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的知识观(6篇)

人本主义的知识观篇1

论文摘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顺应时展潮流，随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摆脱其理论困境，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即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BigScience)观念也随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而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和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20世纪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二)知识社会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库恩的相对主义是其理论来源

1.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年史”认为应把正统与非正统思想都给予中肯对待，这可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早渊源。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舍勒、曼海姆、默顿等是其先驱。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并为它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早期代表迪尔凯姆(E.Durkheim)“从科学中获得的概念与完全从集体中获得的权威概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的观点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启示和灵感。“知识社会学”是由舍勒(M.Scheler)首先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对舍勒来说，知识本身永远是集体的产物。舍勒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而曼海姆(K.Mannheim)则强调知识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知识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中;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曼氏的观点接近于“反身性原则”，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他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面孔。这种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维氏引人“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性”概念，认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社会相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优先性;个体行为和信仰可视作自然现象。维氏对事物的刻画、描述与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为强纲领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支持。

默顿(R.Merton)对早期知识社会学进行了较早也较成功的概念化处理。他利用经验分析方法证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默顿科学社会学以宏观社会学方法发展出对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学转向”(theSociologicalTurn)奠定了学科研究框架。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阐明了历史一相对主义观点:科学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阶段。科学发展是不连续的，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决定的，这种选择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突变;“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促使了相对主义的兴起，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说明科学的方便之门，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最终形成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知识社会学的深刻研究，对维氏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在广泛汲取库恩思想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一)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柯林斯(H.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强纲领”(strong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遵循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具有四条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能导使信念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证明。(3)对称性(symmetry)。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reflexivity)。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而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说明重点集中于有关知识信念产生的条件上，任何时候社会原因都应被考虑且为决定性因素，广泛的社会利益与科学主张间存在内在关联。因此，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据这一模型，实验知识的传递是一种文化传递，它依靠科学家间成功的、非正式的、个人的交流;科学争论是“社会和物质的支持网络在控制上的冲突”，是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二)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Latour)、塞蒂纳(K.Cetina)、伍尔加(S.Woolgar)和卡龙(M.Call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networkTheory，简称ANT)。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把握住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c)的特征，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theAnthropological&CultureTurn)，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在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利一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将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在知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的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是怎样说明这种建构，事实建构与说明建构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他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FieldInvestigation)对“索尔克研究所”(SalkInstitution)进行研究，通过参与式日常观察和正式或非正式访谈，证明了“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柏林学派的女学者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行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语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knowledge)，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in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thePracticeTurn)中。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一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此，BBH把这五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策略经过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2)进一步强化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局限

贯穿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抵触。(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学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因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且“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它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即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也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可能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科学知识社会学倡导的相对主义、平权主义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主张自己的怀疑、平等和介人权，对科学发现的质疑就是一种体现;它揭示的“知识的利益载荷”和利益“渗透性”问题，表明科学家具有利益倾向，使人们对“科学是一种力量”进行反思:科学既是一种好的力量，又是一种“勾勒姆”(Golem)的力量，谁都可利用。

人本主义的知识观篇2

[关键词]知识教育文化教育教育观科学观

[中图分类号]G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962（2013）07（a）-0235-02

1.两种盛行科学观之解读

当今最为盛行的两种科学观，一种是实证主义科学观；另一种是功利主义科学观。实证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纯粹就是知识体系，是唯一的“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不是其他。这种观点之主要代表石里克明确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而全部科学，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命题在内，都是知识的体系，在这以外，再没有一个‘哲学的’真理的领域。”①在他看来，知识就是真理，知识就是客观存在，所谓的哲学只不过是臆想出来的，不是真理。如何保证知识的真理性？实证主义科学观主张靠逻辑论证和实证。石里克认为，“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达，一种陈述”，如果所有可能的陈述“实际上表达了同样的知识”，那么，这些陈述中必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的逻辑形式”，一切知识都是凭借其逻辑形式才成为知识的。②因此，符合逻辑是一切知识的先决条件。这是其一。其二，既然知识体系是“真的经验命题的体系”，那么，在这个体系中的所有命题都必须接受经验的严格检验。功利主义科学观“从根本上说是把科学看做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知识”，追求知识本身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③功利主义科学观注重知识的技术层面，这与实证主义科学观有所区别，但也强调以逻辑和实证保证知识的有效性，实证主义科学观为知识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功利主义科学观则强化了这个基础。

诚然，逻辑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两种科学观有其合理性，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逻辑性和实证性的强调，功利主义对科学的工具性和功利性的强调，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科学的本质特征，并对科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二者共同的问题在于：只是将科学理解为僵硬的、凝固不变的知识，而不是理解为包括知识在内的活生生的、极富有创造性的文化。从这种狭隘的科学观出发，于是，只看到科学的逻辑性和实证性，看不到科学的思想性和创造性；只看到科学的工具性和功利性，看不到科学的文化性和精神性。建立在这种狭隘科学观之上的教育观必然也是狭隘的，即只注重对学生进行逻辑性和实证性的知识教育，而忽视对他们进行思想性和创造性的创新教育；只注重科学的工具价值和功利价值，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用”的人，而忽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将他们真正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2.知识教育观之困惑与误区

基于以上两种科学观，反映在教育观上便产生了知识教育观。知识教育观从价值取向上来说就是以知识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生人文素质为中心的教育观，或者说以知识为根本而不是以人为根本的教育。知识教育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将知识作为教育的唯一内容

知识教育观所最注重的是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而并不包括知识在内的整个文化。换言之，知识教育观只是从知识取向来理解人类的各种文化，不仅将物理、数学、生物、化学等科目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来教授，而且将人文社会科学也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来灌输。

2.2教师的职责就是最大限度地向学生传授知识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常常披比做一桶水和一杯水的关系，这显然只是从知识量的角度而言的，但这一比喻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知识教育观的一个本质特征，既教育的过程类似“灌输”与“被灌输”的过程。师生关系中，教师起着主导作用，教育的效果完全取决于：第一，教师自身有没有“水”，即有没有足够的知识水平；第二，教师会不会有效地“灌输”，即有没有好的技巧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教育又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

2.3学生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从教师和课本那里获得知识

3.对科学观的重新审视

要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就需要克服并超越狭隘的科学观，实现科学观的转变。其最深刻的含义在于，从单一强调科学的实证性和逻辑性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向既强调科学的实证性和逻辑性，又强调科学的思想性和创造性，并以前者为基础、以后者为主导的新的更加全面的科学观转变；从单一强调科学的工具性和功利性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向既强调科学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又强调科学的文化性和精神性，并以前者为基础、以后者为先导的新的更加全面的科学观转变。

3.1科学知识与科学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确切地说，科学知识是科学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说来，科学文化大致包括形而下与形而上两个层面。在形而下层面，又可大致分为三大领域，即知识（理论）领域、制度领域和器物（技术）领域。除此之外，科学文化还有某种可称为精神、理念、价值观之类的东西存在着。这些东西虽然无形，但却是科学文化中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知识、制度和器物三大领域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科学文化之魂。这就是科学文化的形而上层面。

3.2科学文化的中心是人，是一代又一代极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是他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乃至整个科学的文化传统。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以及他们所传承的精神乃是整个科学文化之核心，也是整个科学文化的生命之根。逻辑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对科学所做的知识论的理解，显然不仅没有切入科学文化之核心，从而对科学做了边缘化的理解，而且又从根本上切断了科学京化的生命之根，从而使得活生生的科学成果变成了僵硬的教条化的知识。

3.3科学知识是人创造的，而人又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因此，科学知识也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和历史的印记，也就是说，它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往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科学需要大力提倡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逻辑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将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和有效性绝对化，显然是同科学所蕴含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相违背的，也非常不利于这种精神的培养。由此可见，这种科学观的转变并非细枝末节的转变，而是涉及从知识论小视野到文化论大视野、从以知识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从一成不变的知识观到强调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等等一系列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4.知识教育向文化教育的转变

科学观的转变，必然引发教育观的一场革命：知识教育向文化教育的转变。强调文化教育，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知识教育，相反，在文化教育中，“知识教育”依然是重点，但是，这里所说的“知识教育”已经不再是那种切断其文化命脉的机械、教条、刻板的知识教育，而是一种极富文化内涵、充满文化精神而生气勃勃的知识教育。其主要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将教育内容从知识扩大到整个文化。如果说，知识教育的哲学基础是狭隘的知识论，那么，文化教育的哲学基础则是广阔的文化论。这种文化论强调，只有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的知识，才是鲜活的；一旦切断了与之相连的文化命脉，知识往往会变得枯燥、空洞和抽象，甚至教条。（2）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文化的传播者，其职责不仅是教书，更是育人。从知识教育到文化教育的转变，教师所担当的角色也面临重大转变，即不能再是只会一味教书的教书匠，而应当是既会教书更会育人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者。（3）学生受益的不仅是知识的增长，更是文化的熏陶。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要学会读书，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在文化教育的视野中，一个人的成才需要全方位的素质和修养，不能单靠知识一个方面，尤其不能光靠那种脱离其文化命脉的死的知识。

正如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指出，“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④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文化教育为我们摆脱现行知识教育及其“应试教育”之困境，指明了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从中也能看到一种值得我们用心去实践它的前景和希望。

参考文献

[1]洪谦，逻辑经验主义[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页、第7页.

人本主义的知识观篇3

论文关键词：创新思维；创新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

人类思维的发展具有时代性，时代不同，不仅思维的对象、内容不同，而且思维的方式、思维规律的表达形式也不同，从根本上讲，决定人类思维发展的原因是社会实践。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造自然界而发展的。”在从远古的原始思维走向现代文明思维的过程中，人类的思维方式也随之由传统的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转变，从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转变，从静态思维向动态的变革思维转变。在人类思维方式的伟大变革中，创新性思维方式将成为2l世纪人类的主导思维方式。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正确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唯物的历史观和发展观的统一，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是我们认识壮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观念、勇于进行创新思维的智慧之源。因此，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于培养当代大学生创新思维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大学生知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对当代大学生而言，要想今后在社会中谋求一种比较好的工作，最莺要的是在校期间多掌握几门有用的实用技术，如计算机、英语，等等。这种对实用技术的注重，导致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其知识结构出现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在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的关系中，片面看重专业知识而轻视基础知识。因为很多学生认为，既然大学学习有专业的区别，并且学习是以就业为主要目的和导向的，那么就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至于说基础性的知识，既然是基础，那么也就可学可不学，因为这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尤其明显的表现是，在不同的基础知识中，大学中一般只重视专业性的基础知识，而忽视其他各种基础性的知识。在这些学生的眼中，基础性的知识范围只限于与本专业有关系的基础知识，而把诸如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常识性的知识、作为思维方法的哲学知识、规范人们行为方式的伦理道德和政策法规知识等都排斥在基础知识范围之外，以至于造成学生的知识面狭窄，基础知识薄弱，学习活动仅局限于某一专业领域，缺少一些必要的基础理论，最后将无法成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复合型人才。

第二，由于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要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需要很多实用性的技能，因此，在大学生中片而强调外语、计算机等实用技能知识，而忽视其他专业知识以及“重理轻文”的现象依然存在。很多学生把外语和计算机知识当成其成才立业的根本，过分热衷于过级考证．并且常常把这两种知识与教学计划歼没的理论性较强的知识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实用”的知识，而后者是“无用”的知识，因而放松了对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事实上，要想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应该全面学习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因为理工科知识和人文社科类知识对于塑造一个具有健全人格和宽广知识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现实牛活的情况是，文史哲等学科在近年来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生心目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很多学生的潜意识里，他们认为理工科知识才是真实可靠的，学了以后可以大有作为。而相对来说，人文社会科学类知识则足虚的，学与不学都无所谓，其中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列知识更是不屑一顾，根本看不到其特殊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功能。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的重要途径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理论，它内在地包含着对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高度肯定。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据时展需要而产生并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真理性知识，因此，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伞部理论体系中，科学实践观是贯穿于其中的最基本的观点。无论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还是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们是离不开对实践特点和实践要求的正确把握的，任何创新思想都是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获得发展，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实践的。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学，我们能深刻理解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我们进行创新思维奠定的基础。因为创新思维本身就是要突破传统思维习惯和逻辑规则，以新颖的思路去思考现实问题的思维。要实现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突破，就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所能提供的恰恰就是这种科学的指导和内在的肯定。马克思卡义理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辩证法等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都是进行思维创新、培养创新精神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打破阻碍创新能力培养的思维定式，并能激发创新思维的活力，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目前来说，阻碍人们创新思维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思维的传统定势，即人们习惯依据原有的思路和方式进行思考的一种倾向性，尤其是盲目地迷信权威，惟书、惟上、惟经验等错误倾向。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这些思维定式，因为马克思本人就有一句名言：怀疑一切。马克思正是以这种怀疑、批判的精神去审视前人的成果，才超越了前人，实现了思维方式的时代性转换，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成独立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最重要的知识基础，其辩证思维知识对人们养成正确的思维习惯，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下学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首先，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认识，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思维方式。例如，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相应的就产生僵化、保守的思维方式；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就必然导致空想、脱离实际的思维方式；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自然要求全面、发展、辩证、创新的思维方式与之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正是向大学生系统进行正确世界观教育的主渠道，这既是造就社会屯义事业接班人的政治需要，也是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创新思维能力建设人才的需要，作为系统的理论课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具有传播政治理念、思想意识的功能，而且也具有培养创新思维能力、提高理论水平的作用。其次，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重要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评价，它在总体上决定着一个人对社会、自我、事物的态度，不同的人生观对每个人的人生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影响，错误的人生观对人生具有负面的、消极的影响，而正确的人生观对人生具有正面的、积极的价值。一般而言，人生观通过影响人的态度、兴趣、志向、意志等方而来进一步决定着人生的动力与努力程度，因此，一个人的人生观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其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要发扬传统，继续发挥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育人功能，又要创新观念，深入研究，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在开发创新思维方面的独特价值。马克思义理沦不仪教给人们正确的世界观，而且教育人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它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生，以积极的态度来发展人生，努力去创造有意义的人生，从根本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足进行人生创造的力量源泉。

第四，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的意义以及人与物、人与人关系本质的总的认识和评价，不同的人由下所持的价值观不同。对于同一事物做出的评价自然也就各异。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价值观决定着人生的活动方向和对事物的取舍态度。在现实活动中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人类活动的两大原则，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又是为了满足人本身的需要，因此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也就提出了价值的问题，即人类的创新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能危害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在进行科学创新的过程中必须充满着人文关怀，这就要求科学工作者不仅要有科学技术，而且要有价值标准；不仅要尊重客观规律，而且要关注社会需求；不仅要讲求经济效益，而且要考虑所从事的工作可能带来的后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实现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的有机统一，是进行创新思维时应该明确的目标。

三、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促进大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实效，就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思维模式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使之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优化知识结构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这就要求我们做到：

首先，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方法。这就是要突破“教师中心、教材中心”的局面，这种“教师讲，学生听，满堂灌，照单收”的教学方法无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也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发挥。由此人们认为，在教学中应力求把教师变成推动学生独立思考的助手，把教材变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工具，把课堂变成学生开发自我创新潜能的天地。在这当中，教师应尽量遵循开放性、挑战性、体验性的三原则。开放性原则是指教师允许学生对学习内容做是非判断，鼓励学生敢于并善于打破原有的知识经验和结构，以求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挑战性原则足指教师在备课和教学当中，留出充分的空间让学生去独立思考，自己去寻求看似已经完成的学习答案；体验性原则是指教师引导学生亲身体验、模仿某个情景或生活片段，以感受其思考与决策的不易。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能力，诸如语言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与科研能力，等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尤其要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善于把握理论重点、难点，捕捉社会热点，并能根据学生的实际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同时要因地制宜，开辟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因为第二课堂具有灵活、多样、生动、贴近学生的特点，因而更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可以作为第一课堂的重要补充。如特邀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市长、乡(镇)长、厂长、工人、农民以及知名的教授学者给学生讲经历、做报告，等等，这将有助于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同时，还可以定期举办一些诸如“大学生经济论坛”、“大学生社会调查报告汇报”等活动，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将使得学生广泛接触社会，从而缩短了与工农群众的距离，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也培养了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可贵情感。

其次，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的思维模式，努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一是要打破传统授课模式，大力培养创新精神。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就行了，而应该尽量调动学生的思维积极性，引导他们通过对现有成果和知识的分析、综合和反思，探究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从而丰富和发展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二是要抛弃以往追求标准答案的思维模式，应鼓励学生多角度、多方向地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使学生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更加适应客观事物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三是要重视创新思维的培养，不断提高创新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本身就具有培养创新思维和促进创新思维能力提高的独特功能，因而在教学过程中，作为教师要特别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要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要培养学生善于提出问题的能力和习惯，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潜能。

人本主义的知识观篇4

关键词：传统知识论客观性延续反叛

知识与认识密切相关，从本质上说，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因此，它甚至被人们视为与认识相等同的概念。认识是在实践活动中，在与外界事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并发展的，是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知识是人类实践经验的结晶（总结）。一般地，人们认为知识的体系就是科学，并把知识分为两大门类：其一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它是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总结，称为自然科学；另一是关于社会的知识，它是社会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称为社会科学。而严格地说，人类的知识实际上还包括哲学、音乐、艺术等不能归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的人文学科知识。

所谓知识论，在西方传统中，可以说是关于何谓知识以及知识何以可能的学问。作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论深受哲学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知识的本质属性进行了不同的规定，对知识何以可能作了种种说明，因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知识论，如客观知识论，主观知识论，人类知识论等。本文所谓的西方传统知识论主要是指自古希腊至新老实证主义的知识论，以及继承了与之相同了诉求的知识论。后者如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或称为证伪主义知识论，虽然它主要是在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过程中提出，故而有与实证主义知识论相对立的倾向，但其主要区别也只是以经验的证伪原则代替经验的证实原则，其诉求实质上与传统知识论并无太大区别，所以也可将之归入传统知识论范畴。不可否认，传统知识论有众多不同的学派或类型，然而它们却有以下一些主要共同点：一是其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追求知识或说认识结果的纯粹客观性；二是认为知识既然是纯粹客观的，那么它就具有普遍性或说公众性；三是认为知识是可以形式化、可以清楚地加以书面或口头表述的，即所有能称得上知识的认识都具有可形式化和明示性。

至二十世纪中叶，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等的新知识论兴起，西方知识论转向非常明显，新知识论显然不能归入传统知识论范畴，人们常以“后现代知识论”指称之。其实，由于这些新的知识论繁杂不一，如称之为“非传统知识论”也许更为确切。与科学哲学历史主义知识论同时对传统知识论反叛的，主要还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知识观和波兰尼“个人知识论”等。前两者都是对传统知识论的客观主义诉求加以解构，而波兰尼“个人知识论”则是在承认科学知识客观性的基础上强调其中的“个人性”，同时指出知识除了有可明示的部分外，还有不可明示的“意会知识”，知识（即使是科学知识）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波兰尼对传统知识论的延续与反叛或说扬弃已为新知识论——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论所认可与运用。

一

古希腊爱利亚学派奠基人巴门尼德提出的真理说开创了客观知识论的先河。他把哲学分为两种：一是真理的，另一是意见的。在他看来，真理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是一种仅仅凭其自身就足以保证成立，从而具有不容置疑性的认识。相反地，意见就是仅凭其自身不足以确定能否成立，从而不具有不容置疑性的认识。他认定认识的唯一出发点和途径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因为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1](P31)“可以言说、可以思议者存在，因为它存在是可能的，而不存在是不可能的。”[1](P31-32)“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存在者之外，决没有、也决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因为命运已经用锁链把它捆在那不可分割的、不动的整体上。”[1](P33)因此“真理的力量也决不容许从不存在者中产生出任何异于不存在者的东西来。……要把一条途径当作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途径抛在一边（这确实不是真的途径），而把另一条途径看作存在的、实在的途径。”[1](P32-33)巴门尼德所追求的知识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可以思议、言说的也即可明示的知识。但他的认识途径和知识论存在着明显不足，虽由后来的柏拉图以“知识就是人的灵魂对理念的回忆”的知识论加以补救，终因存在着把自足性、自在自为性作为知识的本质属性的缺陷而难以立足。

近性主义创立者笛卡尔认为，知识(真理)和意见相互区别的根本标准是“清楚、明白”。凡是清楚明白的认识就是知识(真理)，否则就是意见。这也就说明，应将自明性视为知识的本质属性。笛卡尔还进而把“我思故我在”视为第一个自明的原则。他给出的理由是：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中，“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使我确信我说的是真理，而只是我非常清楚地见到：必须存在，才能思想；于是我就断定：凡是我们十分明白、十分清楚地设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2](P369)这样的推断颇有“路灯下面找钥匙”的意味。他一方面认定“我的思”和“思的我”是不容置疑的、自明的，因此就“可以把这条规则当作一般的规则。”“自我”的根本属性是思维，只要“我思”从自明的前提出发，经过严格的逻辑演绎推理，所获得的知识就具有客观实在性。另一方面，他也许觉察到了仅仅在“路灯下面找钥匙”是不够的、是不妥当的，于是又补充说：“不过要确切地看出哪些东西是我们清楚地想到的，却有点困难。”[2](P369)他最后干脆坦白：“然而我以前曾经接受了许多东西，认为是非常确实、非常明显的，可是我以后却认识到这些东西是可疑的、不确实的。”[2](P373)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只好打出上帝的招牌来担保自明性和客观实在性之间的普遍必然性。他说：“我方才拿来当作规则看待的那个命题，即‘凡是我们清楚明白地设想到的东西都是真的’，其所以可靠，只是因为有上帝存在，因为上帝是一个圆满的实体，并且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从上帝而来。由此可见，我们的观念或概念，既然就其清楚明白而言，乃是从上帝而来的实在的东西，所以只能是真的。”[2](P377)康德认为，笛卡尔虽然把“自我”视为知识的条件，并指出知识是经由“自我”而达成，但这个“自我”只是经验的“自我”，从这一“自我”出发不可能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这已为英国经验论者休谟所证明。康德于是创立一种“先验知识论”，把一切知识归结为某种“先验的”或“先天的”原则及其产物。这里所谓的“先验知识”并非时间上在先之意。就时间先后而言，他认为在经验之前，我们是没有知识的，一切知识都是自经验开始。他还指出：“经验就是现象（知觉）在一个意识里的综合的连结，仅就这种联结是必然的而言。因此，一切知觉必须被包摄于纯粹理智概念下，然后才用于经验判断。在这经验判断里，知觉的综合统一性是被表现为必然的、普遍有效的。”[3](P284)在其知识论中，构成人类经验和知识的形式和原则，同时也就表现为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界”的秩序和法则，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作为经验的对象之物，其必然的合乎法则性是先天地被认识的，而先天的纯粹理智概念使普遍有效的判断成为可能，是可能经验的先天原则。我们的理智法则不是从自然界中得来，相反地，却是理智给自然界制定出法则。他指出：“一切经验的可能性的先天原则也将会恰好被规定为一种客观有效的经验知识。因为这些原则不过是把全部知觉（按照直观的某些普通条件）包摄在上面所说的纯粹理智概念下的一些命题而已。”[3](P282)总之，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保证不在于“经验自我”，而在于“先验自我”的纯粹理智概念，知识因而是由先验的自我应用纯粹理智概念统摄现象而形成的。每个人用相同的先天的认识形式去统摄同一个对象，当然会获得相同的知识并因此具有客观性。他的整个知识论正是围绕纯粹理智概念而展开的。笛卡尔、康德的知识论虽然属于主观知识论，但是，追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或说客观性、明示性仍是其根本目标。

二

自孔德以来，西方主流知识论是实证知识论，也就是实证主义的知识观点。实证主义是一个相当繁杂的哲学学派，可大致分为以孔德等为代表的早期实证主义、以马赫等为代表的中期实证主义和以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原子主义），石里克、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后期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在分析休谟知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证知识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有：科学知识都是实证的知识，只能满足于对经验现象的描述；一切超越经验现象的认识都是“形而上学”，必须予以排斥，等等。他明确指出：“实证哲学的根本特点正是认为人的理性必然不能说明一切高不可攀的玄妙奇迹。”“我们认为探讨那些所谓始因或目的因，对我们来说乃是绝对办不到的，也是毫无意义的。”[4](P28-30)他进而极力主张要在此基础上建立统一的科学，同时把实证的原则和方法贯穿于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之中，从而建立起实证的“社会科学”或“社会学”。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也说：“我将把所有那样的一些命题叫做形而上学的，即这些命题宣称表达了某种在全部经验之上或之外的东西的知识。例如，表达了事物真实本质的知识，表达了自在之物、绝对之物、绝对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知识。”[5](P215)他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知识。由于不能表述经验内容，不能为经验所证实或证伪，因而也就没有科学的功能和知识的价值，因此，形而上学的命题和陈述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实证主义学派涉及的人物和思想众多，但其根本观点和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由于认定科学只是限于经验范围之内，只是满足于对经验的描述和整理，所以才是实证、确切和有用的知识，而哲学中的那些有关客观存在的判断和普遍的因果性、必然性命题都超出了人类的经验，因此也就非我们的认识能力所及，从而都是一些“形而上学”的问题，毫无意义也毫无必要加以探讨，应该将之拒斥于科学知识之外。结果，知识几乎就等同于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又被认为只能满足于对经验的描述和整理，必须得到直接经验的证实，超越经验以外就不会有任何科学和知识。实证主义在西方产生了长期而巨大的影响，到马克斯韦伯那里，科学又被进一步确信为“价值中立”的，科学知识被认定只具有工具合理性，只是通过理性计算去选取达到控制外在世界目的的有效手段。他断言“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进而主张科学家要“为科学而科学”，并且“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6](P37-38)这样，不仅科学知识本身是价值中立的，而且科学活动的动机、目的都只在于科学自身，与个人价值毫无关联。从此，实证主义的“知识就是实证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是纯粹客观的”观点更是空前泛滥，并且导致了种种严重后果。这也就是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所指出并予以尖锐批评的现象。他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的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而“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的事实的科学”就会导致危机，“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7](P5)

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知识论有逐渐转向人类知识论的趋向。从这一角度而言，后期维特根斯坦已把生活形式看成了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的根据。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士把知识看成只是能够导致成功的信念，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可归结为在经验上具有某种使用效果的东西。他指出，康德把信念和知识加以严格区分是既无必要又无根据的，所谓知识就是信念，科学知识的基础在于感觉经验，知识只能是经验的知识。因此，他认为根本不存在有普遍原则或客观规律性的知识，知识本质上是由经验所造成的一系列信念。信念作为一种思想、一种道理，自然是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人们寻求知识其实就是寻求和确立稳定的信念，这是思维或认识的唯一职能。他指出，我们的思想的唯一职能就是产生信仰，一切与信仰无关的东西，都不包括在本来意义上的思想之内。而只要达到一种坚定的信仰，我们就会十分满足了，不管这个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还断言，我们所需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去寻求这样一种信仰，而且关于这种信仰，我们以为它是真的。他一再申明，知识、真理的标准就是能够指导行动并取得实效，它们以探究共同体而非以个人的意识为根据，一致性是知识客观性的保证，这种一致性的根据就在于探究共同体。为了避免走向完全的相对主义和唯我论极端，皮尔士对自己的真理观进行了规定，他说：“所有从事研究的人所终于要一致同意的意见，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5](P150)后来的实用主义者詹姆士没有就此打住，而是进一步发挥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效用原理和意义理论，从而得出了“有用即真理”这一众所周知的结论。大体上说，维特根斯坦从人类学的立场来说明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皮尔士则从人类行为、生活的角度来解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此后的实用主义基本上坚持了这一知识论范式。

胡塞尔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意义的建构，因而把西方传统哲学主要问题，即如何把握外物与观念、自我与他我的统一根据问题视为意义及其主体间性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而建构意义的最高、最普遍的根据就是“纯粹自我”。在他看来，所谓知识的客观性是指对一切人都有效，而不仅仅是对单个的自我有效。如果从诸我共同体的角度来建构意义，那么所建构起来的就具有主体间性，即对每个主体都普遍有效。主体间性意味着对个人有独立性，从而对个人有客观性，而它不仅属于我，还属于别人，因而是非个人的。知识是由主体建构的，其客观性也就是显然的。胡塞尔持有一种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科学观，但是这种对立主要是在于研究对象和范围上。他批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残缺不全的概念”，因为实证主义主张只研究纯粹客观的事实，而排斥一切有关主体的所谓“形而上学”问题。胡塞尔则主张科学应以全部的存在者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即科学研究不仅要包括客观领域，而且要包括主观领域的东西，有关意义、价值和理性等问题都应成为其对象。因为在他看来，实证主义限制科学的任务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拒斥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拒斥科学本身；抛弃作为普遍的、科学的、哲学的观念，将导致科学研究内在动力的丧失；抛弃理性的、普遍的哲学的理念，必然导致欧洲的人性危机。可见，胡塞尔所要反对的并不是实证主义把知识视为纯粹客观的观点，而是反对将科学的任务仅仅局限于经验的、客观事实的研究。实际上，学自然科学出身的胡塞尔对于精确的自然科学一向十分景仰和赞叹，他希望能建立起一种真正具有自然科学的严格性的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是他一生从未改变的哲学主张，也是他终身奋斗的目标。[7](译者的话)

与维特根斯坦、皮尔士相似，胡塞尔也把生活世界作为把握自我的一个必要环节，从而使其知识论向人类知识论靠拢。然而，无论是维特根斯坦、皮尔士，还是胡塞尔都未能从唯物史观有关“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基本观点出发，因此其知识论只是一种准人类知识论，而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知识论的高度。与传统知识论一样，他们所追求的知识的可明示性和客观性也仍旧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当代西方知识论由于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论、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等的创立而有所发展，但仍无根本性突破。四

从以上所述可见，西方传统知识论有这样一种信念：认识主体所直接观察到的是世界的外在表现，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潜藏于事物内部的，正像一个苹果，苹果核心在里面，而外面是苹果皮。黑格尔因此明确指出，事物的直接存在，就好像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蕴藏着本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在寻找这个潜藏着的本质。西方传统知识论尽管具体的学派有多种，但是，总的说来，追求纯粹客观的真理性认识却是一致的目标。从古希腊至今，人们认为，主体与客体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之间有明显可分的界限；认识过程是一种严格遵循排中律、不矛盾律的二值关系的反映；认识的结果——知识应当是纯粹客观的，是客体特性在主体观念中的直接再现；对于认识结果的真理性评价必须以客观性为尺度。因此，西方传统知识论总的说来是本质主义、形式主义、基础主义、实证主义的，归结到一点就是客观主义的。“知识是客观的”的观念在当代的哲学家脑中仍然根深蒂固，如波普尔就以《客观知识》指称自己的知识论。既然知识是客观的，那么它就具有普遍性，就是公共的，人们常说的人类知识宝库就有这个意思。反过来说，既然是“知识”，它就应该具有客观性，就与个人无关，并且必然是可以言说或说可以明示的；既然是“知识”，就不得超越经验，并须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如果知识与经验相冲突，人们就须随时准备将之抛弃。

20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非经典物理学的崛起，事实上打破了客观主义知识观一统天下的局面。人们对微观高速领域物质对象的认识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仅是主体能动活动的结果，而且在这种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主体影响和客体特性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样的分明和清晰。事实上，即使是在宏观低速的情况下，认识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像微观高速条件下的影响那么显著而已。因此，作为认识结果的知识其纯粹客观性便成为大可怀疑的。

另一方面，随着科学在军事和工业中的应用日益增强，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日趋严重，人们对此已无可回避。特别是核战争、基因工程等将对人类的生存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因此“科学家自身开始对研究者的职责和无限地追求真理的权利提出批评和表示怀疑。”[8](P84)传统知识论的“价值中立”观已难成立。现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和社会事业，科学发展已无法离开社会的资金、资源的支持，并最终要为此做出还报，一般都属于某个机构或组织的成员或雇员的科学家仅凭个人兴趣“为科学而科学”已经不太可能。马克思早就说过“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亦即当我从事那种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同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在从事社会的活动，因为我是作为人而活动的。”[9](P75)科学家从事所谓绝对客观的学术研究活动，实际上无不受世界观、价值观等影响以及社会环境的制约。

科学知识的客观主义立场和原则，20世纪中叶起遭受了众多学派学者的猛烈挞伐。根据其针对传统知识论的不同侧面以及采取的批判方式特点，大致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是直接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这种思潮或学派有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的库恩、费耶阿本德等、持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罗蒂、利奥塔等、还有知识社会学学派……。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利奥塔的观点和对科学客观性的否定已为人们所熟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也是最为强劲的力量之一，在这一学派看来，科学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其研究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的建构而已。换言之，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并非科学家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述，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并且通过各种修辞手段使之得以认定为普遍真理的局部知识，是负载着认识和社会利益或受到特定社会因素塑造的。像其他知识一样，科学知识实际上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就有了“科学知识是制造而来”的观点，直至以《知识的制造》或《制造知识》来表明自己的知识观。传统的科学知识论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家对自然界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客观反映，科学从而就具有无可置疑的客观真理性、普遍性等特征，科学知识社会学走的是一条对这种知识客观主义诉求加以直接否定的路，或者说，知识社会学是通过解构的方式来消解知识的客观性，宣称科学知识来自于科学家在社会各种因素影响下的建构，甚至是政治压力下的产物。“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这一条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受到了多方质疑。

对于传统知识论的反叛的另一类型是波兰尼所走的道路，即认定知识是个人的。波兰尼指出，认识是一种艺术，其中有着不可抹煞的主体性因素，虽然不可否认外部世界的“秩序”，但是，同时亦应肯定通过人类认识可获知的“外部规律”中渗透着的人类生活意义，这种意义既非机械决定论又非主观目的论的，人类的认识活动建基于个体的技巧，以达到“意会整合”，即确定科学明示预测与实际感觉经验是否相符。在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怀着责任感和普遍性意图而进行认识活动，其行为遵从或取决于支援背景，并与某种隐藏的现实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预示着范围不定的、依然未知甚至是依然无法想象的真实的隐含意义。作为认识的过程和结果的任何知识，其客观性以现实性为基础，但其中又离不开其支援背景，这种支援背景与现实的联系就是知识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与“个人性”相结合就是所谓的“个人知识”。[10]（P460）它企求的是要从否认知识的普遍性、公众性，从而否定其纯粹客观性，达到修正传统知识观的偏颇的目的。可以认为，知识社会学派是从传统知识论的“外部”，而波兰尼则是从传统知识论的“内部”打破知识是纯粹客观的神话。后者否定知识的纯粹客观性，同时又强调其非纯粹主观性，而是客观性与主观性（个人性）的结合。

概而言之，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库恩、费耶阿本德等、持后现代科学观的罗蒂、利奥塔等，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知识观，以及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都可以说是对传统知识论的一种反叛，而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论”还是对之扬弃与发展。20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非经典物理学的崛起，以及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日趋严重事实的公认等，成为这些知识论出现的现实根据。

五

人类已经逐渐步入知识社会，这一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智力资本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不同的时代，社会追求知识的目的有所不同。按维娜艾莉的见解，人类社会历史大至可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有三种追求目的：在工业革命以前为第一阶段，那时对知识的探索纯粹是为了知识本身或启迪智慧，为知识而求知、为学术而学术；第二阶段大约始于1700年，求知目的的实用性倾向逐步加强，实用功利性的知识日益受到重视；大约从19世纪80年代之后为第三阶段，以美国工程师泰勒首创工业生产流程科学管理方法为标志，这一阶段意味着开始将知识应用于知识本身、利用知识把现有知识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11](P21)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新知识论也已应运而生。这种知识论对知识的概念及划分范围都予以了扩展，使人类对知识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对知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功能有了更为深刻理解基础上，人们对知识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也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关于什么是知识，托夫勒曾说过：“我们所说的‘知识’是指被进一步融入一般性表述的信息。”他认为知识的内容应包括“信息、数据、图像、想象、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社会象征性产物。”可见，托夫勒所称知识的外延是十分广泛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也给知识下了一个定义。它引用在20世纪60近代西方关于知识的“4个w”，即知识可以分为四种：一是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what)，指人类对某些实际存在的事物如某地的土地面积和人口状况等的基本属性、特点的认识和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的掌握；二是关于原理和规律的知识（know－why），即对某些事物、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和规律的认识；三是操作性的知识（know－how），指能够转化为人的实际行动，以便实施某项计划和制作某个产品的方法、技能和诀窍等等的知识；四是有关产生源头的知识（know－who），指有关知识的来源和产权归属关系的知识，即知道是谁创造或生产了某些特定的知识。吴季松认为，在此基础上，应再加上know－when和know－where才更为准确。因为即使知道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谁来做，但是如果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来做，仍然会产生错误。吕献海认为，不管是历史上还是今天，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曾经在大至安邦定国、小到家庭生活中把一件好事在错误的时间或地点做成坏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谁”、“在哪里”，都是极为重要的知识。所以赞同吴季松的见解并认为，“6个W”才可以说是准确的知识，虽然可以说“知道是什么”之中就包括了“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但还是强调一下when和where两个w，把真正的求知看作“6个W”更好。[12](P27-30)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知识的概念比信息要宽得多。信息一般只包括知识中的know－what和know－why范畴，这些也是最接近市场类型的知识。

通过对知识经济条件和情景下知识结构的研究，人们把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编撰知识”（codifiedknowledge），一类是“意会知识”（tacitknowledge）。前者主要是指能够以语言和图形的形式进行系统化处理的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也就是“明示性知识”；后者则主要是指在生活实践中摸索积累起来的难以用语言来加以清晰表达的知识，即“非明示性知识”或说“隐含经验类知识”，上述“4个w”中的“know－how”和“know-who”即属此类知识。世界经合组织在《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事实上，人们所拥有的知识明显地要超出人们能用语言诉说的范围，必须承认和强调“不可明示知识”的实际存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所理解的知识不仅表现为语言，还表现为能力。这种能力是处理可明示知识的能力，作为知识它显得更加重要，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如果把明示性知识视为需要转化的原材料，“意会知识”则可以视为处理这种原材料的工具。所以，知识经济的知识论既重视明示知识又强调利用或驾驭这种知识的能力，后者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可见，人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波兰尼关于知识划分的意见以及“个人知识论”的有关观点。知识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知识论，是对非传统知识论尤其是对波兰尼知识论的肯定与运用，从中我们看到了其对西方传统知识论的延续与反叛、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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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波兰尼.《个人知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人本主义的知识观篇5

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一次是以苏格拉底为标志的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一次是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型。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着严重不足。以苏格拉底为标志的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严格地说应是向知识论哲学的转型，这我们在文章的后面论述。这种说法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是把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以及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看作西方哲学发展的异端而加以略去的，将近现代西方哲学看作是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反叛和对古希腊哲学的承继而加以接上的。因为，西方历史受外族入侵的影响很大，外族入侵常常改变了西方文化的精神、西方的社会制度及人种结构。中国虽然也多次遭到过外族入侵，但入族入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文化、社会制度和人种结构，而常常是被中国所同化。在这一点上特殊的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因为很多文明都因外族的入侵而遭到过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古巴比仑、古埃及、古印度文明，唯有中国，其文明并未因外族入侵而遭受过中断或根本改变－－创造中国文明的依然是华夏人的后裔，不过1840年西方的入侵或许要成为例外。

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虽然是古希腊文明的积极推广者和传播者，但由于多年战争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使这一时期的哲学缺乏生机和活力，这使得这一时期的哲学以伦理哲学和人生哲学为主，而不是认识论哲学。罗马虽然也是希腊文明的承继者，但希腊文明的根本精神却已经改变，古希腊人热衷于理性思考，罗马人则只重实用技术。中世纪基督教时期更是西方文明的“黑暗时代”，古希腊的理性精神被所取代。

事实上，不仅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虽然完全忽略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和中世纪基督教时期不考虑是不对的，但将近代西方文化和社会看作是对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的反叛和对古希腊文化和社会的承继却是非常恰当的。

关于所谓的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即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型，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语言哲学只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这个哲学流派并未起到统括现代西方哲学的其它流派的作用，并且这一哲学流派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缺陷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现代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历史主义。

事实上，与其说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是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型，不如说西方哲学正处于第二次转型的过程中，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正是这种转型期的哲学，并且其转型的方向也不会是语言哲学，而将是向古希腊早期的本体论哲学回归。当然，这种回归并不是指在同一层次基础上回到古希腊哲学的起始状态的本体论阶段，而是指在更高一层次的基础上的螺旋上升到类似于古希腊哲学起始时期的本体论阶段。

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方向非常象古希腊哲学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转型的过渡阶段－－诡辩家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古代的风纪终于变得非常松弛。富有的人懒惰而奢侈，穷人犯法作乱，年轻人越来越对长上傲慢无礼，宗教遭到嘲弄，各个阶级都精神抖擞，抱有想法弄钱、把它花在声色享受上的共同欲念。”（《古希腊哲学》第一卷第74页）在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型的过渡期是诡辩家盛行的时期，而我们这个时代则是非理性主义泛滥成灾的时期。

之所以说未来哲学将向本体论哲学回归，是因为认识论哲学所存在根本问题的解决必须求助于本体论哲学，正如本体论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必须求助于认识论哲学一样。因为本体论和认识论是一个相互缠绕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正是有了宇宙才有了人，从而有了人的认识；但我们之所以知道有宇宙存在以及知道我们的宇宙的具体情况又是得益于我们的认识。

二、古代部分

最初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一样，热衷于思考宇宙的本原等本体论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宇宙观。这一时期的哲学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属于人类认识的非常低级的直观主义阶段。这里所谓的直观是指人类无意识的凭借自己的理性、认识功能从自然界中获取知识，而没有对人类的理性、认识功能进行反思，从而弄清楚人类认识自然的方法、途径和限度等问题，从而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掌握这种方法、认识原理，有意识的认识自然。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他们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了认识论阶段，而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则只停留在直观主义阶段。

认识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类和动物的最大差异是人类有理性可以认识自然，而动物却没有这样的能力。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最大差距就是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只停留在无意识的运用自己的理性认识自然的阶段，而没能将人类的理性发展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认识活动。当人类懂得通过垫椅子、架梯子的方式拿高处东西，通过拉的方式开门而动物却不会（动物只会通过推的方式开站）之时，人类和动物的巨大差距显露无疑；当西方人懂得通过观察和实验研究自然规律，并力图将人类的知识建立成为类似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体系的形式，而中国、印度却不会之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的巨大差距显露无疑。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科学，并进而发展出工业文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哲学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了认识论哲学阶段。科学其实是认识论哲学发展的必然果实，而工业文明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果实。

我们比较一下老子哲学中的宇宙观和现代科学中的宇宙观，就会发现直观主义的严重缺陷。老子哲学的宇宙观是一种相当深遂的宇宙观，但这种深遂的宇宙观却存在着两个严重的缺陷：一是它具有模糊性；二是它具有难以深入性。我们看老子哲学会感觉到它好象什么都说了，但又什么都没有说透，它给我们的只是一种蒙蒙胧胧的宇宙观，这就是它的模糊性；我们希望将它弄的更清楚、更详细，但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该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它的难以深入性。相反，现代科学中的宇宙观却是相当清晰明确的，并且我们还知道该如何将它认识的更清晰、更明确，这就是通过已有理论的推演并与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其实，西方宇宙观的明晰性和可深入性早在希腊哲学的早期就已经显现，原子论就是一种明晰的宇宙，从泰勒斯的“水”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就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这里其实蕴含着西方哲学能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认识论阶段的原因，西方人的思维注重刨要究底，而中国人的思维只求了其大概。

可悲的是，现今中国的很多民间思想者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直观主义阶段，还在用佛老的方式研究哲学问题。江上朗网友说，现今的中国思想者99％的还在用古朴的方式研究哲学。这是实情。我曾说过，如果中国未来有可能产生新思想家，那么他们九成将来自民间，一成将来自学院。因为学院知识分子主要是学问家，而不是思想家，他们是前人知识的承继者，而不是新思想的开拓者；民间知识分子则相反，他们是新思想的开拓者。就学问而言，民间知识分子一般是赶不上专业学者的，但就知识的广度和创新精神而言，则是学院知识分子远不及的。但我也曾说过，民间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几的是研究学问走入误区了的“神汉”性的人物，只有百分之几的是研究学问走对路了的人。“学海无涯，十见九谬”，这话对于民间知识分子特别具有警醒作用。我认为，民间知识分子应该经常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反思自己的思想是不是陷入了误区？经常和别人交流，根据别人的批评意见思考自己的观念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这里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思想的希望在民间，而民间知识分子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缺少前人的指导等先天不足，因此很容易走弯路、走错路，我希望民间知识分子少一些无谓的牺牲。

我在上面指出过，西方在直观主义阶段就已经蕴含有发展为认识论哲学的因素，而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则不具有这种因素。不过，相对于唯物主义而言，毕达哥拉斯的客观唯心主义对于西方哲学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认识论阶段起了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说唯物主义旨在寻求一种正确的世界观的话，那么唯心主义则旨在寻求一种有效的认识方法。相对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而言，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数”显得荒谬不经。不过，毕达哥拉斯的“数论”却显示了人类的认知梦想，即将一切知识都表示为严谨的数学形式。关于概念，关于推理方法，关于证明，所以这些重要的方法问题，在毕达哥拉斯那里都突然显现。正是毕达哥拉斯的客观唯心主义促使西方哲学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了认识论阶段。

柏拉图是第一个建立完整认识论哲学并由此构建庞大哲学体系的人，自此以后西方哲学的重点就转为了认识论哲学。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学知识的偏好，对数学证明的追求。数学知识是一种相当清晰明了的知识，数学证明一旦被确认为是正确的之后它便无可怀疑。柏拉图认为只有象数学知识这样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象数学证明这样的方法才是可靠的方法。柏拉图的目的就在于寻找到这些真实的知识，并用类似数学证明的方法将它们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建构成严密的体系。不过柏拉图不认为这些知识存在于感官所知觉的世界，而是一种天赋或先验的存在。因为，柏拉图认为感官所知觉的世界是变化流动的、是现象和虚幻，是不真实的。而真实的知识是一般的、普遍性知识，一种常住不变、永恒的东西。柏拉图认为，在人的灵魂中蕴藏着作为其他一切知识起点的最真实、最普遍性的某些知识、原理、观念或理念，其他的知识都是这些最基本的知识的推演。柏拉图认为，人们学习和得到知识的过程，就是灵魂逐渐“回忆”的过程。而感官对客观世界的知觉则对这种“回忆”起到激发作用。

亚里斯多德明确的将类似数学证明这样的可靠方法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为演绎逻辑，比如：

所有的人都会死

苏格拉底是人

─────────

所以苏格提底会死

这是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的演绎推理。亚里斯多德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学体系。另外，亚里斯多德还研究了另外一种不象数学证明那样可靠、那样具有必然性的推理方法－－归纳逻辑，比如，我们看到“张三会死，李四会死等”，然后推出“所有人都会死”，这就是运用的归纳法。归纳推理只具有或然性，因此亚里斯多德对这一方法并不十分看好。不过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亚里斯多德并不象柏拉图那样排斥经验世界，认为是灵魂对先验知识的“回忆”，而是认为人类的知识是通过归纳法从客观世界中归纳得到的，没有对经验的归纳不可能有知识。不过由于他对归纳法并不看好，因此他还保留了柏拉图的先验真理论。他认为，没有对经验的归纳，不能认识真理；没有对隐然于人心的先天理性中的真理的演绎，知识不具备必然性。他在这方面是矛盾的、二元论的。

欧几里德是第一个将亚里斯多用三段论形式表述的演绎法用于构建实际知识体系的人，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正是一站严密演绎体系，它从为数不多的公理出发推导出众多的定理，再用这些定理去解决实际问题。比起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几何知识而言，它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更重大。事实上，欧几里德本人对它的几何学的实际应用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他的几何体系内在逻辑的严密性。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知识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为人类知识的整理、系统阐述提供了一种模式。从此以后，将人类的知识整理为从基本概念、公理或定律出发的严密的演绎体系成为人类的梦想。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就是按这种模式阐述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同样如此。

三、近代部分

近代西方哲学对古希腊哲学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并没有超出古希腊哲学的范围。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人类的认识确立了一个无可怀疑的出发点，那就是人的思维、理性、认识功能或柏拉图说的“灵魂”。但是关于人类知识的来源却还有先验论和经验论之争；关于人类认识的方法也还有演绎法和归纳法之争。这种争论表现在整个认识论哲学上就是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唯理主义在人类知识的来源上是先验论者，在人类的方法论上是演绎主义者，他们认为存在着一些先验真理，人类的知识来源于这些先验真理，人类的方法是演绎法，通过演绎法可以从这些先验真理出发推导出其他一切知识；经验主义在人类知识的来源上是经验论者，在人类的方法论上是归纳主义者，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先验真理，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人类的经验，而人类从经验中获取知识的方法就是归纳法。但是由于哲学家们的思想并非总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常常有矛盾的，因此也存在着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人类的知识来源上是经验主义者，在方法论上却是演绎主义者；还有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人类的知识来源上既是先验论者，又是经验论者，在人类的方法论上既是演绎主义者，又是归纳主义者，他们是二元论者。另外，许多哲学家所研究的领域常常侧重于哲学的某个或某些领域，因此也存在着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认识论上只考虑了知识的来源问题或方法论问题，而没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系统的认识论哲学。通常所说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常常是根据哲学家们的主要思想倾向来区分的。

认识论中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早在古希腊时期已显现，柏拉图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亚里斯多德则主要是经验主义者，尽管他的思想也具有较重的唯理主义成份。在近代，英国的哲学主要倾向于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的哲学主要倾向于唯理主义。就哲学家而言，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是唯理主义者；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是经验主义者。笛卡尔为认识论指出了一个无可怀疑的起点，但他的哲学存在很多问题，他以后的哲学家围绕着这些问题同样展开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笛卡尔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不过他也极为注重经验。笛卡尔被视为“近代哲学之父”。到了康德那里，康德试图调合由笛卡尔开始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但是他本质上也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他认为知识的内容来自经验，但是，心灵是按唯理的方式思考经验的。康德的哲学存在着许多矛盾，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谢林、着手解决这些矛盾，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从康德的先决条件出发，认为精神是知识的本原，将人类的认识看作是精神的活生生的演化过程，并认为这种由精神演化出知识的过程也是客观宇宙的创造演变过程，因此人类的认识和宇宙的创造、发展和演变是同一的。到了黑格尔那里，这种解决康德哲学矛盾的思路终于完工。黑格尔认为，整个宇宙是从客观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出发，按照辩证法的模式演绎的，而人的认识活动不过是它外化的一个阶段。自此，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唯理的宇宙观，人类的认识也变成了不是由人类主动的从客观世界中获取知识的过程，而是被动的接受“客观精神”演绎的过程。黑格尔的哲学使我们想起了柏拉图的（或许应该说是苏格拉底的）“灵魂回忆”说，在柏拉图那里，人类的认识被看作是“灵魂”回忆其本身固有的天赋理念、先验知识的过程。如果说黑格尔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那么柏拉图的哲学则是主观唯心主义。黑格尔和柏拉图虽然都建立了包罗万象的唯理的哲学体系，但是他们的哲学在认识论上其实都导向了非理性主义，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人类的认识失去了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而在柏拉图那里，“灵魂”回忆知识的方法变成了难以言说的激发过程。他们虽然是演绎主义者，但是演绎法在他们那里其实都变成了精神创造知识、从而创造世界的过程而失去了方法论的含义，方法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学习的方式掌握和运用它来主动的去获取知识。

黑格尔从“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出发，按辩证法的模式演绎出整个宇宙的理论，是一套包罗万象的自恰的唯理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得到了普鲁士国家的支持，从1820年到1840年在德国占统治地位。不过，这种理论毕竟显得荒谬不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是一种“头脚倒立”的理论，另外，这种学说的认识论本质是非理性主义的，因此好景不长，黑格尔死后不久，这种唯理的哲学一反变成了反理性主义称之谓非理性主义。

事实上，从更深的层面说，黑格尔的哲学其实是以反证的方式说明了，将演绎法作为人类的根本理性、根本认知方法最终结局的荒谬性，就是它必将导致认为人类的知识增长过程和宇宙的演化过程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唯心主义观点，以及在认识论上的反理性主义。因为演绎法是从前提推出结论的方法，它的推理方向和宇宙的演化方向以及人类知识的表述方向是一致的，但和人类的认知方向（获取知识的方向）却是相反的。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向是破坏一个基本前提，从而建立一个更基本的前提，这和归纳法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唯理主义都常常以归纳法的非必然性而否认这种方法，但是否认这种方法的结果只能导致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等非理性主义。

不过，黑格尔的哲学象所有演绎主义哲学一样，反映了人类的认知雄心，即试图将人类的所有知识表述为由一些为数不多的基本前提为起点的统一的体系；另外，黑格尔的哲学也象所有演绎主义哲学一样反映了宇宙的演化方式，即宇宙是从最初的起始状态开始的演化体系。事实上，所谓演绎法反映的正是宇宙的演化模式和构建模式，而人类的知识又是对客观宇宙的反映，这就使得人类的知识也是演绎的。但是黑格尔哲学认为宇宙的演化和人类知识的发展是同一的却是不对的。其实人类的理性象一面镜子，镜子里面的世界－－即人类的知识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这个虚拟的世界是对客观真实世界的反映，而人类之所以能象镜子那样透视客观世界在于人类的理性具有归纳能力，而客观世界又是可归纳的或可被镜子透视的。

四、现代部分

一般将黑格尔之后的哲学称之谓现代哲学，现代哲学的最大特点是近代唯理主义一反变成了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近代经验主义则顺利的发展为现代经验主义－－实证主义。

非理性主义在哲学史上一直都存在，但是在唯理主义昌盛之时它被压制，黑格尔建立了包罗万象的唯理主义哲学体系却也为非理性主义打开了大门，因此他之后的唯理主义迅速转向了非理性主义，这种反理性主义思想倾向的出现也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支持。随着非欧几何的出现（后来又相继出现了集合论、相对论等），那种认为存在着一些绝对正确的先验真理，企图将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建立在这些先验真理的演绎主义梦想破灭了。欧氏几何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这种先验的演绎主义的标准模式，非欧几何的出现说明被看作先验的绝对真理的欧氏几何的公理并非是先验的，也并非是绝对真理，它只是后验的、相对真理。但是这种先验的演绎主义的唯理哲学的失败并非是证明了非理性主义的正确性，而是非理性主义失去了来自这方面的压制，从而得以兴盛。事实上，这种先验的演绎主义的唯理哲学的失败证明的是经验主义的正确性，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人类是通过归纳法获取知识的，尽管归纳法是或然的。非理性主义从本质上讲是行不通的，因为非理性主义也必须寻找种种理由来说明自己是正确的，而这种寻找理由说明自己是正确的，这本身就是理性主义的任务。

现代经验主义是对近代经验主义的发展，孔德确立的将知识局限于主义经验、反对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实证主义原则标志着现代经验主义的开端，穆勒、斯宾塞发展了这一哲学，马赫更是将这一哲学发展为第二代实证主义，罗素则进一步将其发展为第三代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是马赫实证主义的数理逻辑化，即用现代数理逻辑、符号逻辑解释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哲学和和逻辑实证主义具有亲缘关系的哲学，它们都属于第三代实证主义。通常所说的语言哲学就是指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所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属于形式语言或人工语言哲学，而日常语言哲学则赞同自然语言，主张自然语言是完善的。与逻辑实证主义同时产生，但在之的流行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或称之谓批判理性主义）是对实证主义的反对，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经验证伪”的，而非“经验证实”的。实证主义强调科学发展中的肯定因素，而证伪主义则强调科学发展中的否定因素。取证伪主义而代之的是科学历史主义，科学历史主义是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结合。科学历史主义将人类科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逐渐进步的过程，其中既有实证主义所强调的肯定因素所导致的量上的增长，也有证伪主义所强调的否定因素所导致的质上的增长。我们在文章的开头说过，将语言哲学看作是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即由认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型是不对的，因为语言哲学本身已被证伪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所取代，并且它也无法解决非理性主义泛滥的问题。真正能看作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的是整修现代西方哲学，因为先验的唯理主义的失败使得西方哲学失去了一个统一的基础，即将一切知识构建成由基本公理开始的统一体系。经验主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经验主义将人类的经验仅仅局限于主观经验、现象界则是不对的，这样使得以经验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研究常常将自己局限于各自的狭隘的研究领域，而对别领域的毫无了解。这样就使得人类的科学研究是各自为阵的，而缺乏一个统筹按排和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

事实上失败的根本就不是唯理主义，而只是先验的唯理主义，但经验的唯理主义却是正确的。人类的知识来源于经验，是通过归纳法获得的，但人类的知识却是用演绎法表述的，并且这种知识的演绎体系是对客观世界的演绎性和唯理性的反映。它不象唯心主义所认为的宇宙的演绎过程和知识的演绎过程是同一的，而是象唯物主义所认为的只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

尽管归纳法是或然的，经验也并非完全可靠，但这其实恰恰真实的反映了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只是宇宙的微小一部分，而不是象主观唯心主义所认为的，宇宙是人的意识的演化，或象客观唯心主义认为的，宇宙是客观精神的演化产物。因此，作为宇宙的微小一部分的人并不先天的具有可以推演出整个宇宙的先验知识，而只能通过自己的理性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观察和实验，不断归纳和总结。

另外，宇宙究竟能不能认识，以及怎样认识？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类理性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宇宙本身的形成和结构的特点的问题。如果宇宙本身是变化莫测、彼此毫无联系和共性的，那么宇宙是不可认识的，不论人类的理性有多强和采用哪样的方法。宇宙的可认识性在于宇宙存在着广泛的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构性，即许多不同的事物常常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初始状态，许多看似差异很大的事物常常是由共同的质料组成的，并且事物与事物之间常常存在着相同的结构。而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则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初始本源和由一个共同的本原（单位）组成。这使得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演绎的、唯理的体系，而人类的认识则是对宇宙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的本源和本原的归纳。

归纳法的有效性取决于宇宙的某种同源、同质和同构的范围，当我们归纳的事物未超出某种同源、同质和同构而得到的知识却是关于这一范围的同源、同质和同构的知识，那么归纳法就是有效的，我们得到的知识就是可靠的；如果我们归纳的事物超出了这种同源、同质和同构的范围，那么我们归纳得出的关于这种同源、同质和同构的知识对这一事物就是我效的，我们就需要归纳更广泛的同源、同质和同构的知识才能适用于这一事物。正是由于宇宙存在着广泛的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构性，所以宇宙是有规律变化的、相互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和共性的宇宙，所以宇宙才能被人类的归纳理性所认识。

总的来说，宇宙应该存在着一个最初的起源，尽管它的起始时间可能无限遥远，其它所有事物都是由这个最初的起源演化而来的；另外，宇宙也应该有一个最根本的本原，即组成单位，其它所有事物都是由这个最根本的本原组成。我们只要认识清楚了这个最初的起源和最根本的本原，那么万事万物的状态都可以由关于这个最初的起源和最根本的本原的知识推演出来。但是这需要我们通过无限的时间、步骤和努力才能得到。

宇宙的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构性也就是宇宙的统一性，宇宙的广泛的同源性和多层次的同质性说明宇宙是一个庞大的统一体系。而宇宙的统一性和宇宙的演绎性是一种互逆的表述方式，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宇宙的统一性的表述方式是，“宇宙统一于其本源或本原”，宇宙的演绎性的表述方式是，“宇宙由其本源或本原演绎”。宇宙的演绎性说明了宇宙是一个唯理的宇宙，而不是一个非理的宇宙。正是由于宇宙的统一性、演绎性和唯理性，才使得人类通过归纳法归纳的关于客观宇宙的知识也是统一的、演绎的和唯理的。人们通常所说的演绎法其实并不是认知方法（获取知识的方法），而是知识的一种表述方法，我们是用演绎法来表述人类的知识体系的，但我们获取知识的方法是归纳法。

当然我们上面所说的唯理的宇宙只是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而不是先验的唯理的宇宙，它是根据人类的经验从客观宇宙中归纳出来的，而不是象先验的唯理的宇宙是从先验的知识、存在、意识和精神演绎的。由于归纳法在没有对整个宇宙都进行完全归纳之前，它只具有或然性，因此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观也并不能说是绝对真理，它只能说是我们通过对人类的有限经验归纳后得到信念，但是这种信念对于指导人类的进一步认识却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的未来发展和认识不能是盲目的，而是根据已有有经验所总结的规律或信念作指导的。这种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可以解决纯粹经验主义（只将经验局限于人类的主观经验或现象界）所导致的科学研究的狭隘性和各自为阵性，并且它本质上和经验主义是一致的和统一的，而不是象先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是和经验主义相矛盾的。另外，它也可以有效的消灭现代西方哲学中非理性主义泛滥成灾的问题。

我认为西方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就是确立这样的唯理的经验的宇宙观和知识观，和建立与之相统一的哲学体系。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则可以看作是由先验的唯理的知识观、宇宙观向经验的唯理的知识观、宇宙观的转型。将经验限定在人类的主观经验和现象界的实证主义是这种转型期的经验主义，是不成熟的经验主义。

五、西方哲学的未来

人们常常把第一阶段的西方哲学称之谓本体论哲学或宇宙观哲学，而把第二阶段的西方哲学称之谓认识论哲学。但事实上，第二阶段的西方哲学主要发展的是演绎法以及与之相统一的先验的唯理主义哲学，演绎法到罗素那里已经符号化，发展为数理逻辑，先验的唯理主义到黑格尔那里也发展到了极致。但是归纳法到目前为止连其基本问题－－“归纳合理性”的哲学问题都还未解决，经验的唯理主义也自今还未发展起来。我认为未来的西方哲学将重新返回到本体论哲学和宇宙观哲学阶段，当然这种返回的严格地说法是更高层次上的螺旋上升，而并非同一层次上的往复运动，因为这是解决“归纳合理性”问题的需要。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只能用本体论哲学和宇宙观哲学来解决，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具有广泛同源性和多层次同质性的唯理的宇宙观哲学。休谟认为归纳法是人的心理习惯和信念，但这只能说明人类具有这样的心理基础，而并不能说明归纳法具有合理性，能有效的从客观世界中获取知识。归纳法的合理性只能用具有广泛同源性和多层次同质性的唯理的宇宙观哲学来解决。这样经验的唯理的哲学就必须确立，这样认识论哲学又必须转回到本体论哲学或宇宙哲学。

人类在认识论哲学主要发展的是演绎法以及与之相统一的先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而不是认识论哲学本身，因为认识论哲学应该是关于获取知识的方法的哲学，而不是关于表述知识的方法的哲学。人类在第三阶段的本体论或宇宙观哲学阶段主要将发展的是归纳法以及与之相统一的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人类有时在事后才会明白先前所认为和某种东西与后来所认识清楚的东西并不一致，先前的认识只是一种错觉。总的来说，第二阶段的西方哲学主要发展的是知识论哲学，而不是认识论哲学；我个人认为人类在第三阶段的哲学阶段才会真正的发展认识论哲学，不过其基石和总体表现将是本体论和宇宙观哲学，因为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依赖于本体论哲学和宇宙观哲学。作为人类知识表述的方法的演绎法，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数理化或符号话，我认为作为人类认识宇宙的方法的归纳法，发展的高级阶段应该是和人类的观测工具和实验工具结合起来。因为人类的知识的表述本质上就是语言表达的问题，而数学语言和自然语言是人类的两种不同的语言形态，演绎法本质上就是和它们紧密相连的，这也是演绎法发展到高级阶段－－数理化和符号化导致语言哲学兴盛的根本原因。而人类的认识本质上就是和人类的感官以及人类感官的延伸－－观测工具和实验工具紧密相关联的，因此作为人类的认知方法的归纳法发展的高级阶段必然和人类的观测工具和实验工具紧密的相结合。

当然，有人也可能认为本体论或宇宙观现在已经转化为科学家的任务而不需要哲学家来操心，以此来否定未来的哲学将重归于本体论哲学或宇宙观哲学。我个人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那种认为哲学的某个领域成熟后就转化为科学家的任务，而不需要哲学家操心的观点是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误区，因为任何成熟的理论的最前沿都是不成熟的，这样哲学家就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另外一个区别就是，科学家总是将其研究建立在观察和实验事实的基础上或原有理论的逻辑推理之下，而哲学家更愿意透过观察和实验事实或原有理论看本质。

上面我们在论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及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之后，有必要再回到语言哲学的问题上。我们在前面说过，语言哲学是伴随着演绎法的数理化和符号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流派。语言哲学的实质是关于概念的演绎逻辑。我们在前面还说过，演绎法就其本质而言，它不是认识方法，而是知识的表述方法，这种知识的表述方法是对客观世界的演绎性的反映。而语言的作用就是我们用于表述客观世界的，只是语言有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之分。自然语言是一种较灵活、较模糊的语言，而数学语言则正好相反，是一种很严谨、很精确的语言。演绎逻辑其实就是将自然语言的灵活、模糊与数学语言的严谨、精确相结合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形式的学科。

演绎逻辑的语言实质在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哲学中表现的很清楚，这两个人都创建了包罗万象的唯理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理念”，他所说的“理念”说透了就是具有主观实在性的概念，柏拉图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概念具有主观实在性，只有关于概念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关于概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经验世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绝对理念”，他说的绝对理念说透了就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概念，黑格尔是一位客观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概念具有客观实在性，整个宇宙就是从真实的绝对概念出发，按辩证法的模式演绎出万物，又回归到绝对概念的过程。

人本主义的知识观篇6

相对主义的批判矛头指向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将客观主义当作梦寐以求的理想。启蒙哲学追求知识的客观确定性，力图为迅速增加的各门科学知识提供一个牢固的基础，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康德所谓“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客观主义心目中的理想知识是日臻完善的自然科学，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被视为知识的典范。启蒙哲学家们相信，全部人类知识都应该而且能够像物理学那样客观和精确，都应该而且能够具有物理学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和必然性，都应该而且能够被数学化为某种完善的公式或方程。完善的知识应像2×2＝4那样为所有人理解和赞同，而达到这种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理性。客观主义相信人类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并且坚信理性能够发现这种知识的基础。这种从笛卡尔、洛克到胡塞尔、罗素的客观主义也被称为“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

（2）客观主义植根于自然科学的肥沃土壤，但希望在所有知识的土地上都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半是出于诱惑，半是来自压力，人文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也一直向自然科学看齐，千方百计地为历史寻找某种公式，为社会生活开列某种方程，将自己改造为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而客观的科学”。但是，人们能够一致同意的历史公式和社会方程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即使有人杜撰了某些公式或方程，它们对社会历史也毫无效用。在物理学中可以形成整个科学家集团都一致同意的“范式”（paradigm），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根本办不到。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桓事实：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自然科学的存在以消除主观性为前提。相反，主观性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不仅是不可消除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得以形成的根基?/P>

以物理学为知识模式的客观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失败导致人们承认人文社会科学应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和知识标准。但事情不止于此。当代哲学家们感兴趣的东西不是论证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声称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追求差异”成了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紧紧跟随的共同旗帜。启蒙哲学家们曾为主观性和差异性而痛苦不堪，当代哲学家则以宣扬主观性和差异性为时髦。知识模式以及哲学家关于知识的观念都变化了。客观主义的衰落和相对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哲学演化过程的两面，而相对主义流行的主要领域是人文社会科学。

在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挣扎是现代哲学无法摆脱的梦魇。如果说代表启蒙理想的客观主义对客观性的要求太高了，它根本无法实现，那么现在流行的相对主义的问题则在于它完全放弃了对客观性的追求。

（3）主张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而且确信哲学能够给所有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这对所有启蒙哲学家们来说是共同的。但是，一旦涉及这种“合理证明”的内容，这些客观主义哲学家们之间的争论就出现了，而且他们的观点是互不相容的。例如，在认识论方面，洛克认为知识的基础是经验，康德则主张它是先验理性；在道德哲学方面，边沁和密尔主张“功利主义”，康德则坚持“义务论”；在政治哲学方面，罗尔斯认为正义意味着平等，诺奇克主张正义在于捍卫个人权利。这样便出现了一个支配西方近现代哲学演变的基本矛盾：哲学家们对“合理证明意味着什么”具有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提出的“合理证明”却是

不同的和互不相容的，而且不存在一个更高的合理性标准来裁决这些哲学争论。

启蒙时代的客观主义理想是给全部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认识论给科学知识以合理的证明，政治哲学给国家制度以合理的证明，道德哲学给伦理法则以合理的证明。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够提供出它们所曾承诺的那种证明。在这种意义上，启蒙的理想失败了，全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历史演变揭示了这种失败，当代西方哲学中永无终结的争论在继续证实着这种失败，而相对主义的盛行正是这种启蒙理想失败的时代反映。

（4）我把这种超越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寻求客观性的观点称为“相关主义”（relationism）。这种相关主义以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原则，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方法，以知识社会学为基本理论。

所谓“相关主义”意味着知识与人的社会处境相关。传统哲学研究知识与客体的关系，用知识符合对象（客体）来证明知识的合理性。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将认识关系倒转过来，用主体性去规定对象，将知识看作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在历史上首次探索了知识与人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提出，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们表达的思想是他们存在的功能，人们的意识、观念和知识为他们的社会生存处境所决定。马克思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真理：知识不是符合它所指向的对象，而是符合将它表述出来的人们的社会处境；知识的深层动力不是来自对象的真理，而是来自人们的生存活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文社会科学脱离不开价值因素，避免不了为利益所支配。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意识形态。如果人文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的，那么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的哲学追问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即揭示人们的社会存在如何并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人的认识。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可以发现，人们的认识动力不是学理的，而是生存的。认知的迫切性不是产生于对知识的热爱，而是产生于应付生存环境的需要。知识的根本性质是工具性的，它为人生服务。所以，处于不同生存处境中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问题，或者对同样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解答。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法，它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出决定人文社会知识的东西不仅有理论的因素，而且还有“超理论的因素”。

阐明知识中“超理论因素”的学说就是知识社会学。传统哲学认为，决定知识性质的东西仅仅是理论的因素，这些理论的因素可以分为形式的和内容的。知识社会学主张，在许多情况下，决定知识性质的东西不是“理论的因素”，而是“超理论的因素”。所谓“超理论的

因素”是指人的社会处境、地位、利益、意志、愿望、经验和习俗等等。在知识社会学看来，人文社会科学都是指向实践的，人们的认识与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相关。这种社会参与活动为认识提供了动机，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规定了框架，为问题的解决指示了必须遵循的取向。简言之，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是历史的，其客观性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关联之中。

（5）“相对主义”是一顶令人不安的哲学帽子。即使像罗蒂（RichardRorty）这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愿背负“相对主义”的恶名，而将自己的观点称为“种族中心主义”。问题在于，换个名称不等于摆脱了相对主义。我认为，真正克服相对主义的关键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建立起客观性。

我们应该首先澄清“客观性”的涵义。我们必须承认，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没有脱离人的纯粹客观的经验和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也无法将事实的因素与价值的因素截然分开，因此，我们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