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范例(3篇)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范文篇1

关键词：宏观调控；前瞻性；国内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015-02

近期，为应对国内经济快速下滑，宏观调控急速转向，不仅紧急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经济计划，而且财政政策也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成为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基调。与此同时，国务院要求中央部委、地方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以期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过快下滑的趋势，实现2009年经济“保八”的艰难目标。这一系列措施与一年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的“两防”方针如有天壤之别。

面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急剧恶化，为应对国内经济超乎预期的衰退趋势，迅速出台这些政策无疑是十分正确与必要的。但是，将目前经济失速完全归因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美国也是从2008年10月份开始的，而我国实体经济中企业出现困难早于2008年5月份。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使经济能够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但经济运行的现实证明了过去一年来，我们的宏观调控不仅没有起到烫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反而强化了经济周期，加大了经济波动。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过山车：股市过山车、宏观调控政策过山车，深刻折射出了我们宏观调控的失误，因此，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研究非常必要。

一、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是指宏观调控要与控制物价或经济增长等中长期目标相结合，它包含着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央政府要根据宏观调控的远期目标，在不同的时点及时采用合适的政策，以实现预定的宏观调控目标。也就是说，传统的宏观调控是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将稳定物价或经济增长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前瞻性的宏观调控则是通过现时的调控政策操作来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

二、实施前瞻性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实施前瞻性宏观调控的原因在于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时滞效应和其他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因素的存在。宏观经济的运行结果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如果其中某一特定的经济变量及作用发生变化，就会导致原来的经济运行轨迹发生变化，从而使宏观调控政策操作效应发生相应变化，使宏观调控政策操作目标与最终目标之间产生偏差，有时偏差过大，还会引起相反的政策效应。所以，要缩小这一偏差，减少有关变量对宏观经济政策预期效果的不利影响，政府必须实行前瞻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绝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三、制约我国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因素

1时滞的存在是制约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客观因素

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作用不是即时的，而是存在着时滞效应。时滞效应包括两种：内部时滞，即政府着手制定调控政策所花费的时间；另一种是外部时滞，即宏观经济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决策时滞和行动时滞。(1)认识时滞，是指经济波动出现的时点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必须采取行动的时点之间的那段时间；(2)决策时滞，是指认识到要采取行动与政策决定之间的间隔；(3)行动时滞，是政策制定和实施之间的间隔。外部时滞是指政策行为被采取到对政策目标产生影响所经过的时间。其中，内部时滞对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具有重要影响。时滞的长短，决定了宏观调控是否及时。时滞的存在，决定了必须实施前瞻性的宏观调控政策。

2宏观管理部门分散，对经济形势的认识缺乏一致性

不同部门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认识的不尽一致，影响了政策的时效性。增加了政策协调成本。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机构除了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外，还有国土资源部、证监会、银监会等机构。由于政出多门，不同部门对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的认识不尽一致，往往影响了政策出台的时效性，增加了政策协调成本。同时，确实存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存在着利益保护的冲动，对符合自身利益的统计资料或数据上报的积极性就高一些，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统计数据或资料的上报就采取消极或者抵制的态度，从而造成预测宏观经济的数据上报不及时或不准确，从而最终影响到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3相机抉择理论运用的惯性也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走上了对外开放的快车道，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经济理论。在我国宏观经济理论上，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理论，亦即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熨平经济波动。30年来改革的历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初步印证了相机抉择理论的有效性，同时也增强了政府在经济波动时采取相机抉择政策的冲动和惯性。但是，相机抉择理论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在本次经济波动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本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才充分表现出来的，但经济放缓的迹象在年初就已经隐现，不过出于“相机抉择”理论的惯性，宏观调控部门仍在执行2007年末制定的“两防”调控政策，结果调控政策效果却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下滑的趋势。

4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增加了宏观调控部门对经济形势预测的难度

改革开放30年，以及全球化时代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高度流动。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倾向于过度外向型，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惊人的程度。近年来中国的外贸总额／CDP的比例高达0.7，虽然日美两国都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但对外贸易依存度都远远小于中国。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这一比例为0.2，日本为0.25。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形成了联动效应，如果世界经济出现波动，我国经济也不会成为经济波动冲击的“孤岛”，所以，要预测我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就不能不考虑世界经济这一因素。但由于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这就增加了我国宏观调控部门对经济形势预测的难度，降低了宏观调控的前瞻性。

四、提高我国宏观调控前瞻性的建议

1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调控时机选择上要把握提前量，加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预测，及早动手，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正确处理好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

2建立完善的信息采集和处理系统

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的采集、加工、处理体系，准确把握和判断时滞变动；理顺中央――地方的信息采集关系，层次清晰，权责明确；构建宏观经济预警体系，提高宏观调控部门人员的认识水平和决策能力，缩短时滞时间；

此外，把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机的结合起来，加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和预测，建立全球经济的预警机制，一叶知秋，防患于未然，提高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和准确性。

3结合我国经济实际，培养造就一批复合型经济人才

在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前瞻性问题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培养造就一批复合型经济人才。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但不能照搬国外现成的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理论。

4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张曙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范文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挑战有多方面，特别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能够逐步具备，财政金融政策要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反应程度以及通畅的传导机制。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