”，而东方社会的解纷机制一向以“调解中心型”著称。社会条件对于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的影响，说明不同社会、不同主体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往往是不同的，而决定这种选择的因素常常是综合的，多主面的。这正好表明，法律解决（诉讼）未必是唯一适当和必须采用的方式，与法律同时必然存在着其他社会调整机制的作用。这里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社会充满着复杂的冲突，其性质、形式、对抗程度不同，解决的手段、方式也应是多样的。这就需要社会提供能合理分流和有效解决各种纠纷的路径，并能促进各路径协调与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总的要着眼于“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要求，健全和完善预测预警机制、排查调处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责任追究机制，“正确运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1.基于此，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突出如下思路2：第一，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建立科学的纠纷分流制度为前提。首先，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体系。要搭建对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协调的平台，同时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纠纷协调程序，以克服协调中的随意性与临时性，增强科学性、规范性及透明度；要积极与培育科学的行政调解机制和民间组织、行业组织的纠纷调处机制；要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规则体系，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的逐步规范化，保证不偏出最低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要求。其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纠纷分流机制。总的原则是要能够提供多种多样、形式各异的纠纷解决路径供当事人选择。第二，纠纷解决机制应以最大限度地回应社会与民众对纠纷解决路径的不同需求为出发点。第三，纠纷解决机制应始终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平衡的动态体系。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实践中凸显出许多内生的矛盾，而裁判型与调解型的弊端分立这些矛盾的两端。这就要求纠纷解决机制要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进行不断的选择与平衡，以克服单一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同时发挥其优点。第四，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尊重前端解决结果为基点，同时注重诉讼程序监督功能的有效发挥。第五，采取措施，引导民众形成正确、理性的纠纷解决观念.

（四）建立实践平台积极探索纠纷解决新模式

理论的探索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稳定社会，当务之急是在操作层面上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实际效用。我们认为，成型的纠纷解决机制要达到以下目标要求：（1）要建立健全组织，力求在第一时间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以便抓“早”抓“小”，及时化解社会矛盾。通过两个渠道来实现：一是整合现有综治、信访资源，在镇、街一级设立“纠纷解决服务中心”，给群众提供一个便民利民的服务窗口；二是在村（居）、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及时将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向“中心”报送。（2）“中心”要对矛盾纠纷集中梳理，实现归口管理。“中心”要对掌握的矛盾纠纷逐件进行，按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确定适合的纠纷解决方式和相关的责任主体，归口处理。涉及到区、市相关部门的，要通过上级综治机构实现归口处理。考虑到“中心”办事人员的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在初始阶段，可在“中心”提出意见的基础上，由镇、街党委、政府分管领导或由其牵头的议事小组最终确定如何归口处理的问题。（3）要依法办理和限期处理。归口处理后，相关组织和部门，要按照相关纠纷解决方式的要求和规定的完成时限，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中心”或综治机构。（4）要搞好信息的收集、整理、上报和分析利用。各级综治机构对本辖区社会矛盾动态要及时掌握，包括办结的、待办的、督办的，各类纠纷的数据统计，每件纠纷及解决的具体情况（各层级要求不同应有所区别）。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上下联网，实现信息的网络合成和查索。为了达到各级综治机构对本辖区情况的切实掌握，要规定严格的表报和要事“一事一报”制度。各级要定期分析情况，使对工作的指导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5）要加强领导。各级综治机构的统一组织协调和督办，对具体矛盾纠纷的解决，要件件有着落，项项抓落实；适时召开会议，总结情况，分析倾向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要求，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综治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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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愉。《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学海》，2003年第1期。

[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3]谢圣华、何良彬、谌辉。《向和谐与公正：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人民法院报》网站2005年4月15日。

＊原厦门市司法局局长。

＊＊厦门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

1据国家公布的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6.09％，居住在乡村的占63.91％，同199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9.86个百分点。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城镇化水平发展极其迅速，已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

2以信访为例，信访通常是普通老百姓因为利益受到伤害，或人际矛盾与社会矛盾已经开始激化，但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问题的一种表现。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处理民事申诉来信39800件，接待民事申诉来访43900人次，两者相加共83700件（人）次。1998年至2002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4224万件（人）次，上升了近500倍。这一数据是惊人的。如此大规模信访，表明在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基层）蕴藏、积压着大量人际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是社会结构基础层面不够稳定、不够和谐的信号。

1范愉：《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载《学海》2003年第1期。

2资料显示，仅20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的一个月时间，厦门市市长专线电话市民投诉较多的项目有：市政城建322件，劳动人事240件，环保问题196件，公安189件，土房规划174件，工交财贸92件，教科文卫72件，共1285件（摘自《市长专线电话》总第10期），按此推算每年就有16000件，远远大于2004年人民调解5000多件的数字。

3严格地说，信访制度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然而从它在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却在我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