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政策范例(3篇)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范文篇1

一、区域税收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区域税收政策,是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政府经常实施的一种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在某些特定区域,主要是在政府希望经济需要更快发展的区域,通过政府税收部门对全部企业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区域税收政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税收通过影响投资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它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调节主要是通过选择性税收政策来实现的,即有重点、有选择地运用优惠或限制性的税收措施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某些突出问题,可以强烈地体现某一阶段政府的经济政策意图。正确运用税收政策可以对区域均衡发展起积极作用,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差别税收政策,限制发达区域的过度膨胀和鼓励落后区域的快速发展。

税收是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它的主要职能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并不会给制订有关政策的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财政负担,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央政府财政能力较弱的国家往往成为最重要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如果中央政府想要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或减缓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速度,就可以实施相应的税收政策,从各方面改善企业发展外部条件较差区域的投资环境。从这一点看,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应是一项临时性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很难成为象国家区域财政政策那样的具有长期性国家区域经济政策。

第一,不同的税收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一般说来,税收优惠宽一些,税负就轻,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率高;反之,税收优惠严一些,投资者的税后收益率就要低一些。显然,要改善落后区域的投资环境,加快这些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在统一税法的前提下,应当对经济发展落后区域尽可能多给一些税收优惠。如果在经济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之间实行同等优惠政策,这样会不利于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形,前者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后者宽,对后者更是“雪上加霜”。税收政策在用于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调控时,主要是对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在某些特定区域,主要是国家希望经济更快发展的区域,通过政府税务部门对全部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国家税收政策的主要职能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它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职责。除了区域税收优惠外,同时还可以实行行业税收优惠。通过行业税收优惠落实对区域的优惠,扶持落后区域有关产业的发展,推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行业税收优惠相对于区域税收优惠而言,能在不破坏行业内市场公平竞争的条件下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同一行业实行相同税率,有利于公平竞争。但由于各地产业结构不同,行业间的差别税率往往能表现为区域间的税收差别。对落后区域主要行业的税收优惠能促进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又不影响行业的公平竞争。

第二,税制结构对区域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国政府如何选择主体税种和实行什么样的税制结构,对地方经济和财力的影响不同。一方面是税制结构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在广大落后区域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是,自然资源丰富,企业效益低下,管理落后。如果政府税收采用以商品劳务税、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这些区域的税源就比较充裕,税收收入不受企业成本费用高低影响,有利于保证落后区域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增加当地公共积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税制结构对经济落后区域企业负担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采取商品劳务税、资源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有利于减轻落后区域企业的负担,因为商品劳务税、资源税属于间接税、转嫁税。采用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地方政府既可以从中取得稳定、可靠的收入,而且纳税企业又可以将税款打入商品、资源产品价格向购买方收取,自己不用负担税款。显然这种税制使经济落后区域从中受益。通过这种税制能起到调节发达区域和落后区域之间的财政利益的作用。

第三,税收政策在贯彻国家的产业倾斜政策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均根据本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确立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的优先发展顺序,并通过建立有利的税制结构来予以保障。国家对不发达区域基础产业倾斜的税收政策有利于缩小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转移支付政策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和各区域之间的横向不平衡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区域补偿政策,也是世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践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它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上能够转移和调节区域收入,从而直接调整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状况。转移支付是政府把以税收形式筹集上来的一部分财政资金转移到社会福利和财政补贴等费用的支付上,以便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财政转移支付的目的是使贫困地区能够达到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水准,即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均等化,这一标准是全国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的最低标志。因此它是促进各区域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平衡各区域财政能力的有效手段。中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只负责援助那些低于全国最低标准的区域,而不负责已高于全国最低标准的区域,以使中央有限的财政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所承担的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分配的职能。中央政府没有必要去追求市场所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没有必要去援助那些大大超过全国公共服务最低标准的发达区域。中央政府对不发达区域的援助目的是促进和帮助这些地方政府实现中央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它的钱只能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两大方面。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和由富裕区域向贫困区域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纵向转移支付制度还是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其实质都是“抽肥补瘦”。一般性补助转移支付量过大,财力平调过多,既挫伤发达区域的积极性,又会使不发达区域产生依赖性,将损害整个国家的发展动力和效率。因此,转移支付更多的是专项转移支付和分类转移支付。尽管它们同样会导致效率的损失,但相比而言更加公平和合理。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应该加强中央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力度,抑制区域间差距的过分扩大,调整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横向不平衡,促进地方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为落后区域的经济起飞创造条件,达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的。可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重要的援助手段,对不发达区域改善社会公用设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转移支付制度能促进一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使不同区域的人民能享受到大体平等的公共服务,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一,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抑制日趋扩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缓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实现社会公平是财政分配的重要职能。公平不仅仅指个人收入方面的公平,还包括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方面的平等权力,如义务教育、公共交通服务、基础设施等。这些服务如果只靠当地政府来解决,或者在财政体制中缺乏这种社会公平的机制,就必然出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要很好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必须有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一种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的长期稳定的机制,实现我国各区域人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的大体平等。第二,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强化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对中央财政来说,可以通过长期努力多集中一些财政收入,提高中央政府对区域发展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并通过对地方政府不同形式的补助,贯彻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意图,增强财政资金的边际使用效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通过建立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更可以使中央财政从与各省博弈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提高管理水平,加强宏观调控。对地方财政来说,可以在划清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基础上,通过分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弥补贫穷地区由于财力不足所带来的财政功能不足的缺陷,并使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好的发展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转移支付,落后区域永远是发展不起来的。

第三,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正确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促使地方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由于缺乏规范的转移支付的办法,地方政府往往将精力和时间放在同中央财政的讨价还价、以及在“关键时候”采取不正当手段如突击支出或突击收税等方面,而懒于发展区域经济。这些不正常的增收和多支,不仅造成中央有限的财政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政府行为的错位,给市场发出错误的信息,使供求平衡产生波动。在税收方面长期存在的政出多门、随意减免、乱开税法口子的混乱现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区域将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与其他区域攀比,以及“跑部向钱”上面,而且确实得到了实惠。这种现象很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以上弊端,使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严肃税法,提高税收的征收管理水平,真正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从而配合中央政府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显然,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促进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范文

关键词：区域金融；金融地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经济政策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6－0007－03中图分类号：F831.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引起了广泛关注，伴随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同时，中国的金融发展在区域层面上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距（赵伟、马瑞永，2006）。研究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对于解释和控制区域金融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就解决这个问题做初步尝试。

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地区差异化的原因主要是由地区的地理位置（如距离港口的远近）、自然条件等因素决定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并不能解释一些地理位置不是很优越的地区经济金融也能发展得很好。

正是这个原因促使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新经济地理学的关键是Krugman(1991)提出的规模收益递增，核心思想是两个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的地区，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从而产生地区差异。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开始考虑经济、历史、文化和制度及其他一些传统地理学未涉及的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Yeung,2003）。但是常常将政策因素和传统地理因素一样视为偶然事件来分析，认为它们对于经济金融起的是间接作用而非直接作用(金煜、陈钊、陆铭，2006)。在中国经济政策和传统地理因素往往不是间接影响经济和金融发展，而是起直接作用。中国的“让东部地区先富起来”的一系列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的发展起了不可否认的直接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中纳入了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

在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金融地理学秉承了新经济地理学超越传统地理学框架分析问题的特点，并且发展出了更加综合分析问题的视角，强调跨学科的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多个角度来研究区域金融的发展。在这个视角下，传统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等都被包括在内。金雪军、田霖（2004）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已经作了初步尝试，从金融地理学的综合视角构建了区域金融竞争力评价体系，其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文化、科技、区位等多个方面。

本文试图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金融地理学分析地区金融发展的框架。在此框架下将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经济、科技、历史等多种因素主要分为三类：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经济政策。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描述性分析

我们分别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和金融市场化率(FMR)来衡量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已经被广泛采用，由于我国的国有金融长期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为了更好地反映影响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我们特地还采用另一指标金融市场化率（FMR）来反映非国有金融发展状况（周立，2001）。FIR的定义是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即国民财富)价值之比,这是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指标。

FMR是非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的比值。如果用S代表存款、L代表贷款，以FIR表示金融相关率,那么计算公式则为：FIR=(S+L)/GDP。本文下面也将采用这种方法计算金融相关比率。相对应的金融市场化比率FMR就为非国有银行的存贷款之和与GDP的比值（周立，2001）。

由表1也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明显的变化，表示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的FMR的变化相对表示总体金融发展水平的FIR更加明显。我们将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来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变动的影响因素。

三、实证分析

我们采用混同回归模型和非观测效应模型来对所获得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将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和区域非国有金融的发展水平分别建模分析。

（一）变量和数据

根据前面的分析，把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因素分为三类：

1.传统地理因素。按照地理位置和区域研究的传统，我们把30个省级行政单位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设立两个虚拟变量region2、region3来分别代表中部和西部地区。

2.新经济地理因素。根据Henderson(1974)、Krugman(1991)、金雪军、田霖（2004）等前人的研究和金融地理学的特点，对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因素我们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产业外溢效应。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GDP的比重（indusratio）来表示。（2）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我们采用当地每百人中高校大学生的数量（hcap）来表示。（3）信息化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邮政和电信业务的总量（comm）来表示信息化水平。（4）交通运输状况。我们用地区公路里程总长度（highway）来反映。（5）科技水平。我们用当地年度专利审批通过的数量（patent）来反映。（6）文化因素。我们用当地城镇居民除衣物、食品和居住消费以外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consu）来反映一个地区的消费文化（金雪军、田霖，2004）。（7）历史因素。用该地区1997年的人均GDP指标（pergdp97）水平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历史经济状况。

3.经济政策。本文主要从以下角度考虑政策的影响：（1）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我们用当地财政支出中除教育、行政管理和基本建设之外的支出所占份额（government）来表示（金煜、陈钊、陆铭，2006)。（2）对外开放程度。研究对外开放程度较多采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但是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我们选用中国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指数（SylvieDémurge，2002；张学勇等，2006）来反映开放程度。（3）货币政策。中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的地区却有不同的作用效果（宋旺、钟正生，2006），我们采用央行基准存款利率水平来反映货币政策力度。

我们选取1997-2004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非国有金融在90年代初以前发展趋势不明显，另一方面从1996年以后利率政策使用较为频繁，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产生影响。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信息网的地区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以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二）模型

1.地区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我们选取地区金融相关比率来反映地区的总体金融发展水平，分别利用混同回归和非观测效应模型建模如下：

模型（Ⅰ）是混同数据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模型中除了前面所阐述的变量之外，还添加了政策变量与地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region2和region3是地区虚拟变量，我们以东部地区为基准，β1和β2分别表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β13表示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相对于东部地区的大小，β10+β13表示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同理，β10+β14表示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1+β15表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1+β16表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对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2+β17表示利率政策对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12+β18表示利率政策对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β0是常数项，ε是误差项，i表示省份（或直辖市）。模型（II）是非观测效应模型，变量和系数的含义同（Ⅰ）式相同，其中t表示年份。

对于模型（Ⅰ），表2的（Ⅰ）列报告了异方差稳健回归的结果。模型（II）是非观测效应模型，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接受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同模型（I）基本一致，只是在模型（II）中，反映科技水平和产业外溢程度的变量也表现出了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高度显著的正影响；利率水平表现出对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显著的负影响，对中部地区的负影响较东部地区弱，对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影响不显著。

2.地区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我们选取地区金融市场化比率（FMR）来反映地区的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同样分别利用混同回归和非观测效应模型建模如下，解释变量的含义和模型（I）、（II）相同。

模型（III）是混同回归模型，表2（III）列中报告的是异方差稳健回归结果。模型（IV）得出了与模型（III）近乎一致的结论。

（三）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

1.传统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地理位置对于中国各地区的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非国有金融却有显著影响。中国金融中国有金融占比较大，行政色彩浓厚并非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经济发达地区并非金融发展程度高，经济落后地区也未必金融发展水平落后。但是非国有金融相对而言市场化程度较高，处于不利地理位置的西部地区其地理位置必然对其非国有金融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2.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区域金融发展有重要影响。（1）其中的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和历史经济基础对地区总体金融发展和非国有金融发展都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的影响。（2）地区的消费文化只在混同回归模型中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正的影响，但是在随机效应模型中并不显著；其对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也没有显著影响。（3）科技发展水平只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表现出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正影响，其他模型中统计结果均不显著。说明我国区域金融的发展对当地科技发展并不存在明显的依赖性。（4）交通运输状况对区域金融发展没有显著影响，由于金融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信息化水平，而对于交通运输条件的依赖已经很弱了。（5）产业外溢程度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表现出对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正影响作用，即第三产业越发达，对区域金融发展越有利。

***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3.经济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1）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对于区域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和非国有金融发展水平均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东部地区非国有金融的发展抑制作用尤为明显，对西部地区的非国有金融发展无明显影响。（2）对外开放的地区优惠政策在对地区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影响方面，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有显著的负影响，中部地区没有影响。在影响非国有金融发展方面，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对于东部地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中部地区没有影响，对于西部地区却具有负影响。东部地区享受到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力度最大，而且取得了卓著的政策实施效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力度较小，且未起到明显的效果。（3）利率政策对于区域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效应。利率水平与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成负相关，但是这种负的影响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其次，西部最弱。东部地区由于投资意识相对发达，对于利率较中西部地区更加敏感，所以利率政策作用也更加明显。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框架，并且结合中国地区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经济地理因素中地理位置对区域非国有金融发展有显著影响；新经济地理因素中区域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化水平、历史经济基础等都对金融发展有显著正影响，而科技水平和交通运输条件影响不显著；经济政策有着差异化的区域效应：对外开放政策对于东部地区非国有金融发展影响显著，对于中西部地区促进作用不明显；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有利于区域金融的发展，尤其对于市场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利率政策的敏感程度按照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情况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对于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可以继续保持，但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未见明显，因此，促进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应该采用其他方式。第二，要促进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对于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尤其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第三，为了更好地促进地区金融发展，需要实行差别化的利率政策。较低的利率水平对区域金融发展有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利率水平最为敏感，因此利率可以作为调节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得很好的政策工具。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影响程度依次减弱，但是影响仍然显著。所以如果要利用差异化的利率政策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利率水平应该按东、中、西部顺序依次提高才能发挥出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Krugman，P．，“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9：483-499,1991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发展

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实现所有地区的均衡发展，因而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少数具有优势的地区的经济，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必然选择。但是在这些地区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为了尽量减少“循环因果累积”对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缩小地区差距，中央政府就必须利用转移支付、税收、利率、汇率等各种财税、金融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实现全国各区域相对均衡的发展目标。

一、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它能产生一种效应，协调生产要素，配置资源，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财政政策可以调节各种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财政政策在促进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推动作用。

国家财政政策的取向对财政资金的流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财政资金的流向又决定着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从建国初期到开放前这一时期内，以均衡发展战略为指导，一直把有计划地平衡配置生产力、消灭地区之间经济的不平等和经济差距，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首要原则。国家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点上，实行了“向西大转移”的方针，基建投资大幅度地向西部地区倾斜。“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达976亿元，其中东部沿海占26.9%，西部占34.9%。这一时期投资比重占全国4%以上的8个省中，西部占了5个，中部占3个，而东部一个都没有。“四五”时期，内地投资比重更是占到了57.5%。由于这种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地区发展政策的影响，导致了中西部经济的一定发展和东部经济的牺牲。这一时期，人均GDP高于全国的有9个省区，其中包括西部的青海和西藏，而东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区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后，国家赋予沿海地区较大的自主权、并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并且提出了让东部沿海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财政的投资布局向沿海地区倾斜。据统计1979-1991年，东部地区国家基建投资占总投资的49.17%，而中西部地区仅占42.7%。同一时期，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0.87%，西部地区为9.26%。而国内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更是占全国的52.37%，西部却仅占16.68%。中西部地区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水平和竞争实力相对减弱，在全国工业产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形成这一发展差异的原因除中西部地区本身的自然条件、地缘关系以及历史基础等原因外，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使地区差异再度扩大。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不断扩大这已经是不争的现实，这一状况若不加以控制地任其发展下去，东部地区的发展不仅将被这种过大的差距所制约而降低发展速度，甚至可能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倒退，对整个国家的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经济进步构成严重的威胁。

二、区域金融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

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该理论认为，金融变量和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中性因素，既能对其起到促进作用，也能起到阻滞作用，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选择。马科帕家诺通过最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阐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率为：g=AΦs-δ，s=S/Y，δ为折旧率。该式表明金融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私人储蓄率s来影响经济增长率g，因此，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就必须提高储蓄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以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降低在动员储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分散投资风险，加速技术创新，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结论

各种金融政策的运用，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尊重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规律，在切实符合地方实际的前提下，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上进行合理调控，在区域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适当的金融政策，最大限度地为经济的发展融通资金。

（一）在区域经济发展初期，为尽快形成发展的增长极，需要投入大量、较长周期的资金，具有较大的金融风险，而资本市场所固有的特性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因此，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需要积极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供给性金融，为企业、企业家融资和资产运作创造条件，同时积极探索公共事业的资本化运作方式，为区域经济的起飞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