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源论文(收集5篇)

农业资源论文篇1

作者简介：潘丹，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资源与环境。

通讯作者：应瑞瑶，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资源与环境。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1YJA790192)；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编号：CXZZ11_0684)；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内资助项目(编号：G201003)。

①“GrowthDrag”在国内被译为“增长尾效”或“增长阻力”。其值等于没有自然资源约束时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有自然资源约束时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差额，两者间差额越大，增长尾效或阻力越大。

摘要通过构建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利用1998-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与分析了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②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加强；③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因此，为实现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中国应该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各区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不同因果关系因地制宜地制定水资源政策。

关键词面板VAR模型；水资源；农业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1-016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26

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基础资源，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处于战略地位。作为一种日益稀缺的战略性资源，其对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影响[1]。近年来，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美国学者LesterR.Brown指出中国的水资源短缺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动摇世界粮食安全后，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可以预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需求将会不断增加，加之中国供水总量的不足，未来中国的农业用水形势颇为严峻[3]。因此，如何在保持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正确处理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水资源利用和管理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现阶段，关于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集中考察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这类文献的主要研究方法为农业用水库兹涅茨曲线（EKC）以及脱钩分析方法。刘渝等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农业用水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农业用水由递增转为递减的阀值点为人均GDP665元和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243元[4]。于法稳借鉴脱钩理论，对中国粮食生产与灌溉用水的脱钩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中国大部分省份水资源利用压力普遍偏大[5]；另一类文献则反方向研究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PaulM.Romer。他将自然资源引入到索洛模型中，提出了“GrowthDrag”的经典概念①，用来考察由于资源限制使得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6]。在此理论基础上，国内学者谢书玲等计算得出水资源对中国1981-2002年整体经济的“增长阻力”为0.1397%，即由于水资源的匮乏，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在1981-2002年间平均每年降低了0.1397个百分点[7]。具体到农业领域，王学渊等的研究表明，水资源对中国单位面积农业产值的“增长阻力”为0.1121%，到2050年，中国单位面积农业产值增长率将由于水资源的短缺而比目前降低482%[3]。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显然可以发现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作用关系：一方面农业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影响着水资源消耗量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产量的提高主要来自于投入要素的大量增加，水资源消耗量加大成为必然结果。当经济增长超过一定临界值后，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水资源压力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另一方面水资源也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正如新增长理论指出，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消耗水资源，但是由于水资源的有限性，上一阶段水资源的消耗必然会对下一阶段农业经济的投入和发展速度产生影响。然而，现有绝大多数文献仅仅分析了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单方面关系，并没有考虑到两者的双向影响机制，这会导致模型出现严重的变量内生性偏差，从而使研究结果出现偏误，误导政策建议。

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以处理变量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一是利用联立方程组分别估计以水资源利用与农业经济增长为因变量的两个方程；二是运用向量自回归（VectorAutoregression，VAR）模型分析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双向动态作用机制。彭水军的研究指出，相比于联立方程方法，VAR模型可以较少地受既有理论的约束，同时也可以较为方便地分析系统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8]。鉴于此，本文利用1998-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并采用新近发展起来的基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因果检验和面板VAR方法，分析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从而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为相关研究和有关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和数据

1.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面板VAR方法分析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该方法最早见于HoltzEakin的研究，由于其放松了传统VAR模型需要较大样本观测值的要求，目前在相关问题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9]。本研究构建的面板VAR模型如下：

yi,t=α0+∑[DD(]k[]j=1[DD)]αjyi,t-j+ηi+i+εi,t（1）

上式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yi,t包含两个向量，分别是水资源（waterit）和农业经济增长（gdpit）。同时考虑到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本文在模型的设定中引入了代表地区固定效应的变量ηi，表示可能遗漏的和地区特征相关的因素（例如区位、自然条件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i表征时间效应，用来解释变量的时间趋势特征。εi,t为随机扰动项。

1.2数据说明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除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31个地区1998-200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借鉴王学渊等以及刘瑜等的研究，本文以农业用水总量表征水资源，其中1998-2001年的农业水资源数据来自于《中国水资源公报》，2002-2009年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在农业经济增长指标的选取上，本研究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表示。同时为了消除物价波动的影响，将各年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折算为1998年可比价，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最后，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农业用水总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和数据的剧烈波动。

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显著，各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和水资源演化的关系未必会遵循同一经验规律，因此，本文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考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重庆、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广西12个省（市、自治区）。

2实证结果与分析

实证分析的思路主要包括四步：①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面板数据的稳定性，为协整分析奠定基础；②进行协整分析，以检验水资源是否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③如果确立了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应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因果关系检验；④对变量进行面板VAR分析，以考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双向动态影响关系。

2.1面板单位根检验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包括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等五种方法。考虑到各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这五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当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lngdp）和水资源（lnwater）的水平值进行检验时，检验结果表明不能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变量是非平稳的（尽管有些检验方法的结果并不理想，但并不影响总体效果），而当对这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时，均显著地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2面板协整检验

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接着进行面板协整检验，以检验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根据Pedroni提出的异质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构造出7个统计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10]。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所有统计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东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存在面板协整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有Panelv统计量和Panelrho统计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Pedroni的MonteCarlo模拟实验结果表明，在小样本条件下，PanelADF和GroupADF统计量较其他统计量有着更好的性质，PanelPP和GroupPP统计量次之，其他则最差，所以Panelv和Panelrho统计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存在面板协整关系的结论没有影响。因此，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说明，在长期内，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可以通过误差纠正机制，保持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2.3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检验

协整关系只反映变量之间在长期内存在因果关系，并不能明确两者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方向。因此，本文运用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法，建立基于面板的误差修正模型，以分析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间具体的因果关系方向。本文构建的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被拒绝，说明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因果关系，反之则不存在；如果γ1j、γ2j为零的原假设被拒绝，说明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成立，反之则不成立。

表3报告了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从表中可知，对东部地区而言，模型（2）的ECM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反向误差修正机制成立，水资源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模型（3）的ECM项系数尽管为正，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并不是水资源变化的长期原因。因此，在长期内，东部地区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考察其他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可以发现，在短期内，东部地区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同理，在中部地区，短期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

关系，长期内存在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

关系；在西部地区，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均只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2.4面板VAR估计

面板VAR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是面板矩估计（GMM），说明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第二是误差项的方差分析，说明误差项的影响因素大小；第三是冲击反应图，观察变量对冲击的反应情况[11]。由于本文重点在于定量把握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因此，着重分析前两个部分。

（1）面板矩估计。面板矩估计系数的有效性要求去除面板VAR模型中的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本研究采用横截面上的均值差分法去除时间效应，前向均值差分法去除地区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①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地区，抑或是西部地区，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水资源系数均高于0，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比较滞后一

期和滞后二期的水资源系数大小，可以发现水资源系数随着滞后期的推移而不断增大，这表明我国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②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滞后一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显著为正，滞后二期的影响不显著；在中部地区，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均表现出对水资源的显著影响，并且在滞后一期的影响为正，滞后二期的影响为负，这说明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初期会带来水资源的大量消耗，但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中部地区的水资源耗费量将逐步得到控制；在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无显著影响。

（2）面板方差分解。为了更清楚地刻画和度量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程度，本文进一步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获得不同方程的冲击反应对各个变量波动的方差贡献率构成。表5给出了第10个预测期和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

综合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发现：①10个预测期与20个预测期对方程分析的结果影响变化不大，说明经过10个预测期以后，系统已基本稳定；②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均主要来自于自身，两者对自身波动的贡献比率均在70%以上；③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30%之间，其中西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其次为中部，再次为东部；④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在12%-20%之间，其中中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

3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建立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在省级层面检验与分析了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

（1）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说明在长期内，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可以通过误差纠正机制，保持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2）中国不同区域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差异。在东部地区，短期内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长期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在中部地区，短期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长期内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在西部地区，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均只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3）面板VAR模型的结果显示，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地区，抑或是西部地区，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步加强。然而，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大小却因地区而异。

（4）进一步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在系统趋于稳定状态下，西部地区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中部，再次为东部；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则呈现出中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的态势。

为了实现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未来的宏观政策应该关注于：①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本研究发现，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水资源均是影响中国不同区域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当前中国供水总量增长缓慢，城市用水、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②应根据各区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不同因果关系，因地制宜地制定水资源政策。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由于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短期内必然出现水资源过度使用的现象，因此，东部和中部地区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要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实施节水型的可持续农业经济增长政策，避免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对于水资源严重匮乏的西部地区而言，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制定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则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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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BetweenWaterResourceandAgriculturalEconomicGrowthinChina:ResearchBasedonPanelVAR

PANDanYINGRuiyao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5,China）

AbstractUsingprovincialpaneldatafrom1998to2009，thispaperanalyzestherelationshipbetweenwaterresourceandagriculturaleconomicgrowthinChinabasedonpanelVARmodel.Theconclusionscanbelistedasfollows:①thereislongruncointegrationrelationshipbetweenwaterresourceandagriculturaleconomicgrowthintheeastern,middleandwesternChina;②regardlessofshorttermorlongterm,waterresourcehasapositiveeffectonagriculturaleconomicgrowthandthiseffectisgraduallystrengthenedwiththepassageoftime;③theimpactofagriculturaleconomicgrowthonwaterresourcehassignificantregionaldifferenceandtherankordering

fromthehighimpacttothelowimpact

农业资源论文篇2

一、我行的人力资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现有人员在数量和质量结构上不对称。

加入WTO我行对高素质管理人员和专业人才需求会更大,今后随着金融业竞争的加剧及新业务的不断开拓,那些现在只能应付现岗位工作的人员,将难以面对今后更具挑战性的工作,我行现在就有为数不少的难以胜任现岗位的隐性待业人员存在。总的来说,农行人员仍然偏多,总体素质不高。(1)高档次专业技术人才偏少。以浙江省农行为例,从文化结构看,到1999年底全省农行员工,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员工占总数的38%、中专文化程度的占21%、大专文化程度的占30%、本科文化程度的占10.5%,而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总数的0.5%。从专业化结构看,助师级以下专业技术职称的员工占员工总数的56.31%,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员工占总数的19.94%,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占1.06%,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占22.69%。也就是说从人力资源的质量结构看,一般素质的员工占比很大,高学历、高档次专业技术人员和复合型人才却严重不足。(2)随着农业银行业务电子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原有的只能适应传统的手工操作和简单的电脑操作人员将逐渐被淘汰,因不适应日益发展的新业务、新技术的运用而导致的银行内部待业人员将不断增多。另外随着信息技术在新业务中的广泛运用,我行应用软件开发所需的尖端人才将严重不足。(3)新业务的开拓也急需一大批精通外语、投资、证券、法律、企业理财等全方位复合型人才。

2、年龄结构老化。

随着入世的到来,我行急需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由于这几年我行实行严格的进人管理制度,使人员出现负增长,为减人增效,提高办事效率,发挥职工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现有员工的年龄结构出现老化趋势,以浙江省农行为例,现有职工30岁以下的占员工总数的30%,30岁—45岁的员工占员工总数的60%,45岁以上的员工占总数的10%,也就是说人员年龄集中在30岁到45岁之间,现在已出现了临柜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现象,若干年后,我行员工年龄将普遍老化,再加上不进不出,不上不下及提拔任用青年干部的力度还不够,使我们农业银行员工队伍缺乏生机和活力。

3、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

一个完善、科学、合理的内部人员流动机制在我行尚未真正建立起来。(1)一方面在引进人才,而另一方面由于内部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出现了人力资源闲置现象。(2)由于员工数量与质量结构的不对称性,也限制和影响了员工整体素质的改善和提高,形成了人员数量对质量劣性替代,使得我行缺乏进行人力资源投资、改善所必需的物质条件。(3)由于存在各层次、各岗位人员调配及区域性分布不合理,使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的挖掘,致使经营成本增加。(4)由于侧重人力资源的计划配置,而忽视了市场配置的职能,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投入是一种经济行为(有利可图的经济行为),投资主体一定应该获得投资回报,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一点,使我行的人才投入增加与人才短缺并存。

4、人才培养和使用存在矛盾。

由于受到经营效益和费用指标的限制,农业银行现行的投资方向往往只侧重于营业网点的装修、技术装备的改进和安全防范设施的完善等物质资源的投入,而对于员工的素质教育、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等人力资源投入的力度不大。对现有的人员,在用人机制上虽已不是完全沿用计划经济下的用人模式,但仍未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一批有专业特长的员工没有在合适的岗位上工作或没有充分发挥其才能,开发利用的力度不足,措施不力,造成了人力资源浪费严重。

二、改善农业银行人力资源现状的几点建议

1、大力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

入世后,不但是国外的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设立机构,我国的金融机构也将大踏步地进入国际金融领域,我行驻外机构也会增多,我行员工与国外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往与业务合作也会更多,仅靠饭碗维系的雇佣关系难以维持原有稳定的人力资源使用。当务之急,一是要建立劳动合同用工机制,在农业银行全面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打破延续多年的员工只进不出的劳动用工终身制。二是要完善我行内部的人才流动机制,建立内部人力资源流动市场,进行跨岗位、跨部门、跨区域的人才调剂,深挖内部资源,并做到合理配置。三是对那些不适宜现岗位工作的人员要尽可能分流,区分不同情况,采取具有针对性和强制性的措施,如对长期病休人员可实行早退、内部退养;对不胜任本岗位工作且不服从组织安排的人员要实行下岗制度。

2、创新用人机制,完善激励机制。

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激励机制吸引、开发和留住人才,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想象力和创造力,适当的奖励形式和工作环境,及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惩罚措施,有助于激发、引导、保持和规范员工的行为。在当前形式下,建立和完善农业银行激励机制的目的在于:(1)吸引优秀人才;(2)开发现有人力资源,促进在职员工充分发挥其才能和智慧;(3)留住优秀的人才;(4)造就良好的工作环境,从国外发达的金融机构可以看到,其所提供的舒适的工作环境,相对较高的薪资,良好的福利保障都是吸收、留住人才的基本措施,这些措施也使得员工具有公平感、安全感、成就感。此外,欧美国家的一些大银行还推出了诸如带薪休假、住房补贴、医疗及退休保障等福利项目的激励措施,极具吸引力。

完善的激励机制必须与经营目标责任制考核挂起钩来,如建立利润工资含量制度,在工资奖金分配、职称晋升上体现区别对待的政策,再如实行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才年薪制,坚持效益优先、稳健经营的原则,坚持责任与利益相一致的原则,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机制,以促进农行整体效益的稳步持续增长。当然对于我们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在完善物质激励机制的同时,必须强化精神激励机制,通过党、团、政、工、妇等组织加强对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化职业道德教育,还可通过评先进、劳模,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开展劳动竞赛等形式激励员工自觉敬业爱岗,为农业银行事业多作贡献。

3、加速教育培训,储备后备人才。加入WTO,我行必须对高档次专业人员进行有所侧重的培养,同时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抓好对员工,尤其是一线员工新业务、新知识、新技能、新制度等的适应性培训,此外培训教育本身要具有超前性和预见性。

农业资源论文篇3

论文论文关键词：中日农产品贸易：农产品贸易开发：农业资源国际化配置论文论文摘要：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贸易与生产开发相结合的新机制的形成。这一新机制的形成，使贸易双方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贸易双方为了确保贸易产品的品质及安全等，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积极展开了生产领域里的合作，进行了贸易产品生产资源的国际化配置，使贸易双方的农业资源效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今后中日农业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一、中日农产品贸易发展的背景与现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务农者减少，农业出现了萎缩，国内农产品自给率逐年降低，农产品供给出现了不足的局面。日本政府为解决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从80年代后期开始，放宽了对外国农产品的进口的限制。在此背景下，日本商社为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增加对国外资金、技术的投入，用以开发、生产、进口适合国内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日本把这一农产品贸易形式，称之为农产品的“开发输入”。中国的农产品供给状况与日本大不相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相对剩余。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提出了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的农业发展战略。中国的这一农业发展战略恰恰迎合了日本的农产品“开发输入”，并且，中国农业生产成本低的优势，有力地吸引了日本商社从中国开发进口农产品。从90年代初开始，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逐年增加，日本的贸易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总金额是28.8亿美元，2000年增加到73.9亿美元，10年间增加了2.6倍。特别是生鲜蔬菜进口增长十分迅速，由1992年的2.9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36.3万吨，8年间增加了12.5倍。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在增加，特别是种子出口，从1997年的58吨增加到2000年的207吨，3年间增加了3倍多。日本在中国的农产品“开发输入”，不仅促进了中日农产品贸易量的快速增加，而且，对中国的农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地影响。我们过去的研究证明，日本在中国的蔬菜“开发输入”，对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效益的提高以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二、中日农产品贸易开发与农业资源配置效益众所周知，传统的农产品贸易形式是出口国将农产品出售给进口国，贸易双方是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并不涉及生产领域里的合作。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日本从中国的农产品(主要是蔬菜)开发进口，则是双方为了贸易展开了生产领域里的合作，形成了贸易与开发生产一体化的贸易新形式。这种贸易形式主要有3个基本特征：日方商社以订单形式向中方企业订购产品，日方提供生产订购产品的生产资料及生产技术；整个生产过程按照日方的技术指导进行，产品质量标准必须完全符合日方要求；所生产的合格产品全部由日方商社进口到日本。日本在中国开发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有：肉食加工品、面食加工品、蔬菜(包括蔬菜加工品)等。其中，蔬菜的开发进口量约占从中国进口蔬菜总量的70％。在蔬菜的开发进口中，日本大葱是鲜为人知的产品，2001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3.7万吨大葱中有90％以上属于在中国开发生产的日本大葱品种。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还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都是从分析一国资源优势与生产要素配置人手，阐述国际贸易发展的动因。而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贸易双方形成了贸易与生产开发有机结合的跨国经济体系。在此情况下，仅仅考察一国的资源优势与生产要素配置，显然已经不能正确解释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因，中日间的农产品贸易开发亦是如此。为此，我们用中、日生产日本大葱的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实际，考察中、日生产日本大葱的资源配置效益，揭示中日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动因。(一)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过程日本大葱以脆、甜为其特点，适合日本人的食生活习惯，是日本主要蔬菜品种之一，全国年消费量超过50万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大葱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基本保持平衡，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农业劳动力减少，机械化程度低、手工劳动量大的大葱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日本大葱生产量减少，价格开始走高，在此情况下，日本农产品商社开始把目光放在海外开发生产上。1996年以前，日本的大葱“开发输入”主要来自于台湾、韩国，1996年日本大阪一家农产品商社与中国山东省安丘市的一家蔬菜加工企业通过签订合同，开始了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日方公司与中方公司合作开发生产日本大葱，日方公司为中方公司提供所需种子、农药、肥料等生产资料，提供生产技术指导，中方公司提供土地、劳动力、生产设施等，按照日本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第二，双方公司合作开发生产的产品，由日方公司按合同价格全部收购出口到日本，中方公司无权自行处理。1996年日本大葱在中国开发生产成功后，由于日本大葱与普通蔬菜相比生产效益好，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同时，由于开发生产的产品质优价廉，受到了日本消费者的欢迎，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进行开发生产的公司不断增多，开发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开发进口量由最初的1千吨增加到2000年的3万多吨，短短的4年间增加了30倍以上，这种旺盛的贸易生命力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二)中日两国日本大葱生产中的资源效益比较表1是中国及日本生产日本大葱的投入与产出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日本生产大葱的产出价值是中国的2倍多，但由于日本的劳动力资源紧缺，生产大葱投入的劳动力价值皇中国投入劳动力价值的近15倍，所以，日本农户生产大葱低于中国农户生产日本大葱的收益。不过，如果是中国农户生产中国大葱，其效益并不能达到生产日本大葱的效益，原因是日本大葱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品质好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日本大葱种子技术含量高)，品质好带来了高价格、高收益。当然，效益好的原因还有国际市场的因素。但是，中国开发生产日本大葱所取得的高收益，可以说是日本的农业技术资源与中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跨国优化配置的成果。(三)日本大葱在中国开发生产的效益分析日本大葱在中国的开发生产项目，虽然比一般作物投资大、成本高，但由于所生产的产品品质好，并且全部销往日本市场，所以，其经济收益明显高于国内普通种植业生产项目。表2是我们对日本大葱生产基地农户不同生产项目的收益情况调查。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土地收益率或者是劳动收益率、资金收益率，日本大葱生产比粮食生产、中国蔬菜生产都成倍提高。这种土地、劳动、资金收益率的提高应该说是日本大葱的贸易开发，促进了大葱生产资源及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优化配置，产生了国际资源优化配置效益。三、结论从日本大葱的贸易开发可以看出，中日农产品贸易开发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贸易关系，贸易同生产形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贸易双方进行了贸易产品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资源效益得到了充分发挥，对于促进两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强了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生命力，取得了双赢的效果。目前，这种贸易形式虽然局限于部分农产品。但是，应该看到，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形成的中日两国农业互利合作、协调发展的新机制。这种新机制如果推广到中日农业的全面合作上，可以避免或减少目前两国农产品贸易中出现的问题，加强中日农业战略互惠关系，共同应对因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业衰退——农产品短缺的危机

农业资源论文篇4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复合农林业的崛起的历史背景，阐述了复合农林业的内涵，并在广泛了解各方资料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在上述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复合农林业的关系。

一、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

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既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具有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等主要特点。21世纪,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农业将面临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环境负荷不断加重和人口数量增长趋势还将继续的三重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具体地说:(1)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人均农业资源紧缺,已严重地制约农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重视资源的永续利用。长期以来,我国以相对紧缺的资源承担着巨大数量人口生存所需食物的生产。(2)自然灾害频繁,土地质量下降的现状,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为此必须努力提高林木覆盖率。(3)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农业投入的不足,要求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同时,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以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农村经济,建国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对农业持续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的财力和物力的来源。而在不少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收入较低,农业投入的不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缓慢,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加重了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四、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依据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以及复合农林业的发展背景和基本内涵,可以认为,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表现如下:(1)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多产业的有机组合,在同一地块上,将“一维”的农业生态系统转为“多维”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增加了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多样性,充分地挖掘生物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和气候等资源的利用率。(2)鉴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资源和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以牺牲林业用地来满足粮食需求,或依靠减少耕地面积,大幅度地提高林木覆盖率、改善环境,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土地利用制度,在粮食不减产的同时,实现了林木覆盖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农林争地”的矛盾,为协调粮食增产、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3)复合农林业是一项以生物措施为手段的资源管理系统,它充分利用树木的生理、生态功能,调节系统内小气候环境,为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创造有利的外在条件。(4)复合农林业利用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实现了种群在不同生态位上的“共生互补”、“相互依存”,增加了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5)复合农林业,将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系统转变为依靠系统自给、生物自肥的人工复合系统,加快了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参考文献：

［1］李文华等.中国农林复合经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2］卢良恕.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培训班教材,1995.

［3］王青.黄土高原可持续农业开发模式研究—以陕西黄土高原区为例.干旱区研究,1997.

农业资源论文篇5

关键词：农业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87-02

目前中国农业一方面土地、水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部分农产品、劳动力过剩等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外农业跨国公司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当前的这种局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国内相当一部分农业企业技术力量较雄厚，已具备较强的产业优势和综合竞争力，但受制于有限的土地和市场，难以进一步扩大发展。在此情况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可缓解国内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绕开国外贸易壁垒，既为占领国外商品市场、获取境外农业自然资源创造了条件，又可以加快催化和培育中国具有著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农业公司，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对开始“走出去”的中国农业企业具有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一、中国农业企业需要“走出去”，也能够“走出去”

（一）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短缺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等相对稀缺的国家。不平衡理论（Hwy-ChangMoon&ThomasW.Roehl）认为，存在资产相对不平衡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市场寻求补偿性资产，从而使其资产组合达到平衡，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战略地位发生根本性逆转。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增强竞争实力，在竞争中实现赶超的有效途径。无论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还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企业的生产活动都与农业自然资源紧密相连。不平衡理论说明当有些农业自然资源在本国不能提供或是不能全部提供时企业可以寻求资源的进口，但这样会导致本国企业生产活动对外依赖性增加，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农产品安全，这时农业企业的海外投资就成为获取农业自然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前应该加强引导农业企业发展跨国经营，拓展国际市场，开展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产品加工，加快境外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步伐。

（二）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阶段

邓宁（John.H.Dunnin）的对外投资周期理论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4750美元时一国对外投资增加，增速有可能超过外资流入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7月2日的经初步核实的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507亿元，根据2010年7月27日1美元=6.7797人民币元汇率折算，并按全国13.38亿人（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信息网）计算大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753.69美元，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高涨阶段（这里用国内生产总值代替国民生产总值）。在邓宁看来，跨国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动态演进。虽然该理论在分析中只用了人均这个单一指标并据此来判断企业整体所具有的优势状态和对外投资直接规模，其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但从跨国投资的实践看，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发展趋势，所以该理论也可以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判断依据。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已经在产业体系、研究体系、人才培养、高科技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这是中国农业进行国际投资的先决条件。

二、重视培育和发挥比较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通过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培育出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的某些比较优势，进而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投资。正如拉奥（sanjayaLall）的技术本地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在较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赖以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特有优势，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就具有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另外，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本身会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因为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而且是企业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所以，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一）组建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集团，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海默（HymerS.H.）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优势是企业特有优势之一。跨国企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一体化经营可以取得当地企业所不能达到的生产规模，降低成本。跨国企业还可以实行国际专业化生产，利用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合理布置生产区位来取得企业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农业企业和国外大型跨国农业公司相比规模还较小，集约化程度还不高。企业规模小，企业内部市场就小，外部交易成本就较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更难以与外国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抗衡。为此，积极引导农业企业围绕壮大主业，加强国际资本运作，开展和规范企业兼并、收购，提高企业集约化程度，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培育世界品牌的农业跨国公司

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还意味着培育世界品牌的重要性。培育世界品牌的跨国公司，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像泰国正大集团、嘉吉、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德国KWS种业集团、美国孟山都集团等这样一批跨国农业公司，它们能够持续增长几十年、上百年，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得统治地位，是与其品牌经营策略分不开的。中国农业跨国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小型的跨国公司。培育世界级的品牌对中国农业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人民币升值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阿利伯（R.Z.Aliber）的资本化率理论认为货币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若干通货区域。各种货币的地位强弱不同，强币的币值稳定，汇率坚挺，而弱币正好相反。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用该种货币购置其他区域资产是有利的。另外，该理论还认为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在金融市场筹资，从而为其在海外投资设厂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达22%。在汇改推进的五年中，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呼声不断。在可预见的将来，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大可能逆转。另外，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许多资产的价格进一步下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成本在进一步降低。特别是有些国家，有些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振兴自己的经济，出台了许多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措施，消除了原来设定的一些政治。这些都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

四、重视“走出去”的区位选择，加强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投资

一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临的就是“走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区位的正确选择是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十分关注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在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展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包括文化、习惯和语言等）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是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逐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密切联系。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区位选择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是开拓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就应该进入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2）如果企业是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就应该到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投资。尽量采取与具有最新技术的企业合作或合资的方式，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获得国内得不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3）如果是为了回避贸易摩擦，则应该到那些市场准入门槛高、贸易摩擦频繁的国家和地区投资；（4）资源开发型企业可以到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农业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去投资，通过对外投资建立海外农产品供应基地。

根据弗农（Raymond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当前中国农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一方面这些国家符合中国农业结构特点，可减少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多是华人聚集地，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特定区位比较优势。如印度尼西亚是农业大国，但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每公顷土地棉花产量仅2.7吨，在农作物品种选育和应用上与中国有较大差距。但该国土地资源丰富，有1300万公顷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棉花，气候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条件极佳，但每年却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进口棉花、稻谷等农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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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成杰.农业跨国公司与农业国际化的双重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2010，(3)：4-10.

[3]江小涓，杜玲.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02，(73)：13-25.

[4]陈华.厂商垄断优势理论与中国境外企业特有优势提高的分析[J].财贸研究，2001，(2)：24-26.