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企业管理论文(收集5篇)
时间:2024-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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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镇企业;城乡统筹;企业再造;新农村建设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发展。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要通过非农就业增收,提高乡镇企业、家庭工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和返乡创业环境。可见,在中央的部署中城乡统筹与乡镇企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已经成为关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北京市乡镇企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乡镇企业是北京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随着采掘、有机果蔬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物流以及食品工业、饲料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正在将农村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商品优势。
(一)北京乡镇企业发展特点
1、乡镇企业在促进地方经济中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据北京乡镇企业局有关部门统计,2007年北京市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保持适度稳步增长,乡镇企业总收入将为2000.6亿元,利润总额164.7亿元,增加值561亿元,工业增加值286.5亿元,出口产品交货值160亿元,5项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幅主要为12%、10%、10.5%、11%和8.6%。
2、乡镇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三产业,其中第三产业发展迅速。随着北京新的城市规划的审定,确立了北京“国家首都、历史名城、国际城市和宜居城市”的未来定位,北京农业发展也相应的定位为都市型现代农业,这就为北京乡镇企业的发展确立了大环境,北京乡镇企业从注重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突出服务城市、促进城镇发展的功能。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民俗游等新的旅游业态正在兴起,市区、近郊、县城、乡镇几乎都在挖掘自己的自然、文化、历史等旅游资源,积极地与政府所倡导的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等对接,体现“生产、生活、生态”为特征的都市农业属性。以顺义区为例,截至2008年5月底,村级二、三产业发展到20184个。村级二、三产业总收入前50名的村共完成收入54.8亿元、利润总额3.7亿元、税金2.2亿元,分别占其总数的74%、60%和75.8%。其中村级二、三产业收入超亿元的有12个村。
3、吸纳劳动力功能不减,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2007年北京市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目标,以农民就业基地建设为载体,以积极招商引资、盘活闲置资产、深化企业技术改造为手段,北京市乡镇企业局有关数据显示:到2007年底,北京郊区各区县可以盘活闲置土地11000亩,闲置资产13.5亿元。54个农民就业产业基地建设促进了新上项目向小城镇集中,仅2007年上半年就有65个大项目进入农民就业产业基地,目前总计人区企业已达1900家。实现了规模扩大、效益提高、水平提升。2007年北京市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了10%以上的增幅,新增“4050”人员(“4050”是指在就业方面40岁左右和50岁左右的无专业技术人员)就业1万人次以上,乡企职工人均工资达到9176元,同比增长8.1%。
4、专业村发展迅速。调查发现二、三产业专业村的前身是工业大院、村级工业园。如顺义区现有66个二、三产业专业村,带动农户1.8万户,从事主导产业劳动力3.4万人,完成二、三产业收入57.7亿元,占专业村总收入的89%,占村级二、三产业收入的78%。典型的二、三产业专业村有北石槽镇下西市服装专业村,李家史山医药专业村、赵全营镇北郎中农产品加工专业村、马坡镇石家营村的家具建材专业村,牛山镇后晏子的木器加工村等。一般来讲,专业村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有3个:一是主导产业收入占村收入要达到70%以上:二是从业农户占专业村农户占60%以上:三是专业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20%以上。
(二)北京乡镇企业有待完善
1、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乡镇企业的规模受到土地制约。北京正在从目前的单中心环状发展模式改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多层次空间发展模式,形成“东部发展带”和“西部生态带”的大城市布局。城市新区的拓展,使北京土地日益金贵。多数乡镇企业的资金有限,不可能再在“领土”上进一步拓展,只能在原有企业基础上盘活闲置资产和进一步升级,将企业做大、做强。
2、乡镇企业发展落后于都市发展的步伐。尽管乡镇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相对于城市发展来讲仍不尽人意,主要是由于发展指导思想、资金、设备、技术等诸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其产品质量和规模还不能满足都市发展的要求。据调查,由于企业生产成本较高(主要是人工成本),为了短视的经济效益,在提高产品品质方面存在惰性。比如有的蔬菜生产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愿采用低毒的农药或有机肥,或不愿较多地雇人除草而采用除草剂。凡此种种,其生产产品已经与城市发展的品质需求产生较大差异,档次亟待提高。
3、乡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乡镇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从理论上讲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数量多、效率高、周期短、成本低等独特优势。但是,据调查发现。乡镇企业自主创新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压力、动力不足,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同时,科技基础差,科技人才匮乏,对未来发展埋下了致命的隐患。为数不少的企业对北京智力资源利用有待大幅度提高,如一些乡镇企业没有采取“借智”来聘请技术顾问,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也没建立长期的互惠互利的协作关系。即便有的企业与某些大学或科研机构签署了科技扶持协议,但还仅限于一些技术推广或学生实习基地,缺乏开发与产业化有机结合的长效机制。
4、外生竞争力有待于提高。随着北京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许多企业都瞄准了国际市场。但由于乡镇企业的规模大多属于中小企业(当然也存在相当规模的具有
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管理、科技、财力等诸多方面的差距,以及在农产品标准化、加工、营销等方面的薄弱,使不少乡镇企业还难以在市场方面具有长远眼光。据调查,一些乡镇企业仍然将目光盯在北京京郊市场,满足于眼前的市场划分,没有将市场目标定位于北京乃至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大市场,尤其是没有充分利用北京国际城市的优势,来吸引外部技术,学习的制度,吸引外国资金,形成外生竞争力,在进出口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环境变迁对北京乡镇企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国际环境使竞争呈现国际化趋势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曾是让人振奋的口号,似乎是一种“冲出去才能彰显实力”的原始冲动,成为企业为之奋斗的目标。而加入WTO之际,又出现了“狼来了”的惊呼,企业已鲜明地感觉到国外竞争对手的强大。现在已经到了WTO后过渡期,一切似乎并没有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糟”,这就说明一些企业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威胁”已经到来,因为现在不是“走出去”的问题,而是在当地是否站住脚的问题。“国际市场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使世界已经变小成为“地球村”,不管是否愿意,乡镇企业的竞争对手已不仅仅是乡镇企业,而是部级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
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末,北京市实有外商投资企业13237户,同比增长9.72%,其中合资企业4482户:合作企业680户:独资企业8048户:中外股份公司27户。北京市外资投资总额累计达到876.21亿美元,注册资本480.35亿美元,其中外方认缴额379亿美元,与2006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5.72%、31.14%、37.14%。从产业分布看,第一产业94户,占总户数的0.71%;第二产业3649户,占27.57%:第三产业9494户,占71.72%。北京市累计实有外国(地区)企业驻京代表机构12873户,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6769户。值得注意的是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比重持续减少,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比重进一步增大。可见,北京市场的竞争态势是逐渐加大的,乡镇企业必须意识到在家门口所进行的就是国际竞争。
(二)“资源诅咒”命题的新启迪
自然资源丰裕是一种“上苍”的恩赐,罗斯托也认为丰裕的资源可以为经济起飞提供很好的支持。但这种经济学观点实际上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在财力、人力、技术等诸多要素能够协调统一的作用下才能使自然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此,美国经济学家Sachs和Warner(1995)研究了世界上71个国家1970-1989年自然资源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Sachs和Warner(sw)以自然资源丰裕度(以矿产品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为代表性指标)、市场开放度、投资、经济制度等为主要变量,检验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相关性。其研究结论是: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却是一种负相关性,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与地区,这就是“资源诅咒”命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过去各个国家特别重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其背景是存在严重的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的壁垒。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比较优势对一国的意义明显衰减。经济全球化包括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本土的资源(如国内的资源禀赋),还包括外来的资源(如从国外进入资本、技术和管理),在不少产业部门很有可能是从国外进入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起主导作用。这时一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已不像过去那么突出。比较优势在许多场合可能不是禀赋资源的比较优势,可能会是外来资源的比较优势(洪银兴,2002)。
来自北京市发改委的信息:北京自然资源严重匮乏,人均水资源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8,人均土地资源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5,能源供应也比较紧张。近年来,随着全市常住人口规模的快速膨胀,资源瓶颈约束的矛盾日趋突出。因此,北京乡镇企业的发展不能打自然资源和能源资源牌,要充分认识到第一产业发展的局限性,以及第一产业提升的迫切性,要通过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的相关企业来进一步提高初级产品的附加值,特别是利用北京的开放政策,“借智、引智;借资、引资;借技术、引技术;借管理、引管理”全面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
(三)新农村建设带来新契机
建设新农村的根本途径在于城乡统筹。目前农民的资本积累还没有完成,仅靠农村自身发展来改变落后面貌,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限制过多、服务过少。公共资源分配向城市倾斜、农村投入比例过低,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城市在得到一定发展并具备相应能力后,必须带动和支持农村发展(牛有成,2006)。2006年,北京市城乡投资比例出现历史性“拐点”:对郊区投资比例首次超过城区,达到52%。随着2007年和2008年政府农村投资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乡镇企业遇到了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北京把建设农民就业基地和二、三产业的发展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而乡镇企业恰恰是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通过加快发展乡镇企业来推进新农村的产业发展。同时,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整体财政分配已向农村倾斜,专项扶持资金扶持重点是农村二、三产业,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据调查,政府为引导有机蔬菜的生产,为一些有机蔬菜生产企业免费提供太阳能灯、太阳能灭虫灯等设施,以及低毒农药和有机肥等。其中每个太阳能灭虫灯价格逾万元,仅此一项就大大降低了有机蔬菜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另外,北京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这将为乡镇企业“外引内联”提供很好的机遇。
三、基于企业再造理论,推动北京乡镇企业发展
企业再造理论的出现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的产生主要是针对美国企业所深刻感受到的来自日本以及西欧发达国家的严重挑战,同时,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人们的需求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令人瞠目的变化,市场进一步细分,而产品的同质化现象使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甚至出现“价格战”等恶性竞争,给社会资源和财富造成不必耍的浪费。面对全球企业经营环境迅速的变化,一些业绩颇佳的美国企业由于没有意识到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墨守成规,逐渐丧失了竞争优势而陷入困顿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企业对日本企业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与分析,并将日本的做法“嫁接”到美国企业,然而,这种改良收效甚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哈默(MHammer)和詹
姆斯・钱皮(T.Champy)以《再造企业――工商业革命宣言》一书(1993),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中掀起了一场工商管理革命。企业再造理论认为,必须对现有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组织模式、运作机制等进行彻底的断骨折筋式的重组再造,才能有助于企业迅速获得再生。企业再造活动绝不是一次改良运动,而是重大的突变式改革。
美国企业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面临的变化,对于现在北京乡镇企业来讲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对北京市乡镇企业调查中发现,面对巨大的企业生存环境变迁,一些企业并没有真正地做好准备。传统的管理理念、一成不变的工艺流程、僵化的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乡镇企业发展中巨大的威胁。乡镇企业要想借助新农村建设的东风,必须审时度势,依据企业再造理论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
(一)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市场竞争的法则。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适应其赖以生存的环境,要与环境协调发展。北京的城市发展定位已经对乡镇企业发展提出了要求:要与生态环境的要求相适应,要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相适应,要与城市发展进程相适应,要与国际化大都市身份相适应,要体现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特征。这就要求乡镇企业必须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进一步认清北京发展的大环境,对企业发展进行重新定位,包括产品定位、市场细分以及经营战略的再思考,以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企业再造需要对那些原有的、固定的思维定势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通过创造性思维,促进基本信念的重大转变。要积极地通过内在机制的变化去迎合外在环境的变化,充分利用北京的智力资源、政策资源、资金资源、环境资源,形成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切实强化对乡镇企业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的认识,做好市场调查与预测,是乡镇企业企业再造的重要任务。
(二)以提高效益为目标,打造核心竞争力
乡镇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发展,必须将提高效益作为核心任务,从企业再造角度,就要在业绩上取得“跨越式发展”。哈默和钱皮为“跨越式发展”制定了一个目标:“周转期缩短70%,成本降低40%,顾客满意度和企业收益提高40%,市场份额增长25%”;其目标就是从企业竞争力这个指标上赶超竞争对手。对于城市发展来讲,这里的效益不仅仅是指经济效益,还要包括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也是社会发展对乡镇企业的要求。
(三)流程重组,赢得优势
经过了1990年代末期风风火火的改制,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集体企业已经离开舞台中心一段时间了。充分认识一个事物需要时间,发生在赵四村的这一丝改制的余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乡镇集体企业的样本。集体经济的浮沉
赵四村(现已并入东三行政村)隶属于诸暨市的暨阳街道(原城关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村因集体经济发展得好而获得过诸暨县级文明村、绍兴市级文明村、奔小康百强村等称号。如今,赵四村好景不再,围绕原村办企业的归属,村内撕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
赵四村村民带记者去看曾经的集体企业和村委会时,刚到门口,里面就有人出来拦阻,不允许靠近,两边的言语间充满火药味。村民们告诉记者,那是原村支书的人,支书通过窃取集体企业进而控制了整个村。
村民口中的前村支书名叫赵邦友,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他担任村支书达20多年。早年,赵邦友是村里致富的带头人,曾获得浙江省的“办厂能手”称号。如今,村民们已经很难见到他,只是隐约地知道他在诸暨、杭州等地有多处豪宅,还有多部名车,有子女已经移民国外等信息。
赵四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961年,开办的第一个工厂是陶器厂。该厂曾一度停办,后经村民集资复办,效益还不错。1976年,赵四村开办了塑料化工厂,这个厂创办之初由于经营不善出现亏损,在那个时候,赵邦友经前一任支书的推荐出任厂长。不久,该厂在赵邦友的带领下,实现了扭亏为盈。受此激励,村里又接连办了酒厂和鞋厂,集体经济呈现出“4个轮子一起转”的态势。
1984年,在赵邦友等人的带动下,赵四村又办起了钢管厂,起名为“诸暨县第二钢管厂”(1989年更名为“诸暨县钢管厂”,后来又数次更改名称)。钢管厂占用了原陶器厂的场址(陶器厂停办),村民们说,由于都是村办的集体企业,土地是划拨的,当年的手续也不齐全。
钢管厂取得巨大的成功。截至1992年底,村里的集体积累已经超过1400万,钢管厂获得的荣誉包括诸暨市明星企业、绍兴市先进企业、浙江省特级信用单位等。1992年1月19日出版的《诸暨报》报道了赵四村“走共同富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迹,还引述了赵邦友当年说的话:“我办厂是为了全村富裕起来,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自己富不算真富,大家富、全村富,才富得光彩。”
在发展过程中,村里关闭了酒厂和鞋厂,把财力、人力都投入到了钢管厂的发展上。
1997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我国乡镇企业情况和今后改革与发展意见的报告》,要求乡镇企业采取多种形式深化企业改革,明晰产权关系。持续约5年的乡镇企业改制大幕拉开,在改制高潮期的1999年底,钢管厂也悄悄地进行了“转制”。
赵四村经联社和赵邦友个人签署了一份《诸暨钢管厂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称,“为转换经营机制……村经联社讨论,决定对诸暨钢管厂实行转制”;协议认定,钢管厂是由赵邦友创办、挂集体牌子的企业,村里从未向钢管厂投入过资金,除土地外钢管厂的所有资产归赵邦友所有,同时协议还规定村里将土地无偿提供给赵邦友使用50年。
经联社,即村里的经济联合社,“转制”时赵邦友担任社长。也就是说,这份转让协议是赵邦友的左手与右手签的。记者看到了协议的复印件,协议的行文很有意思,签署人处甲方(经联社)只有盖章,没有负责人签名。显然,如果需要签名,赵邦友就得在甲方和乙方处都签上自己的名字。
此事当时无人知晓。直到2003年赵邦友把钢管厂的牌子换成“浙江邦友钢管制造有限公司”,村民才恍然大悟:原来厂子变成赵邦友家的了。脱钩挂靠还是转制?
发现赵邦友把集体企业据为己有后,有村民开始抗争,向上级反映情况。赵先德成为了斗争的带头人,他和赵邦友是亲戚,赵邦友还是他的堂叔辈。现今村民最为关注的是,钢管厂可能会拆迁,厂房、机器等加上土地的补偿金估计会达到数亿。这样一笔财富的归属,取决于企业性质的认定,取决于所谓的“转制”是否合法。
钢管厂随着经营情况的变动,雇佣人数也是不断变化的,比如1997年前后有500多工人,“转制”为私人企业之后的几年里,恰是效益最好的时候,雇工人数在1700~1800人之间。这极大地影响了村民对此事的态度和行动。据赵先德说,一开始参与的村民不多,主要原因是那时很多人在钢管厂工作,如果反对赵邦友,工作就保不住了。近几年,钢管厂的经营情况变得不好,村里在钢管厂工作的人也少了,反对赵邦友的队伍便壮大起来。村民联名的申诉材料上,收集了数百个鲜红的手印。
争议的焦点在于钢管厂到底是谁投资办起来的。村民们说,几个村办工业都是集体出资加个人集资办的,比如办酒厂的时候,村里就把各家各户的存粮集中起来酿酒。钢管厂不但使用了集体土地,而且启动资金也是以村的名义向诸暨农业银行贷款40万加上村民集资构成的。进厂工作的村民都要集资,可以一次交,也可以从工资里扣。钢管厂的《企业组织章程》明确说,厂子是“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逐步改善村民生活而创办”。
对此赵邦友的说法是,启动资金是他个人从银行贷的款。村民们对此嗤之以鼻,那个年代连国有企业向银行贷这么大一笔钱都不容易,赵邦友个人怎么可能办到呢?对这个问题,赵邦友在接受采访时只是简单回应说:“我跟他们(银行)关系一般都比较可以的。”
村民们还质疑钢管厂的“转制”过程本身就是荒唐的。转制与挂靠脱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挂靠是在特殊政策环境下,私营企业为规避政策风险挂靠在集体名下,也就是所谓的“戴红帽子”,挂靠企业的脱钩不涉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1994年诸暨市政府曾发出通知,要求在第一季度清理全市范围内的挂靠经营性企业,但当时赵邦友没有办理手续。
转制则意味着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改变,是企业产权的交易,按相关规定转制应包括调查摸底、企业资产评估及审计、职工安置、产权转让等程序。但《诸暨钢管厂资产转让协议》一面称转让过程属于“实行转制”,同时却又规定“双方商定对现有资产无须进行评估”。
如果钢管厂从创办之初就是赵邦友个人的企业,那么后来需要履行的充其量是挂靠脱钩手续,谈不上转制;如果转让过程属于转制,就意味着此前钢管厂确属于集体企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邦友说了这样一句话:“当时我们诸暨要转制,挂靠的不能挂靠。”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乡镇企业改制实际上否定了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集体工业、提高收入的发展方向,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因为所有制性质的改变,那些存续下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收益也和当地社群分离。
村民们的申诉迄今没能撼动赵邦友。事实上,申诉材料在数年前就曾到过中央领导案头并得到批示,但是后来当地的调查结论是,“转制”是合法的。主管单位暨阳街道在2006年12月给出了情况说明,称钢管厂是赵邦友自筹资金创办的,1999年办理的是脱钩挂靠手续。可是在赵邦友亲笔填写的诸暨市钢管厂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上,“注销原因”一栏写的是“转制需要”。到了2012年7月,暨阳街道在给赵先德等人的回复中,改口称“诸暨钢管厂企业转制是……按当时有关文件精神进行改制”。记者向暨阳街道咨询,一位负责人又说,关于钢管厂“转制”的相关结论是工商部门做出的。又是一堆自相矛盾。
现今村民最为关注的是,钢管厂可能会拆迁,厂房、机器等加上土地的补偿金估计会达到数亿。这样一笔财富的归属,取决于企业性质的认定,取决于所谓的“转制”是否合法。“改制”再思考
当年乡镇集体企业转制带有明显的向原经营者倾斜的特点,即压低企业资产的估值,转让给原来的控制人。但转制是按国家政策进行的,也就是按照合法的方式进行的。转制后,乡镇集体企业消失殆尽,但乡镇企业仍在,只是性质变成了私营企业。
赵四村关于钢管厂产权归属的争议是所谓的“转制”是否属于个人违法侵吞集体资产。在这个意义上,赵四村的争议具有特殊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运动式改制的大背景,赵四村钢管厂的“转制”也不可能发生。
1990年代唱衰乡镇集体企业的声音中,主要的一条理由是管理上有严重的问题,内部人控制企业,导致效率低下和腐败。客观地说,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这在赵四村集体企业的管理上也体现得很明显。
赵邦友无疑是个能人,在他的手上,化工塑料厂避免了倒闭的命运。凭借能力,赵邦友获得了村民的信任,他也很快将村里的资源控制在手中。比如赵四村早年办的工厂,酒厂由他的弟弟赵邦江负责,鞋厂和后来的服装厂由他的妻子负责。办钢管厂后,赵邦友任厂长,其弟弟赵邦江任常务副厂长,其子赵健任经营厂长。
当年,村民想到钢管厂上班,要找负责招工的赵邦江。“一个老大,一个老二啊,你要去厂里上班,都要他们批过的,你只要带上香烟、老酒就好了。”
集体资产的控制权在赵邦友一家手上,也就谈不上规范的管理。比如酒厂关闭的时候,机器设备被转卖,清算账目一直没有公开,只是每家发了两坛黄酒。
今天可以反思的首先是,乡镇集体企业在管理上存在问题,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明晰产权”来解决。乡镇集体企业的问题不是出在“产权关系”上,因为产权是明晰的,是集体所有。管理上的问题为什么不从管理机制入手,健全基层民主制度,落实经济民主的原则,从而改变企业被一把手个人控制的局面,让集体经济的发展真正服务集体呢?
在“明晰产权关系”的旗号下,乡镇集体企业大部分被转制成了私人企业,方式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这就构成了悖论式的改革:改制的动因是乡镇集体企业被内部人控制,滋生腐败,即实际控制人不合理地占有了企业的部分收益;改制的方向和结果却是把企业半卖半送地“明晰”给了控制企业的内部人,即让实际控制人可以合法地占有企业的全部收益。这无异于给病人开砒霜—人死了,病当然就不存在了。
其次,乡镇企业改制实际上否定了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集体工业、提高收入的发展方向,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因为所有制性质的改变,那些存续下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收益也和当地社群分离,不仅没能促成共同富裕,反而将问题留了下来。
关键词:乡镇企业城镇化环境污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加快,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之一跃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改善了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但是,乡镇企业有自身的先天条件的局限性,加上资金少、规模小、设备旧、工艺落后、缺乏科学有效的指导等原因,乡镇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农村城镇化建设中乡镇企业环境污染状况
在许多国家和城市发展初期,都面临过因为工业发展的不成熟而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水平的加快,乡镇的第二产业也开始逐渐发达,但是却没能逃脱城市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老路。乡镇工业在创造财富、拉动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危害。主要表现在:
1.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缺乏环保意识,工业“三废”的排放严重污染了当地的环境。一是擅自排放废水,造成水污染严重。在南方一些水稻种植区,由于水质遭受污染,大量的稻苗不能正常生长,易旱易病易死,更为严重的地区几乎颗粒无收。二是擅自排放废气,造成了大气污染。乡镇企业资金少、标准低,工业废气往往不经处理就排放出来,许多受污染地区失去了往日的蓝天白云,取而代之的是灰蒙蒙的天空和多雾霾天气。近期,华北地区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常常出现PM2.5“爆表”的情况。据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研究发现,PM2.5污染有有六个重要的来源,分别是土壤尘、燃煤、生物质燃烧、汽车尾气与垃圾焚烧、工业污染和二次无机气溶胶,其中工业污染所占的比例达到了25%。三是固体废弃物的随意丢弃造成的污染。这些垃圾的排放不仅造成农村环境的脏、乱、差,长期堆放还导致了土壤质地的恶化,肥力下降,河流与土地严重污染。
2.对农村自然资源的浪费。乡镇企业对农村自然资源的浪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金属矿产资源的浪费。受市场需求量和行业的高额利润驱使,没有完善和符合标准的基本设施,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是农村土地的占用和毁坏。工业向农村的扩张不断地占用农村土地,我国的人均耕地已经下降到1.52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其中,还有5千万亩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度污染,大多已经不能再种植农作物。
3.对农民身体健康的危害。工业“三废”的污染直接危害了当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工业废水直接造成了居民饮水的污染,埋下了多种疾病的隐患。研究表明,一些化学物质流入水体,通过饮食富积在人的体重,长期下去容易引起化学物质的侵害或者中毒。例如,婴儿中发生亚硝酸盐中毒或变性红血素症,还有成人消化道里因为形成了亚精胺而致癌的现象,都跟饮用了硝酸盐含量高的河水有密切关系。还有一些对群众身体健康有害的电镀、印染、水泥、油毡、炼焦、炼锌、炼砷、炼铅、土法炼硫、土法炼汞等行业,没有达到工业的规定标准私自开工,也对企业职工和周边居民的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一项对比调查显示,周边没有污染企业的居民区中,百位住户的急性病发病率为3.8%,而被电镀厂污染的居民区,百位住户的急性病发病率达到了10.9%。
二、乡镇企业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乡镇企业处在教育程度最低的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公共资源缺乏都使乡镇企业的发展面临起点较低,发展困难的问题。除了这些自身的局限性以外,乡镇企业的环境污染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1.乡镇企业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三十年前,我过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作为环境保护的强制性权威立法,随后就逐步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但是在一项对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抽样调查中,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员不知道或者不认为建立工厂需要办理相应的环保手续。而企业管理者的只顾眼前利益,忽略长期发展的价值判断,使得他们想要依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掠夺式的自然资源使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来发家致富。
2.产业结构和企业布局不合理。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多、小、散”几个方面。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家致富的心理急切,对一些资源消耗类型的重污染企业扎堆式的建设,产业过度集中在冶炼、金属镁、电解铝、建材、炼铁、造纸、化工等粗放型增长的企业中,造成了行业单一,同类企业“多”。但是由于资金的局限,这些企业又不能形成规模,更谈不上形成科学合理的产业链条,企业发展被“小”所局限。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依靠家庭自有发展,缺乏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合理规划,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产业类型上都非常闲散,各自为业,难以产生凝聚的特色工业力量。
3.设备陈旧和生产手段落后。正如上文分析,乡镇企业大多受资金限制,规模小,上马快。许多乡镇企业只是因为他人一时的市场获利就盲目跟风,项目投资缺乏科学的技术调研和可行性论证。特别是原来许多国营企业的淘汰和并购中,许多陈旧落后的设备流入了现在的乡镇企业。这些设备本身就局限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再加上乡镇企业地处偏僻,这些陈旧和设备和落后的生产手段都使企业在生产中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使宝贵的原材料变成了工业“三废”排出。
4.基层环保机构监管不力执法不严。目前,很多欠发达地区还存在没有专门的环保机构或者专职的环保人员情况。一是监管不到。很多县级环保局机构实力薄弱,人员缺乏,无论是监管还是执法上都难以再顾及到乡镇。加上乡镇企业最近几年发展快、分布散、涉及广,许多乡镇企业几乎处在自由生长的环境中。二是执法不严。一些环保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或者是地方保护的理念,对本地乡镇企业采取纵容的态度,导致了乡镇企业环评审批率、执行率都很低。在这种的政治环境中,现在该很企业更加无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重了对环境生态和资源的践踏和破坏。
三、农村城镇化建设中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对策
1.普及知识,更新理念。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手段,以环境保护部门、农业部门、宣传部门、司法部门为中心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全面提高乡镇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环境保护意识。一方面,使乡镇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得到提高,切实认识到环境保护的公共价值和长远利益。另一方面,促使乡镇企业管理人员将环境保护意识与企业自身的发展相结合,探索适用时代需求的新型环保发展之路。
2.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乡镇政府和环境保护部门、规划部门必须积极引导企业的发展方向,合理布局,强制控制乡镇企业由于规划不合理导致的污染。一是针对“多”,要克服扎腿式、粗笨式的模式,避免单一集中的产业结构,严格控制高污染项目的入驻。二是针对“小”,要加大对中小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和科学的规模发展中去。三是针对“散”,要统筹安排,引导乡镇企业形成链条,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建立集约化的综合行业力量。
3.改造技术,提高标准。农村乡镇企业要积极学习国家有关技术改造与工业污染源防治技术政策的要求,认真执行环境保护设备标准,不断提高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率,提高工业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量标准。对于工业污染已经达到标准的乡镇企业,真正做到绿色的达标排放,达到较高的自身污染源治理水平。
4.健全机构,强化监督。首先政府应当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机构的部门建设,增加环境保护部门的资金预算,增加人员编制,环保监察人员和农业环保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其次应该强化环境监管人员的执法意识,应以更长远的眼光,摆脱当地企业保护的狭隘思想,采取更严格的执法,促进农村乡镇企业伴随时代脚步与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并轨,在严格的监督下步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1]陈泉生.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M].法律出版社.2000
[2]姜太平.绿色管理—企业管理发展的新趋势[J].决策借鉴,2002(2)
[3]吴忠培.论经济市场化中的环境管理[J].山地农业生物学报,2000(1)
作者简介:
先是黄河牌校车在湖南多地陷入“质量门”,紧接着黑龙江也报告了该品牌校车的多起事故,车主甚至感慨“快车毁人亡了”。国家质检总局介入调查后,确认该品牌校车存在缺陷,“质量门”最终坍塌成了黑洞,生产企业豪沃公司将召回全部12种车型的黄河牌校车,共计561辆。
然而,简单的召回不该是校车“质量门”的最终结局,反而应该是追问和反思的开始。事实上,国家近年来对校车安全高度重视。2012年5月1日实施的《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相比过去的老国标,对安全标准的要求堪称面面俱到,非常细致和严苛。而且,为严格控制专用校车生产质量,国家对企业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统计显示,目前国内200余家客车生产企业中,达到校车生产准入门槛的仅占两成左右。这一系列的政策,不可谓不严。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身“带病”的黄河牌校车,正是在这一系列严密政策的监管下制造出来的。生产企业豪沃公司作为一家国企,报批和生产的各项程序完备,问题校车的型号也名列国家公告的车辆生产批次之中。然而,该公司辜负了公众信任和期待,自从获得校车生产准入后,就一直在生产“缺陷”校车。严苛的标准、高企的门槛,都没能拦住企业的粗制滥造。良法在现实中被淡化、漠视,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让它威严不再?求得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是必然要求,因为这是让良法效力回归的前置条件。
召回之前,车主和地方多个相关部门,已经与生产企业交涉了一年有余,投诉、调查、监管,维权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举步维艰。即便是法律诉讼进入法庭审理程序,也因为跨越地域被生产企业指为无管辖权。在当地向国家质检总局多次行文请示后,才有了此后的调查和召回。艰难的维权,凸显出校车售后监管的无力。面向全国市场出售的车辆却不接受地方监管机构的调查,显然这是违背市场原理的“霸王条款”,会纵容“带病”校车的持续生产和流通。
纵容“带病”校车进入市场,不仅会威胁师生人身安全、加重家长忧虑,更会伤害政府的信誉,破坏良法的效力,而且影响深远难以消解。故而,清查“带病”校车,理清生产脉络,依法追究生产企业的责任,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来源:《光明日报》集月音M文)
乡村教师评聘职称“不要论文”不等于论文无用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3年)》,从提升待遇、保障编制、拓展人才补充渠道、支持培训等方面明确了对于乡村教师的支持措施,旨在破解全国330万乡村教师队伍“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等长期问题。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乡村教师评聘职称(职务)时不作外语成绩(外语教师除外)、的刚性要求。(6月10日《南方日报》)
从以上新闻可以看出,今后,乡村教师评聘职称(职务)时不作外语成绩(外语教师除外)、的刚性要求,是国家为支持乡村教育拿出的一系列切实行动之一,相信绝大多数教师是会欢迎的。然而,单就写论文来看,笔者认为,乡村教师不要因为这样就认为写论文“无用”了,而要全面理解国家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本意,做一位既会教书又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新时代好教师。
以前,乡村教师评聘职称(职务),对写论文也做了一些比较高的刚性要求,不少乡村教师写论文的目的有点“跑偏”,就是为了评聘职称(职务);有的教师自己写不出论文来,就想办法请人或者干脆花钱买论文,这样的一个误区确实不该有。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国家层面上出台规定不作论文刚性要求,这种“纠偏”是必要的。不过,笔者认为,这并不等于写论文“无用”。
乡村教师写论文,对于其自身的成长非常重要。可以这么说,一位喜欢写且经常写论文的乡村教师,一定是一位善于学习思考的好教师。乡村教师写论文,有利于其自身教育教学水平等综合素质的提升。时下,不少名师都是既会教书又会写论文的人,真正做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两不误两促进。而缺少了一定理论研究能力的教师,其教育教学成绩即使有,也是暂时的,会后劲不足,不能为其提供可持续性长期发展的动力。
笔者曾在乡村学校工作多年,记得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当地根本还没有实行教师评聘职称(职务)工作。我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教学生学好语文写好作文。我教学之余把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的小小心得体会写成一些小论文投寄报刊,其中不少文章有我所教学生的一些原型。一些学生现在来看望我,时不时说起我当时写教学论文的事,说这件事对他们学习的正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他们一直以来以此为动力,多年来受益匪浅。
乡村教师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教好书育好人,评聘职称(职务)只是其自身成长之路上的一个阶段性标志,不要把进行教育教学研究工作与评聘职称(职务)简单地画上等号,看评聘职称(职务)对论文要求的“脸色”行事。乡村教师要理解国家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制度“善意”,全面提升完善自己的专业素养,以更加努力的工作态度,在整体提高乡村教育教学水平、实现均衡教育目标中尽己所能来回报社会,不做“教书匠”,而要做一位有教育大视野的能写能研能教的全能型潜能教师。
一、发展乡镇企业体现了先进性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乡镇企业的伟大实践,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先进性这个核心,对新形势下发展乡镇企业要有新要求。乡镇企业的发展代表着我国农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乡镇企业的企业家、管理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既是党的阶级基础,又是党的群众基础。乡镇企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破解“三农”难题,为推进“三化”(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都作出的重大贡献,确实体现了先进性;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大,涌现了一些优势产业、主导行业、现代企业、名牌产品和优秀企业家,这也具体地体现了先进性。另一方面,乡镇企业是农民兴办的,地处农村,各类企业由于缺人才、缺技术、缺管理、缺资金、缺经验等,一些地方和企业存在粗放式增长型结构、分散化布局、传统型制度等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一些产业、行业、企业和产品质量差、档次低、成本高,管理和技术水平较低。一些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仍存在小农意识,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差,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不具备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优秀品质。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历史地予以估价。既不能因噎废食,一叶障目,指责否定;也不能讳疾忌医,固步自封、不求进取。
邓小平同志有句至理名言:“发展是硬道理”。我们要用发展思路和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对乡镇企业来说,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发展不动摇。只有发展才能体现先进,不发展将永远落后。我国东中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乡镇企业发展上,凡是乡镇企业发展较快较好的地方,经济就相对发达,如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省市;凡是乡镇企业发展较慢较差的地方,经济就相对欠发达,如贵州、青海、宁夏等省区。因此不发展就是死路一条,就会犯历史性错误。乡镇企业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行的时代,乡镇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体制环境、外贸环境和自身发展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发展要有新思路、新办法、新要求。要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注重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节约和合理使用资源,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建设;注重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重实施“走出去”战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入世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我认为,新形势下乡镇企要在发展中提高,在提高中发展,走优化结构、创新体制,依靠科技加强管理的新路子。
二、发展乡镇企业体现了规律性
乡镇企业是中国特色。乡镇企业在我国产生、发展和壮大,导源于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主要是人多地少的国情背景和城乡分割的体制背景两个方面。一是存在数量巨大的农民群体。9亿农民,4.8亿农村劳动力,约1.5亿多是富余劳动力。由于农民人均的土地、资金、农产品、基础设施等资源比较少,仅靠这些资源难以实现农民的充分就业和尽快增收。二是城乡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二元结构是历史和国情逼迫下形成的,国家在就业、资源利用和市场准入及国民收入分配等方面,对城市居民和农民不能采取一个政策,并且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和土地上,生产经营的空间很小,农村劳动力丰富的优势由于缺少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配合而得不到发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调整了农村政策,在资源配置、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了农民更多的机会,在利益驱动、政策推动、市场拉动和能人带动下,由于农村社队企业的先导性启示作用,农民进入农村二、三产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壮大,1978—*3年的25年间平均速度保持在20%以上。这期间经历了1984—1988年和*2—*6年的两个高潮,速度都在30%以上,为农民就业、增收提供了主渠道,为实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走向文明进步提供了很好的方式和载体。
解决我国社会经济的“瓶颈”即农村落后的问题说到底是给9亿多农民找出路。规律和经验表明,建设农村,必须繁荣城市;振兴农业,必须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而解决这些问题,国际发达国家整理的主要有规模效应的办法,建设大中城市,搞大工业,但我国城市化率只有36%,大工业吸纳农村劳动力极为有限,农民的大多数只能在农村办乡镇企业当工人,建小城镇当市民。这就是同志强调乡镇企业是“一个必须坚持的长期的根本的方针”的原因所在。
近几年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乡镇企业“过时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其实,评价乡镇企业是否过时,关键要看的是我国国情和城乡经济社会二元格局是否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规律是否发生变化。实践证明,这些都没有变化,因此乡镇企业将长期存在,即使将来变了,乡镇企业也将存在,只是存在的方式可能会有所变化。
三、发展乡镇企业体现了挑战性
近年来,发展乡镇企业外部环境趋紧、市场约束增强、扶持政策减少,适应这些变化,乡镇企业主动加快改革和调整步伐,在增长方式、增长主体、增长产业、增长区域等方面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发展格局。但就总体而言,乡镇企业仍然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
首先是来自乡镇企业自身的挑战。从改革方面看,很多改制后的乡镇企业产权尚没有完全明晰,决策、管理、人事、分配等改革不配套,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不够健全,投资者、经营者和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从新型产业成长看。传统产业占乡镇企业增加值的一多半,农产品加工业创造的增加值只占1/4,第三产业占1/5。多数乡镇企业呈区域性群体零散分布和资源依赖经营的特征,不适应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从企业素质和现代市场意识看。乡镇企业以中小微型企业为主,平均固定资产原值只有13万元,技术装备水平、管理水平和质量竞争水平较低,品牌意识、诚信意识、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自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意识亟待提高。
其次是来自乡镇企业外部的挑战。从认识看,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乡镇企业“过时论”、“脱农论”和“改名论”等,如有的认为乡镇企业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现在东西过剩了,乡镇企业历史使命完成了;“乡镇企业”名称太土,应该改名;乡镇企业应“企业化”,应该“脱农”。有的认为,让农民打工也能增收,搞种养也能致富,没必要办乡镇企业等。认识上的偏差导致领导不愿意抓乡镇企业,有关部门不愿意在政策上支持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不愿意叫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怎样才能更好发展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这些都影响了党和国家关于乡镇企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从政策落实看,中发\[*7\]8号文件规定的新产品开发所需资金据实列支和治理污染、技术改造等政策难以兑现。出口配额、股票上市、加工用粮等一些政策,乡镇企业不能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另一方面,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还未能出台新的扶持政策。从信贷融资看,到*2年底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只占全社会贷款余额的4.9%。许多乡镇企业由于没有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做抵押,得不到贷款,且办证手续繁杂,成本高。从管理体制看,许多省级乡镇企业机构被合并和撤销,地县和乡镇级乡镇企业机构大部分被取消。目前乡镇企业被划归乡镇企业局、经贸委、工商局、农业局、民营企业局、中小企业局等不同部门分散管理,造成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等体制,企业感到无所适从。
四、按照“四新”要求指导乡镇企业发展
十六大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这“四个新”的要求,为全国乡镇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发展要有新思路
坚持思想上、思路上与时俱进,是非常重要的。新思路新在哪儿,需要大家在实践中去探索和总结。比如:加快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搞好新品名品精品开发,发展“专精特新”产业和产品;比如:向工业小区和小城镇集中,以及积极参与东西合作,重视环境保护,合理利用资源,等等。还比如:通过“产学研”结合的路子,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促进标准化。按照严格、科学、效率的原则,创新管理的内容、方法、手段和措施,推动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向科学管理要质量、要效益。在这些方面,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会有很多体会,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总结和推广。
(二)改革要有新突破
“九五”以来,乡镇企业的各项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产权主体和投资主体逐步实现多元化,很多企业转换管理机制和理念,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苏南、浙江等原来乡镇企业实力比较强的地方,通过改革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改革发展等方面继续处于全国领先位置,在取得新的发展业绩的同时创造了新的发展经验。但也有一些地方的乡镇企业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企不分、产权不清、责权不明等问题。一些乡镇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管理机构庞大,非生产性人员过多;一些乡镇企业决策、人事、积累、分配等机制不完善,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有些改制后的企业不按新的机制运行。改革是没有止境的,它是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突破,就是不能安于现状。要充分调动投资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三)开放要有新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最大的变化就是由封闭转变为开放,乡镇企业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当前,乡镇企业的开放新局面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扩大开放,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考虑,应该包括市场、人才、资金、管理、观念、机制,等等。我们作为乡镇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在政策、环境等方面为乡镇企业扩大开放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四)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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